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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传统文化价值观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传统文化；价值观；“侠”“义”“忠”“信”
新世纪以来，张艺谋的电影作为“中国式大片”的典型——大牌的明星、绚丽的视觉画面和民族故事的外衣，成为很多导演的一贯套路。然而过度关注影片外在形式的华美绚丽而忽视内在精神深度的表达越来越被人诟病。“当下，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时刻，出现了一种回归传统的文化潮流。”[1]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而言，建构起一种既能践行大众文化发展诉求的叙事机制，又能在内在价值上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显得极为重要。坚守我们自己内在的文化价值观既是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又可以此来扩展文化认同的心理半径。因此近年来努力去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成为很多导演的一致审美诉求，如《赵氏孤儿》《十月围城》《落叶归根》《信义兄弟》等。电影《金陵十三钗》尽管是张艺谋导演瞄准全球市场的“冲奥”之作，然而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会发现影片的核心思想凸显的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尤其是当我们将影片和原著小说对比起来分析，其中较之原著或增加、或渲染、或改动、或消解的地方，恰恰是电影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彰显和传导之处。
一、约翰神父之“侠”
“侠，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产生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之际。”[2]可见侠文化在中国历史之久远。中国文学中有诸多扶危济困、救人于危难的侠客形象，在国有“困厄之时”，人有“急难之事”时，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有慷慨赴危难、热血酬知己的聂政（《战国策》）；有“家无余财，衣不完采，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朱家（《史记》）；有“仰手接飞猱，俯飞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的游侠（《白马篇》）等。这些侠士以武艺强、重情义、知荣辱、忘生死的卓越人格，博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被后人代代传颂，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尚侠”之风。侠士文化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始终与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被民众接受和崇拜。如果说西方的“骑士文化”更多强调的是贵族气质、温情守礼、忠诚信仰的话，那么中国“侠士文化”突出的就是侠肝义胆、疾恶如仇、扶危济困。《金陵十三钗》中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的约翰神父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中国“侠士”气质的人物形象。
影片将小说中原有的英格曼神父和阿多纳多神父删减后，重新塑造了这样一个新角色。约翰是一位生活在美国底层的普通入殓师，来到中国只是为死去的教父做殡葬以赚钱谋生，他原本世俗、功利、贪财、迷色，就像《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那样的义士，诸多缺点反而使人物显得更加真实、丰满。他目睹日军闯入教堂对无辜女学生的残暴，“天下多有不平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他刮净胡子、穿上神父衣服的那一刻，就由普通人蜕变成一位“侠士”。他疾恶如仇，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进行大义凛然的怒斥；他武艺高强，一双巧手就将风情的歌妓一夜之间变成纯情的女学生，几下功夫就将报废的卡车变成送女学生出城的必要交通工具；他侠肝义胆，放弃了同乡告之的绝好的逃生机会，只身返回教堂去保护与他本无关联的女学生。至此，影片通过约翰神父这一人物形象传达了凸显“侠士”文化的审美诉求。尽管观众对约翰神父这一角色的喜爱可能是克里斯蒂安·贝尔演员的个性魅力，但更多的是这一人物满足了中国广大观众对“侠士”的崇拜和敬仰心理。
二、秦淮之“义”
严歌苓的小说一开篇就采取了高度私人化的视角，惊醒女学生书娟的，不是炮声，而是“初潮”。通观小说全篇，女性的生命体验贯穿始终。玉墨曾伪装淑女勾引了书娟的父亲，书娟对其恨之入骨，玉墨在书娟面前想表现高贵，但最终还是“自惭形秽”。小说结尾以“十三钗代替女学生去赴约”作结，玉墨主动提出，其实这一举动是和她想改变自己在书娟心目中的低贱形象不无关系。
而电影的叙事意图要比小说宏大得多，编织的是一幅远超个体经验的历史画卷。影片淡化了书娟和玉墨的敌对关系，只是将其放置在和贞女的不同阵营中，然后影片还通过几笔来表现这两者的相互和解和信任：一是躲避日军搜查时，女学生为了不暴露藏身处而选择跑上阁楼，把危险带走；二是一个在追猫时暴露了，被急中生智的女学生巧言救下，突出了不同女子之间的一种姐妹情义。对“十三钗代替女学生去赴约”这一情节，更是浓墨铺陈，大肆渲染，将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义”张扬到了极致。玉墨在影片里说，“谁说商女不知亡国恨”，秦淮们说“我们替你们去，你们替姐姐好好活”。明知可能赴死，这些风尘女子还是替女学生赴了日本军人设的局。为他人放弃生命，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影片中最出彩的镜头之一，就是们在赴日军圣诞宴会前合唱的那曲《秦淮景》，歌声中的她们美艳得不可方物，除了柔情，更多的是热血和仗义。
“义”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之一，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随着时展，“义”已由封建礼义延展至广泛的道义、仁义。中国历史上，“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举不胜举，不止男性，就连柔弱的女子，舍生取义的也不乏其人。却奁拒嫁的李香君；毁家纾难的柳如是；舍财显情的杜十娘。她们出身卑微，虽沦落风尘，尝尽世间疾苦，骨子里的“义”却越加深厚，“仗义每多屠狗辈，欢场也有奇女子”。这些仗义女子体现的是“为情义两肋插刀”的气度，是一种置性命于情义之下的做事原则和处世标准，而这一类形象的塑造满足了观众解他人于倒悬之苦，援人出于黑暗渊薮的救赎。
三、李教官之“忠”
佟大为扮演的李教官是影片中的重头戏，相比原著中“去势”的军人，电影前三分之一都在突出以李教官为首的中国士兵如何浴血奋战。影片中的李教官他们并非困城之兽，而是为了救助自己的同胞主动放弃了出城的机会。十几个中国军人对抗日军的坦克大炮，由于缺少有效的抵抗武器，只有将手榴弹捆绑在身上，以战友的身体作掩护，尽可能靠近坦克，用血肉之躯来充当炸掉敌人坦克的武器。当我们看到银幕上，一个个充满血性的中国军人奋不顾身扑向日军的炮火，又一个个倒在敌人的射击下，不禁血脉贲张，热泪盈眶。最后整个教导队只剩下李教官一人仍在孤军奋战，他守候在教堂旁边，担当女学生的守护神，书娟就是由于他的神奇枪法才免遭日军的蹂躏。恪守军人职责，面对外来侵略奋不顾身是为国家而忠；为救女学生放弃出城的机会，为同胞王浦生弥留之际找一个暖和的地方，是为人民而忠。影片改写了原著中软弱无力的国军形象，张扬了李教官等中国军人的赤诚之心，提升了影片的精神价值。
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有很多思想具有跨越时间屏障、冲破空间壁垒的历史价值，比如“忠”。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许多彪炳千秋的历史人物，他们所效忠的皇帝早已化为尘土，所维系的王朝也早已灰飞烟灭。然而，我们至今仍对他们怀念追忆。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他们忠诚不渝的人格精神的敬佩，是对他们九死无悔的顽强意志的赞誉——他们用生命诠释的这种“忠诚”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意义。这种人文理想和道德审美在影片《金陵十三钗》中得到了彰显。
四、陈乔治之“信”
影片《金陵十三钗》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凸显还表现在对配角、小人物的精心塑造上。陈乔治即是其一。小说中陈乔治是英格曼神父收养的弃儿，胸无大志，坚信好死不如赖活着，苟且偷生，借秦淮躲避教堂之机，偷偷和一红菱相好，当日本兵闯进教堂，神父受辱时，只是本能地要去替神父捞回尊严，但看到敌人强大却又急忙退缩，连他自己也骂自己是忘恩负义的东西。然而他再躲也没有躲过日本人的子弹，在双手抱住脑袋逃跑的途中，倒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下。而电影中则彻底改写了这一人物，将“言必信、行必果”的传统价值观念灌输其中，将其塑造成一位知恩图报、一言九鼎的少年义士。“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陈乔治自从被英格曼神父收养，就念念不忘养育之恩，并孜孜践行着神父临终前嘱托——照顾女学生，影片中他一直强调：“我必须保护这些女学生的安全，这是英格曼神父的托付。”小小年纪的他为了这句承诺，毅然扛起管理整个教堂的责任，做饭整理、调停争端、挽留约翰，在最后关头男扮女装替女学生赴死。影片中约翰认真确认陈乔治是否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并劝说他跳车，但是乔治拒绝了，即使恐惧将要面对的灾难，他还能冷静地分析情况为女生们的逃亡做最好的部署，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践行了什么是“信”，什么是“一言九鼎”。那个带着女孩假发、神情坚毅的小男孩成为很多观众心中“信义”的化身。
新世纪以来的电影有多部表现传统文化中的“信义”主题。像《赵氏孤儿》《一诺千金》《落叶归根》等。如果说《赵氏孤儿》来自传统“托孤”故事的话，那么《一诺千金》《落叶归根》则有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故事。《一诺千金》中的单喜良答应了刘根临终前的要求，把他和儿子小宝送回到家乡。单喜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不仅如此，他还承担起照顾举目无亲的小宝的重担。《落叶归根》中的老赵答应了在刘全有死后把他送回家乡的要求，一路之上他历尽磨难，汽车拒载、钱包被偷、饭店被宰、工钱是假钱。但老赵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承诺。[3]这些影片和《金陵十三钗》一样，在面对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表达着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和思想，努力坚守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资源，显示出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中国电影的显在支配力量和潜在渗透话语。
综上所述，对比原著和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影片消解了小说高度私人化的生命体验和女性视角，将其放置在更为宏大的叙事机制中，通过增设人物、渲染情景、改动性格等手段来对传统文化价值观——“侠”“义”“忠”“信”进行弘扬，以此来提升影片的文化价值，我们从中也欣喜地看到张艺谋导演回归到关注影片内在精神深度的路上。
[参考文献]
[1] 贾磊磊.中国电影产业的时代振兴与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J].当代电影，2011（07）.
[2] 张兆龙.中国电影年鉴，1994[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305.
关键词:炫耀性消费;文化价值观;儒家;道家;佛家
作者简介:刘力钢(1955―),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企业成长战略、营销战略研究;袁少锋(1982―),男,湖北监利人,辽宁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比利时根特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交换生,主要从事消费行为、营销战略研究;高英(1981―),女,辽宁铁岭人,辽宁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消费行为、营销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71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6―0072―04 收稿日期:2010―09―15
一、文献回顾
在中国,人们的炫耀性消费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尽管炫耀性消费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但学者们对这一特定消费现象的本质、影响因素模型以及实证研究都很缺乏(O’Cass et al,2004)。在概念界定上,国外学者们对炫耀性消费的内涵还未达成统一认识(Shukla,2008)。结合相关研究(Marcoux etaI,1997;O’Cass et al,2002;Sivanathan et al,2010),笔者认为炫耀性消费是个体为了满足特定的心理需求,而将特定的消费活动向参照群体展示的中。只是有些人的心理需求是积极的,如提升自尊、树立自信、自我价值肯定等,而有些人的动机是消极的或非理性的,如盲目攀比、爱慕虚荣等,有些人则兼而有之。
针对炫耀性消费的已有研究,从外部情境因素出发,学者们探讨了参照群体(Mareoux et aI,1997;O’Cass et al,2004)、品牌联想(O’Cass et al,2002;Shukla,2008)、商品稀有性(Amaldoss et al,2005)以及异性吸引(Griskevicius et al,2007)对炫耀性消费的影响效应。从内在心理因素出发,研究者们还探讨了地位意识(O’Cass et al,2002,2004)、消费者自我(Shukla,2008;Sivanathan et al,2010)、物质主义(Wong,1997)、面子意识(袁少锋等,2009)等要素对炫耀性消费的作用机制。
综上,现有研究尤其缺乏文化价值观角度的探索,而文化价值观是决定人们思维及相应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研究文化价值观对特定消费行为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Bao et al,2003)。
二、研究假设
文化是特定人群信奉的一套价值观、信念、规则以及制度,是人们据此解释经历并产生特定社会行为的知识(Bao et al,2003)。文化价值观作为一种持久的信念,指导人们在特定社会中的角色扮演以及同他人关系的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主要来源于人际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取向;在中国悠久历史演化的进程中,儒、道、佛三大主流文化在人们的价值观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人们的消费行为形成导向作用(张梦霞,2005)。
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个群关系、人我关系,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承认客观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阶层差异,教导人们要了解这种客观差异,安分于自己的角色地位,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张梦霞,2006)。针对中国消费者,儒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行为与地位相符、家庭声誉以及倾听他人(张梦霞,2005)。另外,象征性自我完善理论指出,个体从事的许多活动(例如对众多商品的购买),都是为了支持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定义。因而,如果个体越是觉得其行为与地位身份应该一致,就越会积饭地表现山支持性的消费行为,以强化自我定义。印象管理理论指出,人们总是积极地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形成过程,希望别人以自己期望的方式来感知自己,从而向他人传递积极的形象,并促进预期目标的实现。这样,如果个体希望实现人际和谐、维护家庭声誉等方面的目标,则会通过积极的外在表现,传递良好的印象来获得他人的赞许或友谊,并给自身或家庭赢得面子或声誉。而已有研究表明,炫耀性消费具备良好的地位显示、面子提升与人际调节等功能。因此,可以提出假设1。
假设1(H1):如果消费者越是认同儒家的“行为与地位相符”(H1a)、“家庭声誉”(H1h)以及“倾听他人”(H1e)的价值观,则其炫耀性消费倾向越强。
儒家文化价值观倡导人们承认人与人之间角色和地位的差异、安分于自己角色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让人们表现真实自我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在收入代表的经济地位上,就是说人们的消费行为与其收入高低要相匹配。而西方消费者则通常希望通过超出自身经济能力的消费,来“夸大”地表现自我,从而改变自己的相对地位(Chades et aI,2009)。此外,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虽然有些群体(如学生)暂时缺乏经济收入,但个体的经济地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因此,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针对中国消费者可以作出假设2。
假设2(H2):个体每月可支配金额与其炫耀性消费倾向正相关。
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张梦霞,2006)。道家文化高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子“道”的哲学思想认为,人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应该去尝试掌控自然,而应学会适应自然,甚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人们应该根据自然规律行事,人类社会发展应该顺应自然,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应自然而然。道家文化价值观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崇尚自然”与“和谐自然”两方面(张梦霞,2005)。然而,炫耀性消费一定程度上是个体虚荣、攀比与势利心态的表现(Corneo et al,1997)。道家和谐自然的价值观同炫耀性消费的动机倾向,在逻辑上应该是不相符的。因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H3):道家文化价值观对炫耀性消费有负向抑制效应。具体而言,如果消费者越是信奉“崇尚自然”(H3a)和“和谐自然”(H3b)的价值观,则其炫耀性消费倾向越弱。
佛家文化价值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3个层次:戒恶取善,善行善果;断欲今世,希冀来世;博爱众
生,修成正果。在佛家文化下,人们追求自身内在的和谐,倡导内外无著、任运自在、返观心源、自性解脱;教导人们修行解脱,去实现人内心世界的和谐与均衡,通过一切随缘的宿命论劝说,使人们客观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密(张梦霞,2006)。张梦霞(2005)研究指出,佛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3个维度:公正平等(或因果报应)、奢侈品无用、相信缘分。再结合心理学象征性自我完善理论,如果个体是佛家价值观的信奉者,倡导奢侈无用,则为了支撑自己奢侈无用论者的身份,就会在消费上积极地抵制与奢侈相关的消费行为。然而,炫耀性消费具有昂贵显示(Griskevicius et al,2007)和卖弄(Mar-COUX et al,i997)等特征,因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H4):如果消费者越信奉“奢侈无用”的价值观,则其炫耀性消费倾向越弱。
“公正平等”或因果报应是一种看待人生和世间万物的价值观,是判断行善与作恶的因果循环报应规律的观念;“相信缘分”则是看待人际疏密的价值观念。从消费心理动机运作的机理分析,都难以判断二者同个体炫耀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因此,后续分析中只是附带检验二者的影响效应。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针对炫耀性消费倾向的有效度量,已有研究存在较大的不一致(Wong,1997;Marcoux et al,1997;O’Cass et al,2004;等)。炫耀性消费倾向实质上是消费者对具备炫示功能商品的支付意愿。因此,为了准确度量炫耀性消费倾向,本研究借鉴Griskevicius等人(2007)在实验研究中的测度方法:让被试者设想如果银行卡里有5万元人民币可以自由支配,并正在考虑几项消费活动;则其会在一款新服装、一款新手机、一趟美妙的欧洲旅游、一款新首饰(如金项链)上花费多少钱;具体操作是让被试者选择相应的“支付区间”,每个消费项目都包括11级区间,每个区间的增量相等,并限定每种消费的支出上限。服装的支付范围是250―2750元,手机是250～2750元,旅游是5000―30000元,首饰是1500―16500元。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测度,主要参考了张梦霞(2005,2006)基于中国消费者的研究,包括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价值观三部分,共包括22个测量问项。此外,调查问卷中还涉及被试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每月可支配金额”等控制变量信息。
此后,通过笔者亲赴现场、委托他人、电子邮件、QQ在线等多种方式,共收集有效问卷337份。样本特征为男性137人,女性200人;18―25岁年轻样本占81.3%,26―35岁占14.8%,36―45岁占3.9%;学历方面,高中以下占5.3%,中专、高中占4.5%,专、本科占78.3%,硕士及以上占11.9%;每月可支配金额,800元以下占27.6%,801―1600元占42.7%,1601―2400元占16.6%,2401～3200元占4.5%,3201―4000元占6.2%,4000元以上2.4%。
四、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儒家文化价值观量表的9个问项载荷到3个因子上,分别命名为“行为与地位相符”、“家庭声誉”和“倾听他人”,3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62037%;前两个因子的克伦巴赫“信度系数分别为0.754、0.704,“校正问项一因子相关”都大于0.4;但是“倾听他人”对应的3个问项的“校正问项一因子相关”都小于0.4的临界值,并且该因子初步信度系数小于0.6,在进一步分析中删除该因子。道家文化价值观的5个问项只载荷到一个因子上,将其命名为“自然和谐”;单因子方差贡献率为45.584%,信度系数为0.701,对应题项的“校正问项一因子相关”都大于0.4。佛家文化价值观量表的8个问项很好地载荷到了3个因子上面,分别命名为“公正平等”、“奢侈无用”和“相信缘分”,3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68.576%,信度系数分别为0.707、0.718和0.826,并且所有问项的“校正问项一因子相关”都大于0.44。
对所有变量做统计优化处理后,进一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结果见表1。
回归分析中还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考察方差膨胀因子和病态指数,结果表明回归分析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从预测总体炫耀性消费倾向的回归分析结果看,儒家文化的“行为与地位相符”价值观同其显著正相关,假设H1a得到支持;“家庭声誉”对总体的炫耀消性费倾向影响不显著,H1b则未通过检验;进一步,“每月可支配金额”同炫耀性消费倾向显著正相关,假设H2得到支持;道家的“自然和谐”价值观对炫耀性消费倾向负向影响不显著,H3未通过检验;佛家文化的“奢侈无用”观念同其显著负相关,假设H4成立。此外,佛家“相信缘分”的价值观对炫耀性消费倾向有正向影响,“公正平等”观念则无显著影响效应。
从预测各单个项目消费倾向的回归分析结果看,儒家文化的“行为与地位相符”价值观念对新款手机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声誉”对新款服装消费有正向影响;道家文化价值观对任何项目的消费倾向都无显著解释力;佛家的“公正平等”观念对新款首饰消费倾向有正向影响,“奢侈无用观”同服装、手机、旅游和首饰消费倾向都显著负相关,“相信缘分”则对旅游消费倾向有正向影响。此外,“每月可支配金额”对服装和手机消费倾向都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程度”对旅游消费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和手机消费显著正相关。总体的炫耀性消费倾向及4个分项目的消费倾向在“性别”上都无显著统计差异。
五、结论及营销启示
1.儒家文化的“行为与地位相符”价值观对炫耀性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越是信奉行为与地位一致的个体,具有越强的炫耀性消费倾向。信奉儒家这一观念的消费者,会积极的通过相关的消费行为来支持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定义。对中高档商品经营企业的营销实践而言,需要准确定位商品的象征意义,并通过持续的营销活动强化这种象征意义。实践中,很多的中国品牌在进行营销宣传时,仍注重的是产品的实用功效、价格折扣等低端策略。如汽车广告经常强调的是装得更多、更省油等,服装宣传经常强调的是原材料来源、质地等物质属性,都缺乏象征意义的培育,从而缺乏对消费者身份、地位的支持功效。
儒家文化的“家庭声誉”观念对服装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人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再加上强烈的面子意识,因此维护家庭声誉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重要事项。这一动机对新款服装消费具有积极的驱动作用。
2.佛家“奢侈无用观”与炫耀性消费倾向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如果消费者信仰佛家的“奢侈无用说”,则其炫耀性消费倾向就低。因此,就中高档品牌商品经营企业而言,需要准确地区分细分市场,避免在“奢侈无用观”上得分高的群体上投入过多的营销资源。此外,对佛家另外两种价值观影响效应的附带检验表明,“相信缘分”的价值观念同炫耀性消费倾向正相关,同“旅游消费”也显著正相关。相信缘分是一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这种观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在炫示物品上的消费倾向,特别是促进人们的奢华旅游消费倾向。另外,“公正平等”观对首饰消费倾向有较弱的正向影响。
3.道家“和谐自然”的价值观念对预测炫耀性消费倾向无显著解释力。这不同于张梦霞(2005)对女性化妆品消费行为的解释。
纵观数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陶作为一种自然永恒的材料，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人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更以一种全新的艺术存在方式走向未来。原始陶器在世界各地先后出现，虽然在造型、装饰和文化理念一有不尽相同的地域特色，但其成型方法和艺术形式却存在着许多的相似性，这可谓人类的共识。
每一种物体在进化以前，其萌芽状态在形态上近似于生命的起源，空间和时间在起源上趋向一致。随着事物的发展，所有的形态都变的以各自独特的生命形式存在。而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样在变革中，其思维形态物化了的思想便趋向一致。在一个工业化发达的高速复制时代，用手工的创作方式去触及人们的感觉，从而使这个一古老的艺术形式获得现代性的划时代的转换。现代陶艺的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它以不同的形式、角度和内含上展示了现代人对陶瓷传统人文精神和美学品质的认识态度，体现了艺术家对传统资源、语言方式、艺术形式的当代转化问题的新思考。
中国陶瓷艺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的遗存非常丰富，这是任何其它门类艺术品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它的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刻，可以说中华民族将她最内在的本质，她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精神的心 神完美地表现在了它的博大丰厚的陶瓷艺术中了。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代表了这个民族的体验，代表深深扎根于这个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精神与人性的成熟，代表技术和形式方面精湛的表现方法，代表了这个民族对艺术价值看法的最后概括。
由于西方近几十年来现代陶艺的发展，使陶艺成为一种十分国际化的艺术语言，现代陶艺作为一种新的介质，促进了艺术国际化的进程。在中国当代艺术情境中，陶艺语言面临着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如何更好的和用传统文化资源、因势利导完成自身现代嬗变的问题。在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古代艺术家往往借助器物的造型来寻找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深深地沉浸在自然中去体味自然生命的奥妙。而我们现代的陶艺作品也有很多表现出对自然物象、物性的亲和和性感，和对商业化机械复制图像的远离逃避，力图以最生动、最富个性魅力的现代陶艺语言来表达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和性感体验，来展示他们的艺术理念和生活价值观念。
当今世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个人与个人之间日趋明显的相互依附性，显示出多元共存的必然态势。但正因为如此，各国陶艺家才需要通过自己富有个性的作品表达不同文化背景多元共存的合理，体现各种文化对于我们的世界都是不能缺少的重要现实。纵观中国现代陶艺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样式，大多都兼容了多重的风格式样因素和语言结构，一些作品同时具有观念表现，波普等多重风格。在对本体语言的关注上，显示出多种语义并存的现象，在题材的选择上，也显示出对生活观察的平常心境以及对人文现象的关怀。这种多原性，丰富了中国现代陶艺的人文语境，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陶艺的新的发展格局，这种格局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将会逐渐强健中国现代陶艺的身躯。塑造中华民族陶艺自身语言状态，这对西方艺术形态的日益国际化蚀食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作为一种弱势文化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一些现代陶艺作品明显带有一种西方附趋性。现代陶艺可以有时尚性，但决不能等同于时尚。在体现社会共性――现代的同时，应通过对陶瓷本质的理解，去体现个人对陶艺的认识，比如社会、文化、历史及陶瓷材料本身等。我们更多的是要在中国文化的这个大背景共性中去导求个性，去诠释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也就是说是在继承优秀传统加以深化并融纳自己的对事物的不同观察视角和内心体现而形成的个性，离开了中国传统 文化这一大背景，就无从谈起中国现代陶艺的多元性、国际性。
中国现代陶艺家在探索现代陶艺新的表述语言上，深深的直根 不可避免的变革与更新的学术思考。学习与借鉴，每交流与融会是所有文化艺术得到繁荣的重要因素，它给我们熟悉，所赞美的传统陶瓷艺术又一全新的表现形式，从而开拓了陶瓷艺术研究与创作的新空间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和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对今天中国的陶艺并非是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其足以借鉴与发展的基础，任何离开这一基础的现代陶艺都是空中楼台，传统陶瓷艺术因传统文化的感悟性特征，形成了一种神奇而富于变化的感悟性表达特质。若将这种传统特质精神地潜入到现代陶艺的创作中，将会以有别于西方的陶艺语言形式并驱并行发展，共同尊荣，而不致落入窠臼随行于他人之后。国际陶协主席东尼・法兰克斯先生在全国第七届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大会上讲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几千年的陶瓷艺术文化，将成为你们中国陶艺家现代陶艺创新和发展的基石。
[关键词]集体主义;价值观;归属;情感宣泄
英雄是孤独的,所以谷子地注定是孤独而寂寞的,这个久经战场的热血男儿终其一生难以逾越战争的创伤。昔日的战友已化作铮铮白骨,白发将士空悲切。《集结号》不仅让观众直面惨烈的战争、淋漓的鲜血和壮烈的英雄主义,更是一次社会集体情感的洗礼。影片成功塑造了一位视兄弟情与荣誉胜于自己生命的连长谷子地在战争之后寻找部队为战友争取荣誉的故事。谷子地对战友和部队所持有的执著、坚忍、责任、视死如归等精神气质犹如一剂情感良药让人们在人情淡漠、情感匮乏、娱乐至死的后现代社会意识到兄弟情谊的价值、生命的可贵及荣誉超越一切的大爱精神。谷子地和他的战友是千万个牺牲在战场上普通军人的缩影,他们打动电影观众的不仅是角色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更是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没落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谷子地:从朴实的个人英雄主义到集体主义
影片开始,谷子地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觉悟低,枪杀俘虏并抢夺他们的衣服而受到禁闭,这实际上是谷子地朴实的个人英雄主义作祟的结果。弗洛伊德指出“成人个性的绝大部分源于一种基本冲突,即个人满足自身生理需求的愿望与履行富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的职责必要性之间的冲突,是本我、自我、超我三个精神系统之间的冲突。”[1]在这里,谷子地的本我占据了上风,作为一个久经战场、多次立过战功的英雄,他的本我膨胀。这个兄弟之情至上的刚烈男人无法对指导员的死视而不见,同时他又羡慕敌军的衣服和装备,他的自我呈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他富有同情心,无视军纪,率性而为。
在禁闭之后,谷子地遇到了王金存。王也是个个人导向的浪漫主义者,他厌恶战争,一心只想回家与自己的媳妇团圆,也是被集体抛弃的特殊分子。然而就是在王金存身上谷子地强烈地感觉到亲情的珍贵以及生命的脆弱。王就像他的俘虏,俘虏也是中国人,就像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战争与流血无可避免,亲情却无法割裂。如果说在此之前谷子地只有打仗报仇出人头地的念头,而在禁闭之后潜藏于心中的超我被唤醒,它冲破了本我的享乐性和自大性,集中体现为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
研究学者指出“价值观反映的是个体与群体、个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适当关系的看法。”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协作关系,将成就和荣誉归因于集体努力,拒绝偶像崇拜。正因为如此,作为战争的幸存者,谷子地对战死的弟兄充满了愧疚,荣誉是大家的,活着就意味着耻辱。在战争结束后,谷子地奔波于各个地方,从不放弃寻找自己的部队,当他绝望地得知无法为自己的兄弟证明烈士的身份后,他拼命挖煤窑,要把战士的尸体挖出来,为的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他和他的兄弟曾经为了荣誉在这块土地留下了光荣和圣洁的鲜血,他们不是背叛的俘虏,不是无名的孩子,是为了祖国母亲和人民和平安宁生活甘愿牺牲一切的有血有肉的生命。
战争过去近60年,观影者无不动容,在城市的喧嚣和高科技当道的当代文明社会,西方文化思潮的入侵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迷恋物质,急功近利追求个人表现,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盛行。谷子地不顾险阻寻找的不仅是荣誉,更是当代社会所缺乏的献身精神、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无私精神和忘我为战友正名的他人导向的大爱精神。这正是影片令观众潸然泪下的致命一击。
集结号: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符号象征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观点认为,符号不仅具有能指和所指,所有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具有符号下的内在意义。[2]集结号看似是撤退的信号、是电影的主题,实际上是士兵对军队的承诺、责任与牺牲的象征。
在团长刘泽水对谷子地下命令的时候,他早就预知了谷子地和他的连队注定有去无回,因此,他反常地为谷子地准备了一桌酒菜、一条大黄龙香烟,对谷子地抢夺俘虏的衣服异常地宽容。谷子地庄重地重复着团长的命令“没有听到集结号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绝不撤退”。这是军人对命令的严格执行,是谷子地对团长的承诺。
然而,集结的号声从来也从未打算吹响过,谷子地坚守了对团长的承诺,却在期待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一个个倒下。当他在汶河沿岸寻找部队时得知自己的兄弟被认为是失踪而不是烈士时,强烈的使命感使他感到他有责任为这些死去的弟兄正名,他们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这种责任感驱使着谷子地隐忍着种种嘲讽和不解,他宁可牺牲自己的尊严和生命也要为年轻的烈士讨回荣誉。集结号堵着他的耳朵,更堵着他的心。
从普世的价值观来看,谷子地和他的连队所体现的服从、和善、自制和责任是典型的限制性同一性的价值观,是集体导向的,这正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他对团长的承诺和对战友的责任,又使他超越了个人主义的爱恨情仇,抛弃了个人的小我,这种他人导向的无私无畏的价值观正反映了东方集体主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社会观。
诚如冯导所说,集结号一开始就是悲剧性的,在战场上归家的路永远是艰辛的。只有那些坚持信念的人,才能够成功。当谜底被揭开时,任何一个观众都能体会到谷子地的心痛和无奈,当孙桂琴为他宣读那一纸薄薄的证明时他说“我要洗把脸。”这是对荣誉和生命的尊重,集结号声响起,一切尘埃落定。
九连:谷子地的精神家园与归属
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人都害怕孤独和寂寞,希望自己归属于某一个或多个群体,从中得到温暖,获得帮助和爱,从而消除或减少孤独和寂寞感,获得安全感。影片中谷子地具有强烈的归属需要,九连就是他的家,部队就是他的根。
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在解决了生理和安全需要暂时安定下来,谷子地迫切地要满足他的社会归属需要。在战地医院里,被华野政工军官怀疑认定是俘虏要遣送回家时他临时冒充自己是炮兵得以留下,朝鲜战争之后他又四处打听自己的部队。这种强烈的归属感与东方集体主义导向所强调的亲社会家庭观念,视社会为个人的保障、参与社会顺应社会,互赖、互报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整体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保证。传统的中国人是向心式个体,是社会导向的,是个体归属感特别强烈的族群。而这种归属感建立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儒家思想之上。当谷子地目睹姜茂财和吕宽沟为自己去前线阵地寻找敌军军官的手表而壮烈牺牲时,这种归属感已经彻底占据了他的整个灵魂,当挚友排长焦大鹏战死,“在他旁边给我留块地”他的心早已决定随他们而去。这种独特的归属感又迸发出强烈的责任感,面对已经死去的战友,谷子地坚定地要为他们还原“烈士”的身份。他原本还可以重新开始,他才37岁,他应该会有妻儿家庭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失去了兄弟就失去了家,他一无所有,他的心空了。他的寻找只是要证明自己的兄弟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不是无名的孩子吗?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个家,那个他们曾经一起流血战斗的家,在那里47个兄弟在等他,那才是他的精神家园。影片结尾,谷子地和他的弟兄们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集结号吹响。“中原野战军独二师139团三营九连四十七名烈士之墓”的丰碑、鲜艳的五角星、沉默的号角在白雪皑皑的土地上显得异常的分明、炫目。当镜头跨过丰碑,观众仿佛再次看到谷子地和他的兄弟们整装出发赴战场的场景,谷子地检阅着他的连队,唯恐有一个兄弟落下,熊熊火光照亮了他那英武的脸庞。他的目光坚定诚挚,他是走在最后的一个,他要送他们回家,而他也要回家了。
《集结号》:电影观众“自我想象”的集体情感宣泄
谷子地是千万个战场中普通军人的一个缩影,也是深深浸染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普通老百姓。他出生于1916年,在战乱中成长,参加过、、朝鲜战争,经历沙场无数,深知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不易。他无私、英勇、坚毅、珍视荣誉、一诺千金和“太认真”的个性打动了无数的电影观众,这正是当代社会所欠缺的。
拉康认为“自我”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一个虚幻的“镜像”。镜像阶段如一出戏,它使主体为了实现被外在的空间所认同的目的,形成了从破碎的身体到对自身整体性幻想的转变。[3]电影是镜像中的世界,而每个人都会幻想“扮演他人的角色”,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悬殊的差距时,移情便产生了。我们移情于谷子地,看他在战场上拼杀、受委屈最终正名时,实际是在看那个“镜像自我”。 我们奔波于商场、工作,就犹如谷子地厮杀于战场,我们渴望成为英雄,能够被人景仰,然而事实上我们却经常像谷子地那样伤痕累累。于是在电影中我们像谷子地一样痛快淋漓地厮杀着,尽情地释放着,执著地寻找着。谷子地最终获得精神的解放和荣誉的回归,而观众也在电影中完成了自我想象和情感的大规模集体洗礼。
毋庸置疑,《集结号》是现实主义的,它没有花样帅哥美女,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情感纠葛,没有无厘头式的幽默。它真实地还原了战场中的人与人性,展示了60年前的年轻人所具备的隐忍、坚忍和执著,这正是当代社会80后、90后所缺失的。谷子地倔得有点傻,不帅又贫穷,他与当代社会的审美观格格不入。然而,46亿的票房表明观众呼唤谷子地,时代需要谷子地,在看腻了帅哥美女的童话故事之后,人们急切地期望更多像谷子地这样铁骨铮铮的男儿来带领我们完成民族复兴、祖国强大的梦想,带领我们回归社会,重塑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神家园,这才是我们民族的根。
[参考文献]
[1]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 M].张堂会,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135.
[2] 陈艳辉.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及符号的象征意义[J].作家,2009(08).
关键词： 高校英语教学 传统文化 培育
一、引言
由于网络交流的便捷和移动通讯工具的广泛，当今社会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各种异质思想交汇，个体追求日益多元化。这是一种思想文化发展的繁荣表现，但潜藏着不少社会问题。首先，各种思想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主流价值观难以凸显，社会正能量难以弘扬。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在强势西方文化的挤压和侵蚀下，很难得到应有的继承和发展，使得中国文化的延续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进而危及社会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基础。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思想教育，尤其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看做是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当前，以为首的新一届党和政府充分意识到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激烈形势，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对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等内容提出严格要求和殷切的希望。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培养是发展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而传统价值观无疑是形成当代社会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它经过长年的历史积淀，凝聚了一个民族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基本看法，表达了民族内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既有共识。大学时期是学生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所以高校思想教育有着关键意义。英语是对外交流的主要纽带，高校英语教学往往直接包含一些西方主流价值观内容。随着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利用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开始使用英语接触和理解西方思想。因此，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有必要以适当的方式介入，使学生正确地认识西方价值观，自觉抵制不良思想，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研究主要以英语教学中介入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切入点，考察高校英语教学过程中传统价值观介入对思想教育的意义和实现途径。
二、语言的双重性
语言是人们用于交际的工具，人们通过语言使自己的意愿得到表达。由此可见，语言具有工具性的一面。由于直观可感，人们很容易理解语言的工具属性。事实上，长期以来，甚至到了今天，很多人仍然把语言仅仅看做是一种普通的工具，认为语言是一种一旦拥有，就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随取随用的工具。但是，自上个世纪，通过文化人类学研究，我们发现，语言并非和其他诸如锄头、镰刀甚或电脑等工具一样。语言和我们的思维、价值观等文化因素息息相关（邓炎昌，刘润清，1989）。也就是说，语言具有人文性的一面。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由此可见，语言具有双重性，即工具性和人文性。作为工具性的一面，语言帮助我们实现人类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其他社会活动（比如贸易）得以实现的基础。另外，语言又具有人文性。语言承载着民族价值观、风俗习惯等丰富的文化内容，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发扬和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语言内在地包含着说话者群体的文化印记。
英语教学中需要考虑到英语所具有的双重属性。英语既是一种用于对外交流的工具，又是思想孕育和传播的载体。在社会的一般认识中，英语都是作为工具看待。英语学习是在工具性目标驱动下进行的。官方英语教学政策背后的逻辑大体上基于英语工具论。比如学好英语是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然而，英语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还包含英语国家的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内容。
英语教育界并非没有意识到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高一虹，2000）。但是，在国家宏观外语教育政策的引导下，不少学者还是从语言学习这个工具性目标出发，探讨语言与文化相结合，以达到增强外语教学效果的目的。换言之，外语教育界的学者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主要以引入为主，强调英语学习者理解、熟悉和掌握英语文化，从而有助于帮助他们更好地使用英语与西方人交流。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意识逐渐增强。人们逐渐意识到，英语课堂里缺乏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内容。对于高校学生，有不少人能够使用英语阅读西方作品原著，很容易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尤其需要加强传统文化价值观教育，以抵制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从语言的双重性反映到英语教学的双重性可以发现，英语教学除了学习英语技能，提高英语交际能力之外，还要考虑到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内涵。西方学者Philipson就警告过人们，要警惕语言帝国主义，防止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冲击当地文化价值观（Phillipson 1992）。因此，我们在英语教学中要有意识地介入传统价值观，自觉抵御外来文化。
三、传统文化介入与培育
由于中国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社会和学界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教育的缺失问题（肖龙福等，2010；赵彩红，2014）。显然，导致中国传统文化断层和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上求新求变的极端化运动、文化不自信等因素。在英语教育领域，一些英语学习者花费大量时间投入英语学习，对西方文化有一定了解，反而对本国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经常出现。纵观历史发展，横看国际形势，在高校加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已经势在必行。从英语教学的角度看，传统价值观教育介入更是迫在眉睫。我们要在高校学生价值观发展和稳定之前，积极介入传统价值观培育，从而帮助学生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健康成长。
虽然前面论述了传统价值观介入英语教学的必要性，但是任何教学都必须遵守教育规律，还需要考虑到这种介入的可能性和最终效果。根据前面阐述的语言双重性可知，语言教育需要文化依托，因为语言的丰富性来源于文化的丰富性。英语学习者掌握好中国传统文化，必将有助于丰富和深化自己的英语表达，而这种将中国文化用表达出来的需求具有较强的现实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英语教育重在引进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内容，文化交流以输入为主；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上升，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不断升温，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总量在持续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化输出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英语学习的目的将逐渐转型为以中国文化输出为主。因此，在英语课堂中融入中国文化价值观教育，可以为学生提供英语表达训练的实际内容，使英语学习的目的更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潜藏着巨大的教育能量。
国家有关部门和机构对于在英语教学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国内影响力比较大的英语水平考试。从2013年开始，考试中开始包含汉译英项目，占总分的15%，其中翻译的汉语段落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这种考试题型必将有效地引导学生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学会使用英语表达，为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英语教学中，为了有效地培育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进行中国文化的英语描述训练，包括翻译、写作和演讲等形式。二是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彰显自身的价值，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文化之优缺点。例如通过比较“中国梦”和“美国梦”之异同，厘清它们各自所具有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学生对于两者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其教学效果将超越简单的语言教学。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根植在人民大众的深层心理结构，很容易唤起认同感和产生共鸣，比直接传授西方外来文化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获得学习成就感。
四、结语
语言的双重性决定了语言教学具有双重性。英语教学不仅仅传授一门技能，还具有工具性目标之外的教学价值。通过有意识地选择和有重点地讲解文化相关的语言技能训练内容，可以在高校英语教学中介入传统文化价值观，达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思想教育与语言技能训练的双重效果。传统文化价值观介入英语课堂是中华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影响扩大的必然结果。显然，传统文化价值观与英语教学相结合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教学大纲制定、教材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创新和评估手段配套等多方面的内容，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需要有长期的战略安排。
参考文献：
[1]Phillipson，R.Linguistic Imperialism[M].Oxford[Engl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3]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4]肖龙福，肖笛，李岚，et al.我国高校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状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0（01）：39-47.
关键词：文化；文化价值观；奢侈品消费观
近几年的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显示，中国现已跃居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在奢侈品消费市场中，女性所占份额一路飙升，已与男性势均力敌。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女性奢侈品市场处在不断扩张的上升趋势之中，奢侈品消费的“她时代”已经悄然到来。相较而言，作为拥有根深蒂固的奢侈品文化的欧洲强国，德国人在奢侈品消费方面已形成了一种理性、成熟的态度。随着德国人追求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的回潮，德国人对物质享受的懈怠使得清贫务实的消费观开始流行。追求廉价商品、精打细算过日子已经成为一种消费时尚。
由于文化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消费心理等，从而也直接地影响了奢侈品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和消费行为。由此，面对异文化目的国的消费者，唯有基于跨文化的视角才能更好地解读其隐藏在消费行为背后的消费动机。因此，笔者将基于跨文化视野的层面，以中德女性奢侈品消费者为具体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两国女性消费者的消费观与其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否存在关联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当我们谈及中国文化对中国各个阶层消费者的影响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体系中，儒家学说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以及其对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巨大影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众多研究文献总结归纳出对中国消费者行为影响最大的文化价值观有以下几点：（1）以“根”为本的文化――重家、族、国；（2）中庸文化；（3）关系文化；（4）“和”文化；（5）面子与从众；（6）地位与礼，在本文着重于奢侈品消费的研究框架下，笔者认为，可将这六大文化价值观浓缩为：（1）等级观念和崇尚权威的价值观；（2）面子与从众的价值观；（3）关系的文化价值观。
（1）等级观念和崇尚权威的价值观。中国的等级制度和权威意识根深蒂固。
在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中国人的消费观也产生了崇尚权威的心理。尤其是在奢侈品消费的范畴内，许多中国人的消费动机表现为彰显和匹配自己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国际名人所消费的国际奢侈品，就是大家一致认同和追求的。因此，中国消费者选购奢侈品的类型大多集中在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
（2）面子与从众的价值观。强大的面子观念是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一个重要的消费动机。若是个人所属的群体价值观认为拥有奢侈品才是这一群体的象征性特征，就会促使这一群体以购买奢侈品来获得这一群体其他成员的承认，即从众必需性，从而保全自己的面子，甚至是给自己长面子。面子文化对中国消费者市场的奢侈品消费浪潮前仆后继的态势起到的决定性影响。
（3）关系的文化价值观。儒家学说认为，来而不往非礼也。因此中国人习惯于用礼物来建立和保持儒家社会关系。关系要创建起来，之后要勤于维护，才能实现“和”文化的终极目标。因此，作为礼物的奢侈品就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4）中国女性的文化价值观。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国女性在各个领域逐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且她们的文化价值观也在日益发生改变。但总体而言，以家庭为中心、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贤妻良母、贞烈女子等传统儒家价值观仍主导着中国女性。因此，儒家传统文化价值观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女性消费者价值观。简而言之，中国女性认为，她们的仪表形态、言语行为以及消费行为都应该与其社会地位和家庭角色相符合，甚至仍旧有部分女性认为，女人化妆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取悦丈夫。
二.德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德国是一个偏保守的国家。德国人属于日耳曼民族，众多研究文献证明，日耳曼民族是非常讲求理性的民族，这样的特性也因此影响了德国人的性格特点。一说到德国人，大家的脑中就会浮现严谨、遵守纪律、刻板等字眼，笔者根据所研究的文献资料认为，具体来说，德国民族文化价值观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理性化。德国人的理性化表现在，他们做出决策的过程都比较缓慢，因为他们必须在对所有要素进行理性全面的分析之后才能做出决策，这也导致德国人在消费行为方面非常理性，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不主张铺张浪费。
（2）纪律性。在德国，人们视遵纪守法为最高伦理原则和道德标准，人们普遍存在着求稳怕乱、安于现状、自满自足、自我约束的心理。这也导致德国人在办事时缺少灵活性和创新性，由此就有德国人性格拘泥、呆板一说。他们这种性格还体现在购买行为的固定化上面，不善于尝试新品。
（3）务实主义，注重产品的技术和质量，崇尚精益求精。德国的汽车工业总是走在科技前沿。比如德国顶级品牌跑车系列：宝马、奔驰、奥迪、保时捷等。拥有“德国制造”称号的奢侈品不是华丽的空壳，而是沉甸甸的实质内容，精致奢华却不浮夸。不仅在制造工艺上，在消费观念上他们也特别重视产品的质量，他们宁愿花费更多的钱购买良好的、质量可靠的商品，而且他们都有不信任廉价产品的思想倾向。
（4）以性别区分德国人的话，德国女性的价值观体系和性格特点体现在思想独立，并且努力实现经济独立，自我个性意识强烈，注重自我的内心感受。
对德国女性价值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德国妇女解放运动。其主要思想是要求男女平等，加强自我意识，爱护自我。由这一时期开始，德国妇女在各方面逐渐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自二战以来，德国女性价值观也起了根本的变化。良好系统的教育体制让年轻的德国女性更加清楚地定位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即不能只将婚姻和家庭作为自己的生活重心和经济保障。德国女性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家庭观念，这也促使她们通过努力实现经济独立来获得社会保障。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将终身就业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的背后传递了女性对其社会角色有全新诠释，即不同于传统女性的思想观念，她们具备冒险和独立的精神，坚信用自己的双手能创造出自己想要的未来和生活。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变迁，德国女性的人生价值观、工作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由妇女解放运动前受压迫和压抑自我的价值观慢慢转变成为强调思想独立和自我内心感受，与此同时追求经济独立并完全解放自我个性的价值观。
三.关于中德女性奢侈品消费观差异性的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中，笔者采用了定性研究中的访谈法。访谈法是针对特定的研究主题，对具有代表性的个体进行访问或组织谈话，在综合分析访谈内容后，得出研究结论的方法。这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提高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全面性。因此，笔者分别针对两国女性设计出两份详细的访谈提纲问题，并采访了9位中国女性和9位德国女性。通过以上所做的访谈实证研究，并结合前人学者在这一课题上的量性调查结果，笔者得出以下实证研究结论：中德女性奢侈品消费观与其文化传统价值观密切相关。这具体表现在：
1.中国女性消费者十分注重个人的外在形象、社会地位和尊严，在选购奢侈品时，出于崇尚权威的心理，非常信奉国际名人代言的国际奢侈品牌，也认为唯有购买拥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才能匹配得起自己的身份地位，这种奢侈消费断念从根源上反映出中国女性消费者深受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和崇尚权威等价值观所影响。
中国女性的奢侈品消费动机多表现为归属群体的从众动机，为获取别人认同和赞美的炫耀动机和领先动机，以追求自我装扮并吸引众人目光为主要消费意义，在消费方式和习惯中也体现出冲动消费、并在选购奢侈品时易受别人评价和眼光影响的特征，这种以社会导向型的消费动机和习惯一方面与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面子、从众和关系的儒家文化价值观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她们对自己社会地位和家庭角色较之传统意义有了一定变化，即她们在穿着仪态、言行举止上保持合乎体统、保全整个家族脸面的同时也奋力追求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事业和家庭的平衡。家庭和丈夫儿女仍是她们生活的重心，但也不是唯一的重心。
2.德国女性消费者倾向于注重奢侈品的高品质、奢华体验性、实用性以及与自身价值观匹配性，在选购奢侈品时专注于内心感受，而非他人评价和眼光，在决定购买某样奢侈品之前已经过深思熟虑，几乎无冲动购物情况，这些奢侈品消费观的特征在本质上与德国女性消费者的价值观息息相关，即德国女性的务实主义、理性主义。德国女性的奢侈品花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支配剩余收入的多少，这也说明了她们骨子里强烈的自我约束力和纪律性的文化价值观。
德国女性的奢侈品消费动机多表现为自我享受动机、品质精致动机、表现内在自我动机和物美价宜动机等，在奢侈品消费的意义上则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体验性享受，侧重于让身心愉悦的奢华经历，而非奢侈品的实体。这种以个人导向为主的消费观来源于德国女性强调思想独立和自我内心感受，与此同时追求经济独立并完全解放自我个性的价值观。
综上所述，德国女性消费者的奢侈品消费动机属于个人导向性动机；而中国女性消费者则属于社会导向性与个人导向性动机相结合，；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之下，西方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也不断地冲击着中华民族文化，从而使得中国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导致了消费动机的多元化和消费行为模式的多元化。但总的来说，中国女性消费者的消费动机仍更倾向于社会导向性动机，对于她们来说，奢侈品维持身份地位的必需品；相比之下，德国女性则理性地将奢侈品视作生活的附属品和调味剂。
参考文献：
[1]卢泰宏等著，消费者行为学――中国消费者透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朱晓辉，中国消费者奢侈品消费动机的实证研究[M]，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7），42-48.
关键词:传统文化 整体和谐 有机论 兼容并蓄 复兴
一、近代西方科技的弊端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产生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科技的进步使西方社会进入大工业时代，然而科技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向社会进行全面渗透，另一方面在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产生异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科技在给西方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将西方社会引入了黑暗的沼泽。许多严重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类: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危机。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向东方世界寻求解决之道。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恰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李约瑟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视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他认为中国科学在世界新科学的过程中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中国科学传统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传统道德精神中得到解答，将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推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传统文化价值观概括起来主要有整体和谐思想、有机论思想、兼容并蓄思想。
1. 整体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许多相反相成的子系统的复杂体系，中国各派哲学家的价值学说分为儒墨法道四家，他们内部的不同学派都持有和谐思想的价值观，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合力，造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崇尚和谐的特质。
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关系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古代在许多专门领域已有系统的论著，如《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如果说当代西方科学可以称为“精确科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科学可以称作“整体性科学”。整体和谐思想在我国古代医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如《黄帝内经》就吸取了儒家关于天地人相统一的“和谐”(即“天人合一”)思想。整体和谐思想和整体研究的成果，也推动了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军事学、物理学、农学、建筑学和人文科学等的发展。如万里长城、无数雄伟壮丽的宫殿、巧夺天工的桥梁也是整体和谐思想的有力见证。
2. 有机论思想
有机论是一种把活的有机物当作整个自然的模式和比喻的哲学。它认为，有机物拥有物化分析所难以理解的性质，而这些性质是因这个整体的统一作用造成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机论生态自然观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化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这种生态价值观把人与自然看成是高度相关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和有机性。每一个物种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离不开与其它物种的联系和对环境的依赖。人类呵护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从而将人文法则逐步推广到非人类的自然——从动物到植物，到所有生命的存在，再到大地生态环境。有机论思想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医学、农学、手工学著作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有益导向。
3. 兼容并蓄思想
兼容并蓄就是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自古以来，谦逊的中华民族就善于吸收前人和外来的优秀成果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创造和丰富了中国文化，汉族的统治者利用通婚等手段使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是积极向汉族学习，促使自己“汉化”。中国还善于向外国学习，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朝时期形成鼎盛局面。然而，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并不照搬照抄，而是加以消化吸收、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到了宋代，中国化的佛教的某些内容和思维方式被儒学吸收，并加以融合，形成了被称为新儒学(理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唐玄奘取经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思想，这些活动在当时对科技的进步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科技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往往很多中国人本身并未意识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近代中国科技的衰落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崛起，探讨的只是“李约瑟难题”，却忽略了有这么一句话:“不过，正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法国所说的‘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近代西方文明确实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但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
目前，经济社会全球化浪潮正在给东方文明的复兴提供一个巨大机遇，我们可以自信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而东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将会被全世界所接受，中国会当仁不让的成为下一个科技崛起的中心。
参考文献
[1] 林坚、马建波，《论中国文化传统对科技发展的双重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11).
[2]李杏、丁振国，《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学术论坛》，2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