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7 16: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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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熹德育明人伦方法
南宋大儒朱熹是位闻名的哲学家，也是闻名的教育家。他学识渊博，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均有探究。《紫阳朱氏建安谱》附有朱熹著作总目凡41种，400百余卷，著述何止等身！非专业人士恐怕毕其一生精力也只能接触其宏富著作之一二，更不敢枉谈探究，对朱熹思想的发掘须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断的努力。下面就朱熹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说一点浅见，也只是隔靴挠痒，不得要领甚至谬误处，期待读者和专家批评。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功能。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摘要：“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和有关教育功能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摘要：“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摘要：“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反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摘要：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摘要：“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摘要：“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摘要：“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假如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果断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和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把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非凡《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摘要：“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摘要：“五教之目摘要：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摘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摘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摘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摘要：“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征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碰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假如“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续了孔子有关“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摘要：“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和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摘要：“知和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和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四
朱熹有关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摘要：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摘要：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假如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摘要：“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摘要：“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摘要：“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摘要：“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和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和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摘要：“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置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熟悉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熟悉的指导，并检验道德熟悉的正确和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新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探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探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摘要：“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摘要：“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摘要：“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心得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摘要：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朱熹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书籍，都是能给人以思想、睿智的。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则应倡导创造性的阅读。爱默生说摘要：“当心灵被劳动和创造所激励时，则无论阅读何书，每一页都会变得熠熠闪光，意蕴无穷，每一句话都意义倍增。……我们觉得作者的见识有如天地一般宽广无边。”
我以为，十分努力的人一辈子也读不了很多的书，但一定要读得透，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反复读。就像西方虔诚的信徒用一生来读《圣经》那样，我们每个人也需要读几本常读常新的好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不断有新的发现。“发现”，就是一种难得的阅读体验，这既可从轻松阅读中“发现”愉悦、轻逸、趣味，令人捧腹，令人莞尔；也可从沉重阅读中“发现”生命内部的震撼，灵魂的激荡风暴。
朱熹提倡摘要：“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所谓“穷理”，就是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就是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就是努力求得思想的澄明，而不满足于一知半解。朱熹用十分形象的比喻说摘要：“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居敬持志”、“读书欲精不欲博，专心欲纯不欲杂”……这都是如何读书的经验之谈。“读书须得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文字精审”。读书必须精神专一，聚精会神，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归纳起来，朱熹在教学上提倡“循序渐近，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方法。朱熹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对于今天的学子无疑还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摘要摘要：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摘要：“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并且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即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他认为，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征是“先入为主”，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伦理道德思想就会碰到抵触。朱熹有关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摘要：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朱熹提倡摘要：“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摘要：朱熹德育明人伦方法
南宋大儒朱熹是位闻名的哲学家，也是闻名的教育家。他学识渊博，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均有探究。《紫阳朱氏建安谱》附有朱熹著作总目凡41种，400百余卷，著述何止等身！非专业人士恐怕毕其一生精力也只能接触其宏富著作之一二，更不敢枉谈探究，对朱熹思想的发掘须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断的努力。下面就朱熹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说一点浅见，也只是隔靴挠痒，不得要领甚至谬误处，期待读者和专家批评。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功能。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摘要：“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和有关教育功能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摘要：“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摘要：“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反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摘要：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摘要：“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摘要：“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摘要：“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假如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果断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和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把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平民 精英 生活化 大道德
精英思维与平民思维是我国道德领域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学校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奉行的是精英思维，在教育目的和教育过程中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我国的职业教育由于正处于发展时期，还不够完善，学生的层次还不够高，主要是被高中“淘汰”而来的。相比较正为大学而拼搏的“精英”而言，这些学生属于“平民”阶层。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应更倾向于“平民思维”， 强调个人的生存和幸福。德育只有更加生活化，才能更为学生所接受。
（一）摆脱学校道德教育中的精英取向
在学校教育中的精英思维强调的是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引导学生树立责任意识、集体意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和祖国需要、舍小家顾大家的觉悟，引导学生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道德教育的内容高、大、全、美，包括了从个人修养、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在内的各方面内容，要求学生认真遵守，尤其强调个体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无私奉献。这种教学时刻将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他人连在一起，提醒个体为集体、他人、社会做好事，而很少引导学生考虑自己，客观上压制了学生的个人需求和个人利益，德育显得过于脱离生活而不可能实现。
学校德育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实效性低下的问题，这一问题与德育目标和内容方面的“高大全美”有关，也与德育过程和方法片面，强调集体和社会需要，而不引导学生思考人生、反思生活经验有关。这就要求德育摆脱精英教育的思维，让德育走向学生的日常生活。走向生活化的德育工作会引导教育者反思德育内容与方法，确定合乎时代要求的德育目标，选择更具亲和力和实际效应的德育方法。同时能够使长期以来受到压抑和忽视的中国本土民间聪明得到发掘，更全面地发扬中国德育传统，建立当代德育的民族根基。
以生活德育为代表的众多当代德育研究都体现了强烈的平民化取向，这种取向一方面得到了教师的情感认同。教师对生活化德育主张的认同主要使道德教育不再是板起面孔说教，而是对学生有了较切近的意义。平民化可以使师生在教学过程中思想自由，而不必一味地高呼口号。在德育研究与道德教育走向生活化的过程中，长期压抑的各种制度力量、心理力量发生松动，家长、学生、教师头脑中所形成的各种基于个人生活、福利的思想逐渐有了较多的表达机会和表达自由，并且，由于德育课教学所选用的主题多半来自日常生活，平民思维中的一些既成论点很自然地会受学生、教师想到并提起。生活化得德育工作有效地避免了精英教育中不适合职业学校学生的实际道德水平的要求，更能为学生接受。
（二）使道德教育更贴近生活
精英道德教育就是教导个体“克己以复礼”的过程，个体必须革除各方面的个人爱好、愿望、追求，使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全面地皈依精英道德。这种自我克制的过程是痛苦的，要求个体有明确的意志，通过读书、实践、自省、慎独等方式，不断完善自我德性。对于职业学生来说，这超出他们的生活范畴，要求过于严苛而显得不切实际。在省职中，以大专二年级为例，90%的学生的理想是赚钱，25%的学生沉溺于网络，10%的学生曾经因为逃学上网而受到处分，一学年有12%的学生辍学外出打工。对于这些学生，教育他们将来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还为时尚早，目前最重要的是教育他们如何做好自己，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学校教育中，德育工作应更加生活化，贴近学生的生活。“学校德育培养具有开拓精神、革新意思的人，它以新的价值观念影响新一代人格构成，使他们面向未来，乐于接受新事物，并开发出人的无穷的创造力。”平民道德教育其实就是教师通过学校生活的身体力行、口耳相传，将自己所把握、认同的为人处世技巧、原则传授给学生的过程。这种教导，基本上是在学习、生活过中进行的，而且由老师传授的人生规范往往能够帮助年轻人在具体场合获得表扬、奖赏和物质收益，避免批评、惩罚和物质乃至性命的损失，因此能够被年轻人很愉快地接受、遵行。并使他们形成更完善的人格，并成为影响社会道德水平的有利因素。
道德教育不应片面地对个人提出行为要求，而应启发学生结合生活事例思考，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念。并且，个体道德发展的初级阶段应该以个体生活经验为基础，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学校资源，为良好学校生活创造条件，帮助学生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继而在个体道德成长的更高阶段，引导学生基于理性，在生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三）在道德教育中将“大道德”教育和“小道德”教育相辅相成
就道德本质而言，德育工作更加贴近生活有助于人们全面理解道德和道德教育。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小道德教育”。而作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与规范，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是有助于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对个体社会活动的合理规范的教育，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大道德教育”。各种道德规范的根源都来自社会生活，人们应该基于生活经验来理解其实质，而不应盲目信从。但学校道德教育的开展，不应从一个极端转入另一个极端，将个体生活经验、生活需要与民间生活聪明作为道德教育的唯一基础，而忽视学生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是不可取的。
就个体道德发展而言，人的需要，既有低级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也有高级的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人性既有其受制于物质条件的一方面，也有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追求终极的光辉面。如果一味地追求自身生活的道德理想，忽视社会中的德育思维，那么道德容易被理解为利益的博弈、将对个体的道德引导限定于遵守公德和底线伦理，则是对人性的贬抑，是使人回到动物的水平，更是不利于人生的丰富与幸福的。尤其在现代社会，个体生活的物质水平越来越高，个人的精神追求越趋丰富，关心、分享、志愿服务等正在成为公民充实生活、完善人生的选择，道德教育应该发挥引导人性发展的功能，而不应专注于基础道德的普及，对人性的美好视而不见。综上所述，两者相互促进，启发、引导学生的生活反思，由低到高地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每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根弦，发出自己的调子。”关键是教师要辨别孩子们内心深处的音符，看出他们顽皮、固执、甚至偏激背后的善良，因势利导，使学生身上本来就有的好的品质放大出来，并成为他们的主要品格。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以人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对现实世界的主观体验，而不要把已经形成的观念、看法强加给学生，让学生自己来建构道德知识，以形成道德行为。在道德教育研究和道德教育走向生活化的过程中，道德领域的平民思维必将在道德教育中获得应有地位。生活化的德育的引入对德育变革有其启示意义，应得到广泛关注。当然，德育的“平民思维”的最终目标是把学生培养为社会的精英。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柳宗元 德育思想 君子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卒于宪宗元和十四年。因其祖籍河东,人称柳河东;曾贬官柳州,故又称柳柳州。他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作品除蕴涵丰富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法学思想外,也包含了一些心理学思想和教育心理思想,这其中就有他的德育思想。
一、德育的目的
柳宗元重视德育,认为德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行道的君子。
柳宗元否定天命而重人事,认为封建王朝施行德政才能得到民众拥护而巩固其统治。他在《贞符》中说: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德绍者嗣,道怠者夺。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
柳宗元对于君子,表明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首先,君子应该“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心乎生民而已”(《伊尹五就桀赞》)。其次,君子作了官吏,也应该认识到“为吏者,人役也”(《送范明府序》),而不能颠倒主仆,奴役人民。再次,君子是人格高尚的人,内外兼修,“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与杨诲之第二书》)。最后,君子为国家所用,就出而施行治道,“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不能得到使用,就居家修养以完善自身,“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寄许京兆孟容书》),“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与顾十郎书》)。
二、德育的过程
1.五常为规――道德认识
五常是五项常行的道德规范,沿着五常而行就是圣人的中正之道。柳宗元在《时令论》中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常行者也。”五常之中,基本的是仁义两项。他在《四维论》中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可见,柳宗元的道德认识就是以五常为规。
2.诫惧忧道――道德情感
柳宗元作《诫惧箴》,说“祸至后惧,是诚不知,君子之惧,惧乎未始。”意思是说祸患临头才害怕,这是不明智的;君子在祸患发生前,就知道提高警惕。一些人干丑事、坏事,往往有前惧早畏与后惧晚畏之分。善于前惧早畏的人,一般当自己的恶念萌发之时,或当自己的恶行实施,或畏于人知,或畏于法纪,立马排除恶念,中止恶行,这样,可使自身及时跃出泥潭,避免无力自拔,避免付出高昂的代价。
柳宗元作《忧箴》,说“所忧在道,不在乎祸”。这表明了他抛开个人的得失,一心只为“行道”的思想。《忧箴》中还以“有闻不行,有过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烦;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诚恳,过犹不及。忧之大方,惟是焉急”,说出了值得忧愁的几件事。
3.植志笃道――道德意志
立志对行道非常重要,是能否成为君子的关键。柳宗元说:“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送薛判官量移序》)。柳宗元自己是立志信道的人,实际上,他少年时就树立起宏伟的志愿,他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写道“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又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说“夫形躯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
4.行本诚先――道德行为
柳宗元非常重视道德行为。他认为作家从事写作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好的行为和品德。“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里不单指个人道德行为,同时是指坚持一定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的各种行为活动。
三、德育的原则与方法
1.方中圆外,经权结合
柳宗元在《与杨诲之书》中说“吾故欲方其中,圆其外,今为足下作〈说车〉,可详观之。”然后在《说车赠杨诲之》》中把个人立身处世比喻为一辆“任重而行于世”的车,且说“中不方,则不能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方之所谓者箱也,圆之所谓者轮也。”要求做人既要有原则,又要灵活。换一种说法,就是要做到经权结合。
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知,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怫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断刑论下》)
这段话的意思是:经,是常规,权,是实现经的手段。都是为了达到仁和智。把经和权割裂开来,那就十分糊涂了。没有权的经是拘泥的,没有经的权是背理的……懂经而不懂权,并不是真懂经。懂权而不懂经,也不是真懂权。
在这里,经就是原则性,权就是灵活性。道德实践要遵守一定的原则,否则就谈不上道德,但实践中遇到具体情况时也要求一定的灵活性。只有经权结合,才是真正的知经又知权,才符合大中之道。
2.韬义服和,刚柔兼济
柳宗元在《佩韦赋》中说“执中而俟命兮,固仁寿之善谋……故曰:纯柔纯刚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主张纯柔弱或纯刚强都是片面的,不会长久,应该刚柔兼济,避免偏向。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和思想,符合儒家一贯的“中庸”论。
3.学焉至道,周乎志艺
柳宗元认为,有道的君子并非天生而就,而是后天学习而成。他说:圣人之道,学焉而必至(《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他学习非常勤奋,即使在疾病缠身的时候也不忘读书,有言为证“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与李翰林建书》)。又要求君子在艺能方面具备相当的条件。他在《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中说:“周乎志者,穷踬不能变其操,周乎艺者,屈抑不能贬其名。其或处心定气,居斯二者,虽有穷屈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4.要有乎内,而饰乎外
柳宗元主张作人要内有德才,外有文才;作文要内有思想性,外有艺术性。他在《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中说“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
有了德才,还需要去表现。只有磨练掌握了真才实学,又把它很好地发挥了出来,这样“有乎内”,还“饰乎外”,形成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就可以达到圣贤所看重的理想境地。
柳宗元对德育的诸方面都有所论述,可见他的德育思想也是比较丰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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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荣春.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华南师范学报,1981,(4).
[3]王元湖.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
吴霞（1989.08-），女，中国重庆，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职业技术教育学。
摘要：自古以来，道德教育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备受重视，在丰富的德育思想遗产中，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亲亲”“尊尊”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思想体系，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促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初步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容、目标、价值进行简要阐述，并从德育主体、德育客体两个方面探讨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学校德育的现代意义，为解决我国当前的学校德育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内容；目标；价值；现代意义
前言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引导我国文化前进方向，是我国道德教化的优秀范本，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过程中，曾一度强调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铸就中华儿女的民族魂，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时刻警醒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先秦时期作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其道德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德育思想提供了摹本。
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概述
1.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相关概念界定
1.1.1儒家思想的含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居十家之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狭义上讲，儒家思想是由孔子确立其基本思想格局，经由孟子、荀子改造发展而渐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讲，儒家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思想，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至清朝，无论是国家的正统理论，还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占据着首要位置，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可见其影响之大，生命力之强，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等思想。
1.1.2先秦儒家思想的含义
孔子于春秋战国时期创立了先秦儒学，后经由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以伦理思想为内核，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高扬人本主义精神，是显赫一时的学说，经久不衰，至今都有深刻影响。孔子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坚持以“仁”为核心，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孟子继承并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建立了以“民贵君轻”、“行王道”“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说，推动儒家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言性恶，主张理天下以礼为本，礼法结合，形成了“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他综合百家，改造儒学，丰富儒学。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1.2.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思想渊源――“德”的思想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德”的观念。“在原始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德’的观念，甚至连美丑善恶的德行观念也是不存在的。”[1]周公是先秦思想史上公认的，明确提出政治之“德”的第一人，此后，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说，对“德”的观念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王能统治天下，被认为是“以德配天”，体现了对“天命说”的进步，不仅在宗法观念中闪耀着“德”的光芒，在政治观念中也强调了实施“德治”的重要性，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将“德”从天和祖先的意志中解放出来，用人性论来论证政治的合理性，从而将“德”的观念植入到人心。在先秦儒学德育思想中，道德作为一种精神性力量，其基本目标是维护统治秩序，主要体现出对自身的动物性本能和欲望的理性对待及规制上。
1.2.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逻辑基础――“人性”思想
雅斯贝尔斯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说，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诞生和精神的存在都与此息息相关。[2]孔孟荀都是从人性观出发对道德进行论述的，孔子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习惯是后天形成的，大多数人的天赋素质都是差不多的，由于人们后天所受的环境、教育和个人努力程度不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异，因此，实施道德教育是可能的，它对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仁”的外在表现即“爱人”，不管是“亲亲”之爱还是“泛爱众”，作为爱的形式，都是善的表现，由此，我们也可以讲，孔子所讲的性是一种趋于善的性；[3]孟子认为人性的善就如自然之水往下流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依据，他以人性本善的视角讨论了实施道德教育的可能性；荀子在人性问题上坚持两个观点，即人性恶和化性起伪，区别于孔孟的人性善观点，他从性恶的角度阐述了实施德育的必要性。清代学者戴震曾就荀子的人性说提出，荀子的人性说实际上是主张人性可以通过学习而得以改善，而如果顺其自然就会成为恶。[4]
孔孟荀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共同追求的内质是性善，虽然孟荀由善恶各为一端而言性，但最后在两者的契合点――善进行交互汇合，由此可见，善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基础，同时，先秦儒家注重自我教育，他们认为实施自我教育的基点是内在的善性，道德教育必须依托于伦理善，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还是荀子的性恶，都从不同的层面论证了实施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1.2.3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基础――“礼”的思想
儒家的“圣人制礼作乐”的说法，认为“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皇帝”；“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5]儒家将“礼”归于圣人之作，更多意义上应该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孔子将仁的思想融进礼的发展，正式提出以“仁”作为礼的精神实质；孟子继承并发展其思想，充分尊重礼，并将礼提升到人生之道的层面；荀子从礼的起源、功能和本质等方面，全面阐述了礼的思想，他坚持“以礼治国”为本位，“隆礼”成为荀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孟子和荀子的完善下，中国礼文化的雏形得以丰富和发展。“如果说周礼主要体现为一整套模式化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礼论则是在这一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日趋瓦解的历史境况中，挖掘和增强了礼的内在精神价值，将礼的制度典章提升到思想学术层面，实现了礼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6]
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之特质
2.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鲜明，内容丰富，重新全面的梳理其基本思想，把握儒家思想的脉络，能够更好的再现儒家德育思想智慧的光芒，为我国德育现代化奠定基础。
2.1.1“仁”为内核的德育思想
先秦儒家围绕“仁”的思想，以不同视角和层面，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以“仁”为内核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而亲仁。”[7]先秦儒家的道德楷模是圣人，现实社会的道德模范是仁人，“仁”的根本出发点是指人必须有真性情，并且要通过道德范畴来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礼”的实施是“仁”的要求；其次，“忠”、“恕”是“仁”的体现；最后，“恭、宽、信、敏、惠”是“仁”的内在要求。
2.1.2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
《荀子・大略》载：“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8]意思是，君者所以能为王，主要在于隆礼尊贤，荀子对礼的发挥在先秦儒家中处于极高的位置，他人伦秩序和社会规范的角度论礼，还直接提出礼是一个国家存亡的关键，“礼”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内容，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礼”强调的是整体的社会秩序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故而“礼”的基本精神首先应当是秩序精神，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与“仁”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礼”是“仁”的外在体现，是“仁”的范本；“仁”是“礼”的核心，是“礼”的灵魂。
2.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价值
先秦儒家把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认为道德教育是一种统治手段，它和政治、法律处于同等地位，道德教育的成败决定了政治上的得失、国家的兴衰，道德建设是政治上清明、天下大治的前提，因此，孔子提出了“德治”学说，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国君如果采用道德教化的办法治理国家，他就会安于自己的位置，臣民就会像众星拥戴北极星一样去拥戴他。孟子认为道德对社会生产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德育是“保社稷”、“保四海”、“保四体”的基础，道德教育是与国家存亡、个人安危紧密相连的，其它任何东西都无法与社会价值相比拟，进一步对孔子的道德政治价值论进行了升华。荀子认为法家虽能攻伐天下，兼并天下，却无法治理天下，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是以道德教育为根本大计，道德教化是巩固国家、维护统治的利器。
3.儒家德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稍显陈腐老套，与现代社会追求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是，儒家德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主流思想，它从一定程度上积淀了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道德实践中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包含不少真理性的颗粒，我们在寻求发展时，应批判性地继承和创设式吸收这些精华成份，这对有效解决当今的学校德育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德育主体的意义
3.1.1继承德育至上思想
先秦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德育是天下大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兴衰，因此，他们都坚持以德育为根本，这个优良传统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夯实的基础。然而近年来，学校德育工作并不乐观，其面临着就业压力、升学压力、社会需要等多方面原因，各学校重智育轻德育、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的现象屡禁不止，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没有真正担负责任，对德育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放任其发展，使德育工作总是流于形式，受到了巨大的牵制。为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坚持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都要渗透德育思想，坚持德育至上。
3.1.2弘扬儒家仁爱精神
教师的基本道德要求是教书育人、热爱学生，先秦儒家十分推崇孔子的“仁爱”精神，指出这种仁爱精神更应该体现在一名合格的教师身上，他才能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怀和爱，帮助学生更好的发展。现代社会“一个好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9]弘扬儒家“仁爱”精神，体现在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上，主要有以下几点：“有教无类”，“当仁不让于师”，“诲人不倦”。
3.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德育客体的意义
3.2.1塑造现代社会理想人格
历代文人墨客都努力探寻儒家理想人格，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奠定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格局，蕴含在儒家理想人格中的精神价值，以其超越性深深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走向，儒家理想是东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种做人的标准，更是一种人生的目标，儒家理想人格为我们确立现代社会理想人格提供了现实价值，首先，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再次，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树立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最后，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具备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今天，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了更好的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当代学校德育教育中，更应大力弘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把握其思想内涵，具有坚韧的人格。
3.2.2指导青少年加强自我教育
所谓自我教育，是指受教育者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以社会发展及教育者的规范、要求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自我选择、自我内化、自我调控等一系列主体性思想转化活动，以提高自我品质，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品质。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一直秉持这样一个信念，即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不断进取，就能达到既定的道德目标，实现既定的道德理想，因此，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是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指导方法：首先，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高度重视学生的自我教育，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一切成长、一切学识、一切发展都来自内部，教育的作用在于对这种发展进行引导和指导，使其有所成效。”[10]一切教育活动都离不开教育对象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否则任何教育都不能顺利展开，都会流于形式；其次，积极引导学生培养自我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主动性，提高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自己的能力，以减少盲目性；最后，经常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反思也是必不可少的，学生要学会勇于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提高道德修养。
结论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德育实践任重道远，德育现代化面临着不断地冲击和挑战，德育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推陈出新，捕捉德育发展最佳时机，通过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进一步的剖析理解，批判地加以吸收与借鉴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优秀的德育文化资源，将对于有效解决德育问题、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1.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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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北京大学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关键词：儒家 德育思想
一、儒家德育思想的目标
孔子对圣人和贤人有着很高的赞誉，认为所教育出来的人，应该具有圣人的人格，这种人必须有刚强的意志，注重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修养，肩扛国家大任，关心百姓疾苦，居庙堂之上能“修己安百姓”，处江湖之远，能够“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并且具有博爱的精神，遵守一切礼制，遇难时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培养出一个“忠信孝廉仁义礼智”全都具备的“内圣外王”的形象。但“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常人与圣人相差甚远，则退而求其次。君子形象就成了儒家教育的现实目标。
要想达到君子这一形象。无外乎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这两方面。子日：“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三者代表的分别是情感、理智和意志，所以，要想达到孔子所期望的君子形象，首先内在品格需要做到这三点，即：要有健全明晰的理智，爱憎分明的情感，勇敢坚强的意志。
对于君子的内在品格，孔子依据于“仁”，那么君子的外在形象自然是依托于“礼”。“约之以礼”是以“礼”为外在形式。换句话说就是“仁”所包含的君子所有的内在品格要通过“礼”来具体表现，君子的行为必须要符合礼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仅在行为举止方面。在一些仪式和衣着上也有严格的规定.举手投足间必须按照“礼”的原则。
二、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道德教育，是以“孝”为基础，以“仁”为核心观念，以“礼”为制约和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
（一）仁
“仁”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孔子要人人都怀有爱人之心，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有仁德的人会用爱心去对待他人，既自爱又爱人，既自尊又尊人。“仁”是一种宽容的精神。孟子在这方面工作也做得很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之于物也，爱人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把仁爱的精神，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周围的人，爱所有的人。如果把“仁”上升到社会的角度。那么它就是社会的最高准则，孔子认为统治者都有“天下归仁”的理想愿望，要实现这一愿望，必须要明白和遵循“民兴于人”的原则。
（二）礼
儒家中“礼”的地位亦是非常重要。其范围跨度非常广，小到日常礼仪和行为规范，大到规章制度和伦理纲常，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期。所以强烈要求推崇礼制，他的一生都在为恢复礼制奔波忙碌，虽是恢复，实则是建立一个新的礼乐制度。子日：“不学礼，无以立。”由此可见，孔子认为礼是人们的立足之本，在日常生活中，人民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注意自己的形象。具体该怎样做呢？“颜渊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孑L子非常巧妙地根据“仁”和“礼”的关系。用“仁”来回答“礼”的问题。儒家所倡导的“礼”包含形式和本质两方面，礼的形式起着一个规范和制约的作用，而“礼”的本质，则是人内心的需求和欲望。用“礼”的外在形式来控制和调节其本质中的欲望。这是划分“礼”和“非礼”的一个界限，表现出来就是勿视、勿听、勿言和勿动。“礼”被看作是所有品德和行为的制约，只有经过它的规范和调节，人们才能修养为君子。
把“礼”放到社会这个大层面上来看，所体现的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及伦理教化。孔子希望建造一个以“礼”为代表的有秩序的社会制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司其职，各守其分，彼此不可逾越，“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由此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秩序。秩序是“礼”的内在精神，人们按照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礼制，有条不紊地各尽其能，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三）孝悌
“孝”是孝顺父母，“悌”是敬爱兄长。子日：“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由此可见，“孝悌”在儒家德育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孝”以“仁”为思想中心，以“礼”为基本规范。表现出来就是“爱人”，这是实现“孝”所迈出的第一步，“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也。”（《论语・学而》）所以，“孝”是以“仁”为中心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一个人在家中如果能孝顺父母，在外面能够敬爱兄长，那他就具备了爱人这一品德。孔子认为具有“孝悌”品格的人是不会逾越合乎“礼”的等级界限的。
儒家提供了多种尽孝的途径。“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孝顺父母要不违背礼，父母在的时候，以“礼”的标准去侍奉，父母不在了，以“礼”的标准去埋葬、祭祀。“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让父母只担心自己会染上疾病，品行让他们放心，这样也可以尽孝。“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如果想把赡养父母与圈养犬马分别开来。那就要对父母怀有敬重之心，此为尽孝。儒家这种“孝悌”的思想，在历代人们脑中根深蒂固，对现代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忠信
忠为“实心”，信为“实言”。“忠信”是尽忠职守、讲究信用。“忠”是作为国民的责任，忠于祖国和人民。“信”是一个人立身之根本，子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强调修身要每日自我反省思想行为；“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孔子强调人要诚实守信，提高自身修养，以忠诚守信顺从大义来提高德行。孔子的优秀弟子、衣钵传人曾子也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的言行。替人家\划的事是否已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心诚意，学到的知识是否已温习实践。由此可见，忠信的重要程度。但讲信用也要谨慎：“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君子贞而不谅”，守信也并非不能不顾是非，要坚守正当。
三、儒家德育的方法
儒家在道德教育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方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一）因材施教
孔子收的学生背景多样，生活条件、经历、性格特点和智力都不相同，所以在教学中孔子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选择不同的教育方法，让不同的学生都能有所发展。
一个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公西华对于孔子对两个人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感到困惑。孔子解释说冉求做事畏畏缩缩要鼓励他向前，子路好胜要抑制他。再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见大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个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什么是仁，孔子根据四人的情况分别作出了四种回答。τ薅鄣姆迟。孔子只让他做到最基本的“爱人”：对话多烦躁的司马牛，孔子回答做到“仁”要注意自己的言辞，谨慎说话；对不考虑他人感受、不谦逊恭敬的仲弓，孔子回答要体谅别人、换位思考；对德行很高的得意弟子颜回，孔子说要遵循“礼”，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是“仁”的最高标准。孔子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和造诣，对同一个问题做了不同的回答，使每个学生都受用。
（二）启发诱导
孔子是教育启发诱导的鼻祖.“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其启发式教学理念。“愤”是学生对一个问题想要解决却又解决不了。这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进行指导。使学生开启思路，从而实现“启”的效果；“悱”是学生思考一段时间仍然没有考虑成熟。想表达又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状态，老师应该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本质，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同时老师还要求学生举一反三，这一教学方法在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今天的教育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三）言传身教
儒家强调道德教育要以身作则，树榜样作用。孔子比较重视身教示范，在这一方面做得尤为突出：“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子曰：‘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在教育中提倡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将道德要求运用到实践中，成为学生效仿的榜样。
（四）环境教育
关键词： 老子 道德教育思想 现实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今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指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老子思想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其所宣扬的“尊道贵德”思想，对于完善个体的道德品格，优化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强化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德育教育注意挖掘和吸收老子的德育思想，以便继承发展、古为今用。
一、老子道德教育的目标
老子生于春秋末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丰富而深刻的道德教育思想主要保存于《道德经》中。理想人格是道德教育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将理想人格作为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一问题上，老子的道德教育将培养“尊道贵德”的圣人作为理想的人格目标。
“道”和“德”是老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在《道德经》中“道”是一个有多重含义的概念，既是宇宙的本原，又是万物之母，还是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尊道”强调的是道德教育所培养的圣人应是体认自然大道，遵循规律而为之人，并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德实践原则达到“无为而治”的道德境界。“德”与“道”相伴而生，二者密不可分，所谓“道之在我之为德”，“德”是“道”的外在具体表现形式。老子认为，人类最高的德性应该是与生俱来，未受外界污染的自然之德。《道德经》中所谓的“玄德”、“孔德”、“常德”等，强调的都是“自然之德”。老子指出，自然之德是人类道德的至高境界，只有未经世俗污染的“婴儿”与“赤子”方可具有，因为他们无知无欲，纯任自然。而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都会受到世俗尘埃的沾染，使得心灵逐渐丧失掉空明宁静的状态，逐渐丧失自然之德。因此，后天的道德教育就显得至关重要，人们可以通过后天的道德教育复归先天的自然之德，从而达到“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的道德境界。因此，可以说，老子的道德教育以培育“尊道F德”的圣人作为理想的人格目标，《道德经》所强调的“道生之，德畜之”的用意正在于此。
二、老子道德教育的内容
老子十分重视后天的道德教育，《道德经》中就有老子关于道德培育的诸多论述。通观《道德经》可知，为了培育“尊道贵德”的圣人，老子主要确立了以“慈”、“俭”、“让”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内容。因此，老子所讲的“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完全可以看作是其德育内容的总纲。
1.慈爱的思想
老子指出，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民生凋敝社会局面的出现，主要就是人们之间“慈爱不施”的结果。因此，老子认为，“慈爱”德行的培育应该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慈爱”德行的培育途径主要有两点：
一是以道德榜样的力量，培育人的“慈爱”之德。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强调在施行道德教育之时，要以身作则，以己及人，从而以道德榜样的力量使得人人向善，培育人们的“慈爱”之德。老子认为，执政者是百姓的道德榜样，会对百姓品行的形成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因此百姓必须以慈爱治民，如若不然，百姓的道德水准就不会提升，天下就会出现“民之难治”的局面。
二是以良好的社会环境，培育人的“慈爱”之德。老子坚决反对战争，认为战争破坏国计民生，引导人们互相杀伐，不利于良好社会环境的营造，有碍人们“慈爱”之心的培育。《道德经》指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目前，国际社会动乱和战争时有发生，反对战争，倡导和平仍然是当今时代不变的主题，“和平”是主席执政的高频词，于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指出：“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因此，在施行道德教育时，要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毕竟环境对于人们道德品行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2.尚俭的思想
春秋时期，贵族阶级盛行奢靡之风，老子站在国计民生的角度大力倡导节俭，以维护“抑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道德经》对贵族奢侈糜烂的生活多有抨击，指出贵族阶级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大肆搜敛民脂民膏，使得社会出现“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的颓败局面，而他们却像强盗头子一样搜刮占有富余的财货，以满足自己“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的奢靡生活。
老子主张在进行道德教育之时，要着力培育人们的“尚俭”德行。老子指出人们物质生活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为腹不为目”，就是要摒弃一切物欲的诱惑而保持安定知足的生活方式，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一切作用于感官的物欲享受都会激发人们的放荡享乐之心，滋生奢靡之风。奢靡之风的盛行，会使得人们的欲望无限膨胀，“横征暴敛”，“杀人掠地”等事就会频繁发生，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因此，老子主张统治阶级应该“去奢”，甚至描绘了一幅“小国寡民”的理想生活图景，“小国”之中的“寡民”，淳朴而无欲地生活着，生活虽然看似清俭，但他们却“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乐在其中，故而“反奢贵俭”德育教育的施行应该建立在寡欲知足的基础之上，所以《道德经》进一步指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的尚俭思想与后来墨家的“节用”思想对中华民族“节俭”这一优秀传统美德的形成影响巨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奢靡之风逐渐抬头，故而主力倡导节俭，要求全社会“厉行节俭，反对浪费”，“国奢则用费，用费则民贫”、“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等成了经常引用的高频之典。
3.无私的思想
“无私”是老子德育思想的核心，更是在八十一章的《道德经》中反复出现的道德理念。《道德经》首先以“天长地久”为着眼点，论证了“无私”的天道依据。老子指出，天地之所以能够恒久不变地存在，是因“其不自生也”。因此，人类社会应效法天道，奉行“无私”之德。老子指出，自然之道是生养万物而“功成弗居”。因此，《道德经》指出，圣人德育天下，必须“无私奉献”，以身作则，“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老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战乱不断，可以说，这一切动乱的根源就来自于人的私欲，人们发动战争的主要意图无外乎是对物质财富的争夺，所谓“春秋无义战”也。故而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复强调要消除人的私欲，主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认为圣人不存占有之心，尽力照顾别人，给予别人，自身反而是充足而丰富的，所以是“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人们如果能将“无私奉献”的精神推己及人，和谐稳定社会局面的出现就终将成为必然。
4.谦让的思想
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来备受推重，《尚书・大禹谟》中就有“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的说法，《周易》六十四卦中唯一“吉无不利”的一卦也是谦卦。作为周王朝的史官，老子得以博览各种典籍，而《尚书》、《周易》中尚“谦”的思想对其产生较大的影响。老子认为凡事都不要做得太过，人要懂得适可而止，盈而生骄，便会自遗其咎。《道德经》反复强调指出谦下的重要价值，认为“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乃不变之道，是以圣人仿之，“抱一为天下式”，而至“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的道德境界。同时，《道德经》对“自满自矜”之行给予了坚决的抨击，甚至将其比喻为“余食赘形”，同时以“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为类比，坚决申明“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的道理。
天地之间的万物，老子最推崇的是水。《道德经》中就有“上善若水”的著名论断。老子认为水最大的品性是“处众人之所恶”、“善利万物而不争”，所以水也是天地之间最接近于“道”的所在。《道德经》指出，人的德行修养应该效法于水，“卑而处下”，“为而不争”，争取做到“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同时水具有以柔克刚的特性，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所以在进行德育时，也要效法水的“无有入无间”之性，行“不言之教”，得“无为之益”，以无形的力量德育天下。
除了上述“慈”、“俭”、“无私”及“谦让”等道德范畴之外，《道德经》中还有很多关于“真”、“信”等道德范畴的论述。老子推崇淳朴自然的生活状态，故而其德育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使人复归朴实敦厚的自然之德。老子指出，仁义等道德范畴的出现和宣扬，是社会偏离“自然之道”，丧失“自然之德”之后的畸形现象，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故而《道德经》极力倡导通过后天的道德教育，使人们回归原始而浑朴的道德本真。
三、老子道德教育的方法
为实现道德教育目标，推行道德教育内容，老子在道德教育实践过程中开创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道德教育方法。
1.“不言之教”的方法
老子在《道德经》中一再强调“不言之教”，所谓的“不言之教”就是要求施教者自身应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并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无形地影响感化受教者，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老子看来，这种德育方式更符合“道法自然”的规律，它注重的是人性的自然感化，这无疑开了西方“自然主义教育”的先河。
2.“循序渐进”的方法
老子认为道德教育的施行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方法原则，所谓“循序渐进”就是要求施教者在进行道德教育时，不能急功近利，妄图一蹴而就，要尊重客观规律，循序渐进，不能揠苗助长。同时，施教者要教育受教者从小处着眼，从小事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逐渐培养自身的德行。老子指出，优良品行的培育都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3.“自我完善”的方法
老子J为，人们道德品行的培育，一方面要依靠外在教育的作用，另一方面要依靠道德主体内在的自我完善。为此，老子提出以“涤除玄览”为方法的理想道德人格的培育之道。所谓“涤除玄览”就是要求道德主体排除主观欲念，保持内心的平和虚静，以此回归道德的本真状态。可以说，“涤除玄览”的德育方法正是今天广为推崇的“心灵教育”，强调通过“心灵陶冶”的方式，培育人的道德品行，正所谓“教书先育人，育人先育心”。
四、老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老子倡导“尊道贵德”，追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道，其所倡导的慈爱、尚俭、无私及谦让等德育思想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也与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相互契合，对当今高校的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老子的德育思想有助于培育学生和谐的处世之道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内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生活中人要学会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从而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实现高等教育和谐发展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教育应答”[1]。老子将“慈”作为道德三宝之首，极力宣扬与阐释慈爱思想，就是希望以慈爱之心平衡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培育人们和谐的处世之道，这本质上与儒家的“仁爱”观、墨家的“兼爱”观并无二致。另外，老子所倡导的“无私”与“谦让”等思想同样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不可或缺的道德范畴。高校在培育学生和谐处世之道之时，要注意挖掘和吸收老子优秀的德育思想。
2.老子的德育思想有助于培育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
20世纪以来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在向自然不尽索取的过程中，忽视对自然的回馈与保护，生态文明受到极大的破坏。因此，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问题成为摆在高校德育教育面前的重要课题。“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应当充分有效地融入高等教育的全过程”[2]。老子的德育思想不仅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更倡导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文明思想。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倡导人们按自然规律办事，争取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高校的德育教育应注重吸收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培育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
3.老子的德育方法应该为当今高校德育工作所吸收和借鉴
老子提倡“不言之教”，强调施教者自身的道德素养，注重人格感召的力量，因此，高校德育工作者应注意提升个体的道德水准，以师德的力量感召与教育学生，“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是教师之灵魂”[3]。同时，应该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通过“心灵教育”的方式实现学生内在的自我完善。在实施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循序渐进、由小及大，逐步培育学生完善的道德品格。
老子的道德教育思想指明了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及实现途径，挖掘了人性之善，昭示了人类德性的自觉，凝聚了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直至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董泽芳.科学发展观与高等教育和谐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2006（1）.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道德教育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朱熹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亦集中于此。朱熹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主张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因此，古代的教育者都把道德教育置于优先地位。反之，如果缺乏德行而单纯追求知识，人就会像离群的“游骑”，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归宿。
他常以孔子所谓“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话来教育学生，且认为“此是古今学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切宜审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他坚决反对“学圣贤之理，为市井之行”的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把做学问看作是中科举，猎取官禄的阶梯和资本，朱熹对此是极为反对的。他提倡所谓“复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来教育学生，“使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得朝廷之用”(《濂洛关闽书》卷十六)。朱熹始终把德育放在领先的地位，把德育与智育融为一体，既教学生以知识，又教他们怎样做人。在他看来，小学教育是基础，是“培根”的工作，故从小向儿童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尤其重要。
朱熹认为，儿童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畏隆师之道”方面的伦理道德皆蕴藏于儒家经典之中。“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因此，儒家经典乃小学教育的基本内容。
朱熹平生编写的大量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如《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小学》、《四书集注》等，都是他亲自编写的儿童读物。特别《小学》和《四书集注》，一直为宋末和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作为正统的小学教材。
朱熹编写的这些儿童读物，都把宣扬儒家思想放在首位。如《小学》一书乃博采六经、史传以及孔子后学著作中有关忠君、孝亲、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故事、训诫等编写而成，集中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如朱熹自己所言：“修身大法，小学备矣”、“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之书”（《朱子语类》卷七），那是做人的样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还拟订了许多道德教育规范：“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熹又在《德业相劝》中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肃政教，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导人为善，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上述列举的这些“能”，要是真能做到，那就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了。这虽是朱熹写的《增损吕氏乡约》一文中的条文，但也可以说是朱氏的道德教育观的基本内容。
三
至于德育的方法，在朱熹看来，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他认为青少年思想单纯，最易受社会上各种思想影响，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可是，“非礼之端不能禁外之不来，而能禁内之不往”(《续近思录》卷十二)，是故只要我们把“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只要“先入为主”，就可免“扦格不胜之意矣”。(《小学集注·原序》)朱熹强调婴儿坠地之后，乳母之教，尤为重要。长到6岁，要教以数目、方名等浅易知识。8—15岁为小学阶段。“人生8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朱熹主张家长对青少年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使其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所以家庭教育不可有丝毫放松。为便于教育从幼年抓起，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一本《童蒙须知》作为教材之用。
朱熹继承了孔子关于“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看法。他认为只要使青少年日常一言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礼仪守则和规范去做，日子久了，自然会形成习惯，长大成人后就能遵守伦理纲常而不违。可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习惯是儿童道德品质养成的关键所在。
如何能有效地培养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习惯呢?朱熹认为须从具体的日常事务入手，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子语类辑略》卷二)。为此，他主张培养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为使他们“洒扫应对，入孝出悌，动罔或悖”(《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朱熹在其撰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衣服冠履、言谈举止、待人接物、洒扫应对、读书写字等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都按照儒家的标准作了具体规范，比今天的《小学生守则》还要细致，要求青少年遵循不违，诚履笃行，庶几将来“自不失为谨愿之士”，甚而“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童蒙须知》)。
朱熹虽然强调青少年的“行”，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知”。他认为要形成青少年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还必须同时向他们灌输社会伦理道德观念，这正如他所指出：“为学之实，固有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其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曹元可》)他形象地以眼睛和脚的关系来比喻行和知二者的关系：“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行与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四
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曰立志。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
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
一曰居敬。朱熹强调“居敬”。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还说：“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由此可见，“居敬”是朱熹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
一曰存养。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
一曰省察。“省”是反省，“察”是检察。“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一曰力行。朱熹十分重视“力行”。“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是要求将学到的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朱熹的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接受道德认识的指导，并检验道德认识的正确与否等这样一些道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朱熹的上述见解，反映了道德教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至今仍有可供借鉴之处。
总之，朱熹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不仅是研究宋朝教育的重点，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时期教育的发展。朱熹逝世50多年后，宋理宗为其幼年读书处赐额御题“南溪书院”，悬挂大门上方。元至正年间，中书省理问爱卨题颂“闽中尼山”、“海滨邹鲁”匾额，将朱熹誉为福建的孔夫子。清康熙帝也御赐“文山毓哲”匾额。历代对朱熹的赞誉不胜枚举。说明朱熹的包括教育思想在内的理学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甚至到了今天还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
教育思想的实施，必须有好的教育方法为依托。朱熹主张学习之法应当“循序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忘乎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朱熹说：“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守而致精。”就是说，读书要有个先后顺序，读通一书，再读一书。他认为有些人读书收效不大，是由于在“熟”和“精”二字上下功夫不够。他强调读书要耐心“涵泳”，就是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此中的旨趣。除外，还需切已体察。朱熹主张“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什么叫“体之于身”？就是要心领神会，身体力行。
朱熹强调读书要着紧用力。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时间上要抓紧，要“饥忘食，渴忘饮，始得”；二是指精神上要振作，要“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朱熹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书籍，都是能给人以思想、睿智的。对今天的读书人来说，则应倡导创造性的阅读。爱默生说：“当心灵被劳动与创造所激励时，则无论阅读何书，每一页都会变得熠熠闪光，意蕴无穷，每一句话都意义倍增。……我们觉得作者的见识有如天地一般宽广无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