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4 16:16:07
序论：在您撰写水污染对环境的影响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随着科学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口的迅猛增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受到污染，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生态系统也会随之遭到破坏，环境问题已从地域性走向全球性，人类必须爱护地球，共同关心和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水是生命的源泉，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将无法继续下去。水资源的污染及短缺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然我市不是一个用水紧张的城市，但水污染却存在，并与每个市民都息息相关。为此，我通过询问形式对我市水污染进行调查。
二、调查过程
第一步:实地调查，首先，我随老爸来到长安航管站，向我爸的老同学刘海华了解长安镇河道情况，然后，乘坐快艇，游览了崇长港及长山河和泰山港，一路上，刘海华叔叔向我介绍几十年前，这些河道，是长安镇附近的主要航道，水清透彻，而现在垃圾遍布河道，一股臭味扑鼻而来。水污染主要原因:人为因素:泥河上流工厂的废水排放，城市布下水道安置此处，污水经管道排入河中，泥河附近大量农田，农民使用的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流入其中，致使藻类疯长，鱼类大量死亡，居民的环保意识差，经常将生活垃圾倒入河中。
第二步:调查分析，经过实地调查，我认为水污染给居民带来的危害。地下水污染，用水困难，河水污染严重滋生大量蚊虫，河水散发刺激性气味，对人们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三、调查结论
为了改善河道环境，应尽快开展河水、河岸等全方面的治理工作。首先，对污染源进行处理，杜绝工厂、养猪场把污水、粪渣直接排放到河流中，应集中处理，避免其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然后，对河边、河道中的建筑材料(已废弃的)进行清除，并对水道进行整改，进一步将河内的垃圾、淤泥清除，可动员沿岸居民及利用大型机器清除。后在河边种树，植草皮，建立绿化带，避免沙土流失。
关键词：地下水污染 生态环境 影响
0 引言
今年3.22世界水日提出的口号是：“地下水——看不见的资源。”地下水一旦由于开发和保护不当而遭受污染，不但其自净能力极弱，而且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直接对人类及其活动造成危害。因此加强对珍贵的地下水资源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地下水污染的途径
我国地下水的污染，在城市中主要来源于无下水道区域的化粪池、厕所、污废水排放渗坑、渗井、排污沟以及垃圾堆置场、不完善的氧化塘或污水库的渗漏；在郊区和农村地区，利用原生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的不合理灌溉、大量地施用化肥和农药等活动，也会导致地下水受到污染。污染物质进入地下含水层，首先引起潜水水质日益恶化，潜水温度自然上升。在超采承压水地区，由于承压水水位大幅下降，造成上部污染了的潜水越流补给承压水，使承压水也受到污染，同时含水层疏干变为饱气带，改变了地层的物化条件，由还原环境变成了氧化环境，使下渗水饱气带中溶解了更多的物质成份，加速了地下水的污染。
2 地下水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当地下水遭受污染后，往往引起水中“三氮含量的变化。如果饮用水中硝酸盐或亚硝酸盐含量过高，就会对人体尤其是婴儿造成危害，引发硝酸盐急性中毒即正铁血红肮症。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在人体定条件下还会转化成致癌物——亚硝胺。此外，地下水受污染后硬度过高，作为饮用水源不仅苦涩难饮，而且会引起人体胃肠功能紊乱，出现呕吐、腹泻、胀气等症状。地下水源如果受到严重的有机污染甚至重金属污染，那么对人体健康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沈阳市修建的东工地下水源地由于电镀废水污染，铬含量超标31倍，仅使用9个月就被报废，不仅损害了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造成了很大经济损失。
3 地下水污染对工业生产的影响
天然地下水的硬度，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相差较大，但从时间上看变化较小，因此地下水硬度迅速上升一般系人为污染所引起。地下水中钙镁含量升高一般不是直接来自污水，污水中的硬度通常很低，而是由污水和地表组成物质发生化学作用所致。在我国尤其是北方地区，工业生产用水中地下水占很大比重。地下水的污染将严重影响工业生产。首先地下水硬度增高，会使工业锅炉的炉内和管道上结垢，直接影响炉寿命甚至引起爆炸。同时锅炉内结lmm厚的水垢，大约要多消耗4%左右的燃料。就纺织印染行业面言用高硬度浆洗产品，不仅会大量消耗洗剂，而且会产生次品或废品。此外，高硬度地下水还会对化工、制药、酿酒、发电、造纸等许多行业造成危害。由于受污染的地下水硬度过高，就迫使一引起行业必须对硬水进行软化和纯化处理，从而增大了工业生产的成本。
4 地下水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地下水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长期用pH值过高的井水灌溉农田，会改变土壤结构，使土壤板结，无法耕作。灌溉水中的硝酸盐含量过高，会减弱农作物的抗病力，降低作物的质量、等级。粮食作物吸收过量的硝酸盐会降低粮食中蛋白质的含量，营养价值下降；蔬菜作物则易腐烂，无法贮存和运输。另外如果受污染的井水中硫酸盐、氯离子含量过高，还会抑制农作物的生长，造成大面积减产，并且使农作物的质量大大降低。
总之，人类在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的同时，如果不积极加以保护，将会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5 地下水污染防治对策
5.1 贯彻执行国家水污染防治法和其它有关水源保护法规。对重要地下水源应划分保护区并制定管理办法，健全水资源管理机构，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
5.2 兴建地下水库，大力提倡节约用水。过量开发地下水，使地下水位下降，是造成地下水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提倡一水多用，以地表水或浅层地下水代替优质地下水用于工农业用水或园林绿化等方法。同时将暂不利用的地表水；较优质的工业冷却水及大气降水引渗回灌到地下含层中。
关键词环境税;排污收费;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1-0017-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03
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是促进我国节能减排和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环境经济手段之一。2011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提出“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为我国环境税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契机。
1背景
环境税最早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由英国经济学家Arthur C.Pigou在其外部性研究理论中提出，Pigou认为要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需要政府采取税收或补贴的形式来对市场进行干预，是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一致。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污染者付费原则（the Polluter Pays Principle）”为环境税征税对象的确定提供了理论依据。该原则出发点是商品价格应充分体现生产成本和消耗的资源，利用经济手段将污染防治的资源重新分配以减少污染、合理使用环境资源。
环境税有利于推动污染排放产生的外部负效应内部化，促使经济主体自觉地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加强污染治理或者采用更清洁的生产工艺，从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征收环境税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成本、商品供应与需求，从而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等方面造成一定影响。因此，环境税收政策在具体应用前，需要回答一系列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合理的环境税税率水平？环境税会对中国的污染排放造成什么影响？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总体影响？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有何影响？等。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作为经济学领域有效的实证分析工具，能够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有力支持，为环境税征收的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提供定量分析手段。武亚军和宣晓伟[1]构建了一个硫税静态CGE模型，进行中国硫税政策效果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征收硫税会给我国GDP带来负效应，但却有利于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大大降低二氧化硫的排放。王灿等[2]利用CGE模型研究二氧化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发现碳税会使煤和天然气产量大幅下降，使用和电力行业产量将上升以满足总的能源需求。庞军等[3]根据“能源-经济-环境”CGE模型模拟了中国征收燃油税的经济影响。Qin et al[4]利用环境经济一般均衡分析系统（GREATE，GeneRal Eqiulibrium Analysis sysTem for Environment）分析了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和排污交易政策的经济影响。Qin et al[5]将水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CGE模型中开发了水资源一般均衡分析系统（GREATW，GeneRal Eqiulibrium Analysis sysTem for Water），分析了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对中国经济和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Qin et al[6]利用多区域水资源CGE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减少地下水超采、南水北调和用水再分配多项政策措施对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经济影响。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服务。
秦昌波等：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期
2数据与方法
2.1GREATE模型简介
GREATE模型利用基于通用代数模型系统（GAMS，General Algebraic Modeling System）的一般均衡数学编程系统（MPSGE，Mathematical Program System for General Equilibrium）开发而成[7]。GREATE模型包含了新古典静态CGE模型的一般结构[8]。图1给出了GREATE模型的基本结构。模型的建模基本思想是模拟宏观经济运行中生产引发收入、收入产生需求，需求带动生产的循环过程。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部门不是价格的决策者而是价格的接受者，因此企业（部门）必须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按照成本利润最大化或者既定利润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来进行生产决策。决策在生产可能性边界约束下，按收入最大化原则确定该部门产出中用于内销和出口的相对份额构成。在规模不变的假设下，各部门的总产出不能由生产者决定，而是由均衡条件决定。即生产者需要进行投入决策，要在该部门总的均衡条件决定的前提下，选择中间投入和要素有效投入水平，使生产成本最小化。模型假定一种商品只能被一个生产者所生产。模型中采用多层嵌套的CES函数来描述生产要素之间的不同替代性。在第一层次，最终产出有合成中间投入和合成要素禀赋的组合决定，采用CES函数来描述其替代性。在第二层次，合成中间投入采用Leontief函数描述为对各部门中间产品的需求;而要素禀赋合成束采用CES函数描述污染排放和资本-劳动力合成束的组合。在第三层次，采用Leontief函数描述各部门对不同污染物的需求，资本-劳动力合成束则采用CES函数描述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组合关系。劳动力、资本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做进一步的分解。生产中各种要素间可替代的程度取决于它们的替代弹性和在基准年生产过程中的份额。模型采用Armington假设来描述进口商品和国内产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关系，通过CES函数描述最终消费在最小化成本的原则下，对进口商品和国内产品之间的优化选择。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根据收入最大化原则按CET函数在出口与国内市场间分配。
图1GREATE模型的基本结构
Fig.1General structure of GREATE Model
2.2环境社会核算矩阵
要利用CGE模型开展政策模拟，就需要有高质量的数据集作支撑，数据问题在求解CGE模型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般均衡模型全面反映了社会经济各个主体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联系，因此在模型中变量初始值的确定、方程中参数的标定，必然涉及社会经济体中各方面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国民生产总值核算、投入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资产负债核算和国际收支核算五项内容。社会核算矩阵是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对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经济的全面描述。社会核算矩阵把投入产出表和国民经济核算表结合在一起，整合到一张表上，全面描述了整个经济的图景，它反映了经济系统一般均衡的基本特点，为CGE模型提供了必要而完备的数据基础。
由于我国缺乏官方的SAM表，同时，传统SAM表没有包含污染排放账户。因此，本研究以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为主要数据来源，通过增加非生产性机构账户（如居民、政府、国外等）构建社会核算矩阵。然后，通过单列环境污染排放要素账户，设计并编制能够反映污染排放与经济部门之间全面数量关系的环境经济一体化社会核算矩阵，从而将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统一在一个框架下。本研究利用2007年中国135部门投入产出表将国民经济合并为16个行业部门，部门列表见表1所示。
生产活动、商品、出口和进口账户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政府收入和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08》[9]，税收数据来源《中国税务年鉴2008》[10]，家
庭储蓄和政府储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资
金流量表[11]。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及排污收费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07》[12]。本研究编制的中国2007年环境社会核算矩阵简表见表2所示。
3税率情景设置
我国现行排污费标准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和污染损害成本。根据现行的排污收费标准，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征收标准分别只有0.7元/kg、0.875元/kg、0.63 元/kg和0.63 元/kg。无论继续执行现行的排污收费政策还是将来出台环境税，我国都面临提高征收标准的现实选择。为了评估征收环境税对中国经济和污染减排的影响，本研究设置1个基准情景和4个模拟情景进行分析。基准情景假设环境税征收税率平移目前的排污收费标准，模拟情景假设环境税征收标准相比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分别提高2倍、4倍、6倍和8倍，具体征收标准见表3。
4结果与讨论
4.1对宏观经济和污染减排的影响
征收环境税对实际GDP的影响非常小，但能取得相对明显的污染减排效果。从表4给出得模拟结果来看，在环境税征收标准提高2倍、4倍、6倍和8倍的情况下，实际GDP仅分别下降0.018，0.055，0.092和0.128个百分点。相对GDP的轻微下降幅度来讲，征收环境税对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作用较为明显。在环境税征收标准提高8倍的情况下，COD、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总排放量分别减少0.5%、0.2%、1.9%和1.7%。总体来看，征收环境税对大气污染物的减排作用大于水污染物。这主要是因为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大于水污染物的排放量，较高的大气污染环境税征收抑制大气污染排放强度高的行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了大气污染排放强度低的行业发展。而一些大气污染排放强度低的行业可能排放较大强度的水污染物，这会对水污染物的减排产生抵消作用。
征收环境税会导致进出口总量的下降。环境税的征收推高产品销售价格，从而影响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环境税提高到现行排污费征收标准的8倍时，总出口会面临0.38个百分点的下降。由于国内需求的下降，总进口也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在环境税提高到现行排污费征收标准的8倍时，总进口会下降0.5个百分点。
征收环境税会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但能显著增加政府收入。过高的环境税征收标准会影响居民的收入，而且对农村居民的影响高于城镇居民，表明环境税的征收对相对弱势的群体影响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环境税推高了消费品价格，弱势群体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更弱。在环境税提高到现行排污费征收标准的8倍时，政府财政收入能够提高4.8个百分点。政府收入的增加使得政府有财力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为弱势群体提供补贴来减少环境税征收给居民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
4.2对行业生产结构的影响
表5列出了我国征收环境税时各行业产出水平和产出价格的变化百分比。就产出水平而言，征收环境税会抑制污染排放强度的大的行业，而且税率越高，抑制作用越明显;对于污染强度较小的行业，征收环境税反而会促进其发展。产出水平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是电力行业，其次是畜禽养殖、采掘业、食品业和化工产业。从价格水平变化情况来看，价格增加较大的行业往往也是产出水平下降较大的行业。电子通信与仪器仪表产业、服务业是产出水平增长较大的行业，这主要是因为一些高污染行业的生产受到抑制后，资本和劳动力被转移到了这些相对清洁的产业。对于种植业和林业，尽管并不征收环境税，但由于产业关联度较为密切的畜禽养殖、食品和服装纺织等行业产出水平的下降降低了对其产品的畜禽，其产出水平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4.3对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
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表6列出了我国征收环境税时各行业进出口相比征税之前的变化百分比。畜禽养殖、采掘业、木材加工及造纸印刷业、石油冶炼及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等重污染行业的出口下降明显，而且税率越高，出口下降幅度越大。而电子通信及仪器仪表产业和服务业出口增加明显，在环境税提高到现行排污费征收标准的8倍时，其增长幅度分别达到2.1和1.4个百分点。由于环境税的征收改变了国内生产结构，国内需求的变化导致进口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4.4对要素需求结构的影响
总体来看，征收环境税将促进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从
高污染行业向低污染行业转移。表7列出了我国征收环境税时各行业劳动力投入及资本投入相比征税之前的变化百分比。电力、畜禽养殖、木材加工及造纸印刷业、食品产业是要素投入下降最大的四个行业。而电子通信与仪器仪表产业、装备制造、服务业等行业的要素投入则增加明显。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业污染强度低，可以吸纳重污染行业释放出的劳动力和资本加快自身发展。
5结论
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
征收环境税会对不同的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降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在环境税开征之前，则可以通过提高现有排污收费标准，达到提高排污成本，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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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d Emission Impact Analysis of Reform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Taxes System
QIN ChangboWANG JinnanGE ChazhongGAO ShutingLIU Qianqia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China）
关键词：农业面源污染；水环境；非点源；防治措施
随着中国农业发展与环境安全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其中农业面源问题是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同时农业面源污染也是水体污染的重要来源。面源污染是指“进入地表及地下水体的以广域、分散和微量形式存在的一种污染物”。而农业面源污染是指农业生产中的泥沙、无机污染物、农药及其他污染物在降雨或灌溉过程中通过地表径流、地下渗漏和农田排水等过程进入水体而形成的水环境污染。目前，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世界水环境主要污染源之一。
1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农业面源污染来源逐渐多样化，农田化肥施用、禽畜粪便、农田固体废弃物、水产养殖垃圾以及农村生活污染构成了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五大污染源，其中以化肥施用和禽畜粪便占主导地位。化肥施用是我国农业环境污染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使用量大但利用率较低并且易造成农业面源污染。1990～2008年问，我国因化肥施用导致TN排放量由313.27万吨增加到408.88万吨，TP排放量由16.66万吨增加到25.03万吨。近年来，随着中国养殖业规模化发展，禽畜固体粪污和养殖污水的排放逐年增加。截至2007年，由禽畜养殖粪便排放的COD、BOD总量高达5947.41万吨和5151.08万吨，TN和TP量高达1452.99万吨和446.77万吨。由于禽畜粪便运输困难、不易施用以及无化肥速效功能，大量禽畜粪污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造成严重的水体、大气污染问题。
2 农业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影响
目前，在农业面源污染对各类环境要素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中，对水资源环境的影响突进最多、强度最大，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2.1 河流水质恶化与湖泊富营养化
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大量氮磷元素进入河流、湖泊，易引起水生态系统富营养化，浮游植物大量繁殖，水生生物死亡，水生态系统失调。环保部调查显示，在我国水体污染较为严重的流域，农业污染是造成水体氮磷富营养化的主要诱因，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甚至超过城区工业点源污染和生活点源污染。
2.2 饮用水源污染问题
地下水作为我国主要供水水源，其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体上，我国地下水硝酸超标率较为突出，硝酸盐超标面积较大，而农业面源污染是造成地下水硝酸盐污染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施用高氮肥的集约化农田超过全国农田总面积的30%，多分布于人口密集城市周边地区，由农业面源污染导致的地下水污染问题已对饮用水安全问题构成严重威胁。
2.3 水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
水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淡水供应、水能提供、物质生产、维持生物多样性、环境净化、灾害调节等。但伴随农业面源污染加剧使水体生态服务功能受到抑制。大量污染物的引入导致水体超过污染物负荷阈值，引起水质恶化，水体自我调控功能和修复能力下降，水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抑制，并将长时间受到危害难以处理。
关键词：贸易开放；水环境污染；要素禀赋效应；污染天堂效应；动态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3006408
一、问题与文献回顾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 214.6亿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518 942.1亿元。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增长，从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名义值年均增长39.9%。伴随着中国贸易开放度的提升，由贸易引致的环境问题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1-3]。以水污染情况为例，中国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间，废水排放总量增长了92.9%①。很多学者的研究证明，贸易开放与近年来中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而且，自由贸易加速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4-5]。因此，贸易开放对环境污染在何种程度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便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也必然是相关宏观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将会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约束而不能长期持续，人们必须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以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6]。然而这只是理论分析，并没有得到实证的检验。直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环境监控系统（GEMS）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Grossman和Krueger首次以SO2和烟尘的排放为例，指出了污染物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将贸易开放纳入模型之中，提出了贸易开放对环境污染影响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7]。后来，Copeland和Taylor通过构建南北贸易模型，完善了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理论研究[8]。然而，关于贸易开放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向，迄今为止仍存在很大争议。目前被大部分学者所支持的理论框架是由Antweiler等提出来的，认为当其他因素不变时，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国家的类型，并依赖于该国的比较优势，即贸易自由化与污染排放之间并非单一的线性关系[9]。Antweiler等的理论框架包含了一个以比较优势为理论基础的“要素禀赋假说”，以及一个“污染天堂假说”（Pollution Havens），进而代表内生环境规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要素禀赋共同决定贸易模式。要素禀赋假说认为，贸易自由化会使资本要素相对丰裕的发达国家的环境恶化，而劳动要素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将会得到改善。污染天堂假说则认为，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会具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使得他们在污染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人均收入较高的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相对严格，在清洁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贸易开放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
针对以上情况，国内学者也展开了大量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包群和彭水军利用1996-200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开放对六类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发现针对不同的污染物排放，其影响方向和效果有所不同[10]。李锴、齐绍洲利用中国1997-2008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贸易开放与中国CO2排放之间的关系，发现在CO2排放方面，贸易开放对环境的影响是负面的[11]。彭水军等基于2005-2010年中国25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对三类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并通过不同虚拟变量的引入，考察对于SO2和烟尘指标，同时存在贸易开放带来的要素禀赋效应和污染天堂效应[12]。林伯强、邹楚沅利用2000-2011年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世界―中国”和“东部―西部”两种经济活动转移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机制，并得出结论，东西部经济转移过程也会加速东西部的污染转移过程[13]。张艳磊等采用农资生产企业的微观数据，证实了中国农资产品出口存在“污染天堂效应”，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和农资产品出口关税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14]。
综合已有文献，在采用计量模型对中国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中，大部分使用静态面板数据，且研究选取了不同类别的指标，缺乏针对性。本文在环境污染指标的选取中，只针对中国的水环境污染进行研究，并合理地选取水污染指标，以确保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考虑到水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本文放宽了模型静态的假设，采用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模型通过采用合适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有助于解决人均收入和贸易开放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最后，在基本模型验证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加入不同的虚拟变量与贸易开放度的交叉项，进一步对“污染天堂效应”和“资源禀赋效应”进行识别，验证两种假说在中国水环境污染情况中是否成立；另外通过加入地区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本文也将考察中国东西部在贸易开放影响水环境污染方面的差别。
二、模型构建
（一）理论模型
本文的实证研究选取Copeland和Taylor[8]、Antweiler等[9]的分析框架。模型考虑小型的开放经济体系，该体系所面临的世界市场价格Pw是确定的。且仅有资本K和劳动L两种要素，生产X和Y两种最终产品。其中X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污染，而Y则不产生。假定以产品Y为基准计价单位（Py=1），产品X的相对价格为P。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使得经济体商品X的价格不同于世界价格Pw，且可以表示为：
在以上三个方程中，M表示式（6）中除lnO以外的其他控制变量，交叉项为lnO与各虚拟变量的乘积。根据污染天堂假说，通常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其环境污染规制越宽松，也越可能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故在式（7）中加入虚拟变量IDum（收入虚拟变量）来捕捉可能存在的污染天堂效应。而根据要素禀赋假说，资本密集程度高的地区往往具有更高的污染排放强度，贸易开放将使得资本劳动比率高的部门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因此贸易会引致该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加重，故在式（8）中加入虚拟变量KLDum（资本密集程度虚拟变量）来捕捉可能存在的要素禀赋效应。另外，由于受地理因素和相关经济政策的影响，中国东西部的贸易开放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为了考察这种明显存在的差异，在式（9）中引入虚拟变量ReDum（地区虚拟变量）来捕捉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
三、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分地区的省市级资料。具体样本为中国31个省市（包括4个直辖市）2004-2013年10年间的面板数据。针对模型中不同的变量，本文结合具体情况和前人的研究选取了相应合理的指标，具体情况如下。
其一，水污染物排放指标lnP。水污染的来源主要有居民生活中排放的废水（生活污水）和人类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工业废水）两大类。从水污染的化学指标出发水污染指标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物理指标、化学指标和生物指标，考虑到指标获取的难易程度和可监测的准确程度，本文只选取水污染的化学指标进行研究，而不考虑其物理指标和生物指标的污染状况。，本文所选取的水污染物指标包括有机污染物指标和无机污染物指标两种。水环境的有机污染主要来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等物质，由于其种类繁杂，难以逐一定量，但上述有机物都有被氧化的共性，即在氧化分解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所以本文选取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排放量及排放强度作为研究的有机污染物指标排放强度为单位GDP内的污染物排放量。。在水环境的无机污染中，污水中的氮为植物的营养物质，而过量的氨氮排放使天然水体中的藻类大量生长和繁殖，水体产生富营养化现象。所以本文选取氨氮排放量及排放强度作为研究的无机污染物指标。而本文所选取的两类污染物指标可以涵盖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两大污染来源，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代表性。
其二，人均收入lnI。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各省市的人均GDP作为代表人均收入的指标进行研究，并考察基本模型中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估计系数，进一步验证经济增长的规模技术效应在中国水污染中的曲线轨迹。
其三，资本劳动比率lnKL。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部分往往污染程度也较高，因此资本劳动比率可以用来反映生产的结构效应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参照林伯强等人的做法[13]，本文用人均资本存量作为指标反映资本劳动比率的大小。人均资本存量用资本存量除以年末就业人数得到。其中各省市各年份的资本存量根据张军等人的方法计算得出[20]。
其四，贸易丰裕度lnO。根据前人的研究，本文用各省市相关年份的进出口总额占其GDP的比重作为指标，代表其贸易丰裕度。由于贸易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本文采用相关年份的平均汇率将其转化为人民币再进行计算得出贸易丰裕度的大小。该控制变量用来衡量贸易开放对水环境影响的结构效应。
其五，虚拟变量。如前文指出，本文通过分别引入虚拟变量IDum和KLDum，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将考察贸易开放的污染天堂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在中国水环境污染方面是否存在。其中IDum为收入虚拟变量，以人均收入水平为标准，其收入水平在中位数以上的省市取值为1，否则为0。KLDum为资本密集程度虚拟变量，以人均资本存量为标准，其水平在中位数以上的省市取值为1，否则为0。此外，ReDum为本文引入的地区虚拟变量，西部10个省市取值为1，其他省市为0西部10个省市包括：西北五省的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省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以及西南五省市的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和自治区。。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本模型估计结果
公式（6）用被解释变量（污染排放）的一阶滞后项表征动态面板的同时采用两步估计法对模型结果进行估计。同时，为了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参数估计的标准误采用稳健估计量。具体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模型整体检验结果看，四个基本模型AR1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AR2统计量均不显著，说明模型扰动项的差分均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故接受“扰动项无自相关”的假设，可以使用差分GMM模型。所有模型的Sargan统计量均显著，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
表1的估计结果显示，四个基本模型的滞后一期的水污染指标均显著为正，说明水污染的排放量和排放强度的调整确实是一个连续、动态的积累过程，进一步表明本文的动态模型设定形式是有效的。通过对EKC方程形式的估计可以发现，对于有机污染的化学需氧量排放和无机污染的氨氮排放（无论是排放量还是排放强度），人均收入的一次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而二次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人均收入和水污染排放之间呈现显著的“U”形关系，即对于中国水污染排放，经济增长的规模技术效应与“EKC假说”结论相反。四个基本模型中反映直接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比率系数均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生活污水排放在整个水污染排放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导致反映生产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比率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不显著。四个基本模型中反映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的系数lnO均显著为正，这表明贸易开放度提高加剧了中国水环境的污染排放。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论与彭水军等[12]在水污染排放中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本文认为这可能是他们关于水污染的研究指标选取为废水排放量和排放强度，而并非剥离出主要的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排放指标而导致的。
（二）污染天堂效应、要素禀赋效应和区域异质性检验
环境污染监管和要素禀赋共同决定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本部分通过引入贸易开放度的相关交叉项来识别决定中国水环境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模式的比较优势来源，即实证研究污染天堂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在中国水环境污染中是否存在，二者又是如何作用于贸易引致的结构效应，并就贸易开放对中国水环境影响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进行检验。具体的模型是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公式（7）、（8）、（9）的形式进行验证。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在加入收入虚拟变量之后，无论是对于化学需氧量这一有机物排放指标还是氨氮这一无机物排放指标，交叉项回归系数与lnO回归系数相比均显著增大，且弹性值增大为原来的10倍左右。说明与低收入地区相比，高收入地区的贸易开放会导致水环境污染排放的加剧，即对于中国水环境污染并不存在污染避风港效应。在加入资本劳动比虚拟变量之后，交叉项回归系数与lnO回归系数相比均显著缩小。说明随着贸易开放程度增加，资本劳动比较低地区的污染排放水平要高于资本劳动比较高的地区，即对于中国水环境污染也不存在要素禀赋效应。在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之后，交叉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于中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贸易开放会降低其水污染排放，相反对于中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贸易开放会增加其水污染排放。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04-2013年10年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结合动态面板数据和差分GMM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贸易开放引致的结构效应对中国水环境污染的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只针对中国水环境污染，选取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作为指标进行研究，另外，通过引入贸易开放的各种交叉项，进一步考察了中国水环境污染的“污染天堂效应”、“要素禀赋效应”以及可能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有机污染的化学需氧量排放指标和无机污染的氨氮排放指标，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导致中国水环境污染排放显著增加。从弹性值看，贸易开放引致的中国水环境污染排放小于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技术效应。这表明，经济发展是导致中国水环境污染加剧的主要因素，而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水污染的排放。另外，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验证看，中国水环境污染随经济发展呈现“U”形轨迹，即在2004-2013年10年期间，中国水环境污染排放随人均收入水平增加先减少后增加。
通过加入贸易开放的各种交差项识别决定中国贸易开放结构效应的比较优势来源，本文研究进一步得出结论，对于有机污染的化学需氧量排放指标和无机污染的氨氮排放指标，中国贸易开放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的“污染天堂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资本要素积累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将获得比较优势，进而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加，这也将加剧中国水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因此，需要通过不断完善中国水资源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最为严格的水污染监控管制，从而避免可能发生的贸易引致的中国水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
最后，本文对中国水环境污染的指标选取为包括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一起的化学污染指标。事实上，生活污水在整个水污染排放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这也可能影响中国水污染“污染天堂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的实证结果。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剥离出贸易开放分别对中国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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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选取在正常水体中生产的草鱼、青鱼和鲤鱼3种淡水鱼类，每种鱼选9条，随机分成3组，先分别从A、B、C三处水源取水，其中A和B分别为不同程度富营养化污染的水源，其中A水源的污染浓度最高，B水源次之；C水源是正常水体，做为对照组，鱼儿继续按照原来的模式进行生长。首先，对放入A、B、C三种水体的试验鱼进行直观观察。在C对照组试验鱼一般游动自如，在72小时内未见异常现象。在A组中的试验鱼整体表现出游动急促，接触水体一段时间后出现跳跃、翻肚，开始是草鱼青鱼，然后是鲤鱼。如将这些试验鱼立即移到清水中观察，可观察到鱼胸、尾鳍颤抖，鳞片基部有血迹，鳃丝充血；将A组试验鱼解剖，可观察到血液红色变深，肝脏颜色深暗不正常。这些表明草鱼、青鱼和鲤鱼在不同污染水体中的反应有较大差异。
通过学习生物知识和网上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氨氮的富集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主要污染源，其中影响鱼类生存的重要指标是水中氨的浓度，因此我们通过试验观察水中氨的浓度变化对鱼类生长的影响。将草鱼、青鱼及鲤鱼分别饲养在氨浓度为0.01mg/L、0.02mg/L、0.05mg/L中，观察测定三类鱼的呼吸率变化。鱼的呼吸率测定，是指观察一定时间内每条鱼的呼吸频率，计算其每分钟内平均呼吸频率做为呼吸率。
结果表明，水体中氨的浓度能够影响鱼的呼吸率，每种试验鱼的呼吸率随水体氨浓度增大而有减少的趋势，都低于清水对照水体中的呼吸率。在低浓度水体中，试验鱼在水体中长时间放置后，呼吸率随试验时间的延长而增大。但是在高浓度污染水体（氨浓度0.05mg/L）中，没有出现呼吸率随试验时间的延长而增大，反而出现试验鱼死亡。通过调查文献资料发现，氨对鱼类的致死浓度一般为0. 05～ 0.2mg/L。本试验结果表明，污染水体开始致死的氨浓度为0.05mg/L，草鱼最早出现死亡，随后是青鱼和鲤鱼。
［关键词］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环境污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我国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带动下，尤其是GDP持续高效增长使中国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我国实行财政分权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独立经济地位大大加强，促使国内税收竞争日益激烈，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污染。近年来，雾霾天气、饮水安全、土壤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形势越来越严峻，也损害生态的自我修复系统。因为近年来地方政府间为谋求经济快速发展和政府官员“唯GDP”的政绩考核观，使得地区间税收竞争状况也愈演愈烈，税收竞争不但会造成地方税收收入的减少、征缴税收秩序混乱，还会影响我国社会经济与区域的不协调发展，产业重复性、同质性严重，以及经济的不平等和税负扭曲加剧生态资源消耗和恶化问题。因此应积极采取减排等控制措施，转变以环境质量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治理环境污染，才能实现绿色健康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1税收竞争的成因
1.1不彻底的分税制
自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权与事权不统一的矛盾，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错位问题。不彻底的分税制加之我国地方税系和税权不完善，造成地方财力不足，致使地方政府被迫参加税收竞争，在竞争过程中采用非法手段，很可能引起竞争过程中的无序和不规范。因此，各地方政府在处理地区事务、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供给时往往缺乏足够的财力，而且在发展地方经济建设时往往也捉襟见肘，无奈只能靠争夺邻近地区的税收或其他资本，税收竞争由此广泛展开。
1.2不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
改革开放以后，为加快经济建设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惜利用各种手段吸引投资、扩大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且在地方政府官员为求政绩谋升迁，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建设只认GDP快速增长的现象，而不顾一切招商引资、购买高新技术和人才，盲目建设经济、产业园区，然而没有巨额财力的支撑就很难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也就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围绕各类税收资源展开激烈竞争。地方政府间在进行税收竞争时不仅为了获得经济资源，其主要目的还是提升政府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一些政治资源，如升迁、连任等等，实现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最大化。
1.3内生性原因和外生性原因
居民会选择福利水平最大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辖区居住，地方政府及官员为了尽可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需要筹集更多的财政资金，但辖区居民却不愿承担改善福利水平的相关成本，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将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转嫁。但如果所有居民均不愿付出成本，那么地方政府将会利用税收竞争手段夺取邻近辖区资源来补偿本地区的福利成本，从而引起政府间的利益冲突，进而展开税收竞争，这是其产生的外生性原因。本地政府面对其他地区政府的税收竞争手段会采取相应措施来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改革开放前期，各经济特区竞相为投资企业谋取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目的是能较其他地区而言获得更多有关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较大的比较优势。比如珠江三角洲为吸引投资就出台过“五免五减半”“十免十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后来，中西部地区也相继出台除税收优惠政策外的其他优惠政策，主要在土地、金融信贷方面。由于这些外生性原因的存在使得税收竞争会更加无序，甚至出现恶性循环。
2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关系
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污染、宣传环保方面有着重大责任，也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特别是财政分权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有了在税收方面的剩余索取权，具有支配经济资源的决定权和独立的经济地位，当然也要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环境资源的分配和环境污染的治理。地方政府以税收手段作为推行环保和防治污染的最有效工具，而参与地区间税收竞争的地方政府又会因为想要将经济资源不断引入本地区与邻近地区展开激烈的税收竞争，甚至地方政府会为了本地区获得巨大的经济税收利益，不惜牺牲以外部性环境政策为代表的公共职能。在整个税收竞争过程中，地方政府在为谋求经济资源最常用的税收竞争手段是降低税负水平和执行宽松的环境政策标准，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环境污染。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竞争竞相降低税率，以较低的税负水平使得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得不到补偿，降低环境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水平和税收效率；另一方面，税收竞争的持续进行还会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制定和执法力度，致使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监管以降低生产要素的流入门槛，提升本地区经济实力，诚然，这种弱的环境政策所带来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趋劣竞争”现象。总之，地方政府通过降低有效税率以及执行宽松的环境政策，直接导致环境的负外溢效应无法补偿，最终造成环境污染。我国由于没有环境税，但具有环境税作用的其他税收和行政收费是地方政府在环境方面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若地方政府一味放任利税高的污染企业为所欲为也不加严格管制，必将导致地区间环境政策出现更明显的趋劣竞争现象。同时，有效税率的降低造成地方政府税收效率低下，使地方政府在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效果甚微。
3结论
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地方财政自，而地方政府为使本地区经济效益最大化，采取以低税负水平和减少具有环境税性质的税收政策及排污费收费的税收竞争手段，不惜以环境为代价来吸引产值高、利税高，但高污染、高耗能的污染企业进入，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趋劣竞争”现象，造成了环境污染。相关人员应通过立法手段促使地方政府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平衡税收，规避恶性税收竞争。首先，通过法律明确中央和地方税收权限的划分问题，完善地方税制和税系，使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得以真正统一。其次，可由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上面，坚持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原则，避免税务部门过度使用税收自由裁量权。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针对现有的税种进行改革，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税收政策的可操作性，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个方向是制定企业所得税相关税收政策，通过企业所得税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第二个方向是在制定消费税相关政策时，明确环境保护政策意图。制定消费税相关政策时应明确调节消费结构和促进环境保护这两个目标。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生产项目的资源消耗量和环境污染程度，对于资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反之，则应征收较低的消费税。为了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就要通过不同的税收政策来引导消费行为，大力倡导绿色消费、清洁消费。只有坚持良性、适度的税收竞争，才会促使经济、税收资源在地区间自由、快速的流动，提高地区经济实力，让地方政府在提高行政服务效率、改善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方面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营造地区间优良的纳税环境，协调地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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