时间：2023-08-03 16:10:19
序论：在您撰写可持续发展报告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上海公墓业绿色生态建设已取得重大成绩
上海原本也是一个以遗体葬为主的城市，公墓的布局也不适应城市的发展。解放初期公墓达110处之多，大小不一，大的有二百多亩，小的仅十来亩，有不少地处中心城区（详见《上海殡葬年鉴》2006年卷）。解放后对公墓进行了整顿，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形成了布局基本合理的公墓格局，现有公墓43家，平均墓地面积在150亩左右。
上海率先实现了100％的火化率（除特许外），与此同时，公墓也实现了从遗体葬到骨灰葬的转变，满足了公众“死有所葬”的基本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公墓业开始导入市场机制，出现了由福利性向经营性的转变。近年来，随着郊区的市政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级公益性墓地大量迁入经营性公墓，使经营性公墓的入葬率达75％左右，形成了以经营性公墓为主的格局。同时，经营性公墓的绿化水平不断提高，平均绿地面积超过40％，绿荫覆盖面积达60％以上。全市43家公墓中，已有18家评为绿化先进单位，已有6家被评为花园单位，成为所在地区的生态建设中的“绿肺”，为上海“园林城市”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葬式的多样化成为生态公墓建设的一个亮点。上海各个公墓都具有节地特征的葬式供公众选择，树葬、花坛葬、室内葬、壁葬等节地葬式已成为常见的节地葬，1平方米以下的小墓穴（双穴）受到欢迎。由遗体葬到骨灰葬，从3平方米墓穴（双穴）向低平方葬式的发展有效地节约了稀缺的土地资源，累计共节约土地6000亩。
上海濒临大海。海葬成为上海殡葬业生态化建设中的一个特点。上海由保存遗体向不保存遗体（保存骨灰）的转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实现了100％遗体火化之后，又向我们提出了骨灰的保存模式问题。十分显然，从生态化的要求来看，不保存骨灰是最为节约土地的一种骨灰处置模式。在上海，不保存骨灰的处置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集中深埋，一种是骨灰撒海。上海市民政局竭力倡导骨灰撒海的不保存骨灰的模式，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并进行公司化运作；使撒海数有逐年增长趋势。截止2006年底，骨灰撒海活动已相继进行了100批次。2006年实行海葬的有1615具，比2005年上升了8.75％，约占当年亡口总数的1.4％。当年节约的土地，按机会成本的理论，以保存期70年计，其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贵的，为此，我们将坚定不移地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以进一步取得海葬量逐年增长的态势，为上海的生态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人文生态：上海公墓业发展的新目标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建设，既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包括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上海公墓业的发展来说，在绿色生态建设的基础上，向人文生态方向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对于公墓，在公众习俗文化中，仍将其视作为“不祥之地”。公墓的绿色生态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公墓的偏见。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在公墓以及它的周边，存在一个被称之为“负魅场”的空间，有着一种“吓咾咾”的心理感受。
这种感受，源自于传统文化。要从根本上消除“负魅场”，必须从习俗文化上来一个根本的改造，在更深层次上变革民族观念。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将存在。
但是，作为公墓业，则不因此而懈怠，要尽快从“自我做起”。绿色生态建设的加快将对减少“负魅场”有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必须积极推进人文生态建设，以进一步消减公墓的负面影响。
公墓的人文生态建设首先要进行公墓功能的重新定位。按传统的观点，公墓是安葬遗体或遗骨的地方。“死有所葬”是基本人权之一。建设公墓以确保公众死后有安葬的地方，这对确保“死有所葬”的人权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我国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
绿色生态公墓的建设将“死有所葬”提高到新的水平上。人们已经认识到，不仅有一块土地可以确保“入葬”，而且，这块土地处在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美好环境之中。公墓，犹如传说中的“天堂美景”，从而使“死有所葬”提升到了“死优所葬”的层次上。民政部对公墓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进一步表明了，中国人的“死有所葬”正快速地向着“死优所葬”的方向推进。
“死优所葬”是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它的发展呈现阶段性的特点。公墓的功能定位由遗体或骨灰的保存转变为绿地、绿肺，是“死优所葬”的第一阶段；由一般的绿地、绿肺向着具有公园功能的方向转变，是“死优所葬”的第二阶段；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第三阶段，就是向“人生文化纪念园”提升。
作为公墓发展第三阶段的“人生文化纪念园”，从功能上来说，不仅具有第一、第二阶段的功能，而且具有保存和传承人生文化的功能。人生文化纪念园将使公墓由“骨灰密集地”蜕变为“人生文化密集地”，从而使公墓的“负魅场”大大地消减，为在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公墓的传统观念创造了有利条件。，公墓，将从人们“躲之不及”之地逐渐转变为胜地、宝地、圣地。公墓的周边也将成为百业发展旺地。
人是社会人、文化人。人的一生有着太多的故事，这是最可宝贵的。人的一生，不仅通过DNA，而且通过人生的文化精华传承给下一代。一个民族是由亿万个个体组成的。如离开了公众的每一个人，民族也就成了空洞的概念。作为者，我们始终记住这样一句名言：“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亿万人民群众理应通过一种形式，将自己用一生的心血的创造的文化历史保存下来。公墓，在保存人的遗体、骨灰的同时，要努力地扩展功能，将保存人生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从而使公墓逐渐演变为人生文化纪念园，这又将进一步使公墓的绿色生态、人文生态融汇于一地，进一步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经济和谐协调一致。
三、扎实工作，努力在公墓建设中把科学发展观落在实处
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公墓建设中，我们要认真贯彻胡总书记的指示，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工作，努力实现公墓由绿色生态向人文生态的提升，使公墓的生态建设达到新的水平。
一是进一步转变观念，为深化殡葬改革扫清道路。我们认为，人文生态是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在公墓业发展中的人文生态，集中到一点就是“人死后究竟保存什么”的问题。当我们仍停留在“保存遗体”阶段，那末，遗体所占的土地就要几倍、乃至十几倍于“保存骨灰”所占土地；当我们用“保存人生文化”去一步步地取代“保存骨灰”的时候，我们则将会带来更多的土地的节约，从而使绿色生态的建设有了更多的土地基础。
公墓的现有形态具有过渡的特征。绿色生态的建设将使公墓的传统形态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人文生态的建设将在此基础上使公墓的传统特征产生深刻的变革。这一场变革，必须以观念变革为先导，使公众在观念上把注意力由保存骨灰转变到保存人生文化上来，不然的话，公墓业生态建设的高水平发展是十分困难的。
二是采取切实措施，为有效推进公墓生态化建设提供更多的土地资源。我们认为，这一方面，要努力把骨灰葬的墓穴占地面积切实地降下来，全力推广小于1平方米的节地葬式，推广花坛葬等节地葬式，夯实公墓绿色生态的物质基础；大力提倡海葬，提高海葬的补贴力度，强化宣传工作，提高公墓对海葬的知晓度，使海葬率持续上升。
内容摘要:本文选取了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gineering News Record,ENR),按年营业总额排序的2008年“全球工程承包商225强”中前100家企业2008-2009年度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基本情况,以及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项目式管理的特点和关键因素,包括目标管理、组织结构、沟通与交流,以期对国内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建设有所借鉴。
关键词:建筑企业 可持续发展 项目管理
作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支柱产业,建筑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之一。2005年,建筑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占GDP的5.5%;建筑业从业人数达到4000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数的5.3%,此外,建筑业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温海成,2007)。但是与许多建筑业强国相比,我国建筑业还存在较大差距,能源消耗问题、农民工问题、市场管理问题、技术创新等问题都是我国建筑业面临的重大问题,国内建筑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与国外相比更是远远不足,这些大大影响了我国建筑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gineering News Record,ENR)公布的2006年国际承包商225强中,中国企业有46家榜上有名,占225家的20.4%,而海外营业总额仅为100.67亿美元,仅占225家企业海外总额的5%(赵桂平、王宏梅,2007)。尽管我国建筑业可持续发展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也提出了“加强属地化运作,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高度重视安全环境问题”等要求(刁春和,2009),但是国内建筑企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低、经营领域窄,主要业务集中于利润率较低的施工环节等问题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能力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和模式,可持续发展突出强调经济、环境、社会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是“经济――环境――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运行轨迹。“可持续发展”还倡导了一种基于财务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的信息披露制度(Elkington John,1997),即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报告制度。经过10多年的发展,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
为了解世界建筑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本文选取了ENR全球年总营业额排序的“全球工程承包商225强”中前100位的企业在2008-2009年度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研究,试图从中总结概括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的要点和先进经验,也为国内建筑业可持续发展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报告基本情况分析
ENR排名前100家企业分别来自欧洲、美洲、亚太地区的16个国家,其中14家企业来自中国,业务范围覆盖了房屋建设、道路桥梁建设、油气服务等多个领域,项目区域遍布全球,代表了世界建筑行业的顶尖水平。企业报告情况和报告比例如图1和图2所示。
在这100家建筑企业中,共有45家以《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或其他形式的报告向社会公布了其可持续发展管理的进展与成绩。其中绝大部分报告企业来自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总共占报告45家企业中的39家。国际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对可持续发展越是重视,而业务集中于本国的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往往较差。中国和美洲都有着庞大的建筑市场,进入ENR100强的建筑企业共有42家,但是这两个地区的企业报告的比例却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分别只有18%和7%,14家中国企业中仅有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了社会责任报告。2008年毕马威(KPMG)对世界排名前列建筑业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国际建筑行业绝大多数大型企业已经认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94%的受访人员都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并将在未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72%的受访企业建立了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管理结构,接近半数企业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大部分企业管理者都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建立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即对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式管理,但是在亚太地区,这一比例却低的多。虽然中国建筑企业无论在企业规模、营业额、利润率方面都不容小觑,但是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还十分落后,可持续发展对中国建筑企业而言是排在企业业绩、利润之后的次要问题。种种数据都表明,无论是可持续发展水平还是信息的主动性,国内建筑企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一般来讲,企业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长期且持续的工作,而项目管理则应具备时间、资源有限制的特征,可持续发展管理同项目管理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是,由于企业需要在一定时间点向社会各方利益相关者报告其可持续发展的进展与成果,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与阶段性目标的完成大都和报告周期同步,可持续发展工作更接近一项以报告时间间隔为限的项目,这就使可持续发展工作具有了时限性;另外,虽然可持续发展是关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工作,但是可以投入的资源却受到企业业务水平、发展阶段、内外部环境等诸多方面的限制;由于涉及到企业内部的各个业务部门和外部的各方利益相关者,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阶段也需要大量的沟通与交流,这些使企业可持续发展工作具备了鲜明的项目特征。因此,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工作采取项目式的管理,是必要且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式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内外部资源,进行高效率的管理,既可以得到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团队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配合,同时又能以一致的态度面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这些企业报告的研究,文章总结了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项目式管理的特点。
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项目式管理特点
(一)清晰明确的目标管理
1.充分考虑建筑行业的实际情况,紧跟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步伐,从建筑行业自身特点出发有针对性的提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明确企业可持续发展方向是企业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重要前提,企业需要对行业和企业的关键问题、现状、改进的必要性和风险有着清楚地认识,才可以有针对性的制定目标。从报告来看,建筑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有两大特点:一是对国际可持续发展趋势的快速反应;二是对与建筑业关系紧密的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的清楚认识。很多建筑企业都紧跟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趋势,将“可测量的、可报告的和可核实的(吕学都,2008)”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提出,同样,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也是建筑企业开展工作的重点;与此同时,建筑企业在确定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到建筑业的自身特点,提出了与建筑活动紧密相关的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见表1),经济和环境被建设企业认为是最为关键的两个因素,而工程安全、固体废弃物等问题,则是建筑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排名第1的VINCI公司明确把“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找到最大的排放源并尽可能减少”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很多企业将“尽全力避免出现导致死亡的事故”视为最大的挑战,排名第27位的澳大利亚Bovis Lend Lease公司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在于消除施工现场的伤亡事件,这也是公司一直努力的方向。排名第9位的FCC集团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按照与企业的相关性和成熟度进行了划分,将企业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问题分为不明显、出现、必要和紧迫四个级别,并根据企业现状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状况和业务构成灵活分解目标,以保证目标可以顺利完成。在确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后,企业需要从这些关键问题出发,结合行业与企业自身情况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需要对其进行清晰化、定量化的分解。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细化分解,有助于企业目标的落实完成,从操作层面,往往有利于职能部门的把握。建筑企业一般将可持续发展目标按照几种方式进行分解:按照时间限度分解、按照业务部门分解或按照项目进行分解。按照时间分解如确定季度目标、年度目标和5年、10年目标;按照业务部门划分是按照不同部门的特点将目标进行细化,如分解为商业准则的遵守、事故率的降低、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更深入的交流等内容;按照项目分解,则是确立目标后以项目形式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运作管理。比如,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在报告中提出了企业年度目标、10年目标和30年目标;VINCI公司从建筑工程的材料和能源角度提出6个指标:二氧化碳排放和空气污染,能源消耗,资源开发,用水,固体废弃物和危险性废物,并以“全生命周期分析”为基础提出了建筑活动不同阶段的具体目标;大成建社株式会社为解决能源问题在美国建立了数据中心,通过数据中心的评估与分析完成了更好的节能方案,仅空调一项就减少了其所需电力的30%,从而节约了100-200万美元的运营成本。
(二)有效的组织结构
1.建立矩阵式的可持续发展管理结构,保证可持续发展工作在企业内部的顺利开展。在确立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后,企业还需要有效的组织结构保证目标顺利完成,合理的组织结构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工作在企业内部的开展,对项目成功与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综合而复杂的工作,企业可持续发展意识往往是由高层管理人员开始自上而下渐渐渗透,而具体工作则是从职能部门和项目部门承担,可持续发展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贯彻执行,又需要各业务部门或项目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一个既可以保证企业内部的执行力,又可以兼顾平行部门之间沟通效率的组织结构就显得至关重要。
矩阵式的管理模式可以很好的解决以上问题,大部分建筑企业均采取了这种模式对可持续发展进行管理。在这种模式下,企业设立了专门的项目工作组去完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个工作组既具备项目型组织中项目组的许多特征:有独立于职能部门的专职工作人员;有自己的一套工作程序;可以在组织常规的标准、正式报告架构之外进行运作,同时,在企业职能部门中也需要人员积极参与项目,使可持续发展工作可以像一个项目一样在企业上下顺利开展。这样的组织结构既可以在企业层面上把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可以保证可持续发展工作能够落实到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建筑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式管理组织结构如图3所示。
2.不同组织结构分管不同工作,保证可持续发展工作在企业上下的落实。在这样一个矩阵式的管理模式下,企业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一般由董事会、管理层的高层和法律专家、各职能部门代表组成,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项目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跨越各个子公司或部门的合作。一般来讲,该委员会是独立于企业职能部门的一个指导性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包括对企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提出意见与建议,制定企业层面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和目标,当中涉及的领域包括公司道德,风险和危机管理,职业健康和安全,环境和气候保护,人权,社会标准和投资者关系等多方面内容,而并不参与具体的工作。实际工作由可持续发展的专职部门完成,该部门由董事会或执行层专人管理,负责可持续发展工作在企业内部的执行。这个部门主要承担的工作包括:将企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按照职能部门进行分解;监控企业对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执行情况;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企业内部的顺利实施;帮助企业的各个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确认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内容;结合国际形势,了解国际可持续发展新动向,并将这些融入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组织企业管理人员参与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论坛和讨论,增进企业管理者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与认识;搜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数据和资料,并定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参与国内或国际可持续发展股票指数,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英国金融时报道德指数(FTSE4Good),IBEX35等的管理。
在企业各个业务部门中也有可持续发展工作的负责人员,配合可持续发展管理部门的工作,将企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到各个职能部门,完成各业务部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这些业务部门也参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资料搜集和编写工作。
(三)积极主动的沟通与交流
1.从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报告。无论是在目标的制定过程中,还是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环节,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沟通都必不可少。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要求,以及企业实现这些要求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之前,要通过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反馈,分析他们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要求,在报告中披露他们参与的过程以及对报告内容的评价等,通过有效地沟通将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统一。表2反映了建筑企业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同需求。建筑企业报告反映的结果表明,建筑企业对同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十分重视,多数企业在报告中都分析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针对不同群体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报告。
无论对哪一类沟通对象,信息的及时反馈是很重要的。企业如果在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没有长期或不能及时反馈相关信息,将导致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认可度逐步下降,那么企业在推进这项工作时的协调控制能力也会逐步降低。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利益相关者,除可以使公司更好的了解各方需求,有针对性的设定目标外,还可促进企业在多方面改进。排名第17位的Balfour Beatty公司从2003年开始在报告中主动公布受到各种环境方面的事故或提醒,甚至小到涌流或扰民事件也积极公布,从2004年起,公司的中级和严重环境事故就呈下降趋势,2007年以后就没有出现重大环境事故,这和公司面对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态度分不开。
2.重视第三方审计给企业报告带来公信力的提升,主动完成第三方的审计。企业如果只是单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无论是沟通效果还是公信力都难以得到保证。从财务报告的经验上来看,公司对外公开的财务报表必须经过独立第三方机构的审计,独立第三方以其客观性和专业性的验证意见,让财务报表信息具有公信力,从而被投资人接受和采用,这同样也适用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第三方审计有两个效果:一是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内容的规范性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对企业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做出检验,第三方审计是保证企业报告的真实性,提高报告公信力的重要手段。在统计的报告中,接近一半的建筑企业报告都通过了第三方机构的认证。这些第三方机构包括AA1000,透明国际,KPMG等,有些公司的报告甚至经过了多家第三方机构的检验,如排名21位的Acciona的报告就通过了利益相关者,AA1000,独立专家和毕马威的多重验证。同样,企业也要重视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沟通价值,企业报告并不是单方面的,读者对报告的意见也是企业对报告形式和内容进行改进的重要依据。多数报告最后都加入了读者信息的反馈渠道,通过调查问卷的收集整理读者意见,为企业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帮助。
结论
通过对ENR“全球工程承包商225强”中排名前100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到世界领先的建筑行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的经验和成果,同时,文章总结了世界先进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式管理特点。对行业和企业关键问题的认识,清晰明确的目标,有效地组织管理结构,良好的沟通与交流,正是建筑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些对国内建筑行业有着尤其明显的借鉴意义。作为世界建筑业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我国建筑行业还将经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时期。因此要充分认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在引入可持续发展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吸取国外建筑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的先进经验,将可持续发展与项目管理相结合,提升我国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水平,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充分发挥建筑企业的贡献作用。
参考文献:
1.刁春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现状及展望.中国建筑金属结构,2009.6
2.KPMG.Embracing change:Global Construction Survey,2008
玫琳凯（中国）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何为“审时度势”。
当绝大多数企业还在关注社会责任，也就是CSR的时候，玫琳凯已经先行一步，2013年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改为“可持续发展报告”，推出《玫琳凯中国2012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玫琳凯大中华区总裁麦予甫表示，相比过去的报告，这一份报告更有专业性。“我们对利益相关方及其参与做了进一步的细分和界定，并明确了相关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为了持续追踪和管理，我们针对不同的议题制定了关键绩效指标。”
玫琳凯会根据关键指标持续跟踪，借此了解自己是否取得进步，又有哪些不足需要改进。通过这样的监督，玫琳凯对未来发展考虑得更为长远。所有策略的制定与出台，并不是由某件事情就可以决定的，而是退后一步，与过去对比，根据市场、环境、消费对象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之后再做定夺。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跟一开始想到的策略不谋而合，但是综合各个利益相关方，站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做出判断，将有助于对玫琳凯整体发展进行思考，由此持续创造价值。2013年12月，玫琳凯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升级后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荣膺“金蜜蜂2013优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为众多企业树立了标杆。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和报告指南，为各个组织披露其可持续发展报告指标提供了基础模式，为企业提供了全球适用的、具有可比性的了解披露信息的框架模式。
因GRI对可持续发展报告内容和指标以及报告原则有严格的要求，所以是否能够按照GRI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已经成为评判一个组织实施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的水平和所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质量的标准。
GRI指南每四年修订一次，2006年10月5日GRI的G3版报告指南。指南中专门规定了有关保障的条款。要求组织机构使用不同的方式提高其报告的信用度。除组织机构可有适当的内部控制体系外，可持续报告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推荐使用外部保障。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所用的“外部保障”指保障报告质量和其所包含的信息所进行的活动，之后公开结果。GRI对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分级管理，经过专业机构审核的报告认为是可靠的。指南规定报告如使用了格外的保障手法，组织机构可自行在“A、B、C”上添加“+”，比如：“A+、B+、C+”。
挪威船级社VERISUSTAIN――可持续发展报告审核规范是针对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审核的专业规范。VERISUSTAIN――可持续发展报告审核规范是参考AA1000AS审计标准及GRI报告指南附录四可信度保证系统的要求制定的，是目前较系统化和严谨的报告审核规范。
人们广泛认为需要改进报告模版和验证方式，以此让可持续发展报告更有意义、更可信。
挪威船级社VERISUSTAIN审核规范定义了一个透明、有结构性和综合的流程来验证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信息的收集、评价和宣传。
一般来讲验证时应该注意：信息的完整性、可靠性（其中包括：准确性、中立性、可比性）、相关方响应性。
报告的审核也要针对其报告内容的实质性、相关方响应程度、报告的范围；报告质量的平衡性、可比性、可靠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评分。
报告审核所采取的方法也要以事实验证、监督检查、抽样检查(数量指标)、采访、利益相关者访谈、信息源确认为主。
报告审核的步骤一般按照以下程序：
1. 定义范围
2. 计划验证流程
3. 进行实际验证
4. 最终验证报告
5. 质量审计（内部）
6. 颁发审计声明
评估报告前要对指标的定义、指标级别、公司(现场)的风险预测和潜在的问题、审核的指导方针进行了解及确认。
首先区分和定义关键的、重要的、普通的确定3种不同级别指标。确定关键性指标的标准之后再进行风险预测，例如：对使用指标级别的风险预测、对审核过程中要点的风险预测、对关键部件或产品线的风险预测、预想问题可能发生的区域或活动的风险预测等。
根据时间的影响因素,所以审核时一般要关注高风险指标。
评估报告时，要在不同方面使用不同的工具，并应用相应的指南，例如：
1. 该公司应该能够根据风险预测制定内部控制要求。这一方面与“精确性”的等级相关，使用参考操作指南Table 10。
2. 风险预测为判断“完整性”提供信息，使用参考操作指南 Table 8和 9。
以完整性审核为例。针对完整性审核，要从操作维度、范围维度、时间维度进行审核。
经营企业的第一目的是造福人类，承担社会责任是基业常青的基础、企业永续经营的秘诀，已经为很多公司所认同。中远集团COSCO就是亚洲第一个按照挪威船级社VeriSustain审核规范对可持续发展报告进行审核的企业。
由第三方证实，企业通过对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可靠性审核可获得以下利益：
全球契约报告对相关方来说是可信的。
- 审核报告中要涵盖所有有关优劣势的细节和概要，同时还要包括未来可能的发展机会。它有助于企业改善整体表现。
- 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规范了相关方沟通，提高了沟通效率，企业与主要投资方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已大为改善，也带来了更多的商机。
拜耳集团的企业社会责任观
可持续发展是公司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
拜耳董事会主席沃纳・温宁在《Bayer 2005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前言中明确指出，拜耳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创新产品与服务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快乐美好。拜耳对成功的定义是实现商业效益、生态效率与社会责任的和谐。拜耳坚信唯有以可持续发展方式运营的公司才能取得成功，认为企业有责任利用技术与业务专长为人类谋福利，信守社会责任承诺，为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出长期积极的贡献。
价值观
对成功的渴望，对利益相关方的热情，坚持诚实、开放与守信，尊重人与自然，坚持可持续发展。
长期战略
拜耳集团通过将创新、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融合来确保公司的长期成功，确定了创新科技、最充分利用资源的长期战略，既可以减少公司运营对环境的影响，又可以削减成本，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
创新是拜耳集团实现战略目标的最关键保证。基于此，2004年拜耳提出了“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企业使命宣言。员工的创造力是创新的根本动力与源泉。拜耳致力于建立创新文化，促使每一位员工参与其中，推出了全集团的“3-i”创新行动计划，三个“i”分别代表灵感（inspiration）、创意（ideas）和创新（innovation）。
可持续发展政策
拜耳集团承诺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生态和社会责任目标，即在不损害地球或耗竭其资源的条件下，保持经济的增长，改善星球上现有和未来居民的生活质量。
拜耳将商业行为视作融合人类智慧和自然资源以造福于民的手段。企业的经济责任目标是持续保持企业的盈利目标，推动经济的增长与繁荣。创新是实现持续经济成功的基本条件，在研发和新科技领域广泛投资是未来成功的基础。
拜耳致力于持续改善生态绩效，对公司运营对环境的影响承诺始终采取负责任的行为，确保安全健康和质量及保护环境。
拜耳承诺持续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满足员工、客户、社区不断变化的个人和职业需要，始终与利益相关各方保持积极、开放、坦诚的对话，保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维护由联合国的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
无处不在的可持续发展管理是拜耳集团社会责任实践的突出特点
拜耳集团认为，可持续发展管理是公司的核心活动，在企业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过价值观的全员培训统一可持续发展认识
拜耳开展了一项全球性活动，向全球每一位员工落实企业使命宣言，针对高层管理人员制定了《价值观和领导原则：坚持我们的价值观》的企业政策，并《高层管理人员指南》的行动手册，指导高层管理人员如何在困难环境下将伦理价值观纳入考虑范畴；针对全球员工修订了新的企业行为准则，向每一位员工推行企业合规计划。基于公司价值观和领导原则，制订《集团可持续发展政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指导方针、可持续发展职位设定、员工可持续发展义务以及可持续发展业绩管理体系作出明确规定。
通过优秀的公司治理机制落实可持续发展要求
拜耳建立了完整的可持续发展管理组织体系。集团层面成立合规委员会和可持续发展管理委员会。成员由集团与子集团主管研发、科技与创新事务的董事与企业人力资源、公关传媒、政府与产品事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构成。成立可持续发展计划小组为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支持。在所有二级公司建立有效的健康、安全、环保和质量（HSEQ）管理体系，落实责任关怀项目及行动计划，成立合规委员会。对供应商实施可持续发展管理，制订采购政策，使用有效的评估工具，将供应商的质量、价格和道德问题纳入整体评估范围。与利益相关各方系统开展有效对话，将在2007年初，利益相关方对话的集团政策。
通过众多的管理体系认证落实可持续发展要求
包括国际通行的“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规范”（OHSAS18001）、国际实验室质量管理准则（ISO17025）、“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加拿大标准委员会（SCC）的有关认证，还有各种行业规范的认证，如针对医药保健行业的“良好操作规范”、“良好实验室规范”；针对商务服务的“SAP客户能力中心”、针对工业服务的德国专业废弃物管理公司条例（EFBV）等。
通过有效的绩效管理落实可持续发展要求
拜耳在组建分工明确的组织机构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关键绩效指标，通过内部考核，落实公司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通过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方式，提高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2005年报告详细了集团生态指标，包括能源使用规模与效率，温室气体直接排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破坏臭氧层物质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气体排放，用水量、废水排放，废物总产量及处理、危险废物产量及处理，主要环境事故，货物交通事故；社会指标，包括员工总数及分布、员工多样化、培训投入，工伤事故、致命工伤事故，经济指标，包括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与分配比例，2005年拜耳创造了96.03亿欧元的增加值，其中外部利益相关方获得7.2%；员工61.6%；政府9.3%；债权人9.5%；企业留存收益12.4%。子集团与事业分部实现的销售额，研发费用等。
拜耳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基本框架
拜耳2005可持续发展报告采用GRI报告倡导的基本结构，分为八个方面内容。
一是董事会主席致辞，介绍拜耳公司的使命、目标与发展模式选择以及部分重要的社会责任活动及取得的成效。
二是社会责任要闻（2004-2006），包括正面的绩效、取得的奖项，也包括负面的表现，如缴纳违法竞争罚款等。
三是战略与管理，阐述企业使命宣言、公司价值观、行为准则等公司政策，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政策、管理体系与目标。
四是经济责任，介绍拜耳集团的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运营、吸引可持续发展投资的拜耳股票、具有优秀销售业绩或增长潜力的企业产品、竞争行为准则等。
五是环境责任,介绍拜耳集团的关注未来、充分利用资源、确保安全生产、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
六是员工与社会，三方面，包括员工责任，如以人为本、全体员工机会均等、员工对话；对社会负责的企业文化以及在教育与研究、环境、社会与健康以及体育与文化等四大重点领域所做的贡献；保护人权。
七是子集团与服务公司，介绍集团成员单位的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实践。
八是绩效指标与可持续发展计划，分别介绍环境指标、社会指标与经济指标，未来可持续发展计划，履行对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的承诺的具体举措。
拜耳 2005可持续发展报告简评
拜耳 2005社会责任报告有着鲜明的企业特点。
一是高度突出可持续发展。包括保持持续的赢利能力，确保企业的持续成功，对环境的持续保护、始终对社会尽责等，也包括无处不在的对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管理。
二是报告高度重视结合企业实际。以企业的使命宣言“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围绕企业的核心业务阐述企业对经济、社会与环境综合绩效的追求；以创新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统一企业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目标。
三是报告充分体现了完整性要求，平衡披露了负面事项。从社会责任负面要闻中披露缴纳违法竞争罚款，到企业产品的可能风险与涉及诉讼，从部分社会责任指标的不足，到发生的主要环境事故，报告充分应用了客观性与平衡性原则，十分难得。
四是报告设计独具特色，凸现了企业对环境保护的特别关注。报告从封面到不同部分分别以七位不同的青年环境特使的特写照片作为封页，加以区分。每一封页对青年环境特使的基本情况与其对环境问题的最关注的方面进行了介绍，非常有创意。这些青年环境特使是拜耳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青年和环境领域共同开展的活动之一。照片选择的背景均是拜耳公司的某一部门或产业，而这些部门或产业正是青年环境特使的关注领域或主题，设计的细微之处体现了企业的理念。
五是报告充分体现了拜耳公司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设计洋溢着人性的光辉。报告所用照片，虽然背景是拜耳公司的某一部门或产业，但这是文字注释，直接从照片上是无法辩认的，被完全虚化，照片聚集的都是活生生的人。7位青年环境特使有4位女性，体现了对性别的尊重，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体现了跨国公司的全球视野。报告所用公司管理层人员与外部利益相关的照片，也是神态生动，十分自然。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要点
一、城际之间、城乡之间是一个区域系统
在一个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虽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却与真实的系统行为运行有很大的背离，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
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应当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随机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
从产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
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整个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转折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指出，必须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的两大基本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相对平衡的区域内，形成大小不等的点状分布(亦可视为区域增长极)，随之发生了急剧的人口集聚能力、经济密度集聚能力、二三产业集聚能力和资本集聚能力的中心。这一个转折，表现在城市开发度急剧增强，工业化利用土地的规模急剧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的集中度急剧增强，科技含量和创新步伐等的急剧增强。这类急剧增强的结果，就在地理区域的空间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级布局的空间充填，使得广大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财富创造、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扩大，二元结构系数加大，形成了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农补工”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已经相当不平衡的区域内，在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很高的态势下，在城市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状况时，必须及时地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实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主流之中。这一转折的特点是，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减少贫富差异，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转移财政支付力度，从政策导向、物质扶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国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业化水平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已经平均高达1：3．0以上，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都处于较高的数值，因此我国城市化战略进程进入了第二个转折期，即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今后时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流。
三、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国城市化50年的状况，明确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中的经验，探索新时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形态的转变以及发展动力的提升，由此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寻求引领国家财富台阶式增长的制高点，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机遇期的总任务和发展总方向的把握，必须回答七个严肃的问题：
（1）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2）城市发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3）如何改变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的弊病?
（4）如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有效克服二元结构的社会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如何构建生态城市和绿色人居?
（6）如何扩大城市就业，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7）怎样实现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上七大问题的统一解决，只有明确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城市化发展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培育，一举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才能达到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状况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明显加速是一个重大标志，其增长过程与财富积累呈非线形的对应关系。
中国从建国开始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中国城市化50年的变迁，一直都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为30％，而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40％。至2000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虽然从1949年全国建市67个增长至目前的600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小。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五、中国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在急剧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挑战：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
（2）城市对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
（3）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向右侧移动的良性逆转。
（4）促进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5）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6）加速克服“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
（8）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决“_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从政策到资金，对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就其整体性解决的目标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离。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的一个要点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够最终完成。一旦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才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至此，中国“三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乡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七、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出四大误区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已经走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下，形成“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的形成与完善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正确选择。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区位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必须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换取实现社会公平程度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道理。
误区之四：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拉大城乡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贫富差异，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事实上，只要严格把握城市发展两大转折的要点并实施城市补偿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大力推进乡村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上述误区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体现的平台，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它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4．5％，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九、中国城市化的高端平台：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空间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城市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其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明显的特征：
城市的点状表征：0维模式（传统城市中心，强调集聚性，容易产生城市病）。
城市的线状表征：1维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带，强调通达性，腹地相对狭小)。
城市的面状表征：2维模式（城市群，强调网络性，功能相对不对称）。
城市的体状表征：3维模式（组团式城市群，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协调性，最大限度获取“发展红利”）。
而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高端载体，更是统筹城乡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必然举措。
今后中国必须首先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体现。
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主要表现为：
（1）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
（3）建立了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
（4）构筑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5）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
（6）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7）体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文明典范。
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与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有着较大差异，表明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在目前仍比较偏低。
如果按国家首位城市比较：美国纽约的GDP，占全美国的GDP总量的24％，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87倍。日本东京的GDP，占整个日本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2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0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7倍。英国伦敦的GDP，占整个英国GDP总量的22％，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5．5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9．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10．5倍。法国巴黎的GDP，占整个法国GDP总量的18％，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2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7．9倍。韩国汉城的GDP，占整个韩国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1．9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8倍。
上海的GDP总量是美国纽约GDP总量的1／40。
上海的GDP总量是日本东京GDP总量的1／20。
上海的GDP总量是英国伦敦GDP总量的1／6。
上海的GDP总量是法国巴黎GDP总量的1／4。
上海的GDP总量是中国香港GDP总量的1／3。
上海的GDP总量是韩国汉城GDP总量的1／2。
中国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和贡献偏小的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十、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
中国城市化战略设计必须突出“三维分布”制高点：
（1）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长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京津环渤海组团式城市群。
（2）创建七大城市带（线）。
沿长江城市带；
沿京广铁路城市带；
哈长沈大城市带；
济青烟威城市带；
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
长株潭城市带；
海峡西岸城市带。
（3）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圈（点）。
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与完备后，在国土面积只占全国8％的总面积上，将容纳全国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带的平均人口密度），将有全国GDP的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这样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才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十一、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获取“发展红利”的最佳载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4个经济特区为起始，紧接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近5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陕西杨陵等，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国民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为21世纪整体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时，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发展红利是指“一个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间结构、网络结构、产业结构、人力结构和营销结构的趋优调整，区域发展在等级、有序、互补、高效的整合中所获取的额外收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即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资源配置趋优、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自发”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筹划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发展红利，而组团式城市群则是目前得到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
（1）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
（2）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
（3）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
（4）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协调程度。
（6）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约提升GDPI．8个百分点，相当于21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长江三角洲约提升GDP2．2个百分点，相当于2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京津环渤海约提升GDPI．3个百分点，相当于1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发育成熟后，所获，取的发展红利平均约为6400亿元（2001年不变价）。
十二、中国城市化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
城市化必须支付社会成本。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户口和身份的转变，更本质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手段的升级。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0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亿—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万亿”16万亿元（相当于1．8万亿—2．0万亿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00年GDP总量的2倍。在未来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亿～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成本的高低，与城市的经济实力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城市经济实力越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财富集聚能力越强，城市发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国城市化步伐，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这是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群引发经济社会变革
组团式城市群的构建，既有空间布局上的整体思考，又有产业布局上的合理调配，以达到组团式城市群在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获取“发展红利”。即从知识互补、人力互补、技术互补、产业互补和设施互补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壁垒，取得协作效益，分散创新风险，形成良性网络，最终享受发展红利为区域带来的整体效益。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构建组团式城市群过程中，必须逐步实现三类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
l.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解决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纳入组团式城市群范围时，土地是作为第一产业（以绿色植物作为初始生产力的存在形态）的载体而存在，其基本属性是作为资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阳光）和劳动力投入，形成了农业的初始生产力。当土地纳入到组团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态和使用价值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从原先以生产农作物为主转变为高资本型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
2.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培育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城市化进程中一要在数量上将农民转变为市民，二要将农民的素质与积聚财富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将庞大的人口资源迅速转变为更加有效的人力资本，是建设组团式城市群的本质要务。
3.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银行的转变：逐步走向扩大“内投”的稳健方向
现在我国的民间储蓄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与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加上固定资产的占有，民间财富已经达到一个十分可观的地步，如何积极稳妥地将这个庞大的资本释放出来，转变为逐渐制衡外部投资额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进程中扩大生产、解决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全面纳入市场体系的重要步骤。
十四、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七原则
研究报告拟订了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七原则：
（1）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规模、等级、互补、共生及其在国土空间布局中表达出的有序充填(空间谱)；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结构、功能、协同、进化及其在时间序列识别上表现出的整体协调系统(时间谱)。
（2）在城市系统的内部结构中，各种自然生态因素、技术物理因素、经济增长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各种人文因素等构成了城市综合体的等级性、共轭性、异质性、多样性。
（3）在城市系统的外部结构中，通过城乡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资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特别是通过城乡的物质代谢过程、能量传递过程、信息反馈过程和优化配置过程，去培育区域的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能力。
（4）在系统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既要考虑区域承载力对于城市需求的制约，又要考虑城市发展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力、扩散力、带动力。只有当一个城市向乡村的索取被该城市对乡村的回馈相平衡时，统筹城乡发展的运行才是健康的与合理的。
（5）宏观监控城市发展的“动力表征”、城市内涵的“质量表征”和城市状态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基本依据。上述三种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质量的统一判别，并以此作为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评价基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国家城市化的数量规模与空间布局应当有一个战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为特征的三大城市区（群）；建立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七大城市带，建立以区域发展中心为特征的几十个城市圈，分别从“面、线、点”的有机组合，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力军，完成中国城市化空间布局的战略目标。上述的城市化战略空间布局，将充分发挥城市集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综合‘成本—收益’指数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能加速实现社会公平等优势。”
（7）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国家城市化战略设计的着力点在于持续培育城市的竞争力，通过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积极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经济全球化已成历史潮流，我国加入WTO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纳入世界城市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戏规则，即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接受全球化国际竞争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迅速提升城市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切实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
十五、关于中国城市样本选择的说明
本报告选择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作为评价对象（暂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有关城市），其中包括：
（1）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36个）：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在这36个城市中有：直辖市4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副省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15个，分别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级省会城市17个，分别是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2）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个）：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个）：大庆、包头。
（4）特别选择的城市（4个）：唐山、无锡、苏州、温州。
（5）拉萨由于统计数据缺乏暂未列入统计分析范畴。
（6）本报告由于资料口径原因暂未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省有关城市。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要点
一、城际之间、城乡之间是一个区域系统
在一个地域中，平面上的空间充填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人为的分割，虽然有利于行政管理，但却与真实的系统行为运行有很大的背离，既不符合几何原则，也不符合生产原则。因此，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城际关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城乡关系，必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具有统一基础的复杂系统。
从地理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应当符合空间充填原理，它们在宏观上是可辨识的，在微观上是随机的，实际上可以把大、中、小城市看作是立足于乡村平面上的、具有等级特点的一组空间充填物，共同构成一个区域综合体，并相应地发挥各自的功能。
从社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社会分布原理，它们在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和创造能力的差异，产生了在获取财富、分配财富、消费财富上的差异，但最终它们必须服从一个临界阈值，即作为区域内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人，都至少应当获得作为体面生活标志的最低门槛，满足基本人权所赋予的“机会平等”。
从产业结构看，城际之间与城乡之间符合产业升级原理，它们在产业链形成与产业集群形成上，既有外在的联系与制约，又有内在的联系与制约。农村作为第一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生存支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保育功能。城市作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提供了产品、服务及相应供需支持系统，从区域的整体上是互补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不应单以“结果平等”的眼光去对待。
从智力结构看，城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符合人口流动原理，乡村提供了人力资源的丰厚土壤，不同等级的城市对于人才的吸纳和创造“生态位”的条件差异，表现出宏观可识别的吸附特征。
由以上的阐述，可以发现只有把城市融入到区域的整个体系之中，并且始终把农村作为区域的基底平面，才能对于城市的发展和城乡统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转折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经验指出，必须慎重把握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的两大基本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相对平衡的区域内，形成大小不等的点状分布(亦可视为区域增长极)，随之发生了急剧的人口集聚能力、经济密度集聚能力、二三产业集聚能力和资本集聚能力的中心。这一个转折，表现在城市开发度急剧增强，工业化利用土地的规模急剧增强，固定资产投资的集中度急剧增强，科技含量和创新步伐等的急剧增强。这类急剧增强的结果，就在地理区域的空间平面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等级布局的空间充填，使得广大农村与城市之间在财富创造、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扩大，二元结构系数加大，形成了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基本格局，在力度和流向上“以农补工”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个转折，是在财富分布空间已经相当不平衡的区域内，在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很高的态势下，在城市开发度达到中期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状况时，必须及时地将城市化战略转移到以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实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主流之中。这一转折的特点是，在不降低城市生产力的前提下，降低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减少贫富差异，推进社会公平，补助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城市对农村的转移财政支付力度，从政策导向、物质扶持、资金倾向、项目带动等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
我国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人均GDPl000美元的水平，工业化水平也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城乡二元结构系数已经平均高达1：3．0以上，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都处于较高的数值，因此我国城市化战略进程进入了第二个转折期，即必须把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今后时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流。
三、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我国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城市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了解我国城市化50年的状况，明确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借鉴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发展中的经验，探索新时期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形态的转变以及发展动力的提升，由此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中国城市体系，寻求引领国家财富台阶式增长的制高点，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战略机遇期的总任务和发展总方向的把握，必须回答七个严肃的问题：
（1）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
（2）城市发展方向是否仍然依照传统式的单极扩大?
（3）如何改变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地方保护、恶性竞争的弊病?
（4）如何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有效克服二元结构的社会矛盾?
（5）如何消除日益严重的“城市病”?如何构建生态城市和绿色人居?
（6）如何扩大城市就业，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7）怎样实现以“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上七大问题的统一解决，只有明确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并通过城市化发展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由原先的单极式城市扩张转变为组团式城市群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培育，一举克服传统城市化进程中的弊病，真正做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取高额“发展红利”、降低发展总成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才能达到社会公平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状况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未来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都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统计数字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城市化程度的明显加速是一个重大标志，其增长过程与财富积累呈非线形的对应关系。
中国从建国开始的发展战略中就有“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主导思想，加上长期“恐城症”的制约，中国城市化50年的变迁，一直都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在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2％，低收入国家为30％，而中国城市化率尚未达到40％。至2000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40个百分点。虽然从1949年全国建市67个增长至目前的600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过于偏小。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五、中国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为了支撑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75％左右。这就意味着只有每年平均增加约1％左右的城市化率（即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才能满足现代化进程的总体要求。在急剧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必须面对以下的挑战：
（1）城市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
（2）城市对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
（3）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向右侧移动的良性逆转。
（4）促进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5）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
（6）加速克服“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
（7）城市信息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
（8）城市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六、城市化是解决“_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国家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从政策到资金，对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是就其整体性解决的目标而言，目前仍有很大的距离。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到底在哪里?我们认为，中国“三农”问题根本出路的一个要点在于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而大量减少农民的数量，大量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唯有靠实现城市化战略、提高人口的素质和技能、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才能够最终完成。一旦当农村人口数量下降到总人口的25％以下时，农村土地的价值才能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成本阈值，此时农业土地的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和专业化生产才达到一定水平，农业的科技含量、服务水平和农业成本才有了大幅度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才会有明显的进步，至此，中国“三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构筑开放、流动、有序、互补的中国城乡体系，是解决中国“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根本战略举措，由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七、中国城市化已经走出四大误区
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已经走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下，形成“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误区之二：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都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的形成与完善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正确选择。
误区之三：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必须考虑到自然基础的差异、地理区位的差异、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三维模型中（时间、空间、速度）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对称的和非线性的。必须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换取实现社会公平程度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道理。
误区之四：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拉大城乡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贫富差异，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程度。事实上，只要严格把握城市发展两大转折的要点并实施城市补偿农村，工业支持农业，大力推进乡村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上述误区必定可以得到很好的克服。
八、中国应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社会先进生产力体现的平台，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实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味着财富积累将步入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在10年后的1980年，GDP总量达到2．7万亿美元；日本的GDP总量在1978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在其后的10年中GDP总量达到2．4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依照国家规划在其后的10年（即2010年）预计GDP再增加1万亿美元。为什么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使得GDP增长了1．7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1．4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它们少增长0．7万亿至0．4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81．5％，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64．5％，而中国在2000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6％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21世纪的头20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城市化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化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新一轮财富充分涌流的载体。
九、中国城市化的高端平台：三大组团式城市群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空间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城市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其空间形态的演进，具有明显的特征：
城市的点状表征：0维模式（传统城市中心，强调集聚性，容易产生城市病）。
城市的线状表征：1维模式（沿江沿路城市带，强调通达性，腹地相对狭小)。
城市的面状表征：2维模式（城市群，强调网络性，功能相对不对称）。
城市的体状表征：3维模式（组团式城市群，强调等级、有序、互补和立体协调性，最大限度获取“发展红利”）。
而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高端载体，更是统筹城乡发展，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必然举措。
今后中国必须首先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体现。
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主要表现为：
（1）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
（2）形成了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
（3）建立了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
（4）构筑了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5）实现了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
（6）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
（7）体现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文明典范。
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三大城市群、日本三大城市群与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有着较大差异，表明了中国三大城市群对于国家GDP的贡献率在目前仍比较偏低。
如果按国家首位城市比较：美国纽约的GDP，占全美国的GDP总量的24％，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87倍。日本东京的GDP，占整个日本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2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0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7倍。英国伦敦的GDP，占整个英国GDP总量的22％，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5．5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9．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10．5倍。法国巴黎的GDP，占整个法国GDP总量的18％，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4．0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7．2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7．9倍。韩国汉城的GDP，占整个韩国GDP总量的26％，相当于上海GDP总量的1．9倍，相当于北京GDP总量的3．5倍，相当于广州GDP总量的3．8倍。
上海的GDP总量是美国纽约GDP总量的1／40。
上海的GDP总量是日本东京GDP总量的1／20。
上海的GDP总量是英国伦敦GDP总量的1／6。
上海的GDP总量是法国巴黎GDP总量的1／4。
上海的GDP总量是中国香港GDP总量的1／3。
上海的GDP总量是韩国汉城GDP总量的1／2。
中国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偏小，尤其是大城市群集聚财富能力偏低和贡献偏小的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了。
十、中国城市化的战略设计
中国城市化战略设计必须突出“三维分布”制高点：
（1）培育三大组团式城市群（面）。
珠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长江三角组团式城市群；
京津环渤海组团式城市群。
（2）创建七大城市带（线）。
沿长江城市带；
沿京广铁路城市带；
哈长沈大城市带；
济青烟威城市带；
绵德成渝沿线城市带；
长株潭城市带；
海峡西岸城市带。
（3）发展若干中心城市圈（点）。
未来中国城市化战略制高点一旦成熟与完备后，在国土面积只占全国8％的总面积上，将容纳全国人口的55％（平均人口密度1600人／平方公里，不高于世界大城市带的平均人口密度），将有全国GDP的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上述地域中生成。这样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才会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十一、三大组团式城市群是获取“发展红利”的最佳载体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整体表现呈现出“点状拉动”的经济增长形态。以4个经济特区为起始，紧接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近5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陕西杨陵等，努力发挥点状突破的带动作用，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成为2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引领国民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为21世纪整体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根本性的依托。同时，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发展红利是指“一个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由于空间结构、网络结构、产业结构、人力结构和营销结构的趋优调整，区域发展在等级、有序、互补、高效的整合中所获取的额外收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即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资源配置趋优、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自发”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在全世界筹划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发展红利，而组团式城市群则是目前得到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
（1）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
（2）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
（3）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
（4）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
（5）大、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协调程度。
（6）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
（7）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初步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约提升GDPI．8个百分点，相当于21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长江三角洲约提升GDP2．2个百分点，相当于2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京津环渤海约提升GDPI．3个百分点，相当于1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发育成熟后，所获，取的发展红利平均约为6400亿元（2001年不变价）。
十二、中国城市化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
城市化必须支付社会成本。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户口和身份的转变，更本质的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与手段的升级。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依照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进入城市1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每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社会总成本2．5万元／人（2000年不变价格）。在现有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未来50年期间中国约增加6亿—7亿城市人口，城市化所需的社会总成本达到15万亿”16万亿元（相当于1．8万亿—2．0万亿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这个数量是2000年GDP总量的2倍。在未来50年期间，平均每年支付城市化成本约为3000亿～35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年全年GDP总量的4％左右。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发展成本的高低，与城市的经济实力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城市经济实力越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财富集聚能力越强，城市发展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加速中国城市化步伐，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功能，这是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三、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群引发经济社会变革
组团式城市群的构建，既有空间布局上的整体思考，又有产业布局上的合理调配，以达到组团式城市群在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获取“发展红利”。即从知识互补、人力互补、技术互补、产业互补和设施互补中，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场壁垒，取得协作效益，分散创新风险，形成良性网络，最终享受发展红利为区域带来的整体效益。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构建组团式城市群过程中，必须逐步实现三类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
l.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解决城市化成本的基本出路。
在未纳入组团式城市群范围时，土地是作为第一产业（以绿色植物作为初始生产力的存在形态）的载体而存在，其基本属性是作为资源，加上其他自然投入（如水、太阳光）和劳动力投入，形成了农业的初始生产力。当土地纳入到组团式城市群之后，其功能形态和使用价值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从原先以生产农作物为主转变为高资本型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
2.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培育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城市化进程中一要在数量上将农民转变为市民，二要将农民的素质与积聚财富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因此将庞大的人口资源迅速转变为更加有效的人力资本，是建设组团式城市群的本质要务。
3.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银行的转变：逐步走向扩大“内投”的稳健方向
现在我国的民间储蓄已经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与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当，加上固定资产的占有，民间财富已经达到一个十分可观的地步，如何积极稳妥地将这个庞大的资本释放出来，转变为逐渐制衡外部投资额的程度，是推行城市化进程中扩大生产、解决就业、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全面纳入市场体系的重要步骤。
十四、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七原则
研究报告拟订了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七原则：
（1）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规模、等级、互补、共生及其在国土空间布局中表达出的有序充填(空间谱)；必须将城市视作具有结构、功能、协同、进化及其在时间序列识别上表现出的整体协调系统(时间谱)。
（2）在城市系统的内部结构中，各种自然生态因素、技术物理因素、经济增长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各种人文因素等构成了城市综合体的等级性、共轭性、异质性、多样性。
（3）在城市系统的外部结构中，通过城乡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口流、资金流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特别是通过城乡的物质代谢过程、能量传递过程、信息反馈过程和优化配置过程，去培育区域的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能力。
（4）在系统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既要考虑区域承载力对于城市需求的制约，又要考虑城市发展对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力、扩散力、带动力。只有当一个城市向乡村的索取被该城市对乡村的回馈相平衡时，统筹城乡发展的运行才是健康的与合理的。
（5）宏观监控城市发展的“动力表征”、城市内涵的“质量表征”和城市状态的“公平表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的基本依据。上述三种表征的定量化，共同构成了城市化进程中质量的统一判别，并以此作为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评价基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6）国家城市化的数量规模与空间布局应当有一个战略性的突破：建立以高密度为特征的三大城市区（群）；建立以产业链为纽带的七大城市带，建立以区域发展中心为特征的几十个城市圈，分别从“面、线、点”的有机组合，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力军，完成中国城市化空间布局的战略目标。上述的城市化战略空间布局，将充分发挥城市集群“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综合‘成本—收益’指数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能加速实现社会公平等优势。”
（7）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国家城市化战略设计的着力点在于持续培育城市的竞争力，通过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积极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经济全球化已成历史潮流，我国加入WTO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纳入世界城市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使用同一游戏规则，即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接受全球化国际竞争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迅速提升城市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切实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
十五、关于中国城市样本选择的说明
本报告选择全国一些主要城市作为评价对象（暂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有关城市），其中包括：
（1）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36个）：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南宁、海口、重庆、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在这36个城市中有：直辖市4个，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副省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15个，分别是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地级省会城市17个，分别是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合肥、福州、南昌、郑州、长沙、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拉萨、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2）沿海开放城市和港口城市（9个）：秦皇岛、连云港、烟台、威海、汕头、湛江、珠海、北海、南通。
（3）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2个）：大庆、包头。
（4）特别选择的城市（4个）：唐山、无锡、苏州、温州。
（5）拉萨由于统计数据缺乏暂未列入统计分析范畴。
（6）本报告由于资料口径原因暂未包括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省有关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