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31 16:42:03
序论：在您撰写社会资源贫困论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Abstract:Impoverished is with develops the closely associated one kind of social phenomenon, is puzzling the human society throughout. Social capital's lacking with has close contacting impoverished, the social capital lacks has, the aggravating to be impoverished impoverished, the reproduction and the solidification are impoverished. Therefore, from social capital's angle of view's counter-impoverished work, should from cultivate outside the family the social capital, to eliminate the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poverty the society supports aspects and so on network to begin.
关键词：社会资本 贫困 反贫困
key word: Social capital impoverished counter-impoverished
作者简介：周治勇（1975―），男，贵州毕节人，贵州省毕节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与反贫困作为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社会问题，无时无刻困扰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社会大众的和谐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进步，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重要任务。如何消除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首要目标和现实追求，他们解决与消除贫困问题的实践得到学术界的回应与反馈，这种回应和反馈又指导和影响了反贫困的实践。学术界各学科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为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提供了可参考与借鉴的范式。
在已有研究中，对贫困形成原因的探析经历了从物质资本范式到人力资本范式，再到社会资本范式的渐进认识过程。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贫困者的物质缺乏状态。从物质资本范式出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被视为消除贫困的不二法门。但实践证明，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其反贫与减贫效果却收效甚微。贫困群体未消减，反而呈现扩大化的态势，并出现一些新的贫困形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困者获取收入机会的匮乏，造成贫困群体无法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致使贫困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扩大化趋势。这一扩散效应的具体化就是每一位贫困者、贫困家庭、贫困社区的就业机会匮乏、就业质量低下，难以维系个人、家庭、社区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出现集体返贫现象。
随着对反贫困及其成因研究的深入，对贫困群体自身的状况关注成为研究重点。而这一时期盛行的人力资本概念启发了研究者，使他们的研究转向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通过对贫困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贫困者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弃儿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缺少，即便某些人能就业，但收入的低廉也难以维持其生活。于是，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培训与教育成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
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和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取过程中的作用印证了社会资本与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由个体与所属群体、组织、国家、社会结构的关系和个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二者组成。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必然会对其内部的个人行为施加影响和产生效用。已有的研究证明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青年人创业、就业中发挥了作用。 特别是民间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国家社会资本在消除与减轻贫困状态程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资本在减轻、消解贫困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反贫困研究中导入社会资本范式必然会对消除贫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社会资本缺乏与贫困的关系
既然社会资本与贫困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探讨社会资本的缺乏与贫困之间的关联度，必然会对分析贫困工作有所启示。
（一）社会资本缺乏产生贫困
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最重要社会结构资源，其作用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它实现某些既定目标并获得更多资源。而一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的广度与密度。如科尔曼所说，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个人的社会网络越大越广，镶嵌在其身上的社会资本质与量就越大，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汲取与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当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或群体大量占有和使用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可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就大大减少，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因关系的缺乏而陷入关系贫困，关系贫困剥夺了贫困者占有资源的权利，而资源的缺失必然导致贫困者陷入贫困状态。正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或群体自身社会资本的单一性和有限性，使其必然走向贫困。
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者创收能力和机会的缺失。当一个社会成员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和质量都极低的时候，那么其在市场上的位置就极为尴尬。一个社会成员没有社会资本或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给他支持或支持有限，那就容易陷入失业境地或极少的收入状态。可以说，社会资本的缺乏是一个社会成员或一个家庭贫困的重要根源。
（二）社会资本缺乏加剧贫困
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非均衡性是由社会群体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的优劣、高低、等次，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时空位置差异导致的。这又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的社会行动能力出现差距。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某些社会成员或群体因其拥有的先赋地位或自致地位，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占有相对较多的资源。他们因而容易借助社会资源获得特定利益与达成行动目标。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或群体，由于自身占有社会资源量少或缺失社会资源，限制了社会行动能力，无法借助社会资源获得利益与实现行动目标，致使其现有境况更加恶化。而社会资源的匮乏使得他们失去了改变贫穷状态的能力。正是获取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缺乏。让原本就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或家庭雪上加霜，出现更加贫困的“马太效应”局面。
（三）社会资本缺乏能再生产和固化贫困
贫困具有再生产和固化的倾向。社会资本缺乏对于贫困的再生产最典型的是贫困文化的形成。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在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的作用。长时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况与生存状态经过无数代人口传身授的强化，成为贫困地区人们的一种心理暗示与心理状态；这种贫困文化通过限定人们的所思所虑塑造人的行为，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个体，极易受这种贫困文化的影响，最终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和再生产，并固化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三、社会资本与反贫困策略
社会资本的匮乏是贫困者丧失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原因，波茨认为各种背景下的社会资本通常具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主要关注使社会处于良好运转中的社会规则的执行；（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关注家庭对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内部的相互支持；（3）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较多地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阶梯上的流动以及企业家的成功。[1]这一理论论断为社会资本与反贫困工作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贫困群体和贫困社区正是因为处于社会结构系统的底层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末端，从而导致在实施改变自身状态行动上的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因此，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保障作用来提升贫困者的社会地位，延伸其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强他们的反贫困能力，最终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发展。
（一）培育家庭外的社会资本
在社会资本的解释框架下，我们发现陷入贫困境地的个体或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庭层面外的诸多社会资本的普遍匮乏。比如物质、教育、发展机会、权利等。而这种社会资源的缺失必然限制贫困者及家庭施行计划与行动的能力。因此，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上来。根据贫困者及家庭社会资本匮乏的现实，有针对性的给予贫困家庭相关帮助和社会资源的提供。其次，贫困个体和家庭也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中去，加强与社区、个人、政府和各种民间组织的联系。实现了彼此的认同与理解、合作与发展。
国家、地方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真正关注。修复了贫困者原已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缓解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二）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对人群做出自然或人为的类别区分。排斥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贫困群体由于被排除在许多的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之外，从而被剥夺和丧失了摆脱贫困、进行自我发展的机会，这种社会人为设置的“门槛”使得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缺乏越加严重。因此，消除有关社会排斥的机制对于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累积乃至摆脱贫困十分必要。
首先，政府方面在制定有关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利益和实际。社会政策既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也可以再造贫困(比如政策本身就是排斥之策、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等)。 [2]因此，政府应该提高消除具有社会排斥作用的社会政策的工作效率，比如加大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建立社会补偿机制等。
其次，应警惕和减少社会富人集团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对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提升其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减少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守的情况发生[3]。强势群体应积极主动的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三）建构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
贫困群体的个人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困难或者贫苦的生活状态时，不可能获得社会结构系统以及社区的有效帮助与扶持，进而陷入绝望无助的境地，加速了他们掉出社会安全网外的概率与可能性。所以必须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为贫困者建构一个多方参与、协作配合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一方面可以满足贫困者及其家庭的心理需求与现实需要，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全体成员来说，频繁而积极的成员互动可以增强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与成员间的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系统内部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维系社会组织自身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并且，社会支持网络作为社会安全网络的一种形式，对个体的社会行动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四、结语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贫困群体的规模有所增大，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贫困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怎样有效地治理贫困、消除贫困，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从社会资本的分析贫困产生机制和制定反贫困政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Portes："The 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American Prospect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New York:Russell Sage Portes A,Landolt ，1995
关键词：农村贫困大学生；地位；社会原因
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农村大学生的比例和人数也在快速增加，伴之而来的就是农村贫困生的交费难、就业难等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已经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学术界和教育界对此也多有研究和论述，但他们主要是从经济资源匮乏所引发的物质、心理和精神的问题来进行研究，却很少考虑到农村贫困生社会资源匮乏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特困生的难题，离不开对农村贫困生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深层剖析。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匮乏除了导致农村贫困生产生物质、心理和精神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源的匮乏还会影响到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平等。相对前者来说，后者从当前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研究教育不平等更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分层理论的涵义和作用
(一)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现象。
所谓社会分层，是指把社会成员按某种标准进行区分，并通过这种区分来观察社会结构的性质和特征。社会分层的实质，是指社会资源即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分配不均等等，而特定的社会分层状况是通过社会流动而形成的。
(二)法国学术院的院士皮埃尔·布迪厄的消费理论，是目前社会分层理论颇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
布迪厄对社会流动作了很强的假设，这个假设认为，社会是一个再生产的机器，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的再生产，父亲原来是哪个阶层，到了儿子，甚至孙子辈，大多还在哪个阶层。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后，社会结构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社会再生产的功能是很强的。表面上，大家是通过教育之类的东西进行自由竞争，但布迪厄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再生产机器，你是什么阶层，就决定了你进什么样的大学。上层家庭的子女比较容易受到好的教育，而好的教育又能使人获得比较好的地位。社会学研究社会分层，就是要掌握分层的规律。
(三)社会分层理论的作用。
社会分层研究对于制定有效的政策、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推动改革的发展是有着现实意义的。高流动率促进了公平的竞争，在全社会提高了效率。中国在古代搞科举制度，是把教育作为流动渠道，这是很优秀的制度，因而中国当时能超过其它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科教兴国，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级政府也强调优先发展教育，因此整个社会应该确立以教育作为流动的主渠道。教育的普及是保证社会公平的重要措施。
二、农村贫困生劣势地位形成的原因
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转型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社会阶层，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分层体制。农民阶层在这个社会大变迁中得到的实惠并不多。无疑，这个阶层和处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强势阶层相比，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资源相当匮乏，而这种匮乏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下一代子女的成长。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他们所在的社会阶层提供资源的限制，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以及将来择业和后续发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的不平等。
（一）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布迪厄认为，教育获得与其父亲的社会阶层特征和教育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社会环境因素特别是家庭因素影响到个人的教育获得。在这里体现的就是他们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升学机会上的不平等。具体如下：
1、高考前，他们所获得的教育投资是不平等的。从小学到高中，他们的学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无论是师资还是环境都无法与城市学生相比，这意味着农村大学生必须以较少的教育投资获得与城市大学生同等的智力产出（高考成绩）。
2、社会资源的匮乏导致信息资源的封闭，影响考生获取丰富的信息。报考志愿需要参考各方面的信息，主要是家长、老师的建议。但他们的父母是农民，知识文化观念的局限对信息灵敏度反映慢，不可能给子女提供好的建议。农村贫困生在社会关系网中也没有更多的信息资源。信息获取劣势导致他们填报志愿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3、经济资源匮乏导致农村大学生高考志愿的选择缺乏余地。热门专业、名牌院校的分数和学费往往高于一般学校和专业。有研究指出，录取到同一高校农村考生的平均分要高出城市考生20分。原因就在于农村贫困考生受到经济资源上的制约，即使有比较高的分数也往往倾向于报考一所考取机会大的学校。所谓的院校、专业选择反而是其次的。总而言之，嵌入在农民阶层的家庭，在经济、社会资源上的缺乏势必影响到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
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为了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在中学阶段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在学习上，丢掉了锻炼能力的机会。进入大学后，以前能力的缺乏所引发的问题开始显现。表现如下：
1、进入高校后，大多数农村大学生在必修课学习都非常刻苦，因为他们需要理想的成绩来显示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和父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他们中很少有人花钱辅修双学位，考资格证书更是很少有人问津。经济资源上的匮乏使他们在拓宽知识面方面望而却步。事实上，这些以外的学习课程往往可以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扩大知识面，所获得的学历证明同样有助于将来的就业竞争。
2、参与社会工作的能力不足。大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社会工作不仅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像社团组织管理、人际交往、语言表达、处理良好的人际关系等，而且还可以拓展自己的人际交际圈。这些对于将来走上社会的大学生来说都是很必要的。而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为了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努力学习却牺牲了培养这方面的机会。
3、应对人际关系的能力不足。人际交往不仅有助于锻炼个人的为人处世的能力，而且可以扩大个人的社会交际圈，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但是人际交往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它因素的干扰，有经济的，也有社会的，还有个人价值观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经济资源的缺乏，社会资源的匮乏、受性格原因和人际交往技巧的影响，使他们在培养自己的社会关系上存在诸多困难。
无论是从学业成绩、社会工作还是人际交往来说，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由于起点的不同和整体素质的差异，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中都存在诸多的不平等。面对这些不平等，他们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能赢得与别的同学同样的机会。
（三）择业竞争中的不平等。
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影响就业的因素主要有：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而这两方面，农村贫困生显然都不占优势。
1、人力资本的不足。个人能力是对人力资本的表述，包括个人所具备的知识、才干、技能和资历等。但对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说，唯一可以证明他们能力的便是“学历资本”，而人际交往、组织、策划管理能力的提高并不明显，并且“学历资本”也多是他们的主修课程（及所学专业），相对于那些有辅修双学位和考取各种资格证书的学生来说，他们并无优势可言。他们所处的这个农民阶层由于在前面两个阶段无法提供给他们充足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使得农村贫困大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和其他阶层的大学生相比，明显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如果说在校内的差异还不是很明显的话，那在就业过程中所表现的不平等则清晰起来。
2、社会资本的欠缺。社会资本指个人所拥有的网络关系以及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而资源可分为“信息”和“影响”。即个人从社会关系中获得资源的能力。进入大学的农村学生和来自城市的强势大学生相比，由于父辈和制度的原因使他们缺乏一种纵向的“社会资本”，在校期间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也并没有使他们获得更广泛的人际圈子；横向“社会资本”的缺乏使得信息资源的获取显得很匮乏。总之，纵向和横向资本的缺乏必然影响他们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四）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前三个环节的不平等无疑会导致农村大学生择业生涯发展的不平等。
1、首先由于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时未能考虑到社会的需求、个人的性格和爱好等因素。致使进入工作岗位后，很难用自己的优势能力参与职场竞争和事业的开拓。
2、由于在大学学习过程中未能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也在客观上影响到未来事业的发展。
3、农村大学生大多数是要依靠家庭举债或助学贷款的帮助才能完成学业。因此，毕业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地还清债务和助学贷款。为了还债，他们很难有魄力涉足那些风险大但收益高的领域，比如：自主创业或出国深造。
4、家庭负担的不平等。众所周知，城里大学生的父母大多数都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工作后的城市毕业生不仅无需用自己的工资资助父母，而且还享有父母更多的经济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帮助。而农村大学生不仅很难得到父母的帮助而且还需用本已不高的工资来赡养父母。如果能结合我国养老保险现状来分析，这种不平等就更加明显了。目前我国是用在职人员交纳的养老金来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工资。也就是说，农村大学毕业生要和城市毕业生一起交纳保险金，而这笔保险金最终是要用来支付给城市学生的父母的。而他们自己的父母却还要用自己本已不高的工资来赡养。
由此可见，教育不平等贯穿于教育机会、教育过程、教育结果和发展机会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又是紧密相连，环环相扣。一个阶段的顺利发展关系到下一个阶段。机会的不平等影响了过程的不平等，而过程的不平等又直接影响到就业的不平等。教育结果上的不平等关系到个人社会流动的方向和将来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分层体系的形成间接影响到他们后代的教育不平等。
三、思考和对策
社会分层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帮助政府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解决改革中存在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笔者运用社会分层理论对农村特困生的劣势地位做了系统的研究，其目的就在于要从根本上揭示出农村特困生劣势地位形成的原因，找出行之有效的对策。
（一）提高认知水平
过去，人们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工作的表面，却忽视了社会深层次原因的挖掘。当代中国市场转型产生的社会分层，体现的是不同经济体制转轨所引发的权力转移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流动。基于职业基础划分的社会分层越来越强调职业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而职业的基础来源于个人所受的教育。在中国，受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的影响，高等教育是一个潜在的社会地位。于是，对来自农村贫困大学生来说，保障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并享有和非贫困大学生同等的参与社会竞争能力，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关键。
（二）警惕“新读书无用论”的观念回归
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有强烈的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期望，这种期望就转移到自己子女身上。所以，在农村有很多的家长不辞辛苦积攒钱，就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消费。但很多人并未意识到，就业制度的改革已经打破了以前的“铁饭碗”。大学生毕业实行双向选择使得当前就业形势严峻。这里面不仅包含个人的原因，而且还有社会的原因。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在择业中遇到的困难，实质上是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当前社会处于不利地位。于是农村中的“新读书无用论”又开始回归。这其实是农民对就业制度改革的沮丧反映。因此，有关部门应该重视农村贫困生的就业。
（三）打破户籍壁垒
高等教育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社会的不平等。从制度设置来看，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离使得城乡户口在就业、教育、福利保障方面有很大的差别。教育资源分配上的差别往往使得农村学生要付出比城市学生更大的努力。因此，应尽快打破户籍壁垒。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对此已有表述，只不过，笔者希望力度更大一点、速度更快一点。
（四）加大特困生的帮扶力度
农村大学生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教育结果和发展机会方面已经承受了很多的不平等。这种状况作为社会深层次的症结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的改变。但众多农村特困生所面临的困难却容不得半点的耽误，这就需要学校、政府、社会对此应有足够的关注，特困生的帮扶力度应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助学贷款是国家用来帮扶特困生的主要措施，但目前依然有很多省份和高校的特困生还没有机会申请到助学贷款。助学贷款面临的尴尬应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对特困生帮扶过程中还有不少误区急需纠正。如：将助学贷款、减免学费、助学金的发放普遍与学生的成绩挂钩，将那些成绩平平，家庭条件又很差的学生完全排除在帮扶之外，而且这类学生的比例又不是少数，这样做合适吗？对农村特困生的帮扶急需政府扶持、专家参与、学校重视以及整个社会的关注。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以职业分类作为划分社会分层的依据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个人择业需要同时考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受教育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因此，保障高等教育的平等就显得至关重要。政府和教育界应该认识到资助高校贫困生不单单只是解决经济资源的匮乏，而且更应从社会平等的角度出发，在各个阶段采取措施保障他们各阶段的教育平等。
参考文献
[1]李强.变迁中的社会分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2.
一、将“农民工”与“贫困”相分离的的历史背景
第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反贫困政策，但其目标主要指向农村贫困，即“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企改革使得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构成了城市中生活困难人群的主体。但农民工群体显然不在这两种贫困所包含的范围之内。
第二，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不恰当地强调农民工流动的负面效应，如盲目流动、违法犯罪、抢城市人的“饭碗”、影响农业生产等，从而要对他们进行控制、规范、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生活状况的关注很难提到日程上。
第三，学界对贫困的理解多停留在经济层面上，如收入水平（设定贫困线）或在收入之外的物质层面上（住房、消费、公共服务等）。物质意义上的贫困难以理解农民工的贫困状态：如果按500元/月来计算的话，一位农民工一年的总收入为6000元，远远高于农村贫困线625元/年的标准，也不低于绝大多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
第四，国内一些研究也开始强调非物质方面的贫困，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人力资源方面贫困的强调，如健康状况、教育程度等。这种看待贫困的方式非常重要，但似乎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农民中的“优秀群体”———农民工是贫困的。实际上，这种理解贫困的方式与从经济意义上来理解贫困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强调单个个体的资源占有量。这是一种静态的“贫困观”。克服这种静态贫困观的通常方法是引入“相对贫困”概念，但这又会将对“贫困”的讨论扩展到“不平等”、“不公平”、“相对剥夺”、“社会分层”，从而使得“贫困”成为边缘性或依附性的概念。显然，这是目前对农民工的论述没有或不愿采取“贫困”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应将“贫困”概念引入对农民工的政策框架和相关研究领域
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上，消除贫困被列为大会宣言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大会报告中，贫困不仅仅被看作各种资源的缺乏，而且“社会岐视与社会排斥”也被作为贫困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从满足人的需要出发，那么该报告对“贫困”的理解更为全面，因为人的需求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而且还包括能力方面（自我实现）和社会方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农民工的贫困，就自然得多：正是因为农民工离开农村到了城市，才使其产生了社会方面的需求；正是因为农民工离开了农业，才使他们有了能力方面的需求（如技能培训）。当这些新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农民工就可能处于贫困状态。或者说，流动使得农民工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当这种不满足影响到他们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时，他们就处于贫困状态。这种理解农民工贫困的方式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不仅将农民工的物质与能力资源的拥有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之一，而且还将农民工受到的社会歧视与排斥也作为贫困的表现，即由此而带来的参与正常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二是这种理解贫困的方式是动态的。因为其不仅关注农民工目前的贫困状态，而且指出正是“流动”这个外部变量使得农民工落入一个贫困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意识到农民工的贫困状态，将会使得全社会在农民工的政策理念上进行重要调整，而这些调整对我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制定满足农民工实际需要的社会政策。在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的国民待遇的讨论中，将消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制度性不平等作为核心内容。这固然重要，但它没有看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是一个弱势群体。这种政策效果可能只会使得农民工群体中的少数精英得益，而大多数农民工只会在所谓的平等竞争中继续保持其“边缘地位”。但将农民工视为贫困群体的社会政策，将会看到农民工在教育、技能、就业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距，从而一方面提供适合于农民工需求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将努力改变其贫困状态，如进行能力建设（如培训、咨询等）、增加社会资源（如号召社会援助、鼓励服务农民工的组织等）。
对于农村贫困户的研究，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今后这些农村贫困家庭的成员是否有一定的能力去摆脱目前的贫困现状，也无法预测是否会将贫困再次传递给下一代，但是基于对二十户贫困户的实地调研以及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与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相关性高的因素。本文将基于社会排斥理论来分析探讨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
农村贫困家庭的贫苦状况的改善与摆脱，既可以看做是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割裂，也可以说是新的场域与惯习再生重构的过程。对贫困问题的认识，其实质是部分社会成员因缺乏资源而导致的社会剥夺②。农村的发展受到阻碍，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卫生水平低下，基础设施缺乏，因此80?的③农村人口长期摆脱不了贫困。显然，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对中国农村贫困的产生有着十分深远的负面影响。从社会排斥内涵来看，社会排斥理论强调贫困是被剥夺了经济机会所导致的，而造成被剥夺的因素在社会下层和穷人中不断再生产出来，贫困也因此发生代际传递④。因此，从社会排斥视角研究农村贫困代际能够从问题的根源入手，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进行研究探讨，有助于更全面的认识农村贫困代际问题产生的影响因素。
一、社会排斥的经济维度与贫困代际传递
从社会排斥的概念来看，社会排斥既是是一种被边缘化的机制与过程，由于各种原因，在国家、社会组织和社会利益集团等施动者的作用下，致使个人、群体等受动者不能公平地享受到应该而且能够享受的公民权益与国民待遇，导致他们能力削弱与机会丧失，以致处于边缘化困境的一种社会机制⑤。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一座座高楼耸起，越来越富裕，而农村却一直处于贫穷状态。城乡贫富差距的持续加大现象，追其深层原因，不得不分析社会排斥的经济维度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在工业化过程中，国家一方面对农民实行高积累政策，另一方面不断压缩农业的投资比例⑥，从而导致农业收益下降，农村发展严重受阻。这些政策措施给农村造成的经济排斥带来直接后果就是农村的长期贫困落后，城乡差距逐渐扩大，社会贫富悬殊急剧扩张。当前时期，现代化程度迅速发展，大量农民开始选择进程务工，但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再次剥夺了农民非农的就业机会，他们只能从事一些最底层的工作，微薄的收入和户籍制度的限制，致使其子女依旧无法拥有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甚至被留守在农村，缺失父母的关爱，从而引发一系列生理、心里、学习等方面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调查中也有所发现。比如，M家，这是一个三代大家庭，奶奶今年78岁，独自一人在农村照看8岁的孙子小华，小华的父母全都在西安打工。据小华的奶奶说，孙子今年上一年级，其父母在他三岁的时候就一直在外打工，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本来想等孙子上了小学接去西安读书，但是高额的借读费和严格的户籍限制，最终还是让这个家庭放弃了这个想法，只能让小华继续在镇上的小学读书。由于小华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对小华的关心很少，致使小华性格孤僻，很少和同学老师交流，学习成绩也不好。
对M一家而言，虽然夫妻两个人都进程务工，但是微薄的收入根本没有明显改善这个家庭的贫困状况，儿子小华依旧无法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甚至还成为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最基本的心理需求都被剥夺。这对于一个孩子的未来成长，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二、社会排斥的福利制度与贫困代际传递
一直以来，国家和社会都认为，农民可以依靠土地和家庭保障实现自身的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的低保比不上城市低保重要和紧迫。国家长期实行一系列政策优先发展城市，忽视了农村的具体制度如户籍制度、养老制度、住宅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等的建设，把全国80?以上的农民因户籍原因排斥在了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之外⑦。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规模的圈地热随之而来，大量农地被征用为建设用地，失地农民数量急剧增加。在农转非的过程中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本身，还丧失了一系列的权益和权利。失地农民失去了土地，当不了农民，也无法与市民一样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因此，失地农民面临着极大的社会风险，尤其是那些贫困地区的农民。
除了无法实现对农民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外，我国当前针对贫困农民家庭的扶贫政策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中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把传统的分散救济式扶贫方式彻底改变为开发式扶贫方式⑧。事实上，这种扶贫方式虽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受益的却不是向贫困农民，而是地方的强势群体和地方政府的各部门。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除了对20户贫困家庭进行调查访谈，我们还对享受扶贫政策的“非贫困户”进行了调研。如B家，经济条件在村里算中上等家庭，夫妻俩之前一直在苏州打工，后来通过哥哥（本村的支书）帮忙得到了地方政府扶持养猪政策的项目名额，于是决定回村创业，办了养猪场，目前这个养猪场固定资产大约在100万左右，流动资产在70-80万左右，当时创业投入资金大约在15万。据了解，村里真正贫困的家庭每年的平均收入大约在3500元左右，勉强可以维持家里的日常生活，即使得到了这个扶贫项目的名额也根本没有能力和资金创办养猪场。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的扶贫政策过度弱化了救济式扶贫的作用，忽视了真正贫困群体的实际利益。扶贫资源被有关系的“能人”用来发家致富，导致越富裕的家庭资本积累越多，越是真正贫困的家庭越没有能力摆脱贫困。
三、社会排斥的社会资源与贫困代际传递
对于每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来说，贫困不仅仅指物质贫困，更是一种持续的生活困境，靠贫困农民个人或家庭的努力，在短时期内难以摆脱。据统计，我国有6000多万残疾人，其中80?生活在农村，30?为农村贫困残疾人⑨。这一特殊群体而言，获取社会资源最主要的途径是通过亲属、邻居和农村社区。这里的社会资源主要包括物质、精神以及其他多方面的支持。
通过调研这20户农村贫困家庭发现，这些家庭获得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物质方面仅仅是从政府获得的低保金，只能暂缓温饱问题。而且他们获知的就业信息也较少，调查发现，村里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都是通过亲戚、老乡介绍，才有机会出去打工的，但是对于一些贫困家庭的年轻人仍然在家务农，究其原因，主要是自己家庭的社会资源少，社会关系单一，外加贫困家庭的子女一般受教育程度低，因此获取进程务工的途径少，机会少。例如W家庭，共有三口人，夫妻两人现已经60多岁，由于无法生育，收养了一个女儿，今年刚满16周岁。据了解，W家基本上算是村里最穷的人家，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差，女儿成绩也不好，所以女儿未上完小学就已经辍学在家。W家没有什么亲戚，在村里很少与人们来往，甚至与邻居也不怎么交往，而且w家的父亲担心女儿一人外出打工不安全，也不愿意让女儿去城里找工作，所以现在一家三口目前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种地和低保金。由此可以看出，贫困家庭由于没有可以与他人进行交换的社会资源，担心给别人添麻烦或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的心理原因导致他们有意识疏远了社会关系，从而制约了他们与外界的沟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因此也降低了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
四、社会排斥的文化教育与贫困代际传递
教育历来是促进社会阶层间合理流动的进阶，同时也是贫困家庭打破贫困代际链最直接且最有效的途径。知识的能力对一个人或家庭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而我国农村居民历来在教育上所遭遇的社会排斥尤为显著，导致了他们知识的能力的欠缺，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这是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深层次原因和根源所在。在知识改变命运的今天，对于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农民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他们摆脱贫困，提高社会地位最直接的办法。然而农村孩子在受教育方面大多数时候是受社会排斥的。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孩子因家庭贫困无法支付高额的学习而早早辍学，难以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或因不合理的高校招生制度而与大学无缘；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高额学费让考上了大学的孩子家庭陷入选择性贫困当中，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排斥。这种排斥阻碍了农村居民自身文化素质和知识能力的提高，致使贫困代际延续问题尤为突出。
在调研的二十户农村贫困家庭中，不乏存在由于贫困使子女无法接受完整义务教育的现象。其中，最为普遍的现象是，这些贫困家庭的子女都在镇上的中学读书而且大部分学习成绩较差，因此在读初中三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就基本上都在老师的劝说下去读技校了。在这个大学教育普及扩张的时代里，学历低的人很难谋取一份稳定的工作，更不要说初中文凭都没有的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他们没有资本投入和高水平的职业技能，不得不进入地段就业成为新一代低收入群体，面对他们的无疑是持续贫困的生活。因此，教育的不公平时最大的群体歧视和影响最深远的社会不公平，最终会影响到社会的均衡发展和持续发展⑩。
五、结论与思考
农村贫困代际穿的发生并非必然，基于社会排斥理论视角的研究发现，影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有：社会网络资源贫乏、社会排斥的经济纬度、福利制度以及文化教育这几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强化了农村贫困代际的传递。针对这些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消除对农村贫困家庭社会排斥带来的不利因素，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链条，对农村反贫困工作具有深刻的意义。
然而，切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链条并非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往往一项体制的改革需要很长的时期才能完成。因此，针对此问题，找准切入点是关键，循环渐进，从致使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源出发，解决各种对农村贫困家庭，尤其是其子女的不公平对待问题。首先，在影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中，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政策不公平是当务之急。将切实保障农村贫困子女受教育权利公平化作为切入点，把义务教育普及到每一个地方，尤其是经济较为贫困较为不发达的地区，实现教育的公平化。通过政策鼓励来宏观调控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其次，国家应该建立起切实可行的助学信贷制度，让寒门学子无障碍的接受高等教育，而不会因高额的学费错失上大学的机会。除此之外，国家和社会还应该给予农村贫困家庭更广泛的政策性支持，从而为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在强有力的社会资源的形成形成上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尽快打破代际贫困的链条。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注解：
① 李晓明.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评述[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16（2）：75.
② 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78.
③ 康涛陈斐：”关于我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6.
④ 许小玲，魏荣：”社会排斥与弱势群体：一个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载《前沿》，2012（11）.
⑤ 银平均：《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13.
⑥ 杨涛，施国：”庆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综述”，《社会学研究》，2006（7）.
⑦ 同⑤.
⑧ 银平均：《社会排斥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113.
一、将“农民工”与“贫困”相分离的的历史背景
第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反贫困政策，但其目标主要指向农村贫困，即“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企改革使得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构成了城市中生活困难人群的主体。但农民工群体显然不在这两种贫困所包含的范围之内。
第二，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不恰当地强调农民工流动的负面效应，如盲目流动、违法犯罪、抢城市人的“饭碗”、影响农业生产等，从而要对他们进行控制、规范、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生活状况的关注很难提到日程上。
第三，学界对贫困的理解多停留在经济层面上，如收入水平（设定贫困线）或在收入之外的物质层面上（住房、消费、公共服务等）。物质意义上的贫困难以理解农民工的贫困状态：如果按500元/月来计算的话，一位农民工一年的总收入为6000元，远远高于农村贫困线625元/年的标准，也不低于绝大多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
第四，国内一些研究也开始强调非物质方面的贫困，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人力资源方面贫困的强调，如健康状况、教育程度等。这种看待贫困的方式非常重要，但似乎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农民中的“优秀群体”———农民工是贫困的。实际上，这种理解贫困的方式与从经济意义上来理解贫困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强调单个个体的资源占有量。这是一种静态的“贫困观”。克服这种静态贫困观的通常方法是引入“相对贫困”概念，但这又会将对“贫困”的讨论扩展到“不平等”、“不公平”、“相对剥夺”、“社会分层”，从而使得“贫困”成为边缘性或依附性的概念。显然，这是目前对农民工的论述没有或不愿采取“贫困”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应将“贫困”概念引入对农民工的政策框架和相关研究领域
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上，消除贫困被列为大会宣言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大会报告中，贫困不仅仅被看作各种资源的缺乏，而且“社会岐视与社会排斥”也被作为贫困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从满足人的需要出发，那么该报告对“贫困”的理解更为全面，因为人的需求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而且还包括能力方面（自我实现）和社会方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农民工的贫困，就自然得多：正是因为农民工离开农村到了城市，才使其产生了社会方面的需求；正是因为农民工离开了农业，才使他们有了能力方面的需求（如技能培训）。当这些新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农民工就可能处于贫困状态。或者说，流动使得农民工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当这种不满足影响到他们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时，他们就处于贫困状态。这种理解农民工贫困的方式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不仅将农民工的物质与能力资源的拥有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之一，而且还将农民工受到的社会歧视与排斥也作为贫困的表现，即由此而带来的参与正常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二是这种理解贫困的方式是动态的。因为其不仅关注农民工目前的贫困状态，而且指出正是“流动”这个外部变量使得农民工落入一个贫困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意识到农民工的贫困状态，将会使得全社会在农民工的政策理念上进行重要调整，而这些调整对我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制定满足农民工实际需要的社会政策。在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的国民待遇的讨论中，将消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制度性不平等作为核心内容。这固然重要，但它没有看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是一个弱势群体。这种政策效果可能只会使得农民工群体中的少数精英得益，而大多数农民工只会在所谓的平等竞争中继续保持其“边缘地位”。但将农民工视为贫困群体的社会政策，将会看到农民工在教育、技能、就业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距，从而一方面提供适合于农民工需求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将努力改变其贫困状态，如进行能力建设（如培训、咨询等）、增加社会资源（如号召社会援助、鼓励服务农民工的组织等）。
面对我国新的任务新的要求，针对目前社会结构的特点，充分发挥思想教育社会调解功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具有现实意义。在社会当中，由于社会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造成了各个社会成员所占有资源存在普遍的差异。社会学家将地质学中原指“不同地质构造的层面”的“分层”一词套用于此，故而形成了社会分层这一理论。即将社会成员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和等级的过程与现象。本文从社会分层角度对思想教育的社会调解功能加以分析。
一、李强教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概述
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学者往往会向着新的社会结构变化。在此，笔者比较赞同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的观点。李强社会分层理论是基于经济收入来划分的。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方法，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的职业数据计算，发现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整体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形”。目前中国社会存在一类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又拥有众多人数的巨大群体。该群体内部的社会状况高度一致，即为倒丁字的那一横。同时，中国还拥有人数不多而且社会经济地位多层化的一系列的群体，累叠起来即为倒丁字的那一竖。这无疑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危险的社会结构。
1.“金字塔”或“倒丁字”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
在“金字塔”社会结构中，极少数处于社会经济地位顶层者在极力维护自身固有利益的同时也在尽力扩大自己的利益。随着上位者的利益扩大，使得基层的下位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处于中层的社会成员及处于基层的人数众多的下位贫困者为了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则会想尽办法往金字塔顶端钻。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底层越大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会越大。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比“金字塔”结构更尖锐的“倒丁字”结构，巨大的社会经济底层人数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存在明显的潜在危机，更易发生难以调节的社会冲突。“金字塔”结构或是“倒丁字”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典型负面影响是使大部分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社会成员中极少数人的手上。直接导致不同社会成员因其所在的社会层面不同，所拥有的获取社会资源自然而然的不同，造成富者更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长时间的积累不仅使得社会分层化愈来愈重，即从“金字塔”社会结构发展成更加不平衡的“倒丁字”社会结构。而且，随着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处于劣势者的生活状况会愈来愈差，从而负面情绪不断的积累，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
2.“纺锤形”社会结构的科学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相较于“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纺锤形”则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下，一支拥有庞大数量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社会能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该群体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差异性不大，同时亦可以满足其自身的生活要求，使得成员之间的矛盾甚微，融合性强。相较于下位者，中位者拥有一个较为满足的生活状况同时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维护意识。所以，在面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时，他们会普遍持有保守态度，会更倾向于理性选择。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这一层次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稳定性。当这一阶层变为社会的主体时，发生矛盾冲突的概率会变得特别低，这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是极具有积极作用。无疑是我国当今社会形式向“纺锤形”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当下畸形的社会结构正常化应具备的条件
现下国内无法办到使下层等级的人群对于他们目前的地位特征达到认同的程度，而直接导致上层阶层成员利用其自身的权力与地位对不安于现状的下层人群强力镇压，其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可持续的方法。这无疑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僵硬，最终达到无法调节的地步。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不合理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向科学合理的“纺锤形”发展。要使中国社会结构往“纺锤形”方向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现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形”向“纺锤形”转换是中国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针对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成功转化为“纺锤形”社会结构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至少要满足三点。
第一，积极发展中国经济。在当下这种社会成员间的社会资源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矛盾愈发激化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基础。只有使社会总体资源得到保证，使得人均所得的社会资源普遍升高，从而下层者可以满足生活基本需求，才能实现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问题，还能实现下层者向中层流动的可能性。
第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及社会成员与外部的正常有序的状态。社会是由众多的个体的集合体，个体的行为对于整体的影响是必须由强硬的社会制度和规定来规范的。社会的稳定性关乎国家的法律是否可以具有有效性，国家的成员是否可以履行自身的义务和责任。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稳定性是实现社会发展前提。这两点也是政府管理部门所负责的首要任务。
第三，为保证利益可以往下流动，利益的向下流动是实现“纺锤形”社会结构的核心步骤。在社会资源充沛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若不能实现利益向下流动只能使上层者聚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下层者还是保持着糟糕的生活状态，下层者的“仇恨”心理只会更加严重，反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只有实现利益的向下流动才能保证下层社会成员得到足够的社会资源，进一步向中层发展，减少下层贫困社会成员的数量，使人们渐渐向中层涌动，最终达到“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这也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做到的，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纺锤形社会结构中的调节功能
如何使社会下层人群接受现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上层人积极配合社会结构向正确方向改变的工作，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团结安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第一，通过上文所述，不难看出稳定下层人群的情绪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达的第一目标。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极不合理性使得大量社会下层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远远不及极少上层人群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由于中国现如今的总体社会资源不足，引出了下层人群不满情绪的根源所在，即为下层社会成员难以维持基本的物质生活。长此以来，大量存在的贫困人群会大大消减国家的凝聚力。与此同时，贫困人群由于长期的消极态度所致，难免会发生不理性并危害到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使社会秩序难以统一管理。所以当务之急即为建设完善的健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制度。在满足他们基础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为该群体提供如最低保障制度、农村扶贫脱困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制度等保障条例。实现让下层人群的生活质量向中层人群靠拢，提高这类人群的社会兴奋感，安抚他们的消极情绪，达到缓和社会阶层矛盾增大社会稳定性的目的。
第二，在保证下层群众安定的同时，也要动员他们积极争取其自身利益。为了使下层群众思想达到积极争取的这一高度，首先要使他们了解上层人群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增进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引导下层群众对于收入分配的差异性和现在所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进而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保证上层群众与下层群众相互了解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下层社会成员的思想素质。凝聚弱势社会阶层内部思想，提高这一社会阶层的影响力，从而为争取利益下流奠定基础。召集此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共同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自身的利益，集体向执政团体发出呼吁，引起社会全体成员的重视。此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要让该阶层的人群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其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动员这一阶层人民接受教育，通过提到自身的素质修养，丰富思考角度来提高自身的价值。以知识为武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现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得到质的改变。着重强调争取途径的合法性，避免由于下层群众通过不理性的争取途径而导致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第三，通过思想教育使上层人可以学会割舍利益，达到利益向下流行的效果。这不仅需要政府推出强有力的相关政策，使上层社会人群的思想上由被动转化为主动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前者而言，国家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规范分配标准，在达到基本的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实现公正，公平的二次分配。将上层群众的资源与利益通过规范的分配秩序流向下层人民，进而减少上下阶层的收入差距，充分合理地利用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之中的资源财富分配。通过法律确立相关制度无疑是使社会资源向低收入人群流动，减小社会收入两极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对于上层人群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极其必要的，如若可以起到使富人们主动将利益割舍给贫困人民的效果，这不但可以使社会资源均一化进程加快也能有效地缓和了社会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偏见与矛盾。相关部门应大力开展相关的思想改革，弘扬社会慈善事业的伟大高尚意义，培养上层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多开展相关的慈善活动，并要适当地奖励以与社会名誉相关的奖励。由上可知，公平公正的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与相应的慈善活动是缩小社会资源不合理分配和经济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3)能力发展的视角。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5年间,对贫困的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1981年的贫困定义相比,《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加入了能力因素,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又在“能力贫困”的定义之中,加进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涵义,意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受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同时“还意味着面临许多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和被迫失学等)的可能性。”而对能力贫困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森关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贫困视角的提出,把对贫困性质的认识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并且“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败。”当然,这种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完全否认将低收入视为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的传统观点,同时还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生活质量改善,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在于,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了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强化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解释。
将现有文献关于贫困的概念归纳起来,CDP(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在对欠发达国家2006年的回顾和总结中认为,贫困包含三方面要素: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缺乏以及经济上的脆弱性(“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2006)。应该说,这个概括虽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乏所导致的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融入到贫困概念的框架之中,已经比较贴近现代文明对贫困的认识和解释了,但仍有其不足,也就是欠缺社会资本的视角。在一个日益开放或转型的社会中,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能够用社会资本分析工具加以解释并给出政策取向;同时,社会资本的弱化对知识贫困、人文贫困乃至收入贫困都有正相关性(有关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采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度视角导出的贫困概念,不仅包含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还包含边缘性贫困,就是指因缺乏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包括组织、网络、信任、合作、参与、声望、地位等),而在匿名社会里可能遭受歧视、排挤、打击而陷入社会边缘的贫困状态。结合三种“资本结构”的维度来看待贫困,兴许给出的答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读现代社会贫困,也符合人类社会认知贫困的思想演变趋势。
二、从发展角度看“资本”概念的演进: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从认识发展的角度看,人们对资本这个通过一定的行为能够带来更多回报的资源有着不断深入、递进的认识过程。人们最早关注的是物质资源(自然资源),强调货币资本的积累,以推动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创造;但后来发现仅仅从人们拥有的物质资料和经济要素并不能全部解释其所获得的回报,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技术,并且较为看重人力资源开发,强调人力资本的投资,指出个人的知识、技能、所受教育程度,乃至身体健康水平都会产生追加的经济价值从而增加回报,但局限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仍然不能完整地解释所获取的全部回报;因此,再到后来人们认识到除了个人(组织)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在行动中还可以借助与使用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以获得更多利益回报及其便利,并可能节省为此目的而投入的物质与人力资本的数量。因而以网络、信任、合作、信息、共享、互惠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源仍然能够给人们提供便利、增加回报,体现出资本的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社会资源之所以能够构成资本,是因为它能替代某些资源,也就是说,它能节省没有它而必须付出更多的资源。尽管人们在获取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时会因人而异,然而这些资源一旦以资本形式存在都会以“义务――期望”的社会逻辑发挥“赊欠――回报”的投资机制作用。而这种投资的特征在于,一是体现在它存在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二是它能够给社会资本拥有者带来增殖,是无形资产(这里所谓的“增殖”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看,一方面是创造新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当社会学家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时候,资本家族又添加了新的一员。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等于为以上的理论框架增加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即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
由此可见,人们一直致力于探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源,从最早关注物质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等),到后来看重技术资本(技术资源:技术的改造和创新),再到后来关注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劳动力的管理与开发)和文化资本(文化价值观念及制度元素),直到近年来又将研究目光聚焦于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资源:社会结构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反映了人们对于促成发展的资本要素的认识越来越全面深刻,而这种认识也为人们探讨反贫困的路径提供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方案。
三、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及其反贫困功能
通过前文对贫困认知的简单回顾,可以发现,从资本结构的三个基本的维度――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出发,来解读和治理贫困问题是适当而必要的。
1、物质资本维度
无偿或低偿地赋予贫困者以一定的物质资本(包括技术资本),为这些贫困人口跳出贫困陷阱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这也正是迈克尔・谢若登提出为有劳动力的穷人建立“资产账户”的意义。由于贫困者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他们逐渐丧失了一种重要的自立意识,并且逐渐习惯了现有的状况。如果仅仅将这些人群纳入低保的范围,就很难打破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从而也谈不上使他们跳出贫困的陷阱了。使贫困人群拥有物质资本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可以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的心态,树立起较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自强的信念;另一方面,一定的物质资本赋予贫困者一个较为平等的创业起点,保证了已脱贫者拥有持续脱贫的潜力和可持续生计的物质基础,不至于因为自身的无助和物质的极度匮乏而再次陷入贫困。
2、人力资本维度
对贫困者进行充分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一种重要的反贫困策略。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就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遭到挫折的结果,因此人的素质的改进对于反贫困战略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所谓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是通过对人力资源一定的开发性投入(货币、资本或实物),使人力资源质量及数量指标均有所改善,并且这种改善最终反映为劳动能力提高、劳动产出增加以及健康水平提高的一种投资行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是多方面的,关于这些,舒尔茨等人提出了通过教育支出、职业培训支出、劳动力流动和迁徙支出、保健营养支出等,作为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投资要素。通过必要的人力资本的培养,贫困人群就可以重新获得被剥夺了的“基本可行能力”,从而为他们的长久脱贫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在我国反贫困政策选择中,对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大学毕业就业困难学生的技能培训、创业支持,职业指导、求职介绍将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
3、社会资本维度
虽然业已存在的种种论据表明社会资本的内在作用机制可能恰好也是贫困产生和反贫困困难的原因所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证明了社会资本对增长、公平和缓解贫困等发展成果的作用(格鲁特厄特,1996)。组织和制度可以为特定的贫困人口提供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的机制和平台,进而推动了贫困人口的反贫困进程。例如共享信息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信息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组织和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贫困人口而言,信息的获得渠道较少,对信息的准确性和正确性缺乏判断能力,对信息的利用能力更是有限(即使知道一个极好的投资机会也会由于资本金的缺乏而放弃)。相关社会资本的构建将有助于向贫困人口传播充分和正确的信息,整合扶贫资源,提高其配置和使用效益,从而推动其脱贫进程。
其实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支持性的网络关系,即社会网络资本。通过它人们可以减少达到目的的成本。对于寻求保障的贫困者而言,社会资本的意义体现在:它可以转化为贫困者所需要的帮助,减少他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这样也就相当于让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障。而社会资本发挥保障功能的空间主要是非正式支持网络和自然支持网络的涵盖领域,其中包括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社区共同体中包含的支持关系以及与非营利机构(主要指民间组织)建立的信任和支持关系所涉及的领域。贫困者社会资本发挥自助保障功能的方式是多样的,如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的精神保障作用,有支持关系的网络成员所握有的某些物品提供给需求者的行为所产生的物质保障作用,社会资源的转借起到的支持和保障作用,成员在网络之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对提高群体决策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方面的作用等等。这也正是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斗争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