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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出发,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的相关研究动态加以梳理,有助于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
关键词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
一、经济发展方式的界定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离不开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经济发展的方式就是经济发展的方法和形式,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运行的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及现代化程度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含有可持续发展等。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方式,但不等同于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经济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制度的根本性变化的总体特征。惟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来研究发展方式才有意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尊重所处的历史情境、地域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观点综述
经济增长方式被引入中国后,经济学界和实务工作部门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的范式等多个维度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探索。十七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方针,要求尽快实现发展理念的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动态来看,主要研究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方式的转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方针来指导经济建设的开展。为此学术界针对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展开了研究。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与难点
从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12年的时间。一些学者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和难点展开了研究,以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增长和高发展,中国实现高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来10―20年,是否能继续保持这种强劲的势头?刘庆宝、未良莉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进行系统的分析,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对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费作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途径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有科学的途径,要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现有研究的评价及其启示
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出发,对相关研究动态加以梳理后,笔者认为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维度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措施,但这些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尚缺乏统一的界定;未能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认识经济发展的转变;从动力结构优化的视角寻求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界定展开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二）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研究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保持了持续30年的强劲增长势头。他们都在怀疑,中国经济能走多远?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内涵和现实特征,确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和思路,并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新趋势。
（三）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动力结构优化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继续保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当前世界经济仍未停止萎缩,尽管经济下滑的速度放缓,但缺乏后劲的经济增长依然有下滑的可能。面对这场全球性经济衰退的挑战,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结构,以扩大国内消费、加大投资为主,积极稳住出口来启动经济。
参考文献：
[1]欧志文,蒋均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科学理念与时代内涵.消费导刊.2008(2):209-211.
[2]吴树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前线.2008(1):17-31.
[3]杨玉霞,邢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及实现机制.学理论.2008(6):15-18.
[4]吕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前线.2008(3):10-12.
[关键词]工业化进程;工业化;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30-05
准确把握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优势,更具影响力的创新优势,更具吸引力的环境优势,是全省人民对辽宁“十二五”时期的新期待,也是全面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新使命。
一、辽宁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
工业经济替代农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被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阶段,它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经之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评价标准,对工业化进程采用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等5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1.人均GDP水平
人均GDP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也是划分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按照钱纳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进行比对,工业化进程以人均GDP水平划分为6个发展阶段。
钱纳里的结论是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数据基础上得出的。因此,需要将现在的人均GDP数值换算成1970年的人均GDP数值。2009年辽宁省人均GDP为34898元,折成美元大约为5100美元。参考其他相关研究成果,考虑汇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及通货膨胀率的影响,2009年的人均GDP5100美元大致相当于1970年的1900美元。从这一指标判定,辽宁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
2.三次产业结构
西蒙•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演进阶段可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工业化起始一产比重较高,二产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和三产比重相应提高,当一产比重降低到20%以下并且二产比重上升到高于三产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当一产比重降低到10%左右,二产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此后二产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
2009年辽宁省三次产业比重为 9.4:51.9:38.7。第一产业比重已经降到10%以下,从这个指标判定,辽宁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第二产业的比重会逐渐转为相对稳定或下降。
3.工业内部结构(产出结构)
衡量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工业内部结构状况指标,依据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份额来划分。总商品生产增加值大体上相当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之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在20%以下为前工业化阶段,20%-40%为工业化初期,40%-50%为工业化中期,50%-60%为工业化后期,60%以上为后工业化阶段。
辽宁省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近两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在65%左右,已经超过了60%的分界点,据此判定辽宁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4.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参考中国社科院研究成果,采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作为就业结构的衡量标准。
2008年,辽宁一、二、三产业就业比例为31.9∶27.5∶40.6。就业结构显示即将结束工业化中期阶段,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
5.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达到60%以上。据相关部门统计,辽宁的城市化率为60.5%,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与后期分界线上,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指标要求。
对辽宁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率5个指标的分值,按照不同的权重,经过加权平均,得出综合评价指数,辽宁2009年工业化综合指数为70,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在中国社科院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的研究成果中,辽宁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63,位列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之后,居第8位,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经过4年的努力,辽宁工业化综合指数大幅提高,现已进入到工业化后期阶段。
一般来说,在工业化后期,二产业比重接近最高水平,“重工业化”明显,即重工业或资本品工业的比重显著上升。工业化中后期是由工业高速增长向服务业高速增长的转折时期,产业动力则以高加工度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引领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从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转向技术要素投入,科技创新开始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在各类需求中,生产需求、投资需求的增长是总需求增长的主角。资本投入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但趋势逐步下降。消费作用逐渐增强,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增长加快,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消费需求在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长。
二、“十二五”期间辽宁的阶段性特征
依据辽宁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基本判断,结合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以及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十二五”期间将是辽宁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期,也将是各类矛盾的凸显期。新旧体制相互交织,互为作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过渡特征更为明显。
1.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
从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看,辽宁已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自2003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战略以来,全省经济总量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2009年辽宁GDP超过15000亿元,财政收入16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3000亿元,利用外资150亿美元,人均GDP超过了5100美元,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已大体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当。
从发展趋势看,辽宁已经站在了一个高增长的历史新起点。近年来,国家振兴东北政策的支持,辽宁自身发展战略符合实际,措施到位,不仅主要经济指标相继跨上新的台阶,而且经济发展协调性增强,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经济结构逐步优化,民生状况持续改善,呈现出又好又快的发展态势。未来几年,投资拉动效应还将继续推升辽宁经济的快速增长。从2008年起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超万亿,今年预计接近2万亿。如此强劲的投资拉动必将带来相关行业的跟进发展,提升全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
辽宁是工业大省,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随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现代装备制造业和高加工度原材料工业逐步成为“主流”,过去曾是短腿的现代服务业和县域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凭借厚重的重化工产业优势和良好的产业素质,以及国家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未来一个时期辽宁还将得到长足发展,这个势头不会减弱。按照辽宁多年来实施的“两个不低于”奋斗目标,“十一五”末期GDP有望实现17000亿元,“十二五”期间将会实现30000亿元的新跨越,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
2.沿海指向与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
近年来,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振兴战略和全省上下的不懈努力,辽宁的整体经济发展格局伴随着经济总量的跃升,与数年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对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可小觑,将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增添新的引擎。辽宁沿海港口是东北亚面向亚太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转身向海”的发展战略使辽宁沿海经济带形成投资洼地。一批临海临港产业基地初步形成,大批项目落地,这都将在未来几年为辽宁经济再次跃升提供基础保障。通过挖掘及整合沿海港口资源,辽宁以港航为基础的综合物流水平将迈向全国一流行例。
二是沈阳经济区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集合体,已经成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城市集聚、资源整合与区域协调效应又将是辽宁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按照沈阳经济区未来发展目标,5-10年后将建设成国家新型产业基地重要增长区,老工业基地体制机制创新先导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区,以新型工业化带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区。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双双上升为国家战略,形成沿海与腹地互动的崭新经济布局,这对辽宁的发展有决定意义。
三是县域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在“十二五”期间还将延续。2008年,省委、省政府提出“3年倍增计划”,实施县级扩权改革等措施,县域经济呈现跨越发展之势。2009年全省44个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达6703.6亿元,比上年增长26%,比全省平均增速快了1倍。县域财力两年翻了一番,总量达到209.6亿元,增长42.4%,高于全省平均增幅25.1%。县域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为44.5%,比上年提高了5.4%。
3.结构调整引领发展方式转变
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消费主导――服务业推动”的组合逐渐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十二五”期间,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引领,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将逐渐向创新驱动转变,技术创新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新能源、节能环保、高技术和信息产业,很有可能成为辽宁新的支柱产业。
今年伊始,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以增量调结构,在调整中扩增量,着力发展新兴产业、提升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体系的发展方向。按照这一目标,辽宁未来的新兴产业要在全国有竞争力,在世界有影响力。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被确定为未来发展的重点,第三产业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将有大幅提高。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也将在“十二五”期间成为辽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
4.城市规模膨胀和城镇化建设提速
“十二五”期间,辽宁城镇化将呈现出“发力加速”的新态势。辽宁沿海经济带依托现有区域中心城市,重点建设大连、营盘、锦葫和丹东4大都市区。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大连市提出了“全域城市化”的宏伟蓝图。营口市要在沿海16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推进城市化,打造百里滨海生态城。锦州的白沙湾行政生活区、盘锦的滨海新城和葫芦岛的北港工业区等也都在加紧建设之中。辽宁面向大海加快规划建设城市,一个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沿海城市带,正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沿海经济带一起成长。
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上数座新城密集崛起,新市镇建设如火如荼。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省政府决定在沈阳经济区城际连接带上规划建设33个新城和新市镇。其中新城人口规模在10万人以上,新市镇人口规模在5万人以上,并且实现行政体制、用人机制、政府服务机制、投融资机制、土地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使其成为综合配套改革的示范城和示范镇。
5.要素制约问题日渐突出
“十二五”期间,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的开发推进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对土地、资源、人才等的需求都大大增加。
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供求关系渐趋紧张,受到储量、生产能力的限制,其对外依存度会逐步提高,外部调入比例将持续增加。如2008年辽宁进口的铁矿砂及其精矿已相当于2000年的10倍,并且进口矿石的价格也在不断攀升,直接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大。
辽宁土地资源相对短缺,人均土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目前辽宁工业用地和城市规划用地与沿海发达省份比,相对略为宽松,但随着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开发开放的快速推进,土地紧缺的制约很可能会在“十二五”期间显现,要提前做好规划。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不断升级,人才需求结构也在迅速变化,对高素质劳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将是空前的,辽宁现有人才供给结构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些新变化。
辽宁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相对较多,重化工产业和产品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比较大。尽管近年来有了很大改善,但与其他省市相比,仍属于污染相对较高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变是个渐进的过程,“十二五”的经济高速增长,规模继续扩张,仍离不开现有产业优势。单位能耗污染可能会有所下降,但能耗污染总量仍将持续增大,环境保护任务更加繁重。
6.各类社会矛盾集中显现
做大经济总量仍将是辽宁“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广东、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经济总量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主要任务是调结构、转方式,而我们的总量不大,结构也有问题。在今后的特定时段里,辽宁经济发展仍然摆脱不了以投资驱动为主的赶超型发展模式。这就可能带来一些发展的矛盾,比如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分配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等等,这些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根据国际经验,“十二五”期间,很可能是辽宁各类社会矛盾比较集中显现的时期。尤其是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环境整治、企业改制、就业和再就业等方面的矛盾纠纷会不断显现,导致社会治安压力加大。利益格局的调整也将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阶层的利益冲突,给社会稳定带来较大隐患。
按照国家政策方向,“十二五”要重点改善民生,大力改善居民的社会保障、就业、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等等,现实压力和历史问题都要集中在这段时期逐步化解,保增长和保稳定这对矛盾,对辽宁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辽宁“十二五”发展的主要动力
“十二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应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动力,实施“双轮驱动”。通过提升工业化水平,实现产业和产品的结构升级,为社会创造更多更有效的供给;通过提升城镇化水平,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使城镇化释放出来的需求成为拉动“十二五”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1.城镇化是辽宁实现新跨越的重要引擎
“十二五”时期,辽宁将继续加快推进城镇化,城市建设和功能完善都将提速,这不仅会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而且将由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城镇化又使更多的农民家庭从农村向城镇聚居,从而有效地促进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扩张,扩大市场空间,助推辽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1)以城际连接带建设为平台推进大沈阳都市圈发展。逐步形成以沈阳为核心,以周边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和中心镇为基础,以交通干线为主轴的集聚发展形态,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渐趋合理,构建起组合有序、优势互补、整体协调、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提高都市圈的整体功能。
沈阳经济区内各市要按照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同城化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新城、新市镇规划建设,统筹考虑人口集聚、土地集约、产业集聚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因素,提高新城、新市镇综合承载能力。逐步使农民向新城、新市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
(2)以产业园区为依托建设辽宁沿海城市带。辽宁沿海经济带既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也是一个新的城镇化空间。加快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城镇化是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符合沿海地带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也有利于推进区域开发和结构调整。辽宁沿海经济带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人口承载能力,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围绕38个产业园区推进城区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吸引人口集聚,将形成新兴沿海城市带发展格局。
(3)以人口城镇化为目标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安排。城镇化必然要建立在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基础之上。通过调整城镇化政策,将会有效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为辽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提供巨大的结构调整支撑。一要探索农地的交易、流转和抵押贷款等政策,把农民从土地中解脱出来。二要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户口迁入完全放开,鼓励农民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购房和落户。三要进行城乡统一的社保改革试点,要为进城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面向所有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要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技能培训,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五要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公共教育、社会救济、公共卫生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2.新型工业化是辽宁实现新跨越的源动力
(1)加速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特色产业竞争力。突出装备制造业的核心地位,推进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围绕装备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集中资金加大对骨干企业、主导产品的扶持力度,促进一批重大项目的实施建设和建成投产,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研发能力,巩固辽宁装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和地位。突出技术创新,支持一批拥有核心技术企业的技术改造。注重技术改造与技术开发、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结合,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用科技创新引领企业技术改造。突出择优扶强,做大做强一批企业。优先扶持一批重点企业,支持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实现生产能力倍增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骨干力量和促进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
(2)加速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建立新型产业基地。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增量调结构、在调整中扩增量,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在改革开放中加快新型产业基地建设。以市场为导向,以主导产业和产品为依托,利用辽宁雄厚的工业基础,拓展和完善产业、产品链,培育一批功能定位明确、配套能力强、区域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坚持以科技要素引领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将科技政策、科技攻关、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各种资源和手段综合集中,引导和吸引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汇聚基地。在生物医药、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形成一批达千亿规模的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集群,使之成为辽宁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3)实施创新驱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十二五”期间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是加快辽宁全面振兴的必然选择。用科技创新对低效益的重化工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使之延长产业链条,扩大精深加工度,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快发展包括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产业等高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紧紧抓住技术装备更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等关键环节,尽快改变传统工业以中低档加工为主的现状,推进传统产业的信息化进程。通过规范和明确政府部门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市场导向和服务方面的职能,推动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推广和应用,完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步伐,构筑引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精尖人才队伍。
(4)瞄准国际市场,打造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辽宁的装备制造业不但要在国内领先,更要瞄准国际市场。未来一个时期,辽宁要把出口大型装备制造业产品、成套设备、核心零部件等作为提升工业大省地位的目标,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外向型经济的新跨越。重点发展以机床、轴承为代表的基础装备产业,以石化、输变电、重型装备为代表的成套设备制造业,以汽车、船舶、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装备,以集成电路、现代通讯、数字多媒体、新型元器件、半导体照明为代表的电子信息装备产业。
四、构筑辽宁“十二五”的保障机制
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机制是实现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的保障。“十二五”时期要重点在利益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要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长效机制;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构建一体化的城乡协调发展机制。
1.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机制
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构建完善的收入分配机制的具体思路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一是控制政府财政收入不合理增长。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制度,财政预算透明化,强化人大监督职能,最大程度控制行政成本,逐步缩小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减轻税负,还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二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增加公共产品、服务的供给,着力推进城乡间、区域间、不同群体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出台相关政策,完善企业工资协商机制,保证劳动者在工资协商中的话语权。建立最低工资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联动机制,促使企业利润更多地转为职工收入,扭转劳动报酬比重下降、资本收入比重上升趋势。
第二,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一是通过转移支付、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和水平、增加就业等渠道,大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二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三是通过严格税收管理、惩治腐败,限制高收入者部分过高收入。
2.转变发展方式,形成经济增长长效机制
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是形成经济增长长效机制的必然选择。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二是经济发展阶段的驱动。2009年末,辽宁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个阶段由于消费快速扩张,服务业迅速崛起,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增长模式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上升,与投资拉动并驾齐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有效启动消费既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也要注重完善社会保障,解除消费之忧;既要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推动消费升级,也要注重加强消费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此外,还要探索创新信贷体制模式,扩大消费规模。
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意改善投资结构。包括围绕优势产业抓项目建设;着力提升产业竞争力;鼓励发展与制造业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大力培育中小企业,促进民众创业等。
出口对辽宁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利用毗邻日韩地处东北亚中心的区位优势,利用辽宁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产业优势,利用“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两个国家战略的政策优势,实行出口升级战略,力推成套设备出口。
3.破除二元结构,构建城乡发展协调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的不良后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与二、三产业相比,产业化、现代化水平落差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持续增收难度较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社会事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发展极不平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碍城乡一体化就业机制的形成。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阶段性 实施
经历了“增长”与“发展”的困惑，以及要不要增长，如何增长等争论后，人类终于在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模式）上达成了共识，即选择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实现这一理想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限制，人类不得不在许多的问题上做出两难选择。本文提出并初步论证了可持续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这一观点，力图为各地结合自身特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实施上的理论依据。
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尽管是西方国家明确提出的，但可持续性的概念源远流长。在我国古代出现的一些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初步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萌芽。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特别是自西方产业革命以来，由于机器的大量使用，生产效率猛增，在改变世界的同时，带来了局部的环境污染，人们纷纷呼吁保护环境，各地也出现了各种环保组织。在出现了臭氧层损耗、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消失、人口剧增、资源浪费和急剧缩减、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不能仅只依靠环境保护的发展模式，应寻求一种建立在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基础上的长期发展的模式。经过提出“有机增长”、“全面发展”、“同步发展”和“协调发展”等各种构想后，人们终于提出并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可见，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经历了种种灾难和痛苦后，经过深刻的思索，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树立的科学的发展模式。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可持续发展（的产生、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性。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本身包含有阶段性特征
1.可持续发展时间上的阶段性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的发展”，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时间上的阶段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发展。他提倡首先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当代人的发展不应该损害后代人发展，应有义务保护后代人发展的自然、环境及经济支撑力。很显然，这一阶段性表现在把优先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放在了第一位的发展。
第二，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划分。由于人们的环境意识不同，对可持续性途径的认识不同。皮尔斯把可持续分为极弱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以及极强可持续性四个阶段，指出任何通向可持续发展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是缓慢的，向可持续发展面临政治、制度上的挑战，过渡共有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极弱可持续能力，第二阶段为弱可持续能力，第三阶段为强可持续能力。并指出：“可论证的是，英国甚至还没有完全处在第一阶段，甚至在政党的政治条文中还没有把政党放在通向第二阶段的途径上，第三阶段还没出现在各党战略家的心目中。”根据不同资本之间替代程度的大小，可持续性分为四种:弱可持续性，中等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和绝对强可持续性。很显然，这种认识的潜在假设就是：可持续发展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
2.可持续发展空间上的阶段性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对可持续发展的见解不一。可分为三层次:第一层次，芬兰、瑞典、挪威、德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第二层次，包括第一层次以外的工业化国家和少数准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第三层次，几乎全部是发展中国家，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意保护环境。
3.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子系统的协调发展
如果将可持续发展简化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那么可持续发展是二者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只强调任何一方。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图示分析。
图 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保护强度矩阵
处理二者关系有四种方案，很显然，方案C不可取，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而贫穷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一障碍；方案D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了环境保护，这是一种传统的增长的观点，应向B转化；方案A是一种极端的环境保护思想，不顾经济发展而人为地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这在理论上得不到支持，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行的；只有方案B既体现了经济发展，又关注了环境保护，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在“生态―经济―社会”这个三维系统里，生态子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条件，经济子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社会子系统则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由于各国、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他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上的步骤及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体现了一定的阶段性。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把经济发展放在了第一位（当然是可持续发展思想下的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阶段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之有条件加大环境保护的投资――阶段Ⅱ；在实践中经过不断调整，使得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并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Ⅲ。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各子系统的内部，也存在着阶段性，可持续发展必须体现公平的原则，公平有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首先考虑代内公平，而代内公平的实现也具有阶段性，需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德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可见，“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并不排斥各子系统及其内部按阶段性实施的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阶段性特点
中国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三种具有典型特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区:东部沿海属经济高速增长、资源与环境危机区，其面临的是工业污染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以中部为主的经济快速增长、资源与环境破坏区，面临的是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如何寻求有质量的增长问题；以西部为主的经济快速增长、生态环境脆弱区，面临的是贫困所带来的温饱问题，并非环境问题。因此，东部地区在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同时，重点是提高增长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与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对于西部地区来说，重点是消除贫困，加强“发展”所必需的诸如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建设，提高经济对区域开发的支撑能力。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同，必须从国情出发，有步骤、有重点、分阶段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能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
四、结论及建议
可持续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并不否认或抛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整体观思想。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是人类明智的选择，人类的未来发展，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整体指导。但是为了使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理念变为可行的行动，需要了解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便根据各地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资源环境承载状况，来确定出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出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行动方案，这样才能做到有序、科学的推进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大卫・皮尔斯著李巍等译:绿色经济的蓝图―衡量可持续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9、186页
[2]徐玉高侯世昌:可持续的、可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1）:4～7
[3]王伟中主编: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比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53～557
[关键词] 美国跨国公司 东盟 FDI模式 阶段性动态演化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48-08
美国商务部2006年的统计显示,当年东盟五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 以下简称东盟)吸收的美国跨国公司(以下简称美国公司)FDI与上年相比增长了13.08%, 而美国全球外流FDI增长率仅为11.6%。美国公司在东盟的FDI余额达到987.03亿美元,其 规 模存量是1966年的135倍、1997年的2.5倍(基于历史成本核算)。[1]数据显示了 美国公司对 东盟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二者的互动对后者的经济发展形成极为重要的影响。从现有文献 来看,有关美国公司与东盟经济互动的跨期的、概念化研究是当前国内研究的一个空白点, 而这也就成为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阶段性动态演化分析”的理论综述
目前,美国公司对东盟的投资日益多元化与网络化,其引致的经济效应对东盟五国而言并非 一致。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技术转移、市场准入方面占据关键地位,但跨国公司如何促 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仍然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缺少足够的概念化分析。[2]然而,传统的FDI理论流派,其分析逻辑在揭示美国公司与东盟经济发展的关联上 却存在明 显的静态特征。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更多的学者把研究视角转向动态演化研究。
小岛清(Kojima)于1977年从国际分工原则出发,认为:FDI的形成源于母国比较劣势的产业 (或边际 产业),这种FDI将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扩大东道国的出口,这就是“贸易倾向的FDI”( Pro-Trade FDI)。该理论不要求投资国占据垄断市场的观点,以及企业比较优势变迁对FD I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结论,都构成对传统FDI理论的巨大冲击。但其理论逻辑容易使人误以为 只要投资国以比较优势大小为序进行FDI,就会与东道国获得双赢。[3]从东盟经验 来看,该理 论无法对东盟国家在八九十年代刻意采取的“投资多元化”(避免对日资的单一依赖)政策 作出较好的解释,也无法解释90年代以后美国公司重获竞争力的多维因素。1992年,小泽辉 智(Terutomo Ozawa)依据动态比较优势概念,在世界经济五个结构特征基础上,提出了“ 由跨国公司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态演化理论”,集中研究发展中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与跨国公司 互动的演进过程。其基本结论是:外向的、出口导向的(OL-EO)发展中国家应该依据要素 禀赋动态比较优势状况,依次承接由跨国公司引导的工业化进程。在邓宁提出的“投资发展 周期论”[4]以及其他跨国公司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托伦蒂诺(Paz Estrella Tole ntino)认 为:伴随着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FDI模式也呈现多样化特征――发展 进程中外向型FDI的复杂化也伴随着不断变动的地理空间。简单的资源型投资和制造业投资 被那些资源丰富或低成本劳动力过剩的东道国所取代,而发达国家则转向更为复杂的“技术 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的投资。因此,一国的国际生产在产业和空间上的发展与其国内公司 创新能力的获得形成一致。整个演化过程是渐进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在可预期的范畴。 [5]上述理论流派为研究美国公司在不同时期对东盟FDI与后者的阶段性结构演化提 供了新的视 角。同时,依据这些结论,也能较为完整地观察美国公司在东盟投资的产业转型方向,并可 用它来检验东盟在不同发展阶段与美国公司的互动。
美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区位与产业分布
从美国经济分析署(BEA)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见表1和表2),1966年到2006年的4 0年间,基于历史成本核算的美国公司对东盟的投资规模从1966年的7.3亿美元扩张到2006 年的987.03亿美元,年均投资增长率为13.05%。伴随着东盟在美国亚太政策中的地位不断 提 升,美国公司对东盟的投资占美国全球投资比重从1966年的1.47%扩展到2006年的4.14%。 美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产业选择在此期间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首先,区位选择优先次序的逆转。如表1、表2所示,在东盟成立前的1966年,美国公司在东 盟 的投资中有2/3流向其前殖民地菲律宾,13%集中在印度尼西亚的石油,20%的投资在其他领 域。按照投资规模排序,依次为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到2006年为止, 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出现明显改变。面对东盟国家的非同步经济增长、美日之间在 经济上的竞争、美国重视在亚洲的经济存在和经济全球化等国际经济因素的变动,美国公司 积极反应,在石油提炼、机械制造和电子器件以及金融领域等加快投资步伐。缘于上世纪70 年代美国公司大规模的石油投资,菲律宾的领先地位被印尼替代;新加坡因实施“由跨国公 司引导的工业化政策”在70年代中后期开始成为美国公司在东盟投资的首选地,其投资领 先地位一直延续至今;在新加坡的“示范效应”下,马来西亚在1968年出台《投资奖励法 》,标志着其发展战略重点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1970年的“新经济政策”( NEP)则为这一转变设计了可操作的具体政策主张;尽管在1972年的第三个经济计划中泰国 政府就提出对出口企业提供税务激励政策,但真正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政策的实施则出现在 第六个经济计划时期(1987―1991),在外资带动下,泰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981―1987年的 年 均5.8 %猛增至1987―1993年的14.4%。2006年,美国公司对东盟的投资排序依次为:新加 坡 、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其中,美国公司在新加坡的投资总量是菲律宾的8倍多 ,与1966年的数据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美国公司在东盟投资的产业选择日益多元化。1966年,美国在东盟的产业投资分布中 ,石油约占全部投资的16.8%。到1977年,该投资比例占40.8%,1981年达到54.4%。这种 变 化主要由OPEC组织在70年代提高石油价格所致,它迫使美国采取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增加 对中东以外石油资源地的投资,实现美国国内能源需求的供给保证。到1985年,美国对印尼 的投资有60%集中在石油领域。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美国公司对东盟制造业投资呈 现高涨趋势,其收益率明显高于美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收益。国际商务组织(BI)的调查显 示:就制造业而言,1965―1969年美国在远东地区投资收益率为16.3%,而美国全球投 资 收益率仅为9.18%。[6]制造业投资的领先状态延伸至90年代。就投资绝对规模比 较来看, 1997年美国公司对东盟的制造业FDI存量比1986年高出121.05亿美元,在所有产 业投资中居于 首 位。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金融资本全球流动以及东盟对外国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政 策影响,美国公司金融类投资增幅最大,1997年为54.50亿美元,是1986年的24倍。在非金 融类产业投资中,服务业投资增幅最大,从1986年的6700万美元增加到1997年8.6 5亿美元, 服务业投资增加了12.9倍,而制造业投资增幅次之(1997年为1986年的5.5倍)。值得注 意 的是,美国公司在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金融保险业、制造业投资高度集中, 200 5年末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分别为34.5%、21.3%和20.8%, 其重要性明显超出 美国 国内。控股公司占美国GDP比重并不高,2005年仅为1. 8%,在FDI中占有如此之高的比重, 主要因为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美国公司往往在东道国成立控股公司管理投资、协调和辅助 附属机构的生产和经营,在东道国投资规模较小时这类投资的比重一般也较小。美国公司在 东盟的投资反映了其全球竞争特征。2005年,控股公司投资比重占美国对新加坡投资总额的 51%,而在泰国仅为1%左右。事实上,控股公司模式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原因。BEA的结论是: 控股公司的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投资模式差异过大。[7]
“阶段性动态演化”的含义及具体过程
美国公司在东盟投资区位优先次序逆转及产业选择的变动方向,揭示了不同时期影响其投资 动机、产业选择、区位选择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环境都处于不断的动态演化之中。以利润最 大化为前提的美国公司,其向东盟的FDI不仅依赖于其特定所有权优势,而且还有赖于东盟 国家的发展水平。对此,克鲁格曼就曾指出过公司水平变量与国家水平变量之间的联系,“ 跨国公司的出现,无论何时它的相关活动都存在以下的事实――把经济活动整合进一家公司 的交易成本激励和基于地理分割而形成的要素成本激励或者其他激励是同时存在的” [8]。在 长期经济发展中,美国公司与东盟间的互动呈现“阶段性动态演化”特征。所谓“阶段性动 态演化”,是指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既有的、由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家财富的不同而现实 存在的世界经济等级体系下,为了利用世界经济等级体系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 ties),后进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制定外向的、出口导向(OL-EO)的经济政策,使本身 的动 态比较优势和发展阶段与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领先国”相吻合。如此,才能逐步获得其经 济结构升级的适应性阶段顺序,最终获得可预期的工业化目标。当经济体处在特定的国内要 素可用性和技术能力阶段,“阶段性动态演化”的发展路径确保了经济活动中要素密集和技 术需求的相互适应。在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下,领先国(美国及其跨国公司)是“跟随者”( 东盟)能够触及到的技术、市场和管理知识的储存器。透过美国公司利用等级体系的FDI行 为,东盟国家也获得了比经济援助更好的贸易和学习机会。
依据1990年由波特提出的特定时期民族公司的四个竞争优势主导模式,[10]我们可 以把东盟产 业活动三个要素禀赋的比例变动区分为三个阶段:资源驱动的、物质资本驱动的和人力资本 驱动的阶段。在要素驱动阶段,其特征主要是以自然资源或者劳动密集性工业为主;投资驱 动阶段则伴随着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制造业(如重化工业)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住房、交通 、通信和公共事业建设);创新驱动阶段的到来则以人力资本富足和国家在研发中积极投入 为特征。美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变迁也大致伴随着这一阶段顺序向东盟转移,并最终决定其产 业选择和区位选择(见图1)。东盟通过技术简单、低生产率向技术复杂、高生产率产业 活动的转移,经济体可以获得持续的、动态演化的比较优势。这种动态比较优势可以用非熟 练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中的RCA指数来说明。从波特的“竞 争优势论”和俄林-赫克歇尔“要素禀赋论”逻辑推演:在OL-EO政策框架下,具有高 出口倾 向的美国公司被引入东盟,而后者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要伴随美国公司出口竞争力的特定模 式。资源驱动阶段与以要素为基础的贸易优势相关(原材料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投资驱动 阶段与以规模为基础的优势相关(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产品),创新驱动阶段与以研发为基 础的优势相关(高技术产品)。如此,在由跨国公司引导的工业化政策目标下,东盟经济增 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就与动态演化的比较优势密切联系起来。
截至2006年,美国公司与东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动态演化”具体表述为:
(1)在1977年第一次美国-东盟对话会议举行之前,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美国公司表现为 要素搜寻型投资。特别是对战略性资源的投资,如石油(印尼)、天然橡胶、锡(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当东盟国家早期广泛采纳进口替代战略时,美国公司的投资是“跳过关税型 ”FDI。然而在60年代后期新加坡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获得成功,而其他四国普遍接受该 战 略时,美国公司在东盟的FDI模式,也从东盟进口替代战略时的“跳过关税型”投资转向自 然资源和劳动力要素搜寻型投资,重点是美国制造业公司利用东盟的低成本劳动力。例如, 东盟国家在70年代要素驱动阶段吸引到的主要是资源寻求型或者劳动密集型的美国公司(如 ESSO、固特异公司以及食品和纺织类公司等)。
(2)1977到80年代中期左右,伴随着美国亚太政策中对经济安全的关注以及美日经济竞争, 美国公司的“市场”特征日益明显。一方面,是东盟的政治稳定以及经济繁荣让可支配收入 转化为更多的消费支出,其年均实际消费开支的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11]市场搜 寻型美国公 司FDI随之形成。另一方面,由于东盟国家存在多层次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差异、OL-E O 政策实施时间的不同(新加坡最早,而泰国是进口替代政策实施最长的国家),美国公司FD I模式表现为要素搜寻型投资和市场搜寻型投资的混杂与交叉。此时,东盟的产业结构先后 由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性产业转移(汽车、重化工等)。有趣的是,当马来西亚在 80年代要求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时,遭到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ESCAP)中很多学者的批 判,认为其发展以“民族汽车工业”、重化工产业脱离了其劳动力密集的基本经济现实。[12]与此同时,美国公司,特别是制造业公司从要素搜寻型渐次向市场搜寻型FDI模 式转化。当 然,劳动力密集的纺织、食品、电子消费品和其他技术标准化产品生产并未消失,而是得 到更大规模的利用。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公司的投资模式选择依旧建立在国际宏观背景、东 道国要素禀赋动态比较优势演化、外资政策以及自身运营战略基础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80.5%的美国直接投资都集中在印尼石油资源开采与利用上,是典型的资源寻求型投资模 式;而在菲律宾,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的42.8%,结合美国公司在菲律宾投资的背景 可知,其投资主要面向当地市场,以及在制造业领域充分利用当地的低成本劳动力;而在 泰国,其制造业投资只占4.4%。[13]
(3)从80年代后期到目前,以全球竞争为目标的美国公司不再特别注重其在东盟区域内某一 分支机构的收益率状况,而是把多阶段生产活动配置在具有相对区位优势的国家。在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的东盟,利用国际生产网络、关注中间产品生产的美国公司(如GE、 FORD以及IBM、德州仪器等信息与电子类公司)开始更大规模地进入,高出口倾向的美国公 司不再关注当地市场的销售,而是对生产过程进行分解,通过延长“价值链”,获得整体收 益的最大化。在东盟内部,仅新加坡表现为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导致技术密集型产 业的美国公司进入。美国公司纷纷以新加坡为研发中心和技术服务支撑中心,为东盟其他四 国的美国公司分支机构提品创新设计、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事实上,1997年的东南亚 金融危机,美国公司对东盟的FDI并未像金融资本一样大量外流。根据美国商务部对美国公 司海外分支机构(MOFA's)在东盟的统计资料显示,与金融资本大规模流出相反,在危机之 后的东盟,美国公司FDI依然处于强劲增长态势。[14]从各个产业在投资总额中的 比重来看, 美国公司投资模式表现为要素搜寻型、市场搜寻型和技术搜寻型投资混杂的交叉特征。到20 06年,美国公司在东盟的产业与区位选择,依然与单一国家在要素禀赋上的动态演化特征及 发展阶段相吻合(见表2)。
三个问题的补充说明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对东盟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主要在于三个方面:贸易促进、资本形成以 及技术进步。在美国公司投资东盟的过程中,这三个方面的效应在东盟五国中并未表现出普 遍的积极作用。
(1)美国公司与东盟贸易促进。“经验研究显示:在出口结构方面的国家差异在很大部分上 可以用国家间物质和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化来解释”[15]。高出口倾向的美国公司 在东盟贸易 促进中的地位,与东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动态比较优势密切联系,在制造业中则更为 明显(见表3)。从1977年开始,美国公司的出口倾向显著上升,不仅高于同期发展中 国家的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但这种贸易促进 作用在菲律宾则较小,美国公司在菲律宾的出口倾向到了90年代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 低于同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因此,美国公司FDI的高出口倾向特征仅与经济发展 程度高、要素禀赋特征与美国市场差异大以及对出口贸易的激励程度高的东盟国家相一致。
(2)美国公司与东盟资本形成。从1994年美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金融构成来看,美国公司 海外分支机构总负债为13310.6亿美元,而负债结构中,来自东道国的负债总额达 到6115亿 美元,占其全部负债总额的45.92%,而来自美国母公司和美国金融市场的融资比重只占全 部 负债总额的16%,占东道国负债总额的34.82%。[16]这样的负债比重安排,显示了 美国公司海 外投资过程中较高的当地融资份额。如果这样的负债结构与其在东盟的融资结构是一致的话 ,东盟在资本驱动阶段希望利用美国公司、促进本国资本形成的战略目标将受到严重侵蚀。 因此,投资来源多元化政策的广泛实施,可以增强东盟与美国公司在融资结构谈判中的讨价 还价能力。
(3)美国公司与东盟技术进步。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Jeffery Sachs)认为:发展中国 家的追赶进程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模式――进口和对FDI的开放是吸收外国技术的两个重 要因素,在其考察的150个国家中,在吸收外国技术方面获得成功的国家并不多见。[ 17]“阶 段性动态演化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跨期的美国公司FDI和东盟国家产业升级的互动轨迹 。其运作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小岛清所称的“通过FDI 而形成的贸易促进”,东盟国家日益增长的要素不一致,以及本地化学习与技术累进。就美 国公司对东盟国家技术转移路径来看,前两个条件强调了在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时期东盟从 美国公司那里获得的只能是“适应性技术”,从而推动更广泛的贸易出口和产业升级。这些 “适应性技术”的获得在东盟并不是普遍的,通过美国公司技术转移或扩散而获得技术进步 会因为投资的产业不同、美国公司运营战略以及东道国本身人力资本发展程度差异而存在多 样性。如新加坡在电子工业领域的技术获得、泰国在农业经济领域获得的技术进步等。显然 ,当东盟国家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阶段转变时,对“内生”技术的需求将日益强烈,它在 更大程度上依赖东盟政府对教育投入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并为最终获得“主导性技术 ”奠定系统的制度基础。为此,东盟中发展程度较高的新加坡制定了“产业21世纪”战略, 拟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富有活力和稳定的全球知识主导型产业的中心,以应对经济全球化 的压力。而马来西亚则于2001年4月颁布《第三经济展望纲领》,提出将马来西亚建设成为 知识经济国家。总之,当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时,自主创新必将成为东盟国家的主 要政策选择。
结论
“阶段性动态演化”的分析框架大致解释了不同时期美国公司FDI模式与东盟要素禀赋动态 比较优势转化间的逻辑联系,尤其对东盟早期工业化的成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东盟国家 早期采用的内向的、进口替代战略(IL-IS),其后的难以为继窘况充分证明了OL-EO政策 对 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战略意义。东盟五国以要素禀赋动态比较优势与美 国公司FDI模式的契合为基础,在跨国公司引导的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了早期工业化目标, 进入经济繁荣的“快车道”。然而,“阶段性动态演化”分析对于美国公司在东盟由资本驱 动阶段
和创新驱动阶段中的作用却缺少足够的证据。
注释:
[1]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EA.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2 007:34
[2]Terutomo Ozaw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February 1992,1(1):27-54
[3]邢建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86-87
[4]Dunning J H.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London: Unwin Hy man, 1988.邓宁在对1967―1978年67个国家FDI与经济发展阶段间联系的实证研究基础上, 指出投资发展周期论的中心命题是:发展中国家FDI倾向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 的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投资发展周期指一国利用FDI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净对 外直接投资国的全过程。他以人均GNP为指标,把一国的投资发展周期分为四个阶段。
[5]Tolentino P 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L 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15-17
[6]Busin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ing for Asia/Pacific Operation, Structu r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Plan. Hong Kong, December 1972:6-7
[7]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EA.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July 2007, table 1.2:25
[8]Krugman P.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90:81
[9]图中的贸易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是经济学家Bela Balassa在1965年提出的, 在图中RCA指数变动被用来描述东盟国家出口商品的动态比较优势。其计算公式为:RCA[,i j]=[X[,ij]/X[,tj]]/[X[,iw]/X[,tw]],其中X[,ij]表示国家j出口商 品i的出口值,X[,tj]表示国家j的总出口值;X[,iw],X[,tw]分别表示世界出口商品 i 的出口值和总出口值。如果RCA指数大于1,表明j国出口商品i具有竞争力。
[10]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546
[11]Joseph L.H. TAN, Narongchai Akrasanee, ed. ASEAN-U.S. Economi c Relations:Private Enterprises as a Mean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 ration. Economic Research Unit, 1990:10
[12]U Tun Wai. Role of foreign capital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SE AS,1989:20
[13]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8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 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1984
[14]就东盟整体而言,1998年的美国FDI总额比1997上升了15.87亿美元。数据统计 来源于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Detailed Annu al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Position Estimates on a Historical-cost Basis, 1982 ―2005
[15]Balassa B.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 p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9:26
关键词 区域空间形态 区域创新 分层发展
一、引言
区域创新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起源于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1890)，并由Joseph A.Schumpeter(《经济发展理论》，1912)丰富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的内涵也开始不断变化，区域创新也由技术、制度、产业创新向区域空间形态的创新转变。
我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圈为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但在以市场为主导、以区域创新为支撑的新的发展阶段，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已不能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因此，积极探索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区域创新发展理论，对指导我国当前的区域规划和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区域空间形态的内涵及其经济学意义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区域创新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方面已显现出独特的作用。对区域创新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整个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创新；狭义仅指与区域新技术、新知识创造、产生、流动、应用有关的过程，即熊彼特所指的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区域创新的界定基本上介于两者之间，本文认为这种认识并没有从根本上清晰地抓住“区域”这个概念的本质。区域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集合体，区域创新不仅要反映区域的时间维度，而更重要的是反映区域的空间维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对区域创新的理解只抓住了区域的时间本质，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强调区域的空间创新，而所谓空间的创新，即区域经济单位的空间组织结构及相互关联的创新。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的运行平台。
所谓区域空间形态是指区域内部各经济单位和功能组织在时空中以多种形式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在空间上显现出的投影。它是区域整体系统不断地演进的结果，意味着过程与功能。当它适应区域经济活动时，区域将处于积极、上升阶段；当它难以包容区域经济活动时，区域将处于抑制、停滞状态。区域经济活动决定了区域空间形态，同样，区域空间形态又会影响区域经济活动。区域空间形态是否适应区域经济活动取决于区域空间形态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即区域经济单位的空间组织结构。我国区域经济已在城市集聚形态、产业分布形态和区域间联系的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城市群(圈、带)、产业集聚区(开发区、产业园区等等)和产业链(产业带、产业集团等等)，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城市群是一种以其高密度的城市和一定门槛规模的人口以及巨大的城市体系而区别于其他地区和其他城市类型的空间组织。事实上，城市本身的存在就明显是一种收益递增现象。但是，当单一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常常会产生一些阻碍城市规模增长的限制因素，这主要是由规模效应的“门槛”造成的。为跨越这些门槛，在空间形态上，规模效应的时空耦合特征将表现在三个方面：规模较大空间的生成、相同规模空间数量的密度周期性增加和空间范围的周期性扩大。因此，规模效应的归宿在于城市群的构建与不断完善。
开发区是人力资本的集中地，是高度熟练的人力资本、R&D的集聚趋势、创新的地方化的空间载体。开发区在区域形态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是通过一定量区域人力资本在开发区的集聚来实现的，并能够带动区域技术资本的存量的迅速提高，进而影响区域顾客资本、市场资本存量的增加。因此，在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区域政策的一个优先选择可以是争取区域人力资本、技术资本、顾客资本和市场资本向高密集型转化。
技术进步一直被视为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而一个区域内的技术只有扩散并得到积累才能创造出规模效益，或者说是增殖效应。就区域而言，通过产业链来优化其内部子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通过产业链来构建城市群，降低企业间交流合作的协调成本，则是区域内技术扩散的一条有效途径。与其他关联形式相比，区域产业链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表1)。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区域空间形态的变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并表现出明显的规模性、阶段性和层次性特征。
三、我国区域空间形态创新现状分析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我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思路。在实践上，为发挥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先行作用，国家在确立了5个经济特区后，又相继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以此为基础，为了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在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技术、出口创汇等方面的作用，国家先后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各类各种级别的开发区，主要包括出口工业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形式，这些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后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先驱。20世纪90年代，随着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各类开发区迅猛成长。在国家确立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后，我国已经形成了由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和旅游度假区等形式组成，遍布全国的发展格局。建立开发区已经成为我国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开发区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在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发挥起体制创新的功能，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进出口贸易、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改革和实验，突破旧体制的制约，以局部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政策软条件，迅速集聚起有限的科技和产业资源，推动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并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效应的日益显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传统的以要素投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的作用日益弱化，新的区域空间形态的作用开始显现；二是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三是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城市在区域竞争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四是我国沿海地区已经快速
发展到以城市群或城市带为主体的新阶段，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以周边大中小城市为依托，区域城市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城市群已经成为区域竞争的重要形式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中坚力量，出现了诸如“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等城市群的区域创新现象。
不论是城市群的发展，还是开发区的建设都离不开地区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空间上的集聚。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进一步深化，并从贸易层次向产业带和产业集团的方向转变，产业链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模式。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城市群、开发区和产业链为主导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城市群、开发区和产业链等区域空间创新因素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我国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到主动、从分异到同步、从传统向创新发展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模式的选择更加突出了创新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综观我国区域创新发展的历程，可以总结出如下新的特征：
一是区域创新主要表现为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区域创新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实现形式。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区域创新的形式有多种，如科技创新，企业、政府与高等学校、科研单位的互动等等，这些形式的创新虽然对地区经济，特别是产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区域空间形态的创新效果则最为明显，最典型的城市集聚区(群带)、产业集聚区(开发区、科技园区)等新的区域空间形态大量产生，它们改变了传统的区域发展格局，如开发区、科技园区就是通过高新技术产业或相关产业在一定空间地域的集聚来降低交易费用，使产业的布局向一定的空间集聚，实现集聚效益，以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同时通过发挥高新技术对产业的带动作用，使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城市群(带)突破了单一城市发展的格局，使区域的分工与合作在更大空间、更大范围得到了实现，真正形成了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机制。这些区域空间形态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区域发展形式，使区域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并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寻找到了新的实现途径。
二是地区之间的创新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发展梯度和阶段性。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创新的程度、创新的范围和创新的发展阶段上就存在着明显的梯度。以中部地区为例，在城市群的发展上，由于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与周边地区城市存在着长期的经济社会联系，城市群的发展比较成熟，而安徽虽然提出了沿江城市带，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则存在着中心城市缺乏、发展条件并不成熟的问题，在其他地区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种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梯度就决定了创新的程度。因此，中部地区要形成共同的创新发展格局仍然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三是区域创新作为我国区域发展的重点已经得到了各地的认同和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运用，但在实施过程中各地的发展又是有差异的。如中部各省虽然在城市群的发展方面存在着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但都把城市群的建设作为区域发展的重点，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发展规划等方面做出了制度、政策安排，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中部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将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而在开发区的建设方面则主要倾向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并向产业集群化方向发展；对产业链的构建已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在发展形式上主要以集团化和区域化发展为主。如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对鄂州钢铁公司的兼并，湖北省内几大卷烟厂的合并等。这些区域创新形式的发展对中部地区的振兴和地区共同发展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四、我国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发展途径选择
我国区域经济虽然总体上存在一定的同质性，但各地区之间以及各地区内部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主要表现在发展的阶段性、地区之间的层次性以及各地区的发展特色上。这些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决定了中部地区区域创新发展不可能具有唯一的统一路径，而应该是分区域、分阶段、分步骤、分层次推进。由此，笔者提出我国区域创新分层发展模式。
我国区域创新分层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分阶段的分层发展模式和分区域的分层发展模式两个方面。
(一)分阶段的分层发展模式
分阶段的分层发展模式是指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演变出发，突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的差异性，针对同一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多个地区采用不同的适合地区发展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具体操作上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对地区进行阶段的划分，然后再确定适合其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
1、阶段的划分及各阶段的特征
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阶段划分的原因在于：同一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随着发展阶段的不断提升其发展模式需要不断创新，不同的地区由于其发展阶段性存在差异也需要采用适合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而不同的创新发展模式、创新要素的形成是需要具备不同的客观条件和背景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起飞的途径一般在于要素集聚，如集中优势建立开发区和培育龙头企业等比较合适的路径选择。而产业链的构建和重组则需要区域内部存在比较成熟的产业基础后才能实施，城市群的建立更是需要区域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水平极高和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后才具有发展的条件。可以说，对区域发展阶段性的划分是确定某一地区创新发展模式的前提，而阶段性划分是要依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的。一般来说，对区域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既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也要突出区域空间结构变革或演进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把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标准和区域开发空间结构变化的阶段性划分标准作为区域发展阶段性划分的参考标准。
按照钱纳里对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方法和陆大道关于区域发展空间结构变化的阶段性划分方法，笔者将区域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区域发展的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各阶段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分别是：低级阶段：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也可认为是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开始出现，并开始形成一定的空间经济梯度；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开始向先发达起来的点状地区集聚，城镇居民点等级――规模体系开始形成；中级阶段：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加大，消除区域之间的平衡开始受到重视；集聚经济占主导地位，点一轴系统的空间形态形成，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得到飞快发展；高级阶段：区域发展由不平衡向平衡协调过渡，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得到带动；经济扩散作用开始显现，中小城市得到发展，城市体系得到完善。
2、按阶段分层的发展模式
根据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顺序可将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分为三层，各层可以确定适合的发展形
态和区域创新发展的主要模式和依托(表2)。表2反映的是以开发区、产业链和城市群为代表的点一线一网三层发展模式。根据区域发展及其结构变化的规律，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时期或低级阶段，发展的途径在于要素积聚，依托点状发展形态可以集中优势发展重点领域，为实现经济的起步做准备。例如在一些县域经济区，在经济起步阶段面临资本短缺、投资环境差的发展障碍时，通过开发区(工业园区)的设立，改善投资环境，依托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吸引相关企业在本地的集聚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区域产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开始加强，为了节省交易成本，通过构建产业链，依托一定的线状基础设施，通过扩大区域经济的集聚面进一步提高区域的集聚功能对区域发展至关重要。而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特别是广大城市密集地区，经济发展受到过度膨胀的干扰，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依托网状发展形态，尤其是通过产业链体系的重构、城市群体系的建立，达到更高层次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发挥广大经济发达地区的对外扩散功能尤为重要。
(二)分区域的分层发展模式
分区域的分层发展模式是指从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出发，突出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针对不同发展类型地区确定不同层次的适合特定地区发展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
新常态的概念曾在国际上流行。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直到近几年有所缓解后，有的学者认为经历危机的国家永远不能回到危机前的状态了，危机中的低增长、高失业、企业利润缩减等现象将成为常态，据此提出新常态的概念。这个概念表述的内容有些冰冷，可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却印证了这个判断。我国已是高度开放的经济，国际经济的变化既深且广地影响到我国。但我国又有着自己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西方国家经济的新常态不同于我国经济的新常态，要重视其影响，又不要简单类比。
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理解新常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高增长，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非常落后的基础上，急起直追的伟大成果。现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当然还要努力发展，但要兼顾到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也要更加关注民生，努力满足群众物质文化健康多方面需求。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正在探索继往开来的新路。对于增长速度既积极进取，又适度控制，更加重视创新推动，更加重视调整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民生。人们从现实的经济运行和社会氛围里明显感到这些经济的新常态特征，感受到社会的进步、稳定与祥和。
新常态不是简单否定过去，过去的时代背景、发展条件和工作任务不同，有些发展方式虽不完美，却也是当时较佳的选择。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的基础、条件、任务都有了变化，时移势易，就应该顺势应变，改革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新常态也是一个新的哲学范畴，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事物是不断发展的，经历了重大、剧烈的变动之后，往往出现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并且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发展是如此，国家、社会发展的很多领域也是如此，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甚至个人，都会有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的思维方式可用于广泛领域，但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还是用来观察国家发展大势，把握大局，在大局中有所作为。
怎样认识和对待新常态，考验着我们的战略思维能力和应对能力。在新常态下工作，有很多新问题需要认识、研究和解决，更加需要努力奋斗，需要锐意创新！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而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是应对的基础。
平常心，要镇定从容。在战略思考和把握大局上，看问题要理智，既不受激情所干扰，也不因面临危机而惊慌。环境有了变化，新的矛盾产生，翻老黄历不灵，用老办法不再管用，判断事物不如原来清晰明白，有人就惊慌失措，紧张万分，感到天快塌下来了；也有人喜欢发“警世之言”，把前景说得一片灰暗，领导干部听了这类论调要分析，不要轻易跟着喊狼来了。
平常心，看问题要全面。今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增速7.4%，属多年来较低的数字。但看发展不能光看总量的增长，更要看增长的质量，看资源的有效利用，看环境保护的进步，看民生的实惠，看持续发展的潜力。
21世纪以来，借助着国内工业产业的结构升级的东风传统农业实现了快速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变；产品运输模式也由厚重型向轻薄型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点对点贸易的兴起，对新时期的公路运输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时间短、效率高、小批量、多频次。也是由于产业与运输的这种体系互动，推动了高速公路经济带的形成，客观上也起到了高速公路经济带向高速公路经济网络的演化的推手的作用。高速公路网的全面建设，能够极大的拉近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念，同时也允许各个生产要素之间的聚集空间可以变得更广泛、可选择的余地也更大。经济区域的特点是其跟传统的行政区域并不一定完全的子集关系，在高速公路网络化的大环境下，时空关系无限拉近，比较优势逐步丧失，资源雷同及市场关系紧密的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区域，会逐渐的重组和整合，最终形成一个更大的经济区域。这些新兴的经济区域，起码是跨县域的、可以是跨市区的、甚至有可能联通省际。另外，由于高速公路改变了时空关系的影响，发达地区辐射的半径将会被扩大，原有的城镇，因其地处交通要地的区位优势将会不复存在。所以，高速公路经济网络的建设和改进是带有阶段性和局部性特点的，一般不会在高速公路网的全网沿线全面铺开，培育经济往来的形成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布局。
1跨区域整合特征
高速公路经济网络发展的基础是其沿线的经济和资源带，有了这些经济带和资源带的辐射，会吸引更多的资源和企业参入。这种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的经济、资源带还将公路网络节等资源进行汇集，把空间和时间区域内类似的资源，雷同的资源，有机的再次整合，构成一组扩大化的区域经济空间，因而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是拥有跨区整合的特性的。
2网络节点构建与交通建设互相补
高速公路沿线经济的发展之本，其实就是公路的交通节点和枢纽，而节点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公路的建设。经济发展网络节点的自然选择也大都选择在交通枢纽和道路交汇处，因为这些地方更利于实现资源的汇聚和经济的聚集。
3公路网络模式的发展具有阶段性
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的阶段性指的是，在其时空关系的协调环节中，经济发达地区的辐射能力强，因而范围逐步扩大，而旧式的交通沿线城镇，丧失了原有的区位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被进一步弱化，因此在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模式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伴随着阶段性和局部性的特点。
二.健全高速公路经济的网络模式发展对策
1经济网络的整体布局
高速公路经济网络要统一规划，整体布局，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在市场经济的自然作用下，产业集群会慢慢聚集而成，在某个区域，某些互补性强或者较为相似的企业，通过聚集的方式，可以减少物流和运营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负面效应，还能够促进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发展，最大化的发挥规模效应。所以，在布局高速公路经济网络的时候，要发挥整体思维，统一规划，协调发展，从地区企业的集聚的角度考虑，而且尽量要把周边的地区甚至可以辐射到的最大距离都要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2加强聚合性网络模式建设
力争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深化高速公路经济聚合性的网络模式建设。高速公路经济网络有着极强的跨区域性和高度集中聚合的趋势，极有可能在区域间造成一定的重复建设。因此网络模式在建设的过程中，要确保以经济发展为主体，以企业的聚合力为核心，要让这个网络发挥沟通互联的作用，形成“软纽带”，而不是聚而不合的表面上纽带，这样从根本上将高速公路经济所构建的网络模式的资源特点，充分发挥出来，形成广泛突出的资源优势。
3促进地区的协调发展
网络经济模式必然会存在阶段性和局部性，使得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资源聚集节点和普通沿线经济区之间差异。因此，网络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选择性的突出重点，在政策方面注意保持沿线经济的协调平衡。
三.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