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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粮食问题研究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英文名称：Grain Issues Research
主管单位：四川省粮食局
主办单位：四川省粮食局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2576
国内刊号：51-1058/F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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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关键词：粮食金融化；粮食安全；城镇化；粮食消费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048-04
近几年来，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幅度不断加大，尤其是2007—2008年两年间谷物价格上涨了近50%。各国为了应对粮食危机，纷纷取消了粮食出口退税或降低甚至是取消进口关税，粮食供需矛盾突出。粮食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粮食金融化。Archer Daniels、Midland、Bunge和Cargill四大粮商控制了全球90%的粮食贸易，他们对于全球粮食供需和粮食价格都会产生较大影响，甚至会操纵粮食价格。我国粮食连续十年增产，但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全年粮食进口数量超过7000万吨，是历史上粮食进口量最多的一年，其中，谷物净进口1316.9万吨，大豆总进口5838万吨，不断刷新纪录，猪肉也从2008年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且进口量迅速增长，中国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90%以下，我国的粮食安全面临严峻考验。粮食金融化背景下粮食安全不再只是粮食供需问题，而是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消费各个环节，粮食产品的金融属性所引起的价格波动对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积极应对粮食金融化，高效利用粮食金融市场才是新形势下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选择。
一、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分析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对粮食需求的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而快速城镇化又导致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供需矛盾日益显现，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1.快速城镇化使粮食种植面积不断减少
城镇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未来20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仍将居高不下，城镇化所需的建设用地将大幅度增加，必定会使部分耕地转为建设用地，粮食种植面积将不断减少。虽然中央提出了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但据国土资源公报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批准建设用地61.17万公顷，其中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41.05万公顷，转为建设用地的耕地25.30万公顷；2012年全年批准建设用地61.52万公顷，其中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42.91万公顷，转为建设用地的耕地达25.94万公顷。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数据，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耕地保有面积为18.2476亩，较前一年净减少达49万亩，若中国城镇化率的目标定为80%，我国的耕地形势将面临严重考验，即使政府转变土地利用与管理方式，大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走节约集约用地之路，18亿亩的土地红线也很难保证。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耕地的减少在所难免，粮食种植面积也将会有所减少。
2.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减少主粮生产规模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共有符合统计调查条件的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随着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快速推进，为土地流转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家庭农场的数量还将会出现井喷式增长。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将会推动农业商品化进程，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虽然家庭农场可以发挥规模经济，但其以追求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种植品种不再是依赖原有的种植习惯和政府的指导，而是取决于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在上述全部家庭农场中，从事种植业的有40.95万个，占46.7%；从事养殖业的有39.93万个，占45.5%；从事种养结合的有5.26万个，占6%；从事其他行业的有1.56万个，占1.8%。虽然我国粮食价格近几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但其中大部分的涨价是弥补前期工农剪刀差的缺口，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种植粮食的利润非常有限，农民仅依靠土地收益难以脱贫致富。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赋予了农民更多的选择，农场会转向种植收益更高的其他非粮食农产品，或者转向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粮食种植面积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主粮生产规模将会进一步缩小。
3.新国际贸易规则将影响我国粮食进口
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等四国发起和美国正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谈判正在进行。2013年6月，美欧正式宣布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的谈判。这些新的贸易组织的谈判内容已超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原有框架，尤其是关于农产品贸易的谈判内容更是各国近期博弈的结果，可以预见的以粮食净出口主导的TPP农业贸易谈判必定会使粮食净进口国处于不利地位。虽然TPP协议声称将采取开放的态度，欢迎任何APEC成员参与，非APEC成员也可以参与，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接收到谈判邀请，若我国被排除在TPP谈判之外，将来粮食进口将受制于新的贸易规则，我国必将支付更高的贸易成本。
4.粮食消费结构变化提高粮食消费数量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粮食消费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粮食>植物性食物>动物性食物”的饮食结构逐步向“动物性食物>植物性食物>粮食”的饮食结构演化，而养殖业的饲料主要是原粮，将消费更多的粮食，这对于我国农业生产、贸易和粮食安全都将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我国粮食十连增的同时进口数量仍呈上升趋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肉类需求不断增长，必然会提高对原料的消费数量，国内粮食增产的数量已远不能满足对作为饲料的原粮的需求，粮食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二、粮食金融化对粮食供给的影响
过度粮食金融化会导致粮食价格偏离价值，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提高，种植粮食的风险加大，但粮食金融化不足同样会导致粮食价格无法通过金融市场分散和规避，加大种植粮食的风险，因此，只有适度的粮食金融化才能提高粮食产量，降低粮食交易和加工风险，增加粮食有效供给。
1.适度粮食金融化有利于稳定粮食生产
粮食生产是决定粮食产量的决定性因素，粮食单产和播种面积共同决定粮食产量，适度粮食金融化可以促进粮食生产企业发展，提高科技投入，规避价格风险，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稳定粮食生产。长期以来，由于农业生产资料和人工费用的增加，粮食种植的成本在不断增加，而粮食的价格并没有与成本同步提高，使粮食生产利润越来越低。不仅如此，粮食价格波动幅度越来越大，种植粮食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随着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全国推开，土地集约化经营将产生规模效应，然而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粮食金融市场更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大量农产品还没有在期货市场进行交易，其他的粮食金融衍生品更加缺乏，从而导致农户无法通过粮食金融市场分散或规避粮食价格风险，无法保证稳定的收益。发达的粮食金融市场可以通过期期货、保险等金融产品为家庭农场化解粮食和价格风险，锁定收益，从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
2.适度粮食金融化有利于保障粮食流通
卖粮难一直是困扰粮农的一大难题，粮食流通领域的粮食金融化程度过低是主要原因。粮食金融化程度过低还会导致粮食流通领域无法分散和规避价格风险，直接影响到粮食收购供应。粮食金融市场为粮食流通企业提供了规避价格风险的平台，粮食流通企业可以借助期货、远期等金融工具对冲粮食价格风险，获得稳定收益，从而保证粮食收购；另一方面，通过成立专项基金，培植粮食流通企业，扩展粮食储藏容量，也有利于保障粮食流通。
3.适度粮食金融化有利于促进粮食贸易
适度粮食金融化可以培植出更多管理水平高、效益好的民营粮食进口企业，节约进口成本，提高粮食供应效率。2012年我国三大主粮进口猛增，据海关总署统计，玉米、小麦和稻米进口数量分别为521万吨、369万吨和231.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了197%、195%和305%。而2013年玉米和大米三大主粮的进口关税配额总量提高至2215.6万吨，关税配额数量的具体分配情况为小麦963.6万吨、其中国营贸易比例90%，玉米720万吨、其中国营贸易比例60%，大米532万吨、其中国营贸易比例50%。从以上数字看，国有企业占有了大部分粮食进口配额，显然违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这一准则，也不利于培育有竞争力的粮食贸易企业。通过成立粮食产业基金，培植有潜力的粮食贸易企业从事粮食贸易，不仅可以节约粮食进口的成本，也可以提高粮食供应的效率。
三、基于粮食金融化提高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1.发挥市场对粮食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
发达的粮食金融市场是粮食产品对冲、规避价格风险的基础。我国应扩大粮食期货市场交易规模，开发新的粮食交易产品，完善粮食期货交易机制，加强粮食期货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操纵市场的行为，保证粮食期货市场稳定运行，使其成为粮食生产、流通和加工企业进行套期保值和对冲的主要场所。除了期货外，粮食金融市场从业者应加快金融创新，开发新的粮食金融衍生品，满足不同类型市场交易者的需求，分散粮食生产、流通及加工环节的风险，保证粮食安全。粮食主管部门应积极进行粮食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粮食金融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除了利用中央粮食储备库从总量上调控不同区域市场和不同季节的临时性粮食供需缺口外，其主要职责和作用应是完善粮食金融市场体系，保障粮食交易公平竞争，加强对粮食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2.完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
加大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对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较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非常有限，粮食主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相对落后。若不能对其进行利益补偿，必然会影响粮食生产与供应，威胁粮食安全。国家应对粮食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对粮食主产区的县或镇进行奖励，在此基础上，根据粮食的生产能力及粮食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测算安排转移支付额度，缩小粮食主产区与工业相对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差距，保证粮食主产区稳定粮食产量。在土地流转背景下，家庭农场逐步取代农户成为粮食生产的主体，政府应与时俱进出台相应支持政策，安排财政资金扶持家庭农场的发展，如对农机、农田基本建设项目等进行担保、提供低息贷款或直接财政补贴，提高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粮食生产综合能力。
3.引导新型粮食生产单位对冲粮食价格风险
随着土地确权工作的基本完成，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制度基本扫除，家庭农场作为新型生产单位承担粮食生产工作。由于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家庭农场单位产生较单个农户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不仅有利于对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科技的投入，也有利于提高田间管理水平，尤其是提高了单个农户抗风险的能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需要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广覆盖的农村金融体系。除了传统意义的粮食金融市场，还应大力发展微型金融机构，为家庭农场提供信贷、担保和保险等金融服务。同时，政府应加强对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培训，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丰富粮食金融市场相关知识，为其提供从粮食金融市场获得融资的机会，并引导其利用粮食金融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规避风险。
4.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以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
建立一个网络齐全、功能完备、交易灵活、高效统一的粮食市场体系迫在眉睫，建立粮食收购基金，培植大型粮食收购企业，规范粮食流通领域的购销行为，是提高粮食流通效率的必由之路。在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基础上，在粮食主产区设立现货交易所，信息共享，交易互动，形成全国统一的粮食交易平台，政府统一为家庭农场进行培训，鼓励其进入两个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交易，使两个市场形成的期货和现货价格能够反映各个粮食品种的供需。成立专项基金，扶持壮大多元市场主体，拓宽农户及家庭农场粮食销售渠道，解决卖粮难问题，并出台政策法规，打击囤积居奇恶意哄抬粮食价格的投机行为，打破地方保护，消除区域流通壁垒，促进粮食在全国自由流通。粮食物流方面，结合各地粮食储备库的建设情况和路网情况，利用当前发达的物流信息系统，打造全国统一的粮食物流系统，大力提倡粮食“四散化”运输，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粮食物流的效率。
5.利用贸易新规则稳定粮食贸易价格和数量
随着粮食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在新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政府应积极应对，与粮食生产国进行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利用新的贸易规则稳定粮食进口数量和质量，降低粮食进口成本和风险。近几年来，WTO多边贸易谈判进程进展不够顺利，一些国家开始进行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成立区域性贸易组织，新一轮区域贸易自由化浪潮逐步兴起。目前，国际上已形成了TISA、TPP、TTIP等贸易组织，虽然谈判还没有最终完成，但进展速度较快，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同贸易体系下的谈判内容不尽相同，但都强调贸易与投资并重、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相关联，而且高标准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在框架、内容、要义等方面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与规定。在原有WTO框架下，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就已利用贸易规划进行不公平的补贴和出口倾销，其跨国粮食企业垄断了粮食贸易和种子，操纵粮食价格。我国应总结WTO粮食贸易规则谈判中的经验和教训，尽快了解新贸易组织的谈判内容，熟悉贸易新规则，力争尽早成为新贸易组织中的一员，在新的框架内进行谈判，尤其关注农业和粮食贸易方面的贸易规则，与粮食出口国之间达成稳定的贸易伙伴关系，稳定粮食进口价格和数量。为了我国长期的粮食安全，政府还应提高粮食进口关税，保护本国农业，降低粮食对外贸易依存度。针对国际粮食产品对我国粮食行业的冲击，我国应尽快出台应对国际垄断组织操纵粮食行业的法律法规，遏制其不正当的经营行为。
参考文献
政策性粮食销售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是保持粮食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重要措施。
近年来，在先后多次对全市粮食系统开展的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发现少数单位存在违反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规定现象。一是个别企业销售的政策性粮食，没有列为“三重一大”事项，由企业少数领导做出决定而不是集体做出决策；二是存在承储库点购买本库竞价销售的政策性粮食，出现“转圈粮”的违规行为；三是存在政策性粮食交易规定的有关费用之外，向买方额外收取或索要其他费用；四是存在违反规定人为设置障碍阻挠购粮企业竞买粮食；五是出库时以次充好、掺杂使假；六是存在以各种借口干扰、拖延出库进度等问题。
影响政策性粮食出库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策因素、有企业改制原因、有粮食保管方面的问题、有物价上涨问题等综合因素造成的。一是由于有些仓库建于五、六十年代，保管条件很难达到要求，造成粮食水份增减量、自然损耗；这部分的损耗要由企业来负担，企业又负担不起，要求买方补偿，引起纠纷。二是通往仓库的道路大部分要经过乡村，道路承载能力差，现在出库时使用大吨位车辆造成库区道路损坏，群众意见大要求赔偿，出现拖延出库、阻挠出库等行为；或要求人工搬运、小吨位车辆搬运，增加了买方成本，引起纠纷。三是因政策性粮食出库后，导致仓库闲置而没有保管费用，有的出现干扰交易，做买方的工作不要竟拍，造成流拍。四是粮食质量因起纠纷，同一批粮不同仓库，同一仓库不同廒因仓库保管条件，出现质量问题。 五是因企业改制效益差，个别单位把政策性粮食通过拍买变自营粮，以营利为目的影响宏观调控。
我们通过对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情况检查了解，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充分认识到加强政策性粮食出库管理，确保按质、按量、及时出库投放市场，是保持粮食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重要保证。
（一）严格遵守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的各项规定。通过对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情况检查，我们结合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联合印发的《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管理暂行办法》和省粮食局《关于规范国有粮食企业粮食交易的意见》，研究制定了《上饶市政策性粮食出库规定》：一是严禁违反销售程序和不按手续出库；二是严禁违反销售合同和出库通知单的各项规定；三是严禁在出库时以次充好、掺杂使假；四是严禁乱收费用，乱摊损耗；五是严禁吃拿卡要，收受或索取财物。为确保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营造规范的市场经营秩序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1.国内外粮食价格波动分析
从国际粮食价格波动来看，短缺正在成为全球性的话题。全球食品价格自2002年以来持续攀升，到2009年已累计上涨65％。去年，全球谷物价格上涨42％。目前世界粮食储备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只够维持53天，远低于2008年初169天的水平。世界银行最近的估算显示，国际大米价格2010上涨55％。另外，玉米价格也持续上涨。
从国内粮食价格波动来看，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粮价异常波动给管理通胀预期带来巨大压力，也给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以玉米为例，由于我国粮食各品种间价格波动具有传导性、同步性和放大性特征，玉米价格异常波动有可能引发粮价乃至整个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同时玉米价格持续上涨，将进一步增加养殖成本，打击农民养猪积极性。如此的结果也导致我国目前猪肉价格暴涨，由此推动新一轮食品价格全面上涨，拉动CPI大幅上升，进一步加大通胀预期压力。在食品价格的推动下，今年3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5.4%，4月CPI同比上涨5.3% 。目前我国长江中下游正遭遇特大干旱，市场上对于粮食减产的担忧情绪逐渐升温，部分地区蔬菜价格已经显现大幅反弹。多家机构近日预测，5月CPI仍将维持高位，同比增长预计会在5%以上。反通胀已成为今年宏观调控主要目标，而粮价稳定与否，则关系到整个物价的走势，关系到宏观调控的成败。
2.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分析
目前，我国正于高速发展阶段，在今后的10年甚至是50年里，人口增长、城镇化、工业化将推动我国粮食需求呈现刚性增长趋势，但耕地减少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国现在每年的粮食产量超过了1万亿斤，到2020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将达到790斤，需求总量将至少在11450亿斤。若按2020年的粮食需求11450亿斤来测算，要保持自给率在95%以上，即总产要达到10878亿斤，每年粮食产量至少要增产72亿斤。假定播种面积保持不变，要求单产在2007年633斤的基础上，每年提高0.7%以上。但是，多年以来，我国粮食单产年均增长率只有0.6%，单产增幅呈递减趋势，单产进一步提高的难度加大。毕竟，科技进步赶不上社会对粮食生产的需要，所以快速城镇化时期土地减少的背景下，在有限的空间上，由于科技发展滞后，每亩地的单产就大打折扣，最后将会直接影响到粮食的总供给。事实上,在我国粮食连续多年增产之后，包括最近农业部统计显示，今年夏季小麦增产，长期积累形成的基础设施潜力已充分释放，在高起点上继续增产的空间已经很小。与此同时，粮食生产基础薄弱、后劲不足、科技支撑乏力等根本性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会逐渐显现。
尽管我国粮食已经实现了七连增，粮食产量稳定，储备充足，粮价也没有大起大落，2011年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是决定今年将在全国开展粮食稳定增产行动。会议决定,以粮食主产省和非主产省的主产县为重点地区，以增加重要紧缺品种供给和推广落实防灾减灾增产关键技术为重点，开展2011年全国粮食稳定增产行动。力争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去年水平,实现夏粮丰收、早稻增产、秋粮稳定，全年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将采取七项措施确保粮食增产:保护耕地，推进耕作制度改革和规模化种植；制定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发展旱作农业,发展节水灌溉；选择基础条件好、增产潜力大的50个县(市)、500个乡(镇)，开展整乡整县推进粮食高产创建试点；开展科技指导服务，推广增产增效技术；做好农资供应和市场监管,保障种子、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供应和粮食生产用电需要；制定完善防灾减灾预案,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加大对种粮农民补贴力度，为此，中央新增支农资金100亿元。以上举措表明，为了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符合中国国情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从电力到水利、从科技到农资、从财政到金融，方方面面都必须立足大局，努力提供最大支持。
二、制约金融支持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1.支农政策取向与涉农银行业机构经营目标差异，制约金融支持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国家一直高度关注的问题，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措施鼓励农民多种粮、种好粮。但是，由于支农惠农政策强调更多的是对粮食生产作为弱势产业的帮扶和保护，大多带有强烈的计划性色彩，而商业金融机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主体，农业作为风险偏高、收益偏低的弱势产业必然难以受到商业银行的青睐，因此，政策支农“扶贫”的目标定位与金融机构“逐富”的商业运作原则之间出现了错位，支农政策的计划性与金融机构经营的市场性难以目标同向。即便国家鼓励涉农金融机构承担起为农业生产提供融资的政策性金融职能，但当作为其社会责任的弹性政策性金融职能与刚性的逐利性内在需求发生冲突时，涉农金融机构多会舍弃社会责任，最终导致信贷资金流向“非农”领域。
2.财政支农效率低下与金融支农积极性不高现象并存，制约金融支持粮食安全
近年来，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但量少、点多、线长，涉及金融领域的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明显偏低，财政支农效率低下与金融支农积极性不高现象并存且互为表里。一方面，财政支农资金对银行信贷资金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救火式”的财政补贴政策不能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长期安全保障。一份以1987年至2007年为时间段对中国财政支农杠杆效应进行研究的报告(彭克强,2008)表明，20年间，农业综合开发中银行贷款占比与国家财政资金投入占比仅有6年呈弱正相关关系，财政与金融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上的两级分化格局直观地反映出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扶持资金未能有效地调动金融机构参与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
3.贷款对象无法提供风险补偿与信贷资金自身缺乏风险补偿机制并存，制约金融支持粮食安全
一是贷款对象无法提供风险补偿。当前粮食生产基础设施薄弱,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抗风险能力弱，其潜在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不言而喻。而目前农村担保体系和农业保险制度不健全，导致保险公司在商业化经营中对农村种植业开办的品种极少、保额较低，且有日趋萎缩的趋向，部分农户虽然参加了保险，但第一收益人并非金融机构。二是支农信贷资金自身缺乏风险补偿机制。作为潜在违约风险高的支农贷款，一旦发生违约，除了金融机构自身计提的贷款呆账准备金外，无其他补偿方式。虽然各级政府建立了农业贷款的担保基金，但额度较小，真正发生风险弥补也较困难。
4.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与严格的支农信贷准入条件不匹配，制约金融支持粮食安全
一是粮食生产的分户式经营模式难以形成规模化信贷需求。全国产粮主产区户均种植夏粮、秋粮的土地面积逐年减少，农户经营规模也较小，农村耕地经营权的细碎化使得种粮所需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投资金额较小、弱化了粮食传统种植模式对信贷资金的需求，致使金融对粮食生产的支持进一步萎缩。二是传统农业生产模式难以满足严格的支农信贷准入条件。当前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户可提供的抵押财产有限，抵押物本身价值较低，受自然条件和市场影响，收入难以保证，这些与银行业渐趋完善的经营管理、日益强化的信贷管理和严格的信贷准入标准存在一定差距，增大了农户贷款的风险，也增加了农户贷款的难度。
5.支农信贷人员贷款责任追究与业绩考核不科学性，制约金融支持粮食安全
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实行严格的贷款回收个人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基层行没有贷款审批权却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相对于其他信贷业务,涉农贷款面对的主要对象――农户居住较为分散，而农户贷款额度小、笔数多、放贷风险高、管理成本高，且贷款发放假如形成不良，将严格追究信贷人员责任，加之，银行机构考核信贷人员，只考核存款多寡和不良贷款收回率、不考核发放贷款的多少。因此，现在从事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多数人面对涉农贷款风险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惜贷”和“慎贷”,致使部分支农信贷人员宁可放弃涉农贷款高额利润回报，将存款上存，也不愿承担放贷风险。
三、强化金融支持粮食安全的建议
1.建立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体系
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而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应该认识到，保证粮食安全，建设现代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对我国发展现代农业，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着重要意义。我国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发展现代农业。金融要在服务于现代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就要发展多层次现代农业金融服务体系，既应注重发展面向农村特定产业的专业金融服务机构，也应鼓励不同类型金融服务机构针对农业生产链不同阶段的不同风险，互相配合并提供互为补充的服务。特别是以国际化为特征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使农业生产链拉长，在产业化农业生产的不同阶段中，在土地投资、水利设施、防灾减灾、粮食增产、农产品开发，需要根据风险大小和融资期限长短，提供专业而全面的农村金融服务。同时，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信贷资金投入中低产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整治等现代农业基础开发领域，通过开发适合实际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加快农业生产转型，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2.解决我国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问题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必须解决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问题，我国应通过创新促进土地流转和利用外部资源，解决我国农业生产中人多地少、分散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适度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一是应引入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机制，解决城镇化发展与土地约束的矛盾，确保粮食安全，解决农村基础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借助金融市场，以经济手段促使各地增加对农村基础建设的资金投入，提高土地生产率，以市场方式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二是要发挥比较优势，促进涉农贸易和跨国农业投资。针对农业生产方式和资源环境的变化，需要把农业政策与农产品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政策联系起来，更加有效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注意实质性保护食品安全，保护农产品供给能力和提高粮食产量。三是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在确保农地规模的基础上，允许土地以市场化的方式流转，鼓励农业生产的国际合作。
3.发挥金融在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纽带作用
国际经验证明，金融手段能够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甚至可以放在产业链的核心。具体地说，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指导农户的行为，到收获的季节，金融企业可以把农户和下游企业结合起来，同时金融企业还可以把产业链贸易公司、农资公司、铁路、港口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简言之，借助金融的力量，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望彼此连通。一是发挥金融在促进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方面的作用。应加强信贷政策指导，积极鼓励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信贷支持。二是发挥金融在现代农业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大力发展订单农业，鼓励开展与订单农业相结合的农村信贷产品创新。因此,为了确保粮食稳定增长行动的成功，各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首先应以增加涉农贷款为主线，不断创新并增加对农业以及相关产业的信贷供给。
4.集中更多的资金投向农村
对现行财政支农资金“政出多门”的分散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改变过去财政补贴“单干”的直接支农模式，建立政府扶持和财政补偿机制，综合运用直接补助、贷款贴息、奖励促进、担保、政策优惠等方式，将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捆绑起来运用，发挥金融资本与财政资金的联动作用，通过有效激励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大幅度提升财政支农杠杆效率，从而形成财政支农实现社会效益目标和金融支农实现经济利益目标双赢的局面。同时，要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特别是鼓励民间资金投入涉农领域，集中更多的资金投向农村。
5.提高粮食生产效益
增强粮食生产对信贷资金的吸引力，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解决信贷资金的收益问题。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稳定农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预期,避免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进一步丰富农产品期货品种等措施，使得种粮收入高于投入成本，在完成农户自身积累的同时，提高粮食生产收益；另一方面要加大对粮食生产的科技投入，提高粮食生产附加值，推进粮食生产产业化，使得种粮投资收益率不低于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吸引信贷资金等社会资金向农业投资转化，促进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6.建立以政策性保险为主体的农村保险体系
我国还需要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市场，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农业抗灾减灾以及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的作用，以此促进农业的稳定发展和粮食的稳定增产。一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化解因自然灾害造成涉农贷款的损失。二是规范政策性担保公司的运作，解决农户、农村经济组织的担保难问题。三是建立农业风险投资基金，发挥政府风险担保金的代偿作用，对已经出现的信贷风险给予必要的补偿。四是建立支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建立农村支农贷款保险机制，开发农业贷款补偿保险品种，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设置保障线，提高银行持续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积极性。五是鼓励发展以农业订单为依据的跟单农业保险，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拓农村保险市场，探索建立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
7.完善粮食主产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一是积极调整信贷投向，确保稳健货币政策下农业和粮食生产的资金供应。银行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要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要求，把支持粮食主产区农业和粮食生产作为今年信贷工作重点。二是继续加大信贷投放，着力发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主力军作用。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入股比例、投资地域、融资渠道实行三放宽，吸引各类资本投资入股，增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实力。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村商业银行上市融资和发行次级债，拓宽资本补充渠道。鼓励实力较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跨区域兼并重组，拓宽支农服务工作面。三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大中型商业银行的支农作用，大中型商业银行现有县域机构网点保持稳定。建立绿色通道，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对县域以下增设具有有效贷款功能的分支机构。不断拓展政策性业务范围，有效提升政策性银行的支农功能。四是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组建进度，不断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覆盖面。基于解决农村信贷融资需求的视角，重点引导各类资本到金融服务空白和竞争不充分地区设立机构、开办业务，大力培育多层次、多样化、适度竞争、相互补充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放宽粮食主产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要求，积极发展村镇银行、农业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多种类型的小型金融机构，确立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发展非正式金融，为粮食生产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8.引导农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
本文介绍了凤阳县现有粮食作物保险运行情况，对粮食作物农业保险成效及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农业；保险；研究
自2008年下半年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以来，安徽省凤阳县精心组织，积极落实有关政策，目前已彻底改变了“多年致富，一灾变穷”的局面，收到了农业得保障、农民得实惠、农村得发展的可喜成效。
一、凤阳县现有粮食作物保险运行情况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情况。1.参保情况。2014年，全县粮食作物共参保、投保184.71万亩，其中：小麦97.5万亩，油菜0.27万亩，水稻67.2万亩，玉米14.26万亩，大豆5.48万亩。参保农户150043户次，收取农户保费557.9万元，完成全年种植业保险计划187.18万亩的99%。今年前三季度，全县粮食作物共参保、投保小麦90.4万亩，油菜0.049万亩，水稻67.39万亩，玉米25.07万亩，大豆5.12万亩。参保农户152294户次，收取农户保费572.5万元。2.理赔情况。2011—2015年，全县累计出险面积为129.57万亩，理赔总额8204万元，理赔户次为51.38万户次。其中：小麦出险面积68.48万亩，理赔金额2856万元，理赔户次24.43万户次；油菜出险面积0.06万亩，理赔金额4万元，理赔户次0.099万户次；水稻出险面积48.95万亩，理赔金额4508万元，理赔户次21.14万户次；玉米出险面积6.15万亩，理赔金额511万元，理赔户次2.66万户次；大豆出险面积5.39万亩，理赔金额325万元，理赔户次3.05万户次。
（二）农业商业保险（或政策性补充保险）运行情况。1.运行模式。（1）开展小麦补充保险。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的保障水平，提高抗灾减损能力，2014年，国元农业保险凤阳支公司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上，开展了小麦补充商业保险业务。（2）开展家庭农场保证保险业务。为满足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国元农业保险凤阳支公司创新服务，加强与农业银行凤阳支行的合作，推出了家庭农场保证保险贷款业务，专门为缺乏有效抵押物的家庭农场发放生产贷款，有效破解了家庭农场缺少担保物的融资瓶颈。（3）开展天气指数保险。自2013年起，由国元农业保险凤阳支公司自主开展天气指数保险，重点保险对象是水稻种植大户。每亩水稻的保险金额为300元，费率4%，每亩保费12元，财政不补贴。根据现实天气指数和约定天气指数之间的偏差，进行统一标准赔付。（4）为农业生产主体办理保单质押贷款。自2014年起，对接各家专业银行，开展了以保单担保贷款业务试点。2.运行情况。（1）2014年，办理小麦补充保险22953亩，承保农户59户。（2）2015年3月17日，国元农业保险凤阳支公司与农业银行凤阳支行联合向凤阳县殷涧镇宋集村陈兴卫家庭农场成功发放30万元的“家庭农场保证保险”贷款。（3）2013—2015年，天气指数保险共投保24户，参保面积6894亩，收缴保费82728元。（4）2014年，凤阳县族光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安徽省兴安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和农户，用保险单作质押，办理贷款约500万元。3.理赔情况。2014年，全县小麦补充保险受灾面积3481亩，理赔户数54户，理赔金额16.47万元。其中凯祥科技发展公司受灾面积581亩，最高赔付金额为2.41万元。
二、粮食作物农业保险成效及问题分析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1.取得的成效。(1)组织建设逐级完善。在县、乡（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县、乡、村农险组织健全，形成了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机构建设日臻完善，组织网络实现了全覆盖。县、乡(镇)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导小组及其农险办和理赔办健全；全县223个行政村全部成立了“三农保险服务点”，每个村配备了一名协保员，“三农服务站”覆盖了全县各乡镇和经济开发区。充分发挥村级组织的积极性，有效化解了农业保险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农险办、理赔办及“三农服务站”工作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履职到位，成效显著。（2）保险工作规范有序。一是种植业按规定开设了小麦、水稻、玉米、棉花、大豆和油菜六个保险品种。二是为贯彻落实安徽省关于鼓励开展特色农产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自2012年起在全县开展了育肥猪和大棚蔬菜两个特色农产品保险试点，2015年扩展到肉羊、肉牛和大棚蔬菜三个特色农产品保险品种。三是始终坚持通过财政“一卡通”，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资金直接打卡发放到户，既节约了时间，更有效预防了滞留、挤占、挪用、贪污等现象的发生。四是县农险领导小组每年就如何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印发文件，提出要求，规范理赔行为和程序。强化业务管理，坚定务实作风。通过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培训和规范管理活动，对照部门工作职责，着力克服履职缺位与越位的问题，规范承保、查勘、定损、理赔等操作环节和手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做到职责明晰、承保规范、查勘及时、定损合理、理赔科学，初步形成了县、乡(镇)两级政府和各相关部门既各负其责，又互相支持，协调推进的良好氛围。五是规范操作流程，确保信息准确。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和时效性很强的工作，基础数据和信息的完整准确，材料的及时上报，资料的整理归档，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一项重要工作。县、乡(镇)、村和农业保险公司按照“工作有计划、行动有轨迹、材料有签字、核灾有记录、归档有秩序、奖惩有措施”的工作要求，规范操作，加强管理。六是抓好示范推广，引导自愿参保。为了更好、更快地落实农险计划，积极动员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自愿参保，为广大农户起到带动和引导作用，以减少和降低自然灾害对新型经营主体造成的影响。努力抓好“一个龙头”和“两个示范”，充分调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签单农户集中投保。抓好国有农场和种养大户的参保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农户自愿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3）宣传工作，开展有效。采用多种形式宣传政策性农业保险，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凤阳县农险办和国元农保公司通过举办农业保险培训班，利用网站、媒体等方式宣传党的惠民政策，利用宣传车、宣传画（册）、标语、短信平台、民生工程宣传展板等方式进行宣传；乡镇则利用镇村会议和发放“致农民群众的一封信”、“农业保险一点通”、“政策宣传适用手册”、“集闹市场咨询点”等宣传方式，对农业保险政策和业务进行点上和面上的广泛宣传。（4）创新保险品种，降低风险。通过开展小麦补充保险、扩大特色农业保险品种、推广天气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等，为种粮户减少了因灾损失，降低了农业生产风险，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种粮积极性。2.存在问题。一是村级专项协保人员配备不齐。二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民生工程基础信息表内容填列不完整，信息更新不及时。三是在防灾减损方面，对于大额赔款没有实行预付赔款方式及时进行生产救助。四是理赔制度执行不严格，赔款支付不及时。五是政策性农业保额金额低于直接物化成本，需要提高。
（二）商业保险成效及问题。1.取得的成效。通过补充保险和扩大特色农业保险品种，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防灾减损能力进一步增强，农业的保险水平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2.存在的问题。由于没有财政支持，农户需全额交保费。一方面，增加农业成本；另一方面，保险公司的风险加大，几乎没有盈利空间。
三、对完善粮食作物农业保险政策的建议
（一）对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的建议。建议最高赔付额提高，保费中农户承担比例可在20%—30%之间适当调整。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CGE模型GTAP数据库
1.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粮食产出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增长。同时，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贸易额的迅速提高，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一些潜在问题正逐渐显现出来。笔者研究①发现，目前中国粮食政策所导致的产出增长主要来源于中间产品投入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忽略了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必然提高粮食产业的成本，进而影响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当前中国粮食产业的高成本、低效率和农民低收入等问题日益成为政府部门和中外学者密切关注的焦点，因此，探讨其分析框架和政策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互相连接构成一个经济系统，任何一项农业政策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所有产业部门；反之其它产业部门的变化又会反作用到农业部门的产出、就业和收入分配等。因此，目前国内学者基本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分析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并具体分析了粮食价格、产量和农民收入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但是，投入-产出模型是一个线形体系的模型，而在现实社会中非线形却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同时投入-产出模型还是一个价格固定和需求驱动的模型，这就暗示投入-产出模型忽略了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因此，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析，其结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克服投入-产出模型的上述弊端，需要寻求一个更加全面、优化的分析框架。为此，本文在采用最新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合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CGE模型具有如下主要优点：①经济范围内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CGE模型能够按照协调方式同时考虑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相互作用机制，且定量解释所有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的综合效果。②替代可能和非线形关系。CGE模型使国内产品和进出口产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国内销售和出口之间的不完全转换等替代成为可能。③价格内生和混合经济体制。CGE模型包含了通过价格激励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可以刻划生产、消费和国际贸易的相互依赖性。
这样当经济受到冲击时，运用CGE模型就可以全面考察该冲击对经济总量、结构、相对价格等方面的影响，而不局限于局部。
2.建立一个适用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CGE模型
2.1粮食CGE模型具有的新特色：粮食CGE模型是在新古典CGE模型（Dervisetal.1982）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的需要进一步扩展形成的。本文模型具有如下新的特色：首先在政府预算账户中引入一个外生变量-政府补贴，主要用于分析生产补贴是如何影响粮食成本、产出和农民收入。
其次，本模型的数据库是笔者依据最新GATP相关数据编制而成，包含六个农业产业及六个非农业产业③，一方面可以用于分析农业产业内部及非农业产业对农业部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非常重要，但常常被一些农业政策的局部分析所忽略；另一方面主要用于分析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产业间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农民福利的影响。
再次，劳动力被进一步细分为技术型和非技术型，主要用于分析外部冲击对非技术劳动者在农业产业内、农业和非农业产业间的流动效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产业产出和收入的影响。
最后，进一步细分制度部门。在粮食CGE模型中，制度部门分为三部分：居民户、企业和政府。其中，居民户和企业又进一步细分为农村和城市两种类型。主要目的用于分析外部冲击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和收入变化引起的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消费变化的间接影响。
2.2粮食CGE模型的数据库和方程式体系。结合本文研究的需要，建立一个最新的包含六个农业部门的中国粮食社会核算矩阵（SocialAccountingMatrix,SAM）。这个SAM的建立是把来源于GTAP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通过RAS的方法编制而成的，它构成CGE模型的基础数据库。
粮食CGE模型的方程式体系中，用CES生产函数代替C-D生产函数，剔除了C-D生产函数中存在的不完善成分。另外，在国际贸易部分，采用了CET函数形式。
3.模拟分析
针对目前粮食产业中存在的潜在问题，本文提出三套解决方案即：增加粮食部门的生产补贴，提高粮食品种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贸易的自由化。由于CGE模型具有经济范围内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CGE模型能够考虑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相互作用，定量分析所有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的综合效果。
在模拟方案1中，政府给粮食部门增加20%的生产补贴，导致较高的粮食产出。这是由于此项措施通过有效地消减成本进而降低粮食生产价格，从而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扩大出口，同时也相应地刺激并增加了国内的粮食消费。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0.7%，这主要是由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了2.57%拉动的。另外，政府给粮食部门增加20%的生产补贴，此项措施对农民收入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农户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其工资水平的提高。相对来说，相同收入增长水平下的农村居民户消费量会高于城市居民户，因此，农村居民户收入的增加有效地刺激了消费的增长，明显地支持了非农产品的产出。
相应地，生产补贴也产生了一些间接影响。首先，在政府账户方面，为了支付生产补贴，政府不得不提高借入额。虽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率在模型中保持不变，但是增加的居民户收入和消费需求可以使政府收入通过直接税和间接税有所增加。其次，在投资方面，由于政府补贴的增加，导致政府帐户支出的增加。在政府其他消费不变的情况下，导致政府投资的减少。这样对资本密集型的投资产业比如说建筑业，机器设备业等产生负面影响。
综合来看，生产补贴这一方案在短期内效果比较明显，但由于投资增长的降低将直接减少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因素-资本存量，从而影响经济系统长期的增长潜力。
3.2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效果（方案2）。本文假定模型中技术变化是中性的，我们通过改变CES函数中的参数值评价各个粮食品种由于TFP改进对粮食产出和收入的影响。这个模拟结果如表3所示。
描述了生产率增长对粮食产出和收入的影响。由于农业部门内部以及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相互关联，TFP增长对粮食部门以及非农业部门的产出增加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其中唯一例外的是建筑部门和采矿部门，这是因为二者与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消费间的关联程度很小的缘故。
另外，粮食部门TFP增长引发了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由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移动。一方面，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下降趋势，其中在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于资本密集型部门需求更多的转移劳动力，从而引起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产出明显增加。从非农业部门整体而言，由于整体产出的扩张效果，由此引起的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最终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另一方面，在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的移出，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两方面综合效果导致农业部门及非农业部门的总体工资水平上升。值得指出的是，通过对TFP改善促进了总体的收入水平，但针对于农业户及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却有所不同，其中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更高一些。综上所述，此方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现存的高度不平衡的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对TFP改善促进了GDP的增长，五种谷物的TFP同时增长的综合效果引起GDP增长19%。
3.3粮食部门TFP增长和贸易部分自由化的效果（方案3）。这一部分，主要运用粮食CGE模型分析在未来贸易进一步自由化背景下，模拟和评价粮食部门TFP增长的经济效果。
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情况，这一部分模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50%的综合影响。在生产部门中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是贸易出口部门和进口依赖部门（例如能源、机器设备产业等），粮食产出明显增加。
（只模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情况）的模拟结果有一些显著的不同。其中，要素收入相对增加，并且收入分配趋于改善。这是因为根据目前的经济结构，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有利于农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只模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情况），非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于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有较大比例的增长，这个结果暗示着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有一定的作用。
收入在不同居民组中的变化表明贸易自由化具有较强的促进“平等”的效果。其中，农户收入增长最大，这种情况和模拟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农村居民收入的改善程度优于城市居民的。可见，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受益于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贸易进一步的自由化（关税消减50%），而目前的贸易政策格局对城市居民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由于关税消减政府收入下降5.8%。这意味着关税消减带来的收入损失大于由于进一步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税的税基扩大及企业、居民收入增加带来的收入盈余。
贸易自由化对GDP的影响相对明显。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50%的情况下，GDP上升2.55（只考虑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情况）GDP上升1.96%。
上述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贸易自由化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在目前阶段，一个主要的影响是能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背景下，有效地促进和协调“增长和平等”两个目标。
4.结论
目前国内学者基本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分析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并具体分析了粮食价格、产量和农民收入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但是，投入-产出模型是一个线形体系的模型；同时投入-产出模型还是一个价格固定和需求驱动的模型，这就暗示投入-产出模型忽略了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为了克服投入-产出模型的上述弊端，本文在采用最新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粮食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定量分析和评价解决粮食潜在问题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本文研究发现：
4.1增加粮食部门生产补贴的政策可以通过消减成本有效地降低粮食产品的生产价格，从而增强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扩大出口，同时也相应地刺激并增加了国内粮食产品的消费量；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7%，农民收入增加，国内的整体消费需求增加2.57%；可见，生产补贴这一政策方案的短期效果比较明显。但从中长期角度分析，由于投资下降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因素-资本存量的减少，从而影响经济系统的长期增长潜力。
4.2提高粮食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促进了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研究发现，由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移动。一方面，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下降趋势，其中在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于资本密集型部门需求更多的转移劳动力，从而引起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产出明显增加。从非农业部门整体而言，由于整体产出的扩张，导致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最终引发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另一方面，在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的移出，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两方面的综合效果导致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整体工资水平上升。值得指出的是，TFP的改善虽然提高了整体收入水平，但对于农业户及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却有所不同，其中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更高一些。这个结果暗示，此方案会加剧我国现存的高度不平衡的城乡收入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与局部模型得出的分析结果相反。
4.3在提高粮食部门TFP的情况下，模拟部分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结果表明，要素收入相对增加，并且收入分配趋于改善。这是因为根据目前的经济结构，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有利于农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同时对比第二套政策方案（只提高粮食部门TFP的情形），非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于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有较大比例的增长，这个结果暗示着在当前的经济结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limeng(2006)
②由于根据目前国家统计局出版的《投入产出表》尚没有对农业部门中的种植业进行细化，因此本文研究所需的相关数据来源于GATP数据库
③12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大米、大麦、其他谷物、蔬菜和水果、其他种植业、其他农产品、能源和矿产品、食品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和流通业、服务业
④目前的粮食政策所导致的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中间产品投入的增加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忽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随着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逐渐上升，必然推高粮食产业的成本，进而影响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因此概括地说，目前我国粮食产业存在着高成本，低效率和农民低收入等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善同、翟凡、徐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般均衡分析［J］世界经济，2002,2:21～26
［2］Arrow,K.J.andIntriligatior,M.D.（1985），HandbookofMathematicalEconomics.North-Holland
［3］Dervis,K.,DeMelo,J.andRobinson,S.（1982），GeneralEquilibriumModel-ANewApproach.London:OxfordPress
［4］Ezaki,Mitsuo（2001），“AsianEconomyinFuture:AnEconometricAnalysisofGrowthPerspectives”,EconomicAchievementinAsia,Tokyo:Toyo-Keizai：171～196.(inJapanese)
［5］Fisher,F.M.（1966），TheIdentificationProbleminEconometrics.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
［6］Gunning,J.WandKeyser,M.（1993），AppliedGeneralEquilibriumModelsForPolicyAnalysis.HandbookofDevelopmentEconomics
［7］Jorgenson,Dale.W.andGriliches,Z.（1995），TheExplanationofProductivityChange.TheMITPress
［8］Limeng.2006.Grant-in-AidforScientificResearch(B)(No.16330037),“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andgrowth,incomedistributionandpovertyalleviationineastAsia”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CGE模型GTAP数据库
1.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粮食产出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增长。同时，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贸易额的迅速提高，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一些潜在问题正逐渐显现出来。笔者研究①发现，目前中国粮食政策所导致的产出增长主要来源于中间产品投入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忽略了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必然提高粮食产业的成本，进而影响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当前中国粮食产业的高成本、低效率和农民低收入等问题日益成为政府部门和中外学者密切关注的焦点，因此，探讨其分析框架和政策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互相连接构成一个经济系统，任何一项农业政策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所有产业部门；反之其它产业部门的变化又会反作用到农业部门的产出、就业和收入分配等。因此，目前国内学者基本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分析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并具体分析了粮食价格、产量和农民收入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但是，投入-产出模型是一个线形体系的模型，而在现实社会中非线形却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同时投入-产出模型还是一个价格固定和需求驱动的模型，这就暗示投入-产出模型忽略了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因此，运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析，其结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克服投入-产出模型的上述弊端，需要寻求一个更加全面、优化的分析框架。为此，本文在采用最新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合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CGE模型具有如下主要优点：①经济范围内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CGE模型能够按照协调方式同时考虑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相互作用机制，且定量解释所有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的综合效果。②替代可能和非线形关系。CGE模型使国内产品和进出口产品之间的不完全替代、国内销售和出口之间的不完全转换等替代成为可能。③价格内生和混合经济体制。CGE模型包含了通过价格激励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可以刻划生产、消费和国际贸易的相互依赖性。
这样当经济受到冲击时，运用CGE模型就可以全面考察该冲击对经济总量、结构、相对价格等方面的影响，而不局限于局部。
2.建立一个适用分析中国粮食问题的CGE模型
2.1粮食CGE模型具有的新特色：粮食CGE模型是在新古典CGE模型（Dervisetal.1982）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的需要进一步扩展形成的。本文模型具有如下新的特色：首先在政府预算账户中引入一个外生变量-政府补贴，主要用于分析生产补贴是如何影响粮食成本、产出和农民收入。
其次，本模型的数据库是笔者依据最新GATP相关数据编制而成，包含六个农业产业及六个非农业产业③，一方面可以用于分析农业产业内部及非农业产业对农业部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非常重要，但常常被一些农业政策的局部分析所忽略；另一方面主要用于分析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产业间贸易条件的变化对农民福利的影响。
再次，劳动力被进一步细分为技术型和非技术型，主要用于分析外部冲击对非技术劳动者在农业产业内、农业和非农业产业间的流动效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产业产出和收入的影响。
最后，进一步细分制度部门。在粮食CGE模型中，制度部门分为三部分：居民户、企业和政府。其中，居民户和企业又进一步细分为农村和城市两种类型。主要目的用于分析外部冲击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的直接影响，和收入变化引起的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消费变化的间接影响。
2.2粮食CGE模型的数据库和方程式体系。结合本文研究的需要，建立一个最新的包含六个农业部门的中国粮食社会核算矩阵（SocialAccountingMatrix,SAM）。这个SAM的建立是把来源于GTAP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通过RAS的方法编制而成的，它构成CGE模型的基础数据库。
粮食CGE模型的方程式体系中，用CES生产函数代替C-D生产函数，剔除了C-D生产函数中存在的不完善成分。另外，在国际贸易部分，采用了CET函数形式。
3.模拟分析
针对目前粮食产业中存在的潜在问题，本文提出三套解决方案即：增加粮食部门的生产补贴，提高粮食品种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贸易的自由化。由于CGE模型具有经济范围内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CGE模型能够考虑整个经济范围内的相互作用，定量分析所有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的综合效果。
在模拟方案1中，政府给粮食部门增加20%的生产补贴，导致较高的粮食产出。这是由于此项措施通过有效地消减成本进而降低粮食生产价格，从而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扩大出口，同时也相应地刺激并增加了国内的粮食消费。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0.7%，这主要是由国内消费需求增加了2.57%拉动的。另外，政府给粮食部门增加20%的生产补贴，此项措施对农民收入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农户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其工资水平的提高。相对来说，相同收入增长水平下的农村居民户消费量会高于城市居民户，因此，农村居民户收入的增加有效地刺激了消费的增长，明显地支持了非农产品的产出。
相应地，生产补贴也产生了一些间接影响。首先，在政府账户方面，为了支付生产补贴，政府不得不提高借入额。虽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率在模型中保持不变，但是增加的居民户收入和消费需求可以使政府收入通过直接税和间接税有所增加。其次，在投资方面，由于政府补贴的增加，导致政府帐户支出的增加。在政府其他消费不变的情况下，导致政府投资的减少。这样对资本密集型的投资产业比如说建筑业，机器设备业等产生负面影响。
综合来看，生产补贴这一方案在短期内效果比较明显，但由于投资增长的降低将直接减少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因素-资本存量，从而影响经济系统长期的增长潜力。
3.2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效果（方案2）。本文假定模型中技术变化是中性的，我们通过改变CES函数中的参数值评价各个粮食品种由于TFP改进对粮食产出和收入的影响。这个模拟结果如表3所示。
描述了生产率增长对粮食产出和收入的影响。由于农业部门内部以及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相互关联，TFP增长对粮食部门以及非农业部门的产出增加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其中唯一例外的是建筑部门和采矿部门，这是因为二者与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消费间的关联程度很小的缘故。
另外，粮食部门TFP增长引发了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由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移动。一方面，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下降趋势，其中在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于资本密集型部门需求更多的转移劳动力，从而引起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产出明显增加。从非农业部门整体而言，由于整体产出的扩张效果，由此引起的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最终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另一方面，在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的移出，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两方面综合效果导致农业部门及非农业部门的总体工资水平上升。值得指出的是，通过对TFP改善促进了总体的收入水平，但针对于农业户及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却有所不同，其中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更高一些。综上所述，此方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现存的高度不平衡的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对TFP改善促进了GDP的增长，五种谷物的TFP同时增长的综合效果引起GDP增长19%。
3.3粮食部门TFP增长和贸易部分自由化的效果（方案3）。这一部分，主要运用粮食CGE模型分析在未来贸易进一步自由化背景下，模拟和评价粮食部门TFP增长的经济效果。
考虑到目前的现实情况，这一部分模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50%的综合影响。在生产部门中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是贸易出口部门和进口依赖部门（例如能源、机器设备产业等），粮食产出明显增加。
（只模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情况）的模拟结果有一些显著的不同。其中，要素收入相对增加，并且收入分配趋于改善。这是因为根据目前的经济结构，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有利于农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只模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情况），非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于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有较大比例的增长，这个结果暗示着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有一定的作用。
收入在不同居民组中的变化表明贸易自由化具有较强的促进“平等”的效果。其中，农户收入增长最大，这种情况和模拟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农村居民收入的改善程度优于城市居民的。可见，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受益于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贸易进一步的自由化（关税消减50%），而目前的贸易政策格局对城市居民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由于关税消减政府收入下降5.8%。这意味着关税消减带来的收入损失大于由于进一步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税的税基扩大及企业、居民收入增加带来的收入盈余。
贸易自由化对GDP的影响相对明显。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50%的情况下，GDP上升2.55（只考虑粮食部门TFP增长的情况）GDP上升1.96%。
上述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贸易自由化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在目前阶段，一个主要的影响是能够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背景下，有效地促进和协调“增长和平等”两个目标。
4.结论
目前国内学者基本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方法分析粮食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关性，并具体分析了粮食价格、产量和农民收入变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程度。但是，投入-产出模型是一个线形体系的模型；同时投入-产出模型还是一个价格固定和需求驱动的模型，这就暗示投入-产出模型忽略了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制。为了克服投入-产出模型的上述弊端，本文在采用最新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粮食可计算性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定量分析和评价解决粮食潜在问题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本文研究发现：
4.1增加粮食部门生产补贴的政策可以通过消减成本有效地降低粮食产品的生产价格，从而增强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扩大出口，同时也相应地刺激并增加了国内粮食产品的消费量；使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7%，农民收入增加，国内的整体消费需求增加2.57%；可见，生产补贴这一政策方案的短期效果比较明显。但从中长期角度分析，由于投资下降会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因素-资本存量的减少，从而影响经济系统的长期增长潜力。
4.2提高粮食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促进了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研究发现，由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移动。一方面，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下降趋势，其中在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于资本密集型部门需求更多的转移劳动力，从而引起非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产出明显增加。从非农业部门整体而言，由于整体产出的扩张，导致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最终引发非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另一方面，在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的移出，农业部门的工资-租金率上升；两方面的综合效果导致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整体工资水平上升。值得指出的是，TFP的改善虽然提高了整体收入水平，但对于农业户及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却有所不同，其中非农业户的受惠程度更高一些。这个结果暗示，此方案会加剧我国现存的高度不平衡的城乡收入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与局部模型得出的分析结果相反。
4.3在提高粮食部门TFP的情况下，模拟部分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结果表明，要素收入相对增加，并且收入分配趋于改善。这是因为根据目前的经济结构，在粮食部门TFP增长的同时，关税消减有利于农业部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同时对比第二套政策方案（只提高粮食部门TFP的情形），非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相对于技术性劳动者的收入有较大比例的增长，这个结果暗示着在当前的经济结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limeng(2006)
②由于根据目前国家统计局出版的《投入产出表》尚没有对农业部门中的种植业进行细化，因此本文研究所需的相关数据来源于GATP数据库
③12个产业部门分别是：大米、大麦、其他谷物、蔬菜和水果、其他种植业、其他农产品、能源和矿产品、食品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和流通业、服务业
④目前的粮食政策所导致的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中间产品投入的增加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忽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随着中间投入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逐渐上升，必然推高粮食产业的成本，进而影响粮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因此概括地说，目前我国粮食产业存在着高成本，低效率和农民低收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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