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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中医基本思维原理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思维方式；中医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R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09)08-0034-01
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指出：“我们所观察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 这里“探索问题的方法”指的就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着医学研究的角度和视野，支配着医学研究的思路，制约着研究方向，内在性的决定着研究成果的性质和水平，对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先导作用[1]。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医学对自身思维方式的认识才逐步明确，从定性的角度来看是系统论的，从发展水平来看是朴素的，尚未达到现代系统论思维方式的水平。中医学朴素的系统论思想，是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其主要内容体现在它的六个基本原理（非加和原理、元整体原理、功能性原理、有机性原理、有序性原理、自主性原理）中，下面就从中医系统论的六个基本原理认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1非加和原理
该原理是从只存在于“人”的整体层次，不能分解为机体的各部分的内容或其相加和角度出发，来解释精气神、阴阳、藏象、经络、“证”等内容。
2元整体原理
该原理指出中西医学具有不同的整体观看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西医学是“合整体观”，中医学是“元整体观”，即西医认为“部分”是产生决定“整体”的原因，而中医认为“部分”是由“整体”产生和决定的；西医重视“部分”，而中医重视“整体”。 如下图所示：
整体（果）产生、决定反作用部分（因）整体（因）产生、决定反作用部分（果）
[西医学“合整体观”][中医学“元整体观”]
3功能性原理
该原理指出中医学注重功能性病变，重视阴阳失调、气机失调和正邪相争；相对而言，西医较为重视器质性病变，重视局部的组织结构的病理改变。
4有机性原理
该原理又称联系性原理。该原理认为中医学是“关系中心论”，认为健康的本质是“关系”（阴平阳秘）正常，疾病的本质是“关系”（阴平阳秘）不正常。
5有序性原理
该原理指出人是典型的耗散结构，有如下特征：①人的机体的稳定是高有序度上的稳定。②人的机体的有序稳定是靠耗散物质、能量建立和维持的。③人的机体的有序稳定在热力学上是非平衡的。该原理的重点在于正确认识到“阴平阳秘”不等于“阴阳平衡”：人体阴阳的运动变化反映着生命过程中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转化。①在热力学上，阴、阳的任何一方，其自身都不能是平衡的。“阴平”是“阴藏精”过程流的最佳，“阳秘”是“阳化气”过程流的最佳，都是远离平衡的。②阴与阳之间的关系更是不能平衡的。阴与阳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流通和转化，形成“互根、互用、互生、互化”的相互关系，这些都是以阴与阳之间的非平衡为前提的。另外，“阴平阳秘”作为人身的健康态，它不只是“稳定”，更重要的是“有序”，且“稳态”是其外在表现，“有序”是其内在本质。故“阴平阳秘”是阴阳统一体的“非平衡有序稳态”。“阴平阳秘”这一最佳状态的“失调”有两种基本情况：①“失稳”但不“失序”。此时阴阳运化能力仍强，有序度没有改变，故虽有偏离但“阴阳自和必自愈”，往往不药而愈。②“失序”必致“失稳”。这是“失调”的较重状态，此时阴阳的运化能力失常，机体有序度下降，进一步恶化会发展到“阴阳离绝”，这种“失调”必须通过调理和治疗才能恢复正常。
6自主性原理
该原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阴阳自和必自愈”。“阴阳自和必自愈”首见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原文58条指出：“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可见，“阴阳自和”是机体所固有的调节阴阳的消长、平衡，以及进行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能力及过程。“阴阳自和”是“必自愈”的前提条件[2]。“自”不表示“自身”而意为“理当”、“自然”。《说文》：“和，相应也。”五声和而后悦耳，五味和而后适口，故“和”是适合，和谐，是恰到好处之意。和，是治疗的目的。在疾病过程中，机体本身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修复，从而表现出一定的“自愈”趋向。从《伤寒论》中的自愈证来看，都是以“阴阳自和”为前提的[3]。“阴阳自和”论的要害不在“和”，而在“自”。它所解决的已不是什么健康态的问题，而是阴平阳秘这种有序稳态的健康态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它的回答是，阴平阳秘这种“和”的健康态不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控制作用形成，而是由阴阳本身的内在矛盾运动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自和”，不是“他和”。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并非人体被动地被损伤的结果，而是自主性地反映过程。因此，中医治疗疾病的中心环节是依靠、调动、发挥机体固有的抗病祛病的机制和能力，治病的本质并非“治愈”，而是“自愈”。
人的机体是通过自我复制、自我更新、自我调节组织起来的“自组织”系统，人是靠机体固有的调节能力进行自主性调节。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中医学指出的“阴阳自和必自愈”与现代的诸多理论精巧吻合：《从现代系统理论探讨张仲景“阴阳自和”观》一文从“物理统一场论”和“现代非线性系统理论”来解释“阴阳自和”[4]。《“阴阳自和必自愈”新解》一文对“阴阳自和必自愈”的解释是“顺势疗法”，即不直接针对病因和病灶产生特异性的治疗作用，而是作为外加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作用于机体的“中介”或“气化”过程，推动机体的自组织，即顺势调节，因势利导。并指出阴阳自和在时间方向上不可逆[5]。现代系统自组织理论揭示出，一切自然系统都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和过程，即在自然条件下，自己走向有序化，并建立和保持有序稳定。耗散结构理论指出“耗散导致有序”，协同学指出“协同导致有序”，超循环理论指出“超循环导致有序”，这些理论均揭示了自然系统普遍的存在着自组织机制，它像“一支看不见的手”，能把环境提供的条件有选择的进行利用，组织为系统自身，提高系统的有序度，保持特定的有序稳定状态。
经过20多年的挖掘总结研究，发现中医学系统论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是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和驾驭，形成科研和临床诊治中的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根据已有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是：非加和观、元整体观、功能观、联系观、有序观、自主观。现代系统科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医学里已经以朴素的形式体现出来，印证了中医学的思维是朴素的系统论思想之说。
参考文献
[1]祝士讷.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1.
[2]梁华龙.伤寒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224.
[3]纪立金.伤寒析变[M].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5.
[4]张敬文.从现代系统理论探讨张仲景“阴阳自和”观[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9(5):34-36.
关键词：以学生为中心；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方法改革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由于思想观念及教学观念所限，整个教学环节中教师总是作为主体来组织教学，学生则是被动接受教师的教学内容，很少直接和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而且很少表达他们对于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如何，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教师在实际接触学生过程中也切实感受到迫切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方法，是将“以学生为中心”理念渗透到整个教学中，教师则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学习伙伴，一切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需要、思维和行为方式，关注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特点及学生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精神。
一、了解学生、关注学生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改革的基础
现在的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低潮时期，大量西方文化思潮、价值观念和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冲击着新时期大学生的价值观，大学生接受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双重影响，导致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趋向多元化。笔者在教学开始前和教学过程中采用师生交流等教学方法，或问卷调查，让每位学生写出自己的思想困惑和理论疑难；或通过主题谈话，师生之间各抒己见，进行各种思想的交流；或课后利用网络论坛、邮件和QQ等形式，师生双向讨论交流，及时反馈课堂教学效果，摸清学生所思所想。通过了解发现新时期大学生有以下特点：一方面，他们思想积极敏锐、健康向上、崇尚奋斗、崇尚科学、尊重知识；有较强的自尊心、自我表现欲、独立意识和竞争意识；有较强的自学和思考能力、理解能力；喜欢关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碰到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他们均有一定思考，能够试着去分析和理解；只要理论具有说服力，他们愿意去学习和接受，也就是说不存在与之间的天然隔阂。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大学生理想信念淡薄，集体主义观念淡化，法制、纪律、诚信观念不强；价值目标取向错位，趋实用化、短期化、直观表面化，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抬头；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动力不足，不少大学生对基本原理课有厌学和抵触情绪。
二、“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改革，最大限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方法是在摸清学生所思所想基础上，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将传统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和“小老师”讲堂教学法、专题讨论教学法、课程辩论赛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结合起来，有选择地加以运用，尽可能给学生创设一个自由发挥与思维参与的空间，让学生愉快地思考，大胆质疑，鼓励学生间的合作学习，营造生动活泼的气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兴趣和积极性，引导学生总结学习经验，在群体学习过程中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从而真正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1.“小老师”讲堂教学法
此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尽情在三尺讲台上分享见解和感悟的平台，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受教者，而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在学生讲堂开始之前，笔者从教材中挑出一些相对而言比较浅显的内容让学生选择，并对主讲人进行了培训指导，引导学生自学，进行大量阅读，查找资料，完成知识重构，提前准备好讲稿内容和多媒体制作，在保证其基本内容的前提下，订正错误的知识点，增加准确度和趣味性，保证内容的可接受性，体现学生的中心作用。制作和使用多媒体教学时，引导学生从熟知的事例及所学专业出发，运用适量典型的影视资料，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多媒体的展示时机一般是在突破难点、阐释重点的时候，以及学生学习兴趣淡化和思维抑制的时候。在“讲堂”中，主讲人不是纯粹地讲授，他需要结合其它教学方法与教师、同学之间进行相互讨论、辩论，相互学习，杂取百家，互为补充。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做好引导作用。“小老师”讲堂因主讲人是学生，所讲内容大多为学生感兴趣的话题，通俗易懂，所以学生很爱听，也能开阔学生视野，引发学生探索和思考，有效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推进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2.专题讨论教学法
笔者在运用此教学法教学时，首先把基本原理某一部分的核心内容按照内在逻辑组成一个专题。然后提前一周把上课的所有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10人左右），让每个小组的所有成员围绕专题阅读文献、准备资料、写好发言提纲或讲稿，制作好PPT。选举一名代表到台上进行8分钟左右演讲，小组其他成员可以随时补充，学生只要能自圆其说或是能够讲得头头是道都是回答正确。对于抽象性和概括性强的内容，为了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可引导同学们通过案例，让学生听得懂，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最后可让小组外的同学为本小组同学打分，同学代表和教师分别点评。每个小组整个过程时间控制在20分钟左右。教师作为引导者，要尽可能创造让更多的学生广泛参与的机会，锻炼学生口头表达能力，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和参与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3.课程辩论赛教学法
课程辩论赛与通常意义上的辩论赛不同，它主要体现了课程和教学特点，内容为主，形式为辅，所以我们将课程辩论赛简化为三个环节：立论陈词、自由辩论、总结陈词。每位辩手需遵守“重在辩”的精神，赛前做好充分准备，辩论过程中要求每位辩手均发言，发言口齿清晰，思维敏捷，尽量脱稿。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课程辩论赛正式队伍由六人组成，可以有两名替补队员，报名采取学生自愿的原则。教师鼓励班级其他同学为自己所在“方”收集相关资料，依据提供资料的价值大小为学生打平时分，这样可以让班里所有的同学都参与进来。为了更好地锻炼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我们将整场课程辩论赛的组织服务工作交给班级学生自己承担，由教师在班上指定一名班干部负责，其他同学协助，主要负责比赛计时计分统分以及比赛的影像资料留存、宣传报道等工作。如果条件允许，教研室各位老师所带班级之间也可以进行课程辩论比赛，成为全校学生参与的活动。实践证明，课程辩论赛为学生营造了自由探索、独立思考、团队配合的教学氛围，学生参与热情很高，同时，锻炼了大学生运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学生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提高了大学生的思想水平。
4.实践教学法
此教学法是通过读书小组、社会调查或与学生党团活动结合等形式完成的。在教师指导下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读书小组，给学生列一些相关的参考书，让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读书，激发大学生学习理论的热情，加强学生之间的思想沟通；或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双休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访问或社会调查，低年级学生可以开展一些参观活动、服务活动，中高年级同学可以开展一些社会调查、难点问题调查等活动；或把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学生党团活动的主题结合起来，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实践教学结束后，可让学生写论文或实践报告，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强化学生对原理的学习。通过实践教学法可以让学生获得直观的感性认识，让学生从具体的问题和事实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抽象理论，增加说服力和吸引力，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和学生对基本理论的认同感；同时，可促进学生深入认识社会，将所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三、教师高超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实施的保障
虽然提倡“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但不能少了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教师如何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接受“原理”知识并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条件在于教师高超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一是教师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前提下应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作支撑。新教材的课程内容经过了高度整合，其理论容量之庞大、任务之艰巨都是空前的，所以要求教师具有广博而系统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研究能力，一专多通，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尽量脱稿讲授，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表述深奥的基本原理，熟练地把教学与当前国际国内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把教学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结合起来。二是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理论课教师与其他课程相比承载着更加重大的育人使命，在教学当中更应该关爱、体贴和帮助学生，建立一种平等、民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新型师生关系，创造一种情理交融的学习氛围。“亲其师”然后“信其道”，学生乐于接受教师所讲的道理，就可以从学习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三是教师要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总结能力。教师组织、协调工作做得好，学生的兴趣就会被激发，感觉很自信，就乐于参加教学。在教学活动开始前，教师要做好学期的整体准备和每节课的准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如人格激励、分数激励等，或把高年级较好的做法展示给他们，用好班干部，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另外，教师要善于总结，在每次课上完后总结，针对课堂讲授后学生的反馈和教师的现场感受，找出不足之处，记录下来，下次予以改正；一个学期结束后也要总结，对反响好的部分继续保留，对教师讲授时“底气不足”、学生反馈平平的部分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更换教学方法和内容，重新修订与完善。
“基本原理概论”的内容是既定的，但其教学法的研究却是无穷的、动态的。不断拓展、创新教学方法，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学会熟练地运用基本原理知识分析和解决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惑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国炎，等.中国化与大众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2］ 冯刚.高校大众化研究报告（2009）［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3］ 陈占安.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J］.教学与研究，2004，（11）：7-9.
袁·路易斯·维韦斯（Juan Luis Vives）与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对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借鉴性与局限性。
摘要：本文通过引入社会工作理论的概念与分类，重点向大家介绍袁·路易斯·维韦斯（Juan Luis Vives）与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社会工作理论，旨在与大家分析探讨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的反思性，为国内社会工作理论发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袁·路易斯·维韦斯；简·亚当斯；社会工作理论
1. 社会工作理论的含义
社会工作理论是阐述社会工作是什么的理论，旨在阐述社会工作中所运用的各种理论及本质、功能与目标的一整套体系，用于描述和解释社会问题，也用于预测变化（张威，2012）。
2. 袁·路易斯·维韦斯和简·亚当斯的社会工作理论
2.1袁·路易斯·维韦斯（Juan Luis Vives）及其理论
袁·路易斯·维韦斯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怎么缓解穷人的困境”，他关注穷人生活状况，并对如何改善其生活提出具体建议，同时也考虑教育和道德生活。其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他相信伊甸园和原罪，认为所有的苦难和贫困都是不可消除的，都是上帝设定好的。
劳动与助人是人们尊崇爱上帝、爱他人的信条，劳动是人的天然的属性，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劳动，通过教育阻止人们的不道德行为。
帮助穷人的工作是有计划、有目的的采取措施，缓解穷人的困难。但是穷人要获得救济也必须符合3个条件，即所有穷人必须劳动、济贫根据个体情况区别对待、教育他们有道德的生活。
2.2简·亚当斯（Jane Addams）及其理论
简·亚当斯将社会问题和工业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她强调运用“非科学”的直接融入的方式与社区居民建立亲密的、互动式的、持久的直接交流的方式，形成一种平等的而非专家指导性质的关系（Specht，1988：35）。简·亚当斯坚持认为，社会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是使受歧视和抛弃的人拥有新的生活，并站在社区居民的立场上，发挥社区居民自身的文化创造力，改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平。
2.3两者理论之比较
两位理论家都是在社会工作领域内外思考社会的问题与自己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2.3.1 联系
第一，都重视被助者的需求。袁·路易斯·维韦斯把救助视角放在了被助者身上，注重特殊生活困难的物质支持，帮助方式是否合适应该从受助者的生活状况、需求来总结得出适合的经验。简·亚当斯为首的定居救助运动深入到城市贫民区开展对穷人的帮教活动，对城市贫民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她把穷人当做自己的朋友和邻居，根据穷人具体需要来提供帮助。
第二，都认为助贫工作应对穷人及其子女进行教育。袁·路易斯·维韦斯提出为了有效的防止贫穷，阻止穷人的不道德行为，就要教育他们有道德生活、教育他们劳动的价值，使贫穷生活得到缓解。简·亚当斯则是在开展定居救助运动的过程当中，直接帮助了一部分城市穷人，特别是贫困人家的孩子，使他们免于沦为社会无用之人而获得正常的社会生活。
第三，在帮助穷人的过程当中，都促进了政府的改革。袁·路易斯·维韦斯将“关于帮助穷人”的理论献给当时的Brugge市政府，政府在后来的济贫工作中很多措施源自袁·路易斯·维韦斯提出的如何改善穷人生活的具体建议。简·亚当斯（Jane Addams）在推动定居救助运动的同时，建立少年法庭，促使州政府于1903年颁布了《童工法》，推动了美国各级政府制定了一部保护下层劳动人民的进步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进步。
第四，他们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路易斯·维韦斯信奉上帝仁爱的信条，济贫工作也是为了使人们受教育并做好人，即尊崇上帝与爱他人，当时济贫工作也有教会来承担。宗教理想是简·亚当斯社会理想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提出宗教理想要以人为本、以实用为本，这种宗教思想一直伴随着简·亚当斯及其定居救助运动的整个过程。
2.3.2 区别
首先，两者对贫困者的看法不同。袁·路易斯·维韦斯认为人类的所有苦难和贫穷都是原罪，是自然的属性，贫困不能被消除，只能通过有效的方式得到缓解。这种看法也可能导致他对穷人采取蔑视的态度。
简·亚当斯却认为，贫困是由于社会问题导致的，贫穷是可以消除的，因而坚决的站在反贫困的立场上。在其倡导的定居救助活动中，也反对那种对穷人采取蔑视态度和责怪穷人道德缺陷的做法。
其次，两者救助工作的范围与内容不同。袁·路易斯·维韦斯只是关注穷人的生活，而且只对愿意参与劳动的人进行救助，即资助与要求。简·亚当斯关注所有的人，对救助的对象却没有要求。
再次，简·亚当斯更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并明确提出解决社会问题时要用到社会工作。
3. 两种理论的影响
3.1积极影响
袁·路易斯·维韦斯“关于帮助穷人”的思想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阐述如何进行济贫工作的理论，为后来的济贫工作提供了很多借鉴。其中的许多措施，至今在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中运用，是社会工作理论重要来源之一。
简·亚当斯的社会工作理论明确的定义了社工的目标和职业地位，即为解决工业课题作准备的职业；由她所倡导的定居救助运动给美国社会甚至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公正与社会意识、人权、和平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推进社会公正所采取的政治行为也越来越被人类所接受。
3.2存在的局限
两种理论由于时代的原因，都有局限性。袁·路易斯·维韦斯认为贫穷是自然的，是为了衬托富人的存在和穷人的贫穷是因为不道德的行为，忽视了社会环境的因素，他向往美好的、仁爱的、和谐的社会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简·亚当斯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社区服务社会工作理论以社会问题视角来审视社会，认为社会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是为解决工业问题做好准备，使受歧视和被抛弃的人拥有新的生活，这种救助模式只注重在问题发生之后所采取应对问题的办法，对怎样预防问题的发生缺乏足够的解释，因此，她倡导的定居救助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
4. 对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启示
以上两种理论启示我们，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不是凭空诞生的，而是根据当时社会的发展现状，或者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或者是总结社会经验而提出来的，这些理论无一例外的都离不开当时社会生活。因此，社会工作的反思性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实际的工作中要时刻总结和反思，厘清工作当中的问题、困难，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反思性社会工作要求工作者对工作的过程负责，而不是对工作结果负责。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至今，社会工作者被普遍认为是能够帮助案主解决问题的人，使部分社工怀疑自己的能力以及案主恢复的能力，最终导致自己也陷入自卑的困境。因此，对社会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教育，一定要注意社工是对过程负责，而不是对结果负责。
应该加强社会工作对社会政策的影响。不断的争取政府方面的支持，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威，《社会工作理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2年秋季
[2]王金虎，《论美国城市的定居救助之家运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3期，2000年5月）
[3]童敏，《社会工作本质的百年探寻与实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4]张淑华，《美国社会改革家简·亚当斯的和平主义思想探析》，泰山学院学报第33卷第4期，2011年7月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对《中医基础理论》（简称中基）初学者常常感到深奥难懂而无所适从，其固然与古奥的文意、抽象的内容以及独特的思维方法有关，但囿于单一而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其主因。因此，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有必要采用中医临床验案、图示、启发式提问以及专题讨论等多种教学手段，将抽象、古奥的内容具体化、形象化，从而激发学生学习中医知识的兴趣，快速地建立中医思维方法，培养中医学表述方式以及综合创新能力，为中医学后期教学打下扎实的基本功。
1 巧用验案 激发中医学习兴趣
中医理论源于临床实践，又不断在临床实践中完善。根据学习的“先感知、后理解、再巩固、终运用”这一基本心理过程，中医的感性知识只能从临床中来获得，如传统中医学习的“家传”、“师授”等教学模式，就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中医早期教育中的重要性[1]。然而，现代中医高等院校的早期教学，采用的是西医院校的基础理论为主的教学模式，纯理论的传统教学法，易造成课堂气氛沉闷，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笔者基于目前中基课程的纯课堂教学设置，结合传统中医教育的“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特点，采用中医临床验案教学，通过模拟临床，在激发专业学习兴趣的同时，强化教学效果。如在讲解“阴阳学说”时，利用学生求知心理，借养生案例设问。如时值冬令，家有一男性长辈，年届花甲，意欲进补人参（红参）。该老人患有宿疾（高血压），刻下头晕耳鸣时作，腰膝酸软，大便干结，时伴有面红目赤，急躁易怒，失眠多梦。舌红少津，脉弦细数。试问能进补否？留下悬念的同时，开始阴阳学说内容的展开，在阐述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时，以上述案例为引子，来加深学生对阴平阳秘的生理状态及阴阳失调的病理变化的理解，并运用阴阳学说来确定治疗原则、分析归纳药物的性能后，学生往往能自行产生答案，即该老人系“阴虚则热”的虚热证，治当滋阴潜阳，而红参性温味甘，属阳，故不宜补之。由此点出阴阳学说在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自然也就能领会“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景岳全书》）的意义所在。当然，案例教学的设计，应切合教学目标，力求浅显易懂，把握好恰当的教学时间。
2 借助图示 强化理性知识感知
中基课程以较强的理论性和叙述性为特点，传统教学往往采用板书兼口述、以“经”释义等形式。然而，对于一些过于抽象复杂的概念、原理以及具有独特思辨性的理论，如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经络学说等，采用纯文字及文言性用语的教学形式，易产生单调、枯燥、生硬的教学效果，也难以使学生快速地理解、记忆、掌握。故可借助多媒体等图示手段进行辅教。如在授完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后，可借用太极阴阳图，对阴阳对立制约、互根互用、交感与互藏、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等涵义、意义，进行直观性阐释、小结；又如，在用阴阳学说阐释人体生理、病理状态时，借用黑白柱状图，来表示在机体生理阈值范围内的阴平阳秘的生理状态及偏离阈值范围的阴阳偏盛、阴阳偏衰等病理状态，从而强化学生对阴阳学说理论的直观性感知。借助图示法可突出事物的本质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使抽象枯燥、复杂难懂的理论变为具体、直观、形象、简约，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具有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但也必须认识到，中医理论体系的独特性，决定了其高度抽象、整体、动态、思辨的特性，不能单纯地用直观式图示教学来表达，因此，在设计图示教学时，须防止过于直观而影响理性认识的深入。
3 启发式教学 建立中医思维方法
教会学生运用中医思维方法，是学习和理解中医基本理论的入门途径，也是其后深入研究中医学的必要手段[2]。通过课堂上“教”与“学”之间的问答形式，理顺授课内容中的逻辑轴线，是开启并建立中医思维方式的主要手段。在讲深、讲透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学会从宏观的角度观察事物，用哲学的思维去分析研究，逐步形成中医思维能力，最终达到能自觉地运用比较、演绎、类比、司外揣内、试探和反证等中医具体思维方法。例如，在讲授藏象学说，阐述“藏”、“象”的字面含义及其基本概念后，提出藏与象之间的关系如何？让学生思考。又如在讲授心的主要生理功能及与形窍志液的关系后，留下“试用中医诊察‘心主血脉’功能的方法，阐述藏与象之间关系”的思考题，让学生讨论。通过教学互动，逐渐使学生对中医基础理论从感知到理解、巩固，进而能自觉运用、分析，从而能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医基础理论的精髓，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
4 专题讨论 培养专业综述能力
教育社会学认为，教学过程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采用“满堂灌”式授课，忽视了学生主体地位而影响教学效果。根据教学设置，中基本科教学中开设了讨论课，这为强化学生主体地位，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及表述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基讨论课中，根据阶段教学目标，注重思维方法的横向性引导及强化训练，选择分述于不同章节的内容而形成的讨论专题：如人体津液代谢包括哪些生理过程？主要与哪些脏腑有关？各起何作用？等等。在引导学生主讲后，指导学生在解析题意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阐述，并将相关内容前后加以联系、分析、比较，最后得出结论。此外，文言用语是中医学表述的最大特点，由于中基课程中大量的术语是直接沿用古代文献，如“肝失疏泄”、“小肠泌别清浊”等，故在教学中，除要求学生通过文字表象，掌握术语含义，从生理、病理角度把握深层的内涵外，还注重中医文言表述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运用中医专业术语进行表述，使他们能够自觉、准确地运用中医的表述方法。
总之，中医基础理论是构筑中医药学的基石，而中基课程的授课教师不仅是中医初学者的启蒙者，更是专业动力的激发者，合理地运用各种有效教学方法于中基教学中，才能为中医后期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5 参考文献
［1］吴鸿洲,程磐基.古今中医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12）: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