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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金融借贷案件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湖南省县域民间借贷的发展特点
我们选取120家中小企业和291位农户作为样本,对湖南省14个市州(其中长沙市选取辖内浏阳市为样本)县域农村地区2006年至2009年上半年的民间借贷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其呈以下特点。
(一)民间借贷规模逐步扩大。从调查情况看,样本点民间借贷余额从2006年末的17315万元的增长到2009年6月末的33331万元,折合年均增长率约28.72%;借贷频率从2006年的1592笔增长到2008年的2026笔,年均增长约12.81%,且单笔借贷规模有逐步增大的趋势。
(二)资金用途以生产性资金为主。2008年湖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512.5元,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家庭消费一般不缺资金,民间借贷资金主要投向生产经营领域,如农村石场、砖厂、养殖场等,据调查,2009年6月末样本点民间借贷的资金用途为:生产经营资金占84.41%,家用消费资金占0.99%,投资占13.50%,其他用途占1.10%。
(三)民间借贷期限灵活。民间借贷的期限比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期限更灵活,借贷双方可以协商确定到某一天还款,不必以月或半年度为贷款期限,如果到期还可以协商展期。农村资金主要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借贷期限一般在一年以下,占全部借贷总额的83.62%,其中6-12个月的占全部借贷金额的比例为31.7%。
(四)民间借贷门槛较低,借贷方式以借据为主。民间借贷门槛较低,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的抵押、质押、担保借贷方式,民间借贷更偏好于信用借贷,如2009年6月末样本点民间借贷中采用信用方式就高达82.08%,其次才是抵押、质押、担保借贷方式,占比17.55%。借贷形式主要是以借据为主:企业采用合同文本形式的占10.06%,借据形式占81.83%,口头协议占0.91%,其他形式占7.2%;而个人采用合同文本形式的占4.95%,借据形式占88.03%,口头协议占4.83%,其他形式占2.19%。
(五)民间借贷利率较高,以到期一次支付为主要付息方式。农村民间借贷利率与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基本持平,从样本点情况看,企业借贷年利率最高17.5%,一般在0-12%之间;农户借贷年利率最高20%,一般在0-15%之间。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尤其是在种植业和畜牧业等行业中,所获利润必须要等到农作物丰收或牲畜成年后才能收回,生产过程中几乎全是资金投入,因而民间借贷利息支付方式主要是到期一次支付。从样本点的情况看,采用到期一次支付方式的占48.83%,按季、按年付息方式分别占32.47%、13.58%。
(六)中介性质的民间借贷行为逐步增多。调查显示,各地的典当行、担保公司等逐步发展成为民间借贷的中介机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专门的民间借贷经纪人。民间借贷中介的经营模式比正规金融机构灵活,并推动民间借贷发生了“四大转变”,即由零散向规模型转变,由高息向低息型转变,由口头向契约型转变,由单一向多样化转变。
二、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的比较分析
(一)民间借贷相对于正规金融的制度优势
从样本点民间借贷的发展特点可以看出,民间借贷相比正规金融具有一定的制度优势,更容易满足农村资金需求。
1.信息对称优势。民间融资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人缘而发生的直接融资方式,借贷双方较固定和熟悉。贷款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基础,综合地、深入地对所借款项的去向、投资项目的风险大小、投资项目的发展前景和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解。正规金融由于信息不完全或监督成本太高,倾向于“信贷配给”,有选择的提供金融服务(经常有业务往来的客户或大客户),而农业由于不同于工业的特点,一般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没有稳定的业务关系,导致乡村企业、农户等经济主体排除在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之外。
2.交易成本优势。在农村,大部分农户和乡村企业的贷款需求规模较小,较高的交易成本使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涉足这种农村小额信贷。而民间借贷融资前的信息搜寻成本和融资后的跟踪管理成本很低,甚至可以忽略。在民间借贷中,一般不需要对融资方的“公关”而支付寻租成本。农村民间借贷所具有信息对称优势,降低了调查、审核、贷后管理等交易成本。
3.经营成本优势。农村民间金融一般无正式的办公场所和办公人员,即使是中介机构,其组织机构也很简单,几乎没有管理成本或管理成本很低。没有组织机构就没有固定资产要求,也无需注册登记费用,进一步降低了经营成本。经营成本的低廉使降低农户的借贷成本成为可能,与农业生产利润低的特点相适应,成为农户融资的理想来源。
4.风险控制优势。发展初期的农户和乡村企业主要依赖民间借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股权资本投入,经理人员在对项目的选择上很谨慎,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明显降低。据常德市、衡阳市调查反映,目前该市借入资金的逾期率分别为7.91%、4.34%,均低于当地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逾期率。实践证明,真正由民间借贷主体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往往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和较高的投资经营效率,对于经济主体违约所造成的信用风险,能够依靠熟人社区约束机制对其进行全面借贷冻结,反而可以成为金融稳定的积极因素。而正规金融的借款人往往缺乏有效的道德和声誉约束机制,造成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惜贷”现象。
(二)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于正规金融
在我国,尚无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予以规范,使得民间借贷活动长期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影响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效果和借贷双方的权益的保护:一是民间借贷未纳入国家统计范围,影响宏观调控政策效果。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多属“地下”运行,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和逐利性,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引导手段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资金有可能流入小水泥、小纺织、小矿山等受限制行业,从而削弱宏观政策的调控效应。二是民间借贷操作方式不规范,容易引起债务纠纷。来自法院的调查显示,当前民间融资规范程度依然不够,如部分约定利率水平偏高,出现了超过贷款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高利贷行为;违约金约定不规范,部分企业借贷在合约中没有明确违约金或违约金比例过高,易导致法律纠纷,而法院方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也缺乏明确的指导意见,对非法融资活动的打击也往往只能以事后结果下结论,缺乏最关键的事前预防。
三、农村金融服务创新的制度安排
对比民间借贷和正规金融机构的优势和劣势可以看出,解决农村金融抑制问题,既要吸取民间借贷的优点,更要在此基础上加以规范,找准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的最佳结合点,因此,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势在必行。
1.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合理规范民间借贷资金。政府应尽快出台扶持措施,建立风险担保基金,引导各类投资者设立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农村小额贷款公司,鼓励境内外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专营贷款业务的贷款公司。引导民间借贷资金向此类正规金融机构集中,使民间借贷在继续发挥融资作用的同时,逐步向有良好监督管理的新型正规金融机构过渡,解决民间资金难以解决的长期、低息贷款问题。
2.探索农地金融制度,拓宽农民投融资渠道。农地金融是以农地作为信用保证(抵押)而获得的资金融通,农户可用土地使用权证书交存农村信用社作为抵押而获得贷款,农村信用社等机构将全部申请贷款农户的土地债券化,将债券卖给有剩余资金的农户从而筹集资金。农地金融方便了农地进入土地流转市场,若农户贷款到期无法偿还,信用社可将抵押的土地通过农地市场进行拍卖,也可自己经营。国外的经验表明,土地债券是农村金融真正建立的重要标志。建立我国农地金融制度,既要发挥市场流通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政策支持和经济援助等作用,从而扩大民间资金投资渠道,缓解农户融资难题。
3.创新抵押担保机制,提高农村资金使用效率。一是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成立农业信用基金协会。由农民、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政府共同出资组成农业信用基金协会,基金协会接受借款者的债务保证申请,对融资机构出具债务担保,融资机构据此发放贷款。二是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权、农村房屋抵押贷款试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附在上面的建筑物、林权属于用益物权,完全具有抵押物的特征,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推进,应逐步允许其可以充作抵押品。三是将大牲畜用作抵押。牛、马、骡、猪等大牲畜是民间借贷中常用的抵押品,应完善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机制,将大牲畜列入抵押品范围。四是积极推广应收账款、订单、质押仓单、渔权等权利质押贷款品种,增加农村中小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有效抵押物。
四、农村金融服务创新的配套设施
(一)建立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分担机制。一是建立农业贷款风险分担机制。各级政府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因自然风险和政策性风险等原因形成的农业贷款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加大对涉农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处置、核销和剥离的支持力度。二是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政策性保险发展模式,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稳步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和保障程度。要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对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大额赔付,由风险基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逐步形成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担机制。 (二)强化地方政府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当前我国仅
有中央一个金融监管系统,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增多的趋势下,难以真正实现监管目标。因此,要建立以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为主导、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村金融监管新体系。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强对农村中小法人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风险管理和运行规则的监管,引导农村中小法人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行业,加强防范各种金融风险。
(三)建立健全农村民间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一是健全和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依据,尽快出台《民间借贷条例》和民间借贷市场的指引性文件,打击和防范各种高利贷行为。二是出台《放债人管理条例》、《社会集资管理办法》等,规范民间非正式金融的经营行为。建立民间非正式金融行业协会,加强民间非正式金融的自律。三是加强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测。要明确民间借贷监管部门,完善监测网络建设,建立民间融资信息监测统计网络,为宏观金融管理服务。
(四)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切实保障金融机构债权。一是加强农村征信系统建设。加强农村的诚信宣传教育,推进农村征信管理系统建设,以农信社为主体建立农村企业和农户个人征信系统和经济档案,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建立和完善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罚机制,加大信用乡镇(村、户)的评比活动,对守信者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实行政策倾斜,对失信者实施公开曝光、停止贷款、停止开户、停止结算等制裁,大力整饬“信用缺失”。三是金融机构要加强与执法部门的协调,严厉打击恶意拖欠和逃废债行为。法院要加强对金融案件的审判执行力度,为改善区域金融生态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关 键 词】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借鉴与启示
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最后文本[1]（第7版）。同月12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这部法案。该法案取消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出台的旨在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混业经营的法律，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从而使美国金融业跨入了一个崭新时代。该法案的最终通过，将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大融合铺平道路，使美国的公司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有助于美国的金融服务系统推动美国经济迈入21世纪，为延续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金融立法的重大变化必将对我国金融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值得认真研究。
一、美国商业银行经营范围的简要回顾
自美国独立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的近100年间，美国的金融业一直实行自由银行制度，混业经营。虽然联邦政府开始管理金融事务，但银行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仍然相当宽松；同时，证券业已成长起来，其交投异常活跃。美国这段时期的金融业混业经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29年美国纽约股市崩溃，造成大批商业银行破产。1930年美国议会成立了银行调查委员会，对商业银行同时经营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的情况进行调查。经调查，该委员会认为，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不仅造成短期负债与长期资产（股票、债券等）之间严重失衡，而且刺激商业银行在证券市场的大规模投资冲动，从而影响了商业银行经营的稳定性，对存款人存在严重损害，因此不宜混业经营。1933年美国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把商业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区别开来，实行分业经营，商业银行不得经营证券业务，不得为自身投资而购买股票，购买公司债券也有严格限制。
随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和美国金融业在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下降，美国金融监督当局采取了一些宽松措施，以提高美国银行的竞争力。如1980年美国国会批准了《放松存款机构管理和货币管制法》，1982年施行的《加恩—圣日曼法》等一些法律，改变了原有的金融监管框架，赋予了商业银行较大的经营范围和空间。再如1987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可以包销地方债券、商业票据和抵押证券；美联储于1989年1月又批准了花旗银行、大通银行、摩根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太平洋安全银行等5家银行的申请，允许它们包销企业债券，逐步考虑放开不许银行包销企业股票的限制。然而美国8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对各类金融机构来说是不平衡的。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放松了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允许它们经营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甚至允许美国的某些工商企业通过兼并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广泛的金融业务，而商业银行仍然受到分业经营的限制。
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历来对商业银行经营范围限制较少的西欧银行业务的综合化全能化趋势继续发展。由于这些银行可以广泛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逐渐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中体现出多元化经营的明显优势，如德国的商业银行可以从事全面的金融业务。据统计，在80年代初，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的证券业务已达300多亿马克，成为德国最大的证券交易商。英国经过1986年的伦敦“大爆炸”，传统金融业的分业经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银行开始涉足证券业务，证券资产在其总资产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仿照分业经营而构建的日本金融体制也逐步放松了限制商业银行经营非银行金融业务的限制。
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共7章219条，分别为促进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之间的联营、功能性监管、保险、单一储贷协会控股公司、隐私、联邦住宅系统现代化和其他条款。这部法案体系庞大，对银行、证券和保险在内的金融活动进行了规范，在实体权利和程度方面的操作规范作了明确规定。美国《金融服务现代法案》施行的直接效果，将掀起新一轮金融业的合并浪潮。届时各大银行将建立“金融超级市场”，客户在同一营业场所可以得到各项服务。如以前客户须到甲商业银行办理存款业务，到乙证券公司买卖股票，到丙保险公司投保财产险。而不久将来，只要客户愿意，所有金融服务均可在一家“金融超市”中办妥，不需客户来回奔波。
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分业经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我国，分业经营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发展有较大制约作用。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摸索，1999年国家已开始逐步放松对保险业和证券业经营范围的限制，但对商业银行的限制仍然没有改变。
关键词：民间借贷高息案件风险
中图分类号：DF43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民间借贷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的缺陷，对于缓解国家借贷资金不足的矛盾，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弥补了正规金融存在的不足，推动了正规金融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存在着问题。民间借贷由于其自身往往缺乏规范性，金融监管部门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督，造成了民间借贷的变质。少数不法分子打着民间借贷的旗号，从事非法活动，严重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民间借贷的风险已经直接传导至银行，从银行套现资金高利转贷他人，拉拢银行员工充当资金 客或利用银行某些环节漏洞，将借贷纠纷转嫁于银行等等。
一、 民间高息借贷案件成因分析
2.2.1民间借贷立法与监管制度的缺失是发生民间高息借贷案件的制度原因。
从根本上说，民间借贷的正当性来源于《宪法》中有关公民合法财产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定。但是，我国针对民间借贷行为的专门立法还是空白，就现有法律规定来看，《民法通则》相对比较原则，只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对此并无具体的解释性条款。《合同法》专门设立借款合同一章，但民间借贷合同却被局限于自然人之间。《物权法》和《担保法》确立了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规则，但对于担保公司却没有任何规定。《刑法》主要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着力打击非法集资等关联犯罪，但在打击高利贷行为方面却无有力举措。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成为认定企业民间借贷行为非法或无效的最主要依据，《贷款通则》明令禁止非金融企业从事借贷行为。此外，还有一些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等。民间借贷法律规则的零散化和不协调，使实务中民间借贷的合法性标准变得模糊不清，凸显了民间借贷活动的制度性风险。
在监管制度方面，我国采取的是“单线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即全国的金融监管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没有独立的权利，在中央一级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多家机构共同负责的监管模式。银监会负责监管有国家颁发正式牌照的金融机构，没有牌照的民间借贷机构理论上银监会并不负责，不负责的这些领域一旦出现问题，很可能影响正规金融机构的稳定，这样就出现了民间借贷的监管缺失。
2.2.2银行内部制度的不完善也是民间高息案件形成的内因。
内部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和惩处的力度不足，是民间高息借贷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民间高息借贷案件与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管理不严格、防范工作存在漏洞等等因素有直接关系。我国银行业在市场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不断的进行改革、创新和发展，但是，银行内部的一些规章制度还不完善，存在着一些犯罪分子可以利用的空子。就银行已有的规章制度而言，没有很好的执行其规章制度也是产生案件的原因之一。并且，发生违规行为时，惩处力度不足，导致少数员工产生侥幸思想及逐利思想。此外，少数银行员工法制意识淡漠，往往在不法分子利诱、胁迫下参与民间融资。
2.2.3盈利思想驱动，投资渠道不足，资金需示旺盛，融资渠道狭窄，是形成民间高息借贷案件的外部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民间资本逐渐增多，但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正规的金融市场及金融产品无法吸引资金持有者。为了给闲置资金寻求新的出路，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部分资金持有人转向回报率高、操作简单的民间借贷，尤其是民间高息借贷的行列。并且，受宏观调控与货币政策的影响，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继而转向民间融资渠道。
二、民间高息借贷案件风险
2.3.1银行声誉的损害。
商业银行中的各种业务需要员工的谨慎与小心，需要商业银行员工严谨细致、审慎规范。若一旦发生案件，特别是有银行工作人员参与的案件，容易引发社会对银行发生信任危机，对银行的声誉是一种极大的损害。
2.3.2直接的经济损失。
此类案件如果银行工作人员被认定为与职务相关的罪名，则银行往往需要直接承担经济损失。如，员工与社会人员伙同挪用资金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发放高利贷等。员工挪用的是银行资金，即使相应资金并未入银行的账，也可视为出资人与银行之间形成了合法的存款关系，则银行就应承担兑付存款的全部责任。
三、民间高息借贷案件防控措施
3.1 加强立法，从源头上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建议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认可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赋予民间借贷主体及相关行为应有的法律地位，规范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健康规范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确实存在资金不足、融资困难的问题，民间借贷市场的存在有其必要性，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导向和规范的监督，民间借贷活动存在无序、低效的现状。认可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既可以照顾到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又可以促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形成。
3.2 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和机制。
香港地区的《放债人条例》对放债人及放债交易进行管制，如规定从事放贷的人必须经过注册，并对利率上限控制。民间借贷从地下要到地上，要阳光化，就必须接受登记进行常规性监管。设立专门的民间借贷管理机构，明确民间借贷管理机构和职责和权限，建立民间借贷的运作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可以确保民间借贷向依法、规范、安全、健康的方向发展。可以设立专业的机构监督民间放贷业务，承担中介组织的作用，规范借贷利率，对所放贷资金的放贷方和借款方负责，对放贷方而言，可以减少民间借贷的成本和风险，对借款方而言可以解决资金难题。一旦民间借贷开始在统一规范的前提下发展，容易引发各类犯罪问题的“高利贷”也便失去了市场。
3.3持续开展内控理念教育，重视提升制度执行力，进一步加强员工的日常管理与异常行为排查。
防范案件，必须加强内部控制，提高管理水平。正确处理发展业务与加强管理的关系，建立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并重的管理机制。严格对重要岗位人员、关键业务环节的管理，规范授权授信行为，加强各操作环节的衔接与制约，建立周密、有效的管理链条。开展员工参与民间借贷及非法融资的警示教育和行为排查工作。结合身边发生的非法集资案件，教育员工珍惜个人财产，珍惜职业生涯，自觉抵制民间借贷及非法融资活动。对所有员工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切实掌握员工的行为动态。对排查中发现的违规问题和风险线索，应立即组织核实，对有可能引发案件风险的行为，应采取教育、提醒谈话、责令限期改正等纠正措施，劝诫、督促行为人及时改正，切实消除案件风险隐患。
3.4强化对贷前、贷中和贷后的管理，防止信贷资金进入民间融资市场
对新客户或重新申报授信的客户要加强贷前调查。利用人行征信系统和信贷管理系统，调查了解客户信息，把贷前工作做得更细，严格信贷客户准入管理工作要求。审批过程中要严格把好准入关，严守风险底线，同时，对企业的贷款流向加强监督，落实委托贷款，严格执行“三个办法一指引”的相关规定。加强贷后检查，对不符合贷款要求的客户采取暂停放贷、收回贷款等相应控制风险的措施。
3.5重视对基层银行行长及一线员工的管理及考核，防止银行违规对民间融资行为提供担保或充当资金捐客。
从媒体报道一些案件来看，大部分都发生在基层。基层银行机构在内控制度落实上存在一定问题。在很多时候内控和监管的规章制度上是有章可寻的，但这些规章制度被许多“变通”规则的做法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从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直到储蓄所有多达5级的委托链条，导致内控效能递减。改善内控环境，强化内控文化建设，实施配套的人力资源政策，建立提升内控制度，对基层银行来说至关重要。对已发现的民间融资高息借贷案件要全力以赴做好查处工作，要积极主动加强与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的协调配合，查清资金去向，追回资金，将风险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要按程序做好责任人的处理工作。
【参考文献】
3.郑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以我国民间融资法律规制的缺陷为视角”，《当代商业》，2009 年第 4 期。
4.《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处置工作规程》。
5.中金公司《中国民间借贷分析》。
关键词：民间借贷；概念；现状；建议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为生活或生产所需，在自愿基础上依约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其合法所有的货币资金，不得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至于利率，借贷双方可以协商确定，但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民间借贷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借贷主体多为中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及自然人等，不包括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处在金融行政监管机关的严格监管之下，须符合金融法律的规定。而民间借贷是个别企业、个人自主、自发的行为。
其次，借贷双方可以自行协商确定利率。民间借贷主要是为了解决自然人、企业临时性资金不足，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高低比较随意，从零利率到高于银行同期利率几十倍的都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1]
再次，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相比，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小，期限短。民间借贷的出资人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与金融机构相比，他们的资金积累有限，能够出借的金额也相对较少，再加之他们对借款人的信任不足，只想收到短期回报；另一方面，借款人也因为民间借贷利息偏高不愿长期借贷，导致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小，期限短。
二、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分析
（一）民间借贷趋于繁荣，利率持续飙升
我国实体经济的强劲增长使社会融资需求不断增加，而在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下，正规金融无法完全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许多不具备从银行贷款的条件的小企业、民营企业等，更无法通过上市筹资。而民间借贷门槛低、手续简便，借贷双方主要以信用为主，大部分无需抵押或担保，因而成为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据央行研究局在2008年和2010年就民间借贷领域所做的两次调研发现，当前我国民间借贷资金存量超过2.4万亿元，占借贷市场的比重达到5.6%。[2]
近些年来，由于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额度，各商业银行贷款额度紧张，众多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纷纷寻求民间借贷资金，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一再飙升。根据民间借贷利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的规定，最近一次加息后银行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为年息6.31%，4倍就是年息25.24%，分摊到12个月即月息2.1%。而据有关报道，目前民间借贷市场异常火爆，即使有抵押物作担保，贷款月利率仍为2.6%至2.8%。而若无抵押贷款，月利率可达7%至10%。[3]
（二）民间借贷纠纷不断，犯罪率逐年上升
民间借贷的日益繁荣使借贷纠纷也在逐年上升。2007年12 月21日至2010年12月20日，江苏省某市基层法院共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70件，案件总标的额近3000万元。其中2008年收案250件，案件总标的额达887万余元。2009年收案416件，同比上升66.4%，案件总标的额达1112万余元。2010年收案604件，同比上升45.2%，案件总标的额达986万元。[4]此外，民间借贷的犯罪率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还尚未叫停，紧接着又传出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不堪高利贷压力自焚身亡的消息。对于民间借贷来说，目前有从正常合法的借贷行为演变成非法的、带有欺诈性的犯罪行为的不良趋势。
（三） 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协调性
民间借贷行为实质就是合同行为，属于民事法律的调整范畴。但是，我国的《民法通则》对此规定太笼统，缺乏可操作性。而《合同法》规定的借款合同比民间借贷合同范畴要大，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作为借贷主体的情况，因此也不能拿来套用。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一条中就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1999 年1 月26 日，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其中规定： "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而同样的问题，1998 年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 "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对于相同的民间借贷行为，前后三部法律定性明显不一致。
三、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建议
首先，制定专门的关于民间借贷的单行法规。我国目前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零散，立法层次低，难以形成系统，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对我国民间借贷做出全面的规范引导，也无法适应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适用于全国的、法律效力比较高的、专门的民间借贷的单行法规，对民间借贷的概念、借款数额、资金用途、借贷利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合同的主要条款等作出详细规定，将民间借贷行为及后果完全纳入法制轨道。
其次，对于借贷资金数额较大的，规定担保抵押。民间借贷一般没有担保和抵押。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目前无担保的民间信贷占73%，真正的财产担保的不到20%。[5]这又再次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要规定对于资金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必须有抵押或担保。法律规定担保抵押须办理登记手续的，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涉及抵押人用土地、房屋、设备、车辆等特定财产提供抵押时，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
最后，建立通畅便捷的救济渠道。目前，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而我国的诉讼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再加上民间借贷本身手续不全，难以取证，以及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耻讼观念，使得民间借贷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有些过激的债权人采取绑架等非法手段追讨借款，致使本来合法的行为转向非法、甚至犯罪，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建议对于一般的民间借贷纠纷主要采取调解等非讼手段加以解决。通过立法，授权村委会、居委会负责调解本管辖范围之内的民间借贷纠纷。对于不能调解解决的，可以通过简易法庭，降低立案标准，适用简易诉讼程序，及时审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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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助力国民经济发展[EB/OL].钢企网.
[3]央行持续收紧银根民间借贷利率飙升[N].文汇报，2011-05.
[4]关于金融纠纷案件增多的调研报告[EB/OL].东莞民间借贷网.
Remedies for creditors of private loan cases against company debtors
ZHOU Ping
（Department of Humanity Science and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Business College，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Abstract： Cases of traditional private loan mainly occur between natural persons.Currently， a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such cases are between natural persons and companies， and among them， companies are mostly borrowers.In practice， it is difficult for citizen lenders to seek remedies from such borrowers as companies.Legal nature of this kind case of private loans shall be accurately defined so that relevant bodies bear corresponding legal liabilities.In cases of an offense or a crime， liable bodies shall bear administrative or criminal liabilities， meanwhile illegal proceeds shall be ordered restitution for victims； in cases of legitimate lending relationship， relevant bodies shall bear civil liabilities such as repayment， liquidation and compensation in order to fully remedy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uch creditors.
Key words： private loan； company； legal lliability； remedy
当前民间借贷案件呈现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民间借贷主体多元化，传统民间借贷案件主要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当前有相当民间借贷案件发生在公民与公司（为非金融机构企业的公司，下同）之间，特别是发生在公民与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此类民间借贷案件中，公司多为借款人。由于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滥用公司人格等情况的存在导致此类民间借贷案件中作为公民的债权人的的债权很难实现。实践中除了要求公司依法承担清偿责任外，还应要求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才能充分救济债权人合法权益。
一、借款人为公司的民间借贷案件的特点
民间借贷案件的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属于借款合同纠纷下面的一个子案由，与之相并
列的案由还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同业拆借纠纷、企业借贷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等。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借款行为[1]。民间借贷案件的借款人和出借人均可以为公民，可以一方为公民，一方为非金融机构企业，但不可以均为非金融机构企业，其中非金融机构企业包括公司和其它形式的企业。本文仅讨论借款人为公司的民间借贷案件，此类民间借贷案件出借人为公民，借款人为公司，实践中多为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 因此，借款人为公司的民间借贷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借贷关系发生在公司与公民之间，其中公司为借方，公民为贷方
借贷关系若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则属于传统的民间借贷案件，法律关系并不复杂，纠纷很容易解决；借贷关系若发生在公司与公司之间，则案由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而属于企业借贷纠纷，为非金融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行为，目前，为保护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法律一般禁止非金融企业之间相互借款。借款人为公司的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关系发生在公司与公民之间，其中公司为借方，公民为贷方。
（二）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利率和币种的限制较少
一方面，此类案件发生在公民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根据相关规定，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另一方面，根据相关规定，此类案件借贷的币种可以是人民币，也可以是外币、港币、台币和国库券等有价证券。
（三）公司以借款人名义向公民借款不同于公司发行债券
两者都属于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但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具体表现并不相同：首先，前者所体现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对简单，只是单个债务人与单个债权人或数个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一种社会化、公开化的集资手段，发行债券是将公司所需筹措的资金总额分成若干票面等值单位在同一时间、以同一条件，向社会各阶层筹措资金，即债券的债务人只有一个，而债权人却成千上万。其次，前者主要依靠公司信用，难免出现有借不还，对债权人来说，风险较大；而公司发行债券是严格控制的，一般只有信用好的发行人才能发行债券，其偿还是有保障的，所以，对债权人来说，安全性相对较高。最后，债券是一种市场化融资工具，具有流通性，即可以公开转让或在市场买卖。债券在市场上出售后，债权人也就随之转变，借款人只能将债券的持有者看作贷方，并向债券持有者支付利息和本金。而前者不具有很强流通性，实践中公司以借款人名义向公民借款，公民作为债权人很少转让债权，如果债权人转让债权必须遵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即应当通知债务人。
（二）让相关主体承担清算责任
公司的清算，是指在公司面临终止的情况下，负有清算义务的主体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股东权益等公司的状况作全面的清理和处置，使得公司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归于消灭，从而为公司的终止提供合理依据的行为[2]263。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公司除因合并或者分立而解散外，因其它原因而解散的，无论是自愿解散、行政解散，还是司法解散，都必须进行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如果清算主体不尽清算责任，任凭开办的公司歇业、注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而不采取措施进行清理，保护公司的权益，甚至私分公司的财产，必然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借款人为公司借贷案件中，若该公司解散需要清算，相关主体应当承担清算责任。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必要时让不尽清算之责的相关主体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三）让相关主体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案件的变化是反应经济形势的晴雨表，今年央行连续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利率，企业生产成本高企，融资难度增大，一些企业通过非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矛盾纠纷隐患。本篇在法院审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为基础，分析如何应对民间借贷纠纷高发对我市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
一、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的新特点
与传统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少、标的小、案情简单不同，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值得关注。
1、案件数量高位运行,标的不断增大。
与传统民间借贷案件数额较小不同，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的标的也不断攀升，20__至20__年江阴法院审结的民间借贷案件平均标的分别为16.04万元、15.71万元、20.03万元。20__年1至8月份新收民间借贷案件标的总额达到2.08亿元，平均标的22.51万元。此外20__至20__年8月，全院共审结企业间借贷案件149件，平均标的为169.13万元。
2、借贷主体多元化，民刑案件交织。
在民间借贷案件主体中，既有公民个人，也有企业法人、集体企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特别是一些担保公司、典当公司、小贷公司和公民个人，以担保、集资、“搭会”等各种方式参与其中。传统的民间借贷案件往往是“点对点”，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中经常出现“点对面”（同时向多人借款或借款给多人）的情况。
3、借贷利率远高于银行利率，“专业化”倾向明显
为规避法律对高额利率的规定，一些律师（法律工作者）参与其中，“专业化”倾向明显，放贷人采取了多种手段：如签订两份合同，一份为借款协议，一份为咨询服务费；将利息计入借款总额；交付借款先将利息扣除等方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行为。
4、虚假诉讼暗含其中，案件审理难度陡增
由于民间借贷案件在民事纠纷中较为常见，举证要求较低，当事人持一张借条即能被法院受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通过虚构债务以达到逃避债务、转移资产、侵占他人财产情形屡有发生，当事人对抗情绪激烈，还有一部分资金流向表面合法，但实际上为赌债。此外，由于部分债务人自知无力归还借款或不愿归还，往往一走了之，法院只能缺席审理,导致案件真实情况难以查清，认定虚假诉讼难度较大，调解工作也无法展开。
二、民间借贷案件高发的原因
民间借贷案件高发既有当事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也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相关联，归结起来主要有：
1、社会诚信缺失
实践中，部分案件的当事人在借款之前就已经明知自己没有履约能力，又大量借贷，有些当事人借款目的是为了转借，获取高额的利差，毫无风险控制能力，使以诚信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市场诉讼案件频发。
2、法律风险意识淡薄
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法律意识极为淡薄。表现在借贷手续不完备或者存在重大瑕疵，对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约定不明或者根本就没有约定；借贷案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设定了担保、抵押。所以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的权益很难得到实现，特别是在借贷方恶意逃贷情况下，一部分诉讼到法院的案件即使胜诉也很难得到执行。
3、现行立法不完善
从立法层面上而言，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备。一方面有关民间借贷的管理尚无明确的规定，相关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部门无章可循，金融监管存在漏洞。另一方面规范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少而分散，不成体系。
4、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近年来，国家货币政策从紧，央行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银行贷款难度加大，同时，全球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我国出口压力增大，在资金链断裂和出口受阻的内外挤压下，部分中小企业经营惨淡、利坡，甚至停产歇业，面临生存危机。
三、应对民间借贷纠纷的对策与建议
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既给法院审判工作增加了压力，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掌握民间借贷纠纷发展变化的规律，有助于及时制定合理的司法政策，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我们认为，应对民间借贷纠纷，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法院应调整审判策略，加大司法调解力度
一是加大调解的力度。对一些正常的借贷案件，即使双方存在违规、违法情况，人民法院不应当轻易宣布无效，要多做调解工作，力争通过审判使原先的违法违规行为得到矫正。
二是合理调整利息和违约金。对于中小企业或个体经营者以民间借贷形式的融资用于企业发展的，如利息或违约金约定过高，法院应着力通过审判，引导双方当事人重新协商确定利息或违约金标准，使其回到合法、理性借贷轨道。
三是正确识别虚假诉讼。对于被告有异议的答辩，虽没有提供证据，承办法官一定要根据审理情况仔细甄别和调查，合理分配证据责任，力争使案件审理结果与客观事实相一致，防止虚假诉讼蔓延。
2、法院应延伸审判职能,密切与各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
一是依靠党委政府防范群体性纠纷。对有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隐患的群体性纠纷，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通报，请求相关部门出面协助做工作。
二是及时通报金融违法行为线索。在审理执行民间借贷案件过程中，保持对民间融资案件中隐藏的高利贷、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问题的高度警惕性，对有证据证明有高利贷、赌债、非法集资嫌疑或者担保公司等违法开展放贷业务的，及时向公安、
工商等部门通报移送，由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三是有效运用司法建议。对发现有引发系统金融风险可能的，及时发放司法建议，做好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络，统筹协调相关案件的处理和风险防范，从源头上减少因民间借贷而发生的纠纷和诉讼。
3、全社会应加强风险警示教育，引导公众理性融资
一是加强公民诚实信用观念、投资风险意识教育。使整个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从而减少纠纷的发生。法院要借助送法下乡、以案说法等形式向人民群众进行相关法律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强化其对民间借贷相关法律知识和风险意识。
二是要倡导民间借贷的规范操作方式。出借人在借款前应到相关产权管理部门查询抵押物的权属情况，以防借款人骗贷。在借贷时，务必要与借款人订立规范的借款协议，同时应主动采取抵押、质押、保证等方式来避免风险的发生。
三是加强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透明案件的审理和执行，正确引导当事人对债权实现的期望值，避免社会舆论的误解。遇到典型案件审判时邀请社会各界旁听，使群众理解案情，引以为戒。
4、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加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鉴于目前民间借贷纠纷普遍存在且有逐渐扩大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实现民间金融合法化，职能部门对民间借贷行为，既要给以地位，也要使其受规矩约束，让游走在边缘的民间借贷走向正轨。
5、建议政府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一是要着力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增强中小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内生动力，积极争取各项国家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对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投资国家鼓励类项目等，安排资金给予补助，支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论文摘要]民间高利借贷在最近几年呈现出日益繁荣的趋势，然而我国对民间高利借贷尚无完善的法律规定，导致在实践当中对民间高利借贷纠纷的司法干预出现混乱的状况。文章从实践的角度出发，以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实践情况为研究视角，推导出对民间高利借贷纠纷进行司法干预的机制设想。
[论文关键词]民间借贷；司法干预；意思自治
一、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现象突出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经济和法律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在民营经济极为活跃的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更是充分发挥了其融资渠道多元、手续简单、贷款便捷的优势，成为了地区经济长足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弥补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的不足，在当前金融制度安排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温州民间借贷余额规模达到了800亿元，而2011年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监测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达到银行信贷总量的20%，即1100亿元左右，比一年前的800亿元有较大增长，而这个数字在2001年年末仅为300到350亿元。与此同时，伴随着温州“全民借贷”的高涨的风潮，高利借贷也随之喧嚣尘上，成为了温州民间借贷的重要的类型之一。但金融危机开始后，温州地区民间借贷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也随之爆发。
首先，温州地区2010年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急剧增加。民间借贷纠纷收案数和案件标的额持续上升，其中2011年3、8、9、11四个月份增长较为迅猛，12月结案标的额为8.3241亿元，超过2006、2007、2008年每年年度结案标的额总值！温州市两级法院2011年度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052件，收案标的额113.434亿元（见表一）。2012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全市法院新收一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0269件，涉案标的68.59亿元，同比上升96.61%和250.9%，其中增幅最大的三个基层法院苍南、鹿城、龙湾法院收案增幅分别达到了206.8%、179.9%和143.9%。
其次，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标大标的额案件增多。根据鹿城区人民法院统计数据反映，该院2011年1月到9月，收案标的额在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81件，同比上升了145%；收案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32件，同比上升了113%；收案标的额在1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有12件，同比上升了50%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额涨幅明显，大标的额案件数量大大增加。
再次，民间借贷案件的急速增长主要是由于高利借贷案件引起。据鹿城区人民法院调查统计，诉讼到该院的书面约定借款月利率一般在2.5分到3分之间，但部分借款实际月利率达4分到6分，个别甚至高达7分到10分，涉及到高利贷及疑似高利贷案件数量占了九成。而同为民间借贷危机重灾区的龙湾法院在2011年1月至8月审结的326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约定月利率2分以下（包括2分）的89件，占27.3%；2分到3分的43件，占13.19%；4分到5分的21件，占6.44%；5分以上的4件，占1.22%；未约定利息的169件，占51.84%，这里的未约定利息的显然不是无息借款，而是实际支付的高利没有体现在借据等凭证上。因此，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高利现象在温州地区的审判实践中非常突出。
二、温州地区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纠纷中发现的问题
（一）四倍利率红线无法满足新形势下司法干预的要求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在2002年《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上浮）的四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贷行为。”但是，该通知属于金融机构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缺乏法律层面效力。那么，以什么银行的利率为准？贷款利率以哪一档次作为参考标准？
其次，法院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一般均只是判决高利部分，既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而对于已经按高利标准支付的部分是否进行干预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予以明释。显然这样的司法干预并不彻底，不能解决实际矛盾。对出借人而言，由于借款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按照高利标准收到利息款，实际上很多时候已经完全或几乎等同本金金额，那么即便再减为四倍以内的利息款，其也是已经保障了本金，剩下的只是获利多少的问题。这样长久以后，反而刺激出借人先行约定更高的利率标准，尽量在前期通过高利收回本金，将风险后移，无法切实保障民间高利借贷中的债务人。
（二）司法干预缺少法律层面上的统一
我国虽然一直对高利借贷采取管制的干预措施，但在具体干预规制内容上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出台，而是散见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甚至部门规范性文件中，这也导致各地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无从下手，即便采取司法干预后，也没法释明法律依据何在。
对此，各地司法审判机构结合地区情况纷纷进行了自行解读，在本地区出台司法干预民间高利借贷的地方指导意见。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要求法官执照职权对超出四倍利率的部分，进行主动审查调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高法[2009]297号《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超出四倍利率红线部分的利息，如果满足当事人自愿给付的，在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予干预。但是，上述上海和浙江两地高院出具的意见，虽然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指导角色，但严格意义上说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能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法律基础。并且，地方司法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出我国当前对高利借贷，甚至民间借贷的立法或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非常滞后，存在规制空白，从而导致地方司法审判机构自行进行地区审判实践统一。
目前，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实践，相关民间借贷法律制度不健全，缺少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单行法律，也缺乏对民间融资机构的整体监管，而地方高级法院制定的审判指引仅为各地法院的自我法律解读，并没有形成统一认定，在部分问题上仍存在不同指导意见，显然长此以往也不利于纠纷的正确解决。
三、目前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司法干预所得实践经验
首先，确认民间高利借贷存在的合理性。民间高利借贷在立法层面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民间高利借贷关系是否有效成立仍未明朗，但结合温州地区及司法干预的实践来看，对于超出银行贷款利率的高利借贷合同不能一概而论，全盘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否则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借贷纠纷，而且也会给借贷双方都带来更大的伤害，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其次，突出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司法干预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高利借贷会可能会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司法干预的核心价值目标也就是要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由此，一旦民间高利借贷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事实，必须强调司法干预的目的性，保证金融秩序、社会安全等公共利益。特别像温州地区深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出现了债权人强行阻拦道路、债务人负债被逼跳楼等恶性社会事件，高利借贷纠纷已经不是单纯的个案和个体经济得失问题，其背后可能引起的经济连锁反应、社会稳定问题以及群体讨债等诸多社会公共问题。因此，司法干预必须将社会公共和国家利益放在优先考虑地位。
再次，坚持平衡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利益。出借人与借款人对于利息的高标准约定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我们要看到出借人的盈利目的和借款人的周转目的的差别，借款人获得资金同时背负了沉重包袱，在当今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确实存在资金周转困难，无法继续支付高利的可能性，如不加以司法干预调整，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出借人实现取回本金的目的。同时，出借人由于只考虑到个人经济利益，几乎都要求一次性返还本息，甚至诉讼过程中还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逼迫借款人及时履行还款义务，从来不顾及该诉求对借款人造成的严重经济和心理负担，这种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往往导致两败俱伤。因此，必须通过司法干预来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主动介入调整借贷约定，以适应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新形势，从而保障双方共同发展，实现双赢局面。
最后，强调司法干预的主动性。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被动参与态度，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坚持民事行为自愿原则，不加干涉。温州地区民间高利借贷纠纷司法实践表明，大多数的借款人并不是恶意赖账或讨债，而是深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喘不上气，无法履行支付高利义务，加之本身就经济困难，一般应诉时没有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因此在借贷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急需司法介入干预时提供适当帮助。温州地区处理高利借贷过程中，对于债务人没有主动对已付高利提出抗辩的情况下，对于已支付的高于四倍的利息部分依法酌情调整，为其进行减负的做法，即体现了司法干预的主动性。
另外，笔者建议在尚未出台专门单项法律对民间高利借贷进行规范的时候，有关立法部门可以通过先行统一的司法解释，对目前新环境、新形势下产生的民间高利借贷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释明，从而为司法干预提供准确指引。目前，温州地区部分已决案例显示，法院对已经支付的高利息款项采取主动干预调整，认定超过四倍利率红线的利息标准过高并酌情调整，将已付利息中超过四倍利率红线部分认定为偿还本金进行充抵。这种司法干预的做法显然体现了正义公平、公诉良俗的合同原则，符合立法原意，但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不能因为出现了相类似的判例就随手拈来进行参考审理。由此，应当积极地将适用公平、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作为一项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从而将其作为法律行为的检测考量方法，出师有名，为高利借贷的主动干预提供司法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