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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性金融三农金融金融深化风险管理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历史瞩目的成就,但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农村经济相对增速缓慢,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面向“三农问题”建立有效合理的制度和措施,从宏观上既可以稀释去年我国经济危机形势下投放的过多货币量,缓解城市区域性通货膨胀问题,又可以改善民生,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对实现全社会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有着重大的意义。金融服务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商业性金融作为金融资源市场化的代表,拥有更为雄厚的货币、人力资本、机构制度和金融创新的积极性,合理调度和使用商业金融资源将对满足农村贷款需求,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体系中商业性金融的支持作用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Mishkin(1978)等人强调了金融中介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认为金融中介可以形成信息获取与监督的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解决因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导致的市场失灵。Allen&Santomero (1997)等人认为商业银行通过合理的风险管理制度吸引资金进行高质量的资产转换,可以带动储蓄和投资双方的价值增值。商业性金融的发展影响了储蓄率、投资决策、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率,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加强金融资源在农村的商业化运作,利用利率工具进行市场选择,一方面可以使农村资源获得更高的配置效率,加快农村高科技新兴产业增长,带动农村经济模式转型。另一方面,商业性金融运用城市成熟的运作经验,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创新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在同业竞争中实现农村金融服务品质的大幅提升,有利于推进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是改善农村投资环境的重要动力。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支持体系中商业性金融的支持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大型龙头企业和中小型企业融资、创业企业提供风险投资、农业风险提供保险和为外来务工者等微观主体提供汇兑清算等中间业务服务。农村龙头企业是连接传统农业和资本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的重要纽带,一个地区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不仅为农户提供了最新的市场和科技的信息,提高了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增强了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2006-2008年,中国农业银行对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年均增速达到22.61%。至2009年,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中与农行保持业务往来的有598家,占比为67%,体现了很好的金融支农资金优势。在中间业务方面,针对农民工在城乡间的频繁流动,商业银行运用其大范围网点优势在汇兑方面保障了农民务工者资金的结算和转移。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大,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对农汇兑结算业务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保障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自由的转移和输出。
二、农村金融体系中商业性金融面临的问题
农村金融体系中商业性金融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国有银行商业化引起宏观上的金融供需失衡、市场化不充分、监管不完善和微观上的金融产品服务稀缺、金融排斥等现象。
农业的弱势性和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发达性使得金融机构运作风险加大,资金在农村中的收益相对于城市偏低。在国有银行商业化后,其商业性质(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必将引导资金流向比较利益较高的城市地区。风险和收益的双重制约使得商业银行如抽水机般将农村资金的不断抽向城市地区,加深了城乡二元经济差距。我国目前提出农业结构调整战略,要求生产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必然会加大对资金的需求,大量的资金流出必将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1990-2006年我国农村储蓄不断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抽出资金,平均资金抽出占存款比达36%,抽出资金额从1990年的747.9亿元增至2006年的17213.9亿元,去除通货膨胀率的因素增幅高达1026%。2007年后在支农政策的强调下占比虽有所减少但总量依然上升,这为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三农的再贷款增加了巨大的负担。因此,引导资金从城市回流农村是目前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资料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1990-2002年以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农村存款余额加总计算,2003年以后加入商业银行农村存贷额统计。
其次,我国在经济转轨中的经验不足,市场化程度不充分,二元经济现象严重,农村出现商业银行与民间传统钱庄、当铺、高利贷等并存;金融市场不发达、信用工具少等现象。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逐渐由传统的汇兑和信贷功能逐渐向资金配置与结算、风险管理和信息提供等多元化服务转移。在某些较发达农村地区,农村生产积极性高,资金需求强烈,但缺乏相关的保险制度。如果能对相关农产品进行再贷款保险、逐步发展期货市场,相信会使农业风险降到最低,避免出现“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等现象。对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仍存在资金缺口大,农民从事生产积极性不高等情况,如果能将融资关系与技术产业支持链接起来,相信会取得更好的成效。
第三,由于农业生产具有系统性风险大,周期长等的弱势性,商业性金融在面向创业农户和中小农企时产生了一定的金融排斥问题。产生金融排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普遍落后于城市,农民资信状况不透明、贷款品种范围分散等因素使银行难以产生规模和范围经济;金融产品服务单一,加大了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农村外部环境较差,难以吸引金融人才向农村转移;农村资本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商业性金融将资金转移到风险更低更易获利的城市地区。前几年,商业银行在农村开办的网点出现亏损甚至难以经营的现象,银行网点纷纷撤出农村。这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存贷差距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逃避无利解决问题,商业性金融应有勇气重返农村,在政策的配合下,合理配置农村市场资源,加大力度进行金融创新和监管,充分认识和管理农业市场风险,为农村金融提供优质的服务。
三、多方入手,解决商业性金融在农村发展问题的对策
(一)宏观层面入手,应加大对农补贴力度,转变政策性金融补贴方式,适度放开利率管制,加强国家信用担保和农村信用环境建设,促使农村资金向城市回流。
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党近年来的政策重点逐步向农村转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等方针出台说明政府正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力度。这种支持主要体现为政府直接投资、通过政策性银行放款、对农村金融贷款税减免和利率补贴等方式。但对这种方式的过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市场发展规律的,政府的过度投资一方面增加了财政压力,而且还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商业性金融发展,利息和税的补贴又会引发道德风险和因贷款额度僧多粥少产生的寻租行为。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国家在加大对农补贴力度的同时,更要注意自身角色的转变,政府在市场中应提供更多的信息,起到中间人而不是决策者的作用;并非简单的将蛋糕扔出来喂饱少数人,而是教会更多的人如何合理吃蛋糕,完成由主导型向服务型、运动员向裁判员的转变。减少国家主导型作用,让市场自发的解决问题,让商业性金融、农民和更多微观主体参与到市场的金融制度创新,并让他们分享到更多的金融发展成果;增加国家服务型作用,在加大对商业银行服务新农村建设风险补偿的同时,还可以对金融中介等服务机构的建设进行更多投入,并发挥国家信用优势组建信用担保机构,吸引资金投入进行商业化运作。另外,国家还需制订相关法律法规约束贷款者和放款者的违约行为,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市场透明度,完善农村信用环境,降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从利率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出现城乡二元经济现象,政府对信用不发达的地区实行利率管制,使得利率无法市场化,过低的利率一方面是贷方出现惜贷现象,一方面增加了借方的道德风险,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实行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才能通过利率――投资杠杆解决因金融压抑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对农村商业性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其回归结果表明,1985-2005的25年中,农村实际贷款利率的提高正向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因此解除金融压抑、促使利率上升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是符合提倡在发展中国家推行高利率政策的金融深化理论的。农村金融的高风险决定了其高利率,政府在打击高利贷和不良贷款机构的同时,也要适当放开利率管制。金融资本通过商业化运作,利用市场供求关系将利率提高到一个借贷双方都能接受的水平内,不仅会使借款方获得更高的收益和积极性,也会提高贷款方的贷款成本和违约风险,从而提高资金使用率,使资金流向效率更高的产业项目。提高利率,才能吸引更多的商业性金融参与到农村金融建设中,加强金融深化;才能提高农村储蓄资源利用率和现金流通量,使资金从城市向农村回流,达到“城市反哺农村”的宏观目标;才能更加有效的促进农村投资率,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
(二)微观层面入手,应鼓励商业银行在农村进行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加强农村信用风险管理,与民间金融和信用合作社合作,进行利率市场化试点改革,诱导其商业规范化经营。
由于“三农”的金融需求具有需求量小而品种繁多、季节性强、经营成本和系统性风险高等特点,宏观上提高利率虽然可以缓解市场风险,但微观上还需要各个金融机构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针对农村金融,商业性金融所作的并非规避风险,而应该主动管理风险。针对“三农”金融需求的信用风险,银行可通过建立联保机构通过委托――机制进行更积极的监管,还可以对贷款人建立信用记录,通过统计调查贷款者的信用情况,有针对、有步骤的进行放款。国际上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GB模式)就是其运作的成功典范,该模式对借款人采取“会员――联保小组――乡村中心”的层层组织结构,充分发挥其内部地缘、血缘关系对放款者进行监督。另外,GB模式通过信用统计调查确立以贫困人口,特别是女性贫困人口作为主要贷款对象。在良好的机制运行下,该模式乡村银行遍布孟加拉国64个地区6.8万个村庄,还款率达到97%以上。在我国,商业性金融也有其特殊的发展模式――村镇银行。村镇银行对比大型商业银行具有更加灵活的经营方式,可以运用其地域、政策和信息优势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填补了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领域的部分空白。扩大村镇银行试点,加强银行内部基础管理,引进人才,提高风险监测、识别和预警能力是村镇银行的未来发展方向。针对“三农”问题的流动性风险,在某些金融发达程度不高的地区一般依靠惠农政策补贴降低风险,但如果金融市场较完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银行也可积极自主的进行金融产品的证券化试运行,发展商业票据市场,针对一些生产周期长,但收益性和稳定性较高的金融资产适当的开放其二级市场进行再融资,解决银行因资金周转不足造成的流动性风险问题。一方面这需要成熟合理的担保机制比如国家信用或者专业的信用中介机构提供担保,另一方面也需要对金融资产进行合理的分类和信用评级。美国在发展中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当时社会上的小型商业贷款非常分散且企业状况差别很大,因规模不够难以达到银行的贷款标准,也很难进入商业票据市场。针对该情况,美国进行了小型商业企业贷款证券化的金融创新,通过划分抵押贷款为特定的标准,使各种类型的抵押贷款证券具有较好的同质性,再划分其金融资产的收入标准并打包进行融资,既扩大了规模又分散了风险,这对我国未来城乡中小企业融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商业性金融应当加强与民间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联系。民间金融和合作金融虽然运作机制不如商业性金融规范,但却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制度优势。在掌握更多信息的情况下,民间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可以提供更为灵活的贷款服务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商业性金融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先进成熟的市场运作制度。两方面的优势可以互补。在合作中,商业银行为民间和合作金融提供资金服务,扮演“资金运营商”、“资金商”和“资金顾问”等角色,引导民间和合作金融规范合理的运行,提升农村金融抗风险能力,维护农村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民间金融和合作金融则扮演“售货员”、“调查员”和“推销员”等角色,深入基层,广泛调研,了解民间资金需求状况,为农户等微观金融主体提供与之适应的多样化的特色金融服务。从不完全竞争市场和博弈论相关理论分析,商业金融可以与民间和合作金融进行利率市场化试点改革,维持农村市场利率的稳定性可以有效规避金融机构面临的利率风险,打击高利贷和洗钱行为,提高市场化运作效率和金融深化水平。
(注:此项目属于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为:AHSK07-08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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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县社会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从调研情况看，当前农村社会事业正处于新的机遇期和快速发展期，发展环境和投资力度都明显好于以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民生政策落实情况较好且效果明显，群众了解程度和满意程度普遍较高，农村社会事业建设取得了显著进步。
基层社会事业投入大幅增长，薄弱环节建设得到加强，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根据黎平县提供的材料，2003―2007年，全县用于社会事业的财政支出从13242万元增加到34236万元，增加了2.59倍，年均增长26.8％，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年均增长均维持在20%以上。随着投入的增加，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强。通过国家一系列专项建设规划的实施，以往相对于教育、卫生等更为薄弱的农村文化、民政、计划生育、体育等设施条件，近年来也呈现整体提高、快速发展的态势。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两免一补”政策深得人心。改革后，农民感受上学不花钱了，学校公用经费和教师工资则大幅提高，入学率、巩固率等主要指标均达到了国家要求，农村义务教育状况发生了明显改观。2005年至2007年，黎平县预算内义务教育支出年均增长达30.9%、47.9%和48.1%，兴国县增长14.1％，14.3％和28.0％，均高于当年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拖欠教师工资现象未见发生，适龄儿童因贫困失学现象基本杜绝，许多随父母外出务工的儿童和超龄学生重返家乡学校。兴国县89.7%的受访农户表示，孩子教育支出明显下降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成效显著，农民医疗服务需求得到释放，基层医疗机构获得新的发展契机。黎平2007年新农合起步当年农民参合率超过80%，今年一季度即达到90.55%，会宁农民新农合参与率甚至超过97%。兴国县实施“新农合”以来，住院补偿和门诊补偿总受益面达到30.17%。由于“看病能报销了”，农民长期受压制的医疗服务需求迅速增加。三地县、乡两级各类医疗机构普遍反映门诊和住院人数明显增加，兴国县人民医院2006、2007年住院人数分别增长19.99％和16.57％。县乡医疗机构的服务收入也由于新农合迅速普及而普遍增加。收入的增加使基层医疗机构多数已基本能够保障日常运行需要，负债经营问题得到缓解，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由此焕发出新的发展活力。
社会救助和保障投入不断增加，农村社会安全网逐步建立。经过几年来的努力，三地已初步建立起以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和特困户救助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覆盖城乡的社会安全网。特别是农村低保制度从无到有，保障覆盖面迅速扩大，标准逐步提高。兴国县2006年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仅两年时间覆盖全县低保人数从20907人增加到30256人，人均补差从25元提高到30元；黎平县44202人纳入农村低保范围，月人均补助标准30元；会宁县享受低保对象占全县农业人口13.78%，月人均补助标准28元。大病医疗救助等其他社会救助制度稳步发展。
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建设，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兴国县是劳务输出大县，面对留守儿童问题紧迫和教育资源紧张的双重难题，当地教育主管部门鼓励通过社会化经营、低收费运行和寄宿制管理，创办留守儿童托管中心，以解决留守儿童的生活和课外教育问题。目前全县已有“馨园”、“温馨家园”等托管中心近百家，收费大多在每人每月300―500元左右。留守儿童托管中心是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特殊背景下社会力量参与应对留守儿童问题的一种积极尝试。此外，在卫生领域兴国县已有大中型民营医院3所，个体诊所28家，大量的村卫生室也都由个人举办，成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黎平，公司与农户结合组建侗族大歌表演队，不仅增加了文化旅游收入，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弘扬。
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一）面对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及基层公共服务需求迅速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不足问题日益突出
一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家庭功能弱化和空巢现象加剧，“一老一小”问题成为社会事业发展中面临的新挑战。调查发现，留守儿童成长问题堪忧。三地留守儿童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接近40%，在乡镇甚至超过60%，普遍存在学习成绩欠佳、心理障碍甚至人格缺陷问题。
相比留守儿童问题，农村养老同样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调研组认为，目前农村家庭养老制度正面临传统的支持性资源逐步萎缩，新的替代性资源尚未有效形成的困境。兴国县1992年即由民政部门启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目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参保农民约9万人，在册领取保险人数仅4500人，每人每月仅能领取保险金1.8元，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作用。
二是随着农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在“两免一补”和新农合等民生政策诱导下，农村居民公共服务的各种需求得以激发，贫困农民对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渴望十分迫切。调研表明，农村贫困地区现有社会事业条件远远不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上学难、看病难、保障水平低仍是制约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三县来看，农村义务教育校舍不足特别是寄宿制学校学生宿舍严重短缺，配套设施落后，教师宿舍紧张，寄宿生生活补助覆盖面窄、标准低，寄宿制小学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未落实等问题较为突出。农村公共医疗卫生的可及性较差，调研组走访黎平的6个村有3个村既无村卫生室，也无村医；农村外出务工流动人员多数成为新农合覆盖盲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几近空白或条件十分简陋。农村低保做到“应保尽保”差距甚远，由于经费有限，实行上级定指标、定人数的做法，如黎平县德化乡低保覆盖面仅29％。
（二）社会事业建设资金来源有限，基层政府财政压力很大，债务负担沉重
三县均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地方财政十分困难，尤其是处于西部的会宁县、黎平县，财政自给率分别不足3%和17%，目前县及县以下社会事业建设资金基本依靠上级政府补助投资和贷款举债。但即使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了主要费用，基层财政为配套上级政府安排的项目和政策，仍然不堪压力。以黎平县为例，2001―2007年，为配套国家和省安排的社会事业项目，地方自筹资金1780.4万元，占投资总额的24％；仅2007年一年，为新农合、农村低保、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等项目配套县级财政资金达2632万元，占当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51.92%。
这种状况造成基层政府举债发展社会事业形成了大量对金融机构、建筑施工队及个人的债务。据三地统计，目前兴国县义务教育负债7650万元，黎平县6000多万元，会宁县5600多万元；兴国县34所公办医疗机构82.4%负债，累计6466万元。
调研组认为，相对于财政能力，目前基层政府在提供服务方面承担了很多刚性责任，但在改善服务方面却缺乏必要的自和能力，有责无权、责权倒挂的现象比较突出。
（三）现有政策需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方式和结构布局亟待优化
一是对公共服务需方的直接补贴标准过低，物价持续上涨削弱了政策效果。例如，黎平县“两免一补”对贫困家庭寄宿学生的生活补助平均每月55元，每天不足2元，而当地学生在校最低生活开支每天需要5元左右。兴国县农村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人均月供养标准仅为150元，散居供养标准低至每季度250元，由于物价上涨原因，按每位老人每天1斤米需1.6元，2两肉需2.6元，青菜、盐、柴、油等0.5元测算，每人每天仅伙食费4.7元，每月平均141元，仅余9元钱给集中供养老人添置衣物和看病吃药，散居老人则连生活费都难以保障。再如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标准目前每人每年600元，且需要年满60周岁的计划生育家庭才可以享受，这相当于2007年兴国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1.2％，显然对大多数家庭缺乏吸引力，难以起到增加计划生育家庭收入和提供养老保障的作用。
二是政策制定和实施不够细致。如对于新农合制度的实施，农民对报销标准低和省内省外报销比例不一有意见，部分地区村医对于要垫付新农合费用从而导致个人流动资金困难不满，相对繁琐的报销过程也增加了群众的报销成本。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新农合进一步深入推进。
三是资源配置比较粗放，导致财力不足与浪费现象并存。以农村中小学建设布局为例，从长远来看，由于学龄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留守儿童比例日趋增大，集中力量发展寄宿制学校是发挥教育资源规模效益的最好形式。但是像黎平和会宁地处山区，自然村寨多且分散，低年龄学生路途太远、安全缺乏保障，又不得不保留一定数量的教学点，形成资源分散配置。
（四）利益驱动不足，基层公共服务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留不住问题较为严峻
受经济利益驱动，三地农村优秀中小学教师和乡村医生纷纷涌向城镇，造成基层师资和医技人员队伍数量短缺、年龄结构老化、素质水平低下。由于师资不足，公助民办的代课教师又出现在一些偏远山区的教学点。兴国调研组走访的3个乡镇卫生院，没有一名本科以上学历的执业医师；黎平县乡村医生达到中专学历水平的仅占60.49%，平均年龄47岁。农村社会事业等公共服务的支点在乡、村，主要依靠服务于最基层的乡村干部和教师、村医等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基层社会事业人才队伍不稳定，将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三、若干思考与建议
（一）分析与思考
1、必须从战略高度认真审视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密切相关，并决定着农村居民的基本素质和发展能力。调查发现，富裕农民致富的门道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点都是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比较健康的身体；而贫穷农民也都具有相似的状况和原因，就是缺乏生存的基本能力和改变生活、转变人生的潜在素质。透过三县看全国，中国农民是一个伟大的社会阶层，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同时他们又是一个综合素质较低的社会群体，因为占世界40%的中国农民仅仅养活了世界上7%的非农民。这充分说明，只有将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医疗这些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力资本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公共事业更多地惠及农民，提高其文化素质和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将农民从贫困的代际传递中解脱出来，这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2、必须合理选择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和路径
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农村社会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但彻底解决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问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根据三县典型情况，调研组认为，当前应当将公共资源切实向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倾斜，特别是为农村儿童这一新生代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属于着眼未来的发展大计，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事业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一定要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舍得花大钱。与此同时，要努力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加快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发展基本医疗，重点解决好困难群众生存问题。
3、必须通过深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来增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调查表明，税费体制改革后，农村社会事业的责任主体重新回到政府身上，农村义务教育改革等政策措施有利于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主体支撑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格局，为农村公益性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但也要看到，公共财政不完善与投入不足，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不清、投资主体单一、尤其是基层政府权责倒挂，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和社会事业机构运行机制僵化，以及缺乏监测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活力。因此，要谋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不断取得突破，必须从改革创新中寻找出路，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政府、社会、个人等各种资源和积极性，共同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对策与建议
1、加大中央对贫困地区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
在现行体制下，加大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基层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必要财力。对特别困难农村地区社会事业发展，建议采取中央财政主导的统一供给模式。增加专项资金投入，集中补助社会事业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并减免贫困地区配套资金。
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标准；扩大学生生活补助覆盖范围和补助标准，实现全覆盖；结合地方实际，实行小学生寄宿生活补助；加大力度支持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改造和维修，在边远山区应以寄宿制学校逐步替代分散教学点；实施农村义务教育教师住房“安居工程”建设或增加住房货币补贴。研究采取有效的综合性政策措施，着力解决好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公共医疗卫生方面：支持农村医疗机构建设和设施设备购买；提高村医的补助水平；增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统筹投入，提高保障水平；提高“新农合”参保和报销的便捷性。
公共文化方面：加强资源整合和有效利用，规划新建与充分利用现有中小学校闲置资源等相结合，强化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通过设立政府支持资金或引导基金，支持发展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和旅游产业。
社会保障方面：加大农村低保政府投入，取消农村低保的指标限制，通过增加中央财政投入，实现“应保尽保”，并建立和完善农村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政策体系，积极应对农村养老问题。
2、构建多元化社会事业发展格局
一是尽快建立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开放市场准入，消除壁垒限制，规范登记运行，明确监督和管理责任，采取公建民营、股份制、贷款贴息、财政补助、优惠政策等多种形式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基层社会事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民间或其他社会力量举办营利和非营利公共服务，逐步形成社会事业举办主体多元化、投资渠道多样化的格局。
二是改革政府包办社会事业的传统模式，加快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建立绩效考核的监督机制保证财政资金发挥效用。
三是通过合并、改制、置换、重组等运作方式，促进社会事业资源有效整合，盘活存量资源，扩张优质资源，逐步形成有重点、有层次、布局合理的社会事业发展格局。
3、稳定农村公共服务专业人才队伍
制定实施基层干部、农村教师、卫生技术人员培训计划，并依托专业院校等平台，采取政府资助、定向招生、定向培养的方式，直接面向农村培训人才，提高基层专业人才素质和促进结构优化。扩大人才交流培训机制，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援，加大对口支援中的智力支持比重，积极鼓励跨区域的智力服务和人才交流活动。改善基层公共服务人才生活工作条件和工资福利待遇，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增强其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稳定基层人才队伍。
4、建立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监测评价体系和重要民生政策动态评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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