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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环境经济研究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寒地黑土;绥化市;生态环境;经济手段
中图分类号:F062.2;F30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20-4667-04
寒地黑土是寒温带湿润半湿润地区具有深厚均腐殖质层的高寒黑色土壤。黑土中有机质含量约为黄土的10倍,是最肥沃的农业用地,土壤交换总量和盐基饱和度均较高,是一种高肥力土壤。世界上的这种高寒黑有3处,一处在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面积约为120.00万km2,一处分布在乌克兰大平原,面积约为190.00万km2,第三处就分布在我国的黑龙江省中南部松嫩平原呼兰河流域,总面积101.85万km2,是世界上最佳寒地黑土核心区域。绥化市是东北黑土的中心区,可依托寒地黑土资源大力发展以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品牌农业为标志的寒地黑土经济,倾力开发推广寒地黑土产品。寒地黑土经济显示着勃勃生机,备受世界关注[1]。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会使寒地黑土经济失去生存条件和空间,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寒地黑土经济的坚实基础。重视寒地黑土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寒地黑土资源是寒地黑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 绥化市寒地黑土区生态环境现状
2004年国家授予绥化市“中国寒地黑土特色农业物产之乡”称号,寒地黑土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环境,为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产。通过寒地黑土品牌的牵动,绥化市加快推进绿色食品基地建设,建立健全绿色产品标准体系,寒地黑土产品正在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绥化市农村经济的物质投入水平、技术应用水平、产业发展水平和农民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逐渐被国际市场认可和接受。但同时,高消费和低利用也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寒地黑土地区当前的生态环境建设情况存在着许多问题,已经成为寒地黑土经济发展壮大的制约因素。
1.1 农村环境污染严重
农村产业化发展中农药、化肥、地膜等的大量使用以及废弃物、污水的随意排放造成了严重的水源污染、空气污浊、土地沙化、地力下降;农村工业化发展中,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乡镇企业涌现,给寒地黑土地区的土壤、水体、动植物甚至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城市企业排放的污水、污气和污物向农村转移。黑龙江是一个农业大省,而绥化市耕地面积占全省的20%,粮食总产量和商品量占全省的25%,该市农业人口占大多数,人畜粪便、生活垃圾及生活废物任意排放,秸秆随意焚烧,对大气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些问题对寒地黑土地区生态环境构成了威胁。
1.2 黑土土壤污染严重
土壤处于自然环境的中心位置,承担着来自各方面的污染物。由于生产者的生态意识薄弱,随着黑土开垦年限的增加、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污染物不断排放,土壤环境中存在的污染物种类和数量也随之增加,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土壤的物理性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黑土土壤理化性质变坏,土壤容重增加,保水、保肥、通气性能下降,土壤日趋板结,可耕性越来越差,抗御旱涝能力下降,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
首先是农药残留与难降解的有机污染。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率高达16%~20%,土壤侵蚀严重,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理化性能变劣,危胁着食品安全;其次是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所带来的“白色污染”也日益严重,农用塑料膜不易分解而且具有一定的毒性,地膜使用后约有20%残留在土壤中,可分解释放环境激素,污染环境,堵塞农田灌溉[2];再次是农业生产本身带来的污染,如农用化学品的大量使用对农田、农产品及水体的污染;畜牧业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的发展对水体的有机污染等。用大量施用化肥及生长激素换得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种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得不偿失的。由于长期的污染及不合理利用,黑土层每年减少0.4~0.5 cm,一些地区的黑土层已由开垦初期的60~70 cm减少到目前的20~30 cm。据考证,1~2 cm黑土的形成需要三四百年时间[3],黑土污染和侵蚀的最终结果是逐渐向黄土演化。
1.3 土壤养分减少、肥力下降
在少投入多产出的思想支配下,农民采用广种薄收的掠夺式经营方式,使得土壤养分失调,黑土中有机质含量减少,土壤肥力逐渐下降。1958年绥化市黑土中的有机质含量在4%~6%,有的高达8%,到1990年,黑土中有机质的含量下降到3%~5%,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已经达到2%以下[4]。随着黑土中有机质含量的减少,养分贮量和保肥性能也相应下降,作物单产降低,总产量不稳定,农作物的品质也因土壤地力的减弱而下降。
1.4 秸秆资源、沼气池等未得到充分利用
长期以来绥化市一直存在重粮食利用、轻秸秆利用的传统观念。随着农业生产和农村能源事业的发展,农作物秸秆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这些秸秆除了用作烧火做饭、饲养牲畜、取暖等外,还被堆积到村头路边,不仅妨碍交通,还污染环境。可以采用新技术将农作物秸秆转化为沼气燃料,不仅能减少寄生虫对土壤的污染,更有利于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沼气发酵残留物对23种农作物病害、24种虫害具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其防治效果与许多目前使用的农药相当[5]。在绥化市充分利用秸秆,建沼气池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既可以减少污染,也可以保护寒地黑土地区的生态环境。
据统计,绥化市2012年有耕地16 433 km2,林业用地6 640 km2,宜牧草原5 153 km2,可养水面1 513 km2,大体是“二山一水七分田”。2011年绿色食品认证面积达10 353 km2,占耕地面积的63%,居全国地级市首位。畜禽饲养量占全省的20%,烤烟、亚麻、甜菜等经济作物产量均居全省之首,绿色食品总量、商品量、获标识认证产品数量均居全省前列。绥化的安达市是全国的“奶牛之乡”、庆安市是全国的“绿色食品之乡”、兰西县是全国的“亚麻之乡”和“东北之乡”。绥化市还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寒地黑土特色农业物产之乡”,寒地黑土的区域特色日益显现,寒地黑土经济正在崛起。然而目前绥化市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制约着“寒地黑土绿色物产之乡”发展战略的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产生着不利的影响。
2 利用多种手段解决绥化市生态环境污染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经济单位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都可能遭遇市场失灵的情况,环境污染就属于市场失灵中的外部性问题。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性,早在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就提出了政府可将税收用于调节污染行为的思想,以税收来弥补因污染造成的资源损失和治理污染的费用,生态税收的运用已获得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在利用经济手段治理的同时,也应辅助其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才能更好地保护好寒地黑土区域的生态环境。
2.1 利用经济手段控制黑土地区生态环境
2.1.1 对向寒地黑土区域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征收环境污染税 农药、化肥等使用产生的污染物采取超标收税的制度,当消费者的需求造成环境污染时,应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征税,利用市场规律影响价格,以达到减少农药、化肥产量和消耗量的目的。绥化市属于农业大市,现有耕地16 433 km2,为了追求土地产量的最大化,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化肥、农药及地膜,这些都会造成环境污染,政府应该对这些物品的消费征收一定的税额,使其不要被过量地使用。具体的做法应该是由有关部门测定黑土每年可使用的最低化肥量,以这个量作为标准,制定超标收税的原则,这样能够合理地控制农药、化肥等的使用量,从而延长黑土的使用年限。
对向农村排放污物的企业征收环境污染税。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在寒地黑土地区开征土壤污染税、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等专项税种[6],按污染物的排放量征税,这样可以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在常规化肥、农药与一些少污染、无污染的生物农药和化肥之间设定税率差距,刺激、鼓励生产和使用无污染产品,并提高现有的高科技无污染产品的竞争力。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开征了排污税、污染产品税等环境保护税种,既可以抑制资源浪费,又可以为经济主体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2.1.2 将土地使用税列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目前绥化市的黑土耕地资源不仅在数量上一直呈减少趋势,而且在质量上也呈下降趋势,减少和下降的原因多是源于土地的圈占和部分地方城区扩建。对此,政府应该对这种土地的占用行为采取相应的约束手段。
1)在现有的资源税中应并入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对占用土地、耕地等资源的行为征收资源税,提高土地的使用成本,尤其是对黑土地区的占用,要收取高于一般土地占用的单位税额,计税依据按实际使用量计算。这样能够合理确定土地使用量,减少耕地占用,并缓解黑土资源浪费现象。
2)建立黑土资源财政补偿机制。向国家和政府申请财政拨款,专项用于黑土保护;设立黑土资源补偿资金,加大对黑土地区耕地的保护性投入,加大对保护性耕作和深松整地的补助和奖励。政府可给予农民经济补贴,鼓励农民对现有耕地采取保护性措施,使土壤免遭侵蚀;还可以签订土地使用合同[7],农民和政府签订合同,具体规定农民使用土地应该达到的环境目标,政府提供相应的补贴。
3)加强沼气的综合利用。鼓励农户兴建沼气池,并给予财政补贴。沼气池用户菜地的土壤寄生虫污染能减少60%~80%,沼气池还能处理人畜粪便,减少农村环境污染;一口8 m3的沼气池一年生产的沼肥相当于50 kg硫酸铵、15 kg氯化钾[8],这就减少了黑土地区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保护寒地黑土地区生态环境,应借鉴一些发达地区建沼气池的经验,在绥化市大力发展沼气建设。
2.1.3 保护好农村饮用水源,征收水资源污染税 绥化市农村人口众多且生态意识薄弱,人畜粪便、生活垃圾对饮用水污染严重,大量使用的化肥和有毒高残留农药累积在饮用水和土壤中,对居民的生活健康构成了威胁。要达到控制水污染的目的,必须从水污染的源头采取办法。在一些国家如荷兰、瑞典、美国等都开征了水污染税,政府应该征收水污染税,划定村镇集中饮用水源区域,加大保护力度,确保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水质逐步改善。
2.2 利用法律手段来防治黑土地区环境问题
要解决黑土地区环境问题,加强法制建设是必要之举。早在1936年美国就颁布并实施了《土壤保护和国内配额法》,1962年又实施了《耕地保护计划》等;荷兰为防止污染,立法规定直接将粪便排到地表为非法行为。绥化市土地环境管理部门应该借鉴国际经验,针对寒地黑土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措施,虽然现在已有相关水土保护法、森林法、土地法等,但缺少土壤保护法[9]。当前应结合实际,建立起有利于黑土地区环境保护与防治的立法体系,并加强对黑土地区生态环境的监督管理,如制定农村环境保护法、土壤保护法等,作为国家农村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规。同时加强农民的法律和社会责任感,用法律手段调动人们参与黑土土壤保护的积极性,对无视法律、破坏黑土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一定的惩罚。
2.3 利用行政手段管制寒地黑土区域生态环境
在环境治理中,行政手段主要包括注册登记制度、制定标准、禁令及许可证制度等。绥化地区应该加强执行行政管制措施,如在化肥管理中明确规定生产销售化肥的注册登记、许可制度,要求化肥生产者和销售者就自己生产销售的化肥品牌、等级、养分含量等事项向政府主管机关登记,一旦发生污染超标问题,可直接追溯责任人,责令停止生产和销售;在农药等物质的用量和使用方法上,要加强对破坏黑土养分、危害公众健康的农药的管理,并建立严格的登记制度,推广高效、低毒和低残留化学农药,禁止在蔬菜、水果、粮食、中药材等生产中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防止化肥、农药、地膜不合理使用和超标污灌带来的化学污染和面源污染,保证农产品安全。多年来,欧盟国家在农业政策中不断增加支持农村发展的内容,致力于改善农业环境,如瑞典早在1987年对农药进行了重新登记,500多种农药仅通过了300多种,1991年又重新审核[10]。相关经验都值得借鉴。
3 小结
绥化市依靠优越的地理环境为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绿色物产资源,但这些绿色物产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遭到破坏,也正在威胁着寒地黑土绿色物产的发展,绥化市寒地黑土迫切要求政府采取相应的手段治理。国家应该全面探查黑土地区农业环境,并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目前的状况,结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节水农业;积极发展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应以经济手段为主,法律和行政手段为辅,同时加强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作用。要依靠全体公民共同努力防治污染,保护寒地黑土地区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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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经济;学术期刊;研究内容;词频分析;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6707
环境经济学是伴随着人类活动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产生和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环境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1978年中国制定了《环境经济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讨论会,决定将“环境经济”列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1年《环境状况报告》中的第一项主题。同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由此推动了中国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这表明作为环境科学的重要分支,环境经济学已成为一门瞩目的独立学科。环境经济学虽然仅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学科体系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实践,环境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十多年来,环境经济研究在中国发展快速,不但表现在环境经济理论和框架体系不断充实完善,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的环境经济领域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学者们翻译、撰写了环境经济方面的教材和专著,还发表许多研究环境经济的论文,开展了环境经济各领域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环境经济方面的专业人才[1]。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实践指导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提高和完善。基于此对2005~2014年收录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以下简称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篇名包含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从这个角度研究近十年来中国环境经济研究动态和发展路径。
一、近十年环境经济研究
数据样本统计(一)“环境经济”期刊论文篇数统计
从中国知网中检索2005~2014年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剔除重复及不符合主题的论文,共有462篇,其中核心期刊本文核心期刊指中国知网上所检索的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论文200篇,其他期刊论文262篇。具体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是从2005~2014年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中国知网全部期刊论文这一角度来研究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但环境经济研究成果的体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中国知网检索数据库收录文献中除了期刊论文,还有优秀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和其他形式的研究论文,在2005~2014年间,这些论文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共计338篇。
此外,统计分析2005~2014年这十年的文献,是为了了解在新阶段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进路。而在1978~2004年的27年间,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经历了起步、探索和发展等重要阶段。在这27年间收录在中国知网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文献,包括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论文和其他形式论文共456篇,其中期刊论文有406篇。
(二)基于期刊的数据样本和研究方法
为了能较好地表征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研究的客观水平,本研究的检索统计工作不仅关注期刊论文数量的变化,更关注期刊论文的质量变化。核心期刊论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故本研究的重点在核心期刊论文。据上文可知,本研究全部实际有效样本为462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的实际有效样本为200篇。
在相关论文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引证分析、数据分析和词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近十年来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数量的变化规律进行总结,重点对论文期刊类型、主要议题、作者人数等方面进行数量分析。同时分析文献的被引次数,以衡量期刊论文的影响力。
(三)数据样本局限性分析
本研究只是从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期刊论文这个角度来分析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数据样本必然存在局限性。由于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的广泛性,涉及环境经济的具体研究对象很多,仅就期刊论文来说,属于环境经济范畴的论文众多。篇名属于环境经济领域范畴的其他关键词的论文有至少十多种,如“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绿色GDP”、“ EKC”、“环境绩效”、“环境损失(损害)”、“环境成本”、“环境外部性”、“排污权”和“环境税”等,见表2所示。据《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报告》统计显示:1980~2008年这29年间有关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章共有10 618篇。本研究检索统计了2005~2014年环境经济研究领域核心期刊论文,属于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共有10 506篇。由此可见,近十年有关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数量比过去有大幅增加。
由此分析,2005~2014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核心期刊论文大约占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范畴的核心期刊论文的1/50~1/60,也就是说大多数有关环境经济的研究论文在其篇名中并没有直接使用“环境经济”。故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并未包含环境经济研究的所有领域,但本研究的贡献也正是对以“环境经济”为篇名的论文的深度分析,以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略见环境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全貌。
二、数据样本论文分析
(一)研究阶段分析
通过对全部462篇数据样本期刊论文进行分析发现,2005~2008年数据样本期刊数量逐年递增,到2008年达到峰值,2009~2011年数据样本期刊数量略有下降,2012~2014年数据样本期刊论文稳定在40篇左右。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近十年期刊论文方面的研究从数量上看为稳定发展的阶段,从质量上看为深入扩展研究的阶段。
进入21世纪,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并且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环境经济学研究将重点关注环境经济理论体系、环境价值核算体系、环境经济分析方法体系、环境经济评价体系、环境保护经济手段体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投融资体系、循环经济体系、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体系等[1819]。
四、结语根据本文数据样本进行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近年来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一些特点。第一,从数量上看,年核心期刊发表篇数变化不大,但论文的深度有所扩展,涉及的领域更广,所使用的分析手段也更多,近十年环境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比以前的有大幅增加。第二,在影响力方面,发表于理工类核心期刊上的环境经济类论文的影响力更大;另外,采用数量分析、科学实验以及工程实践的论文影响力也较大。这说明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一种趋势是朝着定量分析、技术支撑的方向发展。第三,在研究内容上,依据词频分析结果,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所扩展,研究深度有所加强,但较多的研究还是探索性的,结论是建议性的,其实践意义、应用意义和指导意义还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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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economy
research in the last decadeDONG Xiaolin1,2, XUE Wenjie1,2, SONG Cheng1
(1.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2.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Changan University,
畜禽养殖业污染是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方面。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畜禽养殖业的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农业源的 96%、38% 和 56% ,畜禽养殖业的污染引起高度关注。本文旨在利用环境经济学理论分析河北省畜禽养殖污染的经济原因,提出治理模式和经济手段,为河北畜禽养殖业规划布局、养殖规模的调控以及养殖污染的治理提供依据。
1 河北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分析
1. 1 畜禽养殖业污染量计算
畜禽粪便量计算采用的方法是在不考虑饲养周期的前提下,将猪和家禽的存栏量看作当年中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饲养量,而这个稳定的饲养量由猪和家禽的出栏量与其增补量相抵消来维持,畜禽粪便量 =存栏量 日排泄系数 365。本文整理了主要畜禽养殖品种的排泄系数及污染物含量。
1.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畜禽粪便堆放及冲洗过程中极易流入水体: 一方面在饲养过程中直接排入水环境; 另一方面在堆放储存过程中因降雨和其他原因进入水体。畜禽粪便进入水体的流失率一般在 30% ~ 40% 左右。按30% 计算,2011 年河北畜禽粪便流失进入水体的COD 达到 81. 57 万 t,超过 2011 年河北排放工业废水中 COD 排放量 19. 4 万 t 和排放生活污水中 COD排放量 24. 6 万 t,甚至超过两者之和。畜禽粪便流失已成为一些河段最大的有机污染源。
2011 年河北省环境公报公布全省水环境状况:七大水系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主要污染物为氨氮、TP 和 BOD。其中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所占比例为 37. 3%,全省水体污染较为严重。畜禽粪便对水环境造成极大危害,如果合理控制畜禽养殖业污染,将有助于改善水体环境
2 畜禽养殖业污染经济分析
2. 1 畜禽养殖业污染的经济根源
2. 1. 1 畜禽养殖业外部性分析
畜禽养殖污染主要来自于畜禽粪污,如果养殖场投资建设粪污处理设施,必将增加养殖场的生产成本,但是如果大多数养殖场为了获得高的经济利益,对畜禽粪污只做简单处理或不做处理就直接排到环境中,会造成空气污染、水污染,从而导致居民生活环境恶劣、疾病传播等
外部不经济性。外部不经济性的出现,表明外部性对经济效率带来了损害。以数学模型来说明。对养殖户而言,其养殖费用包括两部分: 一是养殖成本,设为 C1;二是治理污染成本,设为 C2。
若养殖户不治理污染,则社会付出成本,设为 C3,并假定养殖数量为 Q,畜禽产品价格为 P。若养殖户不治理污染,养殖户的盈利 R1为:R1= P Q - C1( 1)此时社会总福利 F1= R1- C3= P Q - C1- C3( 2)养殖户对畜禽粪污进行治理,将增加治理污染成本 C2,此时养殖户的盈利 R2( 假定养殖量不变) 为: R2= P Q - C1- C2( 3)社会总福利 F2= R2- C3( 4)由于养殖户治理了污染,也就没有了社会成本,即 C3= 0,则 ( 4) 式变为:F2= R2= P Q - C1- C2( 5)( 1) - ( 3) 得: R1- R2= C2( 6)( 5) - ( 2) 得: F2- F1= C3- C2( 7)
所以私人成本社会化使养殖户获得超额利润C2,这一利润是以社会付出超额社会成本 C3- C2为代价的。养殖户不关心河流和空气污染,更关心养殖厂的收益,追求超额利润,减少了治理污染的私人成本,进一步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2. 1. 2 公共资源产权界定模糊
产权指法人主体或 个人对资源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对于具有私人物品属性的资源而言,其产权明确,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保护。然而公共资源不具有排他性,其使用不受限制。对于养殖业来说,养殖户无偿地使用河流、水库等公共资源,随意将畜禽粪污排入水体,结果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随意堆放造成空气污染、病菌滋生,影响居民生活环境及身体健康。然而作为集体所有的公共资源,其产权难以分割,导致资源低效配置和过度使用,必然加剧环境恶化。
2. 1. 3 政府失灵
政策失灵。主要是政府制定政策没有充分考虑环保问题,过分追求经济的增长,导致环境的污染状况的恶化。比如政府出台鼓励发展畜禽养殖业的相关政策,如果没有关于控制畜禽养殖污染的政策,只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环境污染。
管理失灵。主要指政府管理部门在实施政策方针时,一方面可能出现部门协调不足,导致政策不能有效实施; 另一方面是环境管理中的寻租行为,污染者通过向政府部门行贿,逃避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或者降低环境标准,少交或免交排污费,出现政府管理失灵。
2. 2 畜禽养殖业污染的外部性内部化
2. 2. 1 庇古手段
( 1) 征税手段
征税手段是政府通过征税迫使生产者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对于养殖户来说,当政府征收排污费时,养殖户有三种选择: 缴纳排污税费、减少养殖量或者投资购买治理污染物的设备和设施。由于养殖户可以通过建设污染处理设施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因而粪污的排放量不再随养殖规模的变化而同比例变化。MEC 代表边际成本,MN-PB 代表养殖户没有处理设施,其污染如排放量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同比例增加的条件下,养殖户的边际私人纯收益曲线,MAC 代表污染治理的边际成本曲线。当存在养殖户自身治理污染的可能性时,最优污染水平以及排污税费的征收标准,应根据 MNPB 和 MEC 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可以看出,当污染物排放量低于 W 时,养殖户支付的边际治理成本高于社会付出的边际外部成本,此时对社会来说,不治理比治理有利,因为养殖户所支付的治理成本也是社会总成本的一部分; 当污染量高于 W 时,养殖户支付的边际治理成本低于社会付出的边际外部成本,此时对社会,治理比不治理有利,养殖户为追求最大利润而将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到超过 W的程度,从而损害社会利益。由此可根据 W 的边际外部成本来确定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将污染物的排放量控制在 W 水平上。
( 2) 补贴手段
对正外部性进行补贴。对于产生正外部性的养殖场,因其生产过程中产生了环境效益及社会外部收益,而这部分收益未被养殖户纳入自身生产决策,所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养殖户的最佳养殖规模和产量对于社会来说还不是最优。从社会效益最大原则出发,政府给予养殖户适当补贴,从而扩大养殖规模,实现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佳,补贴额度正好等于外部效益。对负外部性减少补贴。畜禽养殖不可避免地产生污染,很难完全消除对环境的负面效应,所以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负外部性。对负外部性减少的补贴措施主要有补助金、低息贷款和减免税三种形式。当养殖户采取措施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可从政府那里得到补助金; 当养殖户采取一定的污染治理措施及建设设施,政府可以提供给他们低于市场均衡利率的贷款; 政府也可以通过加快折旧、免税或者回扣税金或费用形式对采取污染治理的养殖户予以支持。
2. 2. 2 科斯手段
科斯手段中重要的手段是排污权交易。该手段是建立合法的排污权,并允许该权利买入与卖出,以此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对于畜禽养殖业,政府可确定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推算出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分成若干排污权,通过拍卖等手段,有偿分配给养殖户,养殖户根据自身的利益,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污权。排污权交易用于畜禽养殖业污染控制,最重要的是首先应该明确界定产权,若养殖户拥有产权,可以不负担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居民是外部损害的直接承担者; 若受污染的居民拥有产权,养殖场无权污染环境,如果造成环境损害,应承担相应责任。按照 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应明确受污染的居民拥有产权,养殖场为了避免承担污染环境的责任,可以进行排污权交易。
2. 2. 3 庇古手段与科斯手段的比较
庇古手段较多依靠政府干预,而科斯手段更多依赖市场机制; 庇古手段既能适应计划经济环境,又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而科斯手段只能适应市场经济; 在面临 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庇古手段更加有效,而面临 政府失灵时,科斯手段可能更有效; 庇古手段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而科斯手段对技术水平要求较低; 庇古手段的实行与产权界定关系较小,而科斯手段实行前需界定产权。二者各有利弊。实际应用这两个手段时,应考虑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两者优势,使二者达到完美结合。
3 污染治理方案
3. 1 农村散养户
据统计,2011 年河北省猪年存栏 100 头以下养殖户占 95%; 鸡年存栏数 2000 只以下占 96%;肉牛饲养规模 50 头以下占 99%; 奶牛存栏数 50头以下的养殖户数占 95%。可见河北省小规模养殖户和分散养殖户占多数,具有养殖标准化程度低、科技含量不高、污染严重的特点。所以对于农村散养户以及小型养殖场,可通过农村连片整治规划,按照 源头削减、清洁生产、资源化综合利用、防止二次污染的要求,推广生物发酵床、干湿分离堆肥及厌氧发酵等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基本流程如下: 雨污分流干湿分离沼气池或厌氧反应器 ( 生化池) 氧化塘人工湿地农田灌溉或达标排放。
3. 2 大中型养殖场
资源化循环利用模式。该模式主要分为饲料化再利用模式、肥料化利用模式、能源化利用模式。饲料化再利用模式: 畜禽粪便中含有未消化的粗蛋白、粗纤维、粗脂肪和矿物质等,经过适当处理杀死病原菌后能提高蛋白质的消化率和代谢,能改善适口性,可作为饲料来利用; 肥料化利用模式主要有直接施用、栽培食用菌利用和堆腐后施用等; 能源化利用模式主要有直接燃烧、乙醇化利用、沼气化利用、发电利用和热解技术利用等。畜禽粪便是污染物,同时也是资源,资源化循环利用模式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变废为宝,实现了粪污的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该模式投资大、占地大、机械设备复杂,而大规模养殖可统一建大型粪污处理设施,具有易管理、成本低等特点。
关键词:环境经济 环境税 二氧化硫税
一、开征环境税是实现“环境经济”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重大社会问题,同时也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仅以河北省临海地区的环境问题为例来分析。近几年,在河北省秦皇岛、唐山、沧州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土地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地下水资源的破坏以及能源和化工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等。这样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势必制约临港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必须关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大力发展“环境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实现“环境经济”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开征环境税。从国外征收环境税的效果来看,成效显著。瑞典征收硫税以来,油中硫的含量降低了40%。德国开征的水污染税,年税额在20亿马克以上,全部作为地方收入用于改善水质,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市通过征收垃圾税来鼓励回收垃圾中的有用废旧物资,使家庭垃圾的数量在一年之内减少了18%。[1]日本于2007年开征的二氧化碳税,大约能够削减4300万吨碳排放。[2]由此可见,开征环境税能够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环境经济”的良性发展。在中国,环境税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加以征收,但环境税作为一种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刺激措施已受到各方的广泛重视,征收环境税的探索与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二、开征环境税的主要理论研究
(一)“税、费合一”的理论研究
就中国目前而言,虽然没有独立开征环境税,但是也存在一些以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污染、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税种和收费,如:将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原矿和盐等资源的开采或生产纳入征税范围的资源税;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汽油、柴油、小汽车、摩托车等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的消费税;以及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基于这种现状,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用“环境费”代替“环境税”的征收,减少开征新税种的不适应性;另一种是将原有税种中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部分及原有的“环境费”单列出来并加以完善作为独立的“环境税”加以征收。[3]
针对以上两种“税费合一”的观点,笔者认为均不可行。首先,“环境税”形成的是税收收入纳入国家财政收入体系,而“环境费”则是独立于财政收支体系之外的规费征收;其次,纳入财政收入体系的“环境税”收入将采用财政收入的二次分配,其用途具有不确定性,而“环境费”则是列入环保专项资金进行管理,其用途明确,就是为解决环境问题并改善环境现状;第三,“环境税”比“环境费”的规范性及强制力都更强些。鉴于以上的不同,笔者认为“环境税”与“环境费”具有不可替代性,两者作为不同的经济手段在促进“环境经济”方面具有互补性。
(二)基于“受益者付费”原则广泛征收环境税的理论研究
一般意义的“环境税”是基于“受益者付费”原则,以筹集收入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普遍征收。税基一般是计算应纳税额的基数即等同于或依附于现有相关税种的税基,环境税则相当于这些税种的附加。这种环境税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将存在众多问题,如:征税范围过广、税基难以确定、重复征税加重纳税人负担、征税难等问题。笔者认为,现阶段开征“环境税”可以以“污染者付费”为原则,将税基与污染物排放数量联系起来,并直接以排放的污染物种类设置税种,如: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污水税、固体废物税等。这种环境税制度的难点在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取得及税率的确定,也是研究的重点。
(三)增加已有税种绿色化比重的理论研究
已有税制的“绿色化”是指通过对已有税种的改革和完善,如提高资源税、消费税税负、扩大征税范围、改变计征办法等,以达到与开征独立环境税相似的调控作用,最终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4]增加已有税种的绿色化比重相比推行一个新税种,难度相对小很多。但是,这种做法环境保护的力度欠佳,尤其是对于当前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以及节能减排的迫切需要就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笔者认为先在某些省市开展征收环境税的试点,然后再总结实践经验,从而将对环境税的规范上升为国家法律。
(四)差别税率理论研究
由于不同区域的具体条件存在差异、取得低污染材料的难易程度不同、传统企业与新型高科技企业生产方式及经营理念存在很大差距等因素导致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不同,如果按统一标准征收环境税则会造成税负的不公平。所以,多数学者主张按差别税率来征收环境税,关于差别税率征收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不同地区实施差别税率征收;二是同一地区不同的排放量实施差别税率;三是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不同的税率。[5]
考虑税负公平性的影响及优惠政策对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笔者认为应将前两种观点相结合,既要考虑区域差别又要结合同一地区不同排放量对环境破坏应承担的责任,需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排放量来设置税率;并且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对环境污染的程度不同,以鼓励促进企业向低污染企业转型为目标,实施差别税率作为税收优惠。
三、环境税收体系下的二氧化硫税制设计
由于建立环境税收制度涉及面较广,涉及税种较多。本文运用以上形成的理论观点仅针对环境税收制度中二氧化硫税税收制度进行设计,目标在于对健全我国环境税制度有所借鉴。
二氧化硫税收制度应该包括征税范围、纳税人、征税基础、税率、征税方法及税收优惠几个方面。征税范围应确定为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硫税的纳税人是向大气中排放SO2的所有排放者。在本设计中对商业和服务业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暂不考虑征收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硫税的税基的确定为二氧化硫的实际排放量。
二氧化硫税制的设计,税率的确定是关键。目前在二氧化硫税税率设计中,存在着环境退化成本法、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排污控制成本法等方法。[6]考虑到二氧化硫污染控制的成本数据资料易于查找到;其次按照污染控制成本法测算出的税率低,对国民经济负面影响较小;另外按照污染控制成本法测算出的税率在一定程度能够抑制二氧化硫污染;最后考虑到试点开征初期,税收制度进行步伐不宜过大,因此本文认为可以采取污染控制成本法来测算二氧化硫税税率。
此外,政府在征收二氧化硫税的同时应该完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使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向“三高”(高技术、高投入、高附加值)企业倾斜,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防尘或除尘技术,减少环境污染的临港企业。首先,对已使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及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专利产品的企业应给予税收减免政策;其次,政府可通过给与补贴或减税等政策鼓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加大对废旧物料的回收循环使用,鼓励企业绿色生产,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最后,要重点加强对深加工企业、产品附加值高的企业的扶植力度,支持重点企业做大做强,促进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和延长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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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寻找循环经济背景下的政府绩效审计切入点,以“绿色、高效、低碳”为中心,建立循环经济和政府环境审计的内部联系,实现绿色经济结构下的政府监督职能。
关键词:
循环经济;绩效审计;可持续发展
一、新时代背景下的循环经济
五中全会指出,随着我国进入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经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的重要落脚点。过去的若干年,我国GDP增长主要依靠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一产业结构决定着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此时的循环经济强调最大限度地使用自然资源并带来最高的经济回报。“大”意味着高消耗,这是经济起步阶段的必然选择,然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高消耗这条路不能走太远,既然资源有限且无法再生,经济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找到一条持久的、人与自然相平衡的发展道路。从国家一个个五年计划进化演变过程来看,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政策和法规,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称得上突飞猛进、高速增长,但是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比如这些年困扰国民的“PM2.5”就是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会引起呼吸道疾病的空气污染物已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健康,尤其是发展较快的一二线城市,此现象尤为严重。而导致PM2.5指数超标的直接原因就是工业和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显然这与循环经济的目标背道而驰,违背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初衷。新时代背景下的循环经济,不仅强调资源高效利用更重要的是“低碳”。所谓低碳,就是尽可能地减少资源的消耗同时带来较高的经济回报,“十三五”规划把低碳也加入到循环经济的内涵中,这与绿色经济结构相对应,真正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循环经济归属于经济学领域,强调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如何实现经济性和环保性呢?政府绩效审计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就体现出其存在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二、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绩效审计
政府绩效审计,审计主体是政府,这与民间审计相区别,是国家体现其监督职能的工具和手段,其职能内涵依然是“3E”审计,即“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提到政府绩效审计不得不和国家预算相联系,由于政府经济资源有限,对于不同财政项目支出,国家都会制定相应的预算与之匹配。对于财政拨款的使用情况,国家和人民享有完全的知情权,为了保证国家预算使用得合法合规,政府绩效审计需要在真实可靠的财务数据上进行绩效审计。所谓经济性,就是在保证项目实施效果的基础上实现最少的投入,体现资源在初始投入量的“少而精”,这包括在项目中的投入还包括审计活动本身的经济性,只有在保证效果基础上的低消耗,才能体现出政府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主要强调投入和产出的比值,这个比值是一双变量,分子和分母共同决定比值的大小,效率性在政府绩效审计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是衡量政府合理使用财政拨款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强调预算的合法支出一方面也注重带来的结果是否和投入相匹配甚至实现最优;效果性,这一审计内容更加贴近政府绩效审计的最终目标,通过比较项目实施后的最终结果和预期目标,来评价项目实施的结果是否有效,是否最大限度地实现预期目标。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绩效审计涵盖的范围更广,不仅包括环境领域还包括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而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建立政府绩效审计与环境保护为目标的循环经济之间的联系,找到新经济形势下的政府干预切入点。
三、以循环经济为背景的政府绩效审计
如果把循环经济和政府绩效审计比作两个集合,那么“环保”就是这两个集合的“交集”,政府相对于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外部性,市场经济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也有缺陷。那就是市场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资源的公平配置,因为资源会自行流向创造更大价值的领域,而创造价值总是与资源消耗同时出现。循环经济体现的是全过程控制,符合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高效率和低浪费都要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来,循环经济的作用体现在市场经济中,那么市场失灵的情况依然存在。此时,政府需要干预市场行为重新配置资源,也就是政府绩效审计的职能体现。只是在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容增加了公平性和环保性,在保证经济效果的前提下,政府需要帮助整个市场经济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达到低消耗、高效率、低排放的目标,实现经济稳步增长,环境良性循环,保障民生质量。
四、结论
当前我国已存在一套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这与政府绩效审计可以完美结合,经济性可以参考资源的初始投入量进行评价,效率性可以参考资源的投入与产出在循环经济中的结果进行对比评价,效果性则可以结合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反映政府绩效审计的监督评价职能,以此来反映政府干预行为的效果在经济、环保、民生中的体现。在新的经济常态下,政府绩效审计需要与循环经济相结合,以节约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为出发点,通过政府的外部行为来保证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绿色经济。
参考文献:
[1]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十三五”时期我国环境经济政策创新发展思路、方向与任务[J],经济研究参考,2015.
内容摘要: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越显突出,已经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研究经济效率的同时,需要考虑环境约束条件,并量化环境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经济效率的主要成果,介绍了在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效率研究的进展状况,并对其进行了评价与展望,以期为国内学者研究相关问题提供有益思路,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约束 经济效率 研究综述
研究背景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一方面经济得到迅猛发展,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则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阻碍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资源的使用效率只有世界发达国家的二分之一,在经济增长中每创造的一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日本的7倍。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的2006年世界环境绩效排名中(EPI),中国位于133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94名。尽管中国政府已经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一系列有关资源和环境的法律法规,并不断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但目前仍没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是典型的原材料高投入、能源高消耗、资本高积累模式(吴敬琏,2005)。
“十一五”规划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
这表明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依靠大量资金和物质资源要素的投入转变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研究经济效率的同时,就必须要考虑环境约束条件,并量化环境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经济效率的主要成果,介绍了在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效率研究的进展状况,并对其进行了评价与展望,以期为国内学者研究相关问题提供有益思路,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效率的相关研究
在研究对象上,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对农业和第三产业的研究较少。在方法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研究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
下文主要从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地区差异、中国工业效率的变化、技术进步等因素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关于农业效率的研究等方面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具体分析如下:
(一)中国工业经济效率的地区差异分析
在研究工业经济效率的地区差异方面,Zheng et al.(2003)采用DEA方法发现在沿海地区企业的效率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效率。
涂正革(2007)基于生产率指数增长核算法发现随着中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对缩小地区间工业发展差距的作用越显突出。
谢千里等(2008)利用1998 年和2005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发现,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始终存在,但技术和效率已经在中国工业部门内得到很好的传播和扩散。
关于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上述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
(二)中国工业效率的变化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非是恒定的,郑京海(2004)采用DEA方法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上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低。
陈勇、李小平(2006)对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发现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经历了缓慢增长、下降、快速增长三个阶段。
李宾、曾志雄(2009)使用并延展Holz(2006)的资本存量序列发现己有的文献通常高估了我国的资本存量及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率,从而低估了世纪之交前后的TFP增速。
由于模型选择和资本存量数据估算的不同,已有的部分文献对我国工业TFP变动的估算差异较大。
(三)技术进步等因素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国际贸易、结构改革、研发创新等因素对TFP增长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李小平等(2008)实证发现,在1998~2003年期间,工业行业的TFP经历了较快的增长,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增长;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不显著,但进口显著地促进了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增长;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张军等(2009)对TFP增长分解后发现,由工业结构改革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显然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实际推动作用。白俊红等(2009)应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测评了各地区研发创新的相对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
(四)关于农业效率的研究
关于农业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近年来考虑农业政策等因素得出的新成果主要有:
杜文杰(2009)利用我国1979~2005年29省份的年度面板数据,考虑到各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差异性,分别测算了农业政策改革四个阶段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效率。
全炯振(2009)用SF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研究得出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技术诱导型的增长模式、明显的波动性(阶段性)、地区之间增长的不平衡。
环境效率的研究
以上关于生产率研究的文献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但它们在测度工业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时,都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等非市场性的“坏”产出(bad outputs)对生产率的影响。对“好”产出和“坏”产出的不平衡处理,扭曲了对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水平的评价,因此,学者们逐渐将环境约束考虑到经济效率的研究中。近年来,运用考虑了“坏”产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简称ML生产率指数)实证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逐渐增多。
国外学者较早地将污染和生产效率测定考虑在一起,而且成果较多,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关于中国环境经济效率的研究主要有:
Ming-Miin Yu等(2008)利用1995~1999年台湾地区四个主要机场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发现考虑了机场噪音这一“坏”产出的生产率的增长只有8.0%,而忽略“坏”产出的生产率增长高达22.6%。
涂正革(2008)用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衡量各省市地区环境、资源与工业协调性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发展与环境关系较为和谐,但是中西部地区环境技术效率普遍较低。
陈诗一(2009)利用分行业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出中国工业基于能耗和排放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绿色增长核算。
杨俊、邵汉华(2009)采用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研究发现忽略环境因素会高估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东部地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向“又好又快”方向发展;人均GDP 、资本劳动比、FDI对考虑环境因素的生产率增长水平有显著影响。国外关于农业环境生产率的文献很多,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没有。
环境经济效率研究展望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众多学者在环境经济学和经济效率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如何在现有环境约束条件下提高经济效率还值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可继续深入开展的研究包括关于中国经济政策与环境经济效率关系的研究、中国农业生产率的研究以及国内实证检验“波特假说”等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中国经济政策与环境经济效率关系的研究还较少
在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受政策的影响,但中国经济的“绿色”化发展受政策影响的程度具体有多深,政府应加强哪些方面的监管而放开哪些方面的限制,还缺乏相应的定量研究,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二)中国农业生产率的研究较少
当前,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率的相关研究还较少,而且近年来随着化肥、农药、生长素等产品的使用不断增多,农业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对此问题不加以密切关注会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应更多地研究关于农业的环境生产率。
(三)国内实证检验“波特假说”中存在的不足
国内实证检验“波特假说”的文献大多存在一个不足:片面地强调严格的环境标准导致企业将更多资源用于环境治理,从而减少了产出,降低了经济效率;忽略了环境管制同时也降低污染排放这一积极影响。
用考虑了环境因素的经济效率(环境技术效率)来检验“波特假说”可能更全面、合理。环境管制是否能提高经济效率,即“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再检验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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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的环境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大致可概括为如下“五论”:环境资源论、环境价值论、环境生态论、持续发展论、环境产权论。
1.环境资源论。环境资源论,就是指环境是总资源,是人类对环境本质的进一步认识和揭示得出来的。环境之所以是资源,一是因为作为人类生存环境来说,阳光、水、空气、土壤等环境要素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而且这些环境要素的质量是人类生存的必需资源。二是作为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条件来说,环境为人类提供了获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物质资源。三是环境的一切要素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将会越来越多地以资源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可以说,环境中的一切,包括环境本身,几乎无一不是人类开发和利用的资源。
2.环境价值论。环境价值论的含义是,环境是一个有价值的客观事物。环境价值论是环境资源论的必然结果,是环境经济学的核心。但对环境价值论的解释及其价值量的理论却不尽相同。关于环境价值论的理论依据。第一种是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它认为价值是产生于商品的效用,只要是有用的物品就有价值。环境对人类有用,因此,它具有价值。第二种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认为未经人类劳动过滤的环境资源没有价值。但从环境资源的功能来看,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环境没有这些功能,要创造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这些功能就必须投入人类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始的环境资源也是有价值意义的。从环境资源本身来看,随着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深化,原始森林等资源没有绝对价值(即指直接通过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但却具有相对价值(即指间接通过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第三种观点是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结合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自然资源价值观和自然资源价值论。这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是一种财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的价值决定于它对人类的有用性,决定于它的稀缺性和开发利用条件;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无论是自然状态的土地(自然资源),还是已被开垦的土地,都得到一定的货币额。因此,环境也就具有价值。
3.环境生态论。环境生态论的含义是,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环境的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运动;保护环境,也就是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要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护环境质量,就要按生态平衡规律办事。“环境生态论”认为,生态系统不仅包括生物界的有机复合体,而且也包括整个环境的复合体。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个特定空间就是地球上的生物圈。环境生态论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经济系统发展变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离开了“生态”二字,离开了生态循环和平衡,就不会有环境系统的运动,也不会有环境经济系统的运动。环境生态论基本内容是:(1)环境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运动,本质上就是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变化运动。(2)环境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因而在系统的平衡、效益、目标、规律等基本方面都表现出双重性。
4.持续发展论。持续发展论是建立在环境生态论基础上的,其含义是在致力于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持久平衡,使发展不损害生态环境,不牺牲未来的利益,使经济社会得到持续协调发展。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也就是三种再生产的综合平衡与相互间协调发展。所谓三种再生产,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由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组成,它们相互间不是封闭的、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相互间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要使社会再生产不断循环并周而复始地进行,就必须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与环境的协调。
5.环境产权论。环境产权论是沈满洪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环境问题从经济学上看是个外部性问题。它引导人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注意经济活动本身的运行和效率问题,而且要注意由生产者消费活动引起的不由市场机制体现的对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产权理论对传统的外部性理论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它认为一切经济交往活动的前提是制度安排,它要求制度安排必须以效益最大化为标准。产权理论用于环境损害的行为分析及其环境保护的制度选择研究,称为环境产权论。环境产权理论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前景十分广阔。
二、环境经济政策和手段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