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3 16:30:27
序论：在您撰写辩论的认识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分解法庭辩论的内在涵义
辩论权利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之一，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总则”和“开庭审理”章节都有明确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当中主要体现在总则部分。《行政诉讼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由此可见，法庭辩论是行政案件庭审的必经程序。审判实践中出现的“行政案件不存在辩论程序”或者“行政案件不需要辩论程序”的提法是不确切的。 所谓分解法庭辩论，就是指在肯定法庭辩论为必经程序的前提下，在庭审过程中不单独设立辩论阶段，将辩论内容肢解，分散体现在事实认定、行政程序和适用规范性文件问题的质辩过程当中，以充分展示质辩混合的审理特点，彻底揭示案件争点和争点中的焦点，避免重复辩论，最大限度地发挥庭审应有的功效。
二、分解法庭辩论的可行性
《行政诉讼法》是我国三大诉讼法当中唯一对庭审程序包括辩论程序未作明确规定的程序法。《行政诉讼法》第43条至第53条规定了公开审判制度、回避制度、合议制度以及庭审前的准备工作等，第54条规定了不同的判决方式，中间关于开庭审理程序立法空白。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规定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但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或“必须”，是“参照”而不是“依据”或“依照”，由此可见，该解释的规定一定程度上隐含了行政案件庭审程序包括辩论程序的不确定性和有限度的自由拓展空间。况且《民事诉讼法》第12章第3节的规定以及第127条的规定是否意味着“民事案件法庭审理过程中必须单独设立辩论程序”、“法庭调查必须前置于法庭辩论”，其本身值得商榷。
因此，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相关司法解释不仅对分解法庭辩论未作禁止性规定，而且根据条款理解，事实上赋予了合议庭在此问题上的有限度的自由拓展空间。分解法庭辩论从法律角度是可行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当前我省行政审判实践中主要参照的省高院《行政案件审判操作规程》的规定中得到印证。省高院《行政案件审判操作规程》全文没有引用“法庭辩论”的概念，但在不同审理阶段规定了“事实证据的举证、质证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可以进行辩论；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质证、辩论；行政程序问题进行质证、辩论”，实际上隐含了不再单独设立法庭辩论、法庭辩论内容分解的框架。虽然该《规程》同时又要求在当事人最后陈述之前要“逐一询问当事人对案件处理有无新的意见”，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法庭辩论有质的区别，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行政审判方式改革中的一种中和性规定，至多只能是补充辩论性质的内容，而不能成其为独立辩论阶段。
从诉讼原理上来讲，分解法庭辩论不仅不会剥夺当事人的辩论权利，而且能够使当事人或其人更加清晰自己的辩论思路，更加充分发表自己的辩论观点，更加有可能展示自己的辩论技巧。
三、分解法庭辩论的必然性
行政案件当中的法庭辩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对单项事实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展开辩论；2、对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是否足以认定行政事实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推翻行政事实展开辩论；3、对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展开辩论；4、对被告适用规范性文件是否准确展开辩论；5、对被告提供的证明其已经履行相关程序的单项程序证据“三性”及证明力展开辩论；6、对被告行政程序是否合法展开辩论；7、对被诉行政行为依法应予撤销或维持等展开辩论。当然，法庭辩论还应包括个案当中的受案争议、起诉期限争议、处罚公正性争议等等。
对法庭辩论的内容问题，首先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对单项事实证据和程序证据的证据“三性”及证明力、对规范性文件效力的质辩是否属于法庭辩论内容？笔者认为是肯定的。对事实证据、程序证据的证明“三性”及证明力、对规范性文件效力的质辩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质”，二是“辩论”。质辩双方首先可以通过对质方式确认证据的形式状态、取得方式、待证事实等，然后提出对证据是否符合证据“三性”及证明力大小问题的看法并充分发表自己的理由。在当事人提出看法并加以解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争论。因此，证据质辩既是事实调查的过程，又是认定事实问题和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法庭辩论过程，是调查和辩论的混合过程。审判实践过程中，有些人将证据质辩理解为“对质辩认”或“对质辩解”，在证据质辩时，只要求当事人陈述“有无异议”、“哪些异议”，不许可当事人解析理由，不许可质辩双方展开辩论，这是对证据质辩的曲解，是人为割裂调查、辩论的做法。然而，证据质辩过程中，调查内容和辩论内容是不可能人为厘清的。
对法庭辩论的内容问题，其次需要明确的是，原告的诉词和被告的答辩是否属于法庭辩论的内容？笔者认为也应当是。一方面，原、被告在诉辩阶段，对被诉行政行为事实证据是否充分、适用规范性文件是否准确、行政程序是否合法提出自己的主要观点，这本身就包含事实问题辩论和适用法律问题辩论的内容。另一方面，原告提出诉讼请求，是原告展开辩论的开端，是原告作为“正方”立论的诉讼环节。反之，被告提出答辩请求，是被告作为“反方”反驳原告观点并同时确立辩点的诉讼环节。在之后的各审理环节，双方对事实认定、适用规范性文件和行政程序问题的质辩过程，就是双方以充分的论据来论证各自论点、抗辩对方论点的辩论过程，至最后陈述结束辩词。这样，才能解释法庭辩论的逻辑结构和庭审架构的内在缜密性质。 由此可见，法庭辩论从当事人双方的诉辩开始，至最后陈述结束，贯穿于庭审的各个环节。单独设立辩论阶段，从理论上是无法解释法庭辩论的逻辑性和庭审架构的。从审判实践来看，单独设立辩论阶段，就必然要将所有辩论内容包括对诉讼请求的辩驳、对证据的辩驳等，一揽子纳入法庭辩论当中。只有这样，才能称其为调查和辩论完全分离，但是这样必然导致当事人在证据质证时只能作出“有或没有异议”的机械陈述，这当然是极其荒谬的。法庭辩论不仅应当分解而且事实上已经分解。
四、分解法庭辩论的可塑性
我省行政审判实践中主要参照的省高院《行政案件审判操作规程》的规定，体现了庭审的调查与辩论混合特点及不单独设立法庭辩论、辩论内容分解于各庭审环节的精神。主要体现在：1、《规程》全文没有引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概念；2、没有单独设立调查阶段和辩论阶段；3、对事实证据、适用规范性文件、行政程序问题当事人可以分别进行质证辩论。《规程》规定的庭审架构总体科学合理，是我省行政审判实践中必须参照执行的，但有几处内容笔者认为仍值得商榷。
其一，《规程》第35条规定了原告、第三人可以对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进行质证、辩论。笔者认为，事实证据的质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单项事实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力问题的质辩；另一方面是对被告提供的事实证据能否足以证明行政事实或者说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是否充分、确凿问题的质辩。因此，在事实证据质辩阶段，庭审中应适当提示当事人双方就后一方面的内容展开充分辩论，《规程》当中亦应当作出明示。尤其是在根据不同案件情况，举证、质证采取逐一举证、一证一质的情况下，如果不予适当提示，当事人就会自然按照法庭设置的庭审架构局限于单项证据的“三性”和证明力问题进行质辩，而在此后的审理环节，由于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就没有合适的环节就上述后一方面的问题充分发表质辩观点。
从《规程》关于适用规范性文件问题和行政程序问题质辩的规定来看，对适用规范性文件是否准确、行政程序是否合法，《规程》规定当事人可以展开质辩，那么与此相对应，事实认定质辩问题亦应作出明示，而不应笼统地提示为事实证据的质辩。
主要选择有争议的话题或学生普遍关心的话题。这样的话题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他们愿意参与其中，有话可说，通过学生争论，使真理越辩越明，从而找到最理想的答案。
【关键词】高效课堂辩论赛思维能力摸索
2009年在学校组织的青年教师讲课比赛我积极报名参与，当时讲课的题目是《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其中有一个知识点是“挫折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知识点到底怎么才能给学生讲清楚，在备课时和试讲时我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讨论、案例教学效果都一般。后来我结合学校里提倡的高效课堂活动，采用了辩论赛的形式，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几乎所有学生都兴高采烈的参与到活动中来，明辨是非，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辩论对于辩手来说，锻炼了他的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对其它学生也产生较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第一次尝试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明显提高了课堂效率，最近四年来我在课堂教学中不断摸索创新，有了一些初浅的认识和思考。现试着阐述如下：
1.辩论题目的选择和确立
辩题的选取是辩论赛课型的前提和基础，它将直接关系到一场辩论赛甚至是一节课的成败。辩题的选择要仔细、慎重。在教学中不是所有的知识点都可以拿来辩论，要选择有争论性的问题。除了具有争议性，还一般包括以下几点：
1.1选择教学重点和难点。把教学重点、难点的内容作为辩题，应该说是最好的选择，这不仅符合新课标的教学目标，还有利于课堂结构的最佳组合以及教材的合理安排，使一节课的期处在强化重点、突破难点之中。
1.2选择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作为辩题。“教未见趣，必不乐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直接推动学生主动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是学生热爱学习、产生强烈求知欲的基础。辩论赛注重学生的兴趣与高效课堂注重学生能力，注重学生人格，关注人性相符合。只有选择富有新意的、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作为辩题，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激发他们辩论的信心。
1.3辩题要联系实际，贴近学生的生活和经验。主要选择有争议的话题或学生普遍关心的话题。这样的话题容易引起学生共鸣，他们愿意参与其中，有话可说，通过学生争论，使真理越辩越明，从而找到最理想的答案。如，在学习“不良诱惑的危害”时，为使学生认清未成年人玩电子游戏的利弊，我组织了一场“中学生玩电子游戏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辩论，通过辩论，学生对玩电子游戏的利弊有了全面认识。通过辩论更加完善了自己对于电子游戏的认识，不仅强化了本课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通过学生大量真实的案例和论证，更加全面理性地对待电子游戏。
2.辩论课中各个环节的设置
在辩论前，应该先将辩论的题目告诉学生，让他们在课前搜寻材料，把自己的观点和论据摆出来，为辩论做好充分准备。在准备的过程中，各个小组成员经过讨论选出反应敏捷、思辨能力强、口才好的同学并确定为辩手。辩论按照陈述观点、自由辩论、全体参战、双方总结四个阶段进行，这四个阶段可以打到多媒体上，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每个环节。最后由老师对双方的辩论技巧、逻辑推理、语言概括能力等诸方面进行总结，让学生明白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在“挫折是把双刃剑”这节课辩论后教师给以总结，使学生辨证地认识到挫折本身是件坏事；但对于强者来说又是件好事，从而树立全面辩论的观点。
3.辩论赛在课堂中起到的作用
3.1升华学生的思想深度。通过选择既紧密联系初中政治知识又符合初中学生年龄特点，既有思想深度又具有一定可辩性的辩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教育作用，升华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辩论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学生在短兵相接的辩赛中，表现出机敏的智慧、快捷的思维、沉着的应变态度和流利的口头表达能力，比我想象中表现的还要好。真正感觉到课堂属于学生，应该把课堂还给学生。有些辩论活动对学生表面的影响看似没那么明显，但是对于他们内心和思想深处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是有些观点和思想可以影响到他们的一生。现在我还对高中时候参加的一次非典时期学校不让学生出校门的辩论记忆深刻。
3.2锻炼学生的反映速度和思辨能力。在辩论中最精彩绝伦的是自由辩论阶段，这个阶段也是对学生反映速度考验最重要的阶段。这就要求学生平时有意识地多进行一些这一方面的锻炼，比如：同学之间的脑筋急转弯，猜字谜，成语接龙等等，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反映速度，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由于自由辩论阶段语言思维的突然性和短暂性，灵感的突然产生，往往在这样的非常状态下更有利于经典语言的产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利于学生反映速度的提高。通过政治课上的辩论活动，学生的语言流利程度，思维的敏捷程度和知识的转化速度都大大提高，这种速度也会影响到以后的学习和生活，内化成学生的一种能力，使学生终生受益，真正起到教育对能力培养的作用。
在辩论中，学生的已有知识按照特定的目标重新编排、整合，并转化为现实的辩论能力。为了战胜对手，学生往往会旁征博引，从多角度、多层面来阐述、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会以退为进，先假定对方观点正确然后诱导对方逐步推导出错误结论的方式请对方入“瓮”等等。所有这些无不闪耀着创造性思维的火花，标新立异。
3.3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自信的品质。为了突出表现出辩论活动的效果，对学生的气质形象要求比较高。这就需要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简单培训，比如回答问题要挺胸抬头、声音洪亮、用普通话表达等等。通过政治课的辩论活动，原来幼稚腼腆的学生慢慢地成熟稳重起来。他们也开始积极自信地参加班集体的各项活动，举止谈吐，说话办事也开始变得稳重大方。
在辩论中，由于对手的强势，辩手有时会陷入无语的困境，辩论的结果可能会失败，这对参加辩论的同学的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另外，辩论要求参与者沉着、冷静，这有利于克服一些同学中存在的性格上急躁的弱点，引导学生将情绪调控到最佳状态。
课堂辩论能够帮格内向的学生消除胆小害羞的毛病，增强其自信心，在课堂辩论中，一些不善言辞的学生学会了据理力争，当他得到别人的肯定时会更加自信，更加有勇气。这就是在课堂上不仅仅传授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健全人格的塑造。
所谓编辑意识，是指编辑工作者基于长期的编辑工作实践及理论学习而形成的对所报道的新闻和对电视受众的一种系统化了的情感把握，也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对新闻及其受众的把关意识和心理反应。目前，新闻从业人员一般包括记者、编辑、主持人等，虽然分工各有不同，但编辑意识却是编辑、记者、主持人都需要具备的一种心理素质。
有人说搞电视新闻这一行要时刻绷紧一根弦，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认为这根弦就是编辑意识。电视新闻编辑可谓是电视新闻的“头脑”，是新闻各个环节的把关者，编辑意识的强弱也是电视新闻成败的关键。电视新闻除了具有传播信息功能外还是党的“喉舌”，作为电视新闻编辑就要把好政治关和新闻关，要看新闻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当前宣传的主旋律、同时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是否具有典型指导意义。如果编辑在编排稿件、制作新闻中出现编辑意识不强、把关不严，结果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反而还会在新闻播出后给受众造成负面影响。由于电视这一媒体的性质决定，有误或失实新闻一经播出便难以收回，有时造成的影响很恶劣，因此在每一期新闻的内容、编排和制作技术的操作上都要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地把好新闻关、受众心理关。编辑意识也是电视新闻编辑的基本功，它要求电视新闻编辑不但要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善于捕捉和发现新闻、提炼新闻的亮点，而且还要研究和正确把握受众的心理，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选择最佳传播方式，使电视新闻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一名电视新闻编辑与报纸、广播编辑相比，除了要有文字稿件的编辑能力，还必须会熟练运用画面镜头语言、画面的剪辑、同期声的运用等。因此，从稿件的比较选择、修改、加工、编排到后期的编辑制作等工作都要牢固树立编辑意识，对新闻和受众深入研究，加强编辑基本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编辑水平，提高宣传质量，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更好地服务广大电视观众，满足受众的需求。
目前，一般的电视新闻单位里，记者和编辑的分工是不同的，记者属于新闻前期工作，负责新闻的采访和拍摄，通常不参与后期新闻工作。但是这种传统的分工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现在我所在的新闻单位中的记者就不但采访、拍摄，而且也参与后期的编辑工作，因此，编辑意识也在采编的实践中慢慢渗透到记者的工作当中，由于编辑意识的深入和不断增强，使我们记者的拍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记者在拍摄过程中就会考虑自己后期编辑新闻时需要什么样的镜头、观众最想了解的内容是什么。带着这种想法、带着这种编辑意识采拍的镜头就会更精彩，因而，记者是否具备编辑意识也就成为决定新闻作品好坏的关键所在。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既采访新闻事实，又在同一时间拍摄下新闻事件的现场情况，记者对现场种种因素拥有完全的主动权，而编辑就不具有这一优势，编辑对采拍回来的新闻素材只有一定的修改范围，比如我们基层驻站记者有时送来的新闻就出现过文字画面“两张皮”的现象，所以最后只能被编辑“毙掉”，因为编辑不能较大程度地改变画面的拍摄效果，最多只是利用特技对画面进行一些修补，不可能对画面进行太大的改变，而且由于新闻时效性的要求也不可能对某一事件要求重拍、补拍等，所以记者的采拍过程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实际上也就是说记者采拍过程必须考虑后期编辑效果，也就是记者必须具备编辑意识，那么怎样才能具备这种心理素质呢？首先，记者要提前介入新闻事件、搜集整理素材，与编辑一起进行精心策划之后将编辑意图融入采访拍摄工作的每个环节，把好各个关口，要对拍什么、怎样拍摄、怎样编辑制作等都要有一个清晰的构思。大多时候，记者拍回来的新闻基本已是成品了，所以记者在采拍新闻时要带着编辑意识，考虑到后期编辑制作时画面的过渡、段落的衔接、字幕的叠加等因素，从而相应调整画面构图、拍摄角度和技巧。拍摄时眼里像过电影一样要有编辑意识，脑子里还要装着受众，了解新闻面向的受众类型及其心理需求，使自己的作品内容实用，贴近生活，能反映群众的呼声，关注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喜怒哀乐，善于从观众的角度审视自己的作品，使新闻价值得以最大体现，更有针对性，更受群众欢迎。
最近，中央电视台首次对节目主持人进行全方位的专业包装，让主持人直接参与采访与编辑，目的就是想克服采编与播报“两张皮”的现象。“两张皮”现象之所以会产生，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主持人只有播报意识而没有编辑意识，主持人参与采编过程的实践后就会渐渐养成编辑意识，从而使主持人胸有成竹，主持风格更受到观众的喜爱。
主持人在现场一定要有编辑意识，首先要了解新闻事件的内容和相关背景知识，要考虑怎样引领观众走进现场，使观众身临其境、产生参与感，其次要把握好哪些问题可以通过画面来反映、哪些后期编辑时画面无法表现或很难表现出来必须用口头叙述效果才好，同时在采访时与采访对象和观众如何交流等，对采访对象的情况和观众的感受要做到心中有数。工作中，不但要有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还要具有一定的编辑意识和能力，即将播出的新闻如果编辑制作到主持人这一关基本已是最后一关，能否把好这一关至关重要，这也是对主持人是否具备编辑意识的一种考验，虽然每一条新闻都经过了记者编辑的层层把关，但到了主持人这一关仍然马虎不得，比如有时会遇到稿件中一不留意出现的不该播报的部队番号或涉及了未成年人保护等有关与法律、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再有就是语言太书面化，语句生硬不够通俗易懂或与自己的主持风格不够吻合；有时文字稿件无误，但受同音异义字的影响容易产生歧义使观众产生误解等情况，这时，主持人就应该及时把好这一关，及时排除和避免错误发生，使新闻更精益求精、更通俗易懂，使自己的主持风格更受观众的喜爱，使电视新闻多出精品，给观众送去更多、更精彩的精神食粮，满足更多电视受众的收视需求。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3-0026-03
意义世界，“它具体是指能够支撑人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生活实践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是能够为人在世俗生活世界中得以安身立命和处理各种价值关系提供支撑的价值理念”[1]。
人是不可能脱离意义而存在的。
一方面，人的存在需要意义的确证。人，或许是地球上唯一会追问自身存在意义的物种。动物，在吃饱喝足后就知足了。人，不仅追求吃喝玩乐等基本生存需要与欲望的满足，而且在拥有所需要的东西以后，要求自己也成为一种需要。如果一个人的存在不能成为别人的需要，对别人没有价值，那么这种存在就没有意义。人的精神上的苦恼，更多地是由对“无意义的存在和无意义的事件的体验与恐惧造成的”[2]。换言之，有意义的存在及其体验，是人生快乐的源泉。“正是人的意义照亮了人的存在”[3]。
另一方面，即便是为了应对现实生活，人也需要意义世界的支撑。因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矛盾丛生、危机四伏。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人的生存之路充满无奈与艰辛。一个人根本无力解决其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他需要给自己一个超越现实困境、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与希望，就如同封建时代穷苦人为了忍受今生的苦难生活而寄希望于来生一样。“通过创设意义，人获得了对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境的‘合理化’解释，因而获得了心理平衡，获得了应对困境的文化力量”[4]。
编辑人同样需要自己的意义世界。编辑人的意义世界至少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对当下编辑人的生存境遇做出合理解释，使其感觉到幸福和满足、体面与尊严；二是必须为编辑人所从事的工作、为之献身的事业寻找到一种终极的价值目标和信仰，以实现意志对肉体、理想对现实、精神对物质的超越。这种对当下生存境遇的合理解释、终极的价值目标和信仰，就构成了编辑人的意义世界。
在过去，众人眼中的编辑生活是田园牧歌式的，顶着一层绚丽而神圣的光环。就如某些编辑大家所形容的：“得天下之妙文而先欣赏之，在许多书稿编辑出版过程中，既开阔眼界，又增长见识，更能发掘宝藏，有利于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那自然是编辑同志的一大乐事了。”[5]在这里，编辑工作既是获利与谋生的手段，也是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之所在，还可以从这份工作中收获内在于心灵的自我奖赏。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人认为编辑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6]。
可是时过境迁，编辑人优越的社会地位悄然发生了改变。
从出版业的外部环境来说，形势变得一天比一天严峻。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的高度发达，使人们的阅读方式悄然改变。网络出版在成就自身传媒新贵地位的同时，无情地挤占了传统出版的生存空间，颠覆了现有的出版格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导致编辑职业的准入门槛大大降低。任何人，只要有点文化，就可以在那个虚拟世界一展拳脚。稍加留意，我们就不难发现许多编辑人困惑的目光及其对自己前途和未来的担忧。面对这种情势，每个编辑人都会问自己，我们是否还会为这个社会所需要，我们是否已经丧失存在的理由。
就出版的内部生态而言，压力与日俱增，无所不在。处在转型期的编辑人，不仅要熟悉出版业务的各个环节，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还要善于和社内外的各色人等打交道，扮演好不同的角色：面对读者，是一个营销人员；在作者眼中，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在社长和同事面前，又成了一个纵横家，四处游说，获取支持。有出版人直言：“如果你不能说服领导和同事支持你的工作，你作为编辑这个职业的第一关就失败了，你连领导和同行都不能说服的话，怎么能通过你的产品说服广大的陌生读者呢？”[7]这中间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扮演好的，非竭尽全力全神贯注不为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往往让众多编辑人身心俱疲，以致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不能自拔。
外部环境的逼仄，内部沉重的经济压力，消解了编辑人曾有的淡定与从容，使编辑人陷于身为物役的窘境，妨碍了编辑人出版理想的实现，给编辑人带来精神上的困惑。如果说身体的疲惫可以通过休整的方式获得缓解，那出版理想与人生价值的实现，却不是编辑人能独自决定得了的。在当下，出版理想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人自身的赢利能力。赢利能力突出，编辑人可获得较大的话语权，申报的选题也比较容易通过，甚至可以取得免检资格。转企改制以后的今天，大部分出版单位都变成了企业，走向市场，赚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无人能挑战和撼动出版业的市场化。但问题在于，编辑人的理想与经济效益之间，有些时候是很难做到两者兼顾的。即便是在现在差项目不差出版补贴的形势下，这种出版难的现象仍然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编辑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与困境。编辑需要调整心态，重构编辑人的意义世界以迎接现实与未来的挑战。
编辑人的意义世界的构建，应当从两个维度进行思考。
首先，从形而下的角度说，编辑人需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正确的认知。
编辑是一种职业。作为独立的社会职业门类，它是随着新式出版业的出现而产生的。它具有变动不居的特性，今天的编辑与传统的编辑相比较，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来说，都已有很大的不同。编辑人在思想观念上要与时俱进，积极面对自身角色的转变。再者，既然是职业，那自然就有职业的艰辛，也有职业的快乐。职业的艰辛是人所共知的。例如，为了完成任务，编辑不得不大量编书，长期伏案工作。这种日复一日，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的单调繁琐工作，不仅带来一身诸如腰椎劳损、视力下降之类的职业病，更严重的是，它在不知不觉中耗尽了你的心力，窒息了你的灵气，让你不再有创造的冲动。但是，编辑职业也有其独特魅力，对于喜爱读书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做别的工作，要想读书，那得付出相当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作为编辑人，他的工作就是读书，读书就是工作；读书不但不要钱，还可以赚钱。这世上到哪里去找这等好的职业！
编辑更是一种事业。理性地看待编辑职业，将其视为赖以生存，赖以养家糊口的工具，有助于编辑人提高对繁琐枯燥工作的耐受力。但如果没有对明天的憧憬，没有成功的喜悦和内心愉悦的体验，即便你从事的是自己最喜欢的工作，也无法长久保持工作激情，很难获取持续前行的动力。只有将编辑职业当成自己终生的事业，看成自己人生价值实现的平台，才能迸发出激情，对工作产生狂热的喜爱。
古人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对于一无所长的封建文人而言，如果不能顺利踏上仕途，那“立言”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方式。晚清重臣张之洞讲得更为直白，他在《书目答问：劝刻书说》中说道：“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8]可见，封建时代的文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都有着传世留名的功利追求。在此功利思想的激励下，他们可以放弃仕途，甚至自掏腰包从事先哲时贤作品及乡邦文献的刊刻整理，如同晚清儒学大师王先谦所做的一样。1888年，王先谦自江苏学政任上辞官归里后，即自誓“剩有豪情寄烟墨”，从事图书编辑出版活动。他一生编著校刊的著作多达五十余种，是近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
现实中，也有许多鲜活的例子。以唐浩明先生为例，他曾经有过定居国外的机会，可以去湖南省作协做专职主席，还有过许多改行机会。但他都不为所动，坚守编辑岗位30年，十年磨一剑，整理出版了《全集》[9]。不单圆了自己的作家梦，还成了全国知名的编辑大家。
可见，编辑职业既不高人一等，也绝非一无是处。只有剥去编辑职业的神秘色彩和虚假光环，让编辑人回到现实当中，才能理性看待这一职业，坦然面对其中的喜怒哀乐。
其次，从形而上的角度说，编辑人需要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仰。
职业与事业，体现出编辑工作对于编辑人的意义与价值，是编辑人存在与自我实现的需要。但倘若编辑人的意义世界仅仅停留在这种水准上，则不免功利和狭隘，终究逃不出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只有将自己的需要与国家、民族的需要，甚至人类社会的发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编辑人的工作才会有终极的意义和价值，编辑人的意义世界才会照亮自己作为编辑人的一生。
高尔基说过：“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这句话，道出了理想与动力、理想与成就之间的辩证关系。志存高远，方可更快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封建时代的编辑人，既有为一己之名利而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职业冲动，也有维护封建伦理纲常，振兴传统学术的理想追求。例如，王先谦就曾立志，要将历朝谕旨圣训、典章制度、御制诗文之类的“宝书”进行系统整理，刊印成书，“家置一编”，广为颁发，让其光芒照耀寰海大地[10]。此举的目的，无非弘扬圣教，教化臣民，靖人心，正纲常，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前者固无论也，后者也难出服务一姓一人忠君思想的范围，眼界有限，所以出版成就和作用受到限制。
无需大惊小怪
据了解，这位“留着胡须的、生孩子的男人”本来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性，在夏威夷长大。10年前，他做了变性手术，变成了一名法律意义上的男性，并改名为托马斯。他当时只进行了胸部改造手术和激素治疗，没有对生殖器官进行改造，仍有子宫和卵巢，仍然具有怀孕生育的生理功能。5年前，比提和女友南希合法结婚。妻子南希多年前遭遇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早就切除了子宫。为了满足生儿育女、组建一个完整家庭的梦想，身为男性的比提决定亲自怀孕生一个孩子。他借助一位捐助者的成功怀孕，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
当这个消息引来众多关注和议论的时候，医学专家对此颇为冷静。一位专家说，从医学角度讲，这个例子一点也不稀奇，因为“他本来就是女人”。这个变性人由女性变为男性，只是表征的改变，实质生殖系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故怀孕生子是可能的，无需大惊小怪。而对于男变女的变性人，是不可能怀孕的。由于其以前的男性身份，体内没有子宫、卵巢之类的器官。为了变成女性，首先要手术摘除他的、，然后再做一个人造的阴道，其改变只是表征的改变。由于变性人没有子宫、卵巢，不可能排卵、受孕，是无法怀孕生孩子的。
据了解，比提不是第一位“怀孕父亲”。早在1998年，英国人萨姆・摩尔就成功怀孕，并在1999年剖宫产生下一名婴儿。与比提相同，摩尔也是一位由女变男的变性人。
真男人怀胎也有可能
一位妇产科专家指出， 即便是真正的男人，怀孕生产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男性与女性只是在胚胎第8周才开始分离，生理结构相同点远多于不同点。如果一个男性想尝试怀孕，首先要接受雌激素注射，让身体在内分泌上做好接受胎儿的准备。接下来，一个通过体外受精的胚胎可植入他腹腔的特定位置。女性偶尔会有宫外孕情况，误植在腹腔中的胚胎甚至可以发育完全。当然，这是极度危险的，多数情况会引发致命的大出血。
怀孕的父亲同样要做好迎接这个风险的准备。当胚胎在男性的腹腔里扎根，形成胎盘，他就可以停止服用雌激素了，因为胚胎本身将会产生足够的激素。40周后，这个男性必须接受剖腹手术把发育完全的婴儿取出，并取出胎盘。这同样是件充满危险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大出血，如果取不干净，残留在腹腔里的胎盘组织将会严重威胁健康。
中国医科院整形专家陈焕然认为，解决变性人生育问题还可从器官移植方面进行突破。男变女者可以移植女性的子宫、卵巢和腺体，女变男者可移植男性的和。不过，目前基础医学研究滞后于临床医学，还无法解决器官移植的排斥反应问题。瑞典医学教授布朗斯特罗姆认为，男人怀孕是绝对可能做到的。女性的子宫也可以移植到男人的身体内，科学家已在动物身上进行了数次成功的类似实验。
然而，也有医学专家认为，男人怀孕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男人怀孕如同女性子宫外孕，必将引发巨大的危险。即使胎儿勉强成长，畸形的概率相当高。因此，就现代科技水平来说，男人怀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伦理争论焦点在哪里
“所有医生几乎都对我报以歧视的态度，医院的接待员甚至嘲笑我们，朋友和家人也不支持我们。”这是托马斯生孩子前对当地媒体说的。据说，当托马斯试图到美国不孕症医院接受试管受精手术时，遭到了所有医生的拒绝，因为变性人怀孕将引发巨大的法律和伦理争议。
“这只是一个有趣的事件，至于是否有悖于伦理是需要分析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伦理学教研室教授丛亚丽认为，这则故事之所以引起媒体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变性和怀孕两件事情正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二是这个特殊的家庭和孩子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丛亚丽认为，对这个家庭来说，孩子的出生并未引起家庭成员角色扮演的变化。父母、夫妻双方的关系没有变，只不过在生育这件事上，比提扮演的是母亲的角色。孩子的到来可能有利于家庭的稳定。不管是生理学还是社会学，只要家庭关系处理好了，对于孩子的关爱会更多，更利于家庭和睦。人们没有必要特别去渲染它，更不应妄加评论，而应该尊重比提、比提的家庭和孩子。比提在生活中扮演的是男性，法律上也已承认其性别，社会就没有必要对其性别进行过多争论。应该将关注点放在这个家庭对他人的影响上，如是否造成社会的混乱？会不会影响孩子成长？如果没有，社会就不能因为他们与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就用特别的眼光看待。
【关键词】风土人情；人性的真善美；乡下人的悲剧
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细致地描写了渡口的撑船老人与他的外孙女翠翠相依相伴的纯朴生活，同时还叙述了涨水码头团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都爱上了翠翠的爱情故事。小说向我们展示了湘西边城一幅幅美的画卷，这里的人们心地善良、风格朴实、信仰单纯、性情淳厚、追求执着。一部《边城》内外，饱含了浓郁的自然环境、民俗风情、人生命运和爱情悲喜的真善美。
一、朴实、淳厚的风土人情
沈从文在童年时代就受到了故乡山水的滋润，感受到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后来，作者从军流浪，面对黑暗的社会给人们所带来的不幸，促成了他由乡村到都市的跨越。接着，沈从文来到了北平，成了一名作家。在创作思想上，主要是注重湘西地域性的古朴民风、淡淡的乡情，突出一种原始典雅的人情美。在成为“知识人”以后，原本的“乡下人”又让他时时刻刻惦记着根植于乡土传统文化：这里有端午节妇女小孩额头上蘸着雄黄酒写着“王”字的打扮，有赛龙舟、泅水捉鸭子的游戏，还有元宵节玩灯舞狮和放爆竹烟花的活动等，这所有的一切，都显示出湘西边城风情民俗的独特之处，给人一种古朴且浪漫的美感。在《边城》中所写到的男女之间的求爱方式，也可谓是非常之独特。文中提到了两种方式，即“走车路”和“走马路”。“走车路”的意思是当男子看上了某个女子时，便让家里人托媒人去说媒，正式以聘礼来相亲，这虽然也属于父母操办，但是作子女的仍然可以自主选择，不必绝对服从。例如，顺顺家的大老向翠翠求爱时选择的便是走车路。而所谓的“走马路”则是指由青年男女之间相互用唱情歌的方式来自定姻缘，父母不会干涉，一般大多先由男方主动开唱，待唱到女子动了心且回唱的时候，这世上便又多了一对有情人。二老在夜晚唱情歌来表达自己对翠翠的爱慕之情。“半夜里，不冷不热，穿了自家机织布汗褂，到那些月光照及的高崖上去遵照当地的习惯，很诚实与坦白地去为一个‘初生之犊’的黄花女唱歌。露水降了，歌声涩了，到了应当回家了时，就趁残月赶回家去”。⑵由此看来，这种“走马路”的求爱方式是何等的浪漫。在《边城》中作者还提到了这一职业，在湘西这片神秘的大地上就连这种职业也显得与众不同。本来，在平常人的眼中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但在沈从文的笔下，在湘西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却“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也永远那么浑厚”。“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信守自约，即便是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
二、人性美的赞歌
沈从文是一个“对政治无知识，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他常常以“乡下人”自居。《边城》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当时民族危机加剧，沈从文选择了执着于从文化着眼，从人性出发，用他手中的笔，从侧面来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抗议。《边城》既蕴涵着作家对现实黑暗的不满，却又让善良淳朴的人们生活在古朴、宁静、和谐、美丽的大自然里感受大自然的熏染，舒展他们自由的人性。
天真、美丽、纯洁的少女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滋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⑷她不仅继承了母亲温柔纯静、忠于爱情的性格，同时又富有湘西人的真挚、率直和热情。她慢慢地成长着，到后来也就似乎有了“心事”，“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脸红了”。“她喜欢看新嫁娘，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喜欢听缠绵的情歌，喜欢一个人坐在岩上向天空中的一片云一颗星凝眸。祖父若问：‘翠翠，想什么’？她便带着点害羞的情绪，轻轻地说：‘在看水鸭子打架’！按照当地习惯意思就是‘翠翠不想什么’。但在心里却同时又自问：‘翠翠，你真在想什么’？同是自己也在心里答着：‘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道想些什么’。她的确在想，又的确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沈从文就是通过对翠翠的这种细致的心理描写，把翠翠那少女情窦初开、青春初萌的爱情给揭示了出来。在《边城》中，翠翠给读者的形象是纯洁的、可爱的，她就象那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儿一样娇嫩、含蓄、亭亭玉立。出于机缘的巧合，在有一年她和她的外祖父去城里看龙舟赛之后，这个美丽的姑娘便开始情绪多变、精神恍惚了。龙舟赛和捉鸭子的活动都已经结束了，翠翠一个人在码头等候爷爷一起回家。这时，河中突然冒出一个英俊的少年，抓住了河面上的最后一只鸭子，在翠翠等爷爷的那个码头上了岸。因为言语上的一些误会，翠翠借身边的大黄狗骂了这位英俊的少年。而少年不但没有介意，反而吩咐家里的人打着火把把翠翠送回家。后来她才从其他人的口中得知原来这个英俊的少年便是顺顺家的二老。从此，在她的心中便埋下了爱情的种子，内心也开始有点不平静了。“为某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沉默一个夜晚”。从文中我们发现，翠翠已经爱上二老了，所以有时候她竟然会无缘无故地突然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⑺事实很明显，爷爷的船当然不在青浪滩，而是二老的船在青浪滩。她总是在不经意中悬念着二老，所以也就是这无意的话表现出了少女挚爱的情怀。
而二老为人聪明而富有感情，茶峒的人们称他是“小岳云”。在父亲顺顺的教育下学文习武，成为“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不惰，不浮华”的英俊有为的少年。当他第一次在码头上与翠翠会面时，他就钟情于翠翠了。傩送的爱是执着的、忠诚的。因为他宁愿要渡船而不要那一天能出七升米的碾坊。他以给老船夫送酒为名，特地去看望翠翠，并邀请翠翠去他家的楼上观看端午节的龙舟比赛。为了赢得翠翠的爱情，半夜里，他跑到山上去为那“初生之犊”的黄花女唱歌。而翠翠本人也在梦中听到了二老的情歌，她觉得这是一种顶好的歌声。由此来看，翠翠与傩送之间的爱情是浪漫的、纯洁的，一点儿也没有受到金钱、财富以及社会地位的影响，更没有受到家长观念的制约，是一种自由的爱，是出于自然的人性，处于纯真的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爱或许也是大多数人所追求和向往的。
三、乡下人的悲剧
在《边城》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又一幅优美的画卷，但同时沈从文也在该作品中安排了具有一些悲剧色彩的成分，《边城》创作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社会统治空前黑暗。我们可以把文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翠翠、大老和二老为代表的青年形象，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而另一类则是以顺顺，爷爷为代表的老者的形象，虽然同为老者，可是这两人的社会地位不相同：顺顺所体现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新的经济关系；而爷爷却是个体劳动者的代表，是属于传统的经济关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类经济关系是落后的，即将被社会所淘汰，所以最终必然走向末路。
（一）英年早逝
天保和傩送是两兄弟。大老已十八岁，他就如他爸爸顺顺一样，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生的年轻人所能够作的事，他无一不作，作去无一不精。而他对翠翠也如同傩送一样一见钟情。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在过溪时，他就同翠翠的祖父谈过话，第一句话就说：“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象个观音样子。再过两年，若我有闲空能留在茶峒照料事情，不必象老鸦到处飞，我一定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而老船夫对于大老的这种勇敢的自白则是用他的微笑来给予回应。我们不难看出：天保大老不仅是一个勇敢的人，并且他一点也不虚伪，毫不掩饰。他爱翠翠不假，但同时他也能够把自己对于翠翠的担心向老船夫吐露出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之外，更多的则是他的那种豪爽的性格所造就的！
但天有不测风云，天保在坐船下水到茨滩的时候溺水身亡了。人们不禁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感到惋惜。虽然说大老的死是一种意外，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我们从作者这方面来看，沈从文在《边城》中安排大老的这一死亡却是有他自己的用途。事实上，大老的死似乎是在给读者带来一种心里上的平衡罢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宝的溺水身亡似乎又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了。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引发了后面的故事——翠翠与二老之间的爱情悲剧。
（二）老者的没落
老船夫和顺顺虽然都是属于老者的形象，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又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
老船夫是典型的传统经济的代表。他是管理渡船的公仆，他爱茶峒的青山翠竹、清溪渡船。他摆渡撑船五十余载，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都尽忠职守，风雨无误。他将守渡船为人们服务作为自己的天职，只要他在世一天就不会离开渡船。“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他忠实朴实，只靠公家发给的三斗米、七百钱过着简陋的生活，从不收取过往客人的额外的渡钱。他宽厚热情，重义轻利，慷慨大度。就是因为这样，有时候他偶尔进城买酒，每遇熟人他必邀请到他家喝酒。若有人想马上尝尝他的酒，他立即把葫芦推给别人喝光为止。就连他进城买肉，老板也都总要给他选取最好的一处，且把分量故意加多。老船夫只为翠翠的婚事多次向傩送及其父亲探听消息遭到冷漠的回答，使他伤心烦闷，但他并不因此对顺顺怀恨，他相信他们是好的，并企图继续寻找机会撮合自己的外孙女与傩送的姻缘。他一直这样努力着，直到他在雷雨中离开翠翠的那一刻。这位老船夫辛苦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到死之前都还记挂着翠翠。事实上，老船夫的死具有一种象征意义：那就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的经济关系必然走向末路，被新的经济关系所取代。
“边城”这个地方虽然有贫有富，但却没有等级之分。掌管水码头的船总顺顺虽然是出身行伍之家，家产富裕，但他却从不以财富自居，盛气凌人，相反他为人慷慨大度，广交朋友，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他总是热情相助。他为人也公正无私，知书达理，胸襟豁达，因此他也就成为茶峒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他在处理与老船夫一家的关系上就做得有点让读者出乎意料：且不说他是如何体恤老人生活穷困，送鸭子和粽子给人家，不嫌弃翠翠家贫，打发媒人前去提亲，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对于天宝大老的死亡。大老情场失意驾船外出溺死于茨滩，虽然顺顺心里边明白这事与老船夫迟迟没有答应大老的提亲有关，但他并没有责备、怨恨；他虽然曾经因为失子之痛一度反对傩送与翠翠的婚姻，但当他后来知道两个孩子是真心恋爱之后，也就不再阻挠。老船夫离开人世时，顺顺也前来帮忙料理后事，并且还多次提出将翠翠接到他家去住，然后等待二老回来再解决他们的婚姻大事。从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顺顺是个善良厚道的人。
（三）爱情悲剧
翠翠与傩送之间的爱情是纯洁的。翠翠对于二老的爱，虽然有一个从蒙胧的感受到明确的体验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从始至终，她都信守着自己魂牵梦绕的最初选择，没有因为人事出现的周折而改变初衷。她对二老的爱是忠诚的，坚贞的。但由于她性格的内向和少女天生的羞涩，在爷爷面前她不敢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相反的是有时她还会加以掩饰，致使爷爷摸不准她的心，于是使得爷爷错点了鸳鸯谱，无意之中促使二老的哥哥天保“走车路”来说媒提亲。但翠翠的感情始终都是倾注在二老的身上的，所以她并没有答应大老的求亲。接着天保情场失意，驾船外出溺死于茨滩。这时候爷爷也反过来撮合翠翠与傩送之间的姻缘。老船夫因为眼巴巴的看着事情无法成功而死于暴风雨之夜，傩送也因为误会一气之下驾船外出，可是翠翠仍然不改初衷，当她从杨马兵的口中明白了这所有的误会之后，一个人“哭了一个晚上”。
至于傩送这方面，他对于翠翠的爱也是纯真的。他从一开始就很明确的选择了追求翠翠。本来在他面前他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是娶翠翠，从此以后过上一辈子撑渡船的日子，另一条路则是娶团总的女儿，从陪嫁中得到一座碾坊。是选择渡船还是选择碾坊？实质上也就是从爱情与金钱这两者之中作出选择的问题。但最终他舍弃了碾坊，甘愿为真心的爱情守一辈子的渡船。当父亲顺顺最后要他表态的时候，他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里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如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许只许我撑这个渡船”。从傩送与他父亲顺顺的这番对话之中就已经很明显的看出：他还是钟意于翠翠的，并且态度是那么的坚决，尽管他的哥哥死了！
由于对爷爷的某些误会和人事的周转，傩送离开了家，出去了……并且很久都没有回来！
于是，翠翠和傩送之间的爱情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从表面上来看，大老的死似乎是造成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但果真如此吗？事实上这其中还掺杂了社会传统观念对于人的影响以及故事中主人公自身的一些因素！老者对于大儿子的死放不下来，而二老则误会了爷爷的意思！因此，造成翠翠与二老之间的爱情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只是那个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边城》所描绘的不只是“充满人情美、人性美的湘西世界”，同时也在哀婉地吟唱着一首忧郁的恋歌。在民族危难的时刻，沈从文就是以这种独特的风格来唤起千百万民众为了美好生活去奋斗，也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刀光剑影，更闻不到战火硝烟，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感觉到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之后的隐痛和微笑之间的那种悲哀！
【参考文献】
[1]沈从文别集·边城集[M].岳麓书社，1992.
关键词：思想；转变；教育教学
今年，长海县教育局开展了“推进区域间教育发展对口帮扶”活动。当笔者本人走入大连十四中的校门，融入到十四中的大集体中，感受着十四中的教育氛围，这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感觉紧张。兴奋的是可以接受这里的全新的教育理念，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紧张的是整个学生团体，整个教师队伍甚至是整个学校，都处于紧张而忙碌的状态，似乎从早到晚没有一时是清闲无事的，全体师生都是在快节奏的环境中工作与学习。通过这四周的学习，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似乎整个人都在悄无声息中发生了变化，也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润物细无声”。
一、整体的学习氛围浓厚
1.物理组的整体学习情况
每周二和周四的第二节课都是组内雷打不动的教研活动，教研组长和组员一起总结上节课所出现的不足之处，找到相应的办法进行及时的补救，然后再将下节课所要学习的内容进行集体备课，将每一个环节都力争设计到最佳状态，例如说如何引入、如何过渡、重点如何确定，难点如何突破，每一个知识点都详细设计，精心准备，为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还针对每一个知识点配备相应的练习，加以巩固训练，学生的每一节都能够在大容量的课堂中学习、训练到位，基础得到夯实，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
2.教师对学生基础的夯实情况
学生在每一节课的听讲过程中都能或多或少的有所遗漏，所以如果课下跟踪不上的话，就算当堂学的再好，学生的整体损失也会很大，所以作为教师要对学生的课下学习有所掌握，有针对性地配备相应的练习，第二天进行及时批改和反馈，问题比较集中的利用课堂时间重点讲解，将问题消化在课堂上。然后利用晨考再次进行反馈，强化学生记忆。
3.教师对学生进行的思想教育
现在的学生都有独特的想法，并不是老师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思想工作的跟进，更是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每天早晨进到教学楼的时候，都会有老师与学生谈心的场景出现，学生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班主任就要根据自己班的学生特点，及时预防，及时处理，将学生的不良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并通过一系列的鼓励措施，使学生始终能够积极面对学习，面对生活。
二、思想观念得以提升。
“教师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新课程要求老师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引导者上，要尊重差异性、多样性和创造性。要记住自己的职责是教育所有的学生，坚信每个学生都有学习的潜力，每个学生都能成功。
1.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
“要给学生一碗水，老师要有一桶水”。这一观点已经过时，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信息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学生接收信息的渠道非常之多，单纯的向学生传授教科书的知识已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培养学生具备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学会获取、分析、判断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做学生获取知识的引路人，使学生少走弯路，提高学习效率。所以说教师有一桶水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教师应该拥有的是源源不断的小溪，甚至是江河，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学生那颗求知若渴的心。
2.做发现问题的启发人
爱因斯坦说过，发现问题和系统阐述问题可能要比得到解答更重要。不只是设置课堂情境时老师的设疑，问题要贯穿课堂的始终。更要强调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善于提出问题，共同探究。老师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往往会由一部分同学顺嘴回答了，这样会使很多同学丧失回答问题的机会，也缺少了深度思考的过程，所以在上课过程中一定要避免群问群答，这也要求教师在课堂提问的环节中要灵活的掌握，并要设计好相应的问题，灵活地把握问题的深度，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进行提问，这样我们能够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
三、班级管理能力得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