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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整个金融体系构建来说，民间金融是在正规金融框架下的重要辅助成分。从一方面基于民间金融的灵活性，其一直作为关系民生建设的重要经济成分且有效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其经济特性的复杂性，民间金融长久以来存在突出的规划监管不足问题且已严重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性与安全性。因此，从当前经济现状出发而深入研究民间金融风险成因且进行有效识别与防范，为构建健全的风险防范机制提出具体的方针策略是当前重要的经济任务。
一、民间金融风险识别
（一）民间借贷管控不全面形成的金融风险
在民间金融的资金流通中借贷是其主要流通种类，因此对借贷经济行为监管控制漏洞引起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经济风险识别的重点。区别于国家经济机构对正规金融经济交易的严格掌控，政府对规模庞大且性质复杂的民间借贷普遍较难实现全面监控与经济行为规范。虽然民间借贷可以自由灵活地为小微民营企业提供融资辅助，但基于民间借贷的私有性民营企业的资本流动公开性与透明性较差，因而相关经济部门无法及时全面地监管借贷行为并规避风险。以处于发展初期的小型民营企业为例，在有效占据市场竞争空间之前其首先面临着较大的税收压力与行业竞争，因此盲目进行发展融资成为普遍现象。而在借贷过程中缺乏第三方或政府的全面管控极易造成借贷行为的不规范或风险性，这种盲目行为会对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并逐渐产生资本安全隐患。
（二）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形成的金融风险
金融监管机制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保证经济体系稳定规范的重要管理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对于国有经济的金融监管体系已相对完善且相关监管部门也已形成全面有效的监督机制，这种针对国情现状的金融监管措施极大得削弱了正规金融各种经济活动中存在的风险隐患。相比较而言，对处于非主体地位的民间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保障以及相关机构设置一直处于滞后状态。另外从民间金融自身来看，其经济来源于组成过于复杂且私有性程度较高因而透明化监管的难度过大。并且我国金融监管起步较晚，在过于庞大的民间金融规模与高速发展现状下，因监管机制不健全而引发的金融风险是风险识别的重要组成。
（三）宏观经济政策的制约作用形成的金融风险
相对于国有经济的主体性地位，民间金融一直以来缺乏官方的明确规范化管理。因此其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动的影响较大。从改革开放后民间金融的发展历程来看，民间金融作为典型的私有化经济成分一直缺乏官方的明确信任，政府的鼓励态度与严控态度转换对其发展的长远性与稳定性带来决定性影响。这种政策性风险对于各行业民间金融来说都是无法认为预测与防范的，而当下互联网时代民间金融虽然发展趋势良好，但在国际形势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因而相应产生的政策性风险也应作为重要的民间金融风险进行识别与防范。
（四）民间企业资金控制不到位形成的金融风险
对于规模庞大的中小型企业而言，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市场环境以及竞争激烈的行业市场，其自身的运营管理机制决定了其资本流动的风险性。相对于大型国有企业，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具有突出的资本规模较小、流通灵活等特征，这种特质使得管理层可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来灵活地调整短期发展规划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从私有资本的趋利性本质来看，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的一切发展规划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民间资本的盲目性对民营企业资金控制的负面影响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
二、民间金融风险的防范机制构建
（一）强化民间借贷监管，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民间金融作为重要的非正规金融组成，如何发挥其在市场经济下对中小型私营企业的资本支持作用是当下经济建设的重要工作。缺乏有效管理的民间金融会对整个市场金融体系带来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因此为了保证国家经济运转的平稳性与安全性政府应强化对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民间金融具有突出的高风险与高收益特征，其资本流动性作为风险评估的重要指标应得到高度重视。强化对民间借贷活动中资本流动性监管指标的量化处理，在此基础上设立针对性的第三方管理机构，在加强政府监督管理工作的同时完善其行业内部保障。另外在实际的借贷行为中，对于借贷双方而言都需要同等的保障机制即存款保险与存款准备金制度，由第三方监管机构来制约不良金融行为。还应对民间金融环境进行严格监管，地方政府应紧密结合地方金融环境现状积极扩展发展空间，逐步优化经济活动的市场环境。
（二）加强民间金融监管，构建系统监管体系
从当前现实经济发展现况出发，当前民间金融具有突出的规模巨大且性质复杂的突出特性。民间金融相关的经济活动往往实现形式复杂，参与的利益主体一般并不局限于双方企业，因此要加强对其的监管必需各相关政府部门协同配合。参与市场金融监管的机构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工商部门以及公安司法等，要实现对复杂多变的民间金融监管需要构建灵活多变且监督全面的监管体系。首先各地区的银监会需重点负责以投资贷款公司与网络贷款为代表的民间金融活动，另外还要积极引导行业领头者组织成立组织协会以加强其内部监管。对于规模巨大的私有资产借贷行为要进一步完善具体金融活动中的法律条例与行业规范，为后期工商部门与公安司法的监管与处罚提供体系保障。
（三）加大立法支持力度，促进民间金融发展
对比于监管完善的正规金融，民间金融的风险性与其严重缺乏法律保障有直接关系。从民间金融的立法现状来看，现有的《合同法》与《民法》仅对借贷行为有简单理论规范，规模巨大且性质复杂的民间金融严重缺乏切实可行的法律约束与法律规范。因此加大立法支持完善专业性的民间金融法律体系是风险防范的首要工作，这为民营企业实际参与经济活动提供法律性指导与保障，也为政府机构作为第三方规范监管处罚提供明确的行为条例。从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出发，在进行民间金融立法时应坚持实用性与灵活性原则以全面保障广大民营企业的权益。
（四）适当放宽利率管控，缓解金融市场分割
基于对民间金融风险的识别分析可知，我国特殊的经济发展国情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对私有经济发展的绝对性影响力。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给灵活性较高的民间金融带来更为自由开放的发展空间，虽然作为非正规金融成分其并不具有主体性作用，但作为关系民生建设的重要经济成分政府需在严格管控的基础上适当进行政策性引导。由于严格的正规金融途径无法满足巨大的资本流通需求，导致非正规途径对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对于相对对立与分割的金融市场，政府应适度减弱利率管控以发挥市场经济规律的自我调节性作用来削弱风险。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空间巨大且发展潜力较大，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需要宽松的利率管制来保证资本流通只受市场调节影响以保障优化的金融环境。
三、结语
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保障我国经济建设的长期稳定性与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正规金融控制着我国国民命脉而民间金融则关系整个民生事业建设与长期发展，因此加强对其的风险识别与建立科学完善的防范机制是关系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楚郢.我国民间金融风险的成因及其防范策略[J].财政金融，2015（08）：159-159.
一、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大企业整体规模大、员工人数众多、营业收入巨大；大企业在组织结构上往往也比较复杂，拥有大量母子公司以及分公司；税收征收事项比较复杂，大企业每年带来税收贡献的同时，对大企业进行征税也是非常复杂的工作，对于跨国家、跨区域、多产业链条、宽领域的大型企业，适用的税率、税收征管的对象等方面都是一个难题；企业本身有一定的税收风险管理意识，因为大企业的税收数量庞大，大企业在内部管理上会关注税务问题，对国家颁布的一些税收政策也比较敏感。首先，因大企业的税收在国家税收安全所占的比重比较大，其税务风险问题已越来越引起我国税务机关的重视，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要求企业“结合自身经营情况、税务风险特征和已有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建立相应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大企业的检查管理力度；其次，税务风险管理是大企业进行整体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瞬息万变但又错综复杂的市场条件下，大企业要想保持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必须进行正确有效的的风险管理，而税务问题作为直接影响到企业流动资金的重要一环，在考虑企业风险管理时不能被遗漏；再次，加强税务风险管理可以提高大公司的盈利能力，对税务风险进行管理，本质就是更好地研究国家对于大企业的税收政策，在保障不违背国家税收政策的前提下，确保充分合理地利用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企业利润
二、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一）对税务风险管理的意识不够
很多企业都有非常完善的财务控制系统，但是却很少有相应的税务控制系统，这已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的企业对税务风险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企业一般就是被动接受税务机关的要求，完成相应的税务缴纳工作。我国的大企业很少能够将对税务风险的管理上升到提升企业的战略定位、增加企业价值的高度。总体而言，大企业缺乏对税务风险管理的意识主要体现在：管理层缺乏对税务风险的战略性定位，公司的管理层对于税收只是被动接受，而没有将其作为提升竞争力的工具；公司执行层在具体经营活动中缺乏对税务风险的考虑。税务问题涉及到大企业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包含投资、销售、采购、生产，这些具体的经营活动的开展主要是由公司的执行层员工负责落实，如果员工税务风险不够，最终也会带来很多问题。税务风险管理意识不够还体现在缺乏全面的税务风险意识上。全面的税务风险意识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企业如果没有按时足额地缴纳所有的税款，则会给企业带来需要补缴税款、影响声誉等一系列的损失；另一方面，也包含企业没有充分了解与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多缴纳了税款，导致企业不必要的现金流支出。
（二）存在组织机构设置问题
企业的税务风险是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税务风险管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在经营的过程中展开完备的事前管理、事中管理以及事后管理。因此需要同财务风险管理一样，设置相应的组织结构进行管理，但是不同于企业的财务部门，很少有企业设置了税务管理部门，甚至连税务管理岗位也没有。在少数设置了税务岗位的公司，对其职能定位也和税务风险管理存在较大的差异。目前税务岗位的基本职能是进行税收的申报、发票的收集和缴纳。在具体的人员配备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现在的税务岗位一般是由财务岗位兼任，虽然在工作内容上涉及的点有所类似，但是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财务管理人员兼任税务管理人员，容易导致工作内容自己负责、自己监督的局面，从而加大税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大企业没有设置专业的税务机构，使企业缺乏对税务风险信息的实时把握，这些都会最终导致大企业税务风险发生可能性的加大。
（三）各部门与税务机关缺乏针对税务风险的有效沟通
内资占主导的一般大型企业少有或甚至没有设置专门的税务部门，这样就缺少了企业各部门之间以及与税务机关之间针对税务风险进行沟通的组织机构保证。由于对税务风险的战略性地位的认识不够，企业在进行重大战略决策的时候没有将税务风险考虑进去，缺乏对税务风险的事前控制。同时在公司级战略转变成部门级战略的执行过程中，业务部门由于缺乏对税务制度的敏感性，也没有及时将有关的税务信息沟通给税务部门，容易导致税务部门不能很好地进行事中控制。另外，大企业针对税务风险的沟通不畅还表现在企业和政府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不畅。目前，我国的整个税收制度还处在不断的完善之中，税务机关会在必要的情况下对税种以及税率做出一定的调整，但是由于目前在国内税务机关和企业之间还不存在很好的沟通机制，纳税资质认定、税务信息登记、关联关系及组织架构等涉税信息没法进行良好登记以致连企业连上述基本信息都不掌握，帮助企业建立完善的税务风险管理体系就难以获得实现。这些变化不能及时传达到企业之中，就会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带来一定的影响。
三、大企业税务风险的识别
（一）经营复杂性带来的税务复杂性
大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面对的税务风险通常是与一些重要的战略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大企业经营范围的变更、企业的兼并重组、注销和破产等等。由于组织的高层管理者或者企业的财务人员在进行战略性决策的过程中，没能很好地研究国家相关的税务政策，没有将行动的税务风险作为战略部署的考虑因素，采取行动后，可能面临严重的税务问题。
（二）内部控制机制不健全导致的税务风险
一般而言，大企业需有较好的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系统，从而保证对于企业的经营过程的税务风险掌控度，但目前对于内部风险控制系统的建立主要受如下制约：
（1）大企业税务内控机制的配套制度不够完善，且缺乏强制性设立要求。截至目前，尚没有一部完整法律来指导大企业的税收风险内部控制机制的建立。《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其他相应的规范性文件都只是指导性规定，并没有足够的强制执行度。
（2）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存在某些问题。一般而言，在我国大型企业有比较完备的财务机构的设置，却往往缺乏税务部门的相关设置，内部控制系统往往是由财务部门进行设置，同时又由该部门负责日常的监管，然而财务风险与税务风险是有区别的，税务风险管理需要进行事前统筹，而这是财务风险管理所不需要的，因而许多财务风险管理人员尚不具备税务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此外，在一些内资控股的大企业中（含原铁道部企业），大量存在即使设置专门的税务风险内控部门，也只是从属于风险控制部门，缺乏独立性，并且组织混乱，有的归属内审部门，有的则是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缺乏联动，统筹不足，导致企业整体税务风险管理能力低下。
（三）国家税务相关政策地区差异带来的税务风险
国家税务机关的很多条例都是指导性的规定，在不同的地区适用的时候，不同的地区往往根据地区的不同情况对条例做出具有地区特色的规定。这种规定就使给大企业面临一定的税务风险的可能，大企业在机构设置上往往跨国家和跨区域，对于同一个项目在不同的地区，可能会因为不同地区的税收政策的不同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如果企业的财务或者税务部门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做出行动之后可能就会面临巨大的税务问题。特别是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增值税条例，不同的地区对于可以纳入成本扣除的项目都有不同的规定，大企业应该重视到这一问题。
（四）制度建设不足
大企业由于行业复杂，决定了其对于税收政策的调整、改变比较敏感。企业从意识到问题到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还需要税务机关的服务，但是当前我国的税务机关还没有针对大企业税务问题的专门和特色性的服务，而大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的变化，迫使大企业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相应的决策，这一决策是否符合国家的税务政策具有不确定性，就会给大企业埋下税务风险的隐患。同时，税务机关相应的制度体系建设、服务监管能力有待提升。大企业组织结构复杂，具体生产经营项目多，信息化应用程度高。而基层税务人员常常疲于应付税款的核查、催报、征缴等日常事务工作，难有余力建立纳税模型、风险指标模型，无法准确形成风险评估报告，更无法及时准确反馈至企业，帮助企业提升自身纳税风险控制能力，规避风险。
四、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原则与应对机制设计
（一）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原则
（1）合法性原则。对大企业进行税务风险管理其中一个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利用我国税收政策的优惠性，尽可能降低企业所缴纳的税款，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但是必须意识到，利用税收优惠性的前提是企业必须符合合法性的原则。合法性的原则包括：在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应将税收因素考虑其中，尊重并符合税法的规定；在具体的税务条目的处理、税务的登记、申报、账簿凭证管理、税务相关档案管理等都必须符合国家相应的规定。
（2）成本收益的原则。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是一个完备的系统，涉及到企业内部的组织机构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所需要花费的成本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要是不考虑企业当前的实际情况，盲目地进行税务风险管理的整个体系的构建，可能会给企业的收益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企业必须考虑当前所处的实际情况，对税务风险体系构建的成本和收益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3）及时沟通的原则。前面提到大企业在税务风险管理上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内部部门之间以及企业税务部门与政府税务机关之间的沟通存在问题。由于我国的大企业所属行业不同，在具体的规模、组织结构、涉税事项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为了尽可能实现对税务风险全过程的监控，就必须加强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在涉及到税务问题上的及时沟通，以及企业税务部门和政府税务机关之间的及时沟通，以了解国家最新、最准确的税务政策信息，这样才能使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时提前进行综合考虑。
（二）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应对机制
（1）在企业上下强化税务风险管理的意识。从以往的实践情况来看，企业税务风险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的管理者或者具体的税务执行部门缺乏对税务风险管理的应有重视，或者没有及时了解国家税务相关政策的变化造成的。所以进行完善的税务风险管理，必须强化全公司对税务风险管理的重视。一方面，公司的管理层必须从战略意义的高度来认识税务风险管理，关注国家在税务政策上的变化并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来决定企业在不同阶段的税务风险管理的策略。企业的管理者还必须加强在执行过程中的监督，促使全公司形成重视税务风险管理的文化和环境；另外一方面，必须强化公司每一个员工的税务风险意识，因为税务风险往往来自于企业的经营活动，这就要求企业的每一个员工尤其是税务经办人员要有比较好的风险管理意识，因此，企业必须加强对员工尤其是税务经办人员的定期培训工作，企业内部的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是企业不发生税务风险的最直接保障，必须对员工开展定期培训，特别是在国家的税务政策发生改变时，以提高其识别、管控、规避税务风险的能力。
（2）依据企业自身的特点设置专门的税务风险管理机构。随着税务风险管理重要性的日益凸显，我国的大企业应依据自己的不同发展状况和税务风险管理对其影响程度，设置不同的税务风险管理机构。可以设置专业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也可以在一定时间之内在财务部门内部下设税务风险管理机构，人员的配备也应予以保证。
（3）在大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要改变当前大企业税务部门仅局限于事后控制的局面，努力向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全过程控制转变。必须依靠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一方面可以通过将企业税务部门的管理者纳入到战略制定的员工之中，提前介入，事前管控；另一方面在公司重视建立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联动，加强互动性。它既要求大企业及时填报相应涉税信息，同时也要求税务机关要根据企业报送的信息开展核实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树型管理体系。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资金市场上普遍存在着因供需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资金不合理配置（逆向选择）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借鉴Spence的信号传递模型，运用Bester的结论——抵押品数量可以充当甄别贷款项目风险的机制，构建了一个具有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特征的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内生化了贷款抵押品数量和银行贷款利率，分别讨论了银行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下混合均衡和分离均衡出现的几种情况，为银行提供了一种相对更高效率的识别企业风险的机制。
关键词 ：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抵押品信号传递：企业风险识别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2. 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7-0107-07
收稿日期：2015 -03 -06
基金项目：山东省科技发展计划“中小企业融资信息平台建设与体制创新”(2012GGE27002)
作者简介：黄少安（1962 -），男，湖南邵阳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E-mail：shaoanhuang@ sdu. edu.cn
张帅（通讯作者）（1988 -），女，山东潍坊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研究。
一、引 言
中国现阶段中小企业融资普遍困难的现象促使我们关注和研究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观察发现，在资金市场上，不仅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其他各类资金供需方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于是，资金供给方会对资金需求方保持警惕，从而提高贷款利率。而资金市场上的那些总体信贷风险较低的资金需求方不愿意承担过高的贷款利率，相反那些信贷风险比较高的融资者却比较愿意接受较高的贷款利率。根据逆向选择原理，在资金市场上“格雷欣法则”也会出现。因此，研究资金市场上一般化的资金供需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更大的意义。
国外的一些学者利用信贷配给模型解释了信息不对称能够导致资金市场失灵。Stiglitz和Weiss认为信贷市场上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逆向选择又是产生信贷配给的根本原因。S-W模型证明由于存在逆向选择，银行会在一个低于竞争性均衡利率水平上对贷款申请者实施信贷配给，被配给出信贷市场的贷款申请者即使给出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Wette证明了在借款人风险中性的条件下，银行的抵押品要求同利率一样也可以成为信贷配给的内生机制，因为对于风险中性的借款人而言，抵押品要求的增加同样可能引起逆向选择，从而减少银行的期望收益。Bester利用Wette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考虑利率和抵押品要求的信贷配给模型，将抵押品和贷款利率同时充当银行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即银行可以通过企业对抵押品数量和利率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来分离高风险和低风险的贷款项目。
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有两种渠道：一种是信息优势方主动通过其可观察的行为把相关的不可观察的信息传递给信息劣势方；另一种是信息劣势方设计机制甄别拥有不同私人信息的信息优势方。Bester是从信息劣势方即银行的角度出发设计信息甄别机制，以便主动识别贷款项目的风险类型。但是，在现实中，银行没有动力设计信息甄别机制，因为这样会大大增加银行的贷款成本，因而需要设计一种低成本的市场机制来帮助银行识别企业风险。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将利用上文提到的第一种解决逆向选择的途径——信号传递机制。
信号传递模型源于Spence的研究成果，他在劳动力市场上设计一种市场机制——企业通过观察工人受教育程度来识别工人的生产力水平。由于具有不同生产力水平的工人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不同，Spence发现专用教育作为传递工人不可观测的生产力水平信号，将出现如下均衡：高能力工人比低能力工人选择更多的教育，并且企业正确利用教育水平差异中包含的能力差异的信息。通过传递能够显示工人类型的信号，使劳动力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实现帕累托改进。
我们从Spence提出的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模型中得到启发，运用其基本逻辑，在抵押贷款市场上设计类似的一种市场机制以帮助银行识别企业风险。在这个抵押贷款市场上的信号传递模型中，我们还要运用Bester的一个结论——抵押品数量也可以充当分离贷款项目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我们通过将企业提供抵押品所花费的成本非线性化，把企业愿意提供给银行的抵押品数量充当传递企业风险的信号机制，然后重点讨论该模型设计的合理性以及其可能实现的均衡。
二、抵押品信息传递模型
1．假设银行风险中性的模型
本文首先构建银行风险中性假设下的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基本假设如下：
假设1：有一个完全竞争的抵押贷款市场。经济中存在大量同质的银行，由于银行业的内部竞争，所有银行不存在超额利润。
假设2：银行是风险中性的。
假设3：在这个抵押贷款市场上，银行贷款利率是市场化的，即银行可以自行设定贷款利率。
假设4：企业有足够的抵押品，或企业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他们想要提供的抵押品。
假设5：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签订契约前的信息不对称，即当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不了解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假设经济中有大量同质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的风险（包括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是不同的。在这里，笔者把企业的风险定义为投资某一项目成功的概率，用t来表示。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假设该经济中只有两种风险类型企业：低风险型企业，用t1表示；高风险型企业，用t2表示。假设所有企业中，总有一定比重是低风险的或高风险的，用入表示低风险型企业的比重，λ=p(t=t1)∈(0，1)。假设企业现有一个投资项目，而且企业只能通过银行贷款来投资该项目。该项目的初始投资额为B．若企业投资项目成功则可获得净收益R，若投资项目失败则可获得净收益-B，若没有获得贷款则无法进行投资，获得净收益0。
Bester认为抵押品同利率一样也可以充当银行分离企业风险类型的甄别机制。我们运用Beste的这一思想并稍做改进，将抵押品内生化并作为企业的决策变量来充当信号机制。即两种不同风险类型的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可自由选择他们向银行提供的抵押品数量s，满足s∈[0，B]。银行观察到企业选择的抵押品数量s之后，再决定贷款利率i (s)。一般地，s和i(s)之间是反向替代关系。令风险类型为t的企业提供抵押品s所花费的成本由函数C(s，t)给出，该函数具有连续二阶偏导数，其中，所有的s>0，C(0，t)=0，Css(s，t)>0，C1(s，t)>0，Ct(s，t) <0且Ctt(t，t)<0（角标代表偏导数）。因此，根据上述对成本函数的假设，我们可以推导出：低风险型企业提供抵押品的单位成本和边际成本均较低，因此，其可能会发现，提供某种较多数量的抵押品而使贷款利率下降是值得的；而高风险型企业提供抵押品的成本较高，其可能不愿意为了利率的下降而提供较多数量的抵押品。所以，银行把企业选择提供的抵押品数量s作为传递企业风险类型
该模型的博弈树描述如图1所示。随机的自然行动(Nature)决定了一个企业是高风险型还是低风险型，企业根据它的风险类型选择想要提供的抵押品数量s (t)，并作为信号传递给银行，银行再根据所观测到的抵押品信号确定贷款利率i (s)，最后，企业决定接受贷款或不接受贷款。
式(1)即为推导出的银行最优策略函数，其图形如图2所示。随后，我们再讨论企业的最优策略，即企业选择的抵押品数量s (t)以及最终是否接受贷款。先研究企业对(s，i)组合的偏好，两种风险类型企业的无差异曲线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出，两条无差异曲线交叉，在交叉处，低风险型企业的无差异曲线具有较小的斜率（斜率为负）。同一组无差异曲线的位置越靠近左下方，其所代表的效用水平越高。
下面我们分别考察可能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均衡：分离均衡，两种风险类型的企业选择不同的抵押品数量：混合均衡，两种风险类型的企业选择相同的抵押品数量。
假设如果高风险型企业效用水平为0的无差异曲线如图5中的曲线4所示，那么高风险型企业一定会选择贷款，而且会表现出自己真实的风险水平，选择的抵押品数量为s(t2)；低风险型企业也会选择贷款，而且也会表现出自己真实的风险水平，选择的抵押品数量为s(t1)。这是因为，如果高风险型企业选择不贷款时，其效用水平为0；如果高风险型企业选择贷款而且抵押品数量为s(t1)时，其效用水平小于0；如果高风险型企业选择贷款并且抵押品数量为s(t2)时，其效用水平大于0。冈此，高风险型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表现出自己真实的风险水平，选择的抵押品数量为s(t2)。同样地，可以得到低风险型企业的最优选择是抵押品数量为s(t1)。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分离均衡。
进而，我们将上述情况进一步扩展。假设政府给银行贷款利率规定了一个上限，如果银行与企业间达成的贷款利率高于这个上限，那么这笔借贷不允许发生。我们假设这个利率上限是公共信息。我们用图6来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分离均衡出现的情况。
当存在一个政府给出的贷款利率上限i时，在假设情况下，高风险型企业如果表现出自己真实的风险水平，即选择s(t2)，根据政府的规定，这笔借贷是不允许发生的。因此，高风险型企业会比较两种情况下的效用水平，即其不接受贷款时的效用水平以及隐藏自己真实风险水平时的效用水平，然后做出决定。如图6所示，如果高风险型企业选择s(t1)，那么其效用水平会小于0，因而高风险企业选择不接受贷款是理性的。低风险型企业仍会表现出自己真实的风险水平，选择s(t1)，从而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亦出现了分离均衡。因此，笔者修正了图6，使分离均衡消失，由此得到了分离均衡不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如图7所示。
如图7所示，如果那么高风险型企业在比较不接受贷款和隐藏自己真实风险水平两种决策的效用水平时，会发现选择s(t1)获得的效用水平大于0，此时高风险型企业会选择冒充低风险型企业。低风险型企业的行为不变，仍选择s(t1)。在这种情况下，两种风险类型企业选择同样的抵押品信号，分离均衡不会出现。
分别把式(3)的两条直线描绘到S-i坐标系中，如图8所示。用图9分析混合均衡出现的情况。
如图9所示，假设s*=s1*。因为高风险型企业选择则s*=s1*时的效用水平会高于其不选择s*时最大的效用水平，所以高风险型企业会选择s+。同样，低风险型企业也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的抵押品s*，这样就出现了混合均衡。
2．假设银行风险厌恶的模型
一般来说，银行不是风险中性的，而是风险厌恶的。所以，我们放松银行风险中性的假设条件，讨论当银行风险厌恶时分离均衡出现的情况，并与银行风险中性假设下的分离均衡做比较分析。当银行是风险厌恶时，银行要求的期望利润等于无风险收益再加上一个风险升水，即E
具体信念函数赋值下银行的最优策略函数，如图11所示。同样地，我们重点比较银行在两种风险态度下分离均衡出现的可能性大小，如图12所示。
从图12中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在银行风险厌恶时，高风险型企业更容易选择不接受贷款，分离均衡更容易出现。因为在银行风险厌恶下，高风险型企业能够实现的最大的效用水平要低于在银行风险中性下其能够实现的最大的效用水平，也就是说，银行风险厌恶使得高风险型企业获得的效用水平更容易低于0，因此，高风险型企业也就更容易选择不贷款。因此，在银行风险厌恶时，该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的分离均衡比银行风险中性时更容易实现。
三、结论及讨论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想要解决在资金市场上各类资金供需方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资金供给一方无法准确估计为资金需求一方融资的风险水平，从而产生逆向选择的结果。所以，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该模型运用了Spence在劳动力市场上构建的信号传递模型的基本逻辑，将企业提供的抵押品数量作为资金市场上传递风险的信号，模型把抵押品数量与银行贷款利率同时内生化，分别举例讨论了混合均衡和分离均衡出现的情况，为银行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地识别企业融资风险的市场机制。该模型还讨论并比较了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这两种银行风险态度下分离均衡出现的可能性：在银行风险厌恶时，该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的分离均衡相比于银行风险中性时的分离均衡更容易实现，银行能够更轻松地识别企业的真实风险水平。而且在现实资金市场上中，一般来说资金供给一方的风险态度都是风险厌恶的，因此，本文构建的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在现实中更具有实用性，资金供给一方可以高效地识别资金需求一方的真实的融资风险。这就是本文的现实意义。例如，可以用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分析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中小企业来说，从大型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尤其困难，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型银行与中小企业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导致大型商业银行很难了解中小企业真实的风险水平，而且大型商业银行也没有动力去主动收集、甄别中小企业的真实信息。运用本文构建的抵押品信号传递模型分析该问题，可以发现银行能够花费极少甚至不花费成本就能甄别出中小企业的真实风险水平，如此，银行就有足够的动力为低风险类型的中小企业融资。
本文构建的模型是基于经典的信号传递模型，并综合了运用资金市场上信贷配给问题的研究成果，但是它在理论研究上也有所拓展和创新。目前研究资金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文献基本都是从信息劣势方的角度出发设计复杂的甄别机制来识别信息优势方的真实信息，但是本文构建的模型中不需要信息劣势方（即资金供给方）设计甄别机制，可以直接通过企业提供的抵押品的数量来判断信息优势方（即资金需求方）的风险类型。可以说，本文是通过使信息优势方主动传递真实信息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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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IT项目；风险识别；内部机制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7）01-0262-02
近年来，IT技术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企业带来了更加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大多数企业都在增加自己在IT项目上的投资，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在这些企业中，大部分企业都需要利用IT技术开发新的业务范围，或者将电子商务引进到企业的正常商业活动中，另外一些企业则想要通过建设IT项目来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在管理方面适当的控制成本投入。也就是说，在当今企业的生产与经营过程中，IT项目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的管理与经营都离不开IT项目。因此，在企业大力发展IT项目建设时，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企业IT项目的风险识别与内部机制，为企业IT项目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更加有价值的建议。
1影企业IT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企业实现IT项目的过程中，能够影响项目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是，由于时代是在不断进步的，因此，企业IT项目中使用的技术与管理方法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人们对IT项目也开始产生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能够影响企业IT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也随之发生了改变。IT行业的专业人士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企业只要在建设IT项目的过程中清晰需要实现的目标，得到企业管管理者的支持，具有良好的项目管理机制以及进程反馈，就能够在促进项目建设的同时对项目的成功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即使我们认识到这些因素对与IT项目的影响并做好这些工作，但IT项目的成功率仍然偏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第一，企业内部对项目目标的理解存在分歧；第二，项目建设中使用的开发工具选择不当；第三，技术能力不足导致难以满足项目建设中更高的需求。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一些企业的IT项目建设超出了时间限制以及资金预算，或者直接被搁置而无法完成。而IT项目建设的失败不仅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会影响企业在行业内的形象。我们将这些能够直接影响项目成功与否的因素称之为关键成功因素，一般情况下，一个IT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是由多个因素组成的，利用关键成功因素来管理IT项目的一种十分有效的管理方式，就是根据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来对项目进行合理的规划。在IT项目中，存在的影响项目目标实现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只有几个是关键的，我们可以通过找出这些因素来对IT项目进行有效的识别与管理。IT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分别存在于团队、组织、项目以及用户层面。
2企业IT项目的风险识别研究
在企业IT项目中，风险就是指项目建设中存在的能够使企业遭受一定损失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企业IT项目的风险定义为企业IT项目建设与使用过程中影响IT项目目标实现的活动的不确定性与结果的综合。在这种观点中，企业IT项目中存在的风险一般都存在与各个层面的关键成功因素中，因此，企业IT项目的风险主要有团队风险、组织风险、项目风险以及用户风险等风险组成。其中，组织风险一般为企业IT项目在组织环境中存在的风险。组织内部的实际情况与稳定性以及对IT项目的态度对IT项目的正常运行具有一定的影响。团队风险一般是由负责IT项目建设的团队或者团队中某些成员带来的风险。其中包括项目团队中的人员变动、一些人员存在信任危机、部分专业人员的能力有限、团队沟通不顺畅等团队问题，这些问题都是IT项目中的风险。而需求风险则指的是IT项目的需求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其中包括项目的需求不断发生改变而影响项目建设的具体进程。还有在项目需求中，如果存在不清晰、不正确以及不完善的情况，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IT项目建设的风险性，导致项目无法正常运行。而用户风险则指在企业IT项目建设与应用的过程中，能够真正参与到其中用户数量偏少的情况。对于用户来讲，如果他们不是特别认同一个IT项目，他们就不会有过多的经历与资源投入到这个IT项目建设中，这样会直接导致许多项目的失败，是风险性较大的一个因素。此外，项目的复杂性风险通常是指IT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流程相对复杂，需要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一旦组织不力就会影响项目的成功。项目管理风险就是在IT项目的规划以及控制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在对IT项目进行规划与控制时，采取的方法与对策不正确都会对项目的实现造成不利影响，导致项目延期或失败。
3企业IT项目风险管理的内部机制研究
企业IT项目风险管理，就是指在IT项目建设与应用的整个过程中持续的采取解决各类风险的措施。为了更好地进行风险管理，不同层面产生的风险采取相应的措施，用户解决这些风险，避免它们对IT项目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针对IT项目的团队层面、组织层面、需求层面以及用户层面等风险进行分析与解决。为了提高企业IT项目风险管理的效率，我们经过的大量的科学实验以及正对性的测试与研究，从中获取了大量关于项目风险管理的措施以及方法。这些研究的结果显示，IT项目中的需求风险对于项目的影响是需要通过用户风险的影响才能够实现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对比了各风险对项目管理影响作用的大小后发现了以下规律：在所有的项目风险中，团队风险对于项目管理产生的影响最大，组织风险与复杂度风险次之，用户风险则是影响最小的。通过这种规律可以总结各个风险间存在的关系，在项目的团队层面、组织层面以及用户层面中产生的风险够能够促进IT项目管理风险的形成，只有在这些层面中做好上游风险控制工作，才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些层面中的风险对于项目整体管理风险的促进作用，以减少项目中的管理风险，推动企业IT项目的成功。这是由于项目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IT项目可以在规定的时间与预算下出色地完成。因此，企业IT项目的管理风险与项目绩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是，项目管理风险还要受到项目中其他层面风险的影响。而在进行IT项目管理时，必须重视这些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互相的作用，并对他们进行妥善的处理，以此保证IT项目能够顺利的实现。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企业IT项目的实现过程中，风险管理工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企业IT项目的风险不能够单独看待，必须重视不同层面风险间的关系。IT项目实现过程中的实施主体都是人，而团队风险对项目管理风险的影响也最紧密。因此，企业IT项目的风险管理必须以组织保障为基础，并根据项目实现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加强技术与制度的保障，以确保企业IT项目能够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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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管理;预警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124-02
1 我国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管理现状以及存在问题
我国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水平与英美发达国家相比,停留在较低的管理水平上,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缺乏对资本充足性的监管。由于金融衍生业务对信用要求非常高,所以资本的充足性巨鼎了能否积极开展金融衍生业务。但是目前,我国对金融衍生业务的资本充足性监管的强度还不够。在中国银监会2004年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第十三条中指出,“金融机构应根据本机构的经营目标、资本实力、管理能力和衍生产品的风险特征,确定能否从事衍生产品交易以及所从事的衍生产品交易品种和规模”,这与《巴塞尔协议》对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以及信用风险所提出的资本要求具有一定的差距。《巴塞尔协议》的资本要求提出,所有机构不管规模大小,都必须使用模型计算最低资本要求。由此可见,金融衍生业务在我国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必须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资本充足性的监管。
(2)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在我国处于不断发展的态势,由于目前我国仍在使用传统的财务会计框架,但是金融衍生业务是从国外引进的新兴业务,属于表外业务,因此这一矛盾导致了我国对金融衍生产品信息披露的监管缺乏足够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的力度。
(3)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我国金融机构在内部管理方式以及监管制度上并未实施切实可行的、有效的管理办法。例如,《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和底时六条规定了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对金融衍生业务应该承担的监督和指导的责任,但是没有明确规定有效的问责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说明我国的金融机构缺乏对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的有效监督,内部的控制制度还有加强和完善的空间。
(4)缺乏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管理的高级人才。 金融衍生工具是一个充满变化和创新的行业,因此相应的监管者必须要有很高的素质,但是金融衍生品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现在的监管人员都还不具备足够的与金融衍生品相关的知识,同时还缺乏对金融衍生风险管理的经验。随着金融衍生品业务的日益发展,必须改善这个问题。
(5)缺乏行之有效的国际监管。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仅限于外资银行在我国国内的监管,但是与外资银行的母国联系非常少。而金融衍生市场具有开放性,所以金融衍生品就相应的具有跨国性的特种,同时,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渗透性和高杠杆率,导致了风险在金融市场的扩散和传播将会造成系统性的威胁。这种对外资银行监管缺乏母国支持的现状与我国金融衍生产品业务日渐发展的趋势不相符。所以,对金融衍生产品业务实施有效的国际监管十分有必要。
2 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管理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第一步,主要任务就是识别市场主体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一般来说是根据经营活动的性质以及潜在事件及其产生的后果以及产生原因来检查风险。由于风险随时都存在,所以风险识别必须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市场主体主要通过风险识别来准确判明所承受的风险在性质上属于哪种类别。
2.1 金融衍生工具风险产生的原因
(1)从金融衍生工具自身的特性上看,金融衍生工具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标的资产价格的波动造成的。标的资产的价格受到了经济政策、政治环境、供求关系、投资者人心理预期以及人为操纵等因素的影响。除此之外,信息披露存的局限性也是引发信用风险的原因之一。
(2)从宏观层面上看,全球金融的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了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产生,此外,各种新生的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出现,使得这些各式各样的工具变得越加难以区分。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在加快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速度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制定金融衍生工具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难度的难度。
(3)从微观上层面上看,企业管理层的风险偏好以及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会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的产生,尤其与企业的风险控制机制是否健全有很大的关系,而能否严格执行企业的风险控制机制也会对其产生很大的影响。管理层的风险偏好主要有风险爱好型和风险厌恶型。风险偏好型管理层热衷于投机,因此可能给企业带来风险;而风险厌恶型管理层通常会尽量避免从事投机业务而偏向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
2.2 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表现
(1)金融衍生工具来源于基础商品,所以基础商品价值的变动会影响金融衍生工具的价格。因此,价格的变动给金融衍生工具带来了很大的风险,使得金融衍生工具比传统的金融工具更容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波动的幅度也比传统市场还大,使得风险系数因此增加。
(2)金融衍生工具本身形成具有随机性,它的组合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和不规则性,很难研究具体的操作模式,同时衍生工具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在任何金融衍生工具的基础上都可以衍生出新的工具。
(3)滥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杠杆导致交易风险增加。金融衍生工具以基础工具的价格为基础,交易的时不用把相关资产的价值全部付清,只需要缴纳一定的押金或者是保证金就能够得到相关资产权益,一直到到期日再对已经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结算。因此,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只需要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以实现交易。此外,风险交易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杠杆性,因此在被广泛运用的同时也具有很大的风险,管理与监管的滞后性也会相应的导致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产生。除此之外,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健全,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监管体制不完备也是催生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的原因。
3 金融衍生工具风险防范对策及预警机制
3.1 完善信息的披露,提高经营业务的透明度
公平竞争是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主要表现在:所有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参与者都必须遵守一致的交易规则。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在合约签订之时,合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就已经确定下来,而交易却要在未来某个时候完成,就使得金融衍生工具的会计确认和计量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企业要根据金融衍生工具的这一特点来改革传统会计记账方法,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规则,以便管理层和用户可以较为全面的掌握风险情况,及时制定对策。
3.2 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体制与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管理机制
风险管理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许多国家为了避免风险因而建立了政府监管机制、行业自律监管和交易所自我监管的监管机制。政府监管机构的权责是制定监管金融期货与期权市场法律法规。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通过制定运作规则,规章来对衍生交易活动进行监管。这种稳固全面的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进行全程监管。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应当包括健全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识别机制、风险评估机制、风险分析机制和风险报告机制。进行风险管理时首先要计算市场价值,与此同时应建立分层次的风险评价和预警指标体系,使其能够科学、系统地反映风险状况。
3.3 针对不同风险采取相应管理方法
(1)对于市场风险管理,应对超过交易主体所能承受的风险总规模的市场部分采取对冲措施或者头寸充足的方法。市场参与者可以试着采用更多的测量方法来度量市场风险。
(2)对于信用风险管理,市场交易主体需要根据对方的信用级别来确定每一个交易对手的信用,以此来决定交易量,从而减少风险。其次还可通过其他方式比来增加信用保障,如要求交易对手提供抵押、保证、支付保证金等方法。再次,机构应该对市场上交易的所有品种按照进行风险评估,才能对其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
(3)针对流动性风险管理,机构主要应该控制参与流动性较低的产品交易量,对于流动性较低的产品来说需要能够长期占用的资金,以免造成管理资金流动性风险,而应控制资金流动缺口的额度从而保证资金流通的平衡。
(4)对营运风险的管理。营运风险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比其他风险更严重,因此营运风险是最主要的风险之一,但由于其潜在性,很多机构都忽视了其存在。首先,对于一些不可预见的事务所造成的营运风险的管理方法是通过人身与财产保险等方式转嫁出去,对于经营方面漏洞和失误所造成的风险则要减少操作上的失误。其次,机构还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加紧对金融衍生工具业务专门人才的培养。再次,管理层要定期检查金融衍生工具的经营状况,核查其是否符合经营方针以及所承担的风险是否在承受的能力范围之内,若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则要及时中止。由于金融衍生工具发展迅速,衍生品种不断推陈出新,因此要提高对风险的敏感度以及对市场的反应速度。
(5)为避免法律风险,交易方应该先确保交易对手是否具有足够权力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并且确保对手有法律依据履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并履行金融衍生品合约义务。此外,在合约条款中应明确的规定交易对手的抵押品或者保证金以在必要时弥补交易方的损失,并且清楚说明交易对手违约时应支付的罚金。这些工作在签订立合约之前就应该确保,以避免法律风险。
(6)建立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预警机制,也就是把金融衍生工具所面临的风险分类,并根据各类风险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再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并赋予相应的权重及衡量指标,于此同时,对不同阶段的风险指标界定风险级别,最后根据风险级别以及风险权重计算各种风险的大小、本机构所能承担的风险程度,然后制定相应的规避风险的措施,提高抗风险的能力。目前我国金融企业已经建立多个指标体系,但是却未建立关于风险评价的指标体系,因此建议企业能够建立分层次的科学、系统的风险指标测试体系。此外,企业内部要防止风险在企业的子公司中迅速蔓延以及这些风险在企业内部的聚集。此外,建立资本充足率和偿付能力的预警机制,上市的企业则要对恶意收购进行检测,防止集团控制权的丧失。
3.4 加强国际监管与国际合作
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定层级,但是由于其交易超出了政府超出了国界使得单一国家和地区无法对金融衍生产品实行有效的管理,因此不能全面控制风险,此外,由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监管的国际合作相对落后,因此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国际监管与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势在必行的任务。
4 结语
综合前面所述,我们看到了金融衍生工具自身的缺陷。金融衍生工具只需投入少量资金便可以进行巨额交易,这一特点必然会导致难以避免的投机行为,这种手段既可能带来高收益,也可能带来高风险,而金融的自由化使得风险更加集中因而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一旦操作出现了失误便会造成极大的损失,从而进一步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通过分析近年来在金融衍生市场的一些列重大亏损事件,我们可以发现,监管制度和交易规则的不完善或者决策失误是引发风险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在发展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对风险的监管,在实践中完善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的监管手段、监管措施、监管方式和风险的预警机制,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避免过度投机。企业应该努力做到在增强企业盈利能力的同时,尽量减少风险的积累,并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使得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真正的服务于我国的企业。
参考文献
[1]谢群,武本建.谢婷.略谈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管理[J].工业技术经,2008,(7).
一、兴澄特钢风险识别
（一）筹资活动风险识别具体如下：
（1）债务性筹资规模分析。由于公司经营规模的逐年扩大，资金需求增加，因此公司大量举债。2006年公司的短期借款为22808万元， 2007年为20730万元元，减少2078万元。长期负债由198808万元增长到294888万元，增幅48.33％。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由2006年的64.13%上升到2007年的67.71，虽然资产负债率仍在安全界限范围内，但是债务的逐步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偿债风险。
（2）债务结构分析。分析占所有债务大部分的长期借款的偿还期限可以得知，兴澄特钢从2006年到2007年的借款的偿还期限都比较集中，这就意味着到还款年度公司将以大量的现金支出偿还长期负债，通常一个年度大量的现金支出会给企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一旦公司现金短缺，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可见兴澄特钢长期借款期限比较集中增加了公司的债务性筹资风险。
（3）长期借本文科学分析。兴澄特钢近年的长期借款利率不等，如果公司投资收益率不能高于借款利率，则公司面临不能按时偿还利息的风险。长期负债的浮动利率增加了企业的利率风险。
（二）投资活动风险识别具体如下：
（1）投资角度分析。兴澄特钢的投资属于固定资产投资，其中以建设项目投资对公司发展影响最为重大，项目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时间长、投资数额大、投资决策复杂且难度大、影响投资效果的因素多、投资效果持续时间长、投资转移性与替代性差等，项目投资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必然具有很大的财务风险。
（2）投资规模分析。兴澄特钢近几年大规模发展投资范围广，规模大，占用资金多，由于投资项目涉及环节多，而且各个环节影响因素具有不确定性，一旦某一环节脱节，都会给公司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甚至破产。
经过近两年的扩张发展，兴澄特钢的主营业务生产基地布局基本成形，进一步巩固了兴澄特钢行业领先地位，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但凡事有利必有弊，公司母公司经过近几年一系列的投资活动组成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规模化经营的同时，也构筑了一个结构复杂的集团经营主体：公司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更加复杂，存在多重委托关系，集团的管理链条加长，对集团的财务管理机制、财务目标和财务资源配置的要求更加严格，集团受宏观、微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更大，集团面临的风险因素增多。
（三）经营活动风险识别具体如下：
（1）销售中的风险因素。具体如下：第一，从客户信用状况分析。公司的客户主要是东风汽车、一汽、上海锅炉等大型企业，这些客户信用等级较高，客户信用因素导致的经营风险可能性较小；另一部分主要客户来自国外，受国际宏观环境的影响远远大于国内客户，且这些客户占有兴澄销售的份额不小，因此一旦客户经营状况失控，对兴澄特钢的经营产生的影响非常大。第二，由于公司的主要客户信用状况良好，兴澄采用宽松型的信用政策，公司销售大部分采用担保先发货后付款的结算方式。这种信用政策和结算方式有利于巩固、扩大客源，对企业销售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主要客户的集中性，一旦客户经营不理想，宽松的信用政策和先提货后付款的结算方式则构成集团经营风险的重要因素。第三，从应收账款管理分析。兴澄特钢应收账款回收历史记录良好，应收账款发生坏帐的率很低。由于应收账款质量高，公司因应收账款不能按期回收导致经营风险的可能相对较小。但外贸销售受外汇结算和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应收账款有上升趋势。
（2）商品采购风险因素。由于不对称的信息充斥着公司的整个采购流程中，因此从采购计划的制定、供货商选择、采购决策等，每个环节都存在风险因素，兴澄特钢要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采购计划分析。公司采购计划的依据是生产计划，生产计划又是由销售订单决定的，因此一旦钢铁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显然会直接影响到采购计划的准确性，而计划目标与实现情况则可能发生较大偏差。第二，原材料的采购分析。原材料价格的不稳定性是构成公司商品采购风险的一个不利因素。原材料价格受需求和上游成本推动上升幅度较大，供给比较紧张，会使公司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影响到企业的净利润。另外，基于和商品销售同样的原因，公司主要物资矿砂、废钢、铁合金、煤炭供货商的相对集中，主要供货商范围较窄，使公司材料采购范围受到限制，也会加大原材料采购风险。
二、财务预警模型及其应用
（一）财务预警模型具体如下：
（1）一元判别模型。一元判别模型，是通过单个财务比率指标的走势变化来预测企业的财务失败。一元判别模型最早是由Fitzpatrick（1932）提出的。他19家公司作为样本，运用单个财务指标进行预测，结果发现净利润/股东权益、股东权益/负债这两个财务指标判别能力最强。一元判别模型虽然比较简便，但其缺点在于：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是用多方面的财务指标来反映的，没有哪一个比率能概括企业的全貌。因此，这种方法经常会出现对于同一个公司，使用不同的预测指标得出不同的结论的现象。为此招致了许多批评，而逐渐被多变量预警模型所替代。
（2）多元判别模。Altman（1968）首次将多个指标分析的方法引入到财务预警模型，后人称为“Z模型”，但这仅适用于制造业上市公司。随后，Altman又提出了适用于非上市企业的Z1模型和适用于非制造业公司的Z2 模型。Altman教授的多元判别模型：
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其中：X1=（期末流动资产-期末流动负债）/期末总资产；X2=期末留存收益/期末总资产；X3=息税前利润/期末总资产；X4=期末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期末总负债；X5=本期销售收入/总资产。
X1反映的是企业的变现能力。期末流动资产-期末流动负债也就是营运资本，它是具有周转速度快，变现能力强，获利能力高，投资风险小等特点。营运资本/期末总资产偏小，往往预示着企业资产周转不灵或资产变现能力偏差。
X2反映的是企业的获利能力。留存收益是指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之和，是企业累积形成的税后利润。一般说来，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的获利能力越强，反之，说明获利能力越弱。
X3反映的是企业的偿债能力。息税前利润是指扣除债务利息与所得税之前的正常业务利润。该指标反映了企业资产的使用效率，也是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最有力依据之一，该指标越大，说明偿债能力越强；反之，说明偿债能力越弱。
X4测定的是企业的财务结构，也就是负债和权益的比例。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该指标计算较为容易。而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期末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较难确定。在运用时，一般用以下公式计算： 企业资产市价＝企业预期实现的年利润额/行业平均资金利润率。由此X4＝（企业资产的市价/负债总额）-1。
X5反映的是企业的营运能力。该指标可以用来分析企业全部资产的使用效率，该指标越高，说明企业利用全部资产进行经营活动的效果好；反之，则相反。
Z- score 模型中的X值除X5之外，均以绝对百分率来表示，比如“留存收益/资产总额”为20%，则X2为20。Altman的Z模型具体判断标准见表1。
（二）兴澄特钢Z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相关结果计算如下：
根据奥特曼Z值的划分标准，如果Z系数大于2.675，那么公司的财务状况是稳健的。兴澄特钢的Z值自2004年以来均大于2.675。由此可以得知，奥特曼Z值的结果与兴澄特钢风险识别明显不相符，因此不能直接把奥特曼Z值模型作为兴澄特钢的财务预警模型，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以满足兴澄特钢的需要。
三、财务预警机制建立
（一）完善现金流量动态调控体系 为及时把握资金动向，反馈资金流入、流出信息，保证资金高效运作，应建立三个资金管理系统：一是建立月计划用款指标控制系统。每月25日前各分厂、部门根据下月生产任务及大中修安排向归口部门报送下月物资使用计划，各物资归口部门根据上月物资消耗、库存、市场采购、技改措施、大中修进度等情况进行综合平衡，将确定的物资采购计划上报财务部，财务部按照生产计划安排市场预测，编制资金回收计划，并结合物资采购计划和各分厂、部门财务收支计，本着量入为出、统筹安排、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编报全公司资金分配使用方案，经公司研究批准后执行。二是建立周资金调控系统。公司在资金总量控制上，每月资金不是按周进行简单的平均分配，而是根据全公司供、产、销、运、技改及大中修等动态情况，提出每周的资金平衡方案，经公司协调会确认后实施。对资金投入使用流向随时调整，这样就能把资金用活，促使各分厂、部门用好有限的资金。三是建立日分配及资金使用情况信息反馈表系统。财务部根据每天资金进量、出量、存量及物资存量的具体情况，在部突破周计划的情况下，提出当天资金分配指标，由财务部部长批准后实施。
（二）提高公司决策层财务预警意识公司决策层应增强主动运用财务预警的意识，以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态度对待财务预警，财务管理决策或监测当局可以建立更适用于本公司的财务预警模型，并根据自身情况对评价指标加以改进，及时预测公司的财务状况。此外，财务预警是建立在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基础上的，但会计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很多非会计事项虽然能对企业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却不能在会计信息系统中得到反映。企业财务预警分析应该重视对非财务信息的收集和分析，重视对非财务因素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公司内部与企业自身相关的非财务因素包括：企业对研发的重大投资;企业获得某项专利的情况；公司在同类中的竞争力；企业技术与专利的先进性与保护程度;人才的流失情况;企业信誉如何;企业有没有盲目扩张等等。另一方面宏观环境方面，应重点关注国家对待企业的产业政策，如是否鼓励，在企业的开办、用地或是税收方面是否给予政策上的优惠，是否在企业的融资渠道上予以大力支持，以及政府是否会增强对产品的购买以扶持企业的发展等等。
（三）建立预警分析、反应、决策、执行运行机制企业必须对预警指标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经常性监控，对企业每一项重要经营活动所带来的财务状况变化进行预先测定，分析判断经营风险程度，为决策提供反馈信息，对在日常监控中预警的风险，能快速反应控制，达到预警、纠错、改善的目的。
（四）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财务预警主要是发现问题，预示风险，但其本身不能化解风险，是企业内部控制的一种形式，财务预警系统向内部控制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应包括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组织建设权责分明、交易处理程序适当、信息记录真实、披露及时等内容。企业的危机不会及时体现于会计信息，有些风险因素是无法通过报表反映，如政局变化、管理层变化等，而这些因素对企业影响非常大，因此，在对企业进行定量预警分析的基础上，还必须结合非量化因素甚至是有经验分析人员的直觉判断， 作定性的分析评价，弥补定量分析的不足。
（五）加强公司营运资金管理，积极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公司应根据市场情况，采用适当的营销策略，对大客户设定一个担保发货限额，在限额允许范围之内滚动使用，减少客户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同时应尽可能增加直供客户，减少中间贸易商。分析国际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扩大东南亚、欧美地区钢材销售，对中东地区客户可根据国际环境进行调控，规避国际政治、经济带来的不稳定风险。公司应根据战略发展需要，在周边地区建立重点物资储备基地，可以合营、合作建立废钢收购、重要铁合金生产企业；针对矿砂价格上涨和海运费的提升，可以与宝钢等其他钢厂进行战略合作购买，既可以争取尽可能多的资源，又可以降低运费成本。公司应该利用行业地位优势，尽可能多地获得银行授信额度，争取银行的透支额度，同时考虑外资银行更多的参与中国市场，针对内外资银行的不同专业化程度，有选择的满足自我发展需要；争取政策性贷款。对新的工程项目进行项目融资，发行短期融资债券，更好地满足项目资金的需求。国内外大型成套设备的融资租赁。对企业在实施发展战略过程中的需要购建较多的固定资产，可以考虑选择融资租赁方式。由原来单纯依赖银行贷款的模式，向以银行贷款为主、创新融资为辅，建立阶段性多元化组合融资、实现项目低成本和资金链安全的策略融资渠道模式转变，使企业竞争力得到全面提高。
参考文献：
关键词：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COBS模型；二元离散选择模型；预警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7）02005106doi：10.11847/fj.36.2.51
Study on the High Cost Booms Identification in Real Estate Marketand Its Real Time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Data
HU Wenxiu， WU Tingting， FU Q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effect of house price’s irrationally rising on macroeconomic，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house price booms. According to 27 countries from 1990 to 2014 real estate price data， by constraining the smooth Bspline model（COBS）， this paper identifies each country’s real estate price inflation interval. Subsequently， it distinguishes the high cost booms and the low cost booms by the macroeconomic reactions after different inflation intervals. Then， using the determinants through nonparametric tests， it establishes the real time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of high cost booms in real estate market， based on discrete choice model. Finally， this paper uses China’s real estate data to make insample test and outofsample test of that real time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Key words：high cost asset price boom； COBS model； discrete choice model； real time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1引言
资产价格膨胀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急速暴涨是近年来我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1]。2000年以来，我国平均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了3倍左右，一线城市部分区域的房地产价格甚至上涨了5倍以上。同样，国外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价格过热的情况，如日本房地产价格从1985年以来，经历了数次房地产价格暴涨[2]。然而，在经济发展中，有些资产价格膨胀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消退，而有些资产价格膨胀却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如日本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最终以泡沫经济为后果，直接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十年萧条[3]。2007年美国房地产价格上涨引起的次贷危机甚至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房价大幅上涨却并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太大影响[4]。
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房地产价格膨胀与宏观经济之间关系，但是忽视了不同阶段资产价格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同，在研究时不可一概而论。我国的现有研究尚未对资产价格膨胀进行区分，但是近年来，国外已有一些学者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资产价格膨胀都会引起较大的产出损失，如Dieter和Hans[5]通过分析发现不同的资产价格膨胀会对膨胀期后的宏观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他们根据膨胀期后经济增长率的不同将资产价格膨胀分为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和低风险资产价格膨胀。之后的学者根据这一结论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Detken和Smets[6]将资产价格膨胀定义为是一个连续的至少4个季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际总价格指数超过其趋势至少10%以上。Adalid和Detken[7]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将资产价格膨胀根据膨胀期后的GDP增长率分为低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和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如果GDP平均实际增长率在膨胀期中高于膨胀期后，则这个膨胀期就可以称为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
在识别出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区间之后，如何对其进行预警进而通过宏观政策控制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现有对于危机预警的研究主要分为非模型预警和模型预警。非模型预警由于其操作简便，在前期的危机预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8，9]。然而，Berg和Pattillo[10]通过实证分析对模型预警和非模型预警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模型预警的准确性要远高于非模型预警，因此现有的危机预警研究以模型预警为主要方法。由于研究内容和视角不同，不同学者对于模型的选择也往往具有较大差别。首先，KLR信号分析法[11]和STV截面回归模型[12]，以其指标选择的广泛性被广为运用。史建平和高宇[13]通过KLR信号分析法对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进行预警。张元萍和孙刚[14]通过STV模型得到中国金融环境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是受外部因素干扰。但是以上预警模型在运用时不能区别不同的指标对危机的影响，显然不适合具有复杂影响因素的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研究。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15]则主要针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周期、经济冲击及国家间经济影响的研究。朱钧钧等[16]改进了马尔科夫区制转化模型，并重新研究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但是马尔科夫区制转化模型在价格波动方面的研究并没有明显优势。二元离散选择模型[17]，其本质是测度危机发生概率的方法。马德功等[18]通过对比分析现有各种危机预警模型，得出Logit模型更适合构建中国的货币危机预警。Cipollini和Kapetanios[19]得到预测经济危机的指标后，运用Probit模型进行动态危机预警。该模型可以直接计算危机发生的概率，适合多指标研究，可以反映每一指标和危机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较为适合的资产价格膨胀的预警模型。
扈文秀，等：房地产市场高风险价格膨胀识别及其预警机制研究――基于国际经验数据
Vol.36， No.2预测2017年第2期
根据历史经验，中国资产价格膨胀区间有限，在此基础上对宏观经济有影响的资产价格膨胀更少，研究中缺乏足够数据，因此，国际经验数据就更为重要。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阶段房地产价格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识别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房地产价格膨胀区间，对于价格膨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以上综述，本文主要分析以下三个具有递进关系的问题：如何识别房地产价格膨胀区间以及高风险价格膨胀区间？哪些因素会对房地产市场高风险价格膨胀具有显著影响？如何对房地产市场高风险价格膨胀进行预警？
3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预警体系的构建
3.1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预警指标
识别出房地产市场的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区间之后，其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在房地产价格发生急速上涨时，区分每次膨胀是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还是低风险资产价格膨胀。首先本文通过非参数检验确定房地产市场高风险价格膨胀的预警指标，作为构建预警模型的基础。
3.1.1原始指标的选择与预处理
结合多国经济环境，本文首先列出了可能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的18种因素，作为实证分析的备选指标。具体分为宏观经济因素和金融指标，其中Xi为第i个原始指标（以下数据均为季度数据，取自万德数据库）：
（1）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是否平衡是衡量一国金融w系是否稳健的根本条件。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一国宏观经济出现不平衡的表现之一。因此，宏观经济因素的异常是对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进行预警的基础指标。本文选择GDP（X1）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核算变量。
CPI（X2），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在实际研究中经常作为经济分析和决策的先行指标，其变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程度。
社会融资规模（X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X4）、财政收支余额（X5）分别从金融角度，投资市场和国家财政说明实体经济的活跃程度，及对资产市场的潜在影响。
税收收入（X6）、工业增加值（X7）、公共财政收入支出（X8）从国家资金储备量的角度说明国家经济的繁荣或者衰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资产市场的活跃程度。
（2）金融指标。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是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后产生的严重后果之一，因此，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
利率（X9）和汇率（X10）变化是国家对于维护金融稳定所采取的最直接的行为。低利率使得对于未来股票红利和租金水平的预期提高，同时又会降低贴现率从而引起资产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在资产价格膨胀期中，利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强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导致高负债的房地产企业的违约率，进而导致资产价格下跌。汇率的波动对于本国货币的升值和贬值有直接的影响。本文的数据均为剔除通货膨胀率的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
国家外汇储备（X11）衡量了中央银行外汇贮备的充足程度，是一国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如干预汇率的波动，稳定资产价格。M0（X12），M1（X13），M3（X14）这三种货币供应量的指标以及基础货币余额（X15），经常被用来分析经济动态变化，且通过影响产出引起资产价格膨胀。实际信贷变量（X16）与进口价格（X17），出口价格（X18）在经济研究中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影响资产价格波动，这些变量均常用于资产价格波动的早期预警指标。
为了得到更加准确的统计结果，本文对以上指标进行HP滤波法，线性趋势偏离和计算增长率等变形处理，以得到统一的度量标准。本文中，宏观经济变量统一使用偏离趋势的偏差进行变形处理，其公式为DevXi=Xi-TrendXiXi。其中DevXi为偏离趋势的偏差，Xi为第i变量，TrendXi为通过HP滤波法得到的趋势值。金融指标除实际利率、实际汇率使用水平值，其他指标统一通过计算得出同比增长率。
3.1.2实证检验
该实证检验的理论基础为，如果我们认为某变量是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我们就会预期该变量在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期中与膨胀期前的表现特征是不一样的。因此，本文运用KruskallWallis检验目标变量是否为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决定因素。假设任一变量Xit为i国在t时期的各解释变量的值，其变形形式为Tit，滞后期为Kit，则：将目标变量分为两组，一组为处于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期内，设置为A组，一组没有处在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期内，设置为B组。根据AB两组计算KW的值KWXT，K。如果某目标变量的置信度在95%以上，则说明这一变量与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呈相关关系，否则说明该变量与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之间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本文通过SPSS软件，将房地产市场价格高膨胀区间与非高膨胀区间之间的指标值进行面板数据的KW检验，其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结果显示，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宏观经济因素，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等经济指标与房地产市场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之间具有相对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金融指标如实际利率，实际汇率，货币供应量，国内信贷增长率以及基础货币余额等与房地产价格高风险膨胀之间也有着正相关关系。
3.2预警模型的构建
3.2.1解释变量的建立
根据以上KruskallWallis检验，我们得到了总共10种房地产市场高风险价格膨胀的影响因素，将其作为预警模型的解释变量。但是由于处于同一经济体的各个经济指标之间会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如果直接作为预警模型的自变量，会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预警模型的构建之前，首先应对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消除相关性的处理，KMO检验与Barlett检验，应用SPSS软件，得到原始变量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前三个主要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因此，我们提取3个公因子代表原始指标数据的主要信息。对三个主要因子命名为F1，F2，F3，其因子载荷矩阵可知，因子F1在X1（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X2（居民价格消费指数）、 X4（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这三个解释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载荷，这三个解释变量分别为宏观经济因素中代表经济发展状态的指标，将F1命名为宏观经济因子；因子F2在X9（实际利率）、X10（实际汇率）和X16（国内信贷增长率）这三个解释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三个指标可以说明银行系统的国内外信贷水平，将 F2命名为信贷变量因子；因子F3在X12、X13、X14（三个货币供应量的指标）、X15（基础货币余额）这四个解释变量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四个指标均与货币变量有关，将F3命名为货币变量因子。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结果，我们最终得到三个主要因子表达式
F1=0.8975X1+0.6423X2+0.4372X4+
0.1841X9-…-0.1832X16
F2=0.3215X1+0.1093X2+0.0322X4+
0.2473X9+…-0.0478X16
F3=0.1047X1+0.0421X2-0.0216X4+
0.8424X9-…+0.8430X16
3.2.2动态Logit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的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三个主要因子为解释变量，以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发生的概率为被解释变量，将其定义为二元定性变量。本文定义yit为i国在t时期发生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概率：当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发生，yit为1；当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不发生，yit为0。
设yit的值通过另一虚拟变量V确定，且V=f（X），f（X）=Xβ+ε 。因此，危机预警信号Yit出现的概率为
P（Yit=1）=P（V>0）=P（εt>-Xβ）。
Logit原始模型为logPit1-Pit=α+βXit+μit。其中Pt为第t时期发生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概率，Xit为各解释变量的值，α是常数项，μit为随机干扰项。
由于静态Logit模型没有考虑到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在时间维度里的持久性，因此，本文将因变量的滞后值引入到模型中去，构建包含滞后二元变量的动态Logit预警模型。即
logPit1-Pit=α+βXit+δyit-j+πit。yit-j为i国在t-j期发生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概率。由此，得到最终的动态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动态Logit模型为
Pit=Fyit=11+e-yit=
11+e-（α+βXit+δyit-j）
其临界值为0.5，即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运用Logit模型得出的结果大于0.5，则认为高风险资产价格泡沫会发生；反之，则不会发生高风险资产价膨胀。将分析得到的主要因子F1、F2、F3直接带入模型中即可得到动态的Logit模型。运用Eviews软件，通过t显著性检验，最终确定其滞后项阶数为1。接下来，将这些公因子作为新的变量建立态Logit模型，得出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综上所述，基于动态Logit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预警模型如下所示
logPit1-Pit=-0.099-0.891Fit+
0.246Fit+0.689Fit+1.092Yit-1
4预警模型的检验
为了对本文中构建的预警模型的拟合程度及是否适合我国经济环境进行检验，我们分别对预警模型进行基于中国数据的样本内检验和样本外检验。样本内检验主要对比分析前述研究，验证模型的准确度，样本外检验则是对本文的模型进行实际运用。其具体检验方法为利用动态Logit模型对样本内1995年1月至2014年12月间中国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模拟，验证模型的准确度；对样本外201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经济状况进行预警判断。本文将对应的预警指标数据统一进行变形处理，求出增长率，带入预警模型中，通过Eviews软件得出预警模拟信号曲线图，分别如图1，图2所示。
图1样本内预警模拟信号
图2样本外预警模拟信号
从图1的样本内检验可以看出，预警信号值在2007年8月到2009年1月出现了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这与本文之前的研究相契合，说明模型可以准确地识别出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区间。图2的样本外检验则说明2015年并没有发生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这也与2015年的经济状况相吻合。从2015年我国的房地产经济状况来看，个别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暂时性急速上涨并没有带动整个行业的价格膨胀，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还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这次局部的房地产价格膨胀不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显著反应，不属于高风险房地产价格膨胀，不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运用COBS模型分别识别出27个国家，1990年1月至2014年12月间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膨胀区间。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阶段房地产价格膨胀期后宏观经济的反应，区分出不同国家的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周期。第二，通过KruskallWallis检验对27个国家18个潜在影响因素，共486个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经济变量与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之间的关系，最终得出10种对房地产市场高风险价格膨胀具有显著影响的预警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实际利率，实际汇率，三个货币供应量指标，国内信贷增长率以及基础货币余额等因素。第三，根据实证研究结论得出的房地产市场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预警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找出三个主要影响因子，将这三个影响因子作为变量，运用二元离散选择模型，构建出房地产市场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预警模型。最后，通过我国的实际经济数据对构建的预警模型进行样本内检验和样本外检验，样本内检验说明了预警模型的准确性，样本外检验说明2015年以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并没有发生高风险的资产价格膨胀。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针对我国的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根据本文的研究，并不是每一次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膨胀都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恶劣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防范金融体系的过度风险偏好和系统性风险，并不能像中央银行调节市场利率一样频繁。因此，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不应该对每次房地产市场价格膨胀都予以干预，应该在区分资产价格膨胀性质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可能发生的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进行干预。一方面控制政府成本，另一方面提高经济体自身的市场调节机制而并不只是宏观调控控制经济。其次，并不是价格越高就会导致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发生，是否为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不仅与价格高低有P，更与整体经济环境有关。其中，货币政策与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以往的实践经验来看，货币政策不应该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盲目提高资产价格，这样很可能导致股票、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最终出现高资产价格和低通胀的现象同时存在，进而诱发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的产生。根据本文实证部分对房地产市场高风险价格膨胀决定因素的研究，房地产市场高风险价格膨胀与信贷、货币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分扩张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在关于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的宏观调控中应着重关注以上几个方面的调整，而非仅调整房地产价格。最后，对于2015年后半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局部资产价格膨胀，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不属于高风险资产价格膨胀。因此，应该采取调节利率等金融政策工具以及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等政策，旨在通过房地产市场的自身调节机制稳定价格，从而避免采用过多宏观调控政策人为干预房地产市场价格。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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