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1 16:42:29
序论：在您撰写茶文化的定义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引言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的起源国和传播中心。中国茶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和丰富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更倾向于追求精神方面的满足，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茶文化也随之复兴，茶马古道等传统文化的复兴进一步推动了茶文化和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同时近年来逐步占领一定市场份额的民宿也在改进和升级，民宿主们对民宿的设计往往需要一段长时间的酝酿，赋予其能够令人感同身受的文化内涵或者说情怀。然而，环境影响人，学会通过研究顾客对环境的感受能更好地对民宿做出设计。因此，本文将探析环境心理和定向对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民俗设计的影响。
一、相关概念
（一）环境心理和定向
定向是一个人进入到某一个环境时的第一行为需要。定向包含了地点定向问题（如“我在哪里？”）和功能定向问题（如“我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两个问题。当顾客进入到一个陌生环境时，顾客可以利用空间线索和以往的经验获来确定他们在哪里，他们将要去哪里，以及他们需要做什么、怎么做。如果陌生环境里不存在空间线索或者无法利用先前的经验，会导致定向力障碍，顾客有可能产生紧张、焦虑和无助等消极情绪。RichardE.Wener认为服务环境中的定向力障碍可以通过合并以下各项的设施设计来减弱：先前经验、设计的易读性和定向帮助。
通过规划设施，特许的服务已经有效的消除了定向力障碍带来的焦虑，，所以，顾客确切的知道该做什么。而在设施设计的帮助下，定向也能使顾客穿越空间进行观察，如银行宾馆布局常采用在入口处设置中厅的形式，使整个空间可以一眼被看到并表达出它的概念，这种布局也易于让顾客通过观察他人的活动以获得行为方面的线索。
（二）茶文化
我国是茶叶的发源地，拥有4000年的发展历史，根据加工手法的不同分为红茶、绿茶、白茶、黑茶、清茶和黄茶六大类。我国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茶文化是茶与文化的完美融合，以茶为载体传播不同相关文化。其既是一种上层文化，又是多民族、多层次的大众文化，是各阶层、各职业以及国家的文化纽带。随着经济的发展，茶叶不仅仅用于冲泡引用，在综合利用茶资源以及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和发展也逐步深入。
（三）民宿及其发展现状
《浙江省民宿管理办法》首次给民宿一个定义：民宿是指经营者利用农村房屋，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以旅游经营方式，为游客体验乡村生活提供餐饮住宿的接待场所。定义中强调“农村”和“乡村”，也许指出了与主题酒店等其他类型的酒店的不同之处。笔者认为茶文化元素可以与民宿结合，一是因为民宿多在自然环境、生物资源、景观等原生态条件较好的地方，再者民宿更有“情怀”的存在，二是因为茶文化并不是遥远的事物，只是被现代人遗忘了一段时间，茶文化的传承更多地需要依靠茶园、茶山或原汁原味的东西，那么这样一来，“情怀”和原汁原味是可以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
不可否认，相比传统酒店的标准化服务和装饰，民宿里有情怀的宿主和个性的装饰颇具吸引力。然而，颇具情怀的民宿屡屡亏损甚至倒闭。情怀体现的前提必须是住宿和休息那功能能够得到预约和满足。所以，在目前阶段，相比情怀的温暖，外观和空间的设计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更能影响消费者决策。
二、环境心理和定向对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民宿设计的影响分析
定向是人到陌生环境的第一行为需要，因此，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民宿更应该注重设施设计，以下从设计定位、功能空间设计两个方面简要分析其影响。
（一）设计定位
正如陆羽所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优秀茶树种多集中于我国的南方，民宿以“茶文化”为主题，应该将市场和资源结合，综合分析民宿的区位因素以及周边环境特征，赋予不同的茶文化内涵。比如安溪因铁观音而闻名，可将主题细分为铁观音文化，融合铁观音的发展历史、茶叶加工、茶的种植采摘和茶艺等方面的特色内容。另外，民宿主应该对某种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懂茶爱茶，才能将茶文化的内涵更好地表现在民宿中。
（二）功能空间
在功能空间上主要划分为四个功能区：公共空间、观赏空间、餐饮空间和住宿空间。以安溪铁观音茶文化主题为例，民宿的公共空间相对较小，走廊或阁楼等可以作为铁观音茶文化的展示区域和装饰元素米恶化空间。观赏空间可用于茶艺表演及器乐等演出。餐饮空间可以作为体验茶文化的区域，设置茶艺教学区域，让顾客亲身学习茶艺技术和泡茶方法，还有制茶品茶区域，提供DIY茶点，让歌顾客亲身感受安溪铁观音的“观音韵，兰花香”。至于民宿的住宿空间，同样小规模但可以很精致。房间可以很小，10平米左右，但是要有自己独立的门和观景阳台。
三、基于环境心理和定向的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民宿设计研究
环境心理和定向是人的第一行为需要，环境心理和定向对以茶文化主题的民宿设计风格影响不大，主要是在细节方面影响较多，在设计时要对目标市场的这个需要进行调研，了解目标市场在环境心理和定向的习惯要求期望，从而对民宿的设计进行调整。在参考其它文献资料以及实際体验后，总结该民宿设计应遵循的设计理念，并且从区位和功能空间两个方面分析环境心理和定向在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民宿实际中的应用。
（一）设计理念
1.简约自然：对旅客而言，民宿应该是一个能使旅客放松身心，摆脱城市喧嚣、事业压力和信息繁冗，达到旅游度假的目的的地方。不需要太多传统酒店豪华的装饰，正如茶汤的本质就是水，清澈自然。
2.人性化：比起民宿主的情怀更重要的可能是细节，周到的室内细节更能体现民宿主的用心和民宿的人性化。民宿主会考虑到各种各样的需求，考虑到客人的饮食，在房间的桌子上，民宿主人可以备上一套茶具和茶叶（茶叶根据客人喜好和健康状况赠予），自制的茶点和果脯；考虑到客人需要存储物品，民宿里会有专用的带密码的储物箱，箱子设计感十足，与茶有关，如果客人要也可以作为卖品，出售给客人。
3.本土化：前文中提到民宿的区位选择必须有市场和自然资源，民宿的设施和传播的文化也该符合所在地的特征。假设要在安溪建立一家以“铁观音茶文化”為主题的民宿（据笔者调查，目前为止安溪并没有一家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民宿），民宿设计要体现地域特征的文化符号，具体到实践中应该落实到每个特定的区域。比如一个茶叶包，一个门把手、一个指示牌、一个垃圾桶、一副餐具，都可能成为文化的符号。安溪铁观音的品牌是闻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在用文化符号抽象地描述铁观音时，应该归纳成系统的文化符号，用一套自成体系的文化符号或艺术概念对细节进行包装，会显得相对和谐。
（二）环境心理和定向在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民宿设计中的应用
1.区位：据研究环境心理学的专家们，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自然人对于周围环境的基本态度共同决定了人们对于环境的认知。休闲作为见证社会变化的一个载体和象征，已经突出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形式，因此城市人群会倾向于选择近郊民宿躲避生活压力。这就要求民宿多依托于自然人文价值较高的风景名胜区，尤其是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民宿，福建有武夷岩茶和安溪铁观音，安徽有黄山毛峰，浙江有西湖龙井，这些优质茶叶品种的产地周围必定有可利用的闲置资源。
2.功能空间：赋予茶文化内涵的民宿，既要保持传统，又要可持续发展。满足游客对于地域传统文化的渴望，又不使当地居民产生排斥，传承民宿地域文化，并对紫色和文化产生自豪感和认同感。因为该主题的民宿更多地需要依山傍水，处于乡村之间，所以在开发设计过程中，应充分最终村庄已经形成的建筑、街道的脉络，在不影响拆迁重建、不毁坏农田和森林的情况下，建设本土化的民宿。总而言之，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民宿建筑外形和空间设计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满足游客和当地居民的需求，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四、结论
1引言
作为一项拥有悠久历史文化而又兴起不久的新型旅游项目，茶文化旅游韵味是新颖奇特的。关于茶文化，早在唐宋以前就有大量记载，书籍上明确记载了茶区、茶性及其他品茶典故、游乐事件等。从现代意义上讲，旅游一词风行不久，其历史也相对较短。作为结合历史与现代的产物，茶文化旅游还需要去不断努力和创造。本文以江浙地区为研究对象，对茶文化旅游的定位及开拓进行了详细阐述，希望可以为当地的茶文化推广和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
2茶文化旅游简述
茶文化旅游，通俗的解释就是人们到茶区、茶园等地进行观光旅游，或是到茶艺馆进行品茶、赏茶，或是观看欣赏茶文化影响下的歌、舞以及相关文艺表演。这种解释是从行为上进行分析的，既简单又通俗易懂。但这种方式无法体现茶文化旅游真正的艺术蕴含和文化魅力。茶文化旅游其实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高端旅游活动，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简单的物质需求，还能满足人们的心灵追求和精神追求。作为一种旅游活动项目，茶文化旅游不仅体现了先进的旅游开发思想，还展示了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最优理念。无论是从生态角度，还是健康角度，亦或是科学角度讲，茶文化旅游的开发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茶文化旅游的定位内容分析
3.1观念方面
对茶文化旅游进行定位时，首先应该将市场意识放大，针对大市场进行定位。始终坚持以大市场作为旅游发展导向，充实大产业实际内容。作为我国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茶与市场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随着我国各方面水平的不断提升，茶艺馆作为茶产业的重要支柱，也在迅速发展和壮大。遍布各大城市的高档茶艺馆已经成为我国茶文化的重要宣传代表，同时，各大旅游景区创办的风格特异的品茗场所也已成为我国茶文化旅游的重要标志。作为茶文化旅游的最终决策者，经营者应该将茶文化旅游的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服务大产业、大市场作为最佳经营理念，面向整个旅游市场推出新的茶产品，从而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重丰收。
3.2功能方面
针对茶文化旅游的功能定位，应该进行多功能发展，使茶文化旅游集茶叶生产、会议展示、购物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形成独具特色的综合性旅游项目。根据我国目前的旅游现状可以了解到，我国国民主要的旅游形式是观光娱乐，比较单一，并且大多数国民都采取短距离、短时间的旅游方式，缺乏深层次的心灵和精神体验。而茶文化旅游不一样，无论是休闲观光、还是心理精神体验，都有着其他旅游项目无法替代的优越性。茶园可作为供人观赏的自然风景，也可作为园林造景的创作品，茶叶更是无法言说的优良饮品。茶文化旅游将各种功能齐聚一身，是吸引游客，满足其各方面需求的高端活动。
3.3客源方面
针对茶文化旅游的客源定位，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积极拓展欧美、日韩等国际市场。近几年来，国内游客数量呈指数增长，国际游客数量也增长迅猛。在如此大好形势之下，我国茶文化旅游的市场定位也应该与我国旅游行业的整体市场相符，才能保证产业发展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就洞庭地区而言，虽然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到此游玩，但该地区的茶文化旅游工作始终没有想象中顺利。该地没有将碧螺春以及其他茶品与当地旅游项目进行充分结合，致使茶客和游客分散。同时，该地没有对茶和旅游的消费群体进行针对性定位，致使茶文化旅游发展缓慢。
4开拓茶文化旅游的具体建设措施
4.1建设茶文化旅游区
为了使茶文化旅游更加规范化、优势化，相关政府应该进行相应的茶文化旅游区建设。以江浙地区特有的碧螺春为例，碧螺春盛产于洞庭东、西两山，现已成为我国十大名茶之一，不仅具有极高的市场影响力，还有非常良好的口碑。在此平台 上，应该建立特色的碧螺春文化旅游区，将茶文化与旅游文化进行充分结合。古有诗人盛赞洞庭湖，致使大量游客慕名而去，只为看一看名诗中的洞庭湖美景。现在为什么不将早负盛名的碧螺春与美景统一化，为其打造一个专属茶区呢？对此，苏州政府可以将碧螺春生产基地改造为集观光、旅游、品茶、娱乐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区，以供茶客和游客旅游休闲。
4.2创建茶文化特色项目
无论什么样的旅游景点，都必须具备独一无二的特色，才能吸引游客到来，并真正实现其自身价值，体现其文化内涵。茶文化旅游也不能例外，必须创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茶项目，才能吸引更多游客和茶客到来。例如：我国安溪县就已推出大量以茶文化旅游为主体的多种旅游项目，充分结合了名茶产区、古代建筑以及宗教建筑。这种综合项目的茶文化旅游效益极好。另外，龙井茶更是与浙江西湖自成一体，完全吸取了当地的人文情怀和情感诉求，已然成为承载人们思想感情和精神诉求的特色茶品牌。跟随这种开拓理念，针对碧螺春茶文化旅游，也可以充分结合洞庭湖的人文气息，将古代诗人的情感寄托于碧螺春上，并借由此茶向世人进行表达和言说。
4.3开发茶文化相关商品
作为旅游的六大要素，吃、喝、购物三大要素可以说占据整个旅游过程的2/3。随着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茶品、茶宴等各种与茶相关的活动开始盛行。以茶为主的各种饮料、保健品、观赏品也层出不穷。以饮料为例，各种红茶、绿茶、茉莉花茶等种类繁多。受此启发，相关企业和产业机构也可以不断开发精美的茶具，打造各种以茶为名的旅游纪念品和生活用品。茶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要建立在当地茶文化历史的基础之上，以江浙地区茶文化旅游产品为例，其茶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就应当使浙江的山水和江苏的太湖与苏浙地区的茶文化相碰撞，产生火花，以增强江浙地区茶文化的生态旅游吸引力。例如，针对太湖特产的“天华谷尖”，就可以制作出与之配套的，能够将其茶香、茶味承托至最佳境界的茶具，可以用陶瓷制作、也可以用玻璃、竹等各种材质制作。针对洞庭地区特有的“碧螺春”，就可以制作画有洞庭美景的茶桶、茶扇等精巧工艺品，以供茶客欣赏或购买。
4.4推出特色茶文化旅游热线
旅游项目之所以受到大众青睐，其原因并不只是简单的地区景点，最重要的原因是该项目具有多条旅游热线。旅游热线的可选择性让人们可以更加自由、放松地进行旅游体验，不必局限于一个固定地点。所以，茶文化旅游应该将江浙一带名茶较多、风景名胜较多的省、市进行串联，发展一省为主或多省同步的旅游热线。与此同时，这些旅游热线的开设应该充分考虑茶区、景区、市区等地的有机结合，形成强强联合的有机旅游热线。例如，若以杭州市为主打造特色茶文化旅游热线，就可以将龙井茶区、西湖景区以及杭州茶市等地串联起来，形成以茶为主的特色茶文化旅游热线，专供茶爱好者或研究者体验。
4.5加强研究并推广茶文化旅游
查阅各种资料可以发现，其实人们对茶文化旅游的了解和研究非常少，只有少数文章有所涉及，且研究范围也十分局限，研究深度也非常浅显。其实，无论是茶文化旅游的内涵，还是茶文化旅游的开发价值，都是值得人们深入研究并探讨的。人们应该在加强茶文化旅游本体研究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海外茶文化旅游的调研和考察。例如，人们可以研究我国碧螺春、西湖龙井等名茶在日本的发展现状及其文化与旅游结合的程度。日本茶道是在中国传统茶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日本对中国现代茶肯定也有着特别的见解和认知。除了不断进行茶文化旅游研究以外，人们还应该积极推广茶文化，将我国传统的茶文化推广至亚洲甚至全世界。
稀疏的白发，高贵的锛儿头，一副牙齿就像拥挤的坟地里东倒西歪的墓碑，理查德汉密尔顿的这张脸堪称是波普艺术的最佳代言，并可以用来提醒你：尽管波普艺术“年事已高”，但已经逐渐成为主流文化。
人们熟知的汉密尔顿，是马塞尔・杜尚的学生，是“波普文化”的创立者，是稀有的、还在世的波普老顽童。但是这些年来，能一睹他作品的人却不多，因为从1992年开始，汉密尔顿很少举办大型展览。2010年伊始，他的粉丝们有福了，因为汉密尔顿3月份将在英国蛇形画廓举办大型个人展览，此后，汉密尔顿还将在世界各地举办10到12个展览。
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汉密尔顿有些不习惯，他在接受德国《观察报》的采访时说：“实际上，逸事有点失控了。因为在过去，我的展览从来也没被人以赞美的方式对待过。1992年，我在泰特美术馆举办展览的时候，几乎每个评论家都讨厌它。到圣诞节的时候，一些报纸还弄了类似‘最烂的展览’这样的标题给我。这回，我估计是人们开始认识到，过去的五六十年里，我也干了些正经事。而且，鉴于我比我的同龄人都长寿，约瑟夫博伊斯和约翰莱瑟姆已经死了，罗伯特・罗森伯格也死了，所以他们觉得我像是一个活古董。”
上帝给了他一支画笔
汉密尔顿生活在一个完全与艺术不沾边的家庭里，他能够对绘画着迷，是上帝给了他一支画笔。
理查德・汉密尔顿1922年出生于英国。他的父亲是一名司机，在伦敦西区的汽车展厅工作，整个家庭里没有一个人干着和艺术沾边的行当。“我想是上帝在我的手上放了一支画笔，使我鬼始神差地对绘画着了迷”，汉密尔顿这样解释。10岁时，他在图书馆看到一张艺术课的广告，兴奋地在地上翻了个跟斗，后来却被告知那是成人课程。好在汉密尔顿没有就此作罢，他像小狗一样缠着那里的老师，最终成为最小的学员。14岁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儿童绘画比赛，尽管没能拿到奖，但是负责颁奖的一位皇家艺术学院院士却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并向皇家艺术学院管理人沃尔特・拉塞尔爵士推荐了他。两年后，汉密尔顿顺利入读该校。
1940年，学校因二战而关闭。无奈之下，汉密尔顿在一个工程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混口饭吃。战争结束后，再次返回学校时，汉密尔顿已经20多岁了，皇家艺术学院也完全变了样。“那个疯狂的家伙艾尔弗雷德・芒宁斯爵士掌了权，他经常穿着马裤、拎着皮鞭四处走，真够吓人的。我的一位老师说我的画很像保罗・塞尚，芒宁斯就没好气地说，‘很多人的画作都远胜于塞尚’。我说毕加索的画展很精彩，芒宁斯就不屑地说，‘那不是诚实的法国作品，而是意大利的垃圾货’。”汉密尔顿说。
数周后，汉密尔顿收到一纸通知，上面写着：校长不认为该学生在教学中有所受益。就这样，汉密尔顿的学生生涯被疯狂的芒宁斯爵士终结了，他满怀不情愿地被拖进了国民预备役。两年之后，他来到斯莱德艺术大学的当代艺术研究所，做一些展览方面的工作。在这里，汉密尔顿遇到了奈杰尔・亨德森，此人向汉密尔顿介绍了杜尚的作品以及达西温特・汤普森的书，这对于汉密尔顿创作风格的确立，是不可抹去的一笔。
由他定义的“波普文化”
“波普艺术，是大众流行的、转瞬即逝的、消耗性的，低成本、大量生产的，年轻的、淘气的、性感的、手法巧妙的、富于魅力的一桩大生意。”汉密尔顿给出的“波普艺术”概念沿用至今。
1956年，汉密尔顿在积累了展览工作经验之后，终于办了一场个人展览“这就是明天”，其中一幅拼贴壁画的照片《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独特、如此具有魅力?》是英国第一幅波普艺术作品。在展览上，这件浓缩了现代消费者文化特征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波普”(POP)这个词被写在一个肌肉发达、正在做着健美动作的男人握着的棒棒糖形状的网球拍上。
1957年，汉密尔顿写信给野兽派建筑师艾莉森和彼得史密森，这对夫妇当年也参加了“这就是明天”的展览，并且很是欣赏。他们商讨着举行另一次类似题材展览的想法。正是在这封短笺中，汉密尔顿创造了“渡普艺术”这个短语，他这样写道：“波普艺术，是大众流行的、转瞬即逝的、消耗性的、低成本、大量生产的、年轻的、淘气的、性感的、手法巧妙的、富于魅力的一桩大生意。”
此后，汉密尔顿的事业获得了腾飞。1960年，他为杜尚的作品《绿盒子》中的文字注解出版了一个抄本，1965年，他重建了已于1926年被砸成碎片的杜尚作品《大镜子》。但是，到这时候他们还没见过面。“那是巴黎的一个午餐会，客人只有我，勒内・马格里特和他妻子，以及杜尚夫妇。杜尚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具魅力的人物：和气，聪明，妙趣横生。”从那之后，只要在巴黎，这对师徒就形影不离。
在伦敦最著名的画商罗伯特・弗雷泽成为汉密尔顿的经纪人之后，他终于可以潜心创作了。弗雷泽时常举办聚会，介绍一些圈中大腕给汉密尔顿认识。正是因为弗雷泽的推荐，汉密尔顿受邀为甲壳虫乐队设计专辑封面。“我还记得我去找保罗・麦卡特尼，那时他正在表演。于是我坐在外边的办公室里等他，还颇觉有趣，因为到处都是穿短裙长靴的姑娘们。”在弗雷泽的策划下，汉密尔顿举办了三次展览，可是后来发生了著名的搜查事件，画廊关闭了。
愤怒，是他的创作灵感
他不在乎大师的头衔，亦不关注年轻的艺术家，在他的眼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1970年，汉密尔顿和妻子丽塔搬到了北部，他们生活在牛津郡的农场，并将其作为工作室。他的作品开始变得日益政治化，作品里出现了很多裹着毯子的“抗议者”。这一风格也影响了很多当代艺术的后来者，例如达明・赫斯特。他还短暂地投身工业设计领域(他喜欢计算机，并亲自设计过两台)。
在一般情况下，茶话会的主要与会者，大体上可被区分为下列五种情况：
其一，本单位的人士。具体来讲，以本单位人士为主要与会者的茶话会，主要是邀请本单位的各方面代表参加。意在沟通信息，通报情况，听取建议，嘉勉先进，总结工作。有时，这类茶话会亦可邀请本单位的全体员工或某一部门、某一阶层的人士参加。有时，它也叫作内部茶话会。
其二，本单位的顾问。以本单位的顾问为主要与会者的茶话会，意在表达对有助于本单位的各位专家、学者、教授的敬意。他们受聘为本单位的顾问，自然对本单位贡献良多。同时，特意邀请他们与会，既表示了对他们的尊敬与重视，也可以进一步地直接向其咨询，并听取其建议。
其三，社会上的贤达。所谓社会贤达，通常是指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才能、德行与声望的名界人士。作为知名人士，他们不仅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和社会威望，而且还往往是某一方面的代言人。以社会上的贤达为主要与会者的茶话会，可使本单位与社会贤达直接进行交流，加深对方对本单位的了解与好感，并且倾听社会各界对本单位的直言不讳的意见或反映。
其四，合作中的伙伴。合作中的伙伴，在此特指在商务往来中与本单位存在着一定联系的单位或个人。除了自己的协作者之外，还应包括与本单位存在着供、产、销等其他关系者。以合作中的伙伴为主要与会者的茶话会，重在向与会者表达谢意，加紧深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信任。这种茶话会，有时亦称联谊会。
文化差异战略联盟稳定性
一、相关概念解析
1.战略联盟的概念
战略联盟是指由两个及以上的有共同战略利益的企业，为了达到共同的战略目标（共同拥有市场或者共同使用资源等），而结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一种松散的合作模式，简言之就是两个或以上的企业为了实现各自战略性目的而达成的一种长期或短期的合作关系。
2.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含义
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可以定义为企业战略联盟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在动态上保持战略联盟的完整，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战略联盟由不同的企业组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变化、矛盾乃至冲突，但是保证联盟的正常运行是联盟稳定性的基本要求。
3.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
文化差异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价值观，意识形态，语言，教育以及风俗习惯上存在的差异，企业文化差异是不同企业在生产和管理中形成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上的差异。文化冲突指的是两种及以上的文化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对抗状态。
二、企业文化差异对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影响
1.适度文化差异对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积极影响
（1）适度文化差异推动组织创新，保持企业战略联盟动态稳定
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会萌生出新的灵感，新的文化氛围会激发员工创新的动力；文化差异使企业战略联盟在分析和理解问题时，注意从多个角度和方面出发，这样会得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相反，一成不变的文化环境过于安逸，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发挥，更不利于企业战略联盟在动态中保持稳定。
（2）适度文化差异推动企业战略联盟成员之间取长补短
企业的文化不可能是完美的，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观，管理者通过接触不同的管理方式和经营理念，推动自身管理的不断进步；员工通过接触不同的价值观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这些都能促进企业战略联盟持续、健康和稳定地发展。
2.文化冲突对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的消极影响
企业战略联盟的文化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够适度利用，会给联盟的稳定性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差异，联盟成员企业之间的文化冲突便会撼动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
（1）文化冲突对企业战略联盟信任机制的影响
企业战略联盟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企业战略联盟之间的相互信任，只有企业战略联盟成员相互之间建立坚固的信任机制，联盟的效果才能得到大大的提升，企业战略联盟的共同目标才能尽快实现，文化冲突对企业战略联盟的信任机制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不同的企业的文化越接近，融合程度越高，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就越趋向于一致，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就越少。企业战略联盟的信任机制是战略联盟稳定性的基础，如果因为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使联盟成员之间缺乏信任，那么战略联盟将会面临根基不稳甚至瓦解的后果。
（2）文化冲突对企业战略联盟管理的影响
企业战略联盟在组织结构上比较松散，因而其管理难度本身就比企业大，文化冲突更是加剧了联盟管理的难度。文化差异产生的管理问题不能单纯依靠调整组织结构来解决，而是需要在联盟运行的过程中加强文化上的融合。举个例子来说，在跨国战略联盟中，受中国“求稳”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管理者决策比较保守，对机会的把握不够及时，而西方管理者敢于冒险，这两种文化碰撞在一起，必然在管理决策上产生很大的差异和冲突，这就需要通过文化融合和管理者观念的改变来取长补短，弥补各自决策上的不足，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
三、正确对待文化差异，提高企业战略联盟稳定性
1.正视文化差异，从差异中受益
跨文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是理解和接受差异，由于企业战略联盟成员企业的独特性，不可能消除文化差异，所以只能正视和利用文化差异，企业战略联盟在正视文化差异的同时，应该探索灵活的管理方法，鼓励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充分利用差异，使成员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变文化差异为竞争优势。
2.有效识别文化共性和差异，预防文化冲突
在识别文化共性和差异的时候，应注重发现合作伙伴企业文化的优势和环境，对于存在的文化差异，为可能的文化冲突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并且建立合适的文化整合模式。
3.加强跨文化学习和沟通，实现文化重塑
通过跨文化学习和沟通，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减少矛盾和冲突，发现自己在价值观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不足，不断推动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要发扬自身文化的优点，对联盟内成员进行文化传播，推动整个战略联盟的稳步前进。要实现文化重塑，既要倾听联盟成员的建议，选择被成员广泛接受的方法，还要学习其他战略联盟的成功经验，使战略联盟的文化重塑不盲目，建立联盟共同的文化，即联盟文化。
文化差异对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正确对待文化差异，减少文化冲突，不仅仅能提高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而且可以促进企业战略联盟及其成员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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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外合资企业 不稳定性 文化差异性
随着外商在我国的投资不断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目前我国已经成为第一引资大国。改革开放之初，跨国公司以合资形式投资比较多（1987年合资金额占整个FDI的比例达到64.22%）。 近年来，新增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由以前的合资为主演变成以外方独资为主。同时，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资控股、独资倾向日趋明显，外资通过增资扩股和收购中方股权，使其在很多合资企业的股份由以前占少数或对等变成控股甚至独资，进而使这些企业变成外方控股或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双方利益的不相容是冲突的根本原因，而管理文化上的差异也是合资企业内部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合资企业的文化差异，影响到企业中人们不同的价值观、管理方式和方法，必然造成文化冲突。所谓“文化冲突”，也就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当然文化冲突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正常的文化冲突，会促使各方之间相互深入了解，反省自身，在碰撞中寻求共同点，这种冲突就会成为企业组织中的积极动力。但大量冲突具有破坏性，产生分裂、混乱无序、不合作，造成企业功能失调，大大降低人力资源在企业组织中的效率，甚至形成负面效应。冼国明等（2002）研究德国博西华与扬子冰箱合资失败的案例得出：合资双方过于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甚至优越性，从而使双方在经营思想、管理制度和方法上的冲突加剧，是导致合资经营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外合资企业中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价值观的差异
企业价值观属于企业文化的隐性层面。在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形成典型的东方文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崇尚权威，强调等级次序；重视群体利益和亲情关系和睦；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开发。在欧美等国家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形成典型的西方文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主张个性的张扬和思想的创新，对“异端”的宽容和对别出心裁的鼓励。同时，形成了开拓进取、从不满足的独立人格。因此，东方文化的价值趋向重群体、重道德、重实用，而西方文化价值趋向重个体、重科学、重思辨。中外合资企业管理中，对高层管理者来说主要表现在风险观念方面。中国企业家受政府行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般“求稳怕变”，缺乏风险意识和冒险精神，唯恐失败，难以把握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所出现的机会；而欧美国企业家则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敢于创新和冒险，无后顾之忧，在新产品研制、新市场开拓、新方法运用等方面都充满竞争和冒险精神。对于普通员工来说，这种文化的差异集中表现在对工作和成就的态度方面。中国企业员工目前还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工作努力得到物质上的满足，缺乏灵活的激励机制，而在欧美国家，员工能从自身的工作努力过程中得到更多的物质满足和乐趣。这造成双方对工作和成就态度上的差异，并因此引发冲突。
从下例可以说明合资双方的价值观差异。中新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是在中、新两国政府的推动下于1996年7月开业运营的，中、新双方股份为51:49。公司经营年限为50年，经营范围包括开发、建设、管理、经营中新码头以及所属设施，为各类船舶提供集装箱装卸服务，并从事港内运输、仓储、集装箱修理，以及住处咨询等服务，以使中新集装箱码头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国际性集装箱码头。有一天，现场的一台叉车突然失火，叉车附近都是货物，办公楼上清楚看到火光，楼内所有中方人员，在中方副总经理的带领下，都快步跑到现场，协助灭火，事故处理完毕，中方人员回到楼内才发现新方都在办公室“隔窗观火”，而无一人到现场救火。因此双方开始抱怨：中方认为现场有危险，干部应该出现在那里，车和货物烧坏，不管是谁赔偿，国家财产都要受损失。尽管火场危险，公司的干部还是应该不顾生命安危，保证财产安全。新方认为：现场失火有专人负责救火，我们去了帮不了多大忙，管理人员应忠于职守，人去楼空怎么指挥现场，再说人的生命是高于金钱和财产的，怎么可以用生命去换取财产安全，中方干部的行为真是莫名其妙。
二、经营理念的差异
中外双方价值观的差异往往可以从对经营的风险态度以及经营目标体现出来。在风险经营理念中，中方企业家一般缺乏风险意识和冒险精神，而西方企业家则敢于创新和冒险，因而在新市场开拓、新方法运用等方面将会引发中外双方的冲突。在经营目标上，中方比较注重短期经营行为，当企业效益较好时，首先考虑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对员工的培训不太重视，存在重物质资本而轻视人力资本的观念；外方经营思想侧重于长期战略，当企业效益较好时，首先考虑追加投资、产品改进等问题，并重视对员工的培训，不断提高员工的人力资本含量。因此在经营战略目标上双方考虑的侧重点不同往往引发不稳定性。
三、管理方式和管理风格的差异
合资企业的重要特征是双方共同拥有企业控制权，这就意味着企业发展方面的问题需要共同决策，而在合资企业实际运营中让许多高层管理者共同决策并非易事。外方管理者习惯于个人决断、个人负责，而中方管理者习惯于集体决策、集体负责，个人不愿承担更多责任。对不同意见的表达方式也不相同，中方人员如对某事有不同看法，通常不是直接陈述己见，而是背后议论，而外方则是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处于国家高度集中控制之下，连产品定价、某个职务的工资标准变动等内部经营管理决策都要由国家主管部门决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企业管理风格，即一切由上级安排。。
例如，广州标致就是经营管理方式等不同造成文化冲突，以至广州标致解体。广州标致是由广州汽车制造厂、法国标致汽车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和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合资经营的汽车生产企业，成立于1985年，总投资额85亿法国法郎，注册资本为3.25亿法郎。广州标致员工共2000余人，由广州汽车制造厂和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共同管理。合同规定，1994年以前的总经理由法方担任，公司任何一个部门的两名经理中，至少有一名是法方人员。截止1997年8月，广州标致累计亏损人民币10.5亿元，实际年生产量最高时为2.l万辆，远未达到国家产业政策所规定的年产15万辆的生产能力。1997年10月，法方宣布撤资，广州标致解体。广州标致的经营失败，除了中法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外，未能解决好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是无法进一步合作的主要原因。在中法合作之时，广州标致公司从总经理、各部门经理到技术承包监督等重要管理职位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法方人员，他们采用生硬的、强制的方式，推行全套的法国式管理，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和文化格格不入，由此引起中方员工的强烈不满。在生产经营管理中，双方经常出现不一致的看法，但退让的多数是中方。法国管理人员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不满意的地方直截了当地指出来，而中方管理人员的表达方式较为委婉，很少直接发表意见，这使得在实际运作中表现出法方人员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共同管理成为一句空话。法方管理人员在许多情况下坚持以原有的管理方法和固定模式处理问题，使中方的管理人员产生逆反心理，引发更大的矛盾和冲突，导致罢工事件。最后由中国政府和法国领事馆出面调解。事后，该企业的中方员工道出了心里话：“法国人的管理方式我们接受不了，我们受不了洋人的气。”这一事件的实质就是中法双方管理方式的冲突和文化的冲突。
四、显性文化的差异
中外合资企业中最常见和最公开的文化冲突是显性文化的冲突，即来自行为者双方象征符号系统之间的冲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达方式（语言、神态、手势、举止等）所含意义不同而引发的冲突。在行为规范上，美国人比较开朗，喜欢随和、轻松和幽默的工作环境；而德国人较为谨慎，喜欢正式、严肃和稳健的工作环境。在某些中外合资企业中，外方管理者常抱怨中国员工对他不友好，原因是他经常看到中方员工在休息时聚在一起谈笑风生，但当他靠近时，员工却各自走开，没人搭理他，因而认为中国员工对他不友好，这其实是一种对潜意识语言理解上的差异而产生的误会。在西方，对别人的热情报以毫无表情的沉默意味着不友好，而在中国等级制观念影响下，普通员工见到较高地位的上级时，往往会流露出谦卑敬畏的神态，或者有意回避等行为。
从中外合资企业中的股权结构变化，可以发现合资企业的不稳定性也是有不同表现形式的，其不稳定的结果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外方收购中方股权，实现控股或独资经营。这种结果在合资企业中是比较多的，例如：如德国巴斯夫公司与上海染料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利用低价销售策略使企业连年亏损，这样不仅排挤了中小竞争者，而且亏损使企业总资产大幅度下降。这时，外方以企业持续发展为借口要求追加投资，而中方因亏损无力筹资，外方顺利通过增资扩股由对等股份上升为75%，从而实现了对合资企业拥有绝对控股的地位。
第二、中方收购外方股权，实现控股或独资经营。例如：1996年9月，在安徽合肥市成立的荣事达美泰克合资公司，荣事达是以5个公司作价，美泰克以现金7000万美元投入到合资企业。在合资企业的股权安排上，荣事达和美泰克各占49.5%，香港爱瑞公司占1%。美泰克是美国的第三大家电公司，合资企业最终在2002年以美泰克主动撤出，并转让其股权由中方完全控股而告终。
第三、合资企业独立运营，双方都极少干预。
第四、合资企业解体、清算与注销。
参考文献：
[1]吴玉瑞:中外合资企业的设计与发展.第1版，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页
[2]C.Inkpen and W.Beamish: Bargaining Power and the Ins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7
[3]王洛林 江小涓: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上），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4期
1.崇尚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中华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团结合作，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矛盾时，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这与美国文化不同，美国文化崇尚个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因此，美国的财务会计信息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使用者（Inpidual Users）的需要，而中国首先是为了满足机构（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要。
我国《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在这一对我国会计目标的阐述当中，突出了我国会计信息应首先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具体体现。反顾美国，在其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提出“编制财务报告应为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信贷者以及其他用户，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和类似的决策”，把投资者和信贷者的信息需要放在了最为显要的地位，而国家或政府的需要则没有明确提及，应该说，这与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正好一脉相承。
2.大权距（Large Power Distance）
权距是指权威（或管理当局）的集权程度，在一个权距大的里，集权程度较高，等级结构（Hierarchy）严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管理的重心在管理者；在一个权距小的社会里，集权程度较低，分权较为普遍，上、下级之间协商共事，管理理论的重心在雇员，而非管理者。我国长期以来属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政放权的改革，但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讲，我国显然属于典型的权距大的国家。由此可以想见，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较难集思广益，准则往往会流于笼统，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而且财务会计信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呼应权力拥有者（Power Holders）的需要，这一点实际已被实践所证明。例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是官方 财政部会计司来制定的，会计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影响甚微。这样势必会暴露许多准则内容考虑不周的。例如，我国对长期工程合同仅分为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两类，而美国会计准则中，除了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外，还包括成本不加成合同（Cost-without-fee Contracts）和工料合同（Time-and-material Contracts）两类，显然，我国实践中存在着成本不加成合同和工料合同，它们没有被包括在《长期工程合同》准则中，应该说与我国权距过大不无关系。至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相对于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则更为笼统、简单，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难以驾驭、指导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可见“大权距”的文化特征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
再如，在我国，符合条件的借款费用发生时，即应予以资本化，而在美国，除了应满足“借款费用发生时”这一条件外，还应满足“资产支出正在发生”和“为使资产达到其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两个条件，借款费用才允许资本化（国际会计准则亦是如此）。两相比较，我国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要比美国来得宽泛，相应地，在相同情况下，我国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一般会比美国多，不可否认，我国准则这样规范与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水平有关，但也不能排除，我国准则规范的这种做法没有准则制定者对财税利益目标需要的考虑，因为我国的做法无疑可以减少期间财务费用，以增加企业当期利润和国家税收收入，而这样做，也只能在大权距的文化环境中为了管理当局（即权力拥有者）的利益需要才会较容易地变为现实。
3.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Strong Uncertainty Avoidance）
规避不确定性是指文化成员对未来不确定性或未知状况的感知态度。如果一个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许多法律和规则来规范和维持人们的信仰和行为，而且社会成员也有这种需求以据以减少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情况。如果一个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弱，则相反。霍夫斯蒂德（1987）认为对于会计制度，最好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减少不确定性的方式，因此，在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的社会里，其会计制度往往比规避不确定性意识弱的社会来得详细具体。如我国长期以来，各行各业各种经济业务均有相应的会计制度，事无巨细，几乎均作规范，即使在1993年《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我国仍然颁布了13个详细的行业会计制度来指导会计行为和会计业务的处理。企业会计人员在碰到新的经济业务时也是首先寻找会计制度看有无相应规范，若无相应规范再向国家财政机关要求规范，然后才作相应处理。可见我国会计文化中具有明显而强烈的规避不确定性的趋向，同时也可见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当中。如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方案中，就在短期内制定了几乎包含会计业务各领域的30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将来颁布实施时有关经济业务无相应准则可循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再比如，我国单独制定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准则，对这两张报表编制的基本要求、项目、结构、附注均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范，并提供了相应的范式，从而可直接指导会计人员的编报工作。这是我国有较强的规避不确定性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中的又一体现。而在美国、国际会计准则中均没有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制定相应准则，相关内容仅散见于其他会计准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范中，因为美国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相对较弱。
4.阴柔强于阳刚（Masculinity Over Femininity）
阳刚社会崇尚财富、竞争、成就，如美国；阴柔社会崇尚关系融洽、为人谦恭、关心弱者和生活质量，如中国。中美在这一方面的文化差异势必会影响到两国的会计准则。如我国的《职工福利》准则主要规范企业向职业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其他额外福利，而美国的会计准则仅以职工退休金为规范对象，可见两者之差异，而这差异又与两国文化中对阳刚、阴柔各有倚重不无关系。因为中国文化偏好中庸之道，崇尚“和为贵”，注重通过温和方式协调职工与企业、职工与社会乃至职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因此，即使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仍须向职工提供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以缩小贫富差距，安定民心，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相反，美国社会偏好优胜劣汰，金钱至上，因此，企业除了向职工提供合理的薪资和退休金外，甚少再向职工提供其他福利，职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支出均由己出，企业不再负担，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做相应的会计规范了。
5.职业化水平低（Low Professionalism）
美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建立会计职业团体，致力于会计职业自身的有序发展，从而为美国会计始终保持较高的职业化水平和自我管制能力奠定了基础。如今，美国会计准则是由其民间会计职业团体自己制定的，大量的经济业务可以依赖其会计人员自身的职业判断来处理，这些均对其会计准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的职业化水平明显偏低，无论是会计职业的自我管制能力，还是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均捉襟见肘，差距甚远，从而反过来只能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法定管理制。比如，我国会计界的职业管理是由财政部（即官方）来具体管理的，非民间的自律管理；我国的会计准则亦是由财政部来负责制定，而非民间制定，这些均与我国会计职业化水平较低直接相关。至于因我国会计职业化水平低而导致的我国会计准则内容与美国、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则俯拾皆是，如我国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计量只能采用总价法，美国既允许采用总价法，也允许采用净价法，国际会计准则只允许采用净价法。我国没有采用净价法的原因就是如果按净价法计量收入，则需依赖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事先对未来现金折扣、销售折让、销售退回等进行估计，比较复杂，依我国的会计职业水平难以达到这一点。再比如我国对承租人融资租赁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中，直接以租赁付款额的原值入帐，没有考虑折现因素，而美国、国际会计准则则都规定要考虑折现因素，主张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入帐，产生这一差异原因亦同出一辙。
6.强调统一性（Uniformity）
如前所述，我国文化崇高集体主义，以集权的等级管理结构维系政经与人际关系，讲求“仁、礼、忠、孝”、“恭敬不如从命”，均体现我国文化是偏好整体的统一而非个体的灵活与主动。反映到制度或会计准则中，就是需求不同会计实务的统一和企业不同期间会计的一贯，较少给企业留下因地制宜进行会计处理的余地。我国会计改革前实行的统一会计制度即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翻版；会计改革后，虽然希翼给企业会计人员以一定的灵活性，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摆脱这一文化。比如《企业会计准则》在界定其适用范围时，就规定该准则“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同时又规定“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应当一致，不得随意变更”等，都明显地留下了“大一统”中华文化特征的烙印。相对而言，美国的会计准则仅适用于股份公司，其他类型企业可参照进行会计处理，但不强制要求。对会计方法选择的一贯性也持灵活态度，美国在其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二辑 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中指出：“在会计期间，会计原则由此期至彼期的一贯，如果走得太远，会阻碍会计的。对于一种优选的会计方法，作一次变更，总是要牺性一贯性的，但是不作变更，会计就无从发展了”，它认为，只要符合成本 效益原则，就应允许实行会计变更。美国文化注意个性发展、注重个体的能动性与灵活性，由此可见一斑。
7.偏好稳健（Conservatism）
在一国会计文化中，会计人员偏好稳健还是乐观无疑会影响到会计业务的处理和会计准则的制定。那么，文化究竟具有稳健主义特征还是乐观主义特征？从亘古以来国人信奉的“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观念，到今日国人远高于他国的储蓄率，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偏好稳健而非乐观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推论，在我国会计准则规范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会计方法的选择时，理应体现稳健性原则，以与我国的文化特征相呼应。然而从我国各具体会计准则来看，尽管部分规范体现了稳健性原则（如固定资产允许采用加速折旧法，和开展费用于发生时一律计入期间费用等），但从整体上看，稳健性原则体现不足，甚至有不少会计处理方法有违稳健性原则，明显“乐观”。如我国对同类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不确认损失，收入确认的条件比国际会计准则来得宽泛，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不计提坏帐准备等。这说明我国会计准则在这方面受文化影响不大，反过来，主要是受、因素的影响所致。但我们认为，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市场发育的日趋成熟，会计原则必将重现我国稳健主义的文化本色。
8.保密甚于透明 （Secrecy Over Transparency）
一般而言，美国文化被公认为是一个透明、开放、公开的典范，而中华文化则是一个含蓄、神秘、束缚较多的样本。这种文化差异，直接体现在中、美会计信息披露上的悬殊差异，即我国会计准则中要求披露的事项较少，而美国要求披露的事项多而且十分详细。比如我国收入准则要求在会计报表注中披露收入确认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而美国还要求披露正常和重复发生的收入数以及不正常的或偶尔发生的收入数；美国损益表中包括停止经营、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等项目，而我国损益表中则没有这些项目；再如美国除要求披露计入当期损益的研究和开发金额外，还要求披露有关研究和开发协议的信息（包括重复条款、每期发生的成本和盈利等），而我国对后者的披露就不作要求。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上述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的经验验证）。以下我们再利用会计文化观来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所出现的一些原则问题略作剖析。
1.关于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应用稳健性原则游移不定的问题
关于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对稳健性原则应用的态度问题，近年来争论颇多，分歧较大，从纯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讲，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应该充分体现稳健性原则，而从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角度来讲，我们又不具备普遍应用稳健性原则的充分条件（尤其是宏、微观经济条件），这两大因素交互作用，注定了我国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对于稳健性原则的应用举棋不定，难作决断。具体到每一项经济业务上只能两相权衡，看孰重孰轻，再作结论。而在目前准则的实际制定过程中，往往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甚至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目前会计准则从总体上讲稳健不足的局面。
2.关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应用问题
实质重于形式，无论在美国还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均将其作为重要的会计原则贯穿于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当中，而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将它列为一项会计原则，在各具体会计准则中也很少见到这一原则被贯彻其中。对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态度，中外大相径庭，令人费解。我们认为，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究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所谓实质重于形式，是指我们在处理经济业务时除了要看其形式外，更应注重其经济实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而非法律形式来进行会计处理。很明显，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赋予会计人员较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要求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要求为风险偏好型。而我国崇尚集体主义、集权程度较高（权距大）、规避不确定性意识较强、职业化水平低和重统一性、轻灵活性的文化特征使得应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前提条件较难满足，因而会计人员只能或只求遵循经济业务的法律形式来进行会计处理。这可能便是我国轻禅实质重于形式会计原则的文化动因。
3.关于借鉴国际会计惯例与坚持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