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4 16:16:20
序论：在您撰写劳动教育劳动过程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制造业 工资水平 比较优势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呈现迅速增长的势头，市场份额逐年攀升，到2009年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12016.7亿美元，超越德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我国的对外出口的比较优势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出口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而近几年我国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普遍上涨，这将会使企业的投资和利润受到压缩，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当面临工资水平持续上涨时，是否会导致我国的竞争力降低，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发生转变呢？本文基于此展开研究。
文献综述
国内有很多文献对比较优势进行了研究。申琳和马丹（2007）认为自1995 年以后只有制成品具有比较优势，而农业原材料、食品、燃料、矿物和金属等均不具有比较优势；蔡 （2007）认为如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自然结果，则不仅不会削弱竞争力，反而通过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提高长期竞争力和增长的可持续性；苏汾和胡昭玲（2008）认为我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结构呈优化发展的趋势，高技术含量产业比中、低技术含量产业的变化情况呈现出更快的提升速度， 但我国的总体比较优势结构与达到质变水平尚有差距；吴侃（2009）认为应该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充分发挥最低工资政策的作用，转变企业价格竞争手段，增加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
工资对比较优势影响的机制分析
（一）投入产出方法
本文借鉴任若恩（2006）的投入产出方法，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计算了工资变动对价格的影响。假设现行的劳动者报酬可以反映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消耗值，在给定商品生产税净额与营业盈余率之后，就可以计算出各种商品的价格为：
pj= aij pi+adj +avj +atj +amj
（ j =1，2，…，n） （1）
表示为矩阵形式，则有：
（2）
（3）
其中，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D为固定资产折旧系数，V为劳动报酬系数，T为税利系数，M为营业盈余系数。
本文利用我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进行了初步测算。假设除工资变化外，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以及各部门产品生产中各种消耗均不变，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消耗固定的前提下，工资的变化将引起各部门产品成本变化，并使价格随之变动。由（3）式计算工资变化引起的价格变动，有：
P+ΔP=[（I-A）-1]T×（D+V +ΔV+T+M） （4）
利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假设当所有42个部门工资均上涨10%的情况下，计算各部门产品价格的变化情况。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工资上涨对不同部门产品价格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受工资上涨影响较大的部门集中在农业及服务业中，而建筑业和制造业等部门受到工资上涨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制造业作为主要出口组成，其行业工资与进口国相比，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二）比较优势的测算
本文采用市场占有率法（MS）来衡量我国的比较优势。市场占有率是衡量比较优势的最直观的显性指标，通过产品的市场份额反映一国某产业竞争力或比较优势的变化。常用的评价指标为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具体公式为：
MSi=Xi /Wi （5）
其中，Xi为该国i类产品的出口额，Wi为世界i类产品出口总额。一般说来，MS值越高，表明该产品所处的行业比较优势越强，反之则越弱。表2为我国2000-2008年我国主要制造业部门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
由表2可以看到，从2000年至2008年，表中各行业的产品世界占有率都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纺织服装业一直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市场占有率相对较稳定；办公电信设备等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在2001年之后有快速的上升势头，这也与我国作为电子通信设备零部件生产装配的主要国家状况相一致；农产品、矿物燃料、医药化学品等行业的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通过各行业间的横向比较，可以发现，我国世界市场占有率较高的行业仍然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为了进一步衡量不同资本投入下工资变动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根据人均资本投入的差异将制造业分为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并重点研究目前我国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变化情况。
（三）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将影响我国出口比较优势指数的回归方程设计如下：
MSi= c +β1WAGEi +β2WLCi +β3STi +β4SEi +β5 FIi +μ （6）
其中，MS表示行业的贸易竞争指数；WAGE表示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WLC表示单位产品劳动成本，且有WLC=W/Y，其中W为行业总的工资费用或劳动力成本，Y表示行业总产值；ST表示行业的科技投入，用科技活动内部经费支出与该行业工业增加值之比表示；SE表示行业中企业的平均规模，用工业增加值与该行业的企业总数之比表示；FI表示三资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占该行业全部销售收入的比重。由于相关数据可得性问题，本文设计年份为2003年至2009年。其中贸易竞争指数由UNCOMTRADE数据库整理计算得到，其他变量数据由2004至2010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整理得到。由于在统计年鉴中具体的行业划分有所变动，本文最终选择了制造业中的27个主要部门进行分析。
为了进一步衡量不同资本投入下工资变动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根据人均资本投入的差异将制造业分为资本密集型部门和劳动密集型部门，并重点研究目前我国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变化情况。
根据Hausman检验验证，本文适合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并且运用Eviews6.0对资产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别回归，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定性，我们将WLC指标分别加入到两个模型中，如果加入前后其他指标的系数变化不大，那么表明模型具有稳定性。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发现工资对比较优势有一定的正效应，工资上涨并没有减弱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单位产品劳动成本与比较优势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单位产品劳动成本的上升会削弱产品的贸易竞争力，当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大于单位劳动成本的上涨速度时，单位产品劳动成本下降，会导致比较优势的提高。此外，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对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具有推动作用；企业平均规模表现出与比较优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近年来由沿海到内陆大量中小型企业的开设与发展，打破了之前国有大型企业的全面垄断，因此企业平均规模增长并不是十分明显；外资投入对比较优势有较明显的正效应，表明外商投资促进了我国比较优势的提高。
结论
关键词：美劳活动；探索；发现
新《纲要》中重点指出美劳的目标在于能初步让幼儿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出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
美劳活动渗透于主题教学活动之中，主题教学活动可以来自幼儿园教材中，也可以来自幼儿的生活和感兴趣的活动。根据预设与生成相结合的结果，确定主题活动内容。如在“爱祖国”的主题中，我们设计了美劳活动：制作脸谱扇子、装饰青花瓷盘子等。根据幼儿的生活经验，使其动手操作，发挥想象，尽量能把平时的经验积累在画面中表现出来，激发幼儿对美术的审美力、表现欲。在“新年来到了”这一主题中，设计了剪纸漂亮的窗花、剪影人等活动，幼儿特别感兴趣，而且在活动的过程中尽量留给想象的空间和选择的余地，发挥幼儿的创造潜能，把这些活动以美劳形式表现出来，形成生动完整的成品和画面，使幼儿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使美劳活动与主题教学活动有机结合。
教师在美劳教学活动中积极引导，可有效促进幼儿创造性的发展。教师只有在幼儿创造过程中进行指导，才有可能贴近每个幼儿的实际，指导到点子上。如绘画脸谱，利用幻灯片欣赏，让幼儿欣赏京剧中人物的变化，再观察脸谱的对称性和花纹的色彩美，从而使幼儿产生灵感，进一步激发幼儿创作的欲望。另外，在教学过程中，遵循幼儿自发创造的原则，在充分唤醒幼儿潜意识创造力的同时，也渗透着理性的指导，充分体现了教师在活动中指导的重要性。
美劳活动是促进家园共育的一个很好的平台，是联系家园互动关系的纽带。无论是班级环境的创设，还是亲子活动，都能充分体现出在家园互动中促进幼儿发展的理念，同时美劳活动还有利于充分调动家长资源。请家长与幼儿收集有关的资料，如：照片、图片及美术作品，使幼儿的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产生联系，使直接经验得到升华，为最终的创作做好铺垫后，再组织幼儿进行美劳活动，使幼儿能活灵活现地创作不同的作品。在创作中充分体验美劳活动带来的快乐。
新《纲要》“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将环境布置融入美劳课程活动中，活动的环境由幼儿来参与创设，让幼儿体会到“我们的活动室，我和老师一起设计，一起布置”的主人翁的成就感；在平时的美劳教学中，幼儿创作出的作品各具特色，同时把创作出来的作品布置到活动室和走廊让大家欣赏，让幼儿体会参与布置的过程，体会成功的快乐。许多美工作品都是班级环境布置的最佳选择，既美观了环境，同时，也直观而形象地起到了向家长汇报教学成果的作用。
关键词：城市化；地区差异；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48-03
中国科学院的《2012年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51.3%。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也显示着我国城市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1979～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实现从18%～51%的快速增长，仅用30多年的时间便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其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化的历史上是仅有的。然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3.7%、42.1%、36%，到2011年末，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60%，而西部省份如贵州的城市化率不足40%。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必然进一步加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如何协调区域间城市化进程，防止区域间城市化差距进一步拉大，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一、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则构成了城市化的主要来源。劳动力流动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城市化的发展：第一，对GDP的贡献。流入城镇的劳动力与城市的资本结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二，劳动力流动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已经构成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冲击了城市的计划福利体制，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降低了城市劳动成本，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城市职工的流动性。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城市化率，200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27.7%，远低于按照常住人口登记所测算的城市化水平（43%）。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力流动又是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目前，虽然已被算作城市人口的2亿多农民工大部分还没有实现市民化，但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点，不能因为农民工还没有进入城市社保体系就将他们剔除在城市化进程外。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标志，否则很难解释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51.3%的城市化水平可称为毛城市化率，这样既肯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增长的共性，也反映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纳入城市社保体系的特性。
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输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接近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比为65.4%，中部地区占比为17.6%，西部地区占比为16.7%。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477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看出，大量的劳动力涌向了东部地区，这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也拉大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规律与中国城市化发展新阶段的判断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很少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二阶段，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三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有所减少；第四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大大减少直到第五阶段人口流动消失，即城市化达到最大程度。在整个过程中，人口流动呈现倒U型的曲线。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在每个阶段的速度往往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在城市化进程中，20%以前为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50%为加速阶段，速度递增；50%～60%为基本实现阶段，速度逐步放缓；60%～80%为高度发达阶段，每年的增长微乎其微。这样，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一个“s”型（诺塞姆曲线）阶段演进规律。
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是一一对应的。在城市化起步阶段，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较少；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后，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到了城市化高度发达的阶段，人口流动也逐渐消失。
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51.3%，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过去那种快速突进式的城市化进程不会一直延续，即城市化水平达到50%后会有所放缓。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正在逐渐减少。通过把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预测结合起来观察，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持续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同时，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意味着内地劳动力开始选择性地在沿海和内地间务工。2010年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已经趋缓。中西部地区由于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跨地区转移意愿弱化，“用工荒”特征更加明显。尽管目前对我国是否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有争论，但由我国的国情决定，可以用“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即以时期数代替时点数，以说明和概括农村劳动力供应所出现的上述紧张现象的本质。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这意味着过去那种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浪潮，将演变为在一个庞大存量基础上的细水长流式的增加。因此，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此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将有所放缓，但城市化的质量会有所提高。
三、劳动力回流的成因
从曾经的“东南飞”，到现在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导致部分时期的农民工“返乡潮”，还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因进行探讨。一是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东部地区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物价的逐年上涨使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逐渐提高，这将促使他们迁移至中西部欠发达、生活成本低的地区。二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作为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军，国际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影响直接导致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从而不得不选择返回中西部地区。据统计，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国际金融危机失业返乡。三是国家对农业的扶持。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使农民农业收入逐步提高，大量农民返乡务农。
四、我国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将会缩小
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开发空间约束越来越大，城市发展可利用的空间在减少，土地要素资源价格大幅上升，基础设施及城市配套建设空间近乎饱和。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城市化仍然处于加速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建设都会吸引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其次，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西部市场的扩大，将有大量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到中西部地区，这将进一步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再次，作为导致城市化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回流使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减慢的同时，必然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将从政策、制度和投入等方面向中西部倾斜，这将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到中西部地区，进而会加速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的缩小，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有利于我国区域间非均衡增长向均衡增长过渡。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之间的理论关系出发，讨论了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地区差异的现状，并根据劳动力流动规律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认为我国目前城市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进一步讨论了目前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后，分析了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将有所缩小。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指出，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而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引导其合理流动不仅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也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距。因此，应抓住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的边缘产业，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而调整劳动力流动方向。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趋势，我国呈现工业经济重新配置的新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以加工制造业著称，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消失，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很难寻找到新的利润空间，并且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产业劣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因此企业转型以及产业升级成为企业和产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为这种调整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从而形成我国国内产业升级的雁阵模式。一旦中西部地区接纳并吸收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会形成新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流动人口流人中西部地区，从而有利于缩小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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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受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09C-0006-05
一、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各国以教育促进就业为前提，发展本国教育事业。当前，我国教育投入持续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人力资本提升通常有两种途径：其一，通过学校教育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其二，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劳动力，实现自身创新发展。[1]人力资本理论、符号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相继表明，教育与人力资本提升、劳动力市场选择具有交互关系，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呈正比，进而提高劳动边际生产率，劳动力市场通过文凭筛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进入不同的劳动力市场。[2]研究表明，劳动者所处行业和职业是其就业状况的重要指标[3]，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行业、职业分布。
教育与劳动者行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第一，各行业在职工选聘时，通常对其受教育程度和类型有要求。第二，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所处行业的工资水平，人力资本是行业内职工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其与行业性质共同构成劳动力市场行业分割。[4]第三，教育影响行业代际继承性，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其行业的代际开放性高于受中等和初级教育的子女。
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所从事的职业受多种因素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5]Spence在阐述筛选理论时指出，教育的最大功能是通过学历对求职者进行筛选，将求职者按教育水平的差异安排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市场职位匹配理论认为，与劳动者人力资本相匹配的职位将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此才能使投资教育的劳动者获得该岗位的比较优势。[6]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从普通职员到管理者是常见的职业发展通道，内部升迁给劳动者突破职业的等级限制提供了可能，但通常会受到资历、学历的影响。
教育可以增加劳动者人力资本，以此成为健全劳动力市场的途径之一。本文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不同行业、职业的分布情况，将富有创新性的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相联系，以此作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数据支撑。在现阶段各类教育中，职业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为劳动者个体配备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方面承担重要责任。为此，培养与未来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人才，是健全劳动力市场、提高职业教育实效的共同要求。
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行业、
职业的数据分析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至2009年我国就业劳动人口数量由7.5亿增长到7.8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57.9%增加到58.4%。根据2004年、2009年的数据，可以初步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行业分布以及职业分布的变化。根据2009年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各行业中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职业分布上呈现的分层现象。此外，结合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劳动者整体受教育水平与OECD国家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存在一定差异。
（一）我国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及与OECD国家比较
2009年我国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就业人口占比79.8%，与2004年相比，有较大提升。小学学历及以下的比例下降，这表明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在纵向上有一定提升。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上的劳动者中，高中、大学专科学历的劳动者比例呈下降趋势，总比例由2004年的18.4%减少到17.5%，大学本科、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则增加0.5个百分点。2004年到2009年，我国低学历（小学及以下）的劳动者比例在下降，高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劳动者比例在增加。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劳动者所占比例仍较大，受教育水平高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份额极低，2009年大学专科及以上的劳动者仅占7.4%。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比较研究成为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必然趋势。据2011年OECD的统计数据，25-64岁的劳动力中，中等教育程度以下占25%，中等教育程度占44%，高等教育程度占32%。同时，报告中显示，我国中等教育程度以下的劳动力为78%，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比例为22%，我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7]OECD国家认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技能（high-skilled）劳动者的充足供给，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与他们被雇佣的可能性呈正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的国际竞争力将明显不足，其在行业、职业上的分布将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带来挑战。
（二）我国劳动者的行业构成和职业结构
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统计的19个行业中（如图1），吸纳劳动力最多的行业为制造业，其次分别为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数量上看，劳动者在这些行业中均呈增长之势。在纵向上增幅最大的为租赁和服务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呈负增长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三大行业。有学者将行业分为四大类别：第一类为农林牧渔业；第二类为采矿建筑、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制造、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第三类为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房地产，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第四类为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金融。[8]从现有数据来看，我国就业人员集中于第二类，而第三类的从业人员规模相对较小。
2004年、2009年劳动者的职业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如图2）。具体而言，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职业的劳动者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农林牧渔业生产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数据表明，在这几年我国劳动力向第一、第二产业转移较为明显，生产、操作类初级职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大，而专业技术等高级职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小。
（三）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行业、职业的影响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进入的行业具有差异。以2009年初中学历劳动者为例，初中学历的劳动者在多数行业（建筑、采矿、住宿和餐饮、制造业等行业）占比大（如图3），由于制造业吸纳的劳动者人数最多，因此可判断初中学历的劳动者主要集中于制造行业中。同时，教育、金融业的初中学历劳动者比例低。两相比较，一方面表明初中学历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从事的行业差别较大；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对劳动者的最低受教育程度有要求。除初中学历具有这一特征外，大学专科学历的劳动者在行业分布中同样存在这一现象，大学专科的劳动者在国际组织、金融业、教育行业占比高，而在其他行业则有明显降低。与以上两个学历不同的是，高中学历的劳动者显示较强的普适性，除农林牧渔、建筑业的高中学历劳动者占比较小外，其余行业中的高中学历劳动者占比相差小（基本处于同一曲线周围）。而小学以下和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各行业的比例均较低，这与其在劳动力市场的总人数占比低有关。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如金融、教育、科学研究行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在中等教育水平以上的占比大，以大学专科为主。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劳动者职业分布同样具有影响，基本形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职业分层（如图4）。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从事的职业具有明显的分层现象，表现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趋向于从事不同领域专业技术职业，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趋向于从事农林牧渔生产。而高中水平的劳动者，与其在行业中的普适性相一致，在各职业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为均衡。
从事相同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单位负责人从业者主要为中等教育及以上的劳动者，其中，单位负责人尤以高中学历比重最大（36.7%），专业技术人员以大学专科比例最多（29.1%），而商业和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则以初中学历为主，分别占比53.1%和61.2%，农林牧渔水利的生产工作则主要由初中及以下学历（94.1%）的就业人口构成。
综上可见，目前我国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行业分布上，大多数劳动力集中在制造业、教育行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职业结构中，以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居多，这表明我国还有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传统的农林牧渔行业，难以实现转移。此外，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所处的行业和职业。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劳动者在职业分布中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已初步形成职业分层。另一方面，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集中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行业、职业）中所占的比重过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大学专科人才输出不均衡，对第二、第三类行业的人才供给不充足，影响我国未来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三、健全我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以继续教育为导向提高在职劳动力素质
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占多数，需要通过教育提高在职人员的技能和素质。调查数据显示，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希望通过接受多层次的教育获得知识增长和学历提升，非传统高等教育将成为他们继续教育的主要场所。[9]一方面，国家应鼓励各行各业形成劳动者从业的基本规范，规范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确保劳动者从业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加强校企合作，形成企业参与学校教育教学和职业学校为企业服务的新常态。职业学校应承担社会责任，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通过公益讲座为企业员工提供提升职业素养的通道，为在职员工提供适合的在岗培训，帮助其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和符合自身实际的职业发展规划。建立劳动者继续教育的绿色通道，通过学费资助等形式，鼓励在职劳动力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学历水平。此外，还应为中等学历水平的流动人口进入大学专科提供便捷的途径。
（二）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职业教育结构
新世纪以来，“以省为主”的省域高等教育发展呈扩大态势，一定程度上符合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对受教育程度高的专门劳动力的需求。[10]为提高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首先，应加强劳动力市场动态监测，形成区域劳动力市场对人才层次、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需求信息，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未来趋势。其次，优化本地区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结合区域产业升级和人民需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中等、高等职业教育。[11]最后，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职业院校应以缺口行业为专业设置导向，提高对劳动力市场的敏感度，提供适销对路的人才。
（三）形成劳动力市场导向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为适应各行业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职业教育应转变人才培养模式。首先，高等职业院校应重视劳动力市场需求导向，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教学实践水平和创业教育实效。[12]其次，促进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提高职业院校课程设置的科学性。最后，在劳动力市场中提升劳动者素质是人才培养的一大途径，需要打破行业、职业的垄断和分割，通过不同岗位的实习，增加未来劳动者在行业实习中获得的边际收益，提高不同行业、职业的适应性。增加正规就业的灵活性和非正规就业的稳定性，鼓励人才自我雇佣，职业院校应为其创设包容的环境。[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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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社会保障；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一)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再讨论
自林毅夫等1994年提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以来，较长时间对如下观点取得了共识：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适宜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又热烈起来，有战略理论层面的争论，有产业结构角度的探讨，有从人口学视野的分析(左学金，2000)，有国际贸易利益-方面的阐述。大多认为，中国到2015年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将逐渐消失；实施统一的社会保障将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实际上，这些讨论较多的是基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绝对比较优势，没有深入分析和重视合理社会保障基础上的基于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其质量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林毅夫、孙希芳(2003)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与发展，并特别突出地强调：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有利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较快提升，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相对丰裕度提高，也将促进产业与技术结构升级；比较优势的发挥需要内生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结构相支撑，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中政府要维护市场的竞争性、规则性(林毅夫、孙希芳，2003)。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在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中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与物质资本相辅相成，对于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作为涉及不多，基本主张政府实施适应性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实践中，政府在落实比较优势战略中对人力资本的提升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尤其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很多形式的社会保障本身即具有人力资本投资性质。
以杨小凯(2001)为代表的超边际经济学贸易理论，对政府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也有深入的论述，向国成、韩绍凤(2005)将此理论总结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受技术效率、资源禀赋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向国成，韩绍风，2005)。比较而言，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创造性比较优势战略，依据理论可知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内生出技术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以此强化并与外生禀赋比较优势结合，形成有竞争力生命力的综合比较优势。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力取决于察赋比较优势、技术比较优势、交易比较优势等多个因素的综合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上，不仅只“听天命”(即利用外生比较优势)，更要“尽人事”(即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是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真谛(杨小凯、张永生，2001)。一个国家虽然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禀赋优势，但当劳动的技术比较劣势和交易效率比较劣势足以抵消其禀赋优势时，该国家就不一定生产和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就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取代，被排斥在国际或地区分工之外。就我国而言，劳动力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量比较优势，更要取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工业化就业性转移(即市场交易效率比较优势)，和劳动力的质量提升，或者说就是劳动就业中相对于工资成本的劳动效率提高(即劳动的技术比较优势)，后二者直接与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密切相关。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没有充分考虑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潜在优势的发展变化，正可能面临着上述窘境，因此可以说，当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挖掘与升华的关键所在。
(二)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企业对社会保障负有一定的责任，弱化社会保障的确对企业而言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但劳动的生产技术性效率受到制约，劳动力市场交易效率也会下降；而健全的社会保障将给劳动力提供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保证劳动的高效率和技术创新，并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们是追求单纯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综合比较优势呢?我们先来认真分析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实际效果，再看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的效应。
目前，中国劳动力每小时工资约是0.5美元，而在美国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表面上看，劳动力“价廉”对吸引外国投资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质优”没有持续性制度保障，实际上只能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劳动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生活保障低，技术人力缺乏，进而导致产品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衰弱。劳动力的低价格最终会与技术等级的低层次接近，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我国的低价格策略只能不断把淘汰工厂吸引进来。如果“垃圾产业”在中国越来越多，形成规模性集中，导致产业工人生活的长期贫困化。应该说，这是落后的劳动力绝对比较优势，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如果仅把劳动力看作商品，仅从供求关系上讲，中国的劳动力必然价格较低。但是我们知道，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它既包括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需要，也包括劳动力自身发展的需要；既取决于经济因素、市场供求，也取决于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力需求必然也要求增加。我们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社会责任标准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并非完全是其劳动生产率高和再生产成本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表现。正是社会的发展要求给予劳动者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多的闲暇时间等，而不仅仅限于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张劲文，2005)。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飞速，而一些外资企业中相当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地提高，其发展、工作和生存条件也没有随着社会责任标准的强化而提高，受教育的机会、发展的潜力在许多条件下也被无形中剥夺。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贸易受到的负面影响也非常突出。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2004年1月～10月，中国进出口加工贸易累积4371.5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7％，这意味着中国处于全球化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贸易有零关税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品牌价值和基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创新内涵，加工贸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贸易占据中国贸易半壁江山的境况影响了整体的收益水平，降低了中国贸易的竞争力。在国际贸易分工中，长期依靠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依旧能获得部分利益，但是在长时期将会面临贸易结构的不稳定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出现总是落后于人
的绝对“比较优势”陷阱。一些单纯依靠低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地区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产业升级也很不理想。
2004年开始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荒”，也为中国仰仗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增长道路敲响警钟。“民工荒”是农民工对没有社会保障的低于市场工资水平企业的一种抛弃或反抗的现象，反映出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强烈追求。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重要问题在于劳动力廉价中的社会责任缺失，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升华。
二、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发展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升华要通过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实现。对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最早隐含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庇古福利经济学为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在其中有间接论述。他认为最佳效率的生产要素(含劳动要素)配置，可以带来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同时，他主张以社会保障等均等化政策来增加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的有机协调可以达到社会福利最优状态。凯恩斯主张采取转移支付形式，实行社会保障，增加社会福利设施，刺激有效需求，带动劳动力市场发展，实现充分就业，其理论为制定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舒尔茨、卢卡斯等人)也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一些人力资本投资项目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阿马蒂亚・森(A・Sen 1992)主张“能力”中心观，他认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来自个人能力的培养，在设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不仅要解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更重要的是“赋能”，即以教育、培训等形式赋予他们发展的机会。联合国也倡导“发展型社会福利”的新理念。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赋能”政策的实施将改进和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与质量，实现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层面来看，现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度过了为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劳动力市场服务，即发挥扶助贫弱、互济难关、培养人力资本等功能的阶段(王诚，2004)，纷纷开始市场化或强调效率的改革，提倡“第三条道路”，主张“社会投资”型福利政策。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保障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一定的社会公平，而“一定的社会公平”正是20世纪40～60年代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奠定了的，改革只是对政府失灵或者政府过度干预的一种纠正，“帕累托改进”也是建立在以一定的社会公平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由政府福利性干预与支持，国家不仅可以保证社会公平，更有利于效率的发挥与社会经济发展，还可以逐步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与成熟。二战后各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恢复与繁荣发展，也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特别是日本，它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947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54.2％，是典型的传统产业型国家。此时，日本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劳动力“跳跃式”非农化转移政策，1950年社会保障水平就达到欧美国家平均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7.3％，日本国民的人均GDP仅有905美元，与欧美国家差距悬殊；1975年，日本社会保障水平缓缓上升到17.7％，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为13.9％，国民人均GDP更是快速上升到7385美元(国家之间比较，如表1所示)。日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持续了70多年，应该说他们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国在转型改革与进一步的开放中，要坚持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潜力挖掘与升华，这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要求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所决定的。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良性互动将有利于实现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挖掘与升华，但是当前二者关系割裂，没有很好地实现互动，更远未达到良性的程度。
问题一方面直接取决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长期以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流动性差；同时社会保障改革严重滞后，城镇基本保障还没有解决，农村社会保障更是困难重重。不合理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加剧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落后又进一步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我国改革后较长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中心任务是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重视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建设，而忽视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致使城乡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进城农民工与在乡农民的社会保障丧失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大障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性受到阻碍，造成劳动力资源严重的非优化不合理配置，市场交易效率低下，影响到国民产值的创造与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而也限制了经济福利的增进与社会保障的完善。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总量达到1.8亿人以上，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压力很大，即使从事非农生产的1.7亿农民工因为大多没有社会保障，就业也极不稳定。可见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另一方面，在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二者之间的传导中介固化、互动机制失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等传导中介没有能够有效结合中国比较优势，进而充分发挥应有的双向传导推动功能。比如，城镇化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手段，它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的重要传导中介。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城镇化问题上出现了误区，没有充分发挥城镇化作为传导中介的功能，致使互动机制无法有效形成。农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补充，也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合理适用的社会保障将有利于鼓励和保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逐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而我国农村工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激励与补贴政策缺乏力度、缺乏针对性。对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这一传导中介更是长期忽视，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导致城乡市场分割、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或通过特定的社会流动渠道定居城市，或进城打工，大大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为其城市化的青壮年提供了抚养、教育等相关人力资本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村资源凝结成人力资本的形式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这些人城市化以后实际上给农村带来的是极不对称的回报，农村收益远远低于城市，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基本全部留于城市。因此，城市政府应该以各种方式大力补偿农村、支持农村发展。
如果对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继续忽视传导中介与城乡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互动机制的建设，长此以往可能制约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的任务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为城乡劳动力市场服务的时候了。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或激活传导中介双向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三、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互动机制及提升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
发达国家经验告诉我们，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的教育、培训与卫生医疗等保障，一方面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弥补劳动力市场失灵，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同时，成熟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服务，也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有利于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也有利于激励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积极性。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技术创新，推动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这样，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外生比较优势，结合内生的人力资本与技术优势和市场交易效率优势，形成厚实强劲的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与升华，进而持续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需要强化社会保障的供给，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内生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样，在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我国就可以更好地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强化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素质结构也是多层次的，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投入。这一方面有利于持续高质高效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输送健康的一般劳动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加速一般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成为适合现代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以为经济结构的提升创造充分的人力资源优势。
中国比较优势的根本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这不仅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上，同时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质量上，二者相对应的产业层次不一样，前者主要是简单粗加工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后者主要是强调一定技术、质量型的劳动密集产业。由此可以发现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有利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进一步挖掘与升华，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可持续的健康的经济增长，是我国日后长远发展的前途所在。从这个视角可以理解通过社会保障“赋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不会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力，相反可以产生“质优”性正相关效应。以完善社会保障挖掘与升华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实现的优越性，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供给，挖掘劳动力比较优势。社会保障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等传导中介，有利于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非农化转移，抑制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成本的上升，保持中国工业制造品在世界贸易领域里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保证消费总量的稳定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持续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升华。加强与完善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尤其是教育培训与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劳动力文化、技术等综合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只要效率的提高快于成本上升，劳动力比较优势就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的积极效应远大于成本方面的负面影响。这样，不仅在简单加工型的传统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而且在新型的强调技术与创新的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深化与升华。
一、让学生动动“嘴”
现在，学校的劳动教育非常被动，一方面，学校认识到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也结合学校活动开展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劳动，但是家长不领情、不配合;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学校教育的“应试化”非常反感，甚至认为学校变相地弱化劳动教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在于劳动教育仅仅是教师在“动嘴”，学生只是被动地参与。
劳动教育不能只是国家的号召、学校的事宜、教师的教育，而应真正地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让劳动教育成为学生自觉的教育行为。因此，学校开展劳动教育，要主动地挖掘学生资源，让学生成为劳动教育宣传大军，为劳动教育鼓与呼。
教师要学会善于发动学生参与到劳动教育中去。平时，不但组织学生学习《悯农》之类珍惜粮食、尊重劳动的学科知识，更应组织学生走进社区、农村，主动参与到劳动教育宣传中。无疑，这样“动嘴”的活动，比单纯的说教教育效果好多了。
二、让学生动动“手”
劳动教育不让、少让学生“动手”，这看似悖论，却是我们劳动教育的现状。学生缺乏足量的劳动教育，甚至不知道还有劳动教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学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劳动教育需要动手，这存在着些许安全隐患，还有什么比安全问题更让学校揪心的呢？于是，能不举行的劳动活动就不举行、能不开展的劳动教育就不开展;另一方面家庭也有一些显性的责任，主要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吃力受苦。
劳动教育就是让学生在参与劳动过程中真切地感受到劳动的光荣、伟大，进而产生热爱劳动、喜欢劳动的良好品质。因此，学校要学会放手，放手让学生动手实践。当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学校要做好周密的安排，做到有预案、有保障，以万无一失的活动安排去达到劳动教育的目的。
三、让学生动动“脑”
有这么一种观点：世界是懒人创造的。这说明反省的重要性。劳动教育也是如此。我们不但要教育学生爱劳动、会劳动，更要教育他们思劳动。学会反思劳动的有效性，想出更好、更有效的劳动方法来。因此，要激励、鼓励学生“动脑”，学会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最好的效益达到劳动教育的教育目的。
有一种观点，劳动教育仅仅是劳动，不需要动脑，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劳动教育不仅仅需要“动手”，更需要动脑。劳动教育不仅让学生在劳动中身体素质得到提升，更要让学生在劳动过程中心理素质得到发展，其对劳动的认识更深刻、更深入。我们要让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学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劳动，即想出“快、好、省”的办法来，做一回劳动的“懒人”。
四、让学生动动“脚”
现在，一些学校的劳动教育其实就是校园劳动教育，停留在大扫除这一老掉牙的活动上;不敢带学生去野外、社区开展经常性、系统性的劳动教育。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劳动教育如果仅局限于校内，这样的劳动教育是不完善的，其效果也是不完美的。因此，学校的劳动教育应大胆地鼓励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区。
劳动教育不仅仅是一隅之地的劳动教育，而应将目光投向整个社会，让学生的脚踏出校园，走入社会，以大社会办大教育的视野，去统筹劳动教育，让社会发挥其应有的教育责任，这才是劳动教育的真正价值所在。
五、让学生动动“眼”
劳动教育并不是简单、简化的粗活，其实，它也是需要细致地策划、实施的。劳动教育需要一定的步骤去实施。因此，引导学生有效地观察很重要。学校在开展劳动教育时，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细致、细心的观察能力、创新能力，让学生开眼界，看到社会七彩缤纷的一面。真正的劳动教育，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闭门造车式的教育，相反，它会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的新型教育。
六、让学生动动“耳”
劳动教育需要借鉴前人、他人的经验，在劳动教育中让学生动动“耳”，听听他人的技巧、技术。学校组织劳动教育，应该向学生讲清楚劳动实践活动的目的、意义所在，提高学生参与劳动教育的积极性。就劳动教育自身而言，让学生在劳动过程中接受劳动思想教育，这比任何形式学科教育的效果要好。
幼儿年龄虽小，但身心发展的水平已具备了参加劳动的条件。再加上幼儿好奇、好动、好模仿，在正确的教育影响下，他们会很乐意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然而，由于社会、家庭和幼儿园条件限制等诸多因素的困扰，幼儿劳动教育得不到全面实施，致使幼儿缺乏为他人、为集体劳动的意识，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生活自理能力较差。
一、现状分析
1.劳动教育的观念
教师认为劳动不是幼儿的主导活动，比较注重幼儿知识的传授、智力的开发，对幼儿劳动教育的观念不足。许多家长认为时代不同了，教育孩子珍惜劳动果实已经过时了。他们认为孩子年龄小，劳动教育为时过早，而不注意幼儿劳动习惯的培养。
2.幼儿劳动的内容较少
幼儿劳动包括诸多方面，如自理、为他人服务等。在家里，有的家长工作忙，嫌孩子动手能力差、动作慢而耽误时间，包办代替太多，幼儿没有动手锻炼的机会。同时，也剥夺了幼儿积累生活经验的机会。家庭和幼儿园劳动教育脱节，多以成人劳动代替幼儿劳动教育，使劳动教育得不到实施。
3.幼儿劳动教育的方法较单一
幼儿的劳动教育在内容、形式上过于简单，主要是教师在教学后进行品德教育的一种总结性谈话，采取的一般方法是“说教法”。而幼儿没有劳动实践的亲身体验，教育也空洞无力，教育意义并不深刻。现在多数家长希望孩子聪明、学习好，孩子要什么，家长就给什么，并不注重幼儿的劳动教育。对于幼儿自发的劳动，家长不能正确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幼儿劳动的积极性，影响了劳动习惯的培养。
由于教师和家庭对幼儿劳动教育的观念不正确、教育方法不适当，幼儿劳动教育的内容和要求不能全面发展和实施。表现在幼儿身上：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差，不会自己穿脱衣服，系鞋带需要教师帮助，上厕所后不能很好地整理自己衣服等；幼儿劳动意识差，家长经常包办代替，使幼儿误认为事事都由家长做，如搬椅子、收拾整理玩具等；幼儿对玩具图书不知道爱惜，不懂得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二、正确认识对幼儿的劳动教育
1.加强成人对幼儿劳动教育的认识
首先，教师要转变劳动教育的观念，克服以往重教育、轻劳动的思想，要认识到幼儿劳动教育是幼儿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要把幼儿劳动教育渗透到一日生活中，使幼儿劳动教育充分实施和发展。
笔者和家长及时沟通，帮助家长了解、认识到幼儿劳动的重要性。与家长交流，使家长认识到在家里培养幼儿劳动习惯的重要性，要处处为幼儿创设劳动的条件，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培养幼儿的独立生活能力。要与幼儿家长经常交流、沟通，共同协作，让幼儿学会劳动，在丰富的劳动中培养他们的劳动技能。
2.使劳动教育得到落实
在幼儿园里参加集体劳动，可以培养幼儿的责任心，增强幼儿的集体观念，从小培养幼儿热爱集体、团结友爱的好习惯。在餐巾摆放活动中，幼儿都争先恐后地说：“老师，今天我要摆毛巾。”在参与生活劳动、不断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幼儿体验到劳动的艰辛和快乐，从中获得了一些知识和劳动技能。
笔者利用一日活动，教育幼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组织一些游戏活动。如：在“看看谁能干，谁的本领大”的活动中，笔者对幼儿进行自理能力的培养。教师告诉他们：“我们要比赛穿衣服，看看谁能干。”到最后，幼儿兴趣可高了：“老师老师，你看我穿得多整齐！”“我把扣子扣好了，还没有错呢！”在劳动过程中，教师要了解每个幼儿的发展水平，而不是观察幼儿“是否需要帮忙”。
三、运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
1.讲解法
创设情境，增强教师语言讲解的感染力，利用各种方法、谈话、故事等对幼儿进行教育，使幼儿从中学习，增强劳动的意识。
2.示范法
教师和家长可以示范方法，教给幼儿自我服务和其他的劳动方法和技巧，供幼儿直接模仿和学习。
3.实践法
要达到劳动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就要让幼儿亲自参加力所能及的全面劳动，使幼儿亲身体验劳动过程的辛苦，亲眼目睹自己的劳动成果。让幼儿感到劳动的快乐，有利于培养其劳动习惯。
4.正面教育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