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7 16:22:39
序论：在您撰写中华文化的基础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勇教授于2012年10月提出关于“新子学”的构想，随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年多以来，许多学者认真思考，积极参与研究和探讨，并对其内涵与内容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层次的系统建构，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新近出版的《“新子学”论集》，即集中体现了在此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全书集中呈现了“新子学”的时代性、基本内容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学术重构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的重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无疑是重构中华文化的基础。“新子学”是对中华文化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生态的全面梳理，它的提出，显现出学者对于传统文化与学术基本命脉的敏锐把握。正如许抗生所言，我们在当下要做的是民族文化学术的全面复兴，“新儒家”虽在相关方面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如先后提出“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新经学”等理念，但中华文化极其丰富多彩，绝非儒家一枝独秀的文化所能替代，“新子学”的提出合乎传统学术实际，正是当下所急需。也正因此，他以为，“新子学”应当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和进行中华文化重构的基础。
在时代性方面，方勇从《“新子学”构想》到《再论“新子学”》，皆强调如今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传统学术面临现代转型，“新子学”正是此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也服务于这个时代。“新子学”强调要将诸子百家思想的优长提炼升华成创新、解放的“子学精神”。林其锬也概述了先秦诸子的原创、求实、争鸣、汇通、开放等五重基本精神，这些皆可谓“子学精神”的重要构成。“新子学”强调以该精神为导引，系统整合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也使得它更符合时代潮流。
“新子学”较之其他理念，更具有包容性。经学独尊的时代已结束，且正如陆永品所言，经学范围狭窄、陈旧、僵化、停滞，其中的一些主张也已不符合当今的国情民意，因而应当重申“新子学”在自身建构方面的一个基本理念，即强调“子”为思想史的“诸子百家”。如傅璇琮所言，“新子学”对自身之“子”的勘定，较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的分类，更合乎思想史的实际。何况子学本身也包括了儒家的学说，如孔孟的学说。
“新子学”之所以适合今天的需要，还在于它所具有的开放性。中华文化的重构，是以现代眼光从传统的中华文化中选择那些经过现代阐释能适合今日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同时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融汇形成新的充满生机活力、具有强烈时代性的文化。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只固守旧的一套，是十分荒诞的。时代的发展要求推陈出新，应当广泛吸取世界各国文化中的精华，使之为我所用。许多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理念，皆应大胆加以回应和吸收。这些也都是“新子学”的题中之意。
[关键词]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结合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28-02
“走出去”发展战略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拓展发展空间，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战略最早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当今世界围绕综合国力的全方位竞争日趋激烈，各个国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各种文化之间的影响和融合不断加速。要赢得国际竞争的胜利，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还需要强大的文化实力。文化全球化势不可当，文化领域实施“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文化“走出去”作为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是我国经济“走出去”在文化产业发展领域里的必然延伸，是我国文化市场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承载的国际期待和所肩负的国际责任，对中华文化传播和谐理念、完善中国表达、树立中国形象的要求。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与他国文化友好交流、相互借鉴、不断交融的过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出去”。既是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
文化“走出去”是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不断发展外向型文化产业，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的认识。通过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更好地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在建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华文化“走出去”，从跨入国际舞台、呈现亮点。到形成规模、有所影响，现在逐步进入打造品牌、讲求效益、进行长远规划的新阶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深刻阐述和全面部署，将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它是一个长期发展、逐步积累的过程，不能硬走，不能草率，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和文化传播规律，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出去，这其中要做好几个结合。
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结合
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推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一起走出去。世界需要中国文化，历史的中国和当代的中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对外文化交流应该既有传统文化，又有当代文化。以往传播出去的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留在外国人的记忆中的更多的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中国武术、中国气功、中国的戏剧、书法等等，而对于中国文化创新成果的宣传和弘扬极度匮乏。甚至许多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还停留在物质匮乏、社会保守动荡的年代。一些国家对改革开放的中国了解片面，甚至存有偏见。中国拥有人类历史上不可替代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对外文化交流的本源和基本立足点，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让世界领略到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恒久魅力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只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方面。“走出去”不能仅仅推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需要展示中国各族人民当代精神风貌，介绍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创新。为了使世界人民更充分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使世界人民更加全面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进而了解当代中国的真实面貌。我们要全方位向世界展示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成果，介绍和传播我国人民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更多地推出题材广泛、主题深刻、风格新颖、技法多样、内涵丰富的当代优秀文艺作品，既要让人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更要让人体会到当代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通过全面介绍中国的文化创新来反映当代中国的繁荣与进步，进而塑造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当代中国新形象。
二、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相结合
文化交流具有经济、政治交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柔性作用。日益成为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石。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可以用艺术的形态容纳更多的经济、政治、社会信息，以文化力量塑造国家形象。只有建立并保持正常的文化交流关系，才能巩固各领域良好合作关系；只有让外国了解中华文化，更好地了解中国，才能更有效地与中国合作；只有不断扩大文化交流与合作领域，才能更好地表达我们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美好和谐世界的愿望与主张。
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形势变化，我们发现只有文化交流是不够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必须坚持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两个渠道并重的方针。通过深化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文化传播、扩大文化贸易。发展文化贸易关键是创新思路办法、拓宽途径渠道，充分利用高新科技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新的文化业态，努力形成对外文化贸易新的增长点，促使中华文化产品特别是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三、政府主导和民间参与相结合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全方位的、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只靠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坚持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为主体，政府推动与民间实施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国家层面掌握的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优势渠道和广阔平台，与地方丰富的文化资源形成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避开意识形态壁垒。增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亲和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在更大范围、更多层次、更广空间上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对外文化交流政府、企业、民间并举的新格局。从政策上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创造一切便利条件。减少审批步骤，放宽审批条件，在工商税务方面都给予想走出去的文化企业与个人以最大的优惠。积极鼓励、引导、整合、支持民间文化资源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效力。
四、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相结合
文化“走出去”要善于利用国内通道和平台。在自己的土地上做宣传，环境条件都很成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在市场条件下发育起来的企业化运作的文化贸易中心，就是一个促进文化交易发展的综合平台，在文化“走出
去”方面成为一条有效的便捷通道。各省市举办的文化节、艺术节等。也是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重要途径。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很好地重视和利用国际化文化人才资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归国留学人员，他们可以说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桥梁，是新生文化的传接者，他们中间有许多是带领中国文化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国际化文化人才。这些国际化文化人才在国际间不停地交流与传播最新的资讯，他们受过中外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具有国际化的观念，洞悉中外市场经济，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好的基础，可以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
文化传播还要借助于国际渠道。通过文化市场和渠道建设，加强和国外的合作。尤其是让外国人来传播中国文化，这样宣传的效果会更好，更容易被外人所接受。目前，中国的国力和经济实力都在增强，具有很好的条件吸引优秀的国外人士来加盟中国文化对外宣传的大潮，他们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使者，同时他们还能带来国外文化在发展中的特色与成果，以供我们学习、借鉴，从而使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五、文化产品和文化价值相结合
文化“走出去”战略，不仅是一个文化战略，更是一个政治战略，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参与话语权争夺的重要举措。文化“走出去”既包括有形的文化产品走出去，也包括无形的文化价值走出去。文化产品作为人类精神智力创造的物化形态，不仅能为人们带来巨大经济效益。还通过其文化内容和精神因素对人与社会的生存发展起到巨大的影响，甚至是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积累创造、民族精神的凝聚、历史文化的传承等等。文化产品的生产取决于市场需求，但不能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追求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文化产品深层次的本质性的社会价值。要努力推动优化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价值高又具有较好经济效益的文化产品，适应当代国际文化竞争和文化传播的要求。通过文化产品把我们的文化价值、文化精神带到国际上去。文化产品走出去要与文化价值走出去相辅相成。要推动文化价值与文化产品出口的同步化，借助于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充分体现中国当代各个领域发展成就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我们需要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传承中华文化。生产富有竞争力和市场魅力的产品，与国际社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对话。完成从文化产品走出去到文化价值走出去、达到既要输出文化产品、又要实现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走出去的跨越。
六、“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
文化的“走出去”和“请进来”是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的，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相通的。“走出去”，是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最好途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不断创新的基础上，把中华文化全面推向世界，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共同推动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实际行动。文化“走出去”是不同意识形态的交流，是增进互信、进行公共外交的一种手段。独立的、繁荣的中华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我国综合国力的具体体现。文化“走出去”直接关系到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确立中华文化的重要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文化“走出去”，通过自觉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必将加快中外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加深我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血脉认同，必将促进中华文化根深叶茂。永葆青春。
“走出去”是为了让国外更多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也是为了“请进来”，然后再更好地“走出去”。文化“请进来”。以开放的姿态、开放的眼光，将本国的文化融入世界。对西方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加以吸收，从而为自身文化带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提升自身文化的生命活力。文化“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双向互动既提升了自身文化的自省性。又创造了中华文化的新品格；既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竞争力。又提升了自身文化的世界感染力，从而为文化外交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为中华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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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金光，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思考[N]，中国民族报，2008-04-02
关键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文化间性
中图分类号：G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140-05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契机的“全球化”就一直被学界视为一个核心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格局在初露端倪之时就与各种不平等挂钩。在21世纪的当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互相依存、互相关联。倘若彼此之间无法建立和谐的、互惠性的跨文化关系，弱势文化将难以生存和发展。人们面临的文化危机，并不仅仅是文化权力的博弈，更是交流的深刻无奈，是刻板印象的加剧。是对外来强势文化的追捧和对己文化的不自信。而文化自主“走出去”。体现的不光是一种文化自信心，更是一种积极且理性的文化态度，是全球化时代对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一、以人为核心：文化走出去之关键
中国的文化版图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受到了史元前例的挑战。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变化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常态之时。文化危机感也与日俱增。如今我们率先向国际社会传播的是一种纯粹的中华民族文化，它既包括传统文化之精髓，也有现代社会和谐治理的主张。但倘若把握不好传播这种纯粹性文化主张的分寸和方法，便会遭遇他者的抵制――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他者对我们这种带有善良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却束手无策。
国内学界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多从“软实力”的角度来进行论述，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关系和权力的博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征服世界的切入口从硬实力转向了以文化为武器的软实力。日本学者青木保先生虽然十分看重文化软实力理论，却对当今愈演愈烈的“文化政治化”趋势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现代国家、社会和人类应该以“异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充分意识到“多元主义”的重要性，并沿着“协调”和“友善的说服”的路线前行。让文化充分发挥“第二自然”的作用。若想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均衡与协调。则需要以一种“摈弃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思维模式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遵守或必须达到”文化传播的“世界模式”。
虽然学界―致认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需要通过双向的交流和对话来完成，而非单主体、单向度、单声道的“三单式”自我宣传。可问题是，这种“双向”的传播模式到底该如何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呢？互联网时代造就了新的全球传播格局，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和关系建构的方式。学界对大众传播渠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却逐渐忽视了恰是不容被忽视的人类传播活动之核心的人际传播。从传播效果和影响力来看。以交往和对话为基础的人际传播更加注重文化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以及意义的创新与重构，是影响最为直接且经得住考验的一种传播方式。也就是说，愈是回归到“人”的层面，愈能落实从单向宣传到双向交流的转向。这种以人为交流主体的文化传播也因其真实性和互动性而更具说服力。
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将其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视为本土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孔子学院也在这股国际潮流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然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其关键还是要立足于人。文化的对外传播。远非向他者描述异域文化的某种代表性之物或是讲述异域文化的一个新奇故事那么简单，除了意义的“给予”之外，还强调意义的“获得”，更强调意义“表征”的方式。如果说语言作为一种文化，总是最先走出去的，那么自全球第一家孔子学院成立之日起，汉语国际推广就担负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国际汉语教师，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主体，应该是最优秀的当代中国人之代表，并在这个传播活动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以人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需要传播主体良好地构筑个人的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需要以一种基于个人跨文化认知的多元视角以及基于个人跨文化能力的行为方式。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关系建构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从广义的视角来看，这里的“人”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既包括局内人也包括局外人。既包括既有的传播者也包括潜在的传播者，比如传播内容的受众。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受众往往兼具兴趣导向和理性导向，特别对于那些将汉语作为一种理性学习的外国人来说。虽然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母文化根基，但他们对中华文化持有的兴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并且，其日渐增多的文化认知和交流体验很有可能使他们在今后成为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因此，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显然是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充分考虑和正视我们和他者之间互为主体的关系，才是更长远的战略眼光。而国际汉语教师。作为承担和实施这一重要使命的核心主体。首先需要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文化魅力和跨文化能力的人。然后才能在教学活动与交流活动中去感染他者、对他者实施影响。双方主体在此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具有融合视角的文化意义。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化传播内容；而当这些文化的他者也变成了中华文化的言说者和传播者。并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构建和谐关系、达成互惠性理解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之时，以孔子学院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传播模式即达到效果的最大化。
二、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观对文化走出去的影响
国际汉语教师在世界各地进行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活动，被置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般来说，学生的文化背景越丰富、差异越大，该课堂的多元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对文化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任教国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包括学生个体的文化和次文化认同。另外，教师的多元社会文化身份及其在任教国完成跨文化适应的情况。也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分成了四种类型：“内部-局内人”、“内部-局外人”、“外部-局内人”和“外部-局外人”。具体到本研究，由中国外派至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均来自任教国社会的“外部”（即中国），这种以地理和法定身份为依据的划分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局内”和“局外”则是基于文化视野和文化价值观的划分，“局内人”持有本土（任教国）文化视野，“局外人”持有外部（即中国）文化视野。据此，从中国远赴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外部-局内人”（outgide-insider）和“外部-局外人”（outside-outsider）。前者了解、接受甚至推崇任教国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等。后者则基本上和中国主流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行为方式保持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影响语言和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因素除了教师自身持有的文化价值观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视野、态度和能力。具体来说，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中的跨文化教师来自于该地区的“内部”还是“外部”（地理上的划分），持有“本土文化观”还是“外部文化观”（文化观念上的划分），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持有的文化观是“缺陷观”还是“差异观”。持有“文化缺陷观”的教师往往认为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受学生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非常大。而教师或学校对其影响则比较有限；持有“文化差异观”的教师往往将学生的文化多元性视为课堂资源，而教师需要做的则是帮助学生们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将这些丰富资源运用到教学和交流活动中去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缺陷观”和“文化差异观”在这里指的是教师所持有的跨文化态度，一个具有本土文化视野的中国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内人”）或本土汉语教师（“内部-局内人”），都有可能以“文化缺陷观”去对待学生；而一个具有外部文化视野的中同籍汉语教师（“外部-局外人”）。却有可能在教学过程和交际过程中持有“文化差异观”。那么区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意义在哪里呢？班克斯的研究告诉我们，“局外人”往往对学生的多元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倘若教师本人又缺乏足够的跨文化敏觉力，那么他在对教学内容的选取（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教学方法的设计以及行为方式的决断上，就很难结合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视野，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文化冲突和丈化偏见，从而大大影响跨文化语言教学和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线，我们无法去判断一个教师到底被一种外来文化影响到何种程度才能被称为“局内人”。事实上，那些轻易被一种外来文化同化了的教师也很难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反倒会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中陷入“边缘人”（the marginalman）的认同困境。中华文化走出去。指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走出国门，更是要真正地走进他者的心灵。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同化他者。我们所追求的融合文化观也并不是在提倡被他者同化。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在我们和他者之间达成互惠性的跨文化理解，建构和谐的跨文化关系。既然如此，我们所提倡的也决然不会是一种绝对的文化观。而是动态的、交融的、具有间性视角的观点和态渡。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一个熟谙中国文化的国际汉语教师，无论他的社会化是在中国完成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异文化同化，一旦他身处跨文化的教育情境和传播环境，其全球化心态、跨文化敏觉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都立即上升到了一个极其重要且必要的位置。只有对学生的文化背景、文化认同、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价值观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在“局内”和“局外”出入自由，国际汉语教师才能使中华文化真正地走出去。
三、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身份和跨文化能力的重要性
以孤立呈现自我文化价值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华文化，可能会导致文化身份的认知焦虑，甚至遭遇他者的反感和抵触。并将这种纯粹性的、带有良善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进行政治化解读。特别是在多元文化教育情境之中。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价值观、个人经历等会对文化传播的效果以及跨文化关系的建构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持续地、动态地影响主体双方的认知框架。因而，探讨如何“以人为核心”来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十分有必要结合教师的“社会文化身份”来审视这种跨文化能力对文化传播活动的开展到底具有怎样的重要性。
首先，从国际汉语教师的任务和目标来看，他们兼具了“汉语言教学者”和“中华文化传播者”这两个重要角色。外国人走进孔子学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全球化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契机；其二是东方文化和中华文明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他们。持有前一种动机的学生在今后可能会以汉语为工具走向与之相关的工作岗位。掌握基本的汉语技能、储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都有助于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对于持有后一种动机的学生而言，其关注点和兴奋点从一开始就放在了中国的社会文化上面，而走进孔子学院，很有可能是他们通过交往实践去了解和探索中国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正因为如此，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发展，学界和教学界对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策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孔子学院的建设任务将会主要集中在内涵建设上”，语言加文化式的“博雅教育”（Iiberal education）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为“单纯的语言教育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从文化间性的视角来看，无论是语言的推广还是文化的传播，都发生在典型的多元文化情境之中，因而教师和学生、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必然是一个互为主体的跨文化关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师都理应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起到一个良好的文化示范作用，这也对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除了做一个优秀的示范者之外，他们也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倾听者。倾听他者的文化认同和跨文化感知是对话得以持续的基础，否则无论课上课下，对中华文化的任何言说都将变成独语式的广播。总的来说，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将“成为一个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者”视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并在跨文化教学、交往及对话的过程中兼顾“文化示范者”、“文化倾听者”和“文化引导者”等多重角色。
此外，旅居他乡的国际汉语教师不仅需要处理在课堂上和学生之间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还需要面对旅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跨文化挑战。课堂上和生活中的双重文化冲击往往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感，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担负的跨文化教学以及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双重重任，甚至都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其每天都会遇到的跨文化适应的难题。“旅居者”的身份给国际汉语教师带来了严峻的跨文化挑战。但基于文化间性的交流、协商和对话。却又给他们带来了跨文化关系建构的希望――只有将注意力从消除差异（同化）转向尊重差异，从单纯的适应转向和谐共存，从文化分离转向共同协商，才能在高效完成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重任的同时。感受到跨文化交流与交往过程中的乐趣，这就涉及到一个传播主体自身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素养的问题。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和“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在西方学界被视为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在国内被使用较多的是后者，它在外语教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传播学领域被译为“跨文化传播能力”。究其原因，此概念涉及到诸多学科，而不同的学科对“communication”的关注有着不同的焦点。从其动词形式communicate的词根构成来看，“com-”即“共同”、“一起”。“mumi-”即“人”、“大众”，加上具有使动功能的动词后缀“-ate”。合起来便是“使人们在一起”――而使人们在一起的方法，即对话和交流。汉语中并没有与communication对应的词，它在人际传播层面被译为“交际”或“沟通”。在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层面被译为“传播”。前者局限于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后者则缺乏双向互动的涵义。
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是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这个概念，即“跨文化能力”。国际汉语教师应该具有的跨文化能力不仅包括人际交流层面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移情能力”，也包括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所必须具备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等等，这种整合在一起的跨文化能力是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的一个高标准要求，其目标既指向一种终极的交流和沟通，也指向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任教国社会成员之间、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和谐的多元文化关系的建构。
四、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框架的构建
跨文化能力通常有“有效性”（effectiveness）和“恰当性”（appropriateness）这两个层面上的需求。具体到以国际汉语教师为流动载体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运用一定的技能和技巧去高效完成语言与文化的教学任务，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特定目标：“恰当性”指的是教师能够在多元文化情境中充分认识到不同社会文化的规则体系。在符合跨文化伦理的前提下。满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及任教国其他社会成员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认知需求和交流需求。这是一个直接的、双向的、充满挑战却又充满希望的人际传播路径。为了使这种人际传播的效果达到最大化，教师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就非常必要。具体来说，要想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在人际传播层面上同时满足“有效性”和“恰当性”的需求，国际汉语教师应从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去全面发展自己的跨文化能力。
认知层面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这两个方面。对自我的认识包括认识自身的文化构成、情感态度、交际风格、对他文化的容忍力等；对他人的认识是移情发生的基础，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既要了解他文化的广义文化知识，也要了解其深层文化结构，因而需要在认知层面全面提高自己的跨文化理解力，习得广博的文化知识和跨文化知识。并通过对特定文化图景的描绘来呈现自己对己文化和他文化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刻板印象是认知层面的最大阻力，虽然我们无法避免刻板印象，但可以对之加以纠偏和修正。否则，一旦让刻板印象发展为偏见，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就不易消除了。
在情感层面，持有正确且积极的态度是打开他者心灵的钥匙。礼貌、热情、友好、乐观、耐心、宽容、持久。都是在跨文化教学、交际和传播过程中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态度因素。其它重要的跨文化态度，还包括非我族主义态度，尊重他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尽量做到无偏见的判断等。尽管大多数国际汉语教师都是具有一定跨文化敏觉力的教学者和交际者，但在教学和交际实践中，他们的情绪却时刻处于起伏和变化之中。只有当教师清楚地意识到提高自身跨文化敏觉力的重要性，将成为“多重文化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尝试将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进行整合，才能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有效完成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任务。另外，文化移情能力是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跨文化素质和技能之一。“移情”意味着感情的移入，是能够对他人的想法、情感和观念进行分享的一种品质，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将自己投射到他人的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和看待问题。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去体会对方的情感和情绪。传播主体文化移情能力的缺失往往会成为提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有效性的绊脚石。因为这样的教师无法摆脱固有文化习俗的约束，更容易陷入自我中心主义，也无法纠正对他者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即便他们努力地去传授知识、讲解文化，但以这种单向的阐释方式和传播方式却无法触及他者的心灵。
最后，教师跨文化能力要想得到全面的提高，仅仅停留在知识储备和态度转变的层面上是不够的，教师还应该掌握足够的行为技巧，比如培养跨文化倾听能力，把握行为弹性，采取描述性立场，正确选择退避、和解、折中，合作等处理冲突的技巧等。在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除了发展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能力之外，教师还应该把重点放在掌握必要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和身份认同策略上面，前者指向人际交流层面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合作意识，后者则要求教师全面发展自身多样的社会文化身份，并参与到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实践中去。另外，在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维护对方的认同也是一种必要的策略，维护并不代表妥协，而是辩证地去认识和尊重他者的价值观，有的时候它甚至比维护自己的认同更为重要。因为维护对方的认同有利于拉近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心灵距离。从而也更有助于建立和谐跨文化关系。
总的来说，要想在多元文化情境中提高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有效性。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全面整合自己在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的跨文化能力。没有认知，就谈不上理解或是不理解，更谈不上跨越或超越文化藩篱的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认知层面跨文化能力的提高即文化符号的储存和积累过程。这些丰富的文化符号资源在教师的跨文化旅居过程中得到持续的修正和补充，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化脉络。跨文化认知同然重要，但各种文化因素都在我们的心智中各就其位，不会主宰我们的交际行为，真正起到主宰作用的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和文化修行。因为无论是异质文化的“病毒”还是多尤文化的“神灵”。都无法阻止生动的“多元文化心智”（multieultuml mind）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情感层面的跨文化能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仅仅依赖基本的文化认知能力和自由的意志与心智，还不足以提高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性。教师还需要正确、熟练地操作手中的文化“工具箱”和各种“文化开关”，用自由的心智去驾驭我们手中的文化符号及资源，这就涉及到跨文化能力的行为层面。
文化的力量需要通过“内化”于人的过程才能发挥作用。无论是何种传播媒介，都需要发现一种特定文化“可利用的价值并真诚地加以利用”，并“将其转化为自我解放与自我超越的力量”。否则无沦这种文化多么伟大，对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目前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虽然在数量上呈现出可观的增长趋势，但相比两方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而言，其国际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还非常有限。孔子学院数量的迅猛增长直接导致了优秀师资的缺乏。倘若不加强对每一个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孔子学院将难以收获理想的跨文化教学效果，也难以有效完成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然而。跨文化能力所具有的复杂性、开放性和经验性。决定了这种综合而全面的能力并非能通过短期的培训得以提高。那么，作为传播主体的国际汉语教师，究竟该如何在提高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呢？
我们知道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它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化性却是永恒的。如果文化仅仅被当作一种既定知识或事实来进行传播，那么我们所传播的仅仅只是文化的某个稳定的瞬间，从而忽略了对文化本质的理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对国际汉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种重要的人际传播渠道。教师需要在超越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提高自己与他者之间形成互动、建构关联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教师不仅要同时顾及中国文化的知识性和动态性。更要考虑到中国文化和学习者自身文化之间的间性问题。
文化间性的视角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获取。国际汉语教师首先需要持续习得中外文化知识并进行基本的异同比较，这种途径习得的文化是静态的；与此同时，我们一方面要将知识置于交往和传播实践中进行检验。另一方面要将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当今的社会实际进行对比。从动态的角度去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此外，通过和学生之间的对话、讨论与协商去积极寻找文化间的关联。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也至关重要。它表现为一种动态的文化生成和意义的创新，是单向宣传模式朝双向交流模式转变的关键落脚点。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持续地了解学习者自身的文化习俗和跨文化态度。在此基础上不断重构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认知框架，反思和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和传播模式，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其跨文化能力也得以提高。
五、结语
【关键词】中国文化 “走出去”战略 现状 对策
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我国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因此，深入解读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审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效，探讨其面临的困境及开展相应的对策研究对于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解读
应对文化全球化发展的现实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竞争日趋激烈，西方价值观念、社会范式和文化准则等在强势经济的掩护下涌入中国，悄悄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行为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确保民族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的独立，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但在世界文化体系中，中华文化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影响力、贡献力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丰厚的文化资源不相适应。因此，我们应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传承优秀民族传统的历史必然。中华民族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着文化“走出去”的各种方略，从汉代开始中国便与波斯、印度、东罗马等国开展了文化交流，盛唐时期中国文化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之路”、“茶叶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等进行交流与融合，极大推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之后，中国迈开了学习西方文化的步伐，从到，再到和，中华民族始终没有放弃学习与探索。当前，中华文化理应积极融入世界文化体系之中，用中国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丰富全球文化，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分析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成效。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中国继承了“和为贵”、“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精髓，倡导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将中华文化中“和”的思想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战略层面，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认可。
随着我国对外交流范围与渠道的拓展，已与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文化合作关系，建立了完善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和国际合作平台，文化产业发展日渐成熟，逐步形成了“借船出海”、“造船出海”、“购船出海”、“银企合作”等多种文化“走出去”模式，为文化品牌跨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面临的问题。在东西文化对话的世纪转折期，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仍然不足，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中表现出接受与退却的弱势。
一是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不足。中国已开始了文化“走出去”的征程，但中华文化的文化吸引力还明显不足。目前，各地过分注重文化产业化进程，忽视文化传播的内容、文化产品的质量，造成文化产品质量滑坡、缺少创造性，这成了我国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短板”。中华文化“走出去”应以版权输出和高附加值产品为核心，但我国的文化产品缺少核心竞争力，即文化创意能力，没有原创品牌。
二是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不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念，并将之融汇于中华民族对生命价值、人生境界、人生态度的理解与领会之中，成为中国人理解世界、把握现实、领会人生的内在依据，这些价值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精神支柱。但是，目前我们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还远远不够，只是以片面化、零碎化的方式呈现给西方世界。我们输出的武术、茉莉花、民间剪纸等，多是通过象征符号向西方世界勾画“中华文化”，缺少中国文化的精神母体，没有体现中华文化的文化价值、民族精神。
三是当代精神总结不足。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真正有影响力的文化软实力应该是国家制度中的价值观、社会创新能力、国家的理论话语权、国家的价值影响力等，应该是一个国家在化解人类生存困境方面的智慧与文化创新能力等。在这方面中国有许多优势，如中国有过伟大的思想家、文化经典等，有过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当代中国的文化优势却很弱，缺少经典文化作品、缺少文化创新，意识形态宣传简单化且流于形式，这充分说明我们在当代精神总结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四是缺少国际视野与文化适应能力。当前中国“走出去”的文化作品在内容、制作等方面都与国际市场要求存在着很多差距。虽然各国的历史文化、价值信仰等方面都各不相同，但对人权保障、法制建设、人性自由等基本价值理念，各国是一致认同的。中国缺少设置全球议题的能力，很少能提出人类文明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全球公共产品规则制定方面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明显不足，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等国家。
五是中国文化失语。目前，人们过多关注西方的价值观念与生活信仰，忽视了对本土文化精华的学习与吸收，传统文化失语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制约。传统文化失语首先体现在国际传播中的语言应用上，面对英语的强势渗透，汉语正在节节败退。在我国大学教育中，语文教学逐步被边缘化，而英语学习却被贯穿到大学教学的各个阶段，英语几乎成为评价人才的尺度与标准。
同样，当前仍存在着学术与科学体系话语权的失衡。美国、英国等国的学术、科学体系的规范与模式是全世界的规范与模式。中国文化的失语还表现为核心价值观的失语。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彰显与对外传播严重不足。中国出的书在美国一般被认为是宣传品。中国传统文化远远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对策思考
综合国力是文化“走出去”的基础。亨廷顿认为，文化总是追随着权力。强大的综合国力会提升国家的自信心，增强国家的文化吸引力，相反，实力下降会产生自我怀疑与认同危机。纵观世界历史，可以发现国家强盛之后，其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就会引起其他文明的关注。当前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扩张不只是中国的主动传播，更是其他国家的主动接受。
因而，提升文化影响力，实现文化“走出去”，其根本要求就是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为此，我们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与社会全面发展，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为文化“走出去”提供基础性条件。
文化自强是文化“走出去”的根本出路。文化自强是增强国家文化吸引力的根本。美国的文化产业是非常发达，其核心则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以及新教与资本主义结合的伦理精神。美国的学术著作、好莱坞电影等都渗透着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与个人尊重；韩国推行“文化立国”的国策，深入挖掘儒家伦理，并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之中，形成了有儒家伦理情怀的“韩流”。
因此，我们应借鉴他国成功经验，推进我国的文化建设。应借鉴其他民族文化资源，提取其中有穿透力与生命力的因素服务于中国文化，同时应将中国人的立国、做人精神依据与文化根脉传承下来，推进文化内容与文化载体的创新。只有形成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才能为文化“走出去”提供坚实的支撑。
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选择。文化产业是科技与文化相互发展、相互渗透的结晶。因而，应将先进科技成果应用于文化产品制作之中，以高科技为载体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只有加快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掌握文化发展与传播的主动权，不断推进文化内容、传播手段、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能产生强大的文化生产力。
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中，应克服片面注重科技的问题，科技是文化发展的手段与途径，而科技手段承载的思想内容、价值观念等才是文化发展的目的。只有以更成熟、更理性的文明引导科技、运用科技，才能提升文化创新能力，促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政府支持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保障。文化传播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其背后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应将文化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深入推进政企合作，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应为文化战略、文化“走出去”立法，确立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目标等，为文化“走出去”提供制度支持；应发挥政府干预市场的作用，通过体制与政策创新，将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起来，整合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创新能力，还应该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话语权，有较强的文化创新能力。因而，我们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中国之需、世界之需
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历史与现代共生的、丰富而鲜活的文化。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文化高度的发展影响着周边的文化。
从纵向来讲，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化是一个整体。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讲话时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土壤与基础，“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着智慧的鲜活的文化。
从横向来讲，中国文化不是指汉族文化，而是一种一体多元的文化，这是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质，其丰富性多元性世界少有。中国文化包括了中国大家庭中各个民族的异彩纷呈各具特色的文化，而中华民族通过多年的努力，处理好了各种文化的协调关系，终于形成了当前的多元一体、历史与现代共生、丰富而鲜活的中国文化。
当前中国经济成为世界重要引擎。中国在超大地域、超长历史、超多人口的背景下，以爆发性速度完成了西方400年完成的经济发展历程。这种规模和速度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同时，近几年世界形成新的政治格局，中国展现出新的外交姿态，国家外交实力急速提升。在此情况下，需要中国文化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为诠释中国政治服务，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势在必行，是中国之需、世界之需。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在政府及社会各界力量的努力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各方面取得了辉煌成绩。中外文化交流热不断升温，中国文化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进步。媒体也搭建出“走出去”新平台，近几年，中国广电媒体“走出去”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国有广电机构、民营影视机构相辅相成，以齐头并进势态走向世界。孔子学院经过十年建设也取得了辉煌成绩，截至2014年12月7日，全球126个国家（地区）建立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其中，亚洲32国（地区）103所，非洲29国42所，欧洲39国159所，美洲17国154所，大洋洲3国17所。孔子课堂设在65国共851个（科摩罗、缅甸、马里、突尼斯、塞舌尔、瓦努阿图只有课堂，没有学院），其中，亚洲17国79个，非洲13国18个，欧洲25国211个，美洲7国478个，大洋洲3国65个。累计注册学员345万人。有61个国家和欧盟将汉语教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达1亿人，比2004年初建孔子学院时增长3.3倍。虽然中国文化“走出去”取得了骄人成绩，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虽然中国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与之并不相匹配，在“走出去”战略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整体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薄弱，国际话语权不强，复合型高端国际化人才匮乏，语言与学术创新支撑不足等问题。同时，文化“走出去”内容、路径和方式不科学等问题也亟待解决。本文就中国文化“走出去”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加强外语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
语言具有承载与构建文化和标记国家与民族的社会文化功能，语言资源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也是国家开展涉外工作和相关研究的关键支撑。但中国目前所能掌握的语言覆盖面已经跟不上国家在世界的快速发展。据统计，中国有3亿人学习外语，涉及56个语种，而面对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个民族，及6000多种语言，中国作为一个外语学国，如此的语言覆盖面就显得极不均衡。且现今中国高校“一带一路”小语种专业开设明显不足。具体而言，“一带一路”覆盖的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5个地区的官方语言数量超过40种，而中国2010-2013年外语专业招生语种只覆盖其中的20种。且已招生的20个“丝路”小语种中，11个语种的在读学生不足100人，其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瓦斯西里语3个语种在50-100人之间，希腊语、希伯莱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尼泊尔语、普什图语、僧伽罗语和菲律宾语等8个语种均不足50人。所以说，当前语言成了我们对外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开发新丝路的伟大事业当中的一个瓶颈。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主任、厦门大学教授苏新春通过对中国五大科研基金的语言学选题的多维量化分析，指出虽然2010年以后中国语言规划政策研究者已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外，但关注的重点仍是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所涉及的经济发展与利益攸关地区关注较少，甚至对“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现状都知之甚少，语言交际能力甚弱；中国会外语的人虽多，但集中于大语种，小语种人才匮乏的状况十分突出，这些现状都亟需改变。因此，文化“走出去”语言人才培养至关重要。在未来发展中，应持续有计划地增设新语种，形成语言建设总体方案，把语种建设与对象国研究、区域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2. 加强对传播对象国的语言文化研究，有针对性开展对外传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在传播交流的外壳下，都蕴藏着丰富、独特的人文知识，完整全面地记录着一个国家、民族深刻的人文底蕴。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国民性格。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必须要立足于对彼此的语言和文化的充分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差别甚大。加强对对象国语言文化概况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也可以加深各国民众的互相了解。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有针对性，对于不同的语言文化国家采取不同的传播手段和策略，不可不加区分，批量传播。这就需要加强对于“走出去”对象国的语言文化研究。近两年，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阵地――孔子学院在个别国家的发展遇到“噪音”，在美国、加拿大等地遭遇了极个别机构和人群的质疑和排斥。究其原因，汉语国际传播从业人员的一些言行与对象国价值观发生冲突，其中不乏欠妥之处。如对员工信仰问题的处理，媒体访谈中的话语失当等等。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到65个国家，“一带一路”沿线自古以来就是多语言、多民族文化富集区，处于东西方多个文明交汇的地区，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矛盾与冲突，不同民族与种族的矛盾与冲突，呈现易突发、多样性、复杂化、长期化的特点，某一特定事件的爆发可能对周边国家乃至多个国家产生较强的国家风险外溢效应。同时，这些国家多处于现代化建设阶段，面临突出的政治转制、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和成熟度较差，容易引发国家风险。这样，为保证中国经济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和顺利发展，应加大对“一带一路”核心区的语言发展、对外语言传播策略、跨境民族语言认同等相关问题研究，及文化政治、历史的研究。充分发挥和利用好语言文化优势，争取沿线国家人民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解、支持和参与，筑牢对外政治经济交往的民间基础、民心基础。因此要深入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使中华文化不但能“走出去”，而且能“走进去”。
3. 精心构建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对外话语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精神富矿，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依然充满着智慧的力量。怎样把我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传播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建构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对外话语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关键。如建立反映中国文化特点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当下中国学术“走出去”之关键。但一个新的话语体系的建立绝非短期内完成。这本身就是一项需要耐心长期展开的基础性学术研究。如何进一步将其政治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融合，在融合中如何保持其自身政治的特色，这些都是有待我们不断努力的。构建反映我国文化特点的话语体系关键在于要注重科学性。科学性是指我们传播的概念范畴表述要反映本国文化特点，符合中国国情；要与国外习惯的话语体系、表述方式相对接，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要尊重翻译的客观规律；要充分尊重和顾及对象国的政治、历史及风俗文化。这样才能把中国各方面的东西解读好。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针对倾听者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个崭新的、伟大的事业。
4、继续发挥国家主导作用，淡化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官方色彩
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体手段，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及积极性，形成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强大合力。在“走出去”过程中要继续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政府作为决策与管理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必须在文化“走出去”工程中承担自己应尽的职责，发挥其在文化“走出去”工程中的作用。政府层面的努力促进了文化交融、彰显了中华文化特色，但要应对国际舆论甚嚣尘上的“中国”、“资源掠夺论”、“中国崩溃论”，应对当前形势下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博弈加剧的国际形势，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就要淡化官方色彩。
以汉语国际传播为例，孔子学院遭遇的几次事件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中国国力增强、与西方国家博弈加剧的结果。从西方国家孔子学院的增长速度可以看出，大部分国家对于中国抱有强烈兴趣，交流合作的愿望也很强。但同时，中国国力的增强又助长了“中国”，催生了某些国家的防御心态。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孔子学院现有传播模式中争议的关键词主要是“官方资助”与“中外合作模式”。由于孔子学院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国政府，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所持的偏见，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将汉语传播同政治目的划上等号，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些中国官方资助的文化中心上。至于合作模式，孔子学院采取了与其他国家语言传播机构不同的中外合作模式，被指建在大学内部，试图控制对象国教学体系。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博弈仍将继续。这种情况下，汉语国际传播将成为更加敏感的地带，容易成为国家间矛盾的“火山口”。有研究显示，美国孔子学院的发展进度与美媒对孔子学院的负面评价数量存在正相关关系。政府主导在孔子学院发展初期的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如今孔子学院的汉语传播已初具规模，应进入到持续平稳发展的新阶段，汉语国际传播需淡化官方色彩，逐渐过渡到政府支持、民间主导的模式，孔子学院应在外宣策划、纲领文件、官方口径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尤其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更应强化民间机构的形象，避免成为政治符号。
（本文为北京市教委共建科研项目“文化走出去与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张西平主编：《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刘奇葆：《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光明日报》2014年5月26日。
摘 要 中国武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色。武术文化代表着中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如今中华武术正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中华武术文化，就是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崛起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武术文化 形态结构 内涵
一、文化的内涵界定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范畴，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精神产品以及与人的精神活动相关的活动过程；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本质力量，以及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人化世界。一种成熟的文化形态中往往包含着许多分支文化，武术文化就是中华文化母体下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华武术文化有着完整的体系和足够的文化承载能力，透过武术文化可以完整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芒。
二、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态结构
（一）武术文化的本质
“武”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之中，是指人手中拿着武器；在《说文解字》中，“术”主要指技艺、方法、手段等。因此，武术就是徒手或手执武器进行格斗的方法技能，其本质特征就是格斗中的方式方法。武术有着体育健身、娱乐表演、自卫格杀、竞技运动等多种功能。武术不仅仅是人们在争斗中的击打动作、舞枪弄棒等格斗技巧，还体现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内外兼修、术道并用为特点的人体文化。武术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包含奋发进取、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以仁爱、伦理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精神，重视血缘关系的宗法精神。
（二）武术文化的组成结构
通常可以从物质文化、心理文化、社会文化等方面解读武术文化。物质文化是指社会发展中留下的物质形态，如建筑物、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社会文化是指社会发展形成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道德规范、社会关系等；心理文化是社会发展中积淀于人们心理深处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审美情趣等[1]。其中心理价值层是武术文化的内核，反映着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等，表现为一种内在超越的精神。
三、中国武术文化的内涵解析
（一）武术文化中的道家文化思想
《易经》是我国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其中隐藏着中华文化最核心、最稳定的内核。《易经》中的天人合一、阴阳辩证思想深深影响了后世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中的“太极”一词就出现于《易系辞》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里的太极是宇宙万物最本源、最初的形态。“道”是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而“道”则源自于老子的《道德经》。老子是以道为出发点来考察自然万物与人类社会，认为道产生了自然万物、推动世界发展，道也是自然万物运动的总规律[2]。道家认为，人是阴阳二气运行变化的产物，阴阳平衡是身体健康的内在表现。这种生命观与健康观深刻影响了古代武术，使中国武术形成了形神兼备的审美意识，通过手法、步法、身法等运用形成了神随形转、形随意动的境界，显示出逼人的威势和脱俗的神韵。
（二）武术文化中儒家文化思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仁爱”，在法制不健全的古代社会，这种道德约束对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仁爱思想直接影响着武术文化的发展，武术道德就是从“仁爱”出发建立起来的道德体系。武德中的仁爱思想还体现在武技的运用上，武术的本质是技击，武德强调技击应以制服对方为主，禁止随意使用武术伤人，正是儒家的道德约束限制了武术的破坏性。
“礼”也是儒家文化重要内容，儒家认为如果人们都按照“礼”去做事，遵循既定的社会秩序，社会就会变得和谐而有秩序。在武术文化中的拜师仪式、比赛仪式等就是儒家“礼”文化的具体表现，这种仪式对维护师道尊严、保持武术的神圣尊严有着积极意义。宗法意识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伦理纲常思想的具体体现，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这种宗法制度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武术文化中的门派意识极强，按照技术风格可以分为少林拳、太极拳、蛇形拳等，按照地理位置的差异可以分为少林派、峨眉派、武当派等，这些武术门派多以门、宗、派命名，这充分说明武术与宗法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三）武术技击中的谋略文化
西方文化是一种诚实守信为重要内容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典型的谋略文化。中国谋略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是谋略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些谋略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3]。武术文化就是一种竞技性的谋略文化，它讲求斗智不斗力，注重智取巧取、以术制胜、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等，这与西方竞技体育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武术文化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结晶。武术是一种浸润了美、智、刚的健身艺术，它是速度、力量、气势的统一，正是载这种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的强力支撑下，才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毅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道德失范、精神无根、进取乏力的今天，我们应该将武术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共同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 王岗.中国武术文化要义[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科技出版社.2009：88.
关键词：平面广告；设计；传统；文化艺术
对广告进行设计是人类思想的集中体现，不同的民族会设计出不同风格的广告，这是因为不同的民族会受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化艺术思想，平面广告的设计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现出不同的艺术魅力，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如何在平面广告设计中有效地利用传统文化，来展现自身的文化传统魅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广大人民认真思考和探究的，要想将传统的文化艺术科学地应用在广告设计中，首先要明确现代广告平面设计的需求，然后，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最后，探究如何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 平面广告设计的简单描述
伴随着现代社会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各个商业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社会关注度，大力加强了广告宣传，广告作为一个朝阳产业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平面广告以高度的视觉冲击力为消费者带来了视觉上的震撼力，丰富多彩的广告平面画面和悦耳的声音正在以超凡的魅力吸引着广大消费者。生动、形象的画面为人带来了视觉信息的交流，“图像”是一种基础性的交流工具，是主体与消费者交流的一种媒介，画面的色彩或者形状以及动态都以其生动的形式来引起着广大人们的目光，人们经历了视觉上的盛宴，在视觉的冲击下，人们产生了好奇心，在好奇心的趋势下，人们开始关注广告背后的商品，从而产生了经济效率，广告设计者要使平面广告实现视觉化，这样才能吸引消费者。
广告平面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中渗透着文化灵魂和艺术美，设计者将中华的传统文化深入其中，为广告带来了民族的气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民族思想的体现，对国民有一种潜在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文化滋养下的广告设计更具说服力。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世界各民族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与历史的差异产生了多元的民族，说起“中国传统文化”是指整个华夏儿女共通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的、融入不同民族和世界外来文化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喻指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他所关注的是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创性、悠久性、包容性、统一性、保守性的特征。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辈辈相传的文化，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传统，传统文化不仅属于过去，也影响着现在，传统文化在现代先进理念的影响下不断走向未来的发展，传统文化与世界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引导着国民在尊崇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三. 平面广告设计中的传统文化艺术
平面广告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受到周边的文化氛围以及设计者的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且在众多的文化资源中，平面广告设计会不自觉地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将传统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运用在广告设计中，不仅可以充实广告平面的表现形式，也丰富了平面广告的精深的内涵。
平面广告的设计要以广大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特征为根本的出发点，其设计的核心思想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要设计出与大众人民心理追求向契合的平面广告，这样才能确保广告被人认同，并得到广泛传播，平面广告的设计要渗透这中华文化的底蕴和精神，作为广告的设计者也要时刻根植与传统文化的土壤，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引进并结合优秀的外来文化，达到设计的发展和创新。
优秀的平面广告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以他独特的方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价值观念的认同，也就是说要让平面广告中闪耀着传统文化的光辉，渗透着中华的文化价值观念，以此得到全体国民的文化亲近感、归属感、信任感和认同感，广大人们只有真正认同了这些广告的价值，才能进一步关注广告后面的商品或者服务，优秀的广告设计者会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艺术形式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用传统文化来为广告设计增色不仅消除了广告的商业因素，而且丰富了广告的文化内涵，给人一种心灵的信任感和文化的归属感、视觉上的美感以及精神的愉悦感。
四. 总结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需要中华儿女的广泛继承和弘扬，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已经影响了一代代的华夏儿女，为中华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然而平面广告设计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是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种方法、一种策略，在这个国际交流日益加强的现代社会，我们在注重发扬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也要积极引进外来文化，使我们的广告不但弘扬着本民族的精神，而且也能够逐渐走向世界，为国际间的交流和交往建立一和积极的桥梁。
参考文献：
[1] 黄明 传统文化因子对当代平面广告设计的影响[J].池州学院学2007，21（6）
[2] 吴芳菲 浅谈平面广告设计教学中的常见问题[J].科技创新导报2010（3）
[3] 苏毅.SU Yi 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与现代平面广告设计[J].韶关学院2010，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