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6 08:24:18
序论：在您撰写科研成果转化法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颁布于1980年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不仅成就了美国知识经济崛起，其所确立的原则――释放专利制度资源以推进科技创新，也成为当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立法的“金科玉律”，为全世界各国所模仿。但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西方研究者发现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科技创新衰退的现象，他们认为原因是制度资源释放殆尽，于是各方要求进一步释放制度资源。这一呼声形成了一股浪潮，从西方发达国家涌至全世界。然而，释放制度资源与推动科技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只是一种经验之谈，至今并未有学者深入到其内部逻辑中，尤其是深入到市场经济和科学共同体内部知识迁移的规律当中去讨论这一问题。
一、《拜-杜法案》立法原则对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立法的影响
随着国内外科技发展和经济形势的变迁，1996年公布施行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已经无法适应现有的形势，修改势在必行。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乏力的今天，如何加速科技成果更加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更成为此次法律修改的核心。人大常委会委员普遍认为，“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最大亮点是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下放和科研人员奖励、报酬比例提高。”[1]人大常委会社会法室负责人郭林茂表示：“如果我国有一批科技人员通过科学技术转化成为先富有的人，那确实是我们国家之幸、民族之幸。”[2]与1996年颁布的原法案相比，新的法案有多处更改。但实际上除新法案的第四十五条外，大幅提高了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收益外，其他的修改，都早已在以往的立法当中得以体现。纵观我国科技创新立法体系的建立过程，这次立法是我国整个立法体系背后逻辑的必然、发展的必然。这个逻辑就是《拜-杜法案》所确立的原则。
1980年通过的《专利与商标修正案》，即《拜-杜法案》，起点是明确联邦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技术专利产权归属于承担项目的科研单位，其目的是使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有效生产力，改变美国经济所处的颓势。该法案不仅极大地解决了大科学计划下科学知识生产的严重闲置的现象，明晰了产权，奠定了美国经济知识经济转向的法理-产权基础，促成了美国经济的重新崛起。美国大科学计划的辉煌成功并没有给经济带来增长，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的经济反而陷入沉重的滞涨和高额的贸易赤字中，反而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据调查，时至1980年，美国政府拥有2.8万项专利，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但仅有不足5%得到转化。《拜-杜法案》的推出，其背后正是此时的卡特政府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所在，尝试通过以市场的逻辑来配置专利资源，进一步激活躺在实验室中的先进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不同于以往的是，《拜-杜法案》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由政府出资的科研项目所申请的专利，归属于发明人职务所在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并进一步规定了科技成果转化比例[3]。
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大力倡导的知识经济获得了空前成功，并很快成为引领世界的新经济模式，知识经济的科技成果转化立法基础――《拜-杜法案》，也为世界各国主要纷纷效仿。实际上从2000年《专利法》第二次修正案，直至最新修改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经十几次立法和修改，《拜-杜法案》所确定的原则在我国已然形成了完整的立法链条，都是《拜-杜法案》所确立的原则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和立法?w系中逻辑的展开和实现。
二、传统的科学政策研究视野下《拜-杜法案》的立法逻辑
专利制度之所以产生，其目的是通过对发明成果所有权进行明确有效的界定和保护，从而保护科技创新，进而保护介入到科技创新事业中资本的积极性。在当代专利制度发展变迁中，主要的立法逻辑是通过对专利时限和范围的调整，平衡资本、市场、个人和科学共同体等多元主体的关系，达到奖励技术研究的目的，从而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方法。简单地说，专利制度形成了一个“制度资源池”，通过调专利保护期和奖励比例等方法，将制度资源释放过程加以控制，已达到在制度层面促进科技发展和成果转化。
在此观点下通过进一步的逻辑推导，在《拜-杜法案》实施之前，由于产权不明晰，所以导致大量技术专利被闲置；政府拥有技术知识的产权，但没有动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却因产权不明而无法购买；该法案解开了当时科技立法和政策中的“死结”，理顺了科技成果从大学到市场的转化过程，为大科学计划生产的技术知识转移到市场奠定了法理-产权基础。该法案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明晰了大科学生产的知识产权属于项目承担单位，增加了对科研人员的奖励，通过此种方式形成了制度资源，通过释放制度资源从而推动大学和科研机构参与到市场当中来。
但随着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的到来，美国大学专利申请出现了明显的衰退现象，产业界、政策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拜-杜法案》效用的终结的忧虑，认为其制度优势已经释放殆尽[4]。在我国，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版《拜-杜法案》是失灵的，甚至是无效的[5]。在这种语境下，如何摆脱《拜-杜法案》效用终结的阴影，进一步加速科学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刺激经济发展就成为各国科学政策研究和制定者的重要课题。
西方学者普遍认同这一观点，同时由于经济危机加剧，政界、学界和资本等方面对改革该法案的呼声越来越大，相关学者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讨论，以期扭转当下西方大学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困难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在对多家大学进行研究后表示，以往科研项目承担单位拥有知识产权的“大学所有权”[6]模式已不再适于当今的经济形势，该模式实际上依赖科技官僚，但他们却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人际资源。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地释放制度资源，将之直接授予技术发明人[7]。与之相呼应的是，对部分欧美科研型大学进行的访谈和调查结果显示，在创新创业配套措施完备的今天，科学家普遍倾向于将自己研发的技术作为股份投入到科技创新公司中[8]，或干脆自主创业[9]。众多西方学者认为：成就《拜-杜法案》辉煌效果的原因，是释放制度资源，将旧的知识产权制度转变为“大学所有权”。之所以会出现《拜-杜法案》效用的终结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科技专利的“大学所有权”模式，尤其是技术许可办公室制度的官僚化，已经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阻碍。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就是继续延续该法案成功的经验，通过释放制度资源，将专利权从大学进一步下放到科学研究者的手中。
对于我国而言，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虽然给出的解决方案与西方学者不同，但思路却是相似的。当然，在地方法规层面，还有更为激进的措施，与西方学者不谋而合的是，河北省于2015年1月1日出台的《河北省促进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即“河北十条”，极大地释放了制度资源，其核心是将知识产权进一步下放给知识产权的发明人。“河北十条”的第一条，就是“改革科技成果类无形资产处置方式。授予高校、院所研发团队或成果完成人科技成果的使用权、经营权和处置权。”接下来还有，“高校、院所研发团队或成果完成人在河北实施科技成果转化、转让获得的收益，其所得不低于70%”，在资金、人事和制度上有一系列的帮扶措施[10]。足见河北这一传统产业基地，在世界经济衰退和环境恶化双重压力下，所产生的紧迫感，以及在这种急迫感的促使之下，竭尽全力地释放所拥有制度资源的冲动。
通过释放制度资源推动科技创新，作为《拜-杜法案》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已经成为全世界科技创新立法领域某种意义上的“金科玉律”。但释放制度资源与推动科技创新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只是一种经验，从未有学者深入到其内部逻辑中，尤其是深入到市场经济和科学规律内部的逻辑当中去讨论这一问题。
三、科学政治学视野下《拜-杜法案》知识与权利的关系
与所有的法律一样，科技成果转化立法其背后的目的都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关系，《拜-杜法案》的立法目的表面上是为了促进大科学计划下产生的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但其实质却是将科学技术知识的所有权授予某个固定的群体，以期促进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成生产力，其本质是将科学知识的所有权与市场经济的所有权两者通过法律形式确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权利-利益）的行为，同时也是国家意志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市场利益过程中的表现。
对于科学技术知识与权利之间问题的讨论是科学政治学的领域，从字面而言，就是探讨科学实践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科学政治学将科学定性为一种“微观权利”，劳斯认为“传统的权力形式对科学的影响必须在贯穿于科学实践的微观权力关系背景中才能得以理解。”[11]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政治学需要“对科学实践的政治影响及其向科学之外的适度拓展做出判断性的评估。”[11]
也就是说，如果想探究《拜-杜法案》及其背后的立法思路，不仅需要将科学这种“微观权利”放置在“传统的权利形式”当中进行考察，同时也需要审视科学实践对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影响。在这一领域之中，所谓的“传统的权利形式”即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形式下对科学技术的规制，这种权利形式规范了资本的所有者和主体与技术的发明者之间的关系。
《拜-杜法案》成功的独特之处在于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获得了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产生的专利的产权。这种产权模式实际上同时违背了学院科学和产业科学两方面的规范――学院科学规范要求科学具有公有性，但是该法案却鼓励科学共同体将科研成果申请专利；专利权作为产业科学的核心规范，其产生和发展始终以技术研发投资人获利作为核心原则，但是该法案却将原本属于国家的技术专利，授予特定的科研机构。
深入考察这种“独特之处”，可以发现实际上在《拜-杜法案》立法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利益分配“宏观权利”，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权利，为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刺激科技创新，主?拥厝枚筛?了科学共同体的“微观权利”――将原本属于国家所有的知识产权，让渡给了承担科研项目的单位。而所谓的释放制度资源，将所有权进一步授予发明人，也就是更进一步让渡自己的权利。
那么，在《拜-杜法案》这一金科玉律背后，真正核心的问题就应该是，“为什么可以通过让渡权利，就可以实现刺激科技成果转化的效果？”
四、科技知识的地方性迁移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本质
《拜-杜法案》立法目的表面上是为了促进大科学计划下产生的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但在现实中，技术知识从发明到转化为生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不仅需要国家的意志、高新技术的生产和市场的需求，同时还需要整个社会的通力协作。而这一过程的核心，也是最为复杂的部分，就是如何让科学共同体生产的技术知识跨越学院和市场之间的“鸿沟”，投入到市场当中去。
在传统的学院科学中，科学共同体的目标是推进科学理论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增长，并不是为技术生产服务的；科学知识被转化为应用技术还有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学院科学也基本无关。而在传统的产业科学中，工业实验室作为企业的一部分，科研人员作为企业雇员并没有自由研究的权利，他们所研究的技术往往是由决策者下达的研发任务，如何将技术推向市场则是市场营销部门的任务。大科学计划所生产的技术，则与二者不同。大科学产出的成果是由国家战略决定的，并不考虑如何推向市场。但是，当国家意志成为大科学计划所生产的技术推向市场的动力时，由于大科学计划所特有的地方性和复杂性这一转化过程变得十分困难。所谓地方性知识，是与通常理解的科学知识这种“公共知识”相对的，公共知识往往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地方性知识则是指某些知识只在某些特定的地方、领域才有效，比如某些技术因为保密的原因只在国防系统中才能传播，而某些技术因为特殊的实验技巧只在特定的研究所中才能复制。
由于当代科技的复杂性，致使生产某产品的全部技术不再由一个团队或实验室所独占，而是将分布到了不同的群体中。技术知识以碎片化的形式与研发者紧紧“黏着”，只有他们隐约看到技术的实际价值。如果脱离相关研究人员的参与，就难以从研究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正如劳斯所指出的那样，科技成果转化，本质是科学知识从实验室扩展到其外，经“‘转译’以适应新的地方性的情景”。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技术系统的“紧密耦合性”，使“在科学实践向实验室外的各种拓展中，实验室原本的规训变得不可或缺，因为它们把起源于实验室的诸多控制和限制强加给了世界。”[11]劳斯认为在转译中，科学技术生产过程中的规训――这种微观权利，经由技术从而施加给了外部世界，所以转译的过程依赖于科学研究者规训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实验室这种微观政治场所所形成的权利，通过技术的扩散，对宏观社会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正是由于当代科学的地方性和复杂性，所以才使得只有研发者才明白技术的发展前景，完整的技术-产业链条应该形成，甚至还包括“领先用户”的特点和购买使用习惯。此类知识都来源于科学规训，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如果离开了研发者，科技成果转化就显得比较艰难和乏力。基于此，市场承认了科研人员所拥有的特殊权利，资本不得不将一部分利益让渡给研发者。让渡的这一部分利益，就是《拜-杜法案》所规定的，应权属于承担项目的科研单位的部分知识产权。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共同体通过技术的地方性迁移和语言的转译，从劳斯所说的微观层面的权利，演变成为一种可以影响宏观政治层面的政治力量。
五、结论与启示
由于科学的地方性，所以造成科技创新模式/方式也成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大科学计划在美国的成功实施，以往专利权的利益分配模式不能满足科技成果转化的需要，必须制定新的知识产权所有权形式以保障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而这种新的所有权形式，适应了美国当时的情景，所以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以《拜-杜法案》为核心的科技创新立法思路，是一种建立在美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基础上的地方性知识。
关键词：科技成果转化；高校；影响因素
早在1994年，联合国关于《世界科学的报告》就曾指出：“科学永远是财富资源，今天穷国与富国的差距就是掌握知识多少的差距。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转化，就无法持久地发展。”在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社会，由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所以，世界各国都十分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
高校作为国家科技体系中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提高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而且对于完善市场环境、提高国家创新能力都有重要影响。
然而，目前我国的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 “全国高校每年科技成果在6000-8000项之间，而真正实现产业化的却还不到10%。”远远的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美国高校科技成果高达80%以上的转化率更是差距明显。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获部(省)级以上科研成果一般为3万项左右，高校占其中的近2万项，比例很高，但高校的这些科研成果中，能在生产中稳定使用且具有一定规模效益的仅占约20%，而最终形成产业的则只有5％左右；据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有19．6％的大型企业和28％的中小企业认为，高校提供的技术成果的配套性和成熟度差，企业不愿也无法接受使用它们。
一、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中的影响因素很多，涉及科研体制、观念意识、市场机制、技术成熟度、利益分配、资金投入、政策保护、中介机构等一系列因素。以当前的文献看，国内学者还没有统一的意见。笔者对2006年至今的国内期刊发表的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统计，共检索到70篇相关论文，其中总共涉及19种影响因素，它们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如下表：
从下表可以看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但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其中，法律环境不健全是最受关注也最重要的因素。
如何提高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法律环境的差别会多大程度的影响这种转化效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顺畅与否会怎样的影响经济？我们不妨参鉴一下美、日两国的经验。
二、美、日两国的经验教训
1、美国经验
就技术转移的基本立法方面，美国于1986年就出台了《联邦技术转让法》，明确规定开展技术转让是所有国家实验室（包括高校）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义务。此后，美国又对联邦技术转让法案进行了多次补充和修正，如1995年的《国家技术转让与促进法》、1997年的《联邦技术转让商业化法》和2000年的《技术转让商业化法》。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绝大多数美国大学对知识产权经营非常陌生，有的甚至持极端的排斥态度。20世纪70年代后，因为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的企业在许多产业领域被击败，美国的经济萎靡不振，美国国内震动很大，甚至国民都开始对美国丧失信心。当时，美国各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最终认为，美国大学不注重知识产权的经营，大量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得不到及时转化是造成本国经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1980年，由于制度性的缺陷，仅有5％的科技成果被转移到企业界，效率极其低下。认识到法律环境对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之后，美国国会于1980年12月12日迅速通过了由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提出的《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即著名的《拜杜法案》，该法为大学经营知识产权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激励。《拜杜法案》通过后，大学反应热烈，纷纷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经营机构，以至于知识产权经营成为近20多年来发生在美国大学的一个蔚为壮观的景象。实际上，现在全美排名前100位的研究型大学都在经营知识产权。同时，由于高校产生的科技成果往往在质量上大大高于企业界，故此，尽管高校的科技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占绝对优势（如2000年大学获得的专利数仅占全美当年专利数量的2％），但对社会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拜杜法案》的通过生效极大的促进了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但并没有导致大学科技成果质量的下降。而对于那些在法案生效后才开始尝试申请专利的大学，科技成果的质量甚至是明显上升的。
现阶段，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标准模式就是建立由法律、商业和技术专门人才组成的技术成果转化办公室，并通过一个以技术转让为其核心目标的全国性组织（美国大学技术管理协会（AUTM）），进行广泛的合作与联系。《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拜杜法案)规定：大学、非营利机构和小企业在联邦政府经费支持下的发明，其自己仍然具有拥有权，由联邦政府资助产生的大学发明成果若不能在一定时期实现向产业转移，则联邦政府有权指定由其他适当机构对其实施商业化。
美国通过上述措施，加强了联邦政府及研究机构对技术转让的责任，去除了制约技术转让的不合理障碍，极大的推动了联邦资助的技术成果的转移，无疑对提升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2、日本教训
日本一向“以科技立国”，对科技成果的转化十分重视。早在1985年，日本就颁布了《日本工业技术院设置法》，旨在促进科研与企业相结合。但是，由于该法并不是国家技术转移的基本立法，并未发挥其理想的作用。事实上，日本80年代经济的表面繁华掩盖住了日本国内的科技创新法律环境的缺陷，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撑，产业升级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狂热的资本开始集中投资于房地产，造成了日本80年代末的经济泡沫。当投资者意识到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后，泡沫也随之破碎，日本经济一落千丈，并殃及本国经济发展达10余年，教训极其惨痛。
经研究，其实即便在泡沫膨胀期，日本大学的科研经费只仅次于美国，在世界科学杂志上的数量也仅次于美国。然而，在大学技术转移方面，日本则远远的落后于美国。经过反思，日本认识到本国在技术转移立法方面的不足是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日本便仿照美国的拜杜法案，于1998年颁行了《大学等技术转让促进法》。此法案颁行之后，日本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才有了明显的起色。
三、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的法律环境分析
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低效反映了我国大学办学理念和体制上的缺陷，也显露了我国相应法律规范的缺失。那么在法律环境层面，究竟是那些原因造成了我国大学的创新不足和转化低效的呢？笔者认为主要现在如下三方面：
（1）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一部完善的《国家技术转移法》。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虽有《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但这些法律并没有专门规定国家资助产生的科技成果的归属、披露、监督等内容。
（2）我国对职务发明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规定模糊，既不能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又引发了更多的争端，增大了技术转化的成本。
（3）我国法律没有有效确立对职务发明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的合理激励机制。我国虽然存在规定激励机制的相关规范，但由于我国高校体制管理上本身就存在诸多弊端，致使我国高校自发性的对个人的激励随意性很大，个人的贡献不能得到充分的肯认，进一步阻碍了高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顺利进行。
针对上述述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完善立法，使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有法可依。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升，与一国相关法律的完善度有明显的关系。以美国为例，之所以科技成果转化率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本国完备的法律。考察美国的立法史，可以发现，自1980年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促进大学技术发展和推广转化的法律、法规。比较重要的如：《拜杜法案》（1980）、《史帝文生－怀德技术创新法》(1980）、《小企业创新发展法》（1982）、《国家合作研究法》（1984）、《联邦技术转移法》（1986）、《综合贸易与竞争法》（1988）、《国家竞争性技术转移法》（1989）、《技术优先法》（1991）、《小企业技术转移法》（1992）、《国家技术转让与促进法》（1995）、《国家技术转移与升级法》（1996）、《联邦技术转让商业化法》（1997）、《技术转让商业化法》（2000）等。这些法律对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看到完善立法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大意义，许多国家纷纷仿效美国，加快了本国的技术转移立法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家立法对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率提升的关联性一直在学界存有争论，但各国并未因此而放缓本国的立法步伐。时至今日，不但绝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都制定了类似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法，如加拿大、日本、法国等，甚至众多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制定此类法律以促经经济的发展，如阿根廷、墨西哥等。
在我国，笔者认为，现阶段最为理想的立法步骤是，在《促经科技成果转化法》的基础上，先行制定一部高位阶的针对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国家技术转移法》，以此来统领技术转移的其它法律和法规，再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完善其它相关法律以建立良好的法律环境。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我国，政府和民众的法律意识虽然在不断增强，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尚有差距，在此情形下，先行制定一部专门的高位阶法律以明确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权责关系非常有必要，这样可以加速政府及高校自身的管理理念的革新，并为进一步顺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提供契机，以便循序渐进的达到理想的目标。
第二，明确科技成果的权利归属原则。无疑，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立法层面，职务发明的产权界定，最为重要。对此，笔者主张借鉴美国的“权利归雇主”的原则。理由是：以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法律发展趋势看，虽然一些发达国家没有在法律上规定权利归雇主，并且雇员往往被授权可以就利用大学设施产生的发明申请专利，如芬兰、瑞典、冰岛、瑞士、意大利等，但更多国家更倾向于将专利的申请权赋予大学，如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荷兰、爱尔兰、挪威、波兰、西班牙、英国等。对于权利归属的原则，日本曾经在经济泡沫膨胀时代主张权利归个人，以为这种权利的归属界定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效应更明显，实践表明这种界定是失败的，因为离开校方的经济支持和管理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极其低下，对发明人的权利在法律加以承认并不具备现实的积极效果。其实，日本这一规定是对德国法律盲目借鉴的结果，而实际上，即便在2001年以前，德国在处理方式上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德国已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此种专利权归大学。
当然，“权利归雇主”原则并不能绝对化，否则，一旦大学在运营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着失职等缺陷，就会造成科技成果转化的失败。其实，现今一些国家之所以选择发明人可以申请专利的法律设计，一定程度上就是出于此种考虑（典型的如意大利，先前曾经规定权利归雇主，2001年新法则规定，一般情况下权利归发明人）。[14]应该看到，在我国，大学的运营不同于西方国家，尤其不同于美国：美国的大学大都主要依靠自身运营，政府不提供其经营的财政支持，故此，美国大学的知识产权运营具有积极主动性；而在我国，大学的运营主要靠国家或地方的财政拨款，大学缺少知识产权运营并不会直接危及其生存和发展，故此，我国大学的知识产权运营相较于美国显得极为落后和消极。出于上述认知，笔者认为，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不能一味照搬美国，而应该体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应允许发明人在校方失职等情况下取得申请专利权的资格，这样可以避免高校高质量科技成果的转化因为校方的不积极而失败。当然，这种情形应该仅仅作为“权利归雇主”原则的例外。
第三，通过立法引导大学制定高效的激励政策，如利益分配方面的一些措施。制定好的激励政策，能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加速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对此，多有学者主张借鉴美国的经验。其实，美国并没有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具体的激励机制，只是实践中普遍存在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实行利益划分的“三三三制”原则，即：专利使用费净收后的现金分配途径，1/3给发明者，1/3给发明者所在的部门，1/3给发明者的学校，发明人和发明人所在院系参与分享专利许可收入。目前，“三三三制”的分配模式被美国大学技术移转机构广泛使用（注意，这仅是美国大学利益分配的一种“公平制”模式，实际上，在美国还存在着利益分配的“非平分制”、“累计递减制”等其它模式，但其应用程度远远不及“三三三制”广泛）。[15]这样做的好处是：允许发明人分享收入，会激励教师不断披露发明，并配合随后的专利申请和许可工作；允许发明人所在院系分享收入，会促使发明人所在院系支持发明人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并同时提升发明人在院系中的地位和声望。
无疑，美国的这一普遍作法在本国是很成功的，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在借鉴美国经验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不难发现，在美国，由于知识产权立法及司法实践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对发明人权利的保护制度，同时，大学为了彼此竞争和自身发展也从各个方面为本校科研人员提供有力的政策激励，所以即使法律不规定针对发明人的激励机制，发明人仍然可以依靠自己优越的谈判地位获得充分的权益，而不必担心自己的权益会受到来自所在大学的伤害。也正是这个原因，美国国会对发明人的激励机制并没有专门立法，而是任由各个大学自主安排。实践证明，美国大学在自主安排激励机制时，往往是朝着最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向发展的。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在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不但国家立法不足，而且大学自身也缺乏知识产权经营的竞争压力和意识，所以在我国并不存在诸如美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环境。由此不难看出，美国的这一做法在我国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因此，笔者仍坚持认为，在现阶段，通过制定高位阶的法律引导大学确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提升我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依然是极为必要的。
结语：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同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效率的提升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协调。为促进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各级立法和行政部门应开阔视野，勇担责任，各个大学应更新观念，锐意创新，以充分发挥大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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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研发机构；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
近年来，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一批功能定位和机制模式均与传统科研院所具有显著差异的新型研发机构大量涌现，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了高校、企业、市场、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成效显著。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新型研发机构的概念和特点，并对新型研发机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进行优势分析，以期为科技成果转化实践工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1 新型研发机构的概念
作为一种新兴的科研创新机构，目前学术界对新型研发机构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定论，主要是对其发展现状、典型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如周文魁等认为新型研发机构是伴随着新兴产业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是致力于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一种新型研发组织。张福生认为新型研发机构最大的特点是专注于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环节，中间的生产制造委托外包，体现着日本“用工厂作为实验室”的思想。在实践分析层面，谭海斌认为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新型研发机构始于上世纪90年代，并通过梳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现状，总结了新型研发机构几个特点：组建目标多层次、方式多样化、体制机制灵活创新、发展模式各具特色。夏太寿等对苏粤陕6家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新型研发机构要具备功能定位体现政府导向、治理模式去行政化、体制机制灵活创新、政产学研高度协作等特征。
随着高新技术不断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各地政府高度重视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引导和支持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并对新型研发机构给予了明确定义。如广东省出台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粤府〔2015〕1号）、《关于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试行办法》（粤科产学研字〔2015〕69号）中将新型研发机构定义为“投资主体多元化，建设模式国际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管理制度现代化，创新创业与孵化育成相结合，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独立法人组织”。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与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联合组成新型研发机构调研组对江苏省新型研发机构展开调研，将新型研发机构定义为“省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在江苏省单独或与地方政府部门合作设立的，围绕相关产业领域方向，以研发、技术服务、科技型企业孵化为主要业务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究院（所）、中心、研究开发公司。”
综上所述，新型研发机构之所以被称为“新型”，主要是在功能定位、机制体制、运作模式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科研机构。主要区别在于：
①功能定位新。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理念以市场化为导向，是运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相较于传统科研机构，新型研发机构工作内容集中在产业链共性、基础技术研究，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和创业孵化等。
②协同机制新。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协同创新的理念。不同于传统研发机构单一的建设主体，新型研发机构能够在多个投资、建设主体基础上，充分协同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中介、行业协会的创新资源要素，形成科研合力提升科研能力。
③运作模式新。新型研发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能够在人事体制、资金筹措等方面通过多种模式组合，突破传统科研机构的桎梏，激发科技研发活力。
2 新型研发机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优势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科技投入大幅增加，科研能力显著提升，但科技成果转化难一直是瓶颈问题。 2010年，教育部《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高校专利转化率平均计算仅为5%。2013年，我国高校专利出售总金额4.5亿元，实际收入2.5亿元，分别仅相当于同年高校科研经费支出总额的0.37%和0.20%。科技成果转化难，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科研机构中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研发与生产需求脱节、研发团队绩效考核指标单一激励动力不足、融资体系不完善投资风险大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科技成果有效转化。2015年8月，国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出台，从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分配、科技中介扶持等多个方面为科技成果转化创建了更加优越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转化法》明确提出鼓励企业与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及其他组织采取联合建立研究开发平台、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技术创新联盟等产学研合作方式，共同开展研究开发、成果应用与推广、标准研究与制定等活动。
新型研发机构作为高校科研机构、地方政府与企业、市场之间的科研创新平台，是科技成果、技术需求在产业最前沿双向流动、对接的重要阵地，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2.1 目标定位在于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作为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伸入市场的前沿触角，新型研发机构建立的目标和主要内容在于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其一，新型研发机构建立的目标是帮助传统高校、科研院所实行科技成果转化。传统高校、科研机构积累的大量科技成果难以转化，关键在于从核心技术到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中间还存在相当长的距离，包括对市场的认知和判断，融资与风险管理等。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职责就是将这些科技成果通过与企业实行对接，对科技成果进行优化改造，最终形成产品进入市场。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链条，江苏省（苏州）纳米产业技术研究院、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均组织建立起技术研发、工程研发、成果转化与项目孵化、公共服务和综合管理部门，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流水线。此外一些新型研发机构还设立了中试小试平台、科技成果孵化企业等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顺利实施。如华南理工大学牵头组建的广州现代产业技术院采用“前孵化器”模式，对科技成果进行市场前的论证和培育、孵化科技型小微企业。江苏数字信息研究院以工程化研究、产业化实现和企业孵化配套等3项功能为集成发展目标，培育吸引35家企业入驻产业孵化大楼。
其次，新型研发机构企业化运营属性决定着新型研发机构必须走向市场，为企业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传统科研机构拥有稳定的财政收入资助，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基础性研究，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科技成果成熟度低，与市场需求脱节严重。新型研发机构设立为以市场化运行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需要建立起自身的“造血”机制促进自身的长远发展。因此，新型研发机构一方面依托市场，围绕企业技术产品升级需求寻找生存机会，另一方面需要集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通过市场倒逼机制破除传统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与市场难对接的问题，为企业带来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从创新源头上有效推进科技成果顺利进入市场。
2.2 协同创新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依赖科技资源网络中多要素的组合、创新链条上多环节的衔接以及服务体系中多元主体的协同。而协同创新机制是新型研发机构的重要特征，也是新型研发机构促进科技成果顺利转化的关键因素。新型研发机构能够通过自身协同创新机制优势，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市场导入和产业化等各链条、环节衔接过程中，对人才、成果、资金、信息、中介服务、管理、政策引导等各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和高效配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顺利实施。
①从协同主体来看，新型研发机构往往包含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建设主体能够有效聚集相关的资源，比如高校科研院所拥有技术专家、学生、前沿技术等；企业拥有产品生产线、产品市场信息等；地方政府能够提供良好的政策、资金引导、配套设施等。多元投资主体所提供的资源为新型研发机构奠定坚实基础。
②从运行模式来看，新型研发机构采用市场化运用，在运行模式上各具特色，不拘一格。比如中科院宁波材料研究所“连人带成果转入企业”的技术转移转化模式，和企业研发中心管理外包的公共服务模式；合肥家电技术工程院、宜兴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探索形成“一品一所一公司”的企业孵化模式等。新型研发机构能够根据自身情况和产业特点，自行设立或及时调整适合自身发展的运行模式，从而节省科技成果转化成本，提高转化效率。
③从人才引进和考核制度来看。新型研发机构能够联合企业、高校共同引进人才，不仅支持高层次人才稳定的科研工作环境，同时满足人才实现创业愿望；其次，在人事考核激励方面，传统科研机构高校等科研重视论文、专利成果，成果产业化激励方面一直薄弱。新型研发机构以实现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为目的，普遍采取股权收益、合同制、匿薪制、动态考核、末位淘汰等管理制度，建立起灵活的人才引进和考核激励机制。此外，新型研发机构还可以通过组建产业创新团队与高校共同开展人才培育，充分利用高校优越的大学生创新资源，为新型研发机构提供持续的科研创新力量。
④在资金筹措投入方面，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本身可以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的技术储备，直接与市场需求进行对接提供服务。比如广东工业大学在东莞建设的华南工业设计创新院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将相关科技成果打包入股，与当地政府、企业共同参与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其次，新型研发机构能够在市场环境中，通过股权投资、信托投资、担保、贷款、孵化上市企业等途径实现资金筹集。
2.3 稳定资助保障科技成果转化风险
由于科研创新的不确定性、科技成果无形资产的时效性等因素决定了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投资活动。
新型研发机构采取“共同投入”的模式，大多由社会力量或国内高校、科研院所联合社会力量共同创办，但又不限于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还包括产业联盟乃至创业投资基金等多种类型的组织。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高投入和高风险的特点，新型研发机构可通过风险共担的方式来确定利益的分配。比如广东IC产业基地股份公司由广东工业大学、番禺区政府、广州润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按照各自提供的土地、场地、资金、智力资源以及贡献价值确定股权比例和风险收益比例，从根本保障了新型研发机构各投资主体在实施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承担风险与利益获取。
此外，社会上的保险金融等机构也能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帮助科技成果转化顺利实施。而针对社会上营利性资金既不愿进入也难以进入的，但又有必要实施的关键领域的科技项目，需要政府财政资金依托新型研发机构予以大力资助，由政府为重大科研成果转化的风险投资以及新型研发机构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3 相关建议
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出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在促进科技成果创新、形成产品走向市场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是实行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的有益尝试和重要突破，对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新型研发机构无论从数量、质量方面都尚处于有待提高和加强的状态，且期待的效果和规模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地方科技部门应加大对新型研发机构政策研究和支持力度，同时，加强对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和服务，为新型研发机构的长远发展和效能发挥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大力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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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立法；管理政策
中图分类号：G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9-0052-05
据国家教育部有关资料统计，近几年我国高校每年科技成果有几万项，而真正实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却不到1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1]虽然高校的科研成果属于技术创新，而产业化则属于成果转化，二者是不同的，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二者的关系却是另一番景象：科研成果如果不能够转化为具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力，那么其对社会的发展便没有直接的贡献，此项技术创新也就不具备经济意义。应引起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就是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以美国为例，超过50%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对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大量投资产生的。[2]由此观之，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低下对经济发展而言无疑是不利的。
那么如何提高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法律政策环境的差别会多大程度的影响这种转化效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顺畅与否会如何影响经济?我们可以参鉴一下美、日两国的经验教训。
一、美、日两国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成功经验如何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绝大多数大学对知识产权经营非常陌生，有的甚至持极端的排斥态度。20世纪70年代后，因为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的企业在许多产业领域被击败，美国的经济萎靡不振，美国国内震动很大，甚至国民都开始对美国丧失信心。当时，美国各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最终认为，美国大学不注重知识产权的经营，大量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得不到及时转化是造成本国经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1980年，由于制度性的缺陷，仅有5%的科技成果被转移到企业界，效率极其低下。[3]认识到法律环境对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之后，美国国会于1980年12月12日迅速通过了由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提出的《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即著名的《拜杜法案》，该法为大学经营知识产权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激励。《拜杜法案》通过后，大学反应热烈，纷纷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经营机构，以至于知识产权经营成为近20多年来发生在美国大学的一个蔚为壮观的景象。实际上，现在全美排名前100位的研究型大学都在经营知识产权。[4]同时，由于高校产生的科技成果往往在质量上大大高于企业界，故此，尽管高校的科技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占绝对优势(如2000年大学获得的专利数仅占全美当年专利数量的2%)，但对社会的贡献却是巨大的。[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拜杜法案》的通过生效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但并没有导致大学科技成果质量的下降。而对于那些在法案生效后才开始尝试申请专利的大学，科技成果的质量甚至是明显上升的。[6]
由于美国注重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在法律环境层面为大学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激励，美国的科技水准得以迅速上升，终于在20世纪末世界发达国家普遍经济不景气的情境下，凭借知识经济而依然保持持续繁荣，开创了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法律环境的改善使美国大学有了科研的热情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并使相应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壮大，最终协同创造了美国的经济发展神话。其中，依托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等高校的硅谷的发展过程就是鲜明的一例。
反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表面繁华掩盖住了日本国内的科技创新法律环境的缺陷，国民盲目的自大也一定程度上虚浮了大学的进取精神，日本原初“技术立国”的锐气不再。在不能进行产业升级的情况下，狂热的资本开始集中投资于房地产，造成了日本80年代末的经济泡沫。当投资者意识到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后，泡沫也随之破碎，日本经济一落千丈，并殃及本国经济发展达10余年，教训极其惨痛。经研究，其实即便在泡沫膨胀期，日本大学的科研经费只仅次于美国，在世界科学杂志上的数量也仅次于美国。然而，在大学技术转移方面，日本直到1998年效仿美国《拜杜法案》的《技术转移促进法》的出台，日本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才有了明显的起色，但已经落后了美国近20年，其间仓海桑田，令人感叹。[7]
二、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的原因分析
随着时代的变迁，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已经成为公认的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也明确规定，大学应当“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大学具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尴尬现状应予改变。
当然，我国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低效反映了我国大学办学理念和体制上的缺陷，也显露了我国相应法律政策规范的缺失。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我国大学的创新不足和转化低效，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1.我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上存在着不足。首先，我国大学教职人员的激励机制没有与时俱进，教职人员的职称评定过于看重论文的发表数量，不重视对科技研发的表彰，从根本上打击了广大科研人员科技创新的热情。其次，我国大学虽然拥有数量庞大的高质量科研人员，但很少有人懂得科技成果转化的操作流程，大学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导致大量的科技成果不能得到及时转化。再次，我国的大学没有为教职人员的科技创新寻求社会广泛的资金赞助，没有在科研人员和企业之间架起桥梁，使得我国大学的科技创新无序杂乱，随意性过强，商业价值不足。最后，我国的大学不注重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孵化服务，使得已有的大学科技成果往往因为缺少支持而得不到转化，白白浪费了已耗的资源。
2.我国对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建设滞后，存在着权利的模糊和错配，影响了高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效率。在现阶段，我国的法律规范明显存在如下的缺陷：第一，我国对职务发明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规定模糊，既不能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又引发了更多的争端，增大了技术转化的成本，虽然一定意义上讲灵活变通对权利归属的界定有其相应的积极意义，但是法律的大忌就是不明确，良好的法律应该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引功能，使行为人在事前就可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效果，因此我国职务发明的权利归属的法律规定应该纠正。第二，法律应该在清楚界定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问题的同时确立对职务发明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的激励机制，我国虽然具有此类规范，但是因为立法位阶比较低，规定过于笼统和单薄，所以实施的效果不尽人意。我国高校自发性的对个人的激励随意性很大，加之高校体制管理上的其它弊端，使个人的贡献不能得到充分的认可，进一步阻碍了高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顺利进行。第三，我国法律对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规定没有体现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安排，缺少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督促和问责机制。
3.我国的资本市场结构扭曲，没有为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我国政府在资本市场的构建上一直心怀顾忌，具有多种原因。在国家资本市场的布局上，我们不难发现政府如下的逻辑：国家政治制度的维持需要国有企业的壮大，所以要支持国企；国企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支持，所以要维护国有银行；国有银行的地位维持需要国家对间接融资进行扶持，所以需要政府出面对直接融资压制。而压制直接融资虽然表面上看算是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却也同时剥夺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发展机会，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日益扭曲。显而易见，现在政府的经济发展策略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看是高效的，也符合凯恩斯的经济学原理，但是在涉及高科技成果转化这一问题上，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一方面，国家需要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维护良好的经济发展势态，另一方面，国家又因自身的法律环境而不得不在资本市场上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进行抑制、甚至打压，致使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低下。当前，这种局面急需改变。
三、提高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建议
1.完善立法，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法规，使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有法可依。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一部完善的《国家技术转移法》。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虽有《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但这些法律并没有专门规定国家资助产生的科技成果的归属、披露、监督等内容。专门针对国家技术转移的规定仅有2002年国家科技部和财政部出台的《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尽管该《规定》对国家投入的研究开发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作了较详细规定，其核心也是“放权让利”。[8]但是应当看到，《规定》存在严重的法律缺陷：《规定》只能约束科技部和财政部资助的对象，无权约束其它部门和地方政府以其资金资助形成的知识产权；《规定》在明确将知识产权授予项目承担单位后没有规定相应的监督措施，如对项目承担单位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没有时间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在没有有效转让知识产权时缺乏处理措施等。另外，虽然《规定》作出“放权让利”的规定，但是对于国家资助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按我国法律规定一般应属国家所有，而对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在无法律明确允许转让的情况下，科技部和财政部无权将国有财产“授予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可见，由于《规定》法律位阶较低，连规范本身的合法性都存在问题。故此可以说，对于技术转让的重要性，在立法层面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笔者认为，在立法层面上，明确科技成果归属和利益关系，是高校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第一步。笔者主张借鉴美国的“权利归雇主”的原则。理由是：以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法律发展趋势看，虽然一些发达国家没有在法律上规定权利归雇主，并且雇员往往被授权可以就利用大学设施产生的发明申请专利，如芬兰、瑞典、冰岛、瑞士、意大利等，但更多国家更倾向于将专利的申请权赋予大学，如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荷兰、爱尔兰、挪威、波兰、西班牙、英国等。对于权利归属的原则，日本曾经在经济泡沫膨胀时代主张权利归个人，以为这种权利的归属界定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效应更明显，实践表明这种界定是失败的，因为离开校方的经济支持和管理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极其低下，对发明人的权利在法律加以承认并不具备现实的积极效果。其实，日本这一规定是对德国法律盲目借鉴的结果，而实际上，即便在2001年以前，德国在处理方式上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德国已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此种专利权归大学。[9]
2.引导大学制定高效的激励政策，如利益分配方面的一些措施。制定好的激励政策，能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加速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我国教育部虽然在1999年制定的《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第26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知识产权或职务发明创造、职务技术成果转让给他人或许可他人使用的，应当从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所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的比例，对完成该项职务发明创造、职务、技术成果及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对实施产业化的可以从转化收入中提取不低于30%的比例作为奖酬。但是此规定同样存在两大弊病：一是对发明者的奖励问题，这一规定仅仅在措辞上用了“可以”而已，加之此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的位阶本身就较低，致使这一规范在实践中形同虚设；二是此规定并未给发明者所在院系相应的利益分配权，使得发明者往往不但在发明过程中难以得到院系的支持，甚至会遇到院系的阻挠，最终难于实现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对此，美国的经验可供借鉴。其实，美国并没有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激励机制，而实践中却普遍存在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实行利益划分的“三三制原则”，即：专利使用费净收后的现金分配途径，1/3给发明者，1/3给发明者所在的部门，1/3给发明者的学校，发明人和发明人所在院系参与分享专利许可收入。这样做的好处是：允许发明人分享收入，会激励教师不断披露发明，并配合随后的专利申请和许可工作，允许发明人所在院系分享收入，会促使发明人所在院系支持发明人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并同时提升发明人在院系中的地位和声望。[10]
3.更新高校管理理念，完善高校的管理体制，引导和保障科技创新和成果的转化。如在高校评职管理机制上，应尽快废除简单的以学术论文作为评职唯一标准的狭隘做法，将高校教师的科技创新及转化业绩作为重要的评价因素。其实，国外很多大学支持学校教职人员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甚至有的学校鼓励教职人员走出校门创业，如果教职人员创业成功，会成为今后晋职的重要砝码。其典型代表如爱尔兰的圣三一大学。再如，在高校科研的引导上，大学应注重引导校方的科研方向，使其更直接作用于社会。如以美国大学为例，为了促成大学与社会尤其是企业的良好沟通，令教职人员的研究更有针对性，学校专门设立了负责学校科研管理的资助研究办公室(OSR)，OSR负责学校科研的前端工作，代表学校签订横向和纵向的研究协议。这里所说的横向协议指大学和企业间的协议，纵向协议指政府和大学间的协议。美国有的大学将横向和纵向的研究协议都划归OSR负责，例如哈佛大学，而有的大学则在产学合作中推行“一站式”服务，把横向研究协议从OSR中剥离出来，划归技术许可办公室(OTL)管辖，例如斯坦福大学。除此之外，美国大学还为有价值的科技成果提供一种孵化服务，校方提供的这种孵化服务的内容既包括技术“转移”前的技术孵化，又包括技术“转移”后的企业孵化。服务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有：将技术发明孵化到可展示的原型阶段，以吸引投资者，为企业起草商业计划书，引入风险资本，帮助企业招募管理团队，凭借所持股权进入创业企业的董事会和行使投票权等。
4.建立专门的负责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机构，组织负责实施。比如帮助发明人联系转让工作、提供支持，如联系法律、商务、事务顾问，也帮忙联系融资、寻找投资公司，使学校和发明人一起尽快让成果得到转化等。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大学处理得比较好，专门设立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机构。其实，在实践探索过程中，美国大学技术转移机构曾经创造过三种运作模式：第一种是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Wisconsi Alumni Research Foundation，简称WARF)模式。该基金会虽然是该大学的附属机构，但与大学分开，享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第二种是麻省理工学院首创的第三方模式，由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教授Cottrell建立研究公司 (Research Corporation，简称RC)，独立于所有大学，l937年麻省理工学院与RC签署协议，将学院的发明提交给RC，由RC负责专利申请和许可事宜，收入与麻省理工学院四六分成。第三种是斯坦福大学首创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简称OTL)模式，即由学校出面申请这些发明的专利，再把专利许可给企业界，给学校带来可观的收入。[11]前两种模式由于自身的缺点最后未能推广。目前，斯坦福大学首创的OTL模式运行最为成功，也成为当代美国大学技术转移的标准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OTL隶属于大学，代表大学管理知识产权事务，取得的技术移转收益在扣除日常管理费用之后，全部交由校方和发明人分享，体现多方共赢、利益共享的原则，并使大学教育研究工作与技术转移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更为重要的是，OTL具有独立的地位，完全采用企业化的运作方式，将专利营销放在首位，自收自支，自主经营。大学只是在OTL成立时给予一次性启动资金，以后运作的所有费用都必须在管理和经营中自行寻求解决。一项发明披露后，是否申请专利，寻找合适的企业以及进行《专利许可协议》谈判等等，都由OTL自主决定，而专利申请的具体事宜，OTL通常委托校外专利事务所办理。因为机构人员具有相应的法律和技术知识，极大的提高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12]笔者认为，这一模式值得我国大学借鉴。
5.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尽快为中小高科技企业发展提供适宜的生存土壤。在美国，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因为一些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经营的比较成功，所以这些学校周围也聚集了大量的风险资本，比如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在这种情况下，风险资本往往自愿提供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服务。而在我国，政府对金融的管制一向很严格，风险资本的存在合法性都尚存疑问，致使中小高科技企业很少能得到风险资本的支持。可见，如果国家不积极完善国内的资本市场，届时可能会使我国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一种尴尬的处境：即如果国内法律环境继续抑制国有金融机构对类似为达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而创建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那么国际风险资本或国际金融巨头就可能充分的利用此一机会，甚至会通过产权转让而获得相应的技术和权利，并进一步影响甚至控制我国的经济。当然，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法律限制技术对外的转让，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了充分资金支持的科技成果又怎能顺利转化，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又怎样调动?由此可见，国家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应承担责任，应该及时畅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所需要的融资渠道。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最好在法律层面加以解决，以排除现阶段仍存在的一些非理性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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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on Concerning Promoting University Scientific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Study on Management Policy
ZHANG Wan-bin，LUO Hai-shan
(Law department，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3 china)
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直接影响到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如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以促进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本文在分析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1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从科技成果供给主体与接受主体看，一方面科技成果供给主体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经济意识、市场观念不到位，在科技成果的转化中未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企业的R&D投入不足，如我国大中型企业R&D投入占销售额比例平均仅为0.5%，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为3%左右，其中高技术企业一般为5%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0%；同时，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将技术成果转让给企业或与企业合作转化，往往得不到合理的转让费或收益分成，企业、事业单位对完成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贡献的人员奖励的额度偏低，未能很好落实奖励制度的情况也大量存在，导致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及科技人员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不高。
（2）政府对成果转化的政策扶持和财政金融支持不力。由于科技成果转化主体在过去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下形成了等、靠、要的工作作风，要形成新的市场理念，便迫切需要政府实行既“断奶”又扶持的科技政策，以形成适宜的市场机制。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的投融资体系和机制尚不健全，国家财政拨款的增幅不大；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在增值税征收中对高技术产品具有智力成本比重大的特点考虑不够；科技资金的管理和监督也不力。
（3）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间环节薄弱，社会化保障力度不够。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的中试基础设施普遍较差，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信息不灵，未建立科学、公平、权威、有效的科技成果鉴定与无形资产评估机构和体系，技术市场交易活动不活跃，风险机制不够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缺乏资金支持，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缺乏既懂科技又懂市场、懂管理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
2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2.1法制方面的原因
这方面的主要原因是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本身的配套和具体落实措施没跟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关于国家财政投入、税收优惠、信贷支持、风险基金、成果价值评估的规定过于原则，无程序性规定，缺乏操作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合同法》和《专利法》明确规定了成果权的依据，但是无科技成果价值评估的规定，导致科技成果转化主体间利益分配无法律依据；《技术市场管理办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办法》等技术市场管理法规中无关于技术咨询、登记、信息、知识产权及资产评估等中介组织的规定等。同时还存在着有法难依或执法不严的情况，现实中，高校、科研院所在自己的权益被侵害时，往往因为诉讼费用高、耗时长、诉讼程序烦琐而不愿打官司；另外在诉讼的过程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难以做到秉公执法。
2.2科技成果本身的原因
科技成果本身质量不高是推广转化难的根本原因。由于体制的原因，长期以来科技成果的“价值”都是单纯以获得国家经费的多少、的数量、参与人学术地位的高低等来确定。这种评价体系仅体现了科技成果的“学术价值”，忽略了“市场价值”，结果导致科研不是面向市场的需要，仅单纯追求学术价值和地位而进行与实际脱节的研究，其成果不具有市场领先性，或不具备工业化生产可行性，或作为技术商品缺乏必要的服务支持等。市场价值的缺失造成科技成果的有效需求不足，产品“不适销对路”，出现“滞销”现象。另外，科研中存在短期行为，造成科技成果成熟性和先进性缺乏。产品本身“不合格”影响了转化。
2.3实施条件方面的原因
（1）主体方面。人们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惯性思维模式和管理模式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人们的意识中仍然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学术、轻应用的错误倾向，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缺乏专门从事成果管理专门化人员；科技管理部门人员缺乏，导致由成果单位自行选择鉴定专家、组织成果鉴定，影响成果鉴定的公平性；作为转化主体的企业吸纳科技成果的能力不强，缺乏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高素质人才。
（2）投入方面。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R&D/CDP）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实力或竞争力的首选核心指标。它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值的主要参数，既包含了科技投入的基本内容，又从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方面直接测度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状况。各国在制定发展目标时，都十分关注这一指标。我国科技经费投入一直不足，1999年我国的R&D/CDP为0.83%，与发达国家（2%～3%）和新兴工业化国家（1.5%～2%）相比有很大差距，也低于印度和巴西（0.9%～1.1%）。研发经费投入的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科技竞争力水平的提高。
（3）相关体制方面。旧体制下形成的科技结构不尽合理、机构重复设置、力量分散和科技后劲不足等问题，形成了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在封闭的系统内搞成果应用、开发和生产体系，相互之间缺乏优势互补的环境和机制，客观上造成了人、财、物的浪费。原来作为事业单位的科研机构，经费由政府拨给，课题由科研机构本身确定或科技管理部门下达，其追求的目标为项目完成后的论文及科研总结，课题与市场需求相脱离，科研单位、高校根据论文评定职称和评价工作业绩的制度，导致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此外旧有体制对成果转化和科技人员创新力的束缚，造成了科技成果和人才的外流；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市场欠发达等都影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
3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实施效果的对策
（1）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法制体系，加强执法和司法的力度。保护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法规体系必须完善并且能够贯彻执行。应建立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核心，包括《科技投入法》、《科技成果登记、鉴定、推广管理法》及《中介服务机构规范法》在内的体系完备的科技成果转化法律法规体系，用以调整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主体、供给主体、转化主体以及保障主体这四大主体的行为及相互关系。我国还需要制定《科技投入法》、《风险基金法》、《基础研究法》、《产业振兴法》、《成果推广法》等相关单行法律以配合《促进科学技术成果法》的贯彻和实施。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广大的科技人员要加强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学会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加强科技成果及其转化的司法保护，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认真纠正和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切实保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
（2）提高科技人员的转化意识，增强企业转化主体的技术素质。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为此，须注重对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的鉴定，促使科技人员的培养，提高科技人员对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建立、健全各种激励机制，激励科技人员及企业的转化热情和创造力。进一步贯彻落实知识和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政策，充分兑现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奖励政策，切实保障科技人员创造性劳动的经济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农业产业；技术成果；推广转化；建议
1引言
依靠技术进步等非物质因素的农业经济增长则是具有新型农业的内延式增长特点，不仅能够充分利用物质资源进行生产，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相比，等量的资源可以生产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品，对环境造成的亚力及污染程度远小于资源密集型的传统增长方式。在我国各个产业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依靠技术进步的内延式增长成为必然选择，也农业产业转型的发展方向。
2科技研发及成果推广转化的相关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经济发展战略[1]，科技进步对各省、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越来越大。天津、上海、北京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59%左右，科技进步的成果转化相对成熟；但是中西部省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却普遍偏低，在大部分集中在50%上下，少部分还达不到40%，农业科技的研发及成果的转化推广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见，在重视农业科技的研究开发的同时，如何对农业新技术进行推广转化也是重中之重。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普遍不均衡，地形地貌及观念问题使得农业技术推广存在难度，例如农业种植的收割机只能在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区进行广泛应用，山地、丘陵地区并不能适用；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由于农业产业存在投入大、见效慢的特点，地方政府往往更愿意将资金、设施建设等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农业产业的相关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很多地方并没有完善的科技服务平台，不能为农村农户提供有效的技术知识普及，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天灾、人祸、虫害等对农业生产在成的损失往往由农户自己承受，农业类商业保险等避免规避风险的措施没有得到广泛扶持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专利并未得到有效保护，政府在保障相关专利权益人的文件、条例的实施上，存在意识淡薄、力度不足的问题[2]。
3相关对策及建议
针对上述农业科学技术研发及成果推广转化存在的问题，在进行研究总结后，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政府需要加强政策支持力度。需要纠正重工轻农的思想，一个地方的整体经济发展不能中考第二、三产业，第一产业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最基本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研发、推广及转化；在资金贷款方面，对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机构放开贷款条件，并减免他们的税收，有效的保障科技研发能够顺利进行，分担他们的创业风险；还可以对高校、研究机构、试验基地、推广转化平台进行整合，搭建一体化服务体系；此外，还需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切实保障科技研发人员、企业的专利权利，保证企业、机构保持充分的研发积极性；在农业生产风险机制上，大力推动银行开发农业贷款服务，以及推动相关农业项目保险业务的推广，有效地减轻农民、企业生产的压力，降低他们的生产风险[3]。2）需要加强对农业科研、推广人才的培养。大部分科研人才源于各大高校，所以应当对相关农业专业研发人才需要进行专业化培养，由于农业科学技术的研发常常需要实际实验操作，因此需要培养他们的实际动手能力，真正实现培养出来的人才能用、可用；在进行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及推广问题上，企业及政府方面需要培养一批专业人才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采用专业人员对农村农民进行专业指导，这样可以有效地将新技术应用于实际生产中。3）对农业知识匮乏的农村农户需要进行专业培训。在农业生产中，需要依靠大量的农村人员，他们普遍知识水平偏低，年龄偏大，对事物的接受能力弱，因此，在进行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时，需要政府进行引导，派遣相关专业人员对他们进行培训讲解，并及时处理他们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莉侠，张睿，林建永.1990-2009年三大都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及比较[J].中国科技论坛，2012(11)：104-109.
[2]周兵，冉启秀.科技进步对西部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07(8)：24-26.
关键词：孵化器 在孵企业 成果转化
一、引言
21世纪是一个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国与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归根到底是高科技实力的较量，而我国早就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创业孵化器作为科教兴国战略的载体之一，承担着培育高科技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大责任。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许多创业孵化器，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创业孵化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科技企业，使许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于社会。但是创业孵化器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创业孵化器的运行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就需要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研究能够切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方法。
二、当前创业孵化器面临的问题
（一）孵化服务功能落后
目前许多创业孵化器的服务功能比较初级，还停留在基础服务阶段，如为入驻企业提供办公场地、共享物业管理服务以及相关审批手续等。目前，我国创业孵化器有着较强的政府主导性，自身资源较少，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孵化器越来越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对于一个新入驻企业来说，办公场地等基础设施固然重要，但各类培训服务、市场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等也同样必不可少，这些都是关系到一个企业在初创阶段能否顺利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但事实情况是，创业服务器往往不能满足初创企业的上述要求，尤其是对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引导较为匮乏，使得孵化作用有限，不能很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二）融资渠道比较狭窄
对于一个新入驻的企业来说，资金往往是最为重要的，许多新创企业的倒闭，往往都是资金不足造成的。为在孵企业提供广阔的融资渠道，是孵化器的必备服务之一。但是创业孵化器所提供的资金往往比较有限，在孵企业融资也比较困难，许多颇具前景的新创企业往往因为资金不足而举步维艰，发展缓慢，甚至无法生存下去而倒闭。
（三）孵化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从行业范围内看，孵化器行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过去许多孵化器所能提供的许多有效手段，如对在孵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专项基金申报和工商与场地租赁服务等，现在往往已经不具有竞争力了，取而代之的较有影响力的服务是广阔的融资渠道、成熟的管理支持以及个性化的成长规划等。创业孵化器只有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实行差别化的孵化策略，才能更加具有竞争力，促进更多优秀的企业入驻孵化器，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三、提高科孵化器技成果转化的方法
（一）完善孵化器的孵化功能
当前，孵化器应该立足科技成果的转化，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不断完善其孵化运作和功能，提升孵化服务质量，不仅为在孵企业提供场地等基础服务设施，更要在个性化的管理咨询、技术支持以及融资渠道上下功夫。帮助企业认清市场需求，制定科学的发展方向，规划合理的发展道路，是今后孵化器提升其服务功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所在。学习和借鉴国内外优秀创业孵化器的成果经验，不断强化孵化器自身的孵化功能，提高孵化器自身的竞争力，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在孵企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二）拓宽融资渠道，解决融资难题
对于初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融资困难一直是其发展所面临的巨大难题，更是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绊脚石。拓宽融资渠道，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努力。基于创业孵化器平台，融资渠道主要有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企业参股并购以及风险投资。对于间接融资来说，主要是指依托政府和银行之间协助，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对初创高科技企业进行融资支持，以解决企业资金匮乏的难题。而直接投资，则包括多方面，是多元化的投资，积极地吸收上市公司、天使基金和其他类型的商业融资。另外，初创企业积极地与大型成熟企业沟通联系，争取获得大型企业的参股投资。初创企业与大型企业的合作有多种方式，既可以承担大型企业的研发项目，也可以吸收大型企业参与自身科技成果的投资。还有，孵化器应该积极地构建风险投资机制，以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为基础，依托风险投资机构，把产权交易和技术交易作为重要的载体，建立一套完善和高校的科技融资机制，有利于初创企业拓宽渠道，解决融资难题。
（三）推进产学研结合的优良机制
孵化器在聚集高科技人才、吸收高科技企业的同时，还应该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之间的协作。目前，产学研结合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科技协作模式，生产与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实现信息的交流和共享，这是一种多赢的合作方式。创业孵化器应该学习和借鉴国内外优秀创业园区与高校成功合作的例子，学习先进的合作方式，依托园区这一高科技平台，加强与高校的项目合作，充当在孵企业与高等院校之间沟通协作的桥梁，为在孵企业提供信息渠道和项目渠道，促进在孵企业顺利成长，提高科技成功转化率。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入驻创业孵化器的一般都是高科技企业，具有科研成就突出、快速成长的特点。在孵企业自身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同时，创业孵化器也应该形成一套完善的保护制度，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应该进行严重的处罚，帮助在孵企业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只有知识产权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在孵企业的可以创新才能不断地取得成果，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参考文献：
[1]龚伟，丁胜利.企业孵化器教程[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