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3 1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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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 养老保险制度
所谓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三个部分,社会保险又分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五个险种,社会救助分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教育救助、医疗救助、司法救助和住房救助等,社会福利可分为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和孤残儿童福利等。“十七大”勾勒的社会保障体系目标是: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时间不长,其中重中之重是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个人账户没有形成积累,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 二是缴费率的提高加大了企业的产品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使得一些企业的经济效益严重滑坡甚至破产,导致企业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能力衰落,养老保险基金来源的可持续性受到严峻挑战。三是养老保险覆盖面不够广,支撑能力不强。四是提前退休导致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五是养老保险结余基金的投资渠道单一,保值增值率低。六是一些省市区养老保险基金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上述问题是改革中难以避免的,要制止或减轻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我国还待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政府应担负职责,根据实际国情尽快着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做实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空账是由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中的“隐性债务”造成
我国在设计养老保险基金改革方案一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时,没有专门处理转制成本,而是期望以社会统筹部分的供款来偿付旧制度的债务,即用新制度收缴的一部分基金支付制度变迁的成本,其结果是个人账户“空账”运转,阻碍了旧制度向新制度的顺利转变。政府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尤其是中国。因为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 1952―1978年,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0.38%,而积累率却从1952年的2L4%增长到1978年的36.5%,许多年份甚至高达40%以上,显然,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是靠老职工牺牲其消费积累起来的。因此,由政府承担转制成本,向离退休职工支付养老金是公平的,也是明智的。政府应承担转制成本,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政府消化转制成本,解决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可考虑用部分国有资产变现收入来偿还,或每年财政收入按某一固定比例切下一块,永久性地纳入养老保险基金,或发行专门用于偿债的特种国债等途径。但单纯使用一种方式来消化巨额的转制成本是不可能的。如完全通过征税,会加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负担,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害;若仅依靠发行债券,会使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则受目前资本市场规模和发育程度的制约,且只能渐进实施。所以,只有多管齐下,才能筹措足够的资金,消化转制成本。
二、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筹资走出困境
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根据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财政资金的使用应逐步转移到满足政府履行职能和社会公共需要上来,突出财政的公共性特征,解决财政“越位”和“缺位”问题。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国发[2000]8号)中规定:各地要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性支出的比例;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社会保障资金,要及时足额拨付,并比上年有所增加,财政超收的部分除用于法定支出外,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我国可根据财力情况,通过征收特种消费税、遗产税、利息税或划拨部分个人所得税等方式来筹资,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同时逐步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到15―20%。
2.完善地税征收办法,在条件成熟情况下尽早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保险)税是世界上比较流行的为筹措社会保险基金而开征的一种税,世界上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大部分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开征社会保障(保险)税,可以发挥税收“刚性”的特点,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有一个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同时,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均衡企业负担,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目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着手调研开征社会保障税问题。
3.加强法制化建设,扩面征缴。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层次,完善实施机制,以实现扩面征缴目的。加大力度将城镇各类从业人员全部纳入养老保险这一“安全网”保障范围,实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全覆盖,既是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需要,也有利于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规模,增强基金支撑能力。当前扩面工作的重点是,一要将养老保险扩大到机关事业单位,――要督促非国有经济即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及其中方职工、个体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参加养老保险。同时要研究低标准进入、低水平享受的养老保险具体政策。另外,要加大欠缴养老保险费的清缴力度,对故意欠缴的企业单位要按照《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规定进行处罚。
三、完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加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管理
1.切实降低养老金替代率,使养老保险立足于保障基本需要。我国养老保险待遇的支付标准必须与国力相适应,过高的替代率,既违背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低标准,广覆盖”的原则,增加了财政的压力,也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西方一些高福利国家在这方面有过沉痛的教训,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可将替代率定为养老金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之比,适当考虑物价指数,争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平均工资上扬过程中,有效地控制养老金增长幅度,使其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稳步下调,做到退休人员养老收入的绝对值不减或有所增长,养老金替代率逐步下降。具体可从存量和增量二方面进行调整。存量调整主要是净化统筹项目,剔除统筹外项目;增量调整主要是从待遇调整机制上下工夫。
2.调整养老保险金的支付年龄,严格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条件。为了应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危机,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提高退休年龄的做法,法定退休年龄由60岁左右,逐渐延长至65岁或67岁。为了降低赡养比、减轻养老保险金支付压力,我国也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同时,政策上必须严禁用早退方式处理就业矛盾,防止将失业压力转移到养老保险负担上。严格养老金的领取条件,一是严格控制提前退休的条件,企业确需要下岗分流的,又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员,应通过领取失业救济金或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来解决,并由企业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直到法定退休年龄再进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渠道。二是对现已退休或提前退休人员,仍在继续就业的,其就业收入超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应停发养老金,并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三是严格审核统筹项目支付基数,建立基金支付的制约机制。
四、加强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管理,提高基金保值增值能力
加强养老保险结余资金管理的目的有二个:一是防止养老保险基金被挤占挪用,保证基金的安全。二是加强投资运作,提高基金收益率。为此,一方面要严格财政专户管理,确保养老保险基金安全。存入财政专户的养老保险基金,财政部门不得随意挪用,也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但是单一的基金投资渠道使养老保险基金根本不具备规避风险和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因此,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切实可行的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办法,尝试开辟新的投资渠道。借鉴国际养老基金的投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供选择的方式有:(1)购买国债等有价。(2)委托银行短期贷款。(3)购买企业债券。(4)参于股票投资。(5)设立专业的社会保险投资银行,专门从事基金的投资运营管理工作。当然在实践操作上,要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发育水平尚低,可供选择的较为成熟的投资工具少,缺乏相关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和经营管理经验等因素,养老保险基金目前不可冒然入市,特别是直接进入二级市场作长期投资是不妥的。可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一级市场的申购或配售,这样,既无高风险而言,又可保持大部分资金的流动性,且收益可观。
五、将养老保险基金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编制社会保障预算
目前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已纳入单独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政府预算收支科目也已逐步理顺,因此,编制社会保障预算的条件已逐渐成熟。社会保障预算的建立可以全面反映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强化养老保险基金的预算约束和财务管理机制,提高养老保险基金使用效率,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促进养老保险事业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存款保险制度；银行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当地大部分银行及金融机构都陷入危机，相继倒闭，同时导致很多存款人蒙受损失。如何预防金融风险，如何在金融风险发生时采取安全的防范制度，如何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更多经验，是我国目前金融领域最应探讨的问题。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保障存款人利益的制度，它的建立不仅可以加强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度，还能够在金融危机下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因此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行加快了市场化利率，促使银行之间的公平竞争，并确保了金融机构的稳定性。
一、金融危机下推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意义
建立并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对存款人的存款业务建立相应的保险，金融机构通过定
期缴纳保险费用来弥补金融危机下储户的的经济损失。随着我国金融环境的国际化发展，金融危机对于我国金融环境的影响变得更加客观化，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能够在此时起到较好的缓冲作用。
（一）保障储户正当权益
在受到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金融机构中，储户的资金会出现一定量的缩水，此时存款保险制度能够充分保障储户的权益，建立储户对金融机构的充分信任。从金融市场这个大环境来看，任何一名金融活动的参与者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例如因为不了解市场及具体行情而进行的错误投资、由于消息接收失误引起的存储失误等等。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他们在开展放贷业务时也可能因为风险评估不充分而导致放贷失误，从而引起资金回收困难等，这些问题都可能为金融机构的运行埋下隐患，严重时还可能导致金融机构陷入破产局面。
（二）有效缓解并救治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
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可以为金融危机下的金融机构提供有效的保障。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多家大型银行濒临破产，联邦保险公司以“成本最小化”原则对银行进行收购或承接，通过这种方式有效保障了银行储户的利益需求，除此之外还通过各类稳健型金融活动来降低破产机构的风险，对破产后的经济进行有效处置。另外，针对一些资产损失较严重的银行机构，采用“过桥”手段进行预先自营，随后再选择好时机出售。当处置成本超出赔付成本时，则开启存款保险基金来降低风险。
（三）缓解银行之间的信任危机
存款保险制度是基于信任而实施的。只有建立了充分的信任才能确保金融业持续稳定地发展。而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主要是为了缓解因信任危机而造成的金融风险。众所周知，与贷款人一样，各银行之间存在信任关系，一旦所建立的信任被破坏，很容易导致银行债务及不良资产存在风险。如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时，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建立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宣布了一套前所未有的担保规划，主要针对某个时间节点之前的银行债务进行担保。与此相同的是，在美国花旗银行陷入经济危机时，美国联邦保险公司为3000亿美元的不良资金提供了高达100亿美国的担保数额，加快了各银行间的资本循环，保障了银行的金融安全。
二、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策略
根据目前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发展情况，传统的隐形保险制度正朝着显性保险制度发生着改变，这一转变引发出了一系列问题，如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我国在积极学习国外存款保险制度时应有选择性地学习，并预先识别出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隐患，以制定解决对策。
（一）建立良性存款保险制度实施环境
根据我国现阶段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来看，政府必须加强金融大环境的营造造，以此推动金融市场的改革，特别是针对非国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提升方面，因重点关注对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督，要求银行及金融机构对自身经营状况的充分把握，识别潜在的经营风险，推动金融市场化制度的建立。除此之外，目前我国对于存款资金最高可以给予高达50万人民币的补偿，这一补偿制度有可能导致存款资金的重新整合，使资金持有量较大的投资者流向大型银行；而一些中小型投资者则会更倾向于中小型银行，从而推动了金融机构合理规划的进程。而政府作为金融机构的监督责任部门，为了进一步营造良好公正的竞争环境，必须从制度着手，建立一系列有利于储户利益的制度，加强储户对银行及金融机构的信任。
（二）促进利率市场化，降低储户风险
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重点任务，因此对目前存款利率的管制也是我国近几年逐渐放开金融环境的重大举措之一。随着金融业改革工作进程的不断推动，利率市场化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势所在，而一套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充分促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实施，为中小银行的储户提供可靠的存款保障。另外，针对存款保险制度中的保险费率标准及其他关联问题，因费率不稳定而引起的投保机构流动，严重影响了利率市场化工作的进展。因此，务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全面构建一套与金融机构改革相关的制度与法规，为银行储户提供一个可靠、安全的存款环境。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银行储户的合法权益、缓解救治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消除银行间的信任危机，进一步梳理政府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我们必须尽快制定策略完善存款保险制度，适其与目前的金融环境相匹配，共同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邵文韬.金融体制改革视角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D].长安大学，2013
[2]聂娜.浅析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中国外资，2014（01）
[3]恽力达.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局限及完善途径[J].现代商业，2015（24）
[4]聂娜.浅析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中国外资，2014（01）
【关键词】金融衍生业务 监管 会计工作
2009年,国务院国资委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同年,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国资委的《监管通知》对中央企业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提出具体监管要求:一是认真组织清理工作;二是严格执行审批程序;三是严守套期保值原则;四是切实有效管控风险;五是规范业务操作流程;六是建立定期报告制度;七是依法追究损失责任。出台《监管通知》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中央企业对已经开展的所有金融衍生业务包括期权、远期、掉期及其组合产品(包含通过银行购买的境外机构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全面彻底清理;要求企业审慎开展金融衍生业务,对企业已经开展或拟开展的金融衍生业务提出明确规定和具体要求,切实有效管控风险;要求从事金融衍生业务的企业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并与国资委建立日常工作联系;明确管理责任,对违规经营或发生重大损失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财政部的《若干意见》要求企业切实加强投资管理,审慎从事套期保值等金融衍生品投资,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杜绝金融衍生品投机行为。
在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金融衍生工具处于风口浪尖,对其监管也是重中之重。研读《监管通知》和《若干意见》不难发现,文件的执行需要会计工作作出密切的配合,下面将从三方面谈会计如何辅助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进行。
一、套期保值还是投机行为的确认――从会计角度认定
1、企业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的目的
企业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的目的是投机获利或套期保值。投机获利是说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要求很少甚至没有初始净投资,具有财务杠杆的作用,往往可以收到以小博大的效果,这种低成本高收效的模式能够极大地吸引投机者,使很多人甘冒风险。套期保值是为规避外汇风险、利率风险、商品价格风险、股票价格风险和信用风险等,指定一项或一项以上套期工具,使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预期抵销被套期项目全部或部分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
我国企业投资金融衍生品出现问题源自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危机使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幅度超出一般人的预期,导致与大宗商品价格挂钩的衍生品亏损严重,包括国航、东航、深南电、江西铜业等在内的多家上市公司接连爆出衍生品交易巨亏的消息。而在巨亏企业中,很多都是采用与对冲现货市场风险相反的方式进行投资,前期获取了诱人的收益,但后期却不得不面临巨大的风险,投机带来的风险无法控制。
2、管理层对待金融衍生业务的态度
从管理层的监管金融衍生业务的文件可以看出,管理层非常审慎地对待金融衍生业务,既不是一棍子打死、彻底摒弃,也不是纵容企业任意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层对企业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规避风险是支持的,但是对于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是严格制止的。但在目前,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很多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稳定企业收益、对冲风险和争取国际市场经营和竞争的功能无法正确运用,导致无法使用套期保值策略锁定风险;或是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性、复杂性和风险性认识不足,存在侥幸的投机心理,贸然使用复杂的场外衍生产品违规建仓,导致风险失控造成损失,甚至出现了中信泰富之类以套期保值之名行投机之实造成巨额亏损的现象。
3、会计确认辅助管理层监管金融衍生业务
想要做到监管,首先需要对金融衍生业务的开展是为了套期保值还是投机进行认定。会计上认可套期保值关系的成立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确认风险暴露的性质,包括利率风险、价格风险、汇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等,为上述风险暴露的情况可以进行套期保值;二是套期有效性认定,即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抵销被套期项目产生的损失是高度有效的,认定套期有效性非常重要,这是界定套期保值或投机的重要一步,具体可以采用的方法有关键条款分析法、相关分析法、频率分析法和抵销的金融衍生工具价值变动计量等;三是套期证明文件,要求在实施套期开始(如签署金融衍生工具合约时)就提供套期证明文件,具体内容包括套期工具的认定、被套期风险的认定、实施该套期的风险管理目标和战略、支持管理者预期套期高度有效的证据和衡量套期有效性的过程。从会计的角度对企业从事金融衍生业务的品种、规模和时间都做了控制和管理,并且确定企业是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审慎地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确定企业选择与其经营密切相关的、符合套期会计处理要求的简单衍生产品,不从事风险及定价难以认知的复杂业务。
二、公允价值还是账面价值的计量――会计选择
只对企业从事金融衍生业务的目的进行确认是不够的,会计还必须对套期保值的金融衍生工具进行计量。选择何种计量属性,是一个已经解决了而现在又重新出现了的难题。
1、计量属性的困惑
事实上,国际会计准则和众多国家的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计量都形成了认可,并认为公允价值的运用是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要的,公允价值符合经济收益概念、全面收益概念、现金流量制和市场价格会计假设(谢诗芬、戴子礼)。以公允价值计量为投资者预测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提供更大便利,也使得以现金流折现估值法(DCF)的应用更具可操作性。公允价值是人们眼中的“宠儿”。然而,金融危机来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公允价值计价法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金融危机推手”。因为国外很多企业已经面临在市场大跌和市场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公允价值计价法导致金融机构过分对资产按市价减计,从而使市场陷入交易价格下跌,接着是资产减计、核减资本金,然后恐慌性抛售,最后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之中,因而对加重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对金融衍生业务监管时,会计提供的计价采用何种计量属性才更有利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看公允价值的确定方式:关于公允价值的确定方式,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我国新准则的规定基本上是统一的,逐级适用三个层次:第一,存在活跃市场交易的金融产品,根据市场报价确定公允价值;第二,不存在活跃市场交易的金融产品,可参考同类产品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或者采用有客观参考支持的价值模型确定其公允价值;第三,不存在活跃市场交易,且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需要管理层根据主观判断和市场假设建立估值模型以确定公允价值。
2、对金融衍生业务会计计量的选择
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我国新准则确定方式选择计量金额,应该是比较清晰的。目前引起争议的地方就是曾经是存在活跃市场交易的金融产品,现在没有了活跃市场交易、不具备流动性,导致一些种类的资产已没有市场可以作为计量参考,比如标售利率型证券(ARS)和AIG持有的信用违约互换,就需要估值,从而导致准确性打折扣和不被认可。那么,针对我国企业现在应用金融衍生业务的情况,按顺序选择计量金额是必须要执行的,针对没有活跃市场的金融衍生业务,应披露原始价值、实时的公允价值和估价不同的计量属性,会计提供资料,具体如何使用,可以由信息使用者来抉择。
三、表内披露还是表外报告的选择――会计均应提供
1、表内规范披露
在目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对于企业从事的金融衍生业务的披露应该是从重、从细、从快、从准。表内披露和表外报告都要重视,给监管层和会计信息使用者以足够的信息量。在表内提供企业拥有的所有金融衍生工具的金额,并且按照套期会计的要求确认相应的损益,这一项在已的会计准则中有明确规定。
2、表外充分披露
在表外附注中要披露企业在报告日所持有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类别,如金融期货、期权和互换等以及企业持有该项金融衍生工具是金融资产还是金融负债。在表外附注中还要详细说明企业在报告日持有每一项金融衍生工具的目的,即是为了套期保值还是为了投机,这一点对于现阶段我国管理层管控企业的金融衍生业务是非常必要的。确认了持有金融衍生工具是为了套期保值后,还要继续披露持有该项金融衍生工具的背景和策略,被套期项目的具体情况,套期保值有效性是如何评价的,在套期保值期间以及套期保值中止时可能采用的会计政策等。表外应提供衍生金融工具有用的计量基础,对能在市场上取得公允价值的,提供有效运行的市场中金融工具的报价或比较数据;难以在市场上取得公允价值的,可以通过各种估价模型或方法对公允价值进行估计,同时,对估价方法加以说明,包括运用该方法的重要假设等;对于无法取得公允价值或因管理者的目的而采用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基础的,应列明事实并披露与该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相关的信息,如账面价值、实际利率、到期日等。在表外可以提供市场价格预测信息,对于企业在报告日所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应揭示其市场价格在未来的可能变化并提示其在未来可能引起现金流量波动的风险。
另外,还要提供有的放矢的风险披露(如汇率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重要商品价格变动风险、市场风险和公允价值风险等)以及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手段(如交易的授权和内控制度等),使报表使用者能够合理地评价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程序。公司可以考虑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报告,以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需要。频率较高的简短报告可能比频率较低的长报告更好,对从事的金融衍生业务单独建立月报、季报也是非常可取的,甚至在风险加剧、价值变动非常频繁、可能产生重大损失之时,以周报的形式对外报送也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李享、杜鑫:滥用金融衍生品的危害及防范措施探讨――从次贷危机谈起[J].当代经济,2010(1).
【关键词】铜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套期保值
导言
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工业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制造业的不景气导致铜的需求逐渐下降,铜价格波动风云变幻。但铜期货市场却成为难得的一抹春色,期货交易量爆发式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产铜用铜企业希望利用铜期货消除铜现货价格剧烈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铜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材料对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我国也一直是铜的第一消费大国。因此研究金融危机对我国铜期货市场的冲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包括风险规避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而且风险转移功能是通过套期保值来实现的。本文的研究正是以期货市场两大基本功能的发挥作为视角。铜期货作为我国期货市场中发展时间最长、最规范的期货品种,其功能发挥的水平如何,一直是学术界和业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本文通过比较研究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我国铜期货价格发现功能和套期保值功能发挥水平的变化来考察金融危机对我国铜期货市场的冲击,并根据实证结果对我国铜期货参与者、期货交易所以及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提出一些建议。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期货市场功能做了大量研究。对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研究有:Bigman(1983)等最早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交割日的现货价格与距离交割日一定时间间隔的期货价格作回归分析,并对在CBOT交易的玉米、大豆和小麦期货合约的价格发现功能作了实证检验,发现近期期货价格是最后交割日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量[1]。Garbade和Silber(1983)建立了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型,即G-S模型,研究出了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在价格发现功能中贡献的大小[2]。Ghosh(1993)利用协整分析方法,对S&P500和CRB指数的期货与现货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S&P500的期货价格具有较明显的价格领先优势,而CRB指数的现货价格具有较明显的价格领先优势[3]。Hasbrouck(1995)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每个因子对总方差的贡献来研究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在价格发现功能中作用的大小[4]。严太华、刘昱洋(1999)利用协整检验技术,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证实了重庆铜、郑州绿豆的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的存在,分别给出了它们各自的误差校正模型(ECM),并就ECM给出了分析和预测的方法[5]。张宗成、王骏(2005)利用VAR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硬麦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硬麦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存在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双向引导关系,现货市场在价格发现功能中起到主导作用[6]。姜洋(2006)通过VAR模型及其修正模型VECM对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铜现货市场在价格发现功能中起到主导作用[7]。
国内外学者对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功能的研究有:Johnson(1960)最早引入马柯维茨资产组合理论来解释套期保值问题,提出运用最小二乘法将期货与现货价格的差分进行线性回归以达到最小方差拟合[8]。Cecchetti(1988)等利用ARCH模型对美国国债期货合约的效用最大动态套期保值比率进行估计,发现套期保值比率随着合约持有时间的变长而变得更高[9]。Herbst等(1989)提出了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B-VAR) [10]。Baillie & Myers(1991)通过考察商品期货市场,发现基于GARCH模型的动态套期保值策略能够改善套期保值的效果[11]。由于以上几种模型忽略了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协整关系对套期保值比率的影响,于是各国学者开始利用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协整关系探讨期货和现货价格之间的关系。Ghosh(1993)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ECM),通过对利用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为几种股票组合进行套期保值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考虑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的协整关系有利于获得一个更优的最小风险套期保值比率[12]。Lien和Tse(1998)借助VAR-GARCH、EC-GARCH和FIEC-GARCH模型计算NSA指数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研究表明,ECM模型是所讨论的几个模型中最优的[13]。郑明川(1997)分析了最小风险套期保值比率方法的原理,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与传统的套期方法相比,最小风险套期保值比率方法确实可获得更好的效果[14]。
一、中国铜期货价格发现功能实证分析
1.主要模型及数据
我们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Garbade-Silber模型对铜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递进研究,由于篇幅有限,仅对Garbade-Silber模型加以介绍。
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本质在于新的信息能否及时在现货价格或期货价格中得到及时体现。Garbade-Silber模型可用来分析是期货价格还是现货价格在信息传递和价格发现中起主导作用。GS模型可表示为:
其中,和分别表示现货和期货价格序列,、、、是参数,、是随机误差项。代表了前一时期的期货价格对当期的现货价格的影响程度,而代表了前一时期的现货价格对当期的期货价格的影响程度。/(+)可用来刻画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在价格发现功能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如果/(+)>0.5,说明在价格发现功能中,期货价格的作用大于现货价格的作用;如果/(+)
为了有效地估计和,克服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非平稳性问题,把式(1)重新设定为:
然后,可以利用OLS来估计和。
本文的期货价格数据来自于上海期货交易所铜期货合约的每日收盘价,现货价格来自上海金属网铜现货的每日均价。为了构成一个连续的时间序列,期货价格的选取方式是首先选择距现货价格最近期月份的期货合约作为代表,在最近期期货合约进入交割月后,选取下一个最近期期货合约,这样就得到一个连续的期货合约序列。样本数据的选取时间为2006年2月27日至2008年12月31日,共698组数据。为了比较分析,把这698组数据分为两部分:2006年2月27日到2007年7月31日的数据为金融危机发生前样本数据,共349组数据,此区间铜现货和期货序列分别记为S1和F1;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的数据为金融危机发生后样本数据,共349组数据,此区间铜现货和期货序列分别记为S2和F2。以下所有实证均通过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0完成。
2.实证检验
(1)平稳性检验
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2)变量的协整检验
由表1可知,时间序列S1、F1、S2及F2都是同阶(一阶)单整的,所以有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采用Johansen法分别对S1和F1的协整关系以及S2和F2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在r=0的原假设下,均大于5%的临界值,原假设被拒绝。而在r≤1的原假设下,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均小于5%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金融危机发生前以及金融危机发生后铜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Granger因果检验
进一步对铜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滞后阶数根据最小AIC准则确定),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S1不是F1的格兰杰原因,F2不是S2的格兰杰原因,而F1是S1的格兰杰原因,S2是F2的格兰杰原因。表明铜期货与现货价格之间存在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样本区间内,期货价格单向引导现货价格。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样本区间内,现货价格单向引导期货价格。
(4)G-S模型
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说明了铜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是单向引导关系,但却无法说明铜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之间的引导程度。因此,我们进一步采用Garbade - Silber(G-S)模型来分析铜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在价格发现中的作用。
铜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G-S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
即=0.090825,=0.258730,/(+ )=0.25983
这表明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样本区间内,价格发现功能有97.31%由期货市场完成,2.69%由现货市场完成。而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样本区间内,价格发现功能有25.98%由期货市场完成,74.02%由现货市场完成。
二、中国铜期货套期保值功能实证分析
1.主要模型及数据
(1)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的估计
为了估计套期保值功能发挥的程度,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套期保值比率的计算方法,主要运用OLS、B―VAR、ECM、EC―GARCH、VAR-GARCH、和FIEC-GARCH等模型。本文选取ECM模型进行估计,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ECM模型考虑了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非平稳性、长期均衡关系以及短期动态关系。第二,许多国内外文献对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比率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与其他模型相比,ECM模型是比较优良的模型。
基于Engle 和Granger的协整理论,Ghosh(1993)提出了估计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的ECM模型。即如果现货价格序列St和期货价格序列F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最优套期保值比率可以根据下式来估计:
其中,β、γ、δ、θ均为待估计参数,ecmt为误差修正项,νt为扰动项,是白噪声序列。β即为最优套期保值比率。
(2)套期保值绩效的衡量
套期保值绩效可以用于衡量套期保值目标的实现程度。与未进行套期保值相比,进行套期保值后收益的方差越小,风险越小,套期保值的效果越好。
Ederington首先在风险最小化的框架下分析了套期保值的效果。我们采用Ederington(1979)给出的套期保值绩效的衡量指标,即用和未参与套期保值时收益方差相比,参与套期保值后收益方差的减少程度来衡量套期保值的绩效,用公式表示如下:
对套期保值功能实证分析所选数据与对价格发现功能实证分析所用数据相同。
2.实证检验
(1)误差修正模型
由在价格发现实证中所进行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可知,S1和F1以及S2和F2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建立S1和F1以及S2和F2的误差修正模型。
铜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ΔS1t=0.855974ΔF1t-0.975772ECM(-1)+μt
(6.973067)(-18.16142)
R2=0.512969,DW = 2.000618
ΔS2t=0.795176ΔF2t+0.096873ΔF2t-1-0.331567ECM(-1)+μt
(21.54889) (-5.913554)(2.649396)
R2=0.575048,DW = 1.962095
可见,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样本区间内,铜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β1=0.855974。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样本区间内,铜的最优套期保值比率β2=0.795176。
(2)最优套期保值绩效的计算
将估计出的β值代入式(5)和(6),计算出Var(Ut)和Var(Ht),然后把Var(Ut)和Var(Ht)再代入公式(4)便可以计算出套期保值绩效值。铜期货套期保值绩效如表5所示。
通过对金融危机发生前(样本区间:2006年2月27日到2007年7月31日)和金融危机发生后(样本区间:2007年8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我国铜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铜期货价格发现功能降低。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发生前和金融危机发生后铜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过,金融危机发生前铜期货价格单向引导现货价格,价格发现功能有97.31%由期货市场完成,2.69%由现货市场完成,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功能方面占有绝对优势;金融危机发生后铜现货价格单向引导期货价格,价格发现功能有25.98%由期货市场完成,74.02%由现货市场完成,价格发现功能主要由现货价格决定。这说明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铜期货价格发现功能降低,铜期货市场价格为现货市场交易定价的能力减弱。
(2)金融危机发生后铜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功能的发挥效果有所提高。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发生前样本区间内的套期保值比率和套期保值绩效分别为0.855974和0.58349519,金融危机发生后样本区间内的套期保值比率和套期保值绩效分别为0.795176和0.66601353。即与不进行套期保值相比,金融危机发生前铜期货参与者通过套期保值能使风险降低约58%,而在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过套期保值能使风险降低约67%。这说明金融危机发生后铜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功能的发挥效果有所提高,铜期货参与者通过套期保值抵抗风险的能力增强。
通过以上对我国铜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的结果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对于铜期货参与者来说,由于金融危机发生后铜期货价格引导现货价格的能力变弱,一些现货贸易商采用期货价格作为现货交易指引的行为需要慎重。铜期货参与者在进行现货交易时,不仅应参考国内铜期货价格,还要充分考虑国外铜期货和现货价格等因素。金融危机发生后铜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有所提高,通过套期保值能使风险降低约67%。这对我国以金属铜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生产和经营的企业来说,有着控制风险的重要意义,有利于这些企业参与金属铜的套期保值以规避风险。(2)对于期货交易所来说,应该积极培育期货市场理性成熟的套期保值者群体。此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检验了国内期货市场的风险防范和控制能力,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加快发展期货市场的基础和条件。期货交易所还应积极培育期货市场理性成熟的套期保值者群体,可以通过培训、讲座等方式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保证我国期货市场的有效运行。(3)对于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来说,应该加大我国期货市场的规范力度。金融危机使许多企业意识到了套期保值的重要性,纷纷参与到期货市场中以规避金融危机带给企业的风险。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期货市场的影响力增强,期货市场的监管部门应加大规范和监管力度,进一步提高我国期货市场的运行效率,增强我国期货市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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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总理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指出，中国政府会尽一切努力，把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8％左右，必要时还会动用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表示，正在研究外汇储备如何使用，正在探讨、探索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外汇储备来为我们的建设服务，希望用外汇来购买中国急需的设备和技术，要保证外汇储备的安全与保值等。关于外汇储备的谈话，温总理给出了外汇储备持有的基本功用、资产安排的原则。
大家知道，目前市场上受所谓金融阴谋论的影响，不少人都在说，中国人用外汇储备买美国国债，就是为美国经济衰退买单，是在为美国华尔街的贪婪买单。因此，中国政府要改变目前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的状况，可以大量持有硬通货，如黄金及石油，或让大量外汇储备调回国内支持中国经济建设。
其实，目前市场流行的关于外汇储备的言论不仅在于其受金融阴谋论的影响，而且也受民粹主义的左右。如果说，中国的外汇储备的资产持有是按照这种观点来做，那么中国现有的外汇储备早就受到巨大的损失了。大家看到，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持有美国国债不仅在增加，而且在快速增加，在过去几个月里增加了近1500亿美元美国国债。在金融危机如此严重，国际金融市场如此震荡的时候，持有美国国债至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事实上，2008年年中以来，中国外汇储备持有美国国债随着美元的升值，不仅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也保证了其资产的安全性。
大家知道，中国外汇储备持有，是不可放在国内而只能放在国外的，否则无论你如何处理与安排，肯定是最差的选择。就如你有100万人民币现金，如果你选择放在家里而不存银行一样。既然外汇储备要放在国外，就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来看，在国际上的什么样的资产最为安全?什么样的资产可能受到外部冲击最小?甚至于可能收益最高?当然是美元资产，当然是美国国债。近几个月情况已经看到，无论是银行资产还是矿山资源，持有哪一种资产不是大幅缩水，持有哪一机构的股票不是大幅缩水。在这几月中，股票缩水一半以上是常见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外汇储备持有这些资产，同样会输得很惨。还有，政府有明白人或专业人士，知道如何来做。
那么这些企业或机构的资产不能够持有，是不是可以持有其他国家的货币?同样不行，因为，在任何一场国际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定会让分散在全球各个市场的资金回流到美国。这些资金可能是从美国流出的，在面对美国巨大的风险时，要回美国救急；同时，即使不是美国流出的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震荡时，也会流向美国，因为这些资金同样需要寻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当全球资金都流向美国时，美元岂能不比其他货币安全?近几个月来美元快速升值，非美元货币快速贬值，道理就是这样。
还有，为什么出现金融危机时全球的资金都会流向美国?这当然是与国家经济实力及竞争力有关。尽管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来自美国，但是就目前而言，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也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其国家实力、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是任何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而任何货币都是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既然美国的经济实力在短期内不能被其他国家所替代，那么岂有其他货币会比美元更安全?可以说，尽管美元的汇率会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上下波动，但是美元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在短期内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外汇储备持有美国国债不是给美国经济衰退买单，而是让我们自己的选择，让中国外汇储备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条件下。如果能够利用美国国债作为政治外交手段更是锦上添花。
还有，有人说，可以让外汇储备持有黄金及石油，这样可以保值增值。其实，这里有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如果这些资产只是某一种商品而不是已经货币化及金融化了的资产，那么通过黄金来保值可能吗?如果黄金或石油已经货币化及金融化了，那么这种资产持有与其他资产持有就没有多少区别了，关键是要看这些资产持有的安全性及增值了。如果在黄金价格很高时大量持有来保值，其实是买了黄金的一个巨大的泡沫。比如，石油可以从147美元下跌到40美元，难道黄金就不能够从920美元下跌到200美元吗?道理都是一样。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面临的新问题
1.市场推广和开拓不力。由于我国个人理财市场起步较晚,广大客户对个人理财业务缺乏了解。这就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个人理财业务时进行有效的市场宣传,向目标客户推广和解释清楚各种理财产品,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理财方案。国内银行在市场推广方面,缺乏宣传,即使存在宣传,其推广方法也很单一,而且推广对象不明确。
2.结构性理财产品自主开发能力不足。目前国内银行发售的结构性产品大多属于“引进型”产品,我国商业银行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相对较弱,与国际大银行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
3.专业理财人才欠缺。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是一项知识性、技术性相当强的综合性业务,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不少理财人士对宏观经济政策掌握少,对微观经济分析能力不强,市场营销意识和技能与市场需求还有较大差距。例如有些银行个人理财经理在传统业务中面对客户的需求游刃有余,但对新兴业务则显得力不从心,综合业务技能的欠缺成为个人理财经理向客户提供全方位理财服务的制约。
4.银行控制风险能力差。理财业务涉及产品和交易的多个层面,隐藏着多种形式的潜在风险,如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道德风险等。快速增长的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对我国银行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人认为个人理财业务是无风险的业务,因而缺乏一些应有的风险防范观念和措施。
二、新形势下银行理财产品发展策略建议
1.对个人资产进行定量分析,充分认识个人理财业务风险。
个人理财师通过专业的工具帮投资者更好地了解自己,主要是做好资产分析和理财属性分析。个人资产分析就是弄清楚自己(个人或家庭)的资产状况,摸清楚自己有多少家产(即个人净资产值是多少)。金融危机背景下,个人理财业务存在诸多风险,如何防范个人理财业务风险,加快业务发展,是今后顺利开展个人理财业务的关键。在我国,充分认识和化解个人理财风险,对于确保客户资产保值增值、促进理财业务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商业银行需要切实按照银监会强调的风险揭示、客户评估及信息披露等要求,对不同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做出明确的划分和标识,进而在销售过程中配备专业人员对客户的财务状况、风险偏好、损失承受能力以及投资预期等进行审慎的识别与评估,从目前各家商业银行开办个人理财产品的情况看,理财产品销售后,从未向客户披露理财资金的管理及运用情况、投资组合及风险收益变化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在产品研发的同时建立风险内控制度,研究新产品潜在的风险和必要的风险管理措施,实施跟踪和定期评估的制度。对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建议各家商业银行全面推广理财产品客户风险评估机制,帮助客户选择适合理财产品,防范投资风险,提高满意度。
2.黄金将是理想的保值产品。
从黄金市场看,由于国际金价用美元计价,黄金价格与美元走势的互动关系非常密切,一般情况下呈现美元涨、黄金跌和美元跌、黄金涨的逆向互动关系。在基本面、资金面和供求关系等因素均正常的情况下,黄金与美元的逆向互动关系仍是投资者判断金价走势的重要依据。当今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各大投资银行在遭受史无前例的损失,受次级债影响,美元未来看跌。个人(家庭)可以购买黄金或者黄金饰品作为保值的一大投资产品。
3.培养理财人员素质。
理财人员的业务素质将直接影响银行理财市场的拓展,高素质的理财人员必须在具备自身良好素质的基础上经过专业化、系统化的培训。当前国内银行的个人客户经理一般来自两类人员:一是由业务尖子选拔上来的业务熟练人员;二是定向选择的金融理论基本功较好的年轻员工。
4.加快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产品创新。
商业银行要实现个人理财业务的跨越式发展,强大的业务创新能力是取得竞争优势、赢得目标客户的关键。因此,金融危机背景下商业银行首要任务是敏锐把握机会,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成功推出新产品。譬如:针对目前学生高校成本较高的事实,为其所在家庭教育资金准备设计一套投资组合,介绍合适的人民币理财产品或外汇理财产品,建立期限结构合理的、适合家庭教育支出周期的专项理财计划。类似这种理财产品的创新和服务的完善对于个人理财业务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追求,因为客户的理财需求是多样化的,同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是不断变化的。商业银行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形势变化,深入探求金融政策取向,全面瞄准银行同业动态,充分利用商业银行系统优势和全行集成数据中心,推动产品和功能的创新,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加强对个人理财等金融创新业务的引导,鼓励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控、成本可算、信息披露充分的前提下创新金融业务。但是,金融危机背景下个人理财产品创新要坚持以下几项原则:首先,个人理财业务的产品创新要尽量突破管制。其次,产品创新要在客户细分的基础上遵循产品模版化、简明化的原则。再次,个人理财产品创新要遵循降低成本的原则。另外,任何一个产品创新都必须通过严密而科学的精算论证。
5.调整营销手段,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策略。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systematic and global, at least regional; it is not some countries’ peculiar problem and no one can be immune from the turmoil, including China who has been the manufacturing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highly involved in the global labor-division and financial systems.
我们正经历着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严重经济衰退，这场危机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基本经济面、社会面和生活面。现在人们的注意力几乎被金融危机锁定了，人们关心资本市场表现；失业率、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国际油价涨跌；跨国公司因应举措；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协调与合作机制的重建等各个领域。
在这种背景下讨论跨国公司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实体经济已深受影响。作为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跨国公司在这次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程度之深均属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大量跨国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或盈利状况恶化，对于跨国公司来说，2008年合2008年是艰难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和各种综合经济措施的陆续到位，世界经济会逐步从应对危机转向经济重建和信心重建上，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金融危机中的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总体战略是系统性战略收缩和转型，而非向（或从）某个国家或某个特定市场投资（或撤资）。主要举措包括：
第一，在战略上，公司主动采取裁员、缩减支出、合并机构等举措。其实，裁员属于典型的收缩行为，短期内会很有效果，但长期看，这种策略仍属于“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真正的治本方案应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当然，裁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因为人力支出在跨国公司非利息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裁员可减少人力支出；另一方面裁员增加了公司的安置费用和补偿性支出。多数跨国公司所在的母国（发达国家）对员工的权益保障非常到位，要支付巨额的安置费用和补偿性支出，裁员的最终效果取决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抵消。从国际化视角看，跨国公司在实施全球裁员时，为了实现效率最优，利用各国政策的不同进行的套利，即在母国和发达国家裁员较少，在员工权益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裁员较多。
第二，在财务上，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跨国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市值缩水，导致巨额亏损或盈利状况恶化。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对风险更加敏感，银行惜贷，资本市场不愿意为企业提供融资，使跨国公司的财务状况更加困窘。
第三，积极寻求政府援助和救济。与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政府对企业采取直接救助措施是否符合自由市场原则？是否能产生效率？这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一方面，如果政府注资对企业的业绩提升不明显会陷入危机漩涡中；另一方面，政府贷款和紧急融资会使其对跨国公司的干预和监管力度加大。目前，美国三大汽车业巨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都正处于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不管如何看汽车该产业的传统性，不论何种形式或程度的经济危机，它们都受到了特别“关照”。针对汽车三大巨头的财务困境问题，究竟是让其破产还是给予政府援助的引发了争论，最终三巨头获得了140亿美元联邦贷款目前，三巨头蒙受的损失主要源于宏观经济疲软和由此造成的大量现实需求被置后或替换，对于具有周期性的汽车业来说，整个行业的基础不会因金融危机而土崩瓦解，随着市场信心修复和消费需求逐步回升，汽车行业的发展前景还是较为乐观的。但是，对三巨头来说，资金只是一个现象问题，其沉重的问题是人工成本负担太重、子品牌多而混杂、低效率的分销渠道等，因此三巨头未来的挑战是战略重组，通过改革劳工合同制度、整合品牌和减少其对分销商的义务来更为有效的解决三大困扰已久的问题。
金融危机中的中国企业
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预期渠道来传导。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远远高于金融开放度，因此贸易渠道的冲击要大于金融方面的冲击。当前中国的贸易呈两个“三分之二”的格局，即三分之二的进出口由外资企业来完成，三分之二的贸易属于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格局具有内生性，体现在外资企业把中国制造工厂纳入其全球价值链，并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外资企业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传导者。加工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是广大非技能型劳动力最主要的就业渠道。
首先，从金融业看，各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受益人是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成为风险的承受者。以金融机构为例，尽管中国人寿经受住了考验，两次拒绝投资美国AIG从而有惊无险地避开了风险，但中国平安却没有那么幸运，比利时富通的资产已经成为了其缠身的梦魇；还有，2008年9月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使中国银行等付出了沉重代价。这再次说明发生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需要全球各国共同“买单”。
从外资和外贸角度看，2008年10月15日，中国最大、全球第二大玩具加工厂广东合俊集团宣布倒闭，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首批倒闭的出口企业。无独有偶，另一家玩具企业“百灵达国际”也通告，从10月20日起关闭其设在深圳市的工厂。关门潮逐渐蔓延，到目前为止，广东东莞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玩具厂商歇业。据海关总署官方网站数据显示，中国玩具出口企业较去年同期减少了53％。然而，遭殃的不仅仅是玩具厂，纺织、制鞋等出口加工企业也被卷入这场倒闭风波之中，甚至钢铁行业也难逃劫难。随着10月以来钢铁全行业亏损，河北地区近40%的小钢厂纷纷倒闭，中国金属有限公司因出口下滑，引起资金链断裂，身陷五十亿债务困境，旗下数家公司遭到查封，与此同时，南钢、宝钢也纷纷加入减产阵容。受危机影响，中国进出口额均出现下降态势，1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下降2.2％，进口下降17.9％，这是近年来外贸单月进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这样一组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2008上半年，中国信保公司共接到出口信用险索赔案件936件，金额2.34亿美元，同比增加108%，其中美国报损案202件，同比增加31.2%，报损金额1.05亿美元，同比增长235.6%，占报损总金额44.8%，这就是明证。
面对继续蔓延的金融危机，中国需要在战略上进行重新定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企业的安全性比收益性更加重要，现金流比盈利更加重要，企业需要坚持安全保值、审慎稳健的主导思维，在这一思维下，其应对策略有：
（1）在生产方面。利用金融危机顺势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流程，保留或增加新的工艺和技术，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和销售毛利率，这能强身健体、培本厚源，从根本上提高对危机的防御、免疫能力。
（2）在投融资方面。一方面，拓展资金来源，为度过危机储存“冬粮”，另一方面，减少金融投资，以节约现金支出。企业一方面需要降低负债率，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减少高风险和高杠杆证券（尤其是衍生产品）的投资。事实上，企业需要顺应经济周期进行动态杠杆管理。在经济繁荣阶段需要通过高杠杆的财务政策使机会和收益最大化，在经济衰退阶段则通过低杠杆以减少损失和规避风险。在对外投资时需要对投资进行战略分析和前瞻性分析，细心研究投资相关的条款，防止外方变相地转嫁风险。
对此有人提出将投资区域转移到一些与金融危机关联不大的地区（如中东和非洲），但这一设想不具有可行性，因为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中东和非洲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且中东和非洲等地政治风险太大，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投资者权益没有保障。
（3）在并购方面。企业大可不必死守“现金为王”的原则，而是可以主动出击。在危机时期，很多企业的破产倒闭，或因财务压力被迫寻求兼并收购，使并购方拥有很大的选择范围。为低价收购和整合行业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很多战略性资源和核心资产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买不到，但在危机时期却很容易低价买到。当然，并购的行业需要与中国宏观的需求相结合，可考虑矿产、能源与石油等战略资源类行业、拥有关键技术的企业和拥有核心资产的企业。
金融危机中的中国政府应对之策
由于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溢出效应和跨国传染效应，仅仅依靠企业来应对危机是远远不够的。在危机救援中，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框架支持和公共服务是不可或缺的。目前急需政府提供的服务有：
（1）实施监管的升级和强化。时至今日，对于衍生产品监管的权威文件包括中国银监会2004年颁布的《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国证监会2007年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但它们仅限于事后的披露，而非前瞻性和预防性监管，而且是否包括很多场外衍生品交易也有待明确。更大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监管动态性，一旦发现某个衍生品出现问题，是否应立即将其列入重点监管的产品。二是监管框架的构建，由于分业监管各行其是，容易导致监管真空和监管权的争夺，为此，我国亟待建立一个功能性监管框架和体系，这个框架既要确立总监管机构和分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又要处理各个监管模块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2）进行热钱的监测和控制。从外汇管理的角度，最急迫的问题是巨额的“热钱”或“国际游资”如何监测和控制的问题，以防其突然撤出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从2002年出现人民币升值压力以来，游资大量进入中国，而从2008年9月以来，香港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无交割远期汇率（NDF）开始由升水转为贴水，人民币由升值预期转向贬值预期，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些游资已开始从中国撤出。令人感到巧合的是，游资也从2008年9月由净流入变成净流出，2008年9-11月净流出估算值分别为145.8亿美元、275.5亿美元和154.1亿美元，当务之急是控制热钱和游资的撤出，为此需要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对异动和非正常情况需要及时预警。在此基础上加大外汇管制的力度，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1998年就恢复了外汇管制，这值得我们借鉴。
（3）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监控。加强对外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的规范和监管。从历年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据来看，香港和三大离岸金融中心（萨摩亚、维尔京、开曼群岛）都占了大头，这是很不正常的，说明对外投资有一些是虚假的。一些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转移资产、偷税洗钱。在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喜欢通过对外投资获取个人利益、提高个人声望，而不考虑其成本和风险。
（4）重视金融主导权和国际定价权。当今各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全球分工收益主要归属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成为风险的承担者，中国对外投资效益差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为此，政府在长期内需要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的发言权，加强金融主导权和国际定价权。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加大力度还是迅速撤资？
跨国公司对未来前景的预期是不容乐观的。基于这样一种预期，投资行为和撤资行为都会更加理性，而且个体理的集合会产生团体理性，从而对个体理产生正强化效应。
根据麦肯锡2008年11月对1,424家企业的调查，65%的调查对象预期200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恶化，只有14%的预期会好转，但亚太地区（不含中国）和欧洲预期恶化的比率高居前两位，分别达83%和75%，北美为54%，中国为57%。有接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经济的好转要等到2010年之后。其对盈利的预期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纷纷采取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率和缩减资本性支出等措施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见表1）。
由表1可知，降低运营成本是跨国公司应对危机的首选手段，而其他手段因行业而异，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倚重于缩减资本性支出来缓解融资压力，这是因为，除了流动性短缺以外，资本成本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有所降低，反而比平时更高（Dobbs, et al., 2008）。来自Bloomberg的数据显示，10年期标准普尔BB级公司债券的息差已由2008年10月初的9.5%飙升至11月17日的12%。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及电信业、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
但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增加套期保值力度的公司很少，原因在于，在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当今世界，套期保值不仅不能锁定风险，反而会使风险“捆绑”在从事套期保值业务的跨国公司身上。在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套期保值确实起到锁定价格和控制成本的作用，若预测有误，远期价格与下跌后的现货价格之间的差价反而会形成企业的套期保值损失，避害不成反受其害，国内外很多公司在这方面吃了大亏。二是跨国公司离开某个特定市场的情况并不多见。在金融危机期间，跨国公司偏好现金，会普遍减少投资，而不会认为某一个国家是安全港而加大投资。金融危机是系统性的、全球性的，至少是区域性的，而不是个别国家特有的现象，没有那个国家能够成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只是金融危机在各国传递的速度不同而使有的国家暂时没受明显的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因为中国已高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并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在对危机的影响加以评估时，一定要对此加以区分，对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力度还是撤资的问题应该持中性的观点，要看到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投资环境的系统性恶化对中国的影响，受其影响，中国的GDP增长率放缓至第三季度的9.9%，工业增加值出现了少有的低增长，PPI和CPI指数也创下近年新低。虽然2008年11月份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出现下降，但这是跨国公司的战略收缩行为，是对金融危机的一种“正当防卫”，而不是把从中国撤出的资金转投其他国家和地区。
结束语
我们应该意识到，从经济史的发展角度看，危机是一种机制，是淘汰和再建机制。基于此，我们应该理性对待金融危机，在承受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还应该看到金融危机作为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一个现象是正常的，其发生是对现有经济运行的调整，预示着未来经济的更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