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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古代德育思想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着古人在道德教化领域的思考与实践。在飞速发展的时代，面对日新月异的环境、多元的思想交流、多样的价值观碰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汲取古代思想智慧，探究传统的经验方法，丰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探讨。
1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概念界定
很多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概述。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德育是以儒家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融合道法墨各家伦理道德传统、道德规范和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而形成的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活动的行为规范、道德教化体系和价值行为标准的总和。”也有学者指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等既在德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等问题上相互颉颃相互论争， 又在德育的目的、功能和本质等问题上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虽然表述方式不尽相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指出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家思想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产物，同时也指出了儒家德育思想在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体系的主导地位。结合前人的表述，我们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做出如下界定：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儒家道德规范为主体，吸收融合了道墨法释等各家道德思想、伦理规范、道德实践的，涵盖广泛、多元一体的德育思想结构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是在古代历史条件中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在德育与政治的关系上，德育政治化超出了合理限度，遮蔽了生活世界，导致了德育本质和功能的异化；在群体和个体的关系上，对群体价值的过分注重，压制了个体道德的充分发展，弱化了德育对个体生活世界的精神关怀能力等。”因此，在继承与发扬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时，需将其与当代实际相结合，特别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实际状况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做出符合时代的解释，使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在高校焕发新的生机。
2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内涵与方法
（一）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内涵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内容丰富、涵盖广泛，其中“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的含义有两个，其一从个人修身的角度来讲，仁即为“修己”。孟子曾说：“仁者也，人也。”（《孟子・尽心下》）《礼记・中庸》中也讲：“仁者，人也。”这里的“人”，是指社会人，是经过后天学习修养而形成的。因而要“修己”以为仁，加强自身修养，养成良好人格。其二从对待他人的角度来说，仁即为“爱人”。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亲相爱，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要求人们有仁爱之心，爱他人、尊重他人，首要的就是对亲人的爱，“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孝是对父母的爱，悌是对兄长的爱。《孝经》上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指出了孝是做人的根本。试想如果连有生育养育之恩的父母都不尊重关爱的话，如何尊重关爱他人？如果人人都不孝敬父母，不尊重他人，这样的社会又怎能和谐稳定？因此孔子说：只有对亲人保持孝悌之心，才能推己及人，对他人关心友爱；才能由小家到大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一直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使得‘孝'由家庭伦理范畴的概念上升为国家伦理和政治伦理。”但后来扭曲的“愚孝”观念也使得现在很多国人对孝悌思想存在诸多误解。今天我们讲求孝道，更应该返璞归真，回归孝的本质含义，爱父母、敬父母，父母是对的，应该遵从，父母错了，应该指出其错误，这样才是真正的孝，才能保持和谐有爱的家庭关系。“仁”从个人的角度提出了修身处事的准则，“礼”则从社会角度进行了制度规范。礼所反映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已经不适用于现今社会，因此我们不谈礼的具体制度指向，而是吸收借鉴其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指出了礼的本质和功用在于“和”。通过规范人们的言行，使其守礼，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借鉴仁、礼的思想，教导学生内以修己，外以爱人，遵守校园规范，从而在提高自身素质修养的同时，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构建和谐的校园环境。
（二）中国古代德育目标
在德育目标上，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看重人的精神气节，注重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石灰吟》）等都表现了高洁的精神气质，令今天的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精神信念的力量，深受鼓舞。北宋大儒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传统德育的教育目标，从个人修养到太平天下，从小我到大我，一层层推进，培养受教育者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及对自己、对家庭、对国家、对天下的责任意识。传统德育的熏陶将有助于大学生提升自我修养意识，自觉地完善人格品性，提升精神气质，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三）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在德育方法上，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蕴含着多种有效的方法。启发式教学法，得名来自“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启’指的是教育者引导学生思考，‘发’指的是教育者指导学生如何去表达，教育者对学生的启发作用在于引导而不是直接告知其结果。”通过这样的启发诱导，不仅能教给学生知识，更能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教育家都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对人的后天成长的重要影响。孔子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嗣，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孔子家语》）傅玄的《太子少傅箴》中也有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都比较形象地说明了环境的影响作用。环境作为无形的、不易感受到的存在，是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产生着影响，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除了教育者可采用的德育方法，中国古代也十分重视人的自我教育。《周易・蹇卦・象辞》中有言：“君子以反身修德”，即通过反省自身来修养德行。曾子进一步指出了自省的具体内容：“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述而》）当然自省的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生活学习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反省的范围。“慎独”也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修养的方法，即在没有别人监督的情况下，要自我监督，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陆九渊说：“慎独即不自欺。”袁采也说，慎独即“处世当无愧于心”。这些都表明“慎独”要求人的高度自觉性，强调自律意识的培养，在道德修养过程中不断自我观察、自我约束和自我反省。
3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在高校中的应用
（一）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融入课程体系中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中蕴含着对当今社会有积极意义的时代价值，在对其作出现代诠释的基础上，可以适时地融入到教学中。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质特征，但当前的思政课无论是在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式上过于强调政治性，从而导致课堂内容空泛、枯燥乏味，无法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任何课程都不只是单纯地知识传授，思政课作为思想性政治性的教育课程，更应注重对受教育者品性的塑造与思想的引领。因而将古代德育内容适时地融入高校思政课中，不仅可以丰富课堂的内容、提升课程的趣味性，改善政治意味过浓的弊端，还可以通过对古代德育经典、人物故事的讲解让学生感受到道德的力量，体会传统的精神气节，在潜移默化的感染下提高对德育的认同度。
（二）结合古代德育方法，改善教学方式
启发诱导法告诫教师避免单纯的灌输说教，采用探索式、讨论式、参与式的教育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的思考与探索；自我教育法启示教师应经常鼓励学生多思考、多反省，将教师的引导教育与学生的自我教育有效结合。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善也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应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教学技能水平，开展高水平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同时应不断充实自我，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升个人修养。教师作为教育者和引导者，一言一行都会给学生带来思想上、行为上的影响，他们对理论的讲述与践行，对工作的理解与态度，对现实的看法与思考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发展和行为判断。因此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也应注重自我教育，养成良好的个人素养，以身作则，发挥人格魅力，对学生产生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
（三）营造德育环境氛围，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中国古代重视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应注重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使其渗透到每个大学生的实际生活中。随着传媒的发展，高校里也出现了很多方便又高效的校园媒体。每天的校园报纸、广播可以开辟德育模块，进行德育宣传；利用校园微博、微信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推送德育美文、德育故事，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感受古代德育的熏陶。还可以开展相关的德育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使学生近距离接受德育的熏陶教育：组织相关的学生社团，引导学生诵读经典，并通过相关实践活动的举办，使学生在活动中加深对伦理道德的认识，促进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邀请有关的教授学者，开展学术讲座；利用话剧、小品、舞蹈等形式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搬上舞台等。通过这些有形无形的方式，使书本上的理论知识逐渐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认识，提高道德修养与实践。同时在此过程中，也应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加强自我修养。自我反省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修养方法。德育内容的特殊性，要求受教育者经常自我反省，反思自己的不足，从细微处培养自身的自律意识，提升德行修养。现代社会喧嚣浮躁，人们通常为浮华名利所累，越来越少的人能够静下心来修养身心。大学生处于风华正茂、拼搏奋斗的时期，也应该时常静心自省，这样既可以使自己在奋斗中时刻保持动力，又能养成良好的品性修养应对社会的浮华喧嚣，以更加坚强的姿态接受社会的洗礼。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借鉴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改善当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面对更复杂的情况，这些都需要高校、教师、学生的长期并持久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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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幼教思想的本要义理
中国古代的幼儿与幼儿教育与现代的概念不同。现代的幼儿教育或者学前教育是由西方传入的概念，特指儿童在3岁以后直至入小学之前所受的教育，并且常指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国古代从出生之时到外出就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统称为幼学，也就是幼儿教育。
那么，什么年龄段为幼儿呢?《礼记曲礼》中说:人生十年曰幼，学。汉郑玄注曰:名曰幼时，始可学也。把人从出生到10岁出外上学之前的年龄段视为幼。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曰:人生八岁，则至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又把人从出生到8岁的年龄段视为幼。不论是把幼儿界定为10岁还是8岁，所指代的都是从出生到外出求学之前这段时间，幼儿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初始阶段的宽泛概念中国古代从出生之时到外出就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统称为幼学，也就是幼儿教育。
中国古代就有教儿婴孩，教妇初来的幼教思想，民间也有小树不剪不成材，小孩儿不教不成人的俗语，反映了古人对幼教的深刻认知。孔圣人周游列国授经讲学，感悟出教习真谛少成若天性，习惯自然成的绝妙论断。汉代的贾谊则明确提出了早谕教的主张:婴幼儿心地纯洁，可塑性大，在婴幼儿纯洁的心境还未受到外界环境的熏染时就要及早教育，造就循规尊礼的言行规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其所著的《颜氏家训》中倡导: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从事教育活动四十年之久，对幼教领悟颇深。他认为，幼童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只有使儿童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才能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教育家张履祥也特别重视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他认为:幼稚之时，必见奋起之志，若举动无恒，即将事无一济矣。少年血气未定，善者固易流于不善，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幼童时期，思维稚嫩，早以教育，生性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否则，善者固易流于不善。任何有所作为者，幼年时就确立了奋发向上之志，必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中国古代的幼教主要是家庭教育。施教者一般是婴幼儿的父母尊长，注重根据幼童身心发展和认识水平的特点，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灵活机动、适时而教，感知知识、遇物而教，应幼儿的性情，引发幼童的兴趣，导幼童行为，讲究教育的方法。能坐、能行则扶持之，勿使倾跌也，教以幼童坐、卧、爬、行等肢体运动、戏耍锻炼;按照幼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创设幼童感知知识、辨析事相、发展语言能力的环境;造就幼童勤于动手、生活自理、讲求卫生的行为养成;培育幼儿日常生活、接人待物、言行举止等礼仪修养;塑造幼童尊老爱幼、扶弱济困、积德行善的行事之道;确立幼童为人处世、谦卑恭敬、诚实正直的德性;还特别重视对幼童言行举止的垂范和影响作用，朱熹论定为:指引者，师之功也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尔。
中国古代幼教的品德教育崇尚孝、梯、忠、恕、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核心思想，并把其作为品德教育的主旨。汉代的王修教育自己的儿子，未必读书，并学做人。朱熹则倡导: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钱穆在其《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一文中说: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意义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亦不专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设，教育的主要对像乃为全社会，亦可说为全人类。不论幼年、青年、中年、老年，不论男女，不论任何职业，亦不论种族分别，都包括在此项教育精神与教育理想之内。钱穆认为:儒家思想精髓，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孝、梯、忠、恕、仁、义、礼、智、信都是为人的条件，是人所遵守和具备的素养。幼童在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塑就长成难以改变。因此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古代的幼教在立德遵礼、修身养性的铸塑上是成功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才成为了世世代代传承中华文明的火种。
二、古代的幼教对幼儿素质教育的借鉴
中国古代的幼教同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相比，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教育形式。古代教育家倡行的顺应幼儿成长特点和认知规律，顺导幼儿性情，鼓舞幼儿兴趣，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依据幼儿成长规律施行穿衣膳食、肢体运动、感知知识、辨析事相、礼仪规矩、德性品行的塑造养成的幼教理念，对于幼儿素质教育改革、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是立国之本，幼儿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的根基，以幼儿为本体，顺应幼儿的发展，使幼儿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健康成长的条件和环境，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培养德、智、体等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推进幼儿素质教育根本的目标要求。
道德教育是素质教育本质特征的体现。要借鉴古代幼教以道德教育为主，把道德教育置于重要位置，渗透入幼儿的日常生活、行为培养、感知知识之中。克服幼儿教育为义务教育服务，重智育、轻德育，重识学、轻素质，重结果、轻过程的思想倾向，把道德教育贯穿于幼儿教育的全过程，全面提升幼儿素质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中国古代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主要表现为：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在儒家思想中，对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是有一定维护的，所以，儒家想也因此受统治阶级采纳，成为正统，并且一度成为求贤取士的标准。这也是有其中道理的。
中国现代的思想开放，指敢于创新，敢于除旧革新，敢于突破旧思想。现代人除了法律和道德几乎未受过什么礼仪之类的严格约束，且受西方思想侵蚀较重。不再单纯持有中国传统思想与见解。思想不太统一，各有己见甚至相去甚远。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礼乐教化 音乐教育 启示
一、中国古代音乐教化思想简述
礼乐教化思想在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本文以以西周时期与孔子的音乐教化思想为例简述这一思想的要义。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音乐的教化功能。《尚书・舜典》中记有：“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神人以和。”由此段话可知，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注重音乐教育的道德教育功能，通过学习音乐使贵族子弟达到个性正直温和，宽大谨慎，刚毅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的境界，这是周代礼乐教育思想的先声。到了西周时期，礼乐教育开始作为治国方针被提上日程，并且成为西周音乐教育的主体，具有伦理化、政治化、宗教化的性质。这一时期的礼乐教育也具备了审美教育的性质，在具体的实施上礼乐教育互为表里，各有侧重。在教育活动中以音乐为手段，但德育在当时是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音乐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非为了提高人的素质，始终是统治者用来教化人们的工具。以后的朝代大多沿袭西周的礼乐制度，看重音乐教育功利性的作用，这必然会忽略其对于人自身的锻造作用。
孔子是乐教思想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开创私学，在学校中开展“六艺”教育，《论语・泰伯》中有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的完成看做是整个教育完成的标志，礼乐教育是孔子音乐教育内容的主体。但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所谓“礼乐 礼乐”，礼始终摆在乐的前面，实施乐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辅助礼制治国，音乐教育不是作为一门艺术来发展的，即使在当时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也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单纯的以育人为目的也更无从说起。不论是对待西周的礼乐制度还是孔子的音乐教化思想，都应该辩证的看，挖掘出适合当展的精华部分加以适当的修改以适应当今音乐教育的发展。
二、礼乐教化思想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影响
近现代时期的音乐教育史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也是在这一时期内，西方的音乐教育思想传到中国，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思想发生碰撞，同时也是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与当今音乐教育的过度连接部分。
前面已经提到，在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德育是其主要的目的，所以才有“明人伦”一说。所有的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优秀健全的人，人之所以比动物高级就是因为人能有意识的遵守一定的社会规则，如何去做人使得德育在任何教育中尤为重要。这里又要提到，在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德育育人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整个音乐教育的价值导向仍是功利性的即维护封建统治，这也是与西方音乐教育思想中德育作用的最大分歧。在西方音乐教育中，音乐的德育作用是为了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最终提高人的素质。近现代历史上一批早期的音乐教育家开始倡导西方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丰子恺、萧有梅等，将音乐教育思想的重心放在美育上。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美育思想的发展与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仍有密切的关联，古代礼乐教化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设，那么在近现代时期如何扬弃这种附加在音乐教育上的巨大的功利性政治性目的呢？那就是进行美育。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到：“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但“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从这段话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美育在培养纯洁高尚的人这方面独特的优越性。美育以提倡无人我、超利害为宗旨，音乐教育作为美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超越实利主义的，所以才能摒弃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的功利性因素。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也可以理解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即音乐教育是最终实现育人任务的手段。美育思想在刚刚引入的近现代时期是最纯粹的，也是最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审美的音乐教育尽力排除功利性、政治化的因素。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却含有巨大的功利性目的，那就是对人的培养，只不过这是一个隐性的、长期的过程。
无论是实现音乐教育本身的教育目的还是实现辅助德育的目的，音乐教育都必须发挥音乐艺术本体的特点。我们应该看到音乐教育的德育作用，但是要清楚两者不是从属或者包含的关系；通过音乐达到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音乐的任务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任务。在现代社会中，其所含的功利性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艺术具有普遍性，要看到其反映的普遍性的东西。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达到思想情感上的潜移默化，培养高尚完全的人才是音乐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三、礼乐教化思想对目前音乐教育的启示
在分析过古代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中与西方教育思想的融合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音乐在育人方面的优越性，所以对它的发展应该谨慎规划。音乐教育发展至今，音乐教育必须以审美教育为核心的理念基本已经得到认同，但音乐教育同时也应该肩负其他的责任。音乐教育不仅应该姓“音乐”还应该姓“教育”，它是音乐和教育德统一体，既肩负着实现音乐本体价值的使命，又承担着实现他教育性的责任，即实现育人的目标，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和谐的人。苏霍姆林斯基曾多次表明这样的观念：“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同时也要看到音乐教育所含有的除了审美价值之外的实用性价值。保罗・哈克就说过：“一个仅仅为自身而存在的，仅仅为自身而有用的学科，例如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教育，无论是从可能性还是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被视为学校的基础学科的。”这实际与礼乐教化思想和近现代五育并举的思想有共通之处：看到音乐教育的其它功能，但是也应该坚定的以育人为根本出发点。
作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审美与音乐的关系亦是相互的：强调音乐教育审美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其教育性；音乐教育的审美性和教育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审美性是教育性的前提，教育性是审美性的目的之一。当人们把美作为目的和理想来追求的时候，就可以在真与善、认识与道德、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架起由此达彼的桥梁。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音乐教育的教育性只有以音乐为本，才能实现其与德育、智育等方面的教育价值，且这些教育的实现是一种隐性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音乐教育的核心是音乐美育，通过美向德、智、体等诸多方面渗透影响，而不应该离开美育这个核心，超越音乐艺术本身的规律，片面的追求它的德育和智育功能。
综合看来，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思想实际上是围绕“乐以载道”这一观点展开的，承认音乐教育对人具有教化作用，但其只是作为礼制的辅助工具。不过，我国古代的礼乐教化思想虽然具有功利性的政治化的目的，但是其对于音乐教育育人作用的阐述是非常科学的。因此对待古代的音乐教育思想这发你干，应该看到其合理性、科学性的东西，辩证地看待，取其精华，为今所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体育伦理；体育教学；价值意义
1.前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也随着蒸蒸日上，体育作为一种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同时，对教育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对教育的关注和研究也更加重视。随着社会关注度的增加，体育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在日益激发。面对这样的问题，本文将通过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阐述与分析，运用其对现代体育教学的价值意义，进而提高现代体育教学质量。
2.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研究现状
2.1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我国体育伦理思想方面就已做了研究工作。经过学者们多年的努力，出现了一批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通过分析整理所有文献资料，并按内容进行归类，内容涉及如下：
2.1.1体育伦理的基本概括
所谓伦理，按其字面理解，是指事物的次序和条理。体育伦理是指人们在从事体育运动过程中所构建起来的人伦关系，以及人们在处理这种关系时应该遵循的原则。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体育伦理具有不同的思想实质和理论形态，反映不同的时代精神。古代体育伦理学思想滋生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明确体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的思想。既有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又有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既包含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又含有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等。
2.1.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发展概述
中国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在古代大致历经了先秦时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封建社会前期（秦汉至隋唐五代）、封建社会后期（宋元明清）三个时期。
西周奴隶主、贵族对其子弟进行的“六艺”教育，其中“射”是军事体育，同时又被认为是培养思想道德、礼仪的教育手段。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提出“动，偏祭从者，户枢免瑟”，积极倡导“动以养形”的养生思想。道家重人贵生，追求“生存与享受”，它对于人的健康表现了极大的热情[1]。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文德不如武备，习礼不如讲武，这是他的军事体育思想的主流。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他选士练兵有一个特色就是注重教育与训练结合，不仅重视身体的训练，更重视思想上的教育，他说：“即戎之士，不可不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2]
隋唐时期的武则天首创武举开始，为朝廷选拔将才，武举的科目主要有“长垛”、“骑射”、“马枪”、“步射”、“筒射”、“翘关”、“负重”以及“材貌”、“言语”，每项都有具体的考试方法及标准。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教人习武艺，积极推动民间的习武之风，大大提高了武举水平。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体育伦理思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张载，他特别重视体育中的教育，并提出：“智、仁、勇，天下之达德”[3]，重视智、德、体全面发展，同时也重视体育活动时道德礼仪教育的作用。
2.2现代教学思想
学校体育学中最新教学思想有四点：以发展学生身心健康，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已发展学生兴趣为中心，即兴趣先导；掌握一两项体育专长项目，最终达到终身体育的思想；教师要做到主导作用，学生为主体，即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作用。无论国家颁布什么样的文件，目的都是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但是还是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加强： 教学观念的转变；学生兴趣和终身意识的培养；评价方法多样化。
2.3 中国古代体育伦理学思想对现代体育教学的价值意义
2.3.1 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爱人修己”的思想对促进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要尊重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怎样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呢？通过以下几点：
体现创新思想，落实主体地位；加强学法指导，激发主体参与；实行科学评价，维持主体意识；尊重个性差异，强调多元解读；挖掘体育潜能，感受体育乐趣；用自身情激学生的情，让学生主动求知。
2.3.2 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体教结合”的思想对要求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有重要的意义
学校创设各种条件，开齐备门课程，开展多种活动，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以达到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怎样做到全面发展？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1）无论哪一个学科，都可有机地培养、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各个学科都有其共性的地方，通过学科教学助长这些共性、素质的发展；
（3）德育可渗透于各个学科的教学之中，在各个学科中发挥德育的功能；
（4）教师通过教研互相学习、交流，由实践上升到理论，在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实现教师自身的全面发展。
2.3.3 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培养学生兴趣有重要的意义
培养学生的兴趣目的是要使其掌握一两项技术特长，并为以后走向社会的终身体育做准备；教学过程中才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吸引学生“乐学”；多开设一些项目，让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满足。
2.3.4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六艺”的思想对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学校体育是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最重要的一站，是进行终身体育教育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其中在学校体育中实施终身体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培养学生自我锻炼能力、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怎样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呢？分别从以下几点方面着手：
（1）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情、兴趣、爱好。实践之后，学生自然会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项目和锻炼方法，对体育的认识相应提高，为实施“终身体育”教育奠定了基础。
（2）根据教学内容培养学生自我锻炼能力。锻炼内容应多样化，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
（3）通过理论讲授可使学生加深对体育的认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明确体育锻炼的目的，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使体育理论成为学生终身坚持体育运动的健身指南。
（4）教师可以借助于学生身心发展中的逻辑思维和自我意识的调解能力，借助于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积极引导并启发学生的自我意识，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与良好的个性品质。有了固定的兴趣和自己擅长的体育项目，有利于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对现代体育教学的价值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发展学生身心健康，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以发展学生兴趣为中心，即兴趣先导；学生根据自己爱好，掌握一两项体育专长项目，最终达到终身体育的思想；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及学生的主体地位。
3.2建议
我们现在继承的体育教学理念是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精华部分，既然是我国传统的思想，便也有糟粕之处，如儒家以及汉代的董仲舒都认为应重文轻武，直至今日还影响着我国的有些国民。所以为了学生身心健康协调发展，综合能力的提高，本人积极倡导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体育伦理理念的同时，开设各种娱乐竞技项目，提高他们的兴趣并积极主动参与，为以后走向社会更为终身体育的形成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韩雪.中州武术文化研究阴.体育科学.2006.8：89
借鉴和利用中国古代的教育激励思想，是在继承优良传统、吸收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立足现实，努力创新，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无疑对教育管理激励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必要以组织行为学的观点去审视我国古代先哲们的教育激励思想。
一、重视道德教育，强调训教合一
古代教育激励思想强调以育人为中心和德育至上，重视教书育人，训教合一。各个时期的先哲们都主张要以育人为中心，各种社会教化渠道都渗透着道德教育，以对民众进行熏陶教化。为了达到德政的目的，孔子认为要加强礼教的感化性，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顿风俗，人们就会有廉耻之心，而且归服于领导。儒家重视德治教育，孟子把教育作为管理手段，把调动管理对象主动性概括为：“善教得民心。”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达到“明人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教育目的。在这种观念下，“礼”是规范各种社会秩序的工具，“不学礼，无以立”。促成“人和”的内在机制是“仁”，“礼”的核心“仁”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其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也就是承认别人的人格，把人当做人来爱。
中国传统管理非常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虽然也不排除峻法严刑，但以人道、仁义、群体为中心，以心理感情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的“德治”方式，始终占主导地位，把修身看成是同齐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管仲认为：“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治心，安也者安心。”实际已提出了心治为管理之要。基于这一认识，古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塑造人的精神，要求臣民接受儒家思想，教育臣民要“忠”、“孝”、“仁”、“义”。不足的是中国古代激励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统治阶级服务的，有着很深的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性。
二、注重各种需求的层次性，激励要有针对性
激励理论认为，满足成员需要是调动成员积极性的着力点。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不同的人存在着不同的需要，激励个体要有针对性。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中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在我国古代，对人需求的层次性也有很深的见解。管仲认为，物质性需要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大也。”《管子·牧民》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说明了人的欲望发展是有层次的：“仓廪实”、“衣食足”体现了物质欲求、生理欲求这种较低层次的需求，而“知礼节”与“知荣辱”则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社会欲求。他还分析了当时人的欲求的主要种类：“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其中，“贫贱—富贵”表示生理欲求，“危坠—存安”与安全欲求相关；“忧劳—佚乐”即精神享受的追求；“灭绝—生育”表示对种族繁衍的欲求。人的这四种需求，在《管子》的阐述中，内容已不仅仅限于物质需要方面，还涵盖了生理要需、安全需要、社会需要等多个层面。这表明，以满足个体需要为出发点的激励思想在《管子》一文中已经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
三、强调环境因素和教育因素对人性发展的影响
孔子特别强调后天的环境因素和教育因素对人性发展的重大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多大差别，只是由于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才形成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所以人都是“学而知之者”。他认为人的生活环境应受到重视，要争取积极因素的影响，排出消极因素的影响，他一方面强调居住环境的选择，主张“里仁为美”，另一方面强调社会交往的选择，主张“就有道而正焉”。
孟子主张“人性善”，即认为人的各种优良品质是先天就有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含义即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而接受教育、刻苦学习，则“人皆要以为尧舜”。同时，他也认为外界环境对人性善的形成同样不可缺少，道德和善有赖于人们后天的社会生活。
荀子认为“人性恶”，认为不学习无法改变恶性，他强调：“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他提出通过教化来实现激励的观点，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基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理论。他认为，“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习俗可以改变人的意志，安而久之可以改变人的本质。他认为环境可以起“化性起伪”的作用，“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泽乡，游必就土，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人的成功，是环境、教育和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只要寻求政治、教育、环境和个体之间的协调与有序，人的造就是可能的。
四、激励方法注重教化和修身的统一
在教育激励方法上，我国古代激励思想注重教化和修身的统一。在政治上，实施“德政”，坚持以德治国的德治方略；对民众，以道德教化为根本，采用“道之以德”的教民方法；对家庭，教以人伦，讲究孝亲，道德以家族为本位；对师长朋友等人，讲究敬重亲和，注重敬信修睦；对自己，以修身为本，强调克己与内省。
1.情感激励法
众所周知的“士为知己者死”是最典型的例证。孔子的“仁”，就是主张要“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善待老百姓，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亲属。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要尊重民意，收取民心。孙武曾说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它体现了以心交心、以情感人、激励下属的思想。同时，孙武又提醒运用情感激励要把握好度的原则，因为过度则“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2.表率激励法
表率一般是指领导者的带头作用。孔子曾说：“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以身先之”即为率先垂范作用，身教胜于言教；“以道御之”是指正确的思想、方法。“个人的身正”是“以身先之”的前提条件，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要自觉修养德行，约束和克制自己，“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反躬自问，随时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严于责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管子也说：“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其含义表达了管理者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这是完善德性修养的重要手段。
3.赏罚激励法
管仲认为教化是赏罚的效果，要通过个体的感受和变化来实现，使之心服口服。把教化作为赏罚的先导，赏罚是教化的补充。韩非子要求“因人情、顺人性”地进行赏罚。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好赏恶罚。他认为：“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偷赏，则功臣堕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意思是说：贤明的君主实施奖赏的时候，犹如及时雨那样给人以温暖；对人施行惩罚的时候，犹如雷霆一样令人生畏。所以，贤明的君主会奖赏与处罚并用。没有奖赏则功臣就会懈怠，免除处罚，奸臣就会为非作歹。只有做到恩威并施，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才能发挥赏罚的效用。
4.目标激励法
组织行为学特别强调，管理中要重视发挥员工的潜能，汇集组织他们的力量，激励他们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最终达成组织目标的实现。孙武治军时强调“上下同欲者胜”，就是典型的目标激励法，成为作战五个致胜必备因素之一。作为管理者，为实现特定的目标，必须引导下属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上下同欲”是效用极大的激励方法，上下同心则无往而不胜，上下离心则一盘散沙，不攻自破。孙武说：“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所以，组织目标必须取得成员的高度认同，使组织目标在成员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唤起成员的工作激情，使成员为组织目标的实现不遗余力。
五、激励策略注重公平性、及时性和层次性
1.激励的公平性
赏罚激励的过程中，强调标准的公平，人不分贵贱，应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管仲说：“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意思是，禁令是不能制服亲近和尊贵的人，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法令不能对犯严重罪行的人予以处罚，就会伤害了于自己关系疏远的人，对地位低下的人不授予奖赏，如果这样，就会使得法令难以贯彻。先秦兵家实施奖赏要公平正直，强调不能按贵与贱的身份去衡量，要做到不偏不私。赏罚要获取人心，达到激励士兵斗志的作用。否则，就会人心不服，奖赏也就失去应有的效能。赏罚公平原则的关键在于要严明、公正，“严惩不避亲贵”。“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其含义表明：对自己厌恶的人，如果有功也要给与奖赏；对自己喜爱的人，犯了罪过也应受到惩罚。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奖赏不避仇敌”而得管仲，可谓历史上的美谈。管仲在得到齐桓公的赏赐重用后，尽力辅佐齐桓公治国，开创了齐国的富国强兵局面。
2.激励的及时性
把握激励时机是一门艺术。为了使某种行为得到加强，奖赏应该在行为发生后尽快实施，延缓奖赏会降低强化作用，而奖赏没有兑现，则激励作用无从谈起。对此，《管子》也有清晰的认识：“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司马穰苴提出了“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强调赏罚的即刻性。激励的及时，就是奖赏不能错过时机。激励只有及时才能使人们迅速看到做好事的利益或做坏事的恶果，“赏一劝百，罚一警众”，产生震憾和轰动效应，才能赏立信、罚立威。赏罚的时机要及时，时机选得好就会事半功倍，时机没选好就可能事倍功半，这是实施正确激励的一条重要原则。如商鞅变法，为了使新法执行取信于民，立“三丈之木”于南门外，宣称只要有人将其搬到北门，就可获得五十赏金，有人这样做了，就立刻获得了五十金，使人心中产生了赏信罚必的效果。
3.激励的层次性
赏罚的力度要和个体的行为相对应，才能起到良好的激励效果。“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一旦赏罚的力度与个体的行为发生了偏离，则激励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管理者在运用赏罚手段时要注意掌握一定的“度”，就每一次赏罚而言，力度要适宜，使受赏者和受罚者都感到心悦诚服；另一方面，赏罚也不能过滥，如果奖惩过于频繁，则强化作用就会减弱。“一为赏，再为常，三为固然。其小行之则欲也，久之则礼义。故无使下当，上必行之然后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孙武认为：“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赏罚的频率过高，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反而会使人陷入困窘、迷惑与漠然的境地。
参考文献
[1] 严华英.孔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2] 严华英.孟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3] 陈永汉著.管子-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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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陈永汉.管子——杰出的经济管理学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关键词】 古代；音乐审美；教育；启示
我国2011年颁布并试行的新一轮的音乐课程标准把“以审美为核心”明确为音乐课程的基本理念之首，自此，音乐所具有的审美意义、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因与外因相结合产生作用的结果。“以审美为核心”理念的确立，外因是现代社会对于美育的重视及对于音乐教育美育功能充分利用的人类社会环境；内因就是本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所以，我国音乐课程标准“以审美为核心”理念的确定与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基础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如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语言已经穷尽的地方，音乐才开始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用音乐的旋律来诉说一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事情，因为音乐是直接表现人的情绪和内心感受的。由于音乐学科的特点，音乐审美教育具有其特殊性，它总是引导人们对于美进行感受、鉴赏，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美的活动，并且凭借形象思维的方法，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音乐审美教育就是通过人对美的感受，引动其感情的激荡，造成感情的共鸣，使之在愉悦中受到教育。音乐审美教育让人们拥有欣赏音乐的耳朵和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使人们善于发现、感受、把握世界和人自身的美，还能够使人们通过“美”体察人与世界的价值关系，创造自身和社会的美。
普通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理念的最终确立，根本原因还是要从音乐审美教育功能在我国音乐教育历史进程的发展与衍变中寻找。从我国自身的音乐教育发展来看，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大教育家孔子通常以美育作为德育、智育的一种教育形式来组织教育活动，使真、善、美在培养人的活动中达到和谐统一。他主张教育学生，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使他们的身心人格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对此，有学者作出这样的解释：“‘兴’，起也。诗言浅而易感，足以兴起人心，故曰：‘兴于诗’。礼以恭敬辞让为本，所以立身，故曰：‘立于礼’。乐所以调和情感，足以成性，故曰：‘成于乐’。”［1］
中国音乐审美教育功能作为音乐教育功能最本质的一个方面，它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其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有时被占统治地位的领导阶层重视，有时被打入冷宫，但却得到古往今来众多音乐教育家、音乐思想家所共识，并对其进行研究、论述。随着现代社会对于音乐审美教育功能的进一步重视，我国2011年的音乐新课程改革又把“以审美为核心”列为音乐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由此可见人们对于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在现代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中国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是怎样步履艰难的走到今天，并出现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我们只能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求根据。中国的音乐教育历史源远流长，由于其素有“礼仪之邦”之美称，所以音乐教育也自然而然地与“礼”紧密相联，于是在周朝末年和春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礼乐思想，将“乐”与“礼”，即音乐与政治联系起来，也就有了“礼乐”一词。孔子在区别美与善的同时，在实质上却是重善轻美，一再强调礼乐思想，认为“《韶》”乐既美又善，“《武》”乐美而未善。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宰思想的儒家思想，其强调的礼乐思想，实质上就是将音乐置于礼的制约之下，成为封建社会“礼”的附庸品。所以，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音乐的教化作用，始终强调“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重视音乐对于人民的潜移默化作用。儒家的“礼乐”思想对于社会的发展、音乐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从音乐这门艺术形式自身的审美意义上来说，儒家的“礼乐”思想却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上遗留了较深的负面影响。儒家乐教重教化、轻审美，没有真正将音乐作为一门艺术，作为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人类的审美对象，更谈不上以人的发展为本，以完整的人格塑造为目的。它是以培养为封建社会等级制服务的社会成员为目的，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为根本，使“乐”仅仅成为礼教的一种手段，一个工具。
另外，作为对中国音乐教育思想颇有影响的道家，他虽然反对儒家的礼乐思想，崇尚自然，推崇“大音希声”，对中国的音乐与音乐教育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具备一定的人文思想。但是，道家的音乐思想也没有真正的把音乐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从根本上只是把其看成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儒道两个流派，都没有真正认识到音乐的审美意义，没有从音乐这种审美的艺术形式自身去寻找音乐教育的功能。儒家强调符合“礼”的音乐，本质上重视的是封建礼教；道家强调“希声”的音乐，本质上重视的是修身养性。所以从根本上说，儒道两家只是把音乐及音乐教育看作为其实现目的的一种有效的工具，具有极其明显的功利性。后来，两汉时期出现了糅合儒、道、阴阳各家思想的音乐美学著作《淮南子》；魏晋至唐时期，音乐美学思想开始摆脱儒家礼乐思想的束缚，探索音乐的内部规律及音乐的特殊性；尤其是《庄子》、嵇康、李贽等人的音乐美学思想，反对束缚、反对礼教、追求自由、反对异化、要求解放、蕴涵确立人的主体性原则，探求音乐自身的规律特征的思想之光，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建立现代音乐美学体系、确立现代音乐课程理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宋元明清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变得更为保守，但在这一历史时期，又同时出现了李贽的以“童心”说为基础的崇尚自由的美学思想，还有《溪山琴况》对于琴学意境、琴学审美的要求，为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争得一席之地。正如蔡仲德先生所认为，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多从哲学、伦理、政治出发论述音乐，注重研究音乐的外部关系，强调音乐与政治的联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教化作用，而较少深入音乐的内部，对音乐自身的规律、音乐的特殊性、音乐的美感作用、娱乐作用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孔子如此，孟子、荀子大体也是如此；儒家如此，墨、法、道（主要是《老子》）、阴阳、杂家大体也是如此；汉儒如此，宋明道学家及其他文人大体也是如此。”［2］
纵观上述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审美功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的音乐教育审美功能很早就为人所认识，虽然由于封建“礼乐”思想的根深蒂固，使音乐教育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始终与政治关系密切，成为统治者达到其统治目的的工具。但是，仍然有许多音乐思想家重视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超越了功利实用的一面，并对音乐教育审美功能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挖掘与真实、细腻的阐述。另一方面，由于音乐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音乐自身所独具的审美魅力，在重视音乐教育的社会教化功能的同时，音乐的审美意义以及音乐教育的审美教育作用仍然受到了音乐思想家、教育家的关注，并逐步加以重视。在少数论述音乐特殊性、论及音乐教化作用的实施途径的古代文集中，如《声无哀乐论》、《乐出虚赋》等论著，仍能够认识到音乐自身的特殊规律及特殊作用。
从整个古代音乐审美教育功能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其对于当代音乐审美教育的启示：
一、音乐的审美功能是音乐审美教育的理论基础
1、音乐的审美功能
自古以来，音乐让众多教育家有所感慨，孔子所谓的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还有《乐记》中所说的“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3等等评论，其原因就是在于音乐具有一种其自身所特有的美的品质。音乐的美一方面存在于音乐本体，离不开音乐自身这个作为客体的感性对象；另一方面，其与审美主体密切相关，离开了审美主体的听觉感受，就不能使审美主体对音乐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感受、体验与领悟。
音乐具有唤醒和整合人格的力量，能够使人身心愉悦，并以美感人、以情动人。其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一个人要培养和形成完美的人格，不仅需要学习和掌握科学的知识体系，培养和造就高尚的思想情操，还要进行富有情趣的艺术活动。长期在音乐美的熏陶感染之下，不仅能使人在精神上得到愉悦和滋养，而且有助于提高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使人的精神世界更丰富、更和谐、更完美。音乐审美功能是以音乐的美去作用于人的身心，乃至社会所产生的审美效应，可以说，音乐的主要魅力在于其审美功能。
所以，音乐的“审美功能”就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审美关系的反映，而人与自然及社会生活之间审美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完全在于“人”有其特定的“实践性”和“主体性”。人有很强的主观意识和逻辑推理能力，因此在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实践领域总是不断扩大和深入，于是越来越丰富的“审美客体”涌入“审美主体”的视野，成为人的审美对象，丰富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
2、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
音乐教育是一种真正具有审美特征的教育，其自身规律告诉我们，必须突出音乐的审美特点，而不能够将其视为一种科学知识的或思想道德的非审美的音乐教育。早在周朝，当时的统治者就利用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来“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防万世之情，而教之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情感上的、审美水平上的教育了。
审美功能是音乐教育最为本质的功能，审美能力的发展离不开音乐教育，审美能力的提高和培养是音乐教育的直接性结果。音乐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在审美经验发展的基础上，把感性的冲动、欲望、情绪纳入审美的形式之中，接受理性的规范、引导、净化，从而得到控制、调节，把它进一步引向审美境界，使受教育者完成自觉的审美境界的塑造。通过审美境界的塑造使受教者对艺术的形式及内涵有了更加丰富的领悟和感受，在心灵的震荡和洗礼中培养起审美的人生态度，并最终使受教者性情的陶冶、人性的建构。
音乐教育具有的审美功能主要包括培养审美能力、提高审美境界、塑造审美人生。音乐教育所建立的审美能力是一种对现实功利的超越、对美的事物的敏感力。一定的审美能力能够使人类超越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审美对象的非实用层面进行感知，达到非功利的、非实用的状态，形成自由和幸福的体验的审美开端。音乐教育所建立的审美境界是在音乐等艺术教育活动中自觉地形成的，其中包含着较强的生理因素，但又不是单纯的感官愉悦，而是渗透着理解和想象，是多种心理功能共同活动的结果。通过音乐教育，受教育者的理解、想象等心理功能得到培养与锻炼，使个体能够在有限的艺术形式之中领悟到无限的本质内容，感性与理性相互渗透、和谐共进，引起深刻而丰富的审美感受。音乐教育对审美人生的塑造，对人生态度的构建，是以理性来净化人类感性中动物特质，并以理性的方式进行渗透，将其转化与升华；同时，音乐教育还运用感性的方式避免理性说教的抽象性，赋予其发展的动力与生命力。音乐教育的美可以打开人性之“真善美”的大门，引发人类对于人性、对于世界的思考与感悟。音乐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塑造“人”的工程，只重视理性发展而不重视感性发展的教育，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育。
二、审美体验、情感、创造和个性化是音乐审美教育的关键因素
早在《尚书·舜典》中“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等论述，都已经透露出有关音乐教育在对人的情感、人格塑造上所具有的审美意义。我们可以知道，在氏族“乐”的教授过程中，人的情感在音乐的学习中成为一种高尚的社会情感，使原始乐舞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审美意义。在季札的音乐评论中，其对音乐的欣赏并未仅仅局限于音乐的“形”或音乐的“意”，而是把音乐意与形相结合，并结合自身经验知识，通过想象把握住本质，抓住音乐的美与音乐的内在意蕴。即由乐音过于细碎急促的“美哉！”想到了使人民受尽苦头的苛刻的政治制度；由《齐》中声效洪大的“美哉！”而想到了大国之风，以及大国之无量的前途。另外，《庄子》中提出“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4，明确的把音乐与人的性情联系起来，认为音乐的本质在于表现人的自然之情，并对这种表现自然情怀的音乐加以肯定，高度肯定了音乐审美应该具有主体性，认为审美主体应该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嵇康在《琴赋》中“怀戚者闻之，则莫不憯凛惨凄”，“平和者听之，则怡养悦愉”［5］等等评论，都是从音乐审美主体的体验来谈音乐审美过程中的不同感受，认为人们能够积极主动的从音乐中得到美的享受，感到心满意足、快乐愉悦。嵇康突出强调审美者自身的情感体验在音乐审美中的作用，并主张一种自由发挥、积极主动的审美态度。明代的启蒙思想家李贽，认为一切美的艺术都必须出于真性情，必须具有独创性，具有独特的个性。其更是肯定了音乐以自然为美，要求音乐内容上抒怀不应该受到“礼”或“天”的束缚，形式上应该自由发展而不受成规制约，音乐的发展变化应该完全服从于表现不同个性的需要。后来在徐上瀛所说的“吾复求其所以和者三，曰弦与指和，指与音合，音与意合，而和至矣”［6］，认为演奏的技巧应该借助想象与内心的审美、内心的音乐意境相结合，不应局限于技巧，主张琴乐演奏者—即审美主体应该进入一种审美的境界，并在审美的创造性活动中建立起个体人格的肯定与完善，达到技艺与审美的谐和统一过程中的最高精神境界。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音乐审美教育的四个关键因素：审美体验、审美情感、审美创造和审美个性化。
1、 审美体验
审美体验是在感悟的基础上，将音乐艺术的审美意蕴和审美内容表现在受教育者的意识中，和受教育者的自身的审美经验、生活观念等内容结合起来，成为受教育者意识的直接体验。审美体验能够使个体在对音乐艺术形式进行感悟的过程中，得到某种理性的内容，并进一步在个体的情感等内容中得到感性的体现。
现实生活中很多问题，如数学问题、地理测试等，都可走捷径找到现成答案。审美则不同，审美不存在“答案”，只有体验。受教育者在音乐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审美体验是审美活动的基础。音乐审美体验就是对审美对象——音乐的感知与把握。音乐只有与人的内心产生共鸣，才能形成一种完美的审美体验。如体验音乐的音响，我们可以借助于以往的知识经验，并与以往的知识经验相联系，在内心中形成知识经验的建构，在乐音高低形成的旋律的跌宕起伏中完成对音乐的审美体验。
2、审美情感
审美情感是指由欣赏作品或演奏演唱作品而引起的一系列的情感反应，情感既是音乐艺术之源，又是主体体验、感受音乐作品的归宿。审美情感不是生活中一般的情感，不是纯心理或纯生理的反应，往往是伴随着他对作品的审美认识和审美理解而产生的，对于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愈深刻，其获得的情感就会愈真实，最终得到的审美效果就会越好。可以说，审美情感是审美主体把自身情感、经验与思想意识融合在一起，是一种高级的情感。
儒家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肯定了人的内在思想情感可以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其中认为诗乐之发生效用，其根本的原理即在于以情感人或以情动情，具备情感的人接触到表现情感的诗乐，极易产生共鸣而为之感染，而绝不能诉诸理念的直接说教；而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否认了音乐与情感的关系，认为音乐中没有情感，音乐也不能表现情感。这就可以说明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关于音乐与情感的关系素有争论。但是，这些关于审美情感的观点都是由于我国的封建制度下思想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即使如此，其中还是肯定了审美情感在音乐审美中的地位。所以说，审美情感仍是音乐审美教育的关键因素。
在审美获得的美感中，情感是美感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对于“美”的感受与感动之情，则不能称为美感。情感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其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是人们普遍都承认和重视的。情感和美感在音乐体验中常常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为融和的状态。情感的介入是美感产生的前提。“美感是感知、理解、意志、想象等多种心里过程以情感为中介的综合统一。其中关键性的、决定性因素是情感。”［7］审美教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情感教育，情感应该成为音乐审美教育的核心，并且应该在音乐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音乐是情感的最佳载体，是情感无限强有力的杠杆，情感融于一切音乐审美活动之中，整个音乐进行的过程就是情感变化、发展的过程，就是情感的抒发、情感的交流、情感的激发。
3、审美创造
审美创造是指审美主体用音响动态来抒发自己的内在情感和外在感受的审美活动。人们通过审美创造，可以把自身的感受表达出来，把内在听觉所做出的的审美判断表达出来，是一种极为主动的审美活动，也是音乐美育的重要审美手段之一。“审美创造是人的审美经验的对象化活动，即人们遵循‘美的规律’，按照一定的审美意识而进行的一种主动、自觉的审美造形活动、审美经验的形式化过程。” ［8］
别林斯基曾说过：“在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中，一切形象都是新颖的、独创的，没有重复之弊。” 所以，创造性是各门艺术共同的审美品格。音乐的产生过程就是全部的创作过程，无论音乐的创作、表演还是欣赏，都必然伴随着创造性的表现与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音乐的“不确定性”特点，使不同的听众欣赏不同音乐作品必然会获得不同的感受。音乐的情感特征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审美创造是使学生进入音乐审美的重要途径。在音乐教学中通过让学生亲身感受到音乐的美，并引导他们动手尝试音乐创造活动是一种效果很好的教学方法，学生在学习、欣赏音乐的同时，应该个性化的理解音乐、表现音乐。所以，音乐教育在培养学生创造能力方面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另外，审美活动的创造过程也就是审美情感的释放和升华的过程。我们进行音乐的创造活动，也就是使个体的情感生命得以伸展、抒发、成长和提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情感得到解放和提升，并开创新的人生，达到审美的人生境界。
4、审美个性化
审美个性化是指音乐美育应该关注如何更充分的保持并发展人的个性，鼓励人在审美活动中全面开发自己的潜能，多方面表现自身的具体追求和才能，从而使审美创造真正成为人的个性健康发展的标志。音乐审美应该表现出审美主体独特的审美认识和审美个性特征，在审美过程中也应该饱含审美主体在审美实践中独特的发现和创造。
由于享受音乐美感的个体不同，其产生的情感体验也存在差异性。审美差异是由于审美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造成的，由于每一个审美主体都具有一个独特的心理世界，他只能以这个独特的心理世界与外在的世界展开心灵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之中把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带进去。因此，审美活动的整个审美过程都是个体的活动，决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予以限定。
在我国，音乐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的审美功能、音乐审美教育中的关键因素等也很早就被我国的教育家所认识，而发挥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自古以来就是进行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从我国音乐教育美育功能的历史发展脉络看来，音乐的审美意义、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在很多历史时期经常被政治的、思想的、伦理的教育功用所掩盖，成为辅德益智的有力工具与有效手段。但是，经过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以及人们音乐理论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步完善，人们终归还是能够认识到音乐的审美意义与音乐教育的美育功能，能够发现音乐本身所具有的美，认为音乐的美可以使人发现生活的美，从而达到陶冶情操、完美人格、丰富情感的审美效果。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社会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社会对于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改革教育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智能化的未来社会成为全球性的热点和难点课题。音乐审美教育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与学科环境下，也在积极的参与到浩大、壮观的世界性的改革浪潮，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多次的音乐教育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对未来的音乐审美教育进行大胆地畅想。
一、民主化的音乐审美教育
教育的民主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憧憬的目标，更是近现代教育史上诸多进步教育家的理想和追求，由此，音乐审美教育的民主化也将成为未来音乐审美教育的发展趋势之一。我们从审美教育机会民主化与审美教育管理民主化两方面理解。
（一）教育机会民主化。
教育机会民主化，既每个人在接受音乐审美教育的机会上应该是均等的、全民性的，这种均等性与全民性不仅仅是在音乐知识的学习，而且还应该体现在充分发展每个人的潜能、获得生存和发展本领等方面。民主化的音乐审美教育应该能够做到不分民族、性别、地区、和社会阶层、经济收入，所有的社会个体都能获得均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为所有的受教育者提供同等优良的教育渠道、环境、师资等受教育条件。现代音乐审美教育的民主化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音乐审美教育面临着不少问题，例如经费不足、师资队伍数量短缺与分布不均、教育质量不高等。
（二）教育管理民主化
教育管理民主化，既在音乐审美教育的教育过程中民主意识的渗透、学生民主意识的培养、民主参与能力的培养。音乐教育民主管理是保证音乐审美教育体制的正常运转、实现音乐审美教育民主化的重要方面。在音乐审美教育的施教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没有主体与客体，人人都能成为教学的主体，每个学生都能够有自己对于音乐的不同理解，并能够自由的进行阐述，整个教学过程中，形成师生互尊、教学相长的教学气氛。
另外，在整个音乐教育机制、音乐教育体系的管理上，我们也应该讲求教育管理的民主化。音乐教育的管理不仅仅是领导层的责任与权利，更是全民的责任与权利，人人都应该在音乐教育管理中发挥主体性原则，增强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到音乐教育管理活动中。
二、终身化的音乐审美教育
随着现代社会对个体能力水平的要求在不断的提高，出于社会个体生存的需要，终身教育这一教育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推广，许多国家将终身教育思潮转化为国家的教育决策和政府行为，教育终身化成为当代世界教育改革乐章中的强者。那么，音乐审美教育的终身化也必将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对于社会个体来说，终身的学习通过不断的学习过程来发挥人类的潜能，激励并使人们有权利去获得他们终身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技能和理解，并在任何的生存环境中保持信心。同样，终身的音乐学习也能够不断的锻炼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的挖掘人类的潜能，不断的获得生存所需要的新知识、新观念。所以，终身化的音乐审美教育也必然能够使审美个体在持续地学习过程中不断的获得对于“美”的理解、把握，感受时代的进步与“美”的变化，不断的体会“美”的内涵。例如，未来的音乐审美教育应该不仅仅只是立足于学校教育，而更应该贯穿于人的一生，可以运用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氛围教育等多种形式，使音乐审美教育持续地对社会个体的成长发挥作用。未来的音乐审美教育将进一步更新，将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其结构将更加多样、更加灵活，将成为一个覆盖全社会、纵横交错的网络，成为人们认识美、感受美、理解美的窗口。
三、人性化的音乐审美教育
人的发展是现代教育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随着社会对于多样化人才的需要，对于人性、个性的进一步关注，世界各国的教育都开始致力于教育的“人性化”、“人道化”、“人文化”，强调教育的“以人为本”。音乐本身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艺术形式，其本质特征就在于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感情生活，音乐教育就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一种人性化的教育。
未来的音乐审美教育坚决反对整齐划一与思想僵化，倡导教育目的、课程、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多样化、灵活化和个别化，应该重视个体的能力、心理结构、知识结构以及个体的兴趣、动机和需要，使受教育者在其自己的教育中起到积极主动的作用，以维持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另外，音乐课程也应该随之建立一套适合可行的音乐教材、音乐课程结构、教学评价机制与音乐课程管理机制，从而能够从每个学生自身出发，去衡量音乐教学过程与音乐教学效果。这样一来，音乐教育就能够充分关注人性，重视个体的审美体验，审美情感，尊重个体的审美创造，就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审美教育。
人性化的音乐审美教育既有利于发展个人特长和闪光点，又有利于发挥个人潜能，捕捉个人智慧的创造之光，能够帮助社会个体实现自我，适应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所以，未来的音乐审美教育改革仍会在人性化方面做出努力，人性化的音乐审美教育应该是未来音乐审美教育发展的趋势。
四、多元化的音乐审美教育
随着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一步步加深，人们能够日益深刻的体会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独立的存在，只是构成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个体应该是具有国际意识的多元性人才，那么，未来的教育一定是多元化的教育。于是，面向世界、面向国际的教育改革显示出了强大的发展后劲。但是，目前音乐审美教育的多元化仍存在管理体制、经费、语言等方面的问题，还不能够适应世界教育多元化、国际化的时代潮流。音乐审美教育作为未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渠道的多元化便成为未来音乐审美教育所追求的发展方向。
音乐审美教育应该是放眼于世界的教育，全球音乐的相互理解并不会带来文化的混乱，而是带来有益的文化风暴，所以未来音乐教育一定应该是开放性的、世界性的和多元性的。但是，任何民族的音乐审美教育更应该是立足于本民族的、以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为主体，以本国国情和民族特征为基点，只有民族与世界相结合、外来音乐文化与本国音乐文化相交融的多元化形式，才是未来音乐审美教育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越具有民族性的音乐审美教育，就越能够在教育的国际化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音乐审美教育过程中，在立足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基础之上，全面实现音乐知识的国际化、信息化、多元化，使受教育者成为既有民族个性，又能够客观看待、正确理解多元文化的国际性人才，真正使音乐审美教育发展成为国际化与本土化、民族化相统一的，极其富有生命力的教育体系。
综上所述，音乐审美教育在人的感性能力、理性思维培养之中具有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这就注定其必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中国要稳稳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国的音乐审美教育就绝不能满足于目前取得的成就，而应该进一步适应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成为未来教育的重中之重与人类教育的核心，在未来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发挥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年12月第一版；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3年9月北京第二版；
［3］曾洁珍《国内外教育改革动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2月第一版；
［4］修海林 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
［5］修海林《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
［6］马东风《音乐教育史研究》京华出版社 2001年5月第一版；
［7］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8］聂振斌《中国美育思想述要》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年5月第一次印刷 1993年12月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