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7 16:22:47
序论：在您撰写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67-02
20世纪末，治理一词才逐渐为大家所了解。学术界关于治理的概念和定义是这样的：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者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一方面体现公共权力的多元化，政府，非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自身都可以作为权力的主体。另一方面，各治理主体之间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协调的关系。而乡村治理界定了治理的主体和范围，很多学者对乡村治理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党英国把乡村治理看作一种制度和系统，涉及选拔优秀干部，变更政府行政规程、监督政府廉政建设等，是多个乡村主体在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管理乡村事务的自主管理，提高村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将村民纳入乡村治理的管理体系融合多方力量对乡村进行共同治理的过程;吴克伟认为，乡村治理主要是运用公共权威对乡村社区进行组织管理，构建乡村秩序，推动乡村发展。简言之，乡村治理是针对广大农村地区，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形成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的调控、引导和管理，以求最大限度地增进共同利益，实现农村发展的动态过程。
一、乡村治理的概念与内涵
对于乡村治理的定义和概念的不同解读，实质上都包含了以下的共同点：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条件，国家，政府，社会组织能够获得广大村民的信任与支持，尤其是能够吸引社会与乡村精英参与管理。第二，治理主体能够在思想上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治理方式化解矛盾和危机，做出实质性的工作，构建良好的服务体系。第三，乡村治理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发展现代化农业，使占9亿人口规模的广大农村成为我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而不是阻力。
二、乡村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现代化进程，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乡村的治理不同于一般的地方治理，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历来是国家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本文先从现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出发加以分析，试着探究新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三农问题，政府打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口号，在乡村治理采取村民自治的模式，设立村民委员会，民主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也得到鼓励，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在新的形势下乡村治理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和困境。
1.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缺陷。联产承包制是改革开放后农村的主要制度，虽然带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对比之下，小规模，小户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因此出现很多空心村现象，很多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农村里只剩下了妇女、老人和儿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乡村正在被遗弃，急需发展农业现代化来弥补小规模生产的缺陷。随着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留守儿童数量多，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农村资源闲置，城市拥挤，资源紧缺，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为农村发展寻求新的出路。只有让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发挥农村的潜力。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农村的资源很丰富，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农业发展未形成大规模产业时，政府应该鼓励农民积极进行尝试，养殖业，畜牧业，零售业，旅游业等防止产业单一化，并给予指导和培训。近年来，很多乡村的旅游产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旅游产业可以带动交通运输业，饮食，娱乐等服务业的发展，旅游产业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村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给予合理的指导和鼓励，让农民动起来，让农村活起来。
2.城乡二元现象严重。二元现象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若不尽快解决，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停滞不前，甚至中断。城市居民、发达地区居民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加大，会引起农村居民的愤怒和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为现代化建设埋下隐患。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二元现象的重要手段，仅靠农村本身的力量来促进农村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乡村治理不应该走单纯的“以农治农”“以乡治乡”，乡村与城市在发展模式、生存习惯、生活方式，自然环境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二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乡村治理离不开城乡的统筹发展。城乡的统筹发展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制度支撑。统筹城乡发展，要从多个方面进行。第一，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主要指的是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简陋，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倾斜，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让农村居民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重视，从而加强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第二，统筹城乡文教卫生事业，城市的文教卫生事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农村的文教卫生工作由于先天的薄弱更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与卫生工作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监管，让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一样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农村居民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医，加深农村居民对乡村的归属感。第三，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收入再分配维护社会公平，让农村居民能够免除后顾之忧，聚精会神搞建设。
3.乡村治理主体存在缺陷，治理资源匮乏，主要包括治理主体单一，农村精英流失。民主建设需要重点加强，要听取多方意见，完善农村选举提拔制度，现在的农村治理中，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农民处于被动地位，农民积极性低，导致农村公共事务瘫痪，乡村不能作为一个整体齐心协力搞建设。
治理主体单一，农民民主政治素质亟待提高。很多农村中的党委书记连任很多年，农村居民对农村选举比较冷漠，参与民主建设的热情也比较低，这就使得干群之间隔膜加深，不容易团结起来干大事。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较低，没有自主意识，不能够较好地履行义务行使权利，发挥主人翁作用。还要积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引进社会资金和管理经营体制，为乡村建设积累经验和资金。
乡村精英外流。乡村精英在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不是盲目夸大精英的作用，而是重申人才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贺雪峰指出，精英在农村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一方面对国家的政策有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与普通村民联系密切，所以农村精英是沟通干群关系的桥梁[2]。我们知道华西村、的乡村治理奇迹，我们在想到华西村的时候就想到了吴仁宝，的发展离不开王宏斌，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农村社会，无论多特殊的情况，精英的角色都对农村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农村经济状况差，农村精英流失严重，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思想的人更愿意去城市打拼，不愿意留在村里担任干部或留在村里发展，精英人群的流失是信息、知识、观念、技术的流失，如何吸引精英人群来建设乡村，减少精英人群流失，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国家政策鼓励大学生回乡村担任干部，即我们说的大学生村官，在部分地区有了一些影响，但具体情况与预想相差甚远，很多大学生因为农村的条件太差，只是挂名，并没有实质的工作和乡村建设的热情，村民只知有大学生村官，却不知姓名，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乡村精英急需回归。
三、乡村治理的建议和对策
在当前情况下，乡村治理的推进需要做出如下调整。
首先，最重要的是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多样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使得乡村发展可能性增多。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村民自身都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村干部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建立完善的干部选拔、培训、激励机制，从全局考虑，为村民的利益着想。村民也要提高自身素养，提升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履行自己的义务，享用自身的权利，提高乡村民主建设水平;要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使得社会资金投入农村，可以借鉴这些组织的管理体系，以及吸收农村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未来的乡村治理将呈现由乡村主导到市场主导转换的趋势。
其次，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继联产承包制后的又一大变革[3]，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使得我国的农业发展及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将有着长远的生命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产业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对乡村产业结构进行整合和调整，提高乡村的资源利用率。农业现代化要转变只有第一产业的传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最后，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文化素质逐渐提高，产业发展刚刚开始，各方面逐渐起步的时刻，政府的指导和政策倾斜是必需的，政府应在乡村治理上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发挥城市对农村的拉动作用，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
乡村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地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我们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以理论指导实践，从实践中寻找规律，在国家政府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乡村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乡村治理情况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各因素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只能先从紧要处着手，然后逐渐铺展开来。同时寻求多个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乡村教育 治理困境 突破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发展面临着学生大量外流、学校大量撤并等诸多挑战，如何保障乡村儿童就近接受有质量的教育是乡村教育发展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1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现实困境
1.1治理价值取向的偏失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逐渐走向了衰落，乡村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逐渐沦为了城市教育的翻版，出现了“乡村教育城市化论”的价值倾向。该观点认为，伴随着“新派”教师充实到乡村教育中，城市取向的教育理念、“现代化”的教学设计和方法使得传统的乡村教育逐渐丧失了乡土本色；大量乡村学校、教学点的撤并，使得乡村学校存在的空间场域发生了位移，随着大量乡村学校向城镇的集中，乡村学校存在的本土之根和文化场域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伴随着现代性知识对地方性知识和乡土知识的控制和侵占，城市取向的知识选择机制导致在教学知识体系中，乡土知识被无情地淹没和遗忘。因而，无论是知识体系、课程设置、教学过程，还是整个校园环境都与城市教育别无二致。乡村教育的城市化论取向以“城市教育是现代的，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发展方向，乡村教育是落后的，是需要着力改造的对象”为前提假设，本身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忽视了乡村教育的历史基础、乡村社会的客观事实以及乡村教育的本体价值。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现代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滋生了破坏性的后果。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觊觎，人类主体性的丧失、精神世界的荒芜等使得人类开始反思现代文明的价值，并在传统文化和乡村文明中寻找治愈现代性后果的处方。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乡村文明的独特价值和文化底蕴，以及乡村教育之于乡村社会乃至人类世界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乡村教育的建设和发展中，出现了“乡村教育特色论”的价值取向，即认为城乡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现实背景是不同的，乡村教育具有不同于城市教育的天然资源和独特优势，乡村儿童的生长空间和个体经验也不同于城市儿童，因而乡村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应有别于城市教育，乡村教育发展必须以坚守传统乡村文化为前提，审慎利用现代文明和技术。
1.2治理主体的单一化
一方面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是教育质量的监测和评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缺乏让教师、学生和家长参与、商议和合作的意识，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群体并未进入管理者的视野，遑论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另一方面，作为乡村教育的真正实施者、受教育者以及利益直接相关者，教师、学生和家长亦没有作为真正的主体参与乡村教育治理，这不仅缘于其缺乏一定的治理能力和支持条件，更在于其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教育主体地位，也尚未萌生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主体意识。为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单一化管理和垂直式管理成为了乡村教育治理的客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讲，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有助于相关政策的传达和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下达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有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然而，由于主体的单一化，势必造成视域的狭窄和思维的封闭，导致对现状的掌握和问题的剖析不够全面和深刻，从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面的后果。
1.3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1乡村教育治理力量条块分割，较为分散
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乡村教育管理和发展的相关政策的制定、监督和评估，各类乡村学校则是在制度框架范围内，按照教育部门的政策和文件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乡村社会组织很少参与到乡村教育活动中，广大教师、学生和家长则成了乡村教育治理的现实“他者”，远离乡村教育治理实践。因此，由于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的缺位，导致了乡村教育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2乡村教育治理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持续性
乡村教育治理不仅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完整的框架体系，而且要求相关政策的执行具有衔接性和连续性。然而，由于治理力量的碎片化，导致在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现象和问题导向的线性思维，缺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性考量和系统化设计。
1.3.3乡村教育缺乏协同、商议与合作
这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导致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各类教育主体的视域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一隅，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仅仅关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各类学校组织则将重心放在教育教学活动和日常管理上，社区机构则几乎不参与乡村教育治理。此外，在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过程中，由于各类教育主体缺乏协同和互动，导致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如撤点并校运动之后，大量村小和教学点被停办，留下了大量闲置的教育资源，而这些资源对于乡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但是，由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级管理机构的分割和教育组织的封闭，导致这些闲置资源并未获得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2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突破路向
2.1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现代化
（1）乡村教育治理的法治和德治理念是乡村教育治理理念的前提和基础。一切乡村教育治理必须遵循国家宪法和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德治的作用，促进法治和德治的有机融合，发挥法、理、情的整体功能。
（2）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元治”理念，主张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简政放权，减少对乡村教育治理和改革的过多干预，为乡村教育治理创造更多自主的空间。同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需要积极发挥“元治”作用，对乡村教育治理及其未来发展作出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引领乡村教育治理方向；协调乡村教育主体之间的利益和冲突，实现主体之间利益的最大化；加强对乡村教育治理的宏观监测和评估，提升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质量。
（3）多元主体的“共治”理念旨在突破过去单一的政府控制理念和“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方式。通过发挥政府、学校、社会组织、教师、学生以及家长之间的协同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治理力量；借助多元主体之间的民主协商、合作互动，优化乡村教育治理方式，增强乡村教育治理效果。
（4）乡村学校的“自治”理念，旨在强调乡村学校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主张给予乡村学校充分的自，“让学校摆脱对政府的依附性，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凸显学校的主体性，增进学校办学的专业性，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促进学生的发展”。
（5）专业组织的“他治”理念，重在突出在乡村教育治理中，适当地引入第三方机构，借鉴其专业的治理能力，提升乡村教育治理效果。由于第三方组织不是利益的直接相关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备专业化的能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其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真实性。
2.2乡村教育治理目标现代化
（1）角色定位目标。只有正确的角色定位才能形成合理的角色认同。乡村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村落教育和乡镇教育。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承担着共同的责任、享有平等的权利。基于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的角色目标在于城乡教育的平等、均衡与公平发展。尽管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其本质是一致的，都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在教育治理过程中，应该正视乡村教育治理的角色，尊重乡村教育治理规律，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
（2）时展目标。当前，我国乡村教育治理以全球化为时代背景，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现实场境。在此基础上，乡村教育治理的时代目标在于抓住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代契机，以西方发达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教育发展的经验为借鉴，充分利用现代文明技术，推进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再次是价值定位目标。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治理有助于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一是有助于构建和完善乡村教育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教育质量，促进乡村儿童健康发展；二是通过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交流、互动和资源共享，推进城乡教育均衡与公平发展；三是通过乡村文化进学校、进课堂等形式，传承、传播和创生乡村文化；四是疏通乡村学校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联系，通过二者的有效互动，促进文明乡村社会、新型城镇化以及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在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教育治理目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需要构建符合乡村教育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道路，在国家教育发展规划中彰显乡村教育的战略意义，提高乡村教育在国家教育发展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使之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从而在政策上为我国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3乡村教育治理主体现代化
（1）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包括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领导者、设计者和决策者的作用，旨在通过对乡村教育发展现状的评估和对乡村教育发展趋势的研判，制定乡村教育发展政策，监测乡村教育发展质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担当着乡村教育“元治理”的角色，重在对乡村教育治理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把握。
（2）乡村学校是乡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参与者、政策执行者和效果展现者。乡村学校认真领会相关政策的精神和要义，依据有关教育政策和实施纲要对学校的发展做出具体的规划；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促进乡村学校健康发展。
（3）广大教师和学生是乡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教育的活力所在，是乡村教育治理最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教师是乡村教育的实施者，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离不开教师，相关教育政策的执行需要教师的亲力亲为。学生是乡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受益者，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精神成长。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广大师生的现实状况、利益诉求，发挥师生的积极能动作用，促进相关教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4）作为学生的监护人，家长是乡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由于广大家长具备不同的素养和能力，因而是乡村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力量。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家长的积极作用，如组建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等，通过家校合作，增强乡村教育治理的整体力量。
（5）社会组织因其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因而是乡村教育治理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在乡村教育治理过程中，如通过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对乡村教育治理效果进行评估，有助于更为客观公正地评价乡村教育治理的效果，诊断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策略。
3结语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育发展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我们应该把乡村教育问题摆在一定的战略高度加以设计和谋划，乡村学校的规模可以小，但乡村学校的水平不应该差；乡村学生的数量可以减少，但乡村学生的发展不可以忽视。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面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保证乡村学生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为乡村学校提供更丰富的教育资源，不断提升乡村教育的质量。
参考文献
【关键词】乡村治理农民福利农村社会工作
在村治变迁为背景下，考察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内在发展逻辑，即乡村治理经历了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从注重“民主”话语、大词到关注实际治理状态，从注重自治的法律文本分析到关注治理的基础的发展过程。但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仅仅把乡村治理当作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也被称为“村治”。这里的“村”，并非特指“行政村”、“建制村”抑或“自然村”，而是指农村、乡村。“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所以，治理包括了“国家权力和社会自治两个部分。”
随着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而兴起乡村治理的研究热潮。这股热潮从关注村民自治研究扩展到了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政策基础研究，再到区域差异的比较研究、价值基础等的研究。从关注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的“宏大关怀”再到农村政治研究的“多元交汇”。这些研究成果，从宏观层面上看，既关注了“民主、法治”的大词，还关注了乡村治理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条件，即“如何才能让农村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微观层面上看，关注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乃至村庄传统的差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农民家庭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些为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为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了许多的真知灼见。
但是，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从宏观层面上说，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抑或是为了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稳定，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从农民自身生活体验、生活方式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农民本位上来看呢？笔者认为，乡村治理的目的应该从农民本位出发，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
乡村生活方式与农民福利
现代化作为全球性的力量、时髦抑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其合理性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但是，是否所有的山区、乡村或村庄都可以或者必须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实现经济方面的工业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和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则值得思考。
中国是仍拥有8～9亿乡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①可以说接近60～70的人口依然是乡村人口，他们过着的还不是城市生活，而主要是乡村生活。但是，我们今天所倡导和建构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城市生活方式，而不是乡村生活方式。甚至有一种简单的发展观认为：只要国民经济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人口就可以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而过上现代城市的生活，拥有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需要关注数以亿计的农民的福利问题，“关注作为整体与其环境的互动、尊重个人对自己经历的理解和解释”。从“全人的概念”出发，我们需要把乡村中的农民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棋子而已。
下面以笔者近年来所调查的三个村落为例，②考察乡村治理、农民的生活和福利问题。
鄂中溪泉村。该村位于湖北中部，下辖8个村民组，425户村民，1680余人，人均耕地6分左右，由于人多地少，村同一直有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和相对和谐的村庄，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渐式微的村庄。村庄生活日益丧失意义和价值，公共品供给日益困难，农民合作的能力和意愿日益瓦解。闲暇生活主要是打麻将，外出者对家乡建设几乎没有兴趣，逢年过节也较少回家。村民的主要念头就是逃离家乡，能够做“城里人”。在多数村民眼里，村庄政治和村庄选举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与他们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几年一次的投票而已。
滇中山原村。该村地处滇中地区，地广人稀，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在到以前是一个大队，现为某建制村下辖的7个村民小组，共160多户村民，650余人。这是个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的农业村，村民较少外出务工，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益式微、村民合作能力和意愿日益下滑的村庄。年青人的闲暇生活基本被麻将所占据，民间山歌、中草药等技艺被日益抛弃和丧失。村民对村庄政治和选举缺少联系。村民之间更为关注的是“面子竞争”，人与人的关系是日益疏远。
黔中旧溪村。该村位于贵州中部，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个屯堡村寨。全村现有1100余户村民，4300多人，人均近一亩耕地，是个典型的农业村，故一直保持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村民热情好客，民风淳厚，村民富于合作精神，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对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依然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和整合作用。农民闲暇生活的基调积极健康。在旧溪村，村庄政治和选举，绝不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与村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大事。
以上所述三个不同地域的村庄，都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村庄，展现出了不同的乡村治理、村庄生活和村民的生活感受，对我们理解乡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福利具有不少的启发。
农民福利的建构
福利（welfare）是指“一种好的生活状态或满意的生活质量，它是个体或群体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③一般认为，“好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生活的安全、富裕和快乐，也要关注精神和道德上的状态；同时，福利还与社会政治相关联，与治理状态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探讨农民福利的建构问题，需要考虑以下的因素：
首先，农民福利建构涉及的是农民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中国8～9亿的农民要不要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的乡村生活方式，并且是适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生活的具有丰富性和全面性的乡村生活方式，而不仅为单一的城市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农民只有去适应她，追逐她。
其次，农民福利的建构如何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建立、乡村治理状况和人际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当前的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乡村治理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
最后，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是使乡村作为稳定器。乡村治理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和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农村社会工作的出路
李昌平研究三农问题中提出，中国主要的话语有四套，一是学术话语，二是官方话语，三是农民话语，四是NGO话语。他特别提醒，四套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是很难的。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的主要话语也可以归结为四种：学术话语，倾向于欧美、港台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想借鉴或照搬其模式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官方话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但是，我们从什么领域入手，采取什么样的福利服务提供模式和组织模式，现在依然值得研究和探讨；NGO话语关注的是某些人群的声音、权力，希望透过赋权的方式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改变困境。
回到农村社会工作领域中来，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我们需要用历史的视野、民族和国家的眼光去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从微观层面上，我们要用农民的话语体系去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感受，在切实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作者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研室主任）
注释
①2000年，根据户籍统计，乡村人口数为9.28亿，占总人口的73.3%，城镇人口数为3.38亿。而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居住在乡村的总人口是8.07亿，占总人口的63.9%。
关键词：乡村振兴；非农化发展；政策价值
非农化发展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给乡村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让农村按照农村的模样存在与建设，让农村在农村的轨道上发展与振兴的思想，更像是一种带有返归与惋惜的“理想主义”虚幻表达。从辩证角度看，非农化发展才是更加真实的存在，其为乡村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造成了越来越多已知或未知的社会风险。承认与辩证看待乡村社会非农化发展的客观事实，才是更加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价值有效实现的理性选择。
一、乡村非农化发展的结构特征及其多重呈现
从本质上而言，乡村非农化发展是乡村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外力影响而进行的结构化赓演的必然结果，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非农化发展都意味着农村不再是一个自为自主的社会体系，而是更加深入地嵌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系统网络中。作为社会系统网络发展的组成部分，乡村非农化发展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具体呈现为乡村社会、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等方面。一是乡村社会非农化发展。乡村社会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自养系统，既是乡村生活共同体的物理载体，也是乡风文明的物质基础；乡村社会非农化主要表现在生活空间非农化与乡村文化非农化。首先是生活空间非农化。一直以来，农村发展都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相联系。不管是出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考虑还是政绩考核的需要，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村庄合并、撤村并社等各种发展乡村社会的措施，意图以城市建设的科学主义与理性发展取代乡村社会的经验主义与自然发展。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却在事实上导致了乡村生活物理空间的非农化重构，标准化取代个性化，统一性替代差异性，集中性取代分散化，随之而来的还有类城市化的新的社交网络、高成本生活以及集约便利的服务。其次是乡村文化非农化。乡村文化不会停止变迁，现在的乡村文化绝对不再是传统取向、小农社会、封闭稳定意义上纯粹的地方性乡土文明，而是呈现为被放置于工业文明、小农社会化、开放失衡状态下混融的非农化发展状态。乡村文化原有的单一化、同质性特征正在被多元化、异质性特点所替代。原有的传统文化价值依然产生影响，继替的文化非农化变迁正在发挥新的价值影响。乡村文化非农化发展使乡村文化以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两种形态共同塑造着乡村社会矛盾的价值观念。这就是孟德拉斯所谓“文明的冲突”。显然，乡村文化非农化是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和考量的基本事实。二是农业生产非农化发展。在现代资本主导与市场竞争条件下，农业作为弱质产业部门，从传统小农状态走向现代化主要通过各国的农业保护制度与非农化发展，这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事实与必然趋势。其中，农业非农化发展主要是指农业劳动力、农业土地与农业资本等农业生产要素的非农化。首先是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现代社会流动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让固乡守土的传统意义的农业劳动力即农民进入城市，实现非农化就业，农民的多元分化甚至让“谁来种地”成为世纪之问。总体而言，除了原有的留守农民，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还有租地农户、返乡农民、种粮大户、各类农业资本公司等。无论谁来种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非农化都已是客观事实，即使传统意义上纯粹的农民家户，也是非单纯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兼业农。显然，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已经开始改变农业生产结构与生产关系。其次是农业土地非农化。土地具有非再生性，因此为了“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我国执行了最为严格的耕地红线制度以保证农业生产。不过，正常经营条件下，占用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农业用地是常识，也是共识。这样既能创造就业容纳转移农村劳动力，又能创造财富与税收，这种比较效益结构是土地非农化使用的根本动力。在此动力驱使下，城镇化与乡村社区建设“征地”、资本下乡“租地”等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农业用地被非农化使用。最后是农业资本非农化。从历史角度而言，农业生产剩余主要被体制性地转化为城市与工业资本。目前国家资本通过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被有计划地投入农业并沉淀为农业资本。不过，从事农业生产带来的温饱有余、富足不够的事实与经济理性的指引，让农民不会跟随国家战略，而是更愿意把自身积累资金投向非农产业。在利润增值的理性支配下，下乡资本从事农业生产要么是农业搭台、政治唱戏，追求政策红利，要么是将农业生产引向更能产生利润的品类与行业。个体与资本的理性行动无可厚非，却在事实上造成农业资本非农化发展的外部性结果。三是农民生活非农化发展。“农民”作为一个学术性概念主要有阶级、制度与职业三重理解，农民现代化是农民适应“传统—现代”发展模式的角色转换、职业转换、身份转换。正是这三重转换形塑着农民非农化的生存状态。农民非农化生存是农民适应现代化发展，获取生活资料的个体能动性与生存理性的本质表现，主要表现为就业、收入、生活的非农化。在就业与收入的非农化方面，农民就业形式已完全超脱传统农业领域，呈现为兼业化，非正规就业、非正式就业等特征。在特定国情下，“农民工”称谓正是农民就业非农化最好的现实注解，多种职业、多项技能几乎是每个农民必备的生存条件。就业非农化直接带来农民收入非农化，数据表明，单纯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逐年减少，非农化职业收入是农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与保障。收入增加带来消费能力提高，直接将农民的传统生活带入非农化状态，生活方式、生活内容超越传统范围，开始与市场主导的城市生活接轨。总之，农民群体偏重保守、重视伦理的传统性格正在被非农化改变或取代。
二、乡村非农化发展的双向效应及其政策意指
一是乡村非农化发展的双向效应。乡村社会非农化发展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影响具有多层面的连锁性特点。总体而言，这种影响可从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两方面解析。首先是乡村非农化发展的多重积极效应。非农化发展促进自足经济向市场经济积极转变，成为有效解决人地矛盾的主要途径；专业、合作、网络等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着分散、单一的传统家户农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与销售方式；竞争、开放等市场观念取代封闭、保守等农耕思想，正在成为塑造“现代农民”的观念要素。其次是乡村非农化发展带来的消极效应。非农化发展造成乡村社会基于伦理传统的社会契约开始失效，既有的社会治理网络与安全基础遭到破坏。长期发展而言，这是乡村现代化发展与进步的必然破旧阶段，而短期却必然造成乡村社会资本的快速流失。孝养文化、互助网络的约束力逐步减弱造成社会价值失准；农业生产要素流失，土地成为资本下乡赚取政策红利的猎品；农民被标签化为落后主体挤出农业生产；农民本体性价值被社会性价值替代，攀比消费、低俗文化流行导致社会关系失衡。二是乡村非农化发展的政策意指。乡村非农化发展的社会事实与双重效应表明，辩证看待非农化发展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政策价值。其关键在于如何让非农化发展更恰当地嵌入既有的乡村社会结构，促进农村农业现代化，通过外在政策力量引导非农化发展的积极效应发挥并限制消极作用的成长。具体而言，乡村非农化发展至少给乡村振兴战略带来三方面的政策意指。首先是党建引领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为了重构国家与乡村的制度性联系，重新整合与凝聚各类乡村社会主体力量，实现乡村共同体的“共建共享共治”。通过共同体建设形塑乡村现代化过程中的适应性机制，不仅能有效吸纳非农化发展带来的新的规则、组织等资源要素，而且能增强乡村社会应对社会资本流失与社会结构解组等负面效应的行动能力。“党建引领”一方面是保证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方向，更重要的是实现党的社会的有力发挥，即由党的建设出发型塑政党服务农村与农民的生活性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的能力，使之成为推动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力量和乡村非农化发展回应机制建设的支柱力量。其次是推动乡村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创新发展。乡村文化振兴至少需要重视“三个结合”，即增进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主体文化体验与表达的有效结合，实现各类文化主体能够动员与愿意参与的有效对接；促进乡村文化组织建设与移风易俗的有效结合，缓解乡村文化凋敝造成的种种弊病，提高乡村社会生活的文化质量；标准化的公共文化建设要与地方文化、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尊重并引领地方文化自主创新，实现政府提供的与乡村需要的之间的有效对接。乡村文化振兴能有效引领、吸纳非农化发展带来的文化要素及其正面功效。最后是推动农业生产的“再组织化”，增强农村集体能力。市场经济重塑下的乡村经济不可能重新回到政治规制的集体经济，但是没有新的集体化、组织化的链接机制，分散化的小农经济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与市场发展的竞争，这导致进入乡村社会的非农化发展要素如技术、资金等，要么成为强势资本剥夺弱势农民的工具，成为无序竞争、不当竞争的来源；要么无法与农村社会的土地、劳动力等原材料有效结合，形成新的农业生产动能。因此，关键在于推动农业生产体系建设，实现农业生产的“再组织化”，增强农民生产的自主能力，进而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力量。农业生产“再组织化”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联结机制的建设，即建设协作机制，挖掘传统互助与现代合作社的内在优势，实现分散小农的组织化；建设服务机制，形成服务农业全过程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组织化的服务实现一体化的农业生产；建设规制机制，规范新的资本力量在农业领域的市场行为，保护家户小农的权利不受资本剥夺。这样通过“再组织化”方式为非农化发展资源建立有序进入农业生产的规范渠道，使之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要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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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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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乡愁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段表述与传统的官方语体颇有差异，感性而诗意。此表述一出台即引起广泛关注，随之引发了各界关于乡愁的讨论，这种关注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对城镇化道路的反思。
一、乡愁的涵义及意象
历史上，乡愁总是和社会变迁、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等联系在一起，充满了无奈、哀愁和怀旧的思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落后的交通条件使那个时代任何远离故乡的行为都显得极不寻常，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背井离乡，漂泊异乡，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总是要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当今的农民已经习惯了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或半工半耕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壮在外已经成为当今农民的生活常态。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无数农村人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故土，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异、日渐萧条的农村似乎难以唤起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对故乡的留恋。“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价值取向被冰冷的现实消解，传统村落被各种小区取代，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乡风民俗被各种城市文化取代，传统有机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被法理社会取代，乡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对土地的黄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恋歌。
2014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后，对乡愁的讨论骤然升温，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说法最能概括乡愁的意象。
1. 乡愁诞生于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到农业社会的规章制度、生态农业技术、乡风民俗等无不蕴藏在乡间，城镇化必然使乡愁无处安放（周国平2014；刘奇2014）。从这个角度看，乡愁其实也是一种乡恋，所谓“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礼失求诸野”体现的是对生命源头的眺望和对文化母体的挂念。田园庐墓、小河炊烟、牧童短笛、乡规民约、熟人社会、崇尚自然、勤劳朴实等是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表述，也是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这一切都已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渐行渐远。
2. “乡愁”其实是“城愁”。这些研究者从关注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体的精神困惑，进一步延伸到让农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做好社会认同的现实层面（刘奇2014；田思思2014）。
3. 乡愁是一种社会文化焦虑，体现了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最真实自我的眷恋，对它失去的忧伤，对寻找它的一种焦虑，对企图用它来疗伤，来关怀自己的一种渴望。“乡愁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旷新年2014）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我们每个人的乡愁。
二、留住乡愁之于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一方面意味着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村落的大量消失，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学者、人文学者、历史文化学者的深深忧虑。
从感情上看，乡愁是一种高贵的情感，人类不能只有物质的生活，更要有诗意的栖居。乡愁既包括对过往的追忆，也包括对未来的向往。乡愁的存在会使人们更加理解生活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大多数人认同乡愁的存在意义，认为没有乡愁的城镇化是断根的城镇化（张孝德2014）。同样，没有获取在家乡外安身的资本，“距离”彼岸的故乡于他而言只有“乡悲”而无“乡愁”（耿波2014）。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属叶一剑的《乡愁里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等，这些著作的特点都是作者亲身体验城镇化给乡村带来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无法回去的故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还有学者从丰富城镇化的内涵角度看留住乡愁的价值，认为不能留在乡愁的城镇化是缺乏内涵的。城市的发展不限于扩张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异的改造和更新中将城市文化与历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将失去记忆的城市，从此也淡漠了乡愁。熊培云说，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与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淘空意义，沦落为了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其实，对乡愁的讨论也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来，资本以无与伦比的能量把众多乡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碰撞的结果往往是乡村消亡，传统湮灭。荷尔德林说过，“人类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乡村的终结不但使众多现代人产生一种乡愁无处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归于湮灭，这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对一个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大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乡愁”一词的运用，既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特色，更有对现代化必须烙上中国特色的自信。党的十以来，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相继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总书记强调，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必须留住乡愁。
那么，城镇化建设如何留得住乡愁？
其一，如何看待传统村落。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城进农退”城市化，以与自然对立和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因此，乡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调查显示，“我国每天大约有300个村落消失，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500多万个村落消失了”。、贺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中国人的价值在于衣锦还乡，多数农民的人生价值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得到认可承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有几亿人生活在乡村，都市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个挣钱的场所，他们的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仍然需要返回村庄来获取。没有了村庄，乡愁便无处寄放，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尊重数亿农民的生活选择。
民风民俗、村规民约、古道家风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载体变了，优秀文化如何传承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城镇化建设中要为乡村发展留出空间，尊重亿万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让一些有故事的村庄继续留存，让乡风民谣代代传唱。城乡发展本应并行不悖，没有了乡村的映衬，城市也会失去生机。
其二，城镇化是谁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能否实现，对中国的城镇化太重要了。行政权力决定下的城镇化必然造成优质资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所以，新型城镇化应该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镇各放异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其三，新型城镇化应该能够安放乡愁。所谓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种片面靠权力意志推动和高资源投入的城镇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强化软环境建设，打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和谐环境，否则，再繁华的城市也无法安放人们的乡愁。协调城乡冲突，重建美丽乡愁，实际上是能否走一条包容式发展道路的问题。
三、以留着乡愁为契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如果能以留住乡愁为契机，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参与乡村建设，无疑将是一举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乡村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埋下了乡村治理危机的种子，在城镇化潮流的激荡下，多地乡村处于离散状态。一是由于乡村集体经济瓦解和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国家与村民关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村庄基础结构离散；三是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传统价值坍塌，价值离散。乡村离散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大到乡村党政建设、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到乡村环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赡养、儿童教育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于乡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徐勇、郑凤田、姚洋等学者主张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国家政权建构逻辑的必然走向，认为它是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结构治理模式；温铁军、党国英、李昌平、吴理财、于建嵘、李凡、素颜臣和周绍金等学者则主张实行乡镇自治，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曹锦清、贺雪峰等学者注重从乡村内部机制研究乡村治理结构。但归结到一点，没有村民的参与，任何治理都会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动员起民众参与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乡愁作为乡村治理的契机，是因为，其一，乡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留住乡愁的城镇化建设诉求可以打动许多人；其二，留住乡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对原有的风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谨慎和敬畏即可。中国自古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没有彼岸观念，但祖先情结、乡愁情结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皈依。迅速发展的城镇化使现代人离家越来越远，人际关系的紧张与疏离、日益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让现代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愁不仅仅是农村人的，更是我们所有人的乡愁，留住乡愁就是留住我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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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的开发程度深，化肥、农药的施用土地产出的途径，加之化肥、农药使用量大的蔬菜生产发展迅猛，使得我国已世界上使用化肥、农药最大的。这两类污染在地区还直接破坏农业生态系统，对鱼类、两栖类、水禽、兽类的生存巨大的威胁。
二、小城镇和乡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镇和乡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基础设施的不管制的不健全，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严重的“脏乱差”：每年产生的约为1.5亿吨的乡村生活垃圾几乎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3000万吨的乡村生活污水几乎直排，使乡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然而，在我国乡村现代化进程发展较快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并经济的而，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却在与日俱增。
三、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产生的工业污染
受乡村自然经济的，乡村工业化上是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环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还污染危害直接到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我国乡镇企业废水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一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污染物率也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率。
我国乡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环境污染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小污”成“大害”，给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的负面。为此，应当如下措施：
1、环境立法，健全乡村环境管理机构，环境保护职责权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乡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考虑。
2、要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城乡分治使城市和乡村间着严重的不公平。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长期，把污染防治投资几乎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乡村扩散，而乡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那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