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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在我国发展战略中的定位。现在我们的区域政策是根据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这一总体战略制定和实施的,但要实施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区域政策,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或者缩小区域政策实施的空间单兀。
关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目的。就是根据我国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三个客观因素,在统筹考虑未来的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市化格局的基础上,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据此引导开发方向,规范开发秩序,管制开发强度,调整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主体功能清晰、发展导向明确、开发秩序规范、开发强度适当,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关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意义和作用。一是坚持以人为本谋发展的根本要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是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的均等化,而是要使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民享有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二是促进人口与经济合理分布,在少数发展经济条件较好和适宜人居的区域形成人口和经济密集区,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哪些区域要重点开发,哪些区域要控制开发,哪些区域不应开发,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三是从根本上保护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要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的水土资源、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明确哪些区域必须以保护自然生态为主体功能,明确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开发强度,引导人口和经济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区域集聚。四是加强和改善区域调控的重要措施。就是要区别对待、分类引导,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定位,提出不同的发展要求,配套实施更细致、更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增强区域调控的有效性。
关键词:洞口方言 个体量词 重叠形式 语法功能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量词有其常用的重叠形式,张旺熹(2006)曾提到过量词句法重叠有AA式、一AA式和一A一A式三种常见形式。在洞口方言中,个体量词的重叠形式较为多样,有“AA(唧)”式、“大A大A”式、“一A一A”式、“A把A唧”式、“A哪A各”式、“A把两A”式等。本文以较常见的个体量词为例来对洞口方言个体量词的重叠形式及其语法功能进行描写。
一、“AA(唧)”式
洞口方言中“AA”式这种重叠方式与普通话中的量词重叠形式相同,重叠使用的量词都是单音节的自然量词,个体量词大多可以进入此形式。如“把把、个个、只只、朵朵、件件”等。两者不仅在形式上相同,在语法意义和用法上也基本一致,即量词本身不能单独做句子成分,其重叠式可在句中作主语和定语。如:
(1)(个个)扯盒我一下翻呱了,冇看倒么支笔1。
普通话:每一个抽屉我都翻了,没看见那支笔。
(2)止咯衣服件件下是新咯。
普通话:他的衣服件件都是新的。
“AA”式在句中与表示总括的范围副词“下”(相当于普通话中的“都”)配合使用,含“周遍”义,可用来表达“所有的”或“每一”的意思,强调所陈述的全部对象无一遗漏,使得整个句子的语意显得更加肯定。
在普通话中,“AA”式可以与数词“一”相结合,如:一个个、一只只、一颗颗、一根根等。但在洞口方言中,只有“个个”和“只只”可以进入“一AA”式。其它的个体量词不能进入此重叠式,若前面带数词,格式后必须加上“的”,否则量词便不可重叠,可以说“一件件的衣服”和“件件衣服”,但不能说“一件件衣服”。
在洞口方言中“AA”式后面常加表音词缀“唧”,这种形式在普通话中不存在,不过在湖南各地方言中较为常用。如:
(3)我放在柜子高厚咯么几本书,本本唧绰虫蛀呱。
普通话:我放在柜子上面的那几本书,每一本被虫子蛀了。
(4)餐餐唧下呷冇好。
普通话:每一餐都吃得不好。
“AA唧”式在句中只可作主语,其表意功能和“AA”式一样,不过“AA唧”重叠式的强调意味更强,主观色彩更浓。
二、“大A大A”式
在重叠的每一个量词前加上形容词“大”,与“AA(唧)”式一样,表示“全、满、整个”等周遍意义,但其程度更深,有极尽夸张的语用效果。如“大口大口、大把大把、大坨大坨、大块大块”,不过,洞口方言中能进入这一重叠形式的个体量词较少,大多数个体量词不能这样重叠,如“个、条、只”等。
“大A大A”式在句中可以做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如:
(5)嗨把嗨把用不完。
普通话:大把大把用不完。
(6)尽恩屋滴各钱嗨把嗨把。
普通话:他们家里的钱大把大把。
(7)钱有嗨把嗨把。
普通话:钱有大把大把。
(8)尽恩屋滴有(嗨把嗨把)各钱。
普通话:他们家里有大把大把的钱。
(9)[嗨把嗨把]咯放台古党啷装。
普通话:大把大把地往袋子里面装。
三、“一A一A”式
这类量词重叠形式中一般隐含着三种含义,一种是表动作上的反复性,有“一A再一A”的意思,如:
(10)尔咯子嘎一只一只各去捉,要捉好多次哦。
普通话:你这样一只再一只地去抓,要抓很多次呢。
一种是表时间上的连续性,有“一A接着一A”的意思,如:
(11)嗨斯一件一件各改,应该改滴完。
普通话:大家一件接着一件地改,应该改得完。
还有一种表顺序上的逐一性,相当于“逐A逐A”,如:
(12)话要一句一句各港,冇要做一下港。
普通话:话要一句一句地说,不要并到一起说。
可以进入这类量词重叠形式的个体量词有“一张一张、一只一只、一个一个、一件一件、一朵一朵、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等,它们在句中可以作主语、定语、状语。如:
(13)一朵一朵匝落来。
普通话:一朵一朵摘下来。
(14)(一个一个)咯苹果下放到盘子党啷摆好。
普通话:一个一个的苹果都放在盘子里摆好。
(15)衣服[一件一件]各穿。
普通话:衣服一件一件地穿。
四、“A哪A各”式
“A哪A各”式是洞口方言中很具特色的一种量词重叠形式,大部分个体量词都能进入这一格式,如“个哪个各、块哪块各、件哪件各”等。格式中的“哪”有把前A所指事物和后A所指事物分开的意思,表数量上的分指,其中的“各”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地”。此格式所表达的意义,近似于“一A一A”式。如:
(16)尔唧个哪个各进去担东西。
普通话:你们一个一个地进去拿东西。
“A哪A各”式可以充当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多种句子成分,如:
(17)个哪个各放在锅落上摆好。
普通话:一个一个地放在角落里摆好。
(18)咯恩各菇朵朵哪朵各。
普通话:这里的蘑菇一朵朵的。
(19)咯糖是粒哪粒各,怕冇丝蛮好捡。
普通话:这糖是一粒粒的,恐怕不是很好捡。
(20)(床哪床各)铺盖下弄湿呱。
普通话:一床床的杯子都弄湿了。
(21)把么滴砖[块哪块各]磅过来。
普通话:把那些砖一块一块地搬过来。
五、“A把A唧”式
“A把A唧”式也是洞口方言中很具特色的重叠形式中的一种,在洞口方言中用来表示数量少之意,它表示出现的事物或者产生的现象在所指的范围之内存在是种偶然,在生活中是不常出现的。这种重叠形式在洞口方言中也用得较为普遍,如:
(22)则有个把个唧过呱。
普通话:只有一两个过了。
(23)止有件把件唧衣服啜呱。
普通话:他有一两件衣服丢了。
除此之外,还有“本把本唧、只把只唧、条把条唧、根把根唧、块把块唧、坨把坨唧”等,大部分个体量词都能进入这一格式。此格式在句中可作主语、宾语、定语。如:
(24)根把根唧坏呱。
普通话:偶尔有一根坏了。
(25)尔各事我晓得件把件唧。
普通话:你的事我知道一点点。
(26)(只把只)鸡唧飞出去呱。
普通话:偶尔有一只鸡飞出去。
此格式在做定语时,名词位于“唧”之前,构成“A把AN唧”格式。另外还有一种类似于普通话中表少量义的非重叠形式“A把(唧)”,与“A把A唧”式的用法和意义基本一致,只是当其修饰名词在句中作定语时,名词不需要用在“唧”之前。如:
(27)根把唧坏呱。
(28)尔各事我晓得件把唧。
(29)(只把唧)鸡飞出去呱。
六、“A把两A”式
洞口方言重叠形式中除了“A把A唧”可以用来表示“少量、个别”的意思之外,“A把两A”也是洞口方言中用以表少量义的一种重叠形式,相当于“一A或两A”。凡是能进入“A把A唧”式的个体量词都能进入此格式,如“本把本唧、坨把坨唧”可以说成“本把两本、坨把两坨”。
但“A把两A”式与“A把A唧”式在用法上有所不同,“A把两A”式不可单用,其后须接名词,一般在句子中充当定语成分。而“A把A唧”式中带“唧”,有语气停顿之意,可单用,在句中充当主语的情况较多,若后接名词,名词位于“唧”之前。“A把两A”式除在句中作定语外,也可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成分。如:
(30)(坨把两坨)肥皂一下哧用完呱了。
普通话:一两坨肥皂一下就用完了。
(31)个把两个顶么个用。
普通话:一两个能顶什么用。
(32)止担呱块把两块。
普通话:他拿了一两块。
七、结语
综上所述,洞口方言中的个体量词与普通话相比,二者之间在组合方式和句法功能上存在着形式、语义和用法的多重交叉,但洞口方言个体量词有着较为丰富的重叠形式,这些不同类型的量词重叠式在其组合形式和句法功能以及语义语用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作用。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在这里就只对洞口方言个体量词的重叠形式以及其句法功能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描写。
(课题编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泛用量词的类型学研究2010106020501M90
课题组成员:韩敏杰 丁姣 付逸杰 刘慧 贺凤秀 曾懿)
注释:
[1]每个例子中的句子成分用符号进行标记:主语用“=”,谓语用“—”,宾语用“”,定语用“()”,状语用“[ ]”,补语用“〈 〉”。
参考文献:
[1]伯纳德?科姆里[美](沈家煊译).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M]. 华夏出版,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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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锦芳.汉藏语系量词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5]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年
[6]徐杰.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年
[7]张旺熹.汉语句法的认知结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8]张兴良.湖南宁乡方言个体量词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创伤骨折多突然发生,患者毫无思想准备,损伤部位的功能障碍、社会角色、环境、生活习惯改变等,导致一系列负性心理,患者担心活动影响骨折的愈后,往往固定一个,保持功能位依从性差,依从性通常是指患者或干预对象对规定执行的医疗护理或科研的实验措施接受和服从的客观行为和程度[1],如果为了依从性差的患者保持功能位,给予患者佩戴功能位外固定器的话,可引起不良结果。有文献报道,所有矫形器在应用中均存在副作用,如废用性肌萎缩与肌无力、关节挛缩等[2]。因此,患者自行保持下肢功能位而非佩戴功能位外固定器对下肢骨折患者尤为重要,由于患者的负性心理,害怕术后保持功能位引起患肢的疼痛增加,害怕术后保持功能位对骨折不利于恢复,因此对自行保持下肢功能位的依从性差,为了消除患者对创伤的负性心理,及早提高其对保持功能位的依从性,促进患者早日功能康复,自2013年1月起,我们采用个体化健康教育对下肢骨折术后患者保持功能位依从性进行探讨,取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2013年1月一2O14年6月在我科住院的下肢骨折手术病人110例,其中股骨骨折28例,胫腓骨骨折36例,股骨粗隆间骨折16例,踝关节骨折30例,男63例,女47例;年龄21岁~51岁;将110例病人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病人的年龄、文化程度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下肢骨折术后患者,护士给予患者患肢舒适功能,并在床旁指导患者保持患肢功能位的方法及重要性,执行完毕后,完成相关护理记录,并做依从性评价。两组患者均接受骨科常规护理,指导患者保持患肢功能位。
1.2.2观察组在此基础上根据患者心理状况及对疾病相关知识理解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并指导患者患肢股四头肌等长收缩,足踝关节的背伸和跖屈功能活动。同时给予患者心理干预内容包括: (1)放松疗法:要善于为患者疏导及减压,分管责任护士应引导患者说出内心的感受及痛苦,护士应认真倾听,使患者的不良情绪全部发泄出来,激发患者勇敢面对现实。指导患者进行放松技巧(如深呼吸、慢节律呼吸等)。(2)分散疗法:可用视觉分散法如看幽默的小说杂志、看关于坚强类的电视及电影,读小说;听力分散法如听音乐、听故事;触觉分散法如轻轻按摩伤口周围的皮肤。根据不同患者选择适合个人的方式。(3)社会支持疗法:医护人员要积极做好家属、亲朋好友、单位要好同事的配合工作,让他们积极主动配合做好患者心理治疗和生活护理,使患者处于较好的社会和谐范围之中,保持良好心境配合治疗。
1.2.3 分管护士以一对一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同时与其家属认真沟通,请家属协助。
1.2.4 做好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根据科室制定的健康教育表的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骨折方面的知识,利用健康教育画册、图片等给患者提供自我保持功能位的重要性和康复的信息,使患者家属掌握相关的功能位的知识,增加自我护理能力。每次给予患者行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后对患者的掌握程度进行评价,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反复进行,直到患者掌握。
1.3 评价标准及方法
1.3.1 依从性评定
参照有关文献资料,自行设计保持功能位依从性单次和综合评价标准。单次评价标准和分值:根据患者的级别护理,护理人员巡视患者是否保持功位的次数进行评定,分完全依从(护理人员巡视患者时,每天保持功位90%以上),分值5分;部分依从(护理人员巡视患者时,每天保持功位60%以上,90%以下),分值3分;不依从(护理人员巡视患者时,每天保持功位20%以以下),分值0分。
1.3.2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12检验,P
2.结果
两组患者保持功能位的依从性比较,观察组患者较对照组患者具有更好的依从性,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摘要:通过厘清“形式对等”、“功能对等”来分析诗歌翻译中使用译者主体性的必要性,进而探求诗歌翻译策略, 其中作者进行了翻译实践与例证。
关键词:形式对等;功能对等;译者主体性;译语读者
一、“形式对等”与“功能对等”
(一)定义
尤金・奈达提出“形式对等”,即“译者要让译语中的信息尽量与原语中的各种因素吻合”,而“功能对等”则主张“译语读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应当与原语读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相同”。
“形式对等”相当于“异化”。若译者想从形式到内容上忠实于原文,需要增加注释。如成语“东施效鼙”直译异化为“Tung shih imitates Hsi Shih”需要加注释,否则译语读者不知道“东施”“西施”何许人也。
“功能对等”不用译语信息与原语信息吻合,只追求对等的效果,相当于“归化”。如郭沫若把 Thomas Nash的Spring中的 “Spring, sweet spring, is the year’s pleasant king. ”翻译成“春, 甘美之春, 一年中之尧舜。” 其中把“pleasant king”译成“尧舜”就是一种文化上的归化,熟知中国文化的读者对于“尧舜”的情感必然是“pleasant”的。同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依照“功能对等”原则,我们只要翻译成“A loss may turn out to be a gain”就足以让英语读者觉得简单明了,而不必译出“塞翁” 再加注了。
(二)争议
多年来中国的文学翻译大致以归化为主,后受西方翻译理论启发,和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频繁,异化翻译法开始螺旋式上升,和鲁迅等异化派的不同在于“异化翻译法的核心,就是尽量传译原文的异质因素”。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以异化为主导。
德国批评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从民族主义出发,主张翻译采用异化,认为这样才能利用外语充实德国语言和文化的目标,而归化的翻译方法会使其更闭塞。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和鲁迅都坚持认为异化翻译的译语读者是“受过教育的”可以控制民族文化,可以通过社会精英来改变主流价值观,进而推进社会发展进程。
二、译者主体性
玄奘最早明确主张“直译”,目的是为了保证译文准确无误。直译与意译,指的是翻译的表达方式。保留源语结构、形式的叫直译。不保留源语结构形式的叫意译。从读者角度,直译省时、费力,意译省力、省时,而意译之所以易阅读,里面包含了译者的更多时间和心血。
同一原文,译者是直译,意译,不是译者的翻译风格或者习惯,而是一种选择、方法和策略,应该是和能力无关的。
郭建中提出翻译时要考虑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以及读者对象。
翻译的技巧,很大程度上在于重新排列信息的技巧,源语的信息的侧重不同,导致不同的信息传递的效果。
翻译本质上是“变”,“从语言符号的转换, 到翻译策略的选择, 无不体现翻译变的本质属性。翻译之变受制于多种因素: 文本性质、读者对象、翻译目的、审美价值、时代变化、译者性别和个性差异等等。(周领顺2007:123)
三、诗歌翻译的译者主体选择
(一)用韵与“形式对等”
阿瑟・韦理 (Arthur Waley) 认为:“韵脚的限制必然损及语言的活力,必然损及译文的信度,如果一个译者用了韵,就不可能不因声损义”
王守义(1989:166)认为“中国诗词英译方面过于强调诗歌形式和语言形式的忠实,严重束缚了中国古诗英译的发展。”(王守义1989:167)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王守义、诺佛尔译:
Suit woven of gold thread
Friend take my advice
don’t worry about a gold Cthreaded suit
listen to me my friend
make the best of your spring days
go for the best of the flowers
when everything is in bloom
don’t wait until the blossoms have fallen
what good will a branch do you then
p析:《金缕衣》旨在劝人珍惜记取青春时光,不要贪惜金缕衣。此处,“君”不是指“君子”,是指对方。笔者灵光一闪,使用honey“亲密体”。 “gold clothes”和“golden youth” “care less” 和”cherish more” 对仗工整。
柳译:
Oh, honey, care less about your gold clothes,
Oh, honey, cherish more of your golden youth.
Pick the flowers when they are in blossom,
Do not wait until no flowers are on branches.
(二)重复与“形式对等”
李白《长相思》
微霜凄凄簟仓寒
关键词:高职院校;地方传统产业转型;产学研合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27-0033-04
地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将是我国产业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经济的转型也将是一个延续较长的进程。产学研合作作为服务地方传统产业转型的主要模式之一,各个层次的高校都可以采用,而相比高职院校,本科院校更受青睐。如此,高职院校在地方传统产业转型中,如何依靠自身的比较优势,找准定位,以发挥自身最大的辐射效应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因此,秉承优势,采取错位发展战略,提供紧密型服务,是高职院校服务地方传统产业转型应坚守的基本准则。不过,在探讨服务地方传统产业转型的高职产学研合作这一命题时,需首先厘清以下三个问题:即服务对象的现状如何,服务主体如何定位,以及服务过程中的功能选择问题等。
一、对象:地方传统产业转型的两种形式
地方传统产业的转型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其转型模式呈现多元化的态势[1],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
(一)“技术升级”为主的渐进式转型模式
第一种形式是地方传统产业生产的产品不变,只是着力于采用高新技术附加进生产过程当中,来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改善产品的生产流程及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这种改变属于渐进式转型路径,是以“技术升级”为主的模式,这也是当前地方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主要采取的形式。在地方传统产业的渐进式转型模式中,相应企业的转型目标是改变已有的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向精细化生产、高科技融入转变,以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高职院校的产学研参与方式是以培养适应地方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的高技能人才,需要根据产业的技术调整来相应革新自身的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设置方面做出适应性调整,尤其是在实训设备上需要与企业的生产设备革新同步。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高职院校必须深入企业展开调研,与企业在实训室的建设上采取共建合作的方式,校企共同开发课程、重新设计教学流程。
(二)“产品转型”为主的突变式转型模式
第二种形式是地方传统产业的生产领域及其产品已经完全改变了,即原来属于地方传统产业的企业基本抛弃了其相应的领域转而生产另一种产品,重新开辟另一市场,这种改变属于突变式转型路径,是以“产品转型”为主的模式。这一模式出现在两个极端:一是地方传统产业的龙头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模式,其不仅保持原有的传统产业的基本产品,同时向其它领域进军,进行“分头突围、分散经营”;二是地方传统产业的中小企业“腾笼换鸟”战术,因其规模小、经营方式更为灵活,在生产的产品领域拥有较为自由的转换度,因而能够完全抛弃原来的经营领域,转向另一个全新的产品范围。当然,不论是龙头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还是中小企业的转换经营战略,其基本方向是从原来的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传统产品领域转向以采用高新技术、生产潮流产品的战略新兴产业,正好契合的是当前高职院校在适应高新技术推动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反而在适应地方传统产业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较少的改变,双方的吻合程度更高,相应地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不用做出太大的调整。
二、主体:政府、企业、学校三主体的作用发挥
高职产学研合作中,政府、企业、学校是当前三个主体,科研院所的参与性有限,主体之间的作用如何发挥、发挥效应如何决定着产学研合作平台的运作成败。当然,这三个主体之中,高职院校显然要扮演中心枢纽的角色。
(一)摆脱“政府依赖”心理
在高职产学研合作中,政府起到的作用几乎是关键性的。如从当前运作比较成熟的高职产学研模式来说,一种是政校共建公共实训基地的模式,基地主要布局在学校内部,构成了高职院校日常教学的一个部分[2]。其基本采取的是地方政府和所在学校在出资方面的1:1的配套模式,离开了政府的财政支持这种最为典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几乎就无法顺利运转;另一种是政校企共建产学研合作基地模式,基地主要布局在块状经济核心区,属于辟址另建,构成了产业集群的一个部分[3]。其基本采取的是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与学校三方在土地、资金方面的分摊,当然政府在出资与土地优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换句话说,当前的高职产学研合作中地方政府已有“过度参与”之嫌,反衬学校和行业企业的主动性、自主性不足,如此产生了一种“政府依赖”心理。但从产学研的运作机理来看,政府的过度参与并非是一种健全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因为政府的支持是不稳定的,它会随着政策的转变及其主政者的视野转移而产生断续,会带来强支持主导力量的非延续性。如此也带来了地方政府强力参与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建设可能会出现初期大热到中期趋冷、后期不了了之的现象。这对于高职院校的产学研合作来说当然并非好事,一定程度上也是行业产业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不大热情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高职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真正的主体应是学校和企业双方,政府所起的作用是给予政策支持并赋予相应优惠政策,在财政支持上保持延续性。
(二)刺激企业参与热情
高职产学研合作中,企业为何并不热心?不论是传统的校企合作,还是当前的产学研合作,估计最为薄弱的主体当属企业了。这其中吊诡的逻辑是,高职产学研合作的落脚点及其目标指向就是企业,但是反而是企业在整个产学研合作的链条中最不积极。何以如此?一定程度上来说,企业对学校的信心不足是一个主要制约因素。企业的行为带有天然的自利性和利益指向,如果高职产学研合作并不能给企业本身带来直接的利益,而只是让企业在其中充当“花瓶”,自然其积极性会不够。而在长期的校企合作或者产学研合作中,因形式主义作祟,企业不幸长期被当做“花瓶”使用[4]。同时,对于企业真正存在的技术瓶颈,高校却不一定能够解决,这种能力不足的刻板印象也会影响到企业参与的主动性。一言以蔽之,提高企业参与热情的“终南捷径”就是产学研合作能够真正解决企业的问题,为企业带来直接的利益。
(三)发挥高职院校的纽带和主体作用
产学研合作缘起于高校,是高等教育第三大职能:“社会服务”的主要实现途径,构成了高校联结社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站”的一个主要运作模式,产学研三方或政产学研四方中,真正的纽带是高校本身。同时,高职院校的产学研合作在针对企业的服务方面体现得更为直接,那么高职院校应该要起到的作用就是政府和企业双方的粘合剂,对于政府在于“促”,即督促其对产学研合作平台的关注和投入保持持续性,并落实相应的政策安排;对于企业在于“拉”,拉近与企业的关系,形成校企联合体,达到产教融合的目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政府也不应过于依赖,因为产学研合作运作成功的关键是学校方能够提供何种有价值的输出成果,而不是仅仅维持一个平台的象征性存在;对于企业来说,“拉郎配”不会有持久性,真正能够笼络住企业的心的措施在于学校能够提供企业需要的人才、能够参与进企业关键性的技术改革进程当中。如此,高职院校自身的改革活力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显得尤为重要。
三、功能: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及其侧重选择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四大职能,在服务地方传统产业转型这一命题下,高职院校将可以通过高技能人才培养、技术服务与产业文化传承创新等具体途径来参与。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几种职能或途径之间应如何准确定位并做出侧重性选择,方可发挥出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的最大效益。
(一)基于地方传统产业转型需求的高职产学研定位
基于高职院校传统优势发挥及其错位竞争战略实施的考虑,高职院校服务地方传统产业转型应定位于三个层面:
1.适切性高技能人才培养。高职院校素来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与行业企业的联系也最为密切,其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在于,能够为地方传统产业转型提供具备适切性的高技能人才。地方传统产业在转型过程中,技术和人力资本构成最为关键的两个转型要素,尤其在产品升级和技术更新过程中的一线技术技能型人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高职院校应首先以服务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目标,发挥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优势,提升一批紧密对接地方传统产业的专业群,为地方传统产业培养输送一大批急需的新型技能人才,为全面提升地方传统企业的技能从业者的总体素质贡献力量。
2.直接的产品研发与技术服务。在科学研究方面,高职院校的比较优势在于因其“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模式的推行,高职院校与产业界一直保持频繁的互动与密切的合作关系,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者最了解企业的技术服务需求,且针对企业的科研服务途径最为多元化。因此,高职院校应以教师下企业锻炼,参与企业技术与产品更新,以科技指导员队伍建设等提供常规化的技术服务。
3.参与地方传统产业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相比于人才培养、技术服务等途径,参与地方传统产业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也许高职院校更具优势。因为这一领域,本科院校基本上不参与,而高职院校素有融合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传统,如此对于地方传统产业的文化转型的参与显得更为水到渠成。高职院校应以专业文化建设、文化传承基地、常规的文化活动开展等手段来广泛参与到地方传统产业的文化转型工作中,并借此机会形成融汇产业文化的新型校园文化形态。
(二)产学研三大功能的侧重选择
尽管高职院校从来没有脱离开产学研合作教育,但与其说是产学研合作,不如说是产学合作、产教融合,当前产学研合作的主体仍然是本科院校。同时,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在产学研的合作方面仍然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本科院校的产学研合作的核心竞争力是“研”的因素,即本科院校的科研输出是产学研合作的主要纽带;而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的核心竞争力却是“学”,也就是人才培养和高技能人才输出,“研”正好是高职院校最为薄弱的环节。因此,高职院校在服务地方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需要把握住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找准自身的定位。
1.对地方传统产业来说,不论其采用的是渐进式转型模式还是突变式转型模式,对能够适应这种转型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仍是最迫切的。但也不得不承认,新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并不大,主体还是对企业原有员工的在职培训和技能提升。所以,在人才培养方面,高职院校不应一味地强调新型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同时要关注企业的技术培训需求。或者说,参与地方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的在职员工的再教育和技术培训显得比培养新的高技能人才更为迫切,这一形势高职院校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通过几年的观测,我们也看到,尽管地方传统产业一直在强调转型,并且传统产业也的确在做很大的改变,但是一些关联传统产业的专业如纺织、黄酒等的人才需求量并没有出现线性增长现象,倒是培训的需求在激增。
2.地方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多通过采用新型设备的方式,其成套型的技术更新实际上已经完成,而成套技术的研发基本能够参与的是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很难插得上手。那么高职院校在地方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中,主要所能起的作用是修补功用和局部的改进,此类技术研发工作本科院校一般不会参与,因其强应用性指向也难有作为,正好高职院校可以填补这个空挡。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不应好高骛远,能够切切实实地解决问题――哪怕是一个小问题就是王道,就能因此获得企业的信任,这种技术服务的常规渠道就能够建立起来,否则高职院校在地方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于科研一项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3.对地方传统产业的文化转型而言,高职院校尽管具有参与优势(因为不是本科院校的重点),但其实质的参与性却比较有限。一是除了那些流传甚久、绵延百年的老产业之外,地方传统产业尽管得名为“传统”,但多数并没有多少传统文化的影子,对于那些年轻的中小企业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在面对地方传统产业文化转型方面,高职院校其实经常面临无从下嘴的尴尬。但是不论是否传统产业,地方的企业都有一些企业文化存在,因此多数时候有关地方传统产业的文化转型其实被置换为对企业文化的参与,同时多数并非是参与“改造”,而是参与“建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化存在于人身上,对于企业而言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就存在于企业的经营者和普通员工身上,因此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及其对企业在职员工的再教育同时也是对地方传统产业的文化影响方式。
四、结论
在地方传统产业转型领域,其颠覆性的变革需求并没有全面地出现,适应性的、微调型的以高新技术的应用及其产品的创新等形态出现的变革在当前处于主流地位,如此则给高职院校参与地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应有的空间和地位。素有“跨界”之功能的高职教育完全可以通过其专注的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来适应地方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的新技术应用,其着力的技术服务和新技术应用与改造的主流应用型科研方式,为高职院校参与企业转型过程中的技术应用和流程改造提供了直接的适应。相应地高职院校与产业界通过组建产学研合作组织或职教联盟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合作关系,进而逐渐消解职业教育的跨界障碍[5]。
不过,相比常规化的产教融合中的校企合作形式,产学研合作中因糅合了“研”的因素出现了突出的“创新”意识,其本质就是政校企三方的协同创新。正如陈劲所指出的,“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 、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6]其基本的实现途径就是产学研合作。那么通过产学研合作来实现协同创新的目的,政校企三方需通过组织协同进而形成战略同盟关系,需要深入整合产学研各方的优势资源,达到引导外部需求和刺激内生动力之间的平衡,进而满足政校企各方特别是实现产业界的吁求目标[7]。
参考文献:
[1]刘宁宁,沈大伟,宋言.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国内研究综述[J].商业时代,2013(34):109-111.
[2]王良春.政校合作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探索与实践[J].职业技术教育,2007(19):26-28.
[3]苏志刚,郑卫东,贺剑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机制策略创新研究――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院园融合”育人模式探索[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5):147-151.
[4]丁金昌,童卫军.关于高职教育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再认识[J].高等教育研究,2008(6):49-55.
[5]崔永华,张旭翔.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J].教育发展研究,2010(17):43-46.
德育目标是德育活动预先设定的结果和德育活动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德育活动所要生成或培养的品格规格。我国的德育目标以理性为主导,致力于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培养。这样的德育目标过于理想化,超越了现实生活,脱离社会生活实际和学生思想品德的实际。虽然我国自古便强调“圣贤”和“君子”的培养。但古语有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上下中华五千年,有谁可以称为无过的“圣贤”。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本身充满了矛盾,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情感,在一生中难免会有犯错的时候。“圣贤”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这样的目标是如此的不显示。
二、德育方法僵硬,知性不一
德育方法很多,但知性化的德育内容,使德育工作者专注于道德知识的教学,认为道德与科学知识一样是可以像自然知识来“教学”和“学习”的。尤其是实践中,相当多的教师仍以说服教育法为主要方法,使德育流于单向传递既定的价值准则,宣扬道德知识。
三、解决的方案
1.德育功能人本化
就像上文所说,德育的功能主要有二,一为社会性功能,一为个体性功能。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德育的这两个功能。个体性功能为其本体功能,而社会性功能则为其衍生功能。个体功能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性功能的发挥,而社会性功能的实现也要以个体性功能的发挥为中介。这就要求我们我们在实施德育的工程中,关注个体功能的发挥,实现德育对个体的生存、发展和享用功能,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习者理解个体生活的目的、价值和意义,培养学习者完整的精神生活,健全的人格,培养出符合当前社会需求、能顺应当前时代潮流的人才,进而实现德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社会功能。
2.德育目标现实化
我们在制定目标的时候既要高于现实,又一定要扎根与现实,不能脱离现实。制定德育目标也是一样的,要具有一定的理想性,要向人们表明什么是至善,以便使人们能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但更重要的是,道德目标应有现实性,应更多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3.德育内容生活化
“知识是美德的必要前提,而知识本身不是目的”。所以,我们的德育内容要走出知性化的窠臼,走向生活世界,构筑丰富多彩的内容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求学网委员会提出的求学网的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与发展”给我们指明了生活化的德育内容的方向:一是对学生健康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以及合理的消费方式的引导,引导学生学会生存;二是对学生积极的学习生活和和谐的交往生活的指导,引导他们明确学习目标,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而且教给他们人际交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和锻炼他们的交往能力;三是引导学生适当参与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生活,而且这部分内容要“生活化”,即尽可能地与学生生活相联系,可以设计各种活动,使学生能在活动中掌握有关原理,为未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切忌教条化、说教化;四是对学生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的关注。
4.德育影响合力化
论文摘要:随着国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与全面实施,长期以来一直在针对性、实效性、科学性等方面普遍较差的中小学的德育课程改革也进入了新的建设时期。在新课程背景下,德育目标定位、内容选择、德育方法及德育评价等方面都应进行全面改革。
随着国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小学的德育课程也进入了新的建设时期。课程改革要求新课程的培养目标既符合素质教育的思想又体现时代的要求,这使我们明确意识到在培养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同样是~大基本任务,而且它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完善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品德素质,促进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促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是中小学德育的根本目标。可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的德育工作一直在针对性、实效性、科学性等方面普遍较差,尤其是德育工作脱离学生实际、脱离社会实际、脱离学校课程设计等诸多问题
一、当前我国德育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按照国家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和要求,结合德育实际,目前,我国德育课程在目标定位、课程内容及实施方法等方面存在问题。
(一)德育课程目标定位不准。
长期以来我国德育课程是在社会本位理念和模式指导下建立的,课程目标过多地服从于政治需要和社会需要,过于强调社会本位、工具价值和外在目标,忽视甚至否定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个性发展需要。德育目标在规格内容上过于抽象化、理想化,缺乏普遍的示范性和可操作性,难以与现实社会相衔接,在实施过程中容易使德育过程流于表面和形式,变成空洞的说教和被动的接受,以致失去了德育的现实意义。目标设置没有考虑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规律,没有从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特点出发,缺乏层次性和递进性。
(二)德育课程内容脱离实际。
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给德育带来的教育环境、教育对象等诸多层面的迅速变化相比,德育课程改革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开放,使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现阶段我们的德育内容没有充分反映社会变革所引发的道德观念的更新,有的内容过于陈旧,而适应社会发展的某些新的道德观念又没有适时得到宣传,致使德育课程脱离实际和社会现实而缺乏应有的可接受性。
此外.德育课程过于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缺乏生活教育和情感教育,与学生的实际生活严重脱节。德育课程属于政治需要,忽视受教育者个体发展和个性的需求,社会需要什么,德育就抓什么,德育在功能上更多地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对学生成长发展中遇到的学习、择业、交友等具体问题关注不够,致使德育远离学生。德育内容所蕴含的道德规范基本上是以一种绝对真理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把道德规范等同于学科知识的传授。
(三)德育课程实施方法单一。
就教学而言,在课堂组织上单向灌输较多,缺乏应有的交流、讨论,即使有讨论,也是为了得出既定的道德结论,而不是为了学生道德认知、道德自省能力的提高。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方法实际匕是一种“暴力式”传递方式,是德育人性化缺失的重要表现。而且学校德育较少给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即使有实践活动也只是蜻蜓点水,以点代面,导致道德实践活动走向形式主义,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也是德育教学实效性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新课程背景下德育课程改革的建议和策略
(一)在德育目标定位上,应切实体现政治、思想、道德、心理健康教育的统一。
德育课程要体现德育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体发展需要的有机结合。德育的社会价值主要指德育要传授国家的、民族的核心价值,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国家需要。所谓个体价值,是指个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个人的品格素质得到培养和提高。德育的社会价值包含了个体价值,但社会价值不能代替个人价值。以往的德育课程过分强调社会价值,对个体道德的自主、自由和生命价值的尊严以及自我利益的正当性等进行抑制和铲除。这种缺乏自主与自律的道德理念不可能培养个体真正的道德品行。因此,新课程在德育目标定位上围绕四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政治教育是关于政治意识、政治观念、政治立场的教育;思想教育主要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道德教育是关于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教育,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道德-认识、高尚的道德情感、坚强的道德意志和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心理健康教育目的在于对学生进行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性格、气质、兴趣和能力教育,培养学生具有适应环境、承受挫折、自我调控理素质。这四个方面各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互为条件,相互制约,构成了德育的统一体。其中政治教育是方向,思想教育是灵魂,道德教育是核心,心理教育是基础,四个方面不可割裂,更不能互相取代。过去在中的德育课程中,更多地强调了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而对道德和心理健康方面有所忽略。新的德育课程改革应更好地考虑这个问题,如挫折教育、成长教育、社会认知教育、自我认识教育等。所有这些教育,都从高层次的政治教育回到初始层次,将政治、思想、道德、心理教育在整体匕统一起来,与以前相比,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德性的整体化发展。
(二)在内容选择上,应重视德育生活课程资源的开发。
道德与道德教育既源于生活,又为了生活。此意义上说,道德教育应回归生活。然而,道德教育应回归什么样的生活昵?只能是学生真实的道德生活。当前的适德教育之所以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就在于它没有回归真正生活一学生的真实道德生活。相反,体现在德育课程资源和德育课堂教学中的道德生活大多是成人生活或虚构的儿童生活,而非儿童亲历的真实生活;即使是与儿童的生活经验相关的一些事件,也是过时的而非现实生活事件。这样的道德生活仍然是抽象的生活,它以理想的生活形态为基础,培养的是学生的道德理性能力,通常难以使学生身临其境地产生道德冲突与反思;它外在于儿童的生活经验,选择的道德事件是儿童非亲历亲为、可亲可感的,通常难以调动学生的道德冲动与需要。其根本原因在于,虚构或虚拟的道德生活场景、事件,不能关涉学生切身的利害冲突,它“不管多么复杂或者多么逼真,都具有‘游戏的’性质或‘戏剧的’性质,不与受教育者的切身利益相关联”,故而“不能引发真实的道德冲突,并导致真实的道德行为”。而立足于儿童的生活原型或适合其生活经验的那些生动、活泼、真实的道德事件、冲突与场景,由于与其切实的利益关系相涉,故能吸引学生的道德兴趣省思与判断,借助于师生、生生的对话与讨论,真实的道德生活事件就可以引发学生的道德需要、热晴及具体的道德行为,因为“真实的道德问题有明确的道德行为方而的要求,对人的切身利益提出明确的挑战,所以蕴含直接的道德教育的价值”,“而虚拟问题并不向人们提出道德行为的要求,也不提供实现道德行为的环境和条件”。真实的道德生活流露出、折射着学生自在而真实的德性。由此,学校德育课程生活资源的设计与开发,就必须以学生真实的道德生活为出发点。
道德内在于生活,又通向人的关好生活;反过来,生活涵泳着人的德性,启迪着人的道德觉解。道德教育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寻到根基,且这种生活只能是儿童真实的道德生活,就此而言,学校道德教育的真正基础在于真实的道德生活,因为“有意义的生活不能从生活之外、之上的某种道德赋予,不能从理性秩序中去寻找,而是要帮助儿童自己去打开生活这本大书,从儿童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生活的意义,去发现生活中的种种关好事物,去过一种好的生活”。对于儿童来说,儿童自己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立足于此的道德教育才是真实的道德教育。离开了儿童的真实生活,道德教育就会流于抽象、孤独和虚妄,就会耽于机械、形式和虚假如此,学校德育课程生活资源的设计与开发,就应尽可能以儿童的真实道德生活为卞要资源和参照,将现实的社会生活转化为贴近儿童直接生活经验的事件,引导其从中自卞地发现真善关,自然地流露出对道德的亲近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