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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宋朝；高丽；海路；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78-04
一、宋代中韩海路交流路线与形成原因
宋代与高丽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与民间关系，官方往来与民间往来全部通过海路进行。北宋时期，两国的海上交通线逐渐由北南移，出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
北宋前期，即元丰年（1074）以前，宋与高丽的往来航线基本上采用传统的北路航线，山东半岛为基地，中心港是登州（今山东蓬莱市）和密州板桥镇（今山东省胶东）。即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向东直航，横渡北部黄海，抵达朝鲜半岛西岸的瓮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瓮津）。另一个出海口，从密州板桥镇起航，出胶州湾，东渡黄海，直航朝鲜半岛西海岸。而高丽往来宋则从礼成港起航，在山东半岛的密州或登州登陆，再陆行至汴京（开封）。
然而，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间，宋与高丽的海上航线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改途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远契丹”。当时，宋与辽处于南北朝对立局面中，且辽占攻势，宋居守势。考虑到登州、密州濒临辽境，发往高丽的船舶易受到攻击。于是宋元丰三年（1080），宋朝政府下令，凡“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从此，北宋前往高丽的使臣，皆由明州（今宁波市）定海县出发，越东海、黄海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到礼成港口岸，再陆行至开京。高丽人渡海到明州，再入运河北上至宋汴京。至此，南路航线便成为宋朝与高丽往来的主要海上通道。南路路程比较险远，不大容易往来，但如能利用季节风，也能快速到达。根据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宣和使团从明州港出发，到达礼成港共计28天，回程时，自礼成港发舟，返回定海县，“凡海道四十二日”。回程较去程多用14天，是因夏季，多逆风，因而比去程顺风要困难地多。
宋代海上通路发达与特殊的历史背景、造船、航海技术、宋商密不可分。
第一，宋代由于与辽的对峙，宋丽的往来只能利用海路，宋代海路已成为重要对外交通路线。北宋期间，因契丹（辽国）雄峙于中国东北地区，阻断了宋朝与高丽之间的陆路交通，宋朝前期主要利用北方的海路，后期主要利用的是南方的海路。大多数的高丽求法僧都是从海路往来的，他们搭乘的或是国使官船，或是公私贸易的商船。
第二，宋达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是宋丽海路文化交流的保障。宋代造船业无论是规模还是制作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当时已造出万石以上的大船。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曾在明州造两艘巨舰，“一曰凌虚致远安济，次曰灵飞顺济，皆为神舟”，人称“万斛船”，此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①此外，宋代航海人也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航海技术，尤其是指南针的发明及其应用，为宋丽间的海路交通创造了客观条件。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就明确记述了船在大洋航行时，“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入夜举火，八舟皆应”。②这表明北宋末年指南针已在航海中广泛应用。
第三，由于陆路交通的阻隔，宋丽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一定层面上受到了限制，但宋商不顾交通不便，不怕艰难险阻，频繁往来于宋丽之间进行贸易活动，即使官方断绝外交关系的年代，海路仍有宋商往来。
二、海路文化交流内容
1.佛教交流
高丽王朝建立之后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政策，高丽“国人好佛法”，仅“开成府有寺七十于区”。③宋朝建立以后修复寺院，皇宫内召集天下高僧，赐以紫衣，并遣僧侣去西域求法。由于宋朝皇帝的礼遇和重视，宋朝佛教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高丽为了发展本国的佛法，经常派使节请求宋朝赐佛教经典。宋太宗端拱二年（989），赠与高丽《大藏经》一部。淳化二年（991），高丽使韩彦恭转达高丽国王王治“求印本佛”的请求，宋太宗不仅赐以《藏经》，而且又赐以御制《秘藏诠》、《逍遥游》、《莲花心轮》。天禧三年（1019），高丽遣使者崔元信等入宋贡布求佛经，真宗则下诏“赐经还布”。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又特许高丽使者收买《大藏经》、《华严经》等佛教经典。④
高丽入宋求法的僧人之中，义通、谛观、义天最为出名。义通（927-988），俗姓尹，字惟远，王族出身，晋天福年间（936-947）末渡海入华，受学于螺溪义寂，为义寂首座弟子。义通留螺溪约二十年左右，名声大作，想以此教传于故国，于是于乾德间告别师友，准备渡海归国。值此之际，太师钱惟治就之请问心要，请为戒师，住持明州（今宁波）传教院，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赐宝云禅院，故称“宝云大师”。太宗端拱元年（988）十月二十一日，义通卒于住寺，终年六十二岁。有关文献资料供20多篇，南宋天台僧人宗晓把它汇编成册，题名为《宝云振祖集》。义通著述丰硕，天台学造诣甚深，于宝云禅院敷扬教观整20年，被尊为中国天台宗十六祖，对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义通在四名宝云禅院弘法，使天台宗盛传四明，他的弟子甚多，其中知礼被尊为天台宗十七祖。
谛观是五代末、北宋初入华的高丽高僧，宋建隆元年（960）入华，至螺溪义寂处参学，历10年而后坐亡。谛观入华，与吴越国国王钱弘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吴越王传》所载，宋朝初年，经过唐武宗年间的会昌灭佛运动和唐末五代时期战乱的双重打击，中国天台宗所传典籍散佚甚多。宋建隆元年（960），素奉佛法的吴越王钱弘派遣使者前往高丽、日本求取天台宗典籍，其中，前往高丽的使者带去了钱弘的亲笔书信及五十种宝物，高丽王派遣谛观入华奉献教乘。谛观入华后，至义寂所居之螺溪定慧院就学。他所带来的全部天台宗教藏“悉付于师教之门”，⑤使这里成了天台教中兴的基地。《佛祖统记》载，谛观“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故其卒年当在开宝二年或三年（969或970）。⑥
谛观就学于螺溪义寂期间，曾制《天台四教仪》一部，该书深入浅出、简明易懂，深受僧俗的欢迎，人们把它喻为“台教之关钥”、“大为初学发蒙之助”。⑦在天台宗中兴中，谛观无疑居于第一功。
义天（1055-1101），于宋元丰八年（1085）四月，乘宋人林宁商船从贞州渡宋。入宋之后，宣宗命元景及大师慧宣、道邻三人追踪入宋。主客员外郎杨杰陪同，求学于杭州华严座净源门下。
义天又拜谒了慈辩大师，受传天台教观。回国路上，再谒净源大师，净源以香炉和佛尘相赠，也赠诗一首，诗曰：“青炉佛资谈柄同陟莲台五十年。今日皆传东海国，焚挥说法度人天。”⑧寄托了对义天的殷切期望。义天又到灵隐寺拜谒南山宗律学大师元照，元照为之演说律宗纲要，并授菩萨戒。⑨之后又去五台山，于智者大师肉身塔前发誓：“他日还乡尽命传扬”。⑩
1086年5月20日，义天搭乘本国朝贺使船自定海乘船回国，至29日抵达本国礼成江。回国后，义天不仅将中国华严、律宗传入韩国，而且创立了高丽天台宗。
输入《藏经》和入宋求法，使高丽佛教事业迅速发展。显宗十二年（1021），高丽模仿宋朝刊印《大藏经》，历时60余年全部完工，这就是著名的《高丽藏》。此后，高丽又将义天入宋时所精心收集的大量佛典和高僧文集，刊印为《续藏经》，成为两国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2.典籍交流
宋与高丽的文化交流中，典籍交流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因为雕版印刷的发达及政府的扶持，宋朝的图书出版事业非常昌盛，官方和民间都刊刻了丰富的当代文献和整理了前代文献，如著名的四大类书，佛、道经典，文人诗文集等。这些都受到高丽的重视，成为其搜求罗致的对象，而历代宋帝也以赐书高丽为当然。所以，在频繁的官方使节往来中，书籍成为高丽请求赏赐和宋朝回赐的高档礼物。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儒家经书及其他诸子百家书籍；二是医药典籍及有关验方；三是《大藏经》等佛典。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太宗同意赠送版本《九经》书，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高丽使郭元回国，送给《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等。11 真宗乾兴元年（1022），高丽使返国，真宗赐《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及释典一藏。12 神宗熙宁七年（1074）“赐介甫《新经》三十本，盛以墨函，黄帕其外”，被高丽人当做珍宝加以收藏。13 宋哲宗元元年（1086），高丽使臣求《开宝正礼》、《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宋朝政府只以《文苑英华》一书相与。因为《开宝正礼》与《太平御览》涉及山川形势，故宋朝政府将它和《开宝通礼》一样，视为出口禁书，不愿其流入高丽。14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高丽使回国时，宋朝赐高丽王《太平御览》1000卷。15
高丽求书，宋朝政府除赐予之外，又开放书籍市场，让高丽使节自行购书，《大藏经》、《华严经》、《册府元龟》、《北史》等书皆为自购带回高丽的。
高丽购买中国典籍，不限于官方渠道，也通过僧人、留学生和宋商收集购买。高丽僧义天从宋、辽搜购了共4700余卷，后编为《续藏经》。宋商冒着宋朝政府的禁令，将高丽人需要的书籍运输过境。即使在宋丽断交的时期，宋商的书籍贸易活动也仍然在进行。1027年宋商献书590卷，受到高丽王的赏赐；1087年宋商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酬答银三千两；1192年宋商向高丽王献《太平御览》，国王赐其白金60斤。16
宋朝与高丽的书籍流通是双向性的，不仅宋朝向高丽输出书籍，高丽也向宋朝回馈文化典籍。1091年6月，高丽使臣李资义使宋归来，带来宋朝皇帝的旨意：“帝闻我国书籍多好本，命管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7 宋朝向高丽所求书籍共为128种，4993卷。高丽朝送来多少不得而知，但据考证，现存《说苑》20卷及《黄帝内经》9卷均是由于高丽此次献书而得以补正失佚的。18 除此之外，高丽佛僧谛观应吴王钱弘的要求入华奉献教乘，奠定了天台教的中兴。佛僧义天随净源入慧因寺后把从高丽带来的中国已经佚失的《搜玄记》、《孔目章》、《无性摄论疏》、《起信论义据》（以上为智俨所撰）、《探玄记》、《起信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十二门论疏》、《三宝诸章门》（以上为法藏所撰）、《贞元新译华严经疏》（澄观所撰）、《华严纶贯》（密宗所撰）19 等教宗玄要奉赠慧因寺，使中国的佛教典籍“逸而复得”。这表明宋丽书籍文化交流之面极广，高丽在保存中国文化方面有重大贡献。
3.人员往来
国家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人员的往来是宋丽海路经济文化交流中最活跃的因素。宋丽人员往来中，既有两国政府派出人员，也包括大量非官方人员。此部分主要研究使节、士人、商人往来，佛僧往来由于前面已经论述，因此在此不再赘述。
（1）使节
受官方委派的人员交往之中，最普遍的当属外交使团活动，他们促进了宋丽两国的典籍交流，发展了高丽的典章制度。出使高丽归国的宋朝使臣撰写了《奉使句丽丛抄》（杨景略）、《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徐兢）、《鸡林类事》（孙穆）、《奉使鸡林志》（王云）、《高丽入贡仪式条令》（钱藻），20 虽然现存不多，但这些资料不仅增进了当时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宋丽使节往来对两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士人
宋朝很早就有高丽人参加本朝科举考试，称为“宾贡举人”，见于记载的第一个高丽宾贡举人是金行成。977年，金行成及进士第，此后，即在宋朝为官。另一个著名的高丽宾贡举人是980年及第的康戬，出任湘乡县知县，历任知江阴军、知江州，广南西路转运副使、正使、知峡州、知越州等官职。21
与高丽人入仕宋朝一样，也有为数不少的宋朝士人到高丽入仕。据史料记载，高丽光宗21年（970）到明宗14年（1184），宋人通过海路入仕高丽的人中可确认人名的至少有49人，22 其中包括文人、进士、音乐人、医生、占卜人员、僧侣等。主要集中在高丽显宗（992-1031）、文宗（1019-1083）与睿宗（1079-1122）时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张廷（1052），官为秘书校书郎；张琬（1057）官为太史监候；卢寅（1060）秘书省校书郎；陈渭（1061）秘书校书郎；萧鼎、萧迁、叶盛（1061），晓音律，萧鼎迁为阁门承旨，叶盛为殿前承旨；慎修、陈潜古、储元宾（1068）试诗赋于玉镯亭；章忱（1102）高丽科举别头及第。23 这些宋人均渡海入高丽，出身地也多为江南沿海一带的明州、泉州、扬州、温州、福建一带，24 这里发达的港口为入仕者提供了方便。
相比高丽人入仕宋朝，宋人入仕高丽甚多，而他们大多数是个人选择。宋人入仕高丽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大部分是因为在宋朝怀才不遇，在本朝科场失意，故随商船出海，寄希望于异国。而高丽对这些来自礼仪之邦的孔门弟子待之以礼，授予官职。同时高丽王朝文化传统与宋朝极为相近，宋朝自一开始就对高丽怀有天然的亲近友好之情。同时官方使节代表宋政府出使高丽被视为一项美差，许多当朝文人皆以能出使高丽为荣，并以此作为其身份或能力高低的象征。宋人这种积极的高丽观是入仕高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汉语是高丽王朝的官方语言，语言相通，地理位置相近也是宋人入仕高丽的原因。
（3）商人
宋时海外贸易得到很大发展，宋朝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北宋时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位于胶东半岛的登州、密州板桥镇。1074年以后因政治原因，宋丽海上登陆与出发的港口均为明州。据现代学者统计，1012-1278年的266年间，宋商至高丽者达129次，5000余人之众。25 贸易以书籍、药材、茶叶、文具和奢侈品为主。正如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写，高丽“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26
宋商不但在宋丽两国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均有重大贡献，平时也担任部分外交工作，在宋丽外交关系断绝时，他们在两国之间穿针引线，传递消息，弥补了官方关系断绝后的缺憾，使双方关系得以延续不断，直到恢复外交关系。
三、宋丽海路文化交流的特点
第一，宋商频繁往来于宋丽之间，在宋丽交流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宋丽两国由于陆路交通的阻隔，使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唯有宋商不顾交通不便，频繁往来于宋丽之间。公元1055年两国正处于断交时代，即便如此，当年2月的“寒食日”高丽政府一次就招待了200余名宋商。27 在两国断交的年代，海上民间贸易仍然存在，宋商不断向高丽输送典籍，高丽入宋佛僧乘宋商船舶往来，如义天1085年搭乘林宁商船入宋，觉渊寺通一大师到中国，回程也是“适值本国归舟，因而东棹”。28 宋商也担任着传递宋丽佛僧书信的工作。29 犹如高丽文学家李奎报曾描写礼成江的盛况：“潮来复潮去，来船去舶首尾相连，朝发此楼底，未午棹入南蛮天。”30 宋商在两国佛教以及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这是宋丽文化交流的一大特点。
第二，宋人入仕高丽，传播了中华文化，“华风东渐”，对高丽王朝乃至后世影响深远。入仕高丽的宋人在高丽的医药、音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影响。医药方面，高丽多次派人向宋朝求医求药，对于进入高丽的医药人才更是主动劝留。文宗十三年（1059），高丽政府极力挽留医术精湛的江朝东，慎修“尤精医术”，其子慎安之“善医药”，皆身居高位。
音律方面，高丽本来“声乐甚下，无金石之音”，31 文宗十五年（1061），精通音律的萧鼎、萧廷、叶盛等人在高丽被任命为官，后来，高丽又多次向宋朝奏请乐工、乐器，高丽音律也逐渐得到发展。
而入仕高丽的宋人对民族融合做了一定的贡献。宋人赴高丽入仕为官，融合于高丽民族中，随着岁月之推移，他们后代生息相传，世代繁衍，成为高丽民族血脉中之一部分，对高丽民族的繁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使中华制度、文化在高丽得到运用、推广和传播，后来又通过高丽传播到日本，使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在“东渐”中发扬光大。
第三，纵观中韩文化交流，中国输出，朝鲜半岛接收的单向流通较多。但宋丽两国的文化交流并非单向交流，而是双向交流。主要体现在佛教交流与典籍交流方面。谛观入华来献天台宗教乘，义天带来中国佚失的华严经典，回国后还将高丽所藏大量佛教著述以不同方式送入中国，如唐澄圣、正元中所译《华严经》三部，共170卷远涉重洋送入慧因教院，32 后慧因寺因此称高丽寺。
另外，宋朝向高丽所求书籍共为128种，4993卷。高丽朝送来多少不得而知，但据考证，现存《说苑》20卷及《黄帝内经》9卷均是由于高丽献书而得以补正失佚的。33
总而言之，宋代中韩海路文化交流既是自古以来中韩文化交流的延续，又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虽然海路相对陆路来讲有很多限制，但并未能阻挡宋丽两国的文化交流。宋代中韩海路交流，丰富了中韩海洋文化的内涵。
注 释：
①谭阿勇.宋丽海上贸易及互市舶法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1）.
②郑龙石.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M].首尔：移动的书出版社，1998.536.
③杨仲良.长篇纪事本末（卷89）・通使高丽.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④孙建民，顾宏义.略论宋文化对高丽的影响[J].外语学院学报，1996，（3）.
⑤大藏经刊行会.大正藏[M].台北：台北新文丰，1983.
⑥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45.
⑦佛祖统记（卷10）.大正藏（4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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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宋志磐.佛祖统记（卷29）[M].南山律学・元照传.
⑩大觉国师外集（卷13）[M].大宋天台塔下亲参发愿疏.
11 杨渭生.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J].浙江学刊，2002，（4）.
12 郑麟趾.高丽史（卷4）[M].世家.显宗十三年五月丙子条.104.
13 孙建民，顾宏义.略论宋文化对高丽的影响[J].外语学院学报，1996，（3）.
14 将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09.
15 杨渭生.宋与高丽的典籍交流[J].浙江学刊，2002，（4）.
16 将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10.
17 高丽史（卷10）.150.
18 将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12.
19 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65.
20 李梅花.10-13世纪中朝日文化交流与东亚文化圈[J].东疆学刊，2004，（1）.
21 将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17-218.
22 崔永好.高丽时代与宋朝的交流[J].历史与经济，（63）.
23 将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16-217.
24 崔永好.高丽时代与宋朝的交流[J].历史与经济，（63）.
25 将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20.
26 郑龙石，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2）[M].器皿三・茶俎，首尔：移动的书出版社，1998.109.
27 高丽史（卷7）.文宗一，九年条.
28 李梅花.宋、丽文化交流特点初探[J].延边大学学报，2002，（3）.
29 李镇汉.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M].首尔：景仁文化社，2011.234-235.
30 朝鲜古典文学选集（七）.李奎报作品选集[M].平壤：朝鲜国立文学艺术书籍出版社，1959.
31 李廷青.中国入仕高丽朝考论[J].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三辑）.
止水带热硫化焊接的基本工艺是在两条橡胶止水带搭接处放入止水带焊接专用生胶片，控制温度、时间，用硫化焊接机进行焊接，焊接机对止水带搭接接头进行加热加压，使位于两个止水带接头之间的生胶片熔化，生胶片与橡胶止水带接头处的硫化胶材料相似，亲和作用力大，生胶片里的硫化剂扩散至接触界面，与硫化胶内剩余的双键发生交联反应，形成共硫化体系，使接头处连为一体。再通过足够的挤压力，实现两条止水带之间的紧密粘接，从而达到止水带热硫化焊接防水的要求。
二、橡胶止水带热硫化焊接工艺流程
止水带端头切割整齐并打磨平整，上下对正在止水带接缝位置放置止水带专用生胶片（宽10cm，长35cm）用手将接缝处生胶片压实密贴接通电源，对焊机进行预热将止水带平铺在焊机底板上，位置对正夹紧模具，用手轮进行锁紧接通热硫化焊机，温度调整至145℃将加热时间调整为10分钟，冷却时间调整为8分钟至指示灯亮起关闭电源对止水带焊接质量进行检查，合格后进行止水带安装。四、焊接工艺操作要点
1准备阶段
在进行止水带焊接工作前应做好准备工作，工作场地应清除现场易燃易爆物品、强热源、油类或强烈氧化作用溶剂等，保持场地整洁。准备好磨光机及焊接设备，本标段采用的焊接设备为温州泳恒科技公司生产的YH-8030型号止水带焊接机。首先将水箱内所有配件取出，把水泵放好，并向水箱注水，注水后水箱水位应高于水泵，低于出水口。然后将热硫化焊机进行线路连接，热硫化焊机采用三相四线交流电源，电源线与温控箱电源接头连接，将控制电箱与焊接模具进行连接，再将焊接模具打开，上下两面均匀涂刷机油，防止机具在高温条件下与止水带粘结。将两条止水带接头切割整齐，用磨光机将需要焊接的两个接头上的胶梗及污渍全部打磨，使止水带粘合面平整且无污渍。纵向打磨长度为10~15cm。
2热熔阶段
橡胶止水带热硫化焊接时间短、效率高，全程自动化，非常方便。事先接通电源，对焊机进行预热，预热的温度没有固定的标准，可根据现场气温的高低以及施工条件来定，一般的情况下预热不超过20分钟。先将一条止水带接头放入热熔模具中，使其打磨面朝上水平放置，取出专用生胶片（生胶片是随焊机一起购买配置），生胶片长约35cm，宽10cm，将其粘在止水带上，然后将另一条止水带打磨面朝下放置，位置对正，与第一条止水带搭接长度不小于10cm，用手将止水带与生胶片压实密贴，夹紧模具，并用手轮锁紧。将水泵电源接通，在热硫化焊机温度控制箱的温度调节器上将热硫化焊机加热温度调为145℃，将加热时间调整到10分钟左右，将冷却固化时间调整到8分钟左右，按下电源开关，再按下启动开关，焊接机开始工作，直至指示灯亮起，焊接完成，拆除加固装置检查接缝处质量。
3质量控制要点
由于橡胶止水带在隧道施工缝中具有重要作用，应严格控制其焊接接头质量。焊接质量的控制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注意：
（1）作业工人必须熟悉操作流程，工具准备到位。橡胶止水带接头热硫化焊接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进行作业操作；
（2）清除焊接场地周围存在的易燃易爆物品、强氧化剂、油类等物品，防止橡胶止水带受到氧化侵蚀和污染。热熔焊接不宜在低温环境施工，适宜温度在5℃~30℃范围内；
（3）止水带连接前需对连接位置的两端止水带进行打磨处理，使其表面清洁，宽度不小于10cm。焊接前，止水带摆放时止水带肋纹应与底板对应凹槽对齐，焊接时需控制好焊接温度，防止温度过高造成止水带起泡；
关键词： 汉字教学非汉字文化圈 汉字文化圈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诸多模块中，汉字教学一直以来都是难点和重点。由于汉字复杂的立体结构及音形意相结合的独有特征，很多外国留学生都认为汉字学习无规律可循，便产生畏难情绪，出现开始逃避汉字学习。特别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因为汉字与拼音文字大相径庭，所以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一下无章可循，丧失信心。汉字教学在初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对不同文化圈的留学生进行专门系统的汉字知识教学是势在必行的。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不同文化圈的留学生初次接触汉字的不同心理表现，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文化圈的学生汉字的学习情况，并提出有效的教学方法及建议，以期对外汉语的教学有帮助。
一、分析不同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对汉字的认知情况
汉字和拼音文字是两种不同的文字体系，因此使用拼音文字的学生认知汉字有着许多障碍。汉字是一种形体与意义紧密结合的意音文字，无论是与欧美国家的拼音文字还是与日韩国家的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的形体均有所不同，而且汉字的构造表现一直以来都是字形、字音、字义三者之间的紧密结合体，因为汉字丰富的文化知识及复杂的结构，所以不同文化圈的学生对汉字的认知有着不同的表现。非汉字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初次接触到汉字笔画表时，因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从未接触过汉字，所以在不了解笔画的规律和意义的情况下，常常都是模拟拼音文字的构字方法，将汉字的笔画随意组合，认为汉字就是用这些笔画组成的一幅画；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如韩国的留学生们，因他们国家的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多从小学开始就学习书法、写汉字，尽管韩国语语系与汉语完全不同，但是韩国学生却属于有着汉字背景的人，对汉字的认知不同于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对汉字有着感性的认识，即我们俗称的字感。除了韩国外，还有日本等东方国家的人，很多人对汉字有印象，不能说每个人都能较清楚地写出汉字，但是这种对汉字的感觉是似曾相识的，所以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看到汉字的笔画就能够有目的地将笔画组合成一些偏旁部首，较好地模拟出汉字的框架。
二、分析不同文化圈对汉字教学的影响
由于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差异很大，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顺利地进行汉字教学并不容易。拼音文字为表音文字，字形为单向线性排列，构造简单，主要依靠听觉感知。而汉字是多行进行，呈三维立体结构，构造复杂，表音度低，表义度高，并不直接表音，对视觉感知要求较高，内含信息量丰富。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母语文字背景为拼音文字，不仅可以直接拼读，而且是单维结构，拼读和记识都较为方便。汉字是声、韵、调兼备而内隐的表意文字，形式上是音意结合的平面图形，笔画多向行进，且重叠交叉，比较复杂。因此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最初接触到汉字时往往会视觉混乱，读写都不得要领。初识汉字的留学生眼中的汉字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抽象符号，所以他们只能照猫画虎、盲目描画，耗时费力，却又事倍功半。也正是因为拼音文字的影响，在实际的汉字教学中确实难以改变学生的固有思维，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母语思维及表达方式，所以他们对汉字并没有感觉，只是觉得汉字的书写就是画画，并不理解汉字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对于非汉字文化圈学生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理解汉字的意思，而是心理认知的扭转。
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东南亚国家至今在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中都频繁接触汉字，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虽然文字体系不同，但是韩国、日本等国对汉字的字形结构并不陌生，在这些国家中有很多学生从小就接触过汉字，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写繁体的汉字，练习过毛笔字。所以韩国留学生对汉字有着强烈的认知感，绝大部分学生对汉字有初步的认识，能通过存在于脑海的汉字基本信息，进行模拟和组合。但是因为这些汉字文化圈学生对汉字的认知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所以在汉字教学中很多学生凭借自己的印象画出汉字，而不是写出汉字，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汉字的文化意义，只是凭印象画而已，在汉字学习中不得要领，书写中常常出现错误。因此在教学中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存在的不是心理认知的改变问题，而是改变认知习惯的问题。
三、教学建议
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第二语言的学习基本通过“模仿”、“强化”这些方法。因为开始接触一个新的文字体系，他们原有的文字知识对现有的学习不仅没有帮助，反而经常会干扰汉字学习，即我们所说的负迁移。因此，不能急于将汉字体系灌输给学生，强制要求学生理解汉字音、形、义之间的联系，记忆完整的字形结构，这对于没有任何汉语背景的留学生来说都比较困难而且不现实。他们虽然对汉字容易产生混乱，但在课堂实践中可以发现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对汉字的反应不是没有，大部分人都是本着从拼音文字的思路出发，从“尝试”的心理出发，通过汉字笔画直观的刺激，尝试笔画随意组合，任意排列，直至成功写出汉字。因此，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教师可以采用“尝试模拟法”，充分利用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汉字学习的积极心理，正确分析并理解学生的这种心理状态，尽可能地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将汉字笔画写在卡片上，鼓励他们不断地尝试组合，从中找到学习汉字的乐趣。然后让学生模仿教师书写汉字，逐渐确立学生对汉字部件的认知，一方面使学生适应方块汉字，渐进式地改变原有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为学生写汉字打下基础。待学生对汉字有了基本概念和轮廓、适应汉字的立体结构后，教师就可以开始系统地介绍汉字这一新的文字体系了。
针对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他们认识和学习汉字的过程是凭感觉、记忆的一种再加工，即使在没有系统学习的情况下，他们也能模拟出汉字的框架。所以对于这类学生，为了更好地培养他们对汉字的字感，我们可以通过“实际练习法”进行鼓励式教学，利用学生的已知信息，帮助学生在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之间建立联系。通过组织学生看电影、汉字书写比赛等多种方式去唤醒他们的认知信息，充实学生的记忆库，让汉字的笔画和字形在学生的大脑中逐步形成，逐渐扩充学生的汉字信息，也就是让他们进行大量的汉字识别，使学生积累一定汉字量，达到一种自我激活的状态。在汉字书写的练习中教师应耐心强调相近汉字的笔画、结构等，分析对比相近结构的汉字，使学生逐渐改变自己对汉字原有的认知习惯，认真准确地书写和理解汉字。除此之外，教师还可组织学生进行阅读训练，增加阅读量，培养理解和使用汉字的习惯和能力。学会的汉字越多，理解的词汇就越多，阅读理解的能力就越强，因而通过阅读可以巩固已学汉字，在语篇的环境下进一步强化汉字的理解和记忆。
总之，不论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还是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我们教学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使他们灵活运用汉语。对于初学汉语的留学生来说，汉字的学习会为他们将来汉语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汉字教学至关重要。然而一味地进行汉字“模式化灌输”是行不通的，先要了解学生学习汉字的初期心理，其次才能做到因材施教，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手段，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汉字，从而更好地促进对外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1］赵金铭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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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山东博物馆策划推出的“山东地区两汉文明展”侧重于多元化地展示山东地区汉代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弘扬山东地区汉代的辉煌文明。该展览由山东博物馆主创，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淄博市博物馆、齐故城遗址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和巨野县博物馆六家文博单位的支持下，于2016年7月26日开幕，展期为三个月（图一）。
一、展览构思及内容设计
此次展览以山东地区发现的汉代大型诸侯王墓为主体，包括巨野红土山汉墓（昌邑王）、章丘洛庄汉墓（吕王）、临淄大武汉墓（齐王）、曲阜九龙山汉墓（鲁王）、长清双乳山汉墓（济北王）和青州香山汉墓（淄川王）等六个大型汉墓出土的文物精品为主，兼顾其它重要的遗址、墓葬中发现的精品，各类展品盗看锏290件（套）。本次展览是诸侯王大墓珍贵文物的首次聚集，众多展品均为首次亮相。
展览设计以汉代诸侯王贵族的生活为主线，分优雅生活、宝马华车、事死如生、文化交流、艺术之美五个单元，以直观清晰的方式条分缕析地展示了山东地区近年来的汉代文化研究成果，更是与古罗马帝国文物展同时推出，将历史上同一时期鼎力世界的两大帝国的文明精华一同展现在观众面前，展现了拥有雄厚历史积淀的泱泱大国风范。
在展品的遴选上，我们优中选优地将展品以最合理的方式组合排列，尽可能地展示汉代山东地区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鼎食宴舞的优雅日常（图二），到宝马华车的雍容出行（图三、图四），再到事死如生的隆重丧葬（图五），生动地铺陈出一张张汉代诸侯王奢华生活的图景。
汉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活跃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享誉中外，而海陆交通便捷的山东，作为丝绸制作的中心之一，无疑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展览的文化交流篇章重点展示山东出土的带有鲜明外来因素的展品，与同时开展的古罗马帝国文物展形成呼应（图六）。
艺术之美篇章主要展现汉代的书写及雕塑艺术。汉代文字从篆书发展为书写更为简便的隶书，遗留下来的竹简、印章和碑刻生动地诠释着书写艺术的内涵。东汉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的雕塑艺术与本地的雕刻艺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代雕塑（图一）。
整个展览以汉代山东地区的精品文物贯穿主线，多方位全面展示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用物质的展品为载体反映汉代人的精神世界。此外，展厅和展陈背板的形式设计别具匠心，用鲜明的汉代元素营造出汉风浩荡的亲身体验，给观众带来一场难忘的汉文明之旅。
二、汉代的精神文化生
活及精品文物展示
1、“事死如生”概念的形象体现
在中国古代，人们相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而对待死者也应该“事死如事生”，所以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品多仿照生前。《荀子・礼论》记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秦汉时期，这种丧葬观念在贵族墓葬中得以鲜明的体现，也方便了我们从墓葬中直接获得关于当时社会文化体系的直接资料。此次展览中的展品绝大多数出土于汉代山东地区的诸侯王墓，可以说是“事死如生”的丧葬观最生动的体现，为我们展示出汉代诸侯王贵族的真实生活画面。
汉代是中国建筑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建筑形式和门类已经相当完备。现实生活中的门阙、亭台楼阁、苑囿等建筑范式，常以陶塑和石刻汉画等形式出现在墓葬中。汉代方士公孙卿曾言“仙人好楼居”，认为仙人都是住在高楼之处，因此汉代贵族豪强热衷修建高楼（图七）。墓葬中陪葬的陶楼既含有此寓意，也表达了对生前居所的沿用之意。
作为汉代山东地区的最高等级贵族，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类用度必然是极为细致讲究的，先抛开各类精巧美观的器物不谈，单从随葬的各类陶俑就可见一斑。各种侍从俑可以随时为墓主人提供贴心的服务，乐舞俑为宴飨助兴，兵马俑保卫墓主人的安全，各种陶俑成为汉墓中最常见的陪葬品之一（图八）。
2、炼丹术及其精神追求
炼丹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战国时期，秦汉两代开始盛行。人们从金、玉不朽的特性出发，试图用铅、汞、硫、砷等重金属炼制黄金，虽制成了多种貌似黄金白银的假金，但也创造出了多种炼丹仪器和提炼药品的方法。东汉魏伯阳编著的《参同契》是我国第一部炼丹术著作，也是世界公认的现存最古老的炼丹书。服食丹药、长生升仙在汉代以及后世成为帝王贵族们的热衷，虽然长生不老未曾实现，但是炼丹术的发展间接地促进了火药的发明，成为影响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之一，享誉中外。
此次展出的一组炼丹器物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展品为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刘m墓出土的盛放丹药的鼎、丹药、药匙、药杵臼（图九）。这件铜鼎出土时发现盛有丹药，同出的药匙和杵臼也是制作丹药的器具。这组展品生动地表现了汉代人追求长生的愿景，与文献记载的汉代贵族乃至帝王炼丹求仙的记载相吻合。
3、日用器中体现的精湛工艺和美学价值
宴飨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饮食器物因而成为汉代文物中的大宗。山东地区诸侯王墓出土的各类饮食器华丽精美、设计巧妙，是汉代贵族奢华生活的最有力的体现，也反映了汉代工匠高超的锻造技艺和审美水准。
临淄商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铜盒（图十），通高12.4厘米，腹径15厘米，极为精巧雅致。整个器物纹饰繁复有序，器腹和盖面饰多周错金银花纹。器盖上纹饰极为精美形象，五周错银细弦纹将纹饰划为内外两区，内区为双龙双鹿纹，外区则饰龙凤纹和虎纹。龙体弯曲似腾云，双鹿两角相柢，卧虎张口而啸，飞凤张喙而鸣。龙凤虎鹿皆为首部错金，身饰错银斜线和鳞状纹，空白处饰有卷云纹。整个图案龙腾凤舞，虎卧鹿柢，颇具动感。此外，盒的内地和盖内各铸刻“钧奠”二字。出土时盒内盛有大枣，枣肉已经干瘪，可能为祭奠所用。
临淄商王墓出土的一件青铜汲酒器造型独特，设计精巧，颇为引人注目（图十一）。该器物通高65.2厘米，其中长柄近60厘米，呈竹管状，下接平底、中空、形如荷蕾的球形器，球形器腹径7.2厘米。柄外表为四竹节形，柄端封闭并饰龙首衔环。在龙首之下第二竹节处有一长方形孔，与球形器底部中央的圆孔互相贯通。使用时，手握柄将球形器没入酒水中，手指按压柄上方的孔洞，同时将器物从酒水中提出，再将器物移入接盛酒水的酒具，松开按压柄部孔洞的手指，酒水随即进入酒具嘲。这是利用气压原理来汲酒的精巧器物，生动地体现了汉代工匠的巧思构想，也是汉代科技发展的成果体现。
4、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
山东发现的西汉时期的金银器虽数量不多，但特征鲜明，其中有些器物风格与中国迥然不同，带有浓郁的西域文化特色。在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工匠依据本土传统对其加以改造，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极富特色的典型器物。
1978年临淄大武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蒜头壶（图十二），高42厘米，腹径21.8厘米，该壶呈直口，细长颈，球形鼓腹，圈足，平底。肩有一对铺首衔环，颈部上、下和腹中部各饰一周凸弦纹。器盖为弧面母口，上饰凹弦纹，器盖中央有一环钮。该器物口沿下部凸起呈蒜头形，是带有典型西域风格的装饰艺术特征。另外，汉代虽财力充裕，但金质容器比较少见，多以鎏金器替代，此鎏金铜蒜头壶就是其中的代表。
〔关键词〕汉代雕塑 霍去病墓 艺术风格
霍去病作为西汉王朝一代名将，凭借大破匈奴，封狼居胥的丰功伟绩，名震帝国。无奈英雄英年早逝，汉武帝万分痛哀，于是大兴土木，为其修筑坟冢以示纪念。古人采用“以形写意”的手法，来为霍去病建造墓前石像，表达对这位将军的崇敬之情。霍去病墓石雕，巧妙地借助原石原本的自然形态，运用圆雕、浮雕、线刻等艺术表现手法，将将军的军旅传奇表现得惟妙惟肖。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草原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背景前提下，这些匠人突破前代王朝的艺术限制，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创新意识，将象征与写意巧妙地融合，造就了千古不朽、流传百世的艺术佳品，为我们展示艺术与文化之美。
一 、霍去病墓石雕的艺术之美
相较于前代注重写实精神的秦陵兵马俑，霍去病墓雕像采用了循石造型的手法，集圆雕、浮雕、线刻等于一身，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将雕塑象征意义与写意精神巧妙地融合，从而表意浑厚深沉，风格粗放豪迈，简练传神地描绘出一代战神的飒爽英姿。
霍去病墓石雕采用了线雕、圆雕和浮雕等传统雕塑手段，依照石材天然的质地、外形，结合雕塑对象特点对其顺势而作，在其关键部位精雕细琢，这是一种大体随性而为的浪漫主义创新写意方法。这些手法极大地突出对石像所描绘对象的真实神态和逼真动感，给我们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联想到曾经叱咤疆场的霍大将军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此外，这些石雕突破单一个体的造型限制，从石雕群的外在形式到内在表现内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其中最为著名的“马踏匈奴”石像作为整个石雕群的核心主题雕像，其余石像则围绕着霍去病大将军北伐匈奴这一宏大主题展开。这些雕像与霍去病坟墓周边的环境紧密地结合起来，为霍去病大将军征伐匈奴这一历史事件作全面性的烘托：或展现西汉远征军在山野川林中行军的艰难困苦，或体现西汉军民与敌作战斗争的激烈残酷，或表现西汉战士作战时的英勇矫健等等。
总之，霍去病墓石雕作品近乎自然天成，线条流畅，创作手法精炼，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这些优秀的作品为我们今天的雕塑艺术发展提供借鉴。
二 、霍去病墓石雕的文化特色成因
霍去病墓石雕艺术特点以写意为主，而同期的不少作品却展现出不同风格，如以满城中山王墓葬出土的长信宫灯为代表的作品以写实自然主义为主，两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流派，展现出西汉时期艺术文化的发展。
西汉王朝是在继承前秦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它仍旧沿袭着秦朝很多政治文化内容，包括艺术特色方面。由于统治者的政策变化，加之文化的蜕变，对于先秦文化也进行了一定的变革。同时，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中原文明逐渐与之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不得不做出一定变化，产生新的文化影响。这造成文化方面存在多样性共存的现象。
霍去病墓石雕就是在这一文化潮流影响下的产物。首先整个作品在整体方面结构把握到位，给人以朴实、大气的艺术气息。其次在内容上整体与局部个体连贯，不失局部的独立美感。巧妙借鉴浮雕艺术，注重点、面、线等元素的组合。这不仅体现出中原文化精巧细腻的特点，还包含游牧民族文化粗旷豪放的气质。霍去病将军率部常年征战漠北，与北方游牧民族有深入的接触，使得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成为趋势，进而反映在其艺术作品上。霍去病墓石雕融合了北方游牧民族风格和中原风格，运用独具匠心的大写意风格，象征战功卓越的霍去病将军，甚至是整个强盛的大汉王朝。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承性。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载体，其变化反映在这个民族所创造的艺术作品上。一个富有活力的文化，不仅仅是承上启下，进行传承，还要有容纳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能力，适应时代变化不断创新蜕变。
从新石器时代开启的玉文化在汉代得到巨大发展，涌现许多杰出的玉石作品，如满城中山王陵墓的金缕玉衣。玉文化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人。汉武帝作为玉文化的追随者，其在为霍去病营造陵墓时必然有所体现。
此外，西汉在继承先秦文化的基础上，其思想文化等方面也融入部分楚文化色彩。以黄老之道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盛行和武帝信奉巫教等表现出浓重的楚文化色彩。此外武帝时期的文学作品在继承楚辞的基础上，表现出一定的浪漫色彩，为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奠定文化基础。这自然也在霍去病墓石雕中有所体现。因此，继承前人雕塑艺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雕塑艺术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霍去病征伐匈奴这个特殊历史背景，可以看出一些睥睨。从张骞出塞开始，中原文化不断与西域文化进行接触，但由于受到匈奴的军事威胁，中原王朝很难对西域进行有效的经济文化交流。尽管匈奴贵族和西汉中央政府之间经常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汉匈两族人民之间却保持着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匈奴人的经济文化生活，同时也促进着汉人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这对西汉初年大型石雕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霍去病作为平定匈奴的大将，他的一生和匈奴人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为修造霍去病墓时工匠们将中原汉民族的艺术特色与匈奴人的艺术语言结合提供了现实依据。霍去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不同地域文明的交流，使得中原文明得以保留并发扬光大，并深深影响今后的雕塑艺术发展。汲取外部优秀文化，学习外面雕塑艺术精华，是发展我们雕塑艺术的外在要求。
结语
汉代艺术其造型、美感都堪称典范，形成古代美术史上的一个巅峰。汉代雕塑将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以其蓬勃的生命力、整体的气势，展示着这个时代艺术的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艺术繁荣的背后是大汉王朝繁荣的经济和强盛的国力，我们还应该看到，艺术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往往不是其自身单线条的延续与成长， 更多的是不同文化之间、不同艺术种类之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结果。其中，霍去病墓最具代表性，将大汉的古朴、稚拙、雄浑、大气发挥得淋漓尽致。大汉文化在此后2000多年里，依然延续着这种文化交融的趋势，无论是少数民族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慢慢相互吸收、发展、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灿烂光辉的艺术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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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装饰中的应用
徐州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汉画像石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在徐州博物馆的设计中，虽然其布局和空间上体现了西方古典精神。但是，主入口两侧的巨型阙式构图抽象于汉代双阙，并在上部刻以汉代典型的“十字穿环纹”，形成立面上的肌理变化。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贯穿了这一母题，十字穿环纹还经提炼、抽象设计了外窗防盗铜花饰、灯柱及室外广场铸铁围栏花饰等。入口两侧大片石墙下部的装饰浮雕无论从题材到雕刻手法也都借鉴汉画像石艺术起到了良好的装饰效果，也传达了徐州的文化特色。
徐州汉文化景区三期是结合光影利用现代施工工艺打造一个具有现代意蕴的建筑空间。在建筑顶部的处理上，巧妙的运用了汉画像石的装饰纹样，人们在参观空间的同时，与光影进行了沟通交流，强化了空间的意境与气氛，使整个空间更加具有艺术感染力。
在城市景观中的应用
著名环境艺术理论家多伯对环境艺术是这样定义的：“环境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它比建筑艺术更巨大，比规划更广泛，比工程更富有感情。这是一种重实效的艺术，早己被传统所瞩目的艺术。环境艺术的实践与人影响其周围环境功能的能力，赋予环境视觉次序的能力，以及提高人类居住环境质量和装饰水平的能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景观设计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现代景观设计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讲究历史文脉的延续，因此在设计上更应富有通俗性、趣味性和层次感。
1.汉画像石长廊
徐州汉文化景区中楚王陵狮子潭东岸的汉画像石长廊，依地形变化而变化，两端连接了水下兵马俑和交流中心。该长廊一侧为临水开敞空间，另一侧为墙面展示空间，主要陈列展示了“汉代三绝”之一的汉代画像石。游客可以在长廊内欣赏展品，也可以到长廊外欣赏湖景，也可将长廊视为去下一展馆的通道，增强了文物陈列的整体性，也增进了游客对汉文化的了解。此长廊既满足游客驻足观景的需要，又起到文化交流的功能，使其艺术性凝铸在历史时空中。如此设计既增加了观赏性，又提高了空间的综合使用性能，同时又解除了游客徒步的疲劳。
2.汉文化交流中心
汉文化交流中心是楚王陵景区中一座借鉴汉代建筑神韵，建在水塘上的干栏式建筑，里面有开阔的厅堂，上层建有观景平台，周边的展厅倒映在水池中，营造出静谧、含蓄的文化氛围。汉文化交流中心院落中铺满静静的浅水池，池中静卧着汉画像石文物的复制品，供游人漫步细品。其设计手法的现代的，传达的精神是传统的，与徐州的地域特色与传统文化相协调，达到了景观与艺术的有机统一，烘托出周围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崇尚简洁、明快的装饰风格。将传统设计元素体现在现代设计中有较强的文化性，也应更时尚，更富有人文色彩和生活气息。在墙面的处理上，河南仲景会馆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元素相结合，运用中国传统的卷叶纹和汉代画像石纹饰和颇具古意的中草药方为墙面装饰，展示企业文化，弘扬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中医药文化。曲阜阙里宾舍在酒店服务台的立面采用代表吉祥幸福的羊纹和辟邪祈福的辅首衔环，在墙面上采用马赛克以及金银丝镶嵌天彩等多种现代工艺。
在室内装饰壁画的处理上，阙里宾舍的《孔子圣迹图》由左、中、右三面墙壁组成，刻画了孔子的一生，借鉴了济宁嘉祥的武氏祠画像，都是相互衔接的一个画面整体。左右两块壁画把画面分成两层，采用仿汉线刻，上层描绘的是车马，中间和下层是以描绘孔子的生平为主要内容，且每个故事旁边有题榜。用题榜刻画人物典故名称，并作画面的空间隔断，
在陈设艺术中的应用
作为室内设计的点睛之笔，陈设在室内环境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所谓“细微处显真情”。设计做得到不到位，考虑是否全面周到，直接关系到主人的生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灿烂的民族文化，因此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陈设艺术，小到一个靠垫、花瓶、壁饰、到大到家具的设计、器物的摆放无一处可以不纳入设计之中。现在陈设不仅要具备实用功能，将一些设计元素和艺术符号加以提炼，产生一个具有感召力的物化空间，重视空间“意境”的塑造，丰富人们对空间的审美需求。汉画像石艺术内容丰富，其中许多传统造型包含了吉祥如意、幸福安详的主题，可叙事可单独使用。利用画像石做成的拓片，在玩味观赏的同时，也提升了整个空间的气质及主人的个性。
在各种风格、潮流充斥的今天，汉画像石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为现代艺术设计增加了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汉画像石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我们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和有地方特色的设计面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 艺术学院）
关键词：张骞；西域；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贡献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92-02
张骞通西域，乃中华民族的壮举之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他是中国历史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打开国门、从外国引进大量物种的科学家，也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个方面都是有着巨大的贡献的。其中陶瓷文化交流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就称之为张骞在崇山峻中开辟出一条“陶瓷之路”！
一、张骞出使西域开通的“陶瓷之路”
今天，如果我们乘飞机西行，无论是去西亚、印度，还是欧洲，十分便利。然而，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民们在西行时，不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都要花费不知多少倍的时间，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与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开通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及海上通道，这就是除著名的“丝绸之路”之外的“陶瓷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和几个随从一路上经过了几个中亚国家，听到了张骞的描述，这些国家的国王们被东方的地大物博所吸引，更为东方的丝绸、瓷器等手工艺品所倾倒。他们都表示很乐意与汉朝通商。
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中外商人不怕长途跋涉和艰难险阻，“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和改善的。“陶瓷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那个时代的世界，只有中国能够用陶瓷这种独特艺术文化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陶瓷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陶瓷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了一个名字—— “陶瓷之路”。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船舶可到马来半岛、印度、斯里兰卡。“陶瓷之路”的基本走向是随同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陶瓷之路的基本干道。除了陆上陶瓷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
在世界各地出土和保存的中国陶瓷器，主要有唐代越窑、长沙窑、青瓷、三彩陶器；宋代江西、福建、浙江、广东的青白瓷、青瓷、黑釉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和彩瓷等。这些新资料，充分反映了“陶瓷之路”四通八达和陶瓷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汉人第一次到达中亚各国，打通了汉朝直接通往中亚的道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汉朝和中亚各国的直接联系，双方使者往来不断，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进入一个新时期。
二、张骞所在的汉代陶瓷艺术风格及陶瓷发展情况
秦汉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各地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陶俑，如西安的兵马俑，以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地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了我国雕塑艺术现实主义传统久远和雕塑艺术的高度发展。陶制建筑材料的生产，无论是制品质量和花色品种，还是生产规模和烧造技术，都比战国时期有了显著的进步和扩大，在当时的陶业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低温铅陶釉的发明，是汉代陶瓷工艺的又一重大成就，它的应用和推广，为后来各种不同色调低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盛，更由于两汉近四百年的政治统一和文化的积累，制陶手工业表现了卓越的创造性。终于在东汉中、晚期，原始瓷发展为瓷器，取得了我国陶瓷生产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完成了陶瓷工艺的一大飞跃。
西汉早期陶俑，塑造技艺高超，风格多彩多姿。汉出陶俑的塑造，在继承秦俑传统的同时，又吸收了战国以来楚地木俑的制作方法。汉代陶瓷雕塑，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西汉中后期，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塑造人物注重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
三、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响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然都没有达到最初预定的目的，但其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他的直接使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经过我国新疆地区到达西亚的交通要道，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人民的地理视野，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同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特别是丝绸、玉器、陶瓷等传入西方，而西域的物产如葡萄、胡桃、石榴、大蒜等以及各种毛织品、毛皮、良马、鸵鸟等相继传入中国，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杂技也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对当时各方面之影响：
1. 经济方面：中过之丝绸、漆器、铁器等大量远销西方；西域之马匹、宝石、香料、胡爪、葡萄等亦输入中国，令中西贸易得以拓展。
2. 艺术方面：罗马、波斯、印度及西域等地之音乐、睢刻、建筑、绘画等艺术相继东传，影响中国艺术的发展。
3. 宗教方面：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西域僧人等相继东来，翻译佛经，加速佛教的传播。
4. 交通方面：中交使节和商队络绎不绝。开辟了西域道。
5. 政治方面：奠定汉经营西域基础，汉朝印綬。
我在此主要阐述一下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影响。所谓的影响更重要的就是，他的贡献对后来中国陶瓷文化对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地区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相互影响。如：对朝韩、日本、东南亚、西亚北非和欧洲陶瓷生产的影响，而国外的独特工艺也使得中国陶瓷得到进一步发展，使陶瓷文化走向世界。
《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这本书中反映了古代中国以陶瓷这种中国特有的商品向周边国家地区和西亚北非输出的概貌，并论述了这种贸易对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影响；作者最后还得出了古代中国曾经在经济和文化上对西域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结论。
中国陶瓷对世界文化艺术有着促进作用。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国人民保持不同的风俗习惯，精美的中国陶瓷是巫术上的高级供品，东南亚居民认为漂亮的陶瓷可以媚神，清脆的声音可以通神，中国的陶瓷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陶瓷艺术创造了适应人类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品，具有工艺美术独立、完整的文化特质，方便、美化人类的生活。从历史的时间跨度和分布的地域跨度来看，陶瓷艺术的历史较之其他工艺美术就显得更为久远、丰厚。因此，陶瓷产品也更容易受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陶瓷艺术风格。中国是陶瓷之国，“行于九域，施及外洋”，对世界的陶瓷文化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陶瓷对世界陶瓷的生产有着推动作用。中国越窑、龙泉窑青瓷，刑窑、定窑、德化白瓷，景德镇窑青白瓷、青花瓷、彩瓷，建阳、吉州窑黑瓷，对朝鲜、日本、越南、泰国、伊朗、土耳其、埃及、意大利、荷兰、法国、德国、英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陶瓷被视为神秘的工艺品，引起了海外诸国的共同探索和效仿。由东亚到西亚，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又经欧洲传入美洲，在世界各国开花结果。
随着中国陶瓷销往世界各地，各国文化相互影响，陶瓷本身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不仅仅是中国陶瓷文化传入国外，同样我国也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相关的艺术文化，其中国外颜料和工艺对中国陶瓷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及国外宗教与中国陶瓷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等等，这些在詹嘉所著的《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此外，我还认为，研究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必须从其时代、地域、民族、宗教和生活习尚诸方面去全面考察、分析陶瓷历史，研究陶瓷的证据，不只是陶瓷本身，证据来自不同的类型和途径，关键在人的勤奋博学与合作精神——理解陶瓷历史。只有通过现在才能正确地重构早已逝去的历史。并对古代工艺技术作出真正的科学评价——接近陶瓷的真正历史。我国古代，陶瓷曾通过著名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走向世界。当代，世界陶瓷技术的发展水平早已把我们抛在后边。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振兴，中国陶瓷正在重新走向世界，有信心重振陶瓷的历史雄风。
本文试图从张骞出使西域的贡献中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 出发，作一阐述。因为本人理论水平有限，容后再对这一点作更详细、更深层次阐释吧。文中有不当之处请专家指正。
参考文献：
[1]詹嘉著.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2][日]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3]周世荣，魏止戈著．海外珍瓷与海底瓷都.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