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8 16:33:40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金融改革要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金融学强调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自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得到了强化，所以当下讨论金融改革问题，必须按照这个理念展开。
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进一步沉下心讨论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归根到底就是怎么样来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过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脱离国情没有成功，现在有些已经得到了纠正。金融改革不能仅仅体现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怎样设置我们就怎样设置，改革必须要符合国情，必须要符合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再好也不能用。所以说，实体经济未来的变化决定了未来哪些改革措施是应当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其次，对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绩效的问题，是以其是否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考察标准的，金融发展与改革规划的核心线索是国情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两点决定了需要从实体经济的变化来探寻金融改革的路径。
整个经济学体系分为实体世界和货币世界两块内容。在经济学中，实体世界指的由物质资源、人口、产品、劳务、劳动生产力技术等实体因素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货币世界指的是货币资金的运动所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衍生的虚拟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由交易展开，凡存在交易就需要有货币世界，就要有金融融通，这就使得货币金融活动深深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以这样的两分法为基础，经济学分为了三个学问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学问体系、关于金融自身的学问体系、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学问体系。
五大内外变化挑战金融改革
未来实体经济方面大致有五个方面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分别是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中国人口、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
（一）全球经济危机呈长周期化
解决它的实体经济因素是科技进步，而且要是革命性的科技进步。只有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改造了工业生产的面貌，改变了生产的方式，才能终结危机，所以周期会是比较长的。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均采用了大量的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许会有短期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在客观上有延缓经济恢复，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负作用。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但是，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经济恢复的进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
（二）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保持了平均9.8%的高速增长，近年来相比过去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进入了较低的增长。李扬把这个状况概括为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这种结构性减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两个。第一个结构是产业的结构，以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制造业，现在制造业的就业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转向依靠服务业的方向。第二个结构是生产要素的结构。过去农村有过剩的劳动力，在城里发展制造业可以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但是到了现在，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耗尽，人口的快增长已经近乎停止，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了，这些导致了工资成本的上升。
经济减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国民储蓄率下降。经济减速进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第三个后果是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走至末路，金融体系的竞争因素将因此加剧。
（三）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转折
人口结构变化的金融影响是导致储蓄率趋向下降，与此同时，养老压力不断增大，这迫切需要金融体系建立一个稳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储蓄机制。现在的金融业有配置功能，但是跨期配置能力有限，基本是现收现付。将来需要对从20多岁到80岁之间进行跨期资源配置，因此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将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与此对应，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将下降，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以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为主的契约性储蓄机构，即在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将获得较大发展。
（四）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因为要城镇化，所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还会持续，但是投资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投资将占主导地位。因为项目性质发生变化，于是就需要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商业模式会变化。与城镇化带来的问题相适应，金融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五）积极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
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正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的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中国进一步的工业化应该是以创新为导向的。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谁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谁就能率先走出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支持创新的体系，因此需要大力发展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并鼓励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
未来金融改革的要点和方向
（一）宏观政策理念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应管理
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其次，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已经产生副作用，恰似强弩之末。加之在国际金融范围内都在使用需求货币管理，也就是发行货币债，现在货币债越演越烈，需求管理已经行至末路。供应管理不是产业政策，真正供应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真正的供应管理是加强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一方面，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二）建立宏观审慎的政策体系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传统微观审慎政策逐渐失灵，宏观审慎政策就成为了新的选择，但因为它没有独立的理论和工具，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宏观审慎政策的应用问题应该归结到体制变化的问题上，也就是要建立机构间的协调机制。宏观审慎有两个要点，一方面，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过程中要有宏观视野，要高度关注各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益；另外一面，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基于对微观结构审慎的理解，并注意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政策传导机制。
（三）完善市场体系
这包括三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培育市场价格基准体系，推进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这两个基本价格的市场化。第二个要点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建立真正的以券商为中心、以经济商为核心的真正的场外市场。第三个要点是，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中国的现状就是缺乏长期资本。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面对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说关键点大致有五个方面。
其一，政策配合态势。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有松、紧、中性三种状态。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如此看来，中国行之十余年的“积极+稳健”的提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其二，国债政策。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就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对象。鉴于此，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国债政策上密切配合当属题中应有之义。其三，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官方外汇储备管理以及相应的汇率政策的责任归属等，历来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方能有效处理的大问题。其四，中长期政策性资金筹集和投资机制。长期资金的筹措相当程度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性，金融单是金融的问题，所以它们之间的配合存在很大问题。其五，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形成前瞻、全面、统一、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并据此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磨合甚至进行斗争。
影子银行
创新的源泉和监管的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新的概念，影子银行体系，突然跃出水面并成为国内外金融界关注的焦点。金融界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近年来货币政策日渐失效归咎于影子银行体系，加强监管的利剑于是很自然地直接指向它们。
深入研究影子银行体系的源流及其运行机制便不难发现：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与金融界多年来一直倡导并引为生命力源泉的金融创新有关。深一步分析，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还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重大战略性转型密切相关。传统金融业长期以融资中介为主要功能，并依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这种业态下，金融部门作为金融产品的供应者，相对于资金的需求者而言，居于占优的垄断地位。现代金融业则完全不同，它全面地转型为服务业。
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昭示我们，为了在中国创造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我们首先必须全面更新理念，将金融业从高高在上的金融资源的垄断者的地位上“下凡”到为企业和居民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的新平台上；必须从以融资为能事的金融中介功能，全面转移到以收集、生产、分配和使用信息为根本要义的新机制上；必须从满足于存、贷、汇、兑，全面转移到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上；必须从热衷于兴办机构，转移到激励交易、向提高流动性要效率的现代金融发展的道路上；必须从主要依循政府设计、批准和运动式推进的极具行政化色彩的老路，转移到依靠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上。
一、 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近两年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化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有三个明显特征。
1、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变化，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增长
2002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6％，其中重工业增长率为13．1％，轻工业增长率为12．1％，2003年则分别提高到17．0％、 18．6％和14．6％。两年中重工业比轻工业的增长分别高出1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从60．9％提高到64．6％。重工业增长不仅明显超过轻工业，成为带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且从整个经济增长来看，重工业增长也发挥着主导作用。1998―2002年工业增长为9．2％，同期GDP增长为7．7％，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1．5个百分点；2002年GDP增长10．2％，工业增长8．0％，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2．2个百分点。2003年GDP增长9．1％，在农业和服务业增长速度均比上一年有所减慢的情况下，工业增长速度却达到17．0％，高出GDP增长7．9个百分点。因此，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增长速度的提高，不是短期因素所为，而是由长期积累因素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经济未来结构变动的趋势。
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的高增长。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与近几年消费增长平稳和净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相比，投资的增长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讲，投资高增长是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必要前提，与前期以轻工业为主和后期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相比，新的发展阶段必然伴随着投资的大量增加。2003年我国工业投资14460亿元，同比增长39．0％，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带动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工业行业大多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据2003年统计公报显示，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纺织增长80．4％，煤炭增长52．3％。另外，就长期趋势而言，投资增长的作用也反映在近几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关系的变动上，投资率从1998年的37．4％上升到2003年的42．7％。
导致产业和投资格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消费结构升级。虽然近几年我国消费增长保持平稳，个别年份还有些偏弱，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经过多年的能量积累，消费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相比，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46．6％下降为2003年的37．1％，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从55．1％下降到45．6％。目前人们的消费观念、方式、内容以及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消费总体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汽车、住宅、通信、旅游以及教育和文化娱乐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居民年均消费支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都在明显增加。2003年，在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消费支出中上述领域的消费占35．9％，农村居民达到34．9％。可以预见，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逐步释放出能量，成为带动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重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关联性，使经济高增长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验表明，当大众消费进入汽车、住宅消费阶段后，投资高位运行，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将保持较长时期快速增长。与之相比我国的情况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将会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将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我国人均GDP从目前1000美元到2020年3000美元的20年间，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不仅来自于传统消费需求的生机和不断释放，而且新技术发展必然引致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汽车和通讯消费的持续高涨已经显示出了这种特征。二是我国已经把加快城市化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结构，作为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农村人口，城市化又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如果能够持续提高城市化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所释放出来的潜力不可估量。在未来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以重工业为主导，以新技术应用和城市化发展为依托，有可能持续20多年，直至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将进一步增强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近年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大都是关联效应较强的产业，如信息、汽车和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3倍于GDP增长的速度发展。2002年，汽车行业已经取代电子通讯行业，成为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也已连续3年以较高速度增长。随着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如钢材、有色、化工及建材等行业的增长空间进一步扩大。2003年出现的以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为主的短缺和投资热潮，客观上反映出主导产业变化的特点，标志着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产业关联效应增强不仅反映在工业内部，也反映在基础设施领域。随着收入增长，人口流动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提高，大众消费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同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会拉长产业链条，增加物流规模，提高产业组织的复杂程度，使生产和流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趋于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低、中、高收入国家交通及通讯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随收入上升而上升。重化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张的同时，还将带动对服务业的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以研发、物流和金融为中心的新兴服务业和以满足城镇居民需要为中心的生活服务业，都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从而会显著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
3、新的发展阶段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趋势相统一，正在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角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加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90年代随着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世界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形成浪潮。根据商务部有关统计，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成立企业数量的最多年份是1995年；投资额最多的年份是近两年，尽管投资企业数减少，但投资额增大，表明大多数在华投资的500强企业已经进入规模扩张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500强在华投资的73％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极大地带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使制成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而在我国以最终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进口替展阶段基本结束，出口导向阶段趋于成熟。未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将会更多地转向资本技术产业，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原材料、元器件等上游产品的需要。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1998―2003年，我国各年GDP保持平稳增长，外贸进出口虽有较大的起伏波动，但平均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两倍以上。由于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致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从35％左右提高到60％以上，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同期，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由每年400多亿美元上升到500多亿美元；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9％提高到27．2％； 2003年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为41．4％，进口占进口总额比重44．7％。我国经济对外依赖不仅表现在市场和资金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技术和资源方面。目前，许多高成长性行业如计算机、电信和汽车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仍然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些重要资源的供求关系出现紧张，以致进口迅速增加。2001年到2003年，我国原油进口数量增加了50％，钢材年进口数量增幅超过了100％。
综合上述分析，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将因重化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从而将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另一方面，我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长，国内潜在的大市场将会对国际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二、新阶段提出的主要问题
1、经济社会转型压力增大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既是后起国家振兴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容易造成发展失衡、加剧社会矛盾的时期。国际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一般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正是一个国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转换的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出现显著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处理得当，就能顺利地发展上去，反之，则可能出现徘徊以至于后退的局面。韩国在这一阶段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化工业发展，不惜大量举借外债，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中陷入了债务危机，后经艰难的调整才渡过难关。拉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一度出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快速增长，但随后因为经济结构扭曲，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最终酿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90年代中后期，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中断，大致也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目前正在进入的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也是在体制转轨和长期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逐步显露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应有充分的认识。
2、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
重化工业化容易导致资源的集中和市场的垄断，拉大城乡、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资本的集中带来财富的集中；其二，人的能力的差别带来收益的差别。在重化工业化阶段，两方面的趋势都在加强。根据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曲线，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呈现扩大趋势，其最高点即收入差距最大的时期大致出现在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协调机制，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就可能走向反面。
3、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发生渐变
在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会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容易出现经济高增长与失业压力增大的“逆反”现象不平衡。重化工业发展使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性增强，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提高，这对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期的到来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另外，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我国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比较优势，都会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度的提高而逐渐消减，倘若仍然依靠这一类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来发展经济的话，我们将难以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在世界制成品市场普遍过剩的情况下，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形不成核心竞争力，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也会逐步丧失。因此，面对新阶段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如何调整经济结构，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既保持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又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都将事关发展与稳定的大局。
4、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
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我国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为27％，人均森林面积为20％，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而单位产出的能源或原材料消耗却比发达国家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重化工业加快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增加，将使我国短缺的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特别是石油和矿产品的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对国际资源的依赖也会明显加强。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汽车、住宅业的发展对于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的需求也会显著提高。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还会带来“三废”排放的增加，给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合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效地解决资源瓶颈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5、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重化工业发展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虽然产业链条延长、中间需求增加，有利于扩充市场容量，但如果最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跟不上，则可能加剧市场过剩和通货紧缩。重化工业发展资本需求量大，信贷膨胀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赶超冲动”和“政绩攀比”倾向，更容易引起盲目投资。如果投资效益不好，就会加大内部金融风险，增加不良贷款，引发通货膨胀。此外，重化工业发展也会增加进口需求，对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在全面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任何外部冲击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总之，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高增长的内在要求，但由于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不确定性风险和调整的成本也会增加。因此，如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是这一阶段需要把握好的重大课题。
三、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取向
新阶段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正逢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许多严峻课题。从战略上讲，要把握好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认真解决好内部协调性和对外平衡性的问题。
1、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新阶段是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走势和中长期结构变化趋势的重要依据。为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针对新发展阶段高增长和不平衡的发展特征，进一步树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既要利用好新阶段创造的新机遇，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又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大调整措施，注意经济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既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继续加快发展，保护先富起来的人群的合法收益和积极性，更要强调通过政策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好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既要注重效率原则，关注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人均水平的提高，还要充分考虑公平，不断充实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以参与和共享来实现公正和平等，更好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为提高效率提供可靠保障和坚实基础。
2、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要注意结构变化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平衡
新发展阶段资源向重化工业和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其根本意义在于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产业发展的领域，带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同样，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不等同于城市加快发展，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转换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的发展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循环之中。因此，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关键在于使结构变化更加有利于产业关联和城乡互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结构的安排与要素禀赋的特点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结合起来。从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看，资源配置应突出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应在结构上坚持就业优先。在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应高度重视客观上存在的就业弹性下降的趋势。解决这一问题可能的思路有两点：一要抓住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和结构多样化的特点，使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之间保持平衡，注意发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在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二要把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始终作为战略重点，保证劳动力质量同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这两点，前者旨在抑制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后者则着力于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增加。从总体上讲，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解决好结构升级与增加就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才是成功的。
3、宏观调控政策应注意适时适度和长短结合
新发展阶段具有结构变化剧烈，容易引起经济波动，调整代价较大的特点，这对宏观调控方向、时机和力度的把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宏观调控既要注意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更要注重开掘市场调节的自组织功能。新的发展阶段是市场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与以往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时期不同），政府调控主要不是通过直接干预来主导发展的方向，而是要通过创造环境来保持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府对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或失调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必要的，然而更多的问题是需要依靠市场经济系统内部力量来自求平衡。在市场有效范围内充分保护和发挥好市场的作用，是宏观调控的边界和基础。其次，短期宏观调控措施要有更长远的预见性，在总体上要服从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避免因为局限于解决短期问题而积累和加深长期矛盾。同时，也要避免短期宏观调控措施长期化，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在调控方向上与长期发展战略的一致性。再次，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弹性，无论是顺向调节还是逆向调节都应把握好时机和力度，多用“微调”的方法，为市场作用留出必要的空间和时间，循序渐进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4、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有全球战略思维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保险需求；商业性供给
1引言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农业经营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使得农村保险保障制度也受到极大的威胁，必须要根据现状提出全新的农业保险制度，以确保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中在分析农村经济发展的保险需求的前提之下，对其提出商业性保险供给的策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能够获得良好的保险保障。
2坚持原则
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商业保险而言给予发展机遇，同时也需经营与培育，而在这一方面，我国可以从国外汲取丰富的实践经验，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形势予以适当的调整，抢占市场先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以下原则：首先，长期经营原则。针对农村保险而言，具体表现为暂时的，还有局部性亏损，这对商业保险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对其进行长期经营，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精简某些业务，但是不能放弃这个市场。首先，完善的任务强化市场基础投入，比如宣传企业形象，强化其在农村市场的宣传；强化人才培养，构建营销渠道；必须与当地相关部门予以有效沟通与协作，这样能够引导客户潜在需求，让农户对其产品及服务具有一定的关注度。其次，差异化原则。针对农村保险市场而言，一方面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存在有效性需求不足的状况，而这其中的需求不足，将很有可能是由于经济不发达造成的，也或者是因为保险意识不强引起的，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水平，不同消费习惯等特点，商业保险公司需要制定差异化推广战略，给予差异化产品与服务。最后，农村及农业保险协调发展。现阶段城乡一体化趋势不断强化，农业产业化逐步加快，因而需要从市场一体化角度予以分析，从而全新审视农村保险市场，这其中需要认识到农村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农业作为基础，发展农业保险，必须要获得政府的扶持与认可，这样才能推动农村保险得以有效推广。
3实施产品创新而
商业保险公司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根据当前农村经济与政策的最新情况，获取农村经济热点，并且配套供给产品。依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发展要求，则需要不断细化农村市场研究，针对不同层次，还有不同需求的消费者，为他们设计不同的产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满足农村和农业及农民的要求。例如针对基层干部而言，需要为其开发乡村干部综合保险，而针对流动人口来说，需要为其设定综合保险、农村流通企业、设定物流保险等。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商业保险公司则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业务水平，开发不同的险种，从而保障农村经济发展能够获得合理的保险保障。
4进行营销和服务创新
农村本身地域广阔，人们密度较小，直销成本极高，保险公司需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继而转变以往直销模式，在农村发展过程中，设置人出单，或是个人营销制度，针对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营销渠道，构建合适营销网络。除此之外，要按照农村点多面广，以及区域差异化不断拉大的特点，保险公司必须要调整自身的服务策略，实现创新，并且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服务项目。例如针对专业大户，需要给予业务信息咨询，实施异地赔付；针对产业化龙头企业，则需要给予天气预报、防灾技术咨询；针对投保养老的有健康保险，为他们提供免费体检，还有医疗信息咨询等。
5培养专业化人才
从发展角度来说，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储备及培养，是推进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相较于城市保险市场而言，农村保险市场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这就需要根据特殊情况制定适合农村保险市场发展的全新策略，积极培养扎根农村并熟悉农村业务，而且专业化水平相对较高的理赔人员，并且组织开展农业保险承保，还有理赔，再到技术培训，抑或是开展针对性专业技术培训，从而为农村保险发展提供专业化人才，在人才储备完善的基础上，能够构建专职服务农村保险的队伍，这样能够促进农村市场发展具有良好的商业保险保障作为依托，全面提升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所以从整体角度分析，于农村商业保险需求的基础上培养专业化的农村保险理赔人员是非常必要的，这能够为农村商业保险的推广与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提高农村经济保险的有效实施。
6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保险需求正在不断上升，而商业保险发展的不断完善，促使其在农村经济市场的运用中发挥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从而大大提升商业保险在农村市场的推广度。本文中从四个层面阐述了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保险需求，还有商业性供给的具体实施。
参考文献
[1]张继军.生命周期视角下我国居民家庭保险规划探析[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3）.
[2]陈广.城镇化对农业保险需求影响机制及干扰因子研究[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5（5）.
[3]李迪.影响农业保险意愿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吉林省农安县为例[J].现代经济信息,2014（19）.
[4]尹成,远史拓.我国农村小额保险:需求、问题与监管[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2）.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征
（一）基本内涵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核心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把提高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发展体制转变。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二是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开放的推力、区域的合力等因素叠加起来，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三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改变经济发展对素驱动、投资驱动的过度依赖，转向依靠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四是经济发展目标转变。放弃唯GDP论，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突出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保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二）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特点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常态。由于我国经济基数的增大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速度将适度回落，这也是经济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规律。二是转型升级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主旋律。以要素驱动为主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成为大势所趋。三是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特点。宏观经济管理将实施“底线”调控，着力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前瞻性和协调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四是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助推器。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
（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不断发酵，在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形势下，经济低迷和转型调整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发达国家致力于改变借贷消费的模式，吸引制造业回流，扩大实体经济比重。新兴经济体则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二）以贸易和投资安排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正加速形成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加剧了多边贸易体制建设的难度，加速了以区域贸易和投资安排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近年来，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持续增加，美国正在努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亚太自贸区（FTAAP）。以贸易和投资安排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正在形成，必将对全球现有的贸易和投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在孕育兴起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让人们开始感受到全球范围内一场技术大变革正处在孕育期，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工业革命决定经济发展的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可能使全球技术要素与市场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引领全球产业分工新布局，催生世界经济新格局。
（四）服务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前，服务业已居世界经济主导地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达到70%左右，其中，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5%左右，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达到50%。相比制造业，服务业具有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等优势，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展潜力巨大。
三、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
（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应、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压力上升、腐败现象蔓延等其他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出现过的问题，在我国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也会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基础薄弱
当前，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大规模投资等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已无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同时，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的新动力依然薄弱。一方面，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为50%，而高收入国家一般在70%左右。另一方面，经济升级的创新动力不足，我国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企业转型升级困难。
（三）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经营普遍困难。同时，这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呈加剧之势。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
（四）局部金融风险增大
当前我国金融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流动性总量过剩而结构失衡，大量信贷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金融没有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地方债务潜在风险增加，截止2013年6月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亿元。此外，国内影子银行快速发展，其背后的潜在问题可能波及金融机构，进而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
（五）房地产市场风险不断累积
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等指标来看，我国的房价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在全世界都算比较高的。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经普遍在25倍以上，部分城市房产的售价与月租价之比偏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世界上十大贵的让人难以承受的房地产市场，有七个都是中国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广州和重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与8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下降的城市有69个，持平的城市有1个，与2013年9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58个，持平的城市有2个，上涨的城市有10个。
（六）生产力空间布局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协调
当前，一些生态环境承载力较高的地区，要素聚集度不高，经济活动不够活跃；一些生态环境承载力弱的地区，却过度开发，超出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生产力空间布局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不协调既造成了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损失，也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问题，甚至出现了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商务运行成本过高等“区域病”或“城市病”，资源被大量浪费或被低效率使用，造成了生产力布局和各地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协调。
（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贸易规模的逐渐扩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2013 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呈快速上升趋势，2014 年10月23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上升到6.1195，再次创下自3月7日以来的7个多月新高。同时，由于美元的短期调整而出现阶段性加速升值，人民币的升值趋势仍会继续。2005 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4年6 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28.33%，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6.51%。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挤压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加大国内就业压力，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战略选择
（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要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把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深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的突破口，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体制以及一切有助于实现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各项体制改革，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制度红利。
（二）激发有效需求和供给，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
要从三个层次激发有效需求和供给：一是大力发展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强的服务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使居民有能力消费。二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大力推进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使居民敢于消费。三是运用供给经济学的思路，推进技术进步，开发各种新产品和新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彩的可选择的消费品，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和形成一批通过竞争成长起来的创新型行业领军企业，发挥其重大技术研发、技术集成、推进产业化的优势。发展风险投资、信息服务、技术交易、人才服务、并购融资等创新服务业，支持小微企业创新活动。改革以项目直接拨款为主的科技经费支持方式，建立以基金等金融手段支持研发和产业化的财政支持机制，加大普惠性政策支持的力度，减少对企业点对点的资金支持。充分发挥人才在创新中“第一资源”的作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方式。
（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创造更加稳定的市场环境
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基本方向，进一步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避免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与此同时，大力鼓励和激活民间投资。把民间资本引导到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基调的同时，适时适度预调微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保持市场流动性相对宽松的局面，促使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回到较为平稳和合理的状态。研究治理影子银行，对影子银行分类处理、疏堵结合，在发展中进行规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加快推进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
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着力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注重发挥政策的扶持、导向、带动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健全经济、适用、环保、节约资源、安全的住房标准体系。总结上海和重庆试点房产税的经验，加快房产税立法，适时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推动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进入市场，逐渐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体系。
（六）建立长效机制，加快化解过剩产能
坚决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强化产能盲目扩张的控制机制，建立淘汰落后产能的引导机制，完善开拓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扶持机制，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遏制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完善差别化价格政策，提高产业准入的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七）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抓住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战略机遇期，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亚太自贸区，不断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八）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金融形势；经济发展；金融改革；金融结构调整
随着金融经济的不断发展，因其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虽然我们呈现出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但是不可避免，我国传统的金融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趋势。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式，我们必须认真面对，不逃避。尽管国际经济呈现衰退的形式，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我国金融阶段的新趋势，新面貌，并进行合理而有针对性的金融改革，即便大环境下现象不容乐观，但通过我们实事求是的金融改革，我想我国的金融经济一定会朝着稳步，稳定发展的方向所迈进！对此，我们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展开论证与分析，并做出对策，一是我国金融经济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二是对于这样的金融形态，我国经济将进行怎样的金融改革，以及怎样的金融途径来迎接经济挑战。
一、我国新阶段下面临的金融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一）经融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
面对着经济快速的发展趋势，我国老式的金融结构已经无法满足当下新形态的金融经济的发展，金融业面临着迫切的改革。首先，基于我国庞大的领土面积，造就了我国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而又均衡的分配，东部地区占领的金融资源达到总共的一半以上，而中西部却相对较少；其次，融资结构相对经济发展而言存在不完善的情况，于是融Y渠道单一，手段陈旧，大部分依托于银行的帮助，这样使得金融在发展的道路上经济支持远远不够；第三，金融贷款的受理对象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与之而来的贪污受贿现象时有发生，而且他们受理的对象一般都是国有企业，或者是比较大的集团企业，这样一来小型的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因而拖慢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第四，银行内部也存在着结构不均衡的现象，模式落后，结构也比较单一，最重要的是银行本身面对金融风险的能力比较弱。
（二）金融业发展后备力量供给不足
在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于居民的日常消费，而我国的消费能力比较弱，这样对于经济发展来说，不能提供相应充足的后备供给动力。而且我国的金融发展仅仅存在于最初的起步阶段，相对而言金融产品种类稀少，金融结构也比较单一，而主要支持仅仅局限于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的支持也仅仅局限于居民的住房贷款，这样小型正在发展的企业得不到有利的经济支持，一些很有前途的小型企业往往扼杀在发展的摇篮里。
（三）互联网金融对于货币金融的影响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我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互联网发展的新环境趋势下，互联网作为新型的金融形态，因其开放、平等、互利互惠的优势特点，使其迅速成为了金融发展行业中的一个新产业。它的诞生促使我国传统的金融业面临的挑战更加庞大，一些得不到发展，而且不能随之改变发展模式的企业就此倒闭，而且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促使一些新的交易方式的出现，比如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再比如腾讯的微支付，这些金融交易的发展与变革，都对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及挑战。要想在金融市场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随之市场形式的不断变化，而进行改革与创新。
二、我国新型金融形势下的金融改革途径
（一）加快金融改革与创新，促进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众观我国金融经济所面临的新阶段，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与升级发展。1.我们应该优化贷款渠道内部结构，确保它能面向社会各个阶层进行资金支持，并且加大对传统金融业的投资力度，确保他们能够在新环境下转变模式，顺应发展趋势，从而赢得发展，而且加大对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尤其是科技产业，让这些前景很好的企业能够继续发展，寻求进步；2.将客户的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将原先用于大型企业，或是国有企业的资金支持，大部分抽调出来，用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改革，使得我国经济中的各个企业，无论大小，都能得到稳步的发展，并且优化贷款内部条件与流程，进而不断优化金融服务；3.拓宽金融消费渠道，将金融消费渠道进行适当的转型和升级，从而适应国家新经济环境下的金融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难，消费狭隘的问题。
（二）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体制，从而范围金融风险
对于新阶段下的金融经济来说，一定要做到防忠于未然，规避金融风险。而要想恰到好处的规避金融发展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一定要有一个健全而又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通过法律的效力，来约束金融经济发展中的不当行为，从而稳定金融经济发展的市场秩序，确保金融业能够在有法可依的环境下稳定发展。除此之外，还应拓宽民间的融资渠道，将融资结构变得合理化，大众化，并且在法律的约束下更加明朗化，让企业可以在资金充足的前提下发展、进步。同时要重视金融机构的质量问题，确保金融机构能够有效，正常的运行。最后，要通过对金融经济的宏观调控，制定相关的金融政策，将金融体制与当下的金融经济相切合，进行必要的金融体制改革，从而规避金融经济中的金融风险。
（三）调整和改革货币政策框架
针对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常态，我们必须实施积极而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适应经济过快发展的趋势，当然，也不能盲目进行，要坚守适度的原则，确保货币政策能在金融发展的大环境下稳步实施。首先，要确保货币政策的流动性，要随时了解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将货币政策控制在可控制范围内，通过使用各种货币调控工具，或是调控手段，让货币市场能够始终保持一个稳定发展的市场形态。其次，要进行一些相应的经济调控政策，从而对基础货币做出调控与优化，并且对相关的信贷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发展的货币政策，从而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同时，对那些发展的薄弱环节，不要想方设法的规避，要正面它，并且进行大量的投入，确保这些薄弱的环节也能够跟上金融经济发展的步伐，一起前进，一起发展。最后，对于货币的发展渠道进行必要的拓宽和优化，让多种货币政策开展起来，以顺应不同的金融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拓宽贷款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商业银行，同时，也要完善我国的基础货币政策，让货币能够正常的流通，不阻碍市场经济的大幅发展。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那么从“增长”到“发展”，一词改变有何深刻的内涵？
刘世锦：增长是量的描述，发展是质的规定，高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国际上对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也有不少讨论。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些国家就曾经出现过“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要论断，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记者：当前，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呢？
刘世锦：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增长率已经近30年了。从工业化历史上看，能够在40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平均7%以上增长率的经济体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所经历的时间是不同的。工业化先行国家所经历的时间长一些，但平均增长速度相对要低。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一批增长速度较高、但时间相对缩短的经济体。总的看来，能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并不多。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陷入停滞状态，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即便是被视为成功典型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遭遇了1997年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再早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也都曾因经济危机和战乱，而使其发展进程中断或受到重创。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3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尚无先例。在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出现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议论，比如“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国经济本身看，近几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具有转折含义的重要变化。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连续4年达到10%以上。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人民币；人均收入在超过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达到了2000美元；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超过7000亿人民币，接近于10年全部财政收入。但是，必须看到，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
记者：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具体有哪些呢？
刘世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些变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例如过去曾认为中国的钢产量1亿多吨就够了，而2006年钢材产量则超过4.6亿吨。
――环境压力空前增大。如果说资源可以通过进口和替代有一定调节空间的话，环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动性，没有多少调节余地。
――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据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调查，普通劳动力工资近年来年均增长15~20%；土地价格涨幅更大，有些地区仅生产性用地涨幅也达一倍以上。
――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在地区发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乡发展差距。
――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迁、征地、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干部和腐败等引发的时有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的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国际贸易摩擦增加，贸易不平衡构成很大挑战。
以上列举的当然不是新变化的全部。就这些现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称其为“新变化”，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需要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我们是否正在或已经进入与以往有较大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如果是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话，现有的发展方式能否有效应对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可以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二、以自主创新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记者：近年来，我们党非常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提出这一战略有何重要背景？
刘世锦：近年来，我们党提出加强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后，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均收入越过一千美元关口，现在又达到两千美元，当然是好事，同时也是“双刃剑”，因为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也相应减弱了我国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现出来，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一些对低成本敏感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留下来的企业则要通过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环节的努力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刘世锦：我们把自主创新概括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过去关起门来搞研究不同，这几种类型的创新都是在日益扩大的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如何认识自主创新，近年来也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纯粹内资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结构，其中包括引入外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基础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境内外上市。所以，按照企业资本来源来界定，不符合开放经济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比如，某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是内资，但再从这个投资者向上追溯，可能会找到外资踪迹。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来，虽然会对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同时也有技术信息扩散、人员培训、促进产业配套条件形成等积极作用，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当然，前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是一个宽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义。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关注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缓解这种状况？
刘世锦：这些年通过实施地区重点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尚不足以改变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近年来影响地区发展格局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城市圈，内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带等。二是产业的区域集中加快，过去一个新产业出来，各地都要搞，遍地开花。一些年来通过市场竞争，产业的区域集中度显著提高，如彩电生产，过去一度20几个省都在生产，现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区；汽车生产也正在逐步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区域。城市带的形成与产业区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产业集中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变化总体上说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积极的、可持续的，但必然影响到原有的地区发展格局，不仅表现在大的行政区划之间，也表现在这些行政区划内部。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出现了某些有利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产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具有资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与东北的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如，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业开始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转移，部分国际转移产业也将承接地更多地转向要素成本较低地区。这些趋向或因素的稳定和增长，将会对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评价地区发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标？
刘世锦：对地区平衡发展有一个正确理解和评价的方法问题。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率先发展，吸引各种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其中包括人员流动。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动到发展快的地区，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减少了落后地区的人口基数，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提高。反之，发展快的地区人口基数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下降。我们讲地区发展差距，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一个适宜的比较性指标。这个指标除了关注货币收入外，还考虑到剔除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在劳动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逐步趋于缩小。我们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将有助于正确观察和理解地区之间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记者：地区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那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隔离状态被打破，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我们的各种政策，不论产生于何种背景，都应当促进而不是延缓这一进程。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历上百年时间。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体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至少还需要30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之与城市人口，包括已转移至城市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要让他们“过得去”。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更好发展来解决
记者：这些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对此怎么看？
刘世锦：这种反差很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也同时进入经济和社会结构、重大利益关系剧烈调整的阶段，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数量增加，有些领域的矛盾趋于尖锐，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当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社会上较大比例成员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状态后，社会的稳定程度将会显著提高。现阶段我国总体上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矛盾增加的时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例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征用农民土地、城市拆迁、水库移民等所引发的矛盾；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和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等引发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腐败、干部等引发的问题等。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立足国情和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应当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已经证明，吃“大锅饭”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当然，我们讲进一步的发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价的发展，而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同时要比过去更多的精力重视社会发展；要集中力量抓紧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从源头上治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要重视通过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多年来我们所倡导和实行的发展观的一个拓展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应该和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在解决一些问题时不致于引出更多的问题，如何在处理一些矛盾时，既要照顾眼前，更要有利于长远，还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记者：这些原则主要有哪些呢？
刘世锦：一是既要治标，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贫工作，通过转移支付等办法给贫困人口一些补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培训，使他们获得通过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诺，又不能脱离现阶段国情，作不切实际的过高承诺。比如养老、医疗保障，城乡、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是全面保障，还是在农村先做到对困难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实际。承诺过高，兑现不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欧洲福利国家保得过多，也在寻求改革。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设。对短期内的突出问题，如困难人口救助、调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稳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好的制度建设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程序处理问题，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针对个别事件和少数人，而是对所有人具有普适性；不仅要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要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如何深入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涵义？
刘世锦：这一重要论断已为我国近3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我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是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背景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活力和制度基础。毫无疑义，没有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改革走出一条独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经验。例如，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在改革国有经济的同时，放开一块，鼓励发展多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鼓励不同改革方式的试验和竞争，先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把改革与开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放引入新的体制要素而推动改革；保持党对改革过程的坚强领导，把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为改革和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改革和发展进一步促进稳定，等等。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解决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体制上的。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相当复杂。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等倾向。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指标和行为机制，是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要求由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初次分配按劳动和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但由于多方面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突出起来。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趋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体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因此，改革开放仍然很重要。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深层矛盾的化解，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可能离开深化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开放也是改革，讲深化改革也包含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开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不能松懈，更不能动摇。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需要警觉和纠正，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推进改革，而不是走回头路。改革是为了发展，最终要由发展的成果来检验。
一、发展县域经济要以工业化为导向[文秘写作-www,,找范文请到]
从总体上，我国县域经济还是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准确地说还是传统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题。如果说在进入新阶段以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还在农业和农村内部，那么进入新阶段后，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更多地来自农业和农村外部。目前非农收入已经占农民收入的50％左右，农民收入来源逐步多元化。增加农民收入，已经越来越取决于工业和农业、城乡经济的相互关系。因此，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把着力点放在农业和农村经济之外。
从本质上讲，县域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工业化过程，就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大力推进工业化，使农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大规模地转入工业部门和城镇就业，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出路。推进县域经济工业化，不仅要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高工业、服务业部门对县域经济的贡献份额，而且要用企业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现代生产经营方式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
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分散的小规模农户为单位的生产经营。这种生产经营方式难以延长农产品加工链条，培育农产品品牌，提高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难以应对市场的千变万化，回避农业交易成本高的问题，还会增加农业和农户的市场风险。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农民增收，从而也是最终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进入新阶段，要发展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生产经济方式，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鼓励农民建立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农户之间的相互联合，降低生产交易成本，发展农产品加工和销售，分享规模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加工增值效益。
发展县域经济最重要和最迫切的还是要大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从全国来看，经济大县强县，无不都是工业或服务业发达的县市。进入新阶段，推进工业化要改变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两张皮的状况。要看到，农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和城市工业化并行发展和过度竞争，在市场供求格局发生变化，发展空间已受到明显制约。特别是在入世后，迫于激烈市场竞争的压力，乡镇工业也强化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机制，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发展乡镇工业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调整与城市工业的分工关系，如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产品运输业等；积极促进城乡产业有机整合，形成紧密的产业链和配套关系；打破现有的阻碍城乡产业整合的管理模式，在规划、政策制订和实施上对城乡企业一视同仁，鼓励和引导城乡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重组和合作。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阶段后，我国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变为相对过剩，为县域经济工业化既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增大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只有继续推进工业化，才能为县域经济发展开辟新的空间。
二、发展县域经济要以城镇化为支撑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而城镇化又能进一步推进县域经济工业化。城镇化有利于农村工业的产业集聚，有利于服务业的成长，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化进程的快慢，直接影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推进县域经济工业化的同时加
快城镇化进程，也应成为县域经济的重头戏。相对于城市已较大程度地实现了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现代生活方式而言，农村很大程度上还延续着传统生活方式。积极推进城镇化，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改造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
小城镇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和交汇点，因而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应该看到，发展县域经济，小城镇这个层次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培育城乡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整合城乡各种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小城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快小城镇发展，是新阶段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
进入新阶段，积极推进小城镇发展，要改变以前盲目追求“硬化、亮化、绿化”的脱离农村实际的倾向，改变政府主导圈地造城搞建设的机制，实行务实有效的城镇化战略，使小城镇建设真正给农民带来实惠，使农民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和效益，切实防止抽取农业和农村资源超前建设小城镇，这不仅从根本上不利于城镇化，还会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条件的恶化。要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广辟投融资渠道，鼓励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带动小城镇建设。要分别轻重缓急，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小城镇建设。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中心镇为重点，使之尽快完善功能，繁荣经济，发挥城乡经济结合部的作用，培育完善市场体系，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调整已经不合时宜的政策，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吸引农民进入小城镇安居乐业。我国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差异很大，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东部地区可适应大都市圈和城镇体系发展的需要，推进城镇网络发展，中西部地区要重点发展中心镇和发展重点小城镇。经济不发达的县市，小城镇建设更不能急于求成，贪大求洋。
三、发展县域经济要以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动力
进入新阶段以前，县域经济较快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度创新的推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的的制度创新，极大地提高了解放了农业生产潜力，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大发展。90年代初中期，县域经济的较快发展，主要是乡镇企业崛起，有了农村办工业的制度创新，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向农村内部非农产业转移，使农民从“多元化”经营中得到了单一农业经营模式难以得到的收益。
进入新阶段，发展县域经济同样需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来源于思想解放，来源于社会实践。当前，县域经济制度创新又进入活跃期，包括农村土地流转、农业产业化、定单农业、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等，这些领域的制度创新，必将带来生产力的新的解放。因此，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为制度创新创造宽松的环境，必将促进新阶段县域经济的新发展。
县域经济的制度创新，必然要更加符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市场化为改革取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目标，应是通过对农业生产制度、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社会组织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清除阻隔城乡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城乡商品和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自由流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促进城乡产业整合和城乡企业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重组，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县域经济发展新体制和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