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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监管；安全与效率；退出机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3-0045-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金融监管关系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效率，也对金融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007年初，伦敦市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46个金融城市排名榜》并将伦敦列为榜首，随即纽约市也了《机会之都：21世纪商业竞争的指标》，虽然两份报告的排名并不一致，但二者都指出过于严格的监管是纽约竞争力受损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修改《萨奥法》，以其通过更宽松的监管吸引境外公司到纽约上市。新闻的背后无疑传递了，监管在促进金融业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及金融监管的新一轮调整趋势。
一、金融监管的两难选择：安全与效率
虽然金融业是众多产业门类的一种，但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却较少和一般产业管制理论相融合，而体现为较强的独立性，大多情况下其首先体现为金融危机之后的应激反应。如最早的证券监管源自18世纪的南海泡沫。虽然不能排除金块论战的影响，但在数次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普遍形成了。虽然对于弗里德曼等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是其理论学说的一般假定，但他们恰恰认为货币体系是一个例外”。任何现在被归诸于市场失灵的监管动因都没有借用。美国双头多元的基本监管体制也形成于大萧条所造成的冲击。巴塞尔协议的形成和调整则分别和1974年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以及1982年意大利阿布巴斯诺银行的倒闭联系在一起。金融监管的发展是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在分析监管的原因时也会归之于信息不对称、自然垄断、外部性等市场失灵因素(杨爱文等，2002；齐洁，2003)，但显然金融体系的安全是监管的中心目标。
对金融安全的最大冲击来自于金融机构倒闭所具有的传染性和大规模的信用收缩，而信用收缩将对宏观经济构成巨大冲击。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方面通过存款等大量汇集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贷款等投资活动释放资金，是经济体系信用关系的主要结点。当一家银行因某种风险而出现经营危机，其所具有的广泛债权债务关系就面临终止的可能。由于其债权债务关系的范围极其广泛，而可能导致恐慌或者使具有业务往来的其他金融机构随之出现经营危机，并随之爆发挤提，使危机出现传染。而一旦出现危机传染则使得货币创造机制受损并导致流动性不足，使宏观经济进入紧缩。当然，在危机过程中传染链条是多维化的，上述仅是非常简单的描述方式，但从上述机制的描述可以看出，单个金融机构危机以及传染机制显然成为整体金融危机的两个紧密的链条。
应当意识到，并非只有金融机构的经营危机可能诱发经济紧缩，任何一个行业的厂商出现经营危机都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紧缩。
将一般产业管制与金融监管进行简单的对比，将有助于认识金融监管过程中所面临的两难选择问题。产业管制理论中的哈佛学派，其目标本身就是防止垄断的出现，甚至提出国家限制企业并购及对垄断企业进行拆分的建议，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是受到鼓励的；而在金融监管的领域内，避免企业因承担过多风险而出现经营失败得到更多关注，优胜劣汰在提升效率方面的作用并不受到重视，这意味着对安全的重视很有可能是以效率的损失为代价获得的。当然，以斯蒂格勒为首的芝加哥产业管制学派对金融监管产生了重要影响，考虑到监管所具有的成本，对银行监管的最优边界的探讨日益增加(李兵，2005；董红蕾，2003)，但这种探讨是监管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权衡，而并非在安全和效率之间的权衡。出于监管成本和收益的权衡，监管边界将收缩，效率问题将变得突出。
如果说金融监管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金融安全在监管中的重要性，效率问题则体现了从严密到宽松的调整方向。虽然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大范围金融创新部分体现为需求响应的结果，旨在设计出更符合客户需要的风险、收益率、期限结构组合的金融工具，但仍有相当部分体现为对过严的金融管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规避，如大额可转让存单等，这些迫使监管当局一方面针对各种金融创新提出各种新的应对举措，另一方面则在80年代适度放松了监管的程度。虽然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等的发生使得监管重新向谨慎过渡，但面对世界各国金融中心之间的激烈竞争，如何使本国金融业发展更具效率而不仅仅是安全，将获得更多的关注。
二、退出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
(一)金融监管的基本内容
在这一部分将简要分析基本金融监管方式在维护金融业安全和效率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以此所形成的比照关系说明退出机制在实现上述目标方面所具有的地位。概括地看，金融监管可以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进入监管
进入监管可以分为主体资格、业务限制、地域限制三个基本方面。主体资格指进入金融业必须具有一定规模的资本金、管理人员队伍、内部组织和控制机构等，对于银行业而言，在经营过程中保证资本充足率在8％以上的巴塞尔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存续性资本金限制。以资本金要求为主的主体资格限制目标在于确保进入主体的风险承担能力，确保债权债务关系的稳定，避免金融机构因自身资质不充分而可能的倒闭。
业务限制较大范围指是否可以经营金融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也可以指是否允许在银行、证券、保险行业之间选择兼营，小范围内的业务限制指是否允许采取某种具体类型的金融工具，如是否允许吸纳储蓄存款、是否允许经营外汇交易、是否允许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等。对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可能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如避免垄断等，但更重要的侧面则在于避免金融危机中出现的交叉感染，使风险免于从一个行业迅速向另一行业蔓延，从而避免出现大范围的经济紧缩，即便是小范围的业务限制也有利于避免金融机构承担过多风险。
然而需要意识到，金融业是以信用为载体，并以信息发现、风险和收益组合为专长的行业，从而竞争优势是互补的。无论是发放贷款，还是提供上市发行服务，其基础都在于对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的发掘和处理能力，其在经营过程中能够得以发展壮大都依赖于是否能够提供更符合需求的金融产品，而金融产品则体现为不同的收益率一风险一流动性组合。事实上，任何资金运用都体现为三性的组合，金融业的特征在于其能够提供不同类型的组合并因之分散自身所承担的风险水平。对业务范围的限制，无疑会
缩小金融机构的竞争力空间，因此，虽然能够维持基本的分业经营格局，但银行、证券、保险则仍出现小范围的互相渗透，甚至也与非金融行业形成一定关联，如财务公司、信托公司、汽车贷款公司等。
相对而言，一国范围内的地域限制较业务限制要微弱的多，除了美国曾经对跨州设立分支银行进行限制之外，一般比较少见，所以这里不再进行讨论。
2、业务经营监管
业务经营监管可以分为价格监管和业务操作监管两个方面。在一般产业管制理论中，价格管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在金融监管中通常并不包括价格管制。事实上由于利率、汇率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但任一价格都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虽然价格波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市场风险的存在，但其整体的趋势仍然体现为渐进式的宽松和有管理的浮动。
业务操作监管一方面强调经营行为的合法性，防止以其所拥有的信息优势等进行关联交易、限制竞争、操纵市场等损害相关交易方的行为，减少金融犯罪的出现；另一方面是要求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体现审慎经营的特征，如要求商业银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比率、对贷款进行信用风险评级并计提坏账准备金、保证贷款的适度分散等；又如在信托机构的监管中要求计提赔偿准备金，自有资金和兼营资金要符合特定的比例要求，授权运用资金的方式要满足特定指标等。前者更多体现为公平贸易、避免金融欺诈的要求，是经济活动的普遍要求，而后者则体现为要求金融机构资产保持足够程度的分散性，避免风险过于集中。
对于金融机构的存续发展而言，其经营陷入停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各类风险聚集的程度超过金融机构的承受能力，风险管控同样体现为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的重要方面，从而包括价格监管和资产分散化的要求和金融机构内在管理是一致的。对业务经营的监管是迫使金融机构更审慎做好自身风险监控的补充，但其同时也成为对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控的替代和介入。在通常情况下，以避免企业倒闭而要求企业采取特定经营方式并不被认为是恰当的，也被视为是国家直接干预的一种情形。而且。如果更安全的风险控制和获得更大收益不存在冲突，则金融机构自身显然会选择更安全的风险控制，而现实中对企业资产分散的监控则从反面表明，更安全的风险控制是以一定程度上妨碍金融机构获得更高收益。
3、退出监管
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涉及退出的问题，历史上多次金融危机的存在使得对金融机构退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二者共同的特征是通过中央银行或存款保险机构给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避免债权债务关系的大范围受损，以切断危机从问题金融机构向其他金融机构的蔓延，维持社会整体信用体系的稳定。在此基础上，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接管，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机构及管理体制下的整改，强化风险防范体制，在能够纠正的情况下停止接管或在不能纠正的情况下进入破产清算。但整体来看，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制度提供了维持危机扩散所最需要的安全网，在问题银行的退出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成为“大而不倒”等道德风险的来源，而因安全网的存在所造成的松懈可能成为风险产生的新来源。
事实上，还存在局部退出的举措。如在发现风险聚集的初期就实施接管，并在限定期限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整改，以避免触发最终的安全网。此外，还可以采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制度，对金融机构的坏账进行剥离以消除其潜在风险。但需要意识到的是，如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非政策性的，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获得问题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的动机，在于其在通过获得控制权方式重新将其转化成良好资产方面具有优势，或者来自于其对不良资产的证券化出售方面更具优势，而且金融机构在出让不良资产中将预先蒙受风险失控的损失；如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具有政策性，则剥离过程可能体现为防止金融危机，而对金融机构风险失控的非效率行为进行补贴，虽然可以缓解金融机构面临的危机，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金融机构的风险聚集趋势。
(二)退出机制的定位
从金融监管的基本方式上看，金融监管更多采取的是预防封堵的方式而非控制疏散的方式。无论是从进入要求，还是从业务监管，一直到问题金融机构的接管，金融监管的重心更多关注于如何避免金融机构风险失控，以确保金融机构处于安全的状态，这对于风险防范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此外，金融监管还体现出，以不具有盈利动机的监管机构来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修正，因金融监管机构不具有盈利动机，其可以更注重安全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金融机构因偏重收益而承担更多风险。
如果金融机构缺乏盈利动机，一方面意味着其将缺乏创新而更加满足于现有金融产品，不寻求扩大自身收益，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缺乏效率，难以发挥有效配置资金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金融机构将放松对风险及成本的控制。因为风险产生的情况下其并不需要以退出的方式承担相应的成本，从而在发放贷款等经营活动中将“漫不经心”，其结果是整体风险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呆坏账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金融机构不利用内部控制体系，从而导致操作风险增加所造成的，但通过外力来确保其增加风险防范、提升效率将是困难的。原因是，任何资金运作都可能具有一定风险，而作为资金融通机构，对金融机构的每个环节都进行严密的风险监控是不可能的，因为完全监控将意味着由监控机构直接经营金融机构，而且为了保持组织运行，阿尔钦式的最后监管者问题一定会出现，这就意味着监控必然是存在缝隙的，完全来自外力的监控不仅具有成本，而且监控内容或监控强度上将留下空白。缺乏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金融体系要么需要更高成本及强度的外部监控，要么将持续不断累积更高的风险。
如果金融机构具有较强盈利动机，则其会寻求更高的盈利，并试图在高收益和高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并确实存在为谋求更高收益而承担更高风险的冒险式经营，从而需要更加谨慎的金融监控以预防可能诱发的危机。但由于更安全的资产结构与高收益资产结构的矛盾，金融机构可能发展出更新的金融工具以规避金融监管，也可能采取更多寻求监管中的空隙，并采用非规范措施，这不仅意味着监管成本将上升，使得监管丧失固有的吸引力，也意味着监管将难以是充分的。盈利动机的存在将使得竞争不可避免，而在竞争的情况下完全避免金融机构因承担高风险而退出是不可能的，金融监管更适宜的目标是让问题金融机构退出过程中造成的外部冲击足够小，不危及整体金融体系及经济运行，而非过于专注于避免金融机构的退出，并因之对金融机构的经营采用重重限制，通畅而缺乏波及效应的退出机制作为金融业发展的疏导机制应在金融监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三、退出机制设计的初步构想
(一)市场方式下的金融机构退出
市场本身也为金融机构退出提供了途径，主要体现为金融机构之间的并购，如1995年巴林银行在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后被荷兰ING银行并购，日本绿十字银行对巨额坏账破产的日本兵库银行。在并购的情况下，随着问题金融机构控制权转移给其他金融机构，其债权债务关系也随之转让，从而避免了债权债务关系断裂所带来的危机扩散，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并购方式在金融机构退出中应受到更多重视的原因在于，竞争压力下金融机构对竞争对手的关注程度可能超过金融监管机构的关注程度，从而更容易意识到竞争对手服务效率低下或承担风险过高的问题，为了消化并购对象转移过来的不良债权，并购主体必须具有更加有效的不良资产处置能力及风险控制措施，否则无疑会因并购增加自身的经营风险。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并购并不需要发生在金融机构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而可以发生在竞争对手呈现效率低下或风险失控的初期，从而避免风险失控的滋生和发展。为了避免被并购的威胁，金融机构也必须提升自身效率和增强风险控制，即便仍然被并购，其仍可因为较优的资产状况获得更好的受让价格。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助于更好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健和效率。
但行政主导的并购可能是危险的，现实中不乏因为并购对象所带来的不良债权关系拖累并购主体并使之经营出现困顿的现象，在自发并购下并购主体会更好考虑自身的承担能力，而行政主导则可能因偏重于问题金融机构的解决而忽视并购主体的承担能力。此外，并购并不适应于出现系统风险的情形，因为在系统风险的情况下，并购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也随之下降，而并不体现为效率和风险控制方面对比能力的增强。
并购的概念也可延伸到对分支机构的并购或部分金融资产的出让方面，对于后一个方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剥离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我国于2000年设立了信达、长城、东方、华融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处理做出了有利的尝试。但目前金融资产公司的发展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需要进一步朝具有投资银行功能的专业化资产处置机构的方向发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积累起在资产催收、重组、出售、证券化、接管等方面的优势，以增加资产的流动性，使其向具有更有效处置能力的机构流动。
虽然我国金融机构并购的实践较少，金融资产的处理转让也主要停留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方面，但也为市场方式下的金融机构退出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改善金融机构内部经营效率为基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日渐清晰；以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开募集扩充资本金为导向，部分金融机构已经形成了更加多样化的股权结构，并在国内及海外证券市场上市；我国金融业对外资也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放开；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日渐完善和制度化，对利率和汇率等资产价格的管理开始允许较大程度的浮动等。其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专门针对金融机构并购的法规尚不完备；缺乏对陷入危机中的问题金融机构并购进行适当财政辅助的规则及内容；对并购可能出现的融资需求缺乏安排；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目标阶段化；资产证券化发展处于刚起步阶段；资本市场的层次性不够充分，信贷资产市场缺乏等。但随着我国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行业竞争加剧，市场化退出机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相应制度环境也将不断成熟完善。
(二)金融监管下的金融机构退出
在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或者金融机构具有较大影响的情况下，金融监管体系下的退出机制无疑具有重要影响。金融监管下退出机制的重心是避免危机的扩散和急救，其主要包括最后贷款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接管、破产四个方面。
最后贷款人制度是在历史上多次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最重要防护网。最后贷款人制度仅限于最后性的紧急手段，通过自由放贷的保障来缓解存款人的恐惧，甚至也包括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避免经济体系内流动性的减少。但在具体操作方面，担负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仍然面临着对进入最后贷款程序的对象选择、标准设定、最后贷款的提供方式、提供最后贷款的利率和担保条件等设计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危机前和渡过金融危机的金融机构的行为将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最后贷款人制度的滥用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的最后贷款人制度仍存在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的问题，而国有商业银行背后的国家信用也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我国最后贷款人制度方面的不足之处。
存款保险制度在政策目标上同样具有稳定储户信心、防止危机扩散的作用，但其目标更侧重于对储户的利益保护而不是避免金融机构的救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与最后贷款人制度相区别。存款保险制度一直受到诱发银行和储户道德风险的批评，而且在存款信贷机构与监管体系的关系、存款保险对象的强制性、参保方式选择、保费率的设定和收缴、基金管理和使用等方面各国的经验也不尽一致，从而仍面临较多探讨。我国目前并不具有存款保险制度，但是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也有较多探讨。在所有保险行为中都可以看到道德风险的因素，但保险业仍然通过制度设计较好避免了道德风险的泛滥。存款保险制度固然不能完全应对中国金融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但对于减少金融机构一旦破产后所具有的冲击作用仍具有一定价值，可以成为最后贷款人制度的重要辅助措施。
接管是金融监管在金融机构经营状况出现严重恶化后的直接介入行为。接管过程中，金融监管机构对经营状况不善的金融机构进行全面清产核资、强化经营管理权限的限制、重塑风险控制体系、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等，试图重新确定建立金融机构谨慎经营的框架体制，以使金融机构重新回到正常经营的轨道上来。但大多情况下，由于被接管金融机构已经处于比较严重的经营危机中，接管并不能够完全使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恢复过来。只是通过理清问题金融机构的债权债务关系，查明风险失控的根源。协调危机中有关利益方的关系，为下一步寻求并购或者破产清算进行准备。但总体而言，接管仍然体现为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最后纠正，是问题金融机构退出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但对于接管的条件、接管的存续期限、接管期间能够采取的措施仍然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金融机构;自律;监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和经营金融业务的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等。对于从事金融业务的这些机构而言,诸如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机构风险等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对其经营具有负面影响,而且还可能引起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动荡。同时,除了这些客观存在的风险之外,由于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等主观因素带来的风险也因其极具破坏性,而日益受到监管当局的关注。
一、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现状及金融监管的主要模式
(一)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监管失效导致的违规。如长期以来积累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如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建设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的现象;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造成庞大的不良债权,导致金融资产质量不高的状况;金融机构业务中违反利率政策,采取各种方式高息揽存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存在。此外,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也存在不规范的经营、违法违规现象,如一些证券机构和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与少数银行机构串通,牟取暴利,将股市的投机风险引入银行体系;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逃避国家监管,违规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上市公司不规范,上市甚至成为扶贫圈钱的手段。对此,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采取相应措施,遏制上述风险,防患于未然。
(二)监管模式
为防范金融风险,各国都通过采取不同的金融监管模式来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规避风险。由于不同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以及立法等,各国的政治背景、地域、文化、经济发展进程、法制传统以及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经济的监管也各不相同,各国金融监管框架和组织结构千差万别,并没有统一固定的框架。目前有影响意义的金融监管框架和组织结构有两类:其一,以非制度化着称的英国模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即属此类;其二,以规范化闻名于世的美国模式,其监管比较严厉,日本、欧洲大陆国家多属此类。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主要是采取政府监管为主导的监管模式,这种方式有诸多弊端。比如,在监管体制上,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之间,各监管机构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各监管机构与分支机构之间,尚未建立起明确完善的协调机制;在监管内容上,偏重于合规性检查,风险性检查不足;在监管依据上,法规、规定不完备,监管活动随意性较大;金融业自律机制和社会中介机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监管资源不足,监管漏洞较多。因而,修正我国目前的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是本文要研究探讨的重点。
二、自律监管在我国金融监管中的地位、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自律是指金融机构自行制定规则,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自我监管、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广义的金融机构自律不仅包括每家金融机构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还包括金融业的行业自律,即由金融机构联合成立的同业公会或会员制交易所,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实行自我约束。本文就广义的金融机构自律进行研究。
(一)地位
金融机构的自律是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由于其主要基于金融机构的自觉行动,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由于企业存在诸如主观介入较多、灵活、弹性大等特点,易产生负面效应,如滋生腐败,因而不被重视。但作为非政府监管的一种,自律监管又具有监管成本低等优点,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国外,自律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瑞士主要的自律机构如瑞士银行家协会(SBA),它组织银行自律指南,包括交易期权和金融期货、抵押物评估、交易和衍生金融产品风险管理、证券交易行为指南等,并协助央行对资本外逃、逃税及类似的违法行为给予制止和处罚,在实际监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自律的理论依据就是经济学当中的俱乐部理论。该理论认为,俱乐部成员如按俱乐部的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享受会员待遇,如果违规就要出局或接受其他惩罚。其实,违规造成的最大惩罚就是该会员将无法在类似组织中继续发展,享受以前的优待,而且即使从事其他活动也会因其有“前科”而受到歧视。就金融机构而言,促使其自律的压力和动力除了来自法律的威慑,还与这种俱乐部理论的进一步应用、完善密切相关。
三、激励金融机构自律的因素
(一)前提条件——完善监管立法
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法规体系也在不断发展、日趋完善,作为金融监管最强有力的手段,其主导地位在现阶段仍是不容动摇的,它也是促使金融机构自律的前提条件,是规范、公平竞争的金融市场的保障。要根据国内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国际金融监管变化的新趋势、内外资金融机构监管并轨的需要,做好相关法规的废、改、立工作。同时,强化对金融监管执法的监督,建议让非金融监管职能部门承担这一任务,如法律部门、内审部门,以防止出现监管漏洞。
(二)根本--提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是金融机构自律水平高低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而我国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远落后于金融业的发展水平,部分从业人员的违规、违法行为就会给金融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损失,因而着力提高其素质已成为必要而紧迫的选择。对此,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1、完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查制度
目前,现有的金融业还没有针对从业人员的严格、清晰的法律、法规、制度要求,作为风险较大的行业,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诸如道德、知识、技能、心理、身体素质,因而要严格从业人员的准入制度,从源头上加以控制。
2、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激励机制”重在让从业人员不想违规,“约束机制”则使从业人员不敢违规。具体说来,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违规行为相对比较重视,而对按章操作、遵纪守法者却无相应的激励,以至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有违规经营逐利的动机,而无照章办事的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各监管部门要适当转变“禁止违法经营”的监管方式,改为“鼓励守法经营”的激励方式,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降低为查处违规行为而投入的巨大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三)核心——加强内部控制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金融机构的一种自律行为,是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和防范风险,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施和程序的总称。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概念看,其控制对象包括:决策机构和决策人,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各项业务活动;其控制内容包括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制约机制三大类别。重视和加强内控建设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持续发展的关键。
(四)关键——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具有双向性:对外能维护金融业的整体利益,对内能改进行业系统管理,加强同业约束。金融同业公会可担此重任,有效地弥补金融监管的不足。其自律监管范围主要是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针对微观操作行为与地方金融活动进行自我协定和约束,尤其是存款经营、贷款发放、结算制度、利率管理、产品开发、业务交叉、信息披露、违约制裁及同业纠纷等,并随业务的发展不断扩充其职能。
(五)重要保障——发挥外部中介力量的作用
如英国实行报告会计师制度,其报告会计师的职责是定期报告有关银行的内控情况,检查监管当局的规定和要求的执行状况,核定银行数据和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并提出分析报告;再如,瑞士借助外部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这些事务所审查的内容包括:账目、执法严格程度、内控制度及银行家协会自律监管指南执行情况,如发现违规情况,被审机构要限期整改并上报监管核心机构FBC,费用由银行支付。
就我国目前中介监管机构的发展看,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功能较为单一,通常只限于核定注册资本金,因此可借鉴英国、瑞士的经验,适当扩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职能,采用其收费制度,以提高我国现有金融监管效率并降低监管成本,弥补单一依靠监管机构的不足,形成对金融业的社会监督,建立更为全面的监管体系。
(六)粘合剂——完善金融业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内控机制和外控机制的有机结合点。我国需要完善有效的金融业信息披露制度。
金融机构就要在国家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练好内功”,完善内控机制。在我国,立法和执法一直都重视国家监管,而对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和内控机制的完善没有足够的重视。这种内控和外控的不平衡削弱了外控监管的效果,无益于金融整体安全。而信息披露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再加上监管对信息披露的制约,有利于将国家金融监管的外控机制转化为金融机构的内控动力。国家监管对信息披露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的要求,就势必会给金融机构经营造成压力,使其增强透明度,由于金融机构的经营都处在大众的视线内,经营不善会导致公众对其信心的丧失,他们就会努力完善内控机制,避免违规操作,保持良好的经营状态。
因而在监管工作中,要将“他律”与“自律”相结合,以“他律”作为“自律”的有力保障,将“自律”视为“他律”的最终目标,促使金融机构从“他律”向“自律”过渡,从“外部约束”向“内部激励”转变,从而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促进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外汇管理局赴英国、瑞士金融监管考察组.英国、瑞士金融监管现状及启示[M].
[2]谢平.自律理论启示金融监管[N].国际金融报.2002.7.2.
[3]冯祯林,李胜华.行业自律:中国金融监管的理性选择[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5.
[4]刘毅.论金融机构自律的基础[J].北京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9.
随着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和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顺应世界新一轮产业大转移趋势，国际金融机构近年来加速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并外迁或新设全球（地区）总部、办事机构或代表处。北京、深圳、天津、广州等兄弟城市纷纷出台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发展。因此，加快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集聚，是上海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增强上海金融资源全球配置能力和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并巩固上海在国内的金融中心地位。
二、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现状和问题
1.主要成效。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和上海金融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内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的进程明显加快。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方面，在金融方面，截至2012年末，在沪银行类功能性总部持牌专营机构总计七大类12家，非持牌专营机构达到34家。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第二总部持续推进，继中国银行率先在上海设立人民币交易总部之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中心揭牌成立。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也占全国一半以上。在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方面，上海积聚了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财富里昂、海际大和、东方花旗等证券公司，以及光大、国投中谷、新湖等期货公司总部。全国161家期货公司中28家期货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占总数的17.4%。在保险业金融机构方面，太平洋保险、中国大地财险、海尔纽约人寿保险、劳合社再保险(中国)、丘博保险（中国）等保险公司总部，以及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落户上海。在新型金融机构方面，集聚了中银消费金融、农银金融租赁、交银金融租赁、上汽通用汽车金融、纽银梅隆西部基金、弘毅跨境投资基金、方源资本等新型金融机构总部或业务总部。在金融监管和市场功能机构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中国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银联等金融机构落户上海。
2.基本特点。一是外资或合资金融机构总部集聚特征明显。截至2011年末，累计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来沪设立机构，机构数量占全国一半以上，资产规模占全国48.8%，从业人员占全国逾40%。二是金融机构总部能级不断提高。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将中国、大中华乃至亚太总部设在上海，并不断升级总部管理权限和扩大业务范围。如花旗银行除了将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在亚洲新设的首个亚洲拉美贸易服务处也落户上海。三是金融机构总部辐射带动效应较强。如中国银联总部落户上海，充分发挥组织枢纽作用，推动了支付产业资源和大批的金融、芯片技术和IT人才向上海集聚。四是各类新型金融机构集聚速度加快。近年来，金融租赁、消费金融、科技银行、基金管理、股权投资、资信评级、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融资担保、村镇银行、企业财务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快向上海集聚。五是金融机构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并逐步向扩散。金融机构总部目前主要集中在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等中心城区。随着中心城区商务成本不断提升，新型金融机构和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后台服务机构向城区集聚。
3.主要问题。一是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和统一的统计口径。全市层面目前还没有制定专门关于金融机构总部认定的明确标准，导致目前没有统一规范的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口径和准确的金融机构总部数据。二是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和能级与国内外金融中心城市差距较大。与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上海集聚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能级都相差甚远。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也不占有明显优势，国家级的金融监管决策机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金融集团企业总部大多集聚北京，且面临着深圳、天津等的激烈竞争。三是政策扶持和配套体系还不完善。调研中普遍反映比较突出的是与人才引进相关的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出入境等问题。目前的人才政策针对企业高管居多，核心专业人才和一般金融人才难以享受。由于供给能力有限，引进人才在享受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四是政府服务意识和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调研发现，政府在政策宣传和主动对接企业上做的不够，很多被访企业都反映对可以享受哪些政策、如何享受这些政策、应该找谁办理等方面都不太清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落地和惠及面。五是金融制度环境对引进金融机构总部形成一定制约。在金融国际化程度、金融会计准则体系、金融人才数量、金融法律制度、金融税收制度、信用体系建设等软环境方面的不足制约了外资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六是上海商务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压力。随着上海城市建设不断加快，写字楼租金、人力资源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给企业带来较大压力并导致很多企业向外转移。
三、加快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对策建议
1.明确金融机构总部认定标准。（1）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范围。建议将银行（含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和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股权投资机构（含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等）、货币经纪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集团财务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支付公司、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各类中外资营利性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市场功能机构、国内外金融组织和金融研究机构等非营利性金融机构都纳入本市总部认定范围。（2）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条件。由于金融机构类型复杂多样，在资产规模、业务性质、组织架构、税收贡献、企业人数等方面差别较大，不宜采取统一的总部认定条件。对于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建议针对金融细分行业（如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信托类、基金管理公司类、股权投资机构类等）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认定条件，如注册地、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管理基金规模、市外下属企业或机构数量、纳税额等指标。对于非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可综合考虑功能属性、管理级别、社会影响力、行业地位等，由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认定。（3）针对不同总部级别制定差异化政策。明确各类金融机构不同总部级别（全球性总部、亚太区或亚洲区总部、中国区或大中华区总部、地区性总部）的认定条件，并给予差别化的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总部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升格总部级别和扩大管理权限，并对符合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资助。（4）合理界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在加大对新注册和新迁入的金融机构总部扶持的同时，要继续保持和完善对现有金融机构总部特别是本地金融机构总部的扶持，保持政策的衔接性、长期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扶持，防止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外迁。妥善设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划分的时间节点。（5）明确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机构和程序。金融机构总部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企业自愿、政府审核、社会公示、动态管理。建议在全市层面成立金融机构总部联合认定小组，由市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和受理工作，定期召开总部认定工作会议。建立健全申报、受理、审查、复核、公示、颁证、考核、统计等制度，明确办事流程，确定最长申报审批时限。（6）加强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工作。要建立健全金融机构总部统计体系，建立金融机构总部企业统计报表制度，构建属性指标（如登记注册所在地、登记注册类型、行业类别、总部类型等）和数量指标（如机构数量、从业人数、营业收入、资产总计、增加值、利润总额、上缴税金等）等分类统计指标，建立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库，经认定的金融机构总部企业发生更名、重组、破产、解散、撤销、迁移等重大调整的，要及时进行统计、分析和上报。本文来自于《经济师》杂志。经济师杂志简介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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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和金融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顺应世界新一轮产业大转移趋势,国际金融机构近年来加速将业务重心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并外迁或新设全球(地区)总部、办事机构或代表处。北京、深圳、天津、广州等兄弟城市纷纷出台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发展。因此,加快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集聚,是上海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竞争形势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增强上海金融资源全球配置能力和争夺国际金融话语权,并巩固上海在国内的金融中心地位。
二、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现状和问题
1.主要成效。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和上海金融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内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的进程明显加快。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方面,在金融方面,截至2012年末,在沪银行类功能性总部持牌专营机构总计七大类12家,非持牌专营机构达到34家。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第二总部持续推进,继中国银行率先在上海设立人民币交易总部之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中心揭牌成立。外资银行机构数量也占全国一半以上。在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方面,上海积聚了海通证券、国泰君安、财富里昂、海际大和、东方花旗等证券公司,以及光大、国投中谷、新湖等期货公司总部。全国161家期货公司中28家期货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占总数的17.4%。在保险业金融机构方面,太平洋保险、中国大地财险、海尔纽约人寿保险、劳合社再保险(中国)、丘博保险(中国)等保险公司总部,以及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落户上海。在新型金融机构方面,集聚了中银消费金融、农银金融租赁、交银金融租赁、上汽通用汽车金融、纽银梅隆西部基金、弘毅跨境投资基金、方源资本等新型金融机构总部或业务总部。在金融监管和市场功能机构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中国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国银联等金融机构落户上海。
2.基本特点。一是外资或合资金融机构总部集聚特征明显。截至2011年末,累计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来沪设立机构,机构数量占全国一半以上,资产规模占全国48.8%,从业人员占全国逾40%。二是金融机构总部能级不断提高。众多国内外金融机构将中国、大中华乃至亚太总部设在上海,并不断升级总部管理权限和扩大业务范围。如花旗银行除了将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在亚洲新设的首个亚洲拉美贸易服务处也落户上海。三是金融机构总部辐射带动效应较强。如中国银联总部落户上海,充分发挥组织枢纽作用,推动了支付产业资源和大批的金融、芯片技术和IT人才向上海集聚。四是各类新型金融机构集聚速度加快。近年来,金融租赁、消费金融、科技银行、基金管理、股权投资、资信评级、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融资担保、村镇银行、企业财务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快向上海集聚。五是金融机构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并逐步向扩散。金融机构总部目前主要集中在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等中心城区。随着中心城区商务成本不断提升,新型金融机构和传统大型金融机构的金融后台服务机构向城区集聚。
3.主要问题。一是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和统一的统计口径。全市层面目前还没有制定专门关于金融机构总部认定的明确标准,导致目前没有统一规范的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口径和准确的金融机构总部数据。二是金融机构总部数量和能级与国内外金融中心城市差距较大。与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相比,上海集聚的金融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能级都相差甚远。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也不占有明显优势,国家级的金融监管决策机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金融集团企业总部大多集聚北京,且面临着深圳、天津等的激烈竞争。三是政策扶持和配套体系还不完善。调研中普遍反映比较突出的是与人才引进相关的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出入境等问题。目前的人才政策针对企业高管居多,核心专业人才和一般金融人才难以享受。由于供给能力有限,引进人才在享受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四是政府服务意识和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调研发现,政府在政策宣传和主动对接企业上做的不够,很多被访企业都反映对可以享受哪些政策、如何享受这些政策、应该找谁办理等方面都不太清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落地和惠及面。五是金融制度环境对引进金融机构总部形成一定制约。在金融国际化程度、金融会计准则体系、金融人才数量、金融法律制度、金融税收制度、信用体系建设等软环境方面的不足制约了外资金融机构总部落户。六是上海商务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压力。随着上海城市建设不断加快,写字楼租金、人力资源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给企业带来较大压力并导致很多企业向外转移。
三、加快上海集聚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对策建议
1.明确金融机构总部认定标准。(1)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范围。建议将银行(含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和外资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股权投资机构(含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等)、货币经纪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集团财务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支付公司、金融中介服务机构等各类中外资营利性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市场功能机构、国内外金融组织和金融研究机构等非营利性金融机构都纳入本市总部认定范围。(2)明确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的认定条件。由于金融机构类型复杂多样,在资产规模、业务性质、组织架构、税收贡献、企业人数等方面差别较大,不宜采取统一的总部认定条件。对于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建议针对金融细分行业(如银行类、证券类、保险类、信托类、基金管理公司类、股权投资机构类等)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认定条件,如注册地、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管理基金规模、市外下属企业或机构数量、纳税额等指标。对于非营利性的金融机构,可综合考虑功能属性、管理级别、社会影响力、行业地位等,由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认定。(3)针对不同总部级别制定差异化政策。明确各类金融机构不同总部级别(全球性总部、亚太区或亚洲区总部、中国区或大中华区总部、地区性总部)的认定条件,并给予差别化的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总部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升格总部级别和扩大管理权限,并对符合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资助。(4)合理界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在加大对新注册和新迁入的金融机构总部扶持的同时,要继续保持和完善对现有金融机构总部特别是本地金融机构总部的扶持,保持政策的衔接性、长期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扶持,防止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外迁。妥善设定现有金融机构总部和新设立金融机构总部划分的时间节点。(5)明确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机构和程序。金融机构总部认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企业自愿、政府审核、社会公示、动态管理。建议在全市层面成立金融机构总部联合认定小组,由市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金融机构总部的认定和受理工作,定期召开总部认定工作会议。建立健全申报、受理、审查、复核、公示、颁证、考核、统计等制度,明确办事流程,确定最长申报审批时限。(6)加强金融机构总部统计工作。要建立健全金融机构总部统计体系,建立金融机构总部企业统计报表制度,构建属性指标(如登记注册所在地、登记注册类型、行业类别、总部类型等)和数量指标(如机构数量、从业人数、营业收入、资产总计、增加值、利润总额、上缴税金等)等分类统计指标,建立金融机构总部数据库,经认定的金融机构总部企业发生更名、重组、破产、解散、撤销、迁移等重大调整的,要及时进行统计、分析和上报。本文来自于《经济师》杂志。经济师杂志简介详见
摘 要：本文运用DEA方法对2002―2007年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效率进行实证研究，旨在能够比较准确地评价中国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效率，发现三家主要中国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效率差距明显，其发展变化趋势也各不相同，并分析了影响中国农村金融机构金融效率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DEA；效率评价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大问题。而农业生产的分散性、风险性和低利性特点决定了我国必须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协作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目前农村金融体系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这四家金融机构。其中邮政储蓄银行在2007年以前主要是从事储蓄业务，基本不发放贷款，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较小，所以本文中分析的农村金融机构是指前面三家银行。
二、文献回顾
金融效率是指一个国家金融资源的配置状态，而对于如何评价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效率，国内学者近年来做了不少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近年来国内对农村金融机构金融效率进行研究的代表有：中国人民银行南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从河南省 17 市农村金融机构规模与效益的关系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河南省各区域大部分农村金融机构机构是 DEA无效的, 总体上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1]张志暹等采用DEA方法对甘肃省14个地区农村信用社的效率进行了分析，认为各地区农村信用社的纯技术效率水平相对不高。[2]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效率尚无相对一致的计算方法。本文使用DEA方法来对比衡量三家主要的农村金融机构，评价它们的金融效率状况。
三、DEA方法及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利用所得到的样本资料数据，采用数学规划方法，对相同类型的决策单元（DMU）进行生产有效性评价或处理其他多目标决策问题。本文所需的效率如下：
1.规模技术效率(STE)，也称综合效率或总效率，当被考察的决策单位的总效率值为1时，称为有效，此时意味着被考察的决策单位同时达到了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STE由CCR模型来测度。
2.技术效率(TE)，技术效率 (Technical Efficiency)反映了对现有技术的利用程度，即技术效率反映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决策单位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TE由BCC模型来测度。
3.规模效率(SE)，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反映生产规模的有效程度，即规模效率反映了决策单位是否在最合适的规模下进行运营，SE=STE/TE。
四、银行效率值的测算和分析
4.1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项研究以中国三家主要参与农村金融活动的银行为研究样本，同时对比了两家典型的股份制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两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02年到2007年。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根据王永新的研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盈利效率最高的是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银行中效率最高的是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3]。因此，在本文中采用这四家银行与农村金融机构做纵向对比。
4.2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
正确选择银行的投入产出指标非常重要，这关系到能否准确测算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效率。目前在国内外研究中，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银行业的投入和产出的划分普遍认可的方法有“生产法”（Production）、“中介法”（Intermediation）、“资产法”（Asset Approach）及“收益产出测量方法”（Revenue Output Measure Approach）等。在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下，本文选择了以下3个投入指标和3个产出指标：
投入指标：
1．营业支出。营业支出包括了银行在业务经营中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包括利息支出、营业外支出、手续费支出、其他营业支出、营业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等，但不包括所得税。
2．存款总额。存款总额包括短期存款、长期储蓄存款、应解汇款及临时存款、长期存款、短期储蓄存款、存入保证金和委托资金等。
3．职工人数。职工人数包括总行与分支机构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和其它人员。
产出指标：
1．利息净收入。利息净收入等于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之差。
2．净贷款。本文用净贷款作为产出，净贷款等于贷款余额减去呆账准备金（贷款余额减去资产减值损失）。
3．银行利税额。本文认为银行利税额更能够代表银行总的创利能力。
本文对农村金融机构金融效率的实证研究就是通过Mydea软件实现的，采用投入导向性。
4.3DEA测算结果分析
根据DEA的测算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2002年至2007年，一共有11个DMU规模技术效率的DEA值为1，22个DMU纯技术效率的DEA值为1，11个DMU规模效率的DEA值为1。
2．从2002年至2007年，通过对7家银行的规模技术效率均值进行对比可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效率最高，招商银行排名第二，中国银行排名第三，中国建设银行排名第四，深圳发展银行排名第五，农村信用社排名第六，中国农业银行效率最低。
3．从2002年至2007年，通过对7家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均值进行对比可知，招商银行效率最高，深圳发展银行排名第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排名第三，中国农业银行排名第四，中国建设银行排名第五，中国银行排名第六，农村信用社效率最低。
4．从2002年至2007年，通过对7家银行的规模效率均值进行对比可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效率最高，中国银行排名第二，招商银行排名第三，中国建设银行排名第四，农村信用社排名第五，深圳发展银行排名第六，中国农业银行效率最低。
5．从总体上来看，在农村金融机构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所有效率的DEA值都高于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而农村信用社和中国农业银行的DEA值比较接近。在2002年至2007年6年中中国农业银行的规模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小于1，DEA无效，纯技术效率也只有3年为1，在7家银行中排名最后，农村信用社的规模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都小于1，DEA无效，在7家银行中排名仅好于中国农业银行，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只有2年效率小于1，在7家银行中排名非常靠前。
五、结论
本文对2002年-2007年中国3家主要的农村金融机构与另外4家银行的金融效率进行了对比，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1．中国农业银行的金融效率在三家农村金融机构中最低，其效率值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其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规模过大导致的规模不经济。
2．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效率其次，其效率值一直在稳定的增长，其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单位员工数量远远超过了应该投入的最佳数量。
3．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融效率最高，2007年的效率值较前一年有了很大的增长，在样本年间基本都处于最有效率状态，规模也很合适。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南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农村金融机构规模与效益关系的区域比较――以河南辖区为例[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6).
[2] 张志暹、边永平.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效率分析及评价――基于面板数据的DEA方法[J].西部金融，2009(1).
摘 要：随着我国改革制度的不断深化，对农村的建设力度也逐步加强，在建设农村发展过程中，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是当前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经济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积极参与世界金融的背景下，我国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形式也越来越好，小型金融机构的良好发展是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虽然目前我国小微金融机构形成了基本体系，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对小微金融机构深步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本文就我国小微金融机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农村小微金融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探讨，提出了相应问题的创新策略。
关键词：小微金融；农村金融；创新策略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比例较大，属于发展中国家，且我国城乡经济水平的差异性较大，因此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打造富裕和谐的新农村是目前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当前农村市场金融发展的背景下，加强农村小微金融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积极作用，由于农村的经济基础不稳固、城乡经济差距明显、以及农村居住人口整体收入水平偏低等情况，造成农村小微机构发展情况不理想，因此，加强农村小微金融机构发展，带动农村经济增长，是目前首要任务。
一、我国小微金融机构发展现状
1.金融服务单一
目前我国小微金融机构发展速度虽然比以前有所增长，但是相对别的国家而言依然缓慢、干预力度不强，目前贷款依然是主要集资形式，进而成了小微金融机构企业主要经营的支柱，但社会发展更倾向多元化的趋势，单一的集资方式，无法满足当今金融发展的需。就湖南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就是几大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湘乡市村镇银行作为我省首家村镇银行，于2008年3月开业。随后，上海农商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长沙银行、汇丰银行等银行业机构，作为主发起行共在我省发起设立村镇银行31家，覆盖13个市州（除怀化外）的38个县（市）。至去年底，资产总额达328.37亿元，其中，贷款余额165.1亿元。但是，这也不能满足湖南广大农村企业和农民的资金需要。
2.缺少政府支持
证券公司针对小型企业的资金方面，制定了高要求和过高的标准，使小型企业在贷款时出现了很多不便之处，造成了一定的限制，因此大多数小型企业单位没有办法在证券公司得到赞助。并且我国目前的小微金融机构相关企业单位没有制定完善的服务体系，在风险筹资形式和鼓励小型企业服务机制上没有过多鼓励扶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小微企业在贷款方面的困难处境。这些情况的发生的根本和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政府没有适当的鼓励政策，给予一定力度的扶持，加上不明智的决定，没有为小微金融机构带来发展平台，因此，政府加大财政的支持，合理决策，从而小微金融的更好发展。
3.信用体系不完善
对目前小微金融机构发展的形式来看，m然我国的信用体系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针对小型单位的服务举措上有很多不足，造成小型企业单位没有良好的筹资平台。主要由于我国信用保障体系制度发展较晚、速度缓慢，在贷款力度小、程序复杂、资金风险责任承担不统一等方面的问题，另外，我国没有形成完整有规模的信用征信系统，相关制度和政策尚未建立完善，造成很多小微单位的许多公司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缺乏信用记录，也是造成小微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有很多困难，影响了小微金融机构的发展进程。
4.小型企业贷款困难
我国目前没有和小型企业相匹配合作的银行，加上目前农村信用社和一些农村私有的商业银行机构整体的金融规模太小，不能为小型企业资金提供足够的支持。并且现在这些银行金融机构当时成立之初是参照国家国有银行的经营模式而构建自己的机构系统，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从这种现象中脱离出来，由于大型银行机构与农村商行规模不同，一味的参照和借鉴，会使现有农村信用社类型的银行机构在管理中存在很多不适应的问题，影响其发展，侧面制约了对小微企业单位的服务项目。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应该及时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进行制度改革，制定符合小规模金融机构的经营体系与管理政策，从而满足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小微金融机构主要问题
1.农村金融政策落后
我国现在农村小微金融机构在管理运营中，企业政策、体制相关的详细内容，虽然加强了风险防范，但却忽略了本身发展的方向、服务的宗旨，致使小微金融机构金融创新能力不够。具体拿关于农村金融机构管理政策来说，将主要服务目标面向农村区域的村民、农村业务及农村经济所需的金融服务项目，本着服务于“三农”的基本原则出发，但却没有注意到，这种相关内容的政策规定，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背道而驰，令村镇银行制定的原则和面向的服务对象最终没有任何利益可言。
[摘要]从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出现存差开始，存差就一直备受关注，不少学者把存差大小作为储蓄增长相对过快，信贷增长相对不足，资金闲置和使用效率低的反映。今年4月，我国的存差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元的大关，不少学者更进一步把存差的激增归纳成为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支持不足。本文从宏观角度入手，力争找出近年来我国存差不断增大的主要原因，为提出解决存差增长过快提供依据。
[关键词]存差准备金资产多元化
存(贷)差是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与各项贷款的差额，存款大于贷款是存差，贷款大于存款是贷差。存款余额的增加、贷款余额的减少，以及两者的同时变动都有可能导致存差的出现。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对存差的出现进行分析。
一、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占用
法定存款准备金是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是指中央银行强制要求商业银行按照存款的一定比率保留流动性。它最初的功能是保证商业银行应对意外的支付需求，而现在已经演变为中央银行管理银行体系流动性的辅制度安排或工具。而超额准备金是指商业银行超过法定存款准备金而保留的准备金，从形态上看，既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具有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存款准备金的出现既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资产流动性，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变相的减少了可以发放贷款的总量，有助于存差的形成。
在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过程中，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效果并不明显。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经济“过热”，从2003年以来，人民银行已经先后5次调整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特别是2006年7、8月中旬先后两次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各0.5%，调整后比1999年高出了2.5%，达8.5%。另外，各大银行在人民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大约在3%左右，两者合计达到了11.5%左右。按照这一标准，2006年8月末的银行存款中约有3.7万亿元准备金不能用于发放贷款。
二、外汇储备的激增，导致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进而影响存款余额
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外汇体制改革，实行了银行结售汇制度，对中资企业实行强制结汇，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除少数非贸易非经营性收入外，都必须卖给指定的银行。近年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加迅速，特别是2005年，全年外汇储备增加达到了2089亿美元。截止到今年第二季度，我国的外汇储备达9411亿美元，比1999年底增加了7864.2亿美元，增幅达608.4%。由于大量的外汇涌入，为了稳定汇率，中央银行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来干预外汇市场。按照我国美元对人民币1∶8的汇价计算，从1999年底到今年第二季度，我国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大约多投放了约6.3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货币。虽然投放的基础货币不一定都转化成为存款，但是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加必然会增加货币存款余额，从而加大了存差扩大的趋势。
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剥离与核销
从银行的资金来源看，情况一般比较稳定，特别是在我国存款是非常有保证的，一般不会出现存款损失。然而银行贷款却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为了促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使其轻装上阵，从而增强其竞争力，我国在先后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银行的贷款业务中产生的不良贷款进行剥离，通过挂牌出售、核销等方式处置这些不良资产，累计总额达到了数万亿元。另外，还有一部分不良资产不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而直接核销。这些剥离与核销的不良贷款直接从商业银行的贷款中除去，使得贷款余额减少，存差相应增大。
四、银行业在提高资产多元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存差的进一步扩大
目前，我国银行业严格执行分业经营，主要的业务还是传统的存贷款及其相关业务，不允许商业银行从事证券经营、保险等业务。我国的商业银行的盈利主要还是依靠的“吃利息差”。据统计，我国银行69%左右的利润来源于存贷利差。
与国际大银行相比，我国的商业银行面临着净利差小和中间业务不发达的特点。在净利差方面，随着多轮的利率调整，存贷款间的净利率差越来越小，而且我国在利率方面实行的“贷款上限放开，存款下限放开”政策隐含着贷款利率的重心将向下移，存款利率的重心将向上移的趋势，必将会导致净利差进一步缩小。与香港市场上的几家国际性银行比较，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国际性商业银行的净利差仍分别高达3.22、2.80。而在内地银行中，中国银行的净利差仅在1.7左右，中国工商银行为2.01，即使是定价能力表现最强的浦发银行和招商银行也只有2.44和2.36。在中间业务方面，我国银行更是显示出了不足。作为国外银行的主要盈利手段，中间业务所占的比重都达到了30％以上，而我国仅有中国银行接近这一数字，达到了25.4％，其他的三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只有15％左右，招商、民生和浦发仅仅只有5.1％、1.5％和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