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9 08:34:16
序论：在您撰写财务共享的特征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共享服务中心（shared service center，SSC）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是指将企业部分零散、重复性的业务、职能进行合并和整合，并集中到一个新的半自主式的业务中心进行统一处理。业务中心具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能够独立为企业集团或多个企业提供相关职能服务。共享服务中心能够将企业从琐碎零散的业务活动中解放出来，专注于企业的核心业务管理与增长，精简成本，整合内部资源，提高企业的战略竞争优势。共享中心的业务是企业内部重复性较高、规范性较强的业务单元，而且越容易标准化和流程化的业务，越容易纳入共享中心。
财务共享即依托信息技术，通过将不同企业（或其内部独立会计单元）、不同地点的财务业务（如人员、技术和流程等）进行有效整合和共享，将企业从纷繁、琐碎、重复的财务业务中剥离出来，以期实现财务业务标准化和流程化的一种管理手段。福特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了世界公认最早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整合企业财务资源，实现集中核算与管理，并取得了巨大成效。随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在欧美等国家开始推广，并于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而随着我国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规模扩张，以及信息化技术的普及，许多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已经组建了自己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如海尔集团、中国电信等。一项来自英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财富500强企业和超过80%的财富100强企业已经建立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英）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指出，“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资本，一项重要的经济投入，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利益。事实上，一旦思维转变过来，数据就能被巧妙地用来激发新产品和新型服务。数据的奥秘只为谦逊、愿意聆听且掌握了聆听手段的人所知。”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数据爆炸式增长的新时期，正如美国官员所说，“过去3年里产生的数据量比以往4万年产生的数据量还多”。据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当前企业每天的信息存储量高达2.2ZB，而大型企业集团单体产生的数据量已达到10万TB级，并仍呈高速增长态势。据IDC预测，到2020年全球的数据规模将较现在扩大50倍。全球企业已经迈入大数据时代。
财务数据作为企业最重要、最庞大的数据信息来源，在企业财务活动日益复杂、集团规模日益庞大的今天，财务数据处理的效率、安全等问题考验和制约着企业集团的更高一层发展。而伴随着以云计算为标志的新时代的财务共享模式，能够为大数据时代下企业集团再造财务管理流程、提高财务处理效率提供助益。财务共享模式能够为企业带来规模效应、知识集中效应、扩展效应和聚焦效应，实现企业会计核算处理的集中化运作，整合企业内部的知识资源，提高企业财务模式的扩展和复制能力，将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从琐碎的财务数据处理中解放出来，专注于企业的核心业务。另外，财务共享模式的集约式管理能够提高数据处理的屏蔽性和安全性，控制企业财务风险，降低生产管理成本，提高经营效率，提升企业财务决策支持能力，优化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
二、大数据时代财务共享中心构建
（一）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先期评估
首先，应组建相应的管理机构。企业集团在决定建设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后，应及时组建相应的管理机构。管理机构应将企业决策层领导纳入其中，并下设项目团队，具体建设业务由项目团队负责推进和监督。项目团队应吸纳财务人员、IS专业人员等，也可邀请第三方咨询人员，制定评估计划、范围。其次，做好数据搜集工作。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涉及企业多个职能部门和业务流程，应做好多方面数据信息的采集和整理，主要有人事数据、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等，如当前财务人员的基本信息、企业资产信息、财务业务流程信息、业务量等。最后，准确定位财务共享中心。项目团队将搜集整理的信息进行筛选汇总，并形成分析报告，上报管理机构，由企业决策层依据评估信息及企业发展战略，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作出准确合理定位。
（二）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规划设计
首先，共享中心的科学选址。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选址应综合考虑诸如成本收益、基建设施、地方政策、人力资源等多种因素。项目团队应制定多维评判指标体系，对候选城市进行综合评估分析。其次，确定共享中心服务规模和共享范围。在规划设计阶段，共享中心组建团队应依据企业集团规模和结构，集团所处行业，集团运营模式及业务流程共享范围等，从建筑配置和IS配置等方面合理框定共享服务中心的建设规模，满足基础设施保障需求。最后，就项目建设进行投资收益分析，制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规划。在规划设计阶段，项目团队应就共享服务中心建设的资源需求和经济效益进行投资收益分析，科学反映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能够为企业集团发展带来的效益产出，用资料和数据打动企业决策层和股东，推动项目顺利进行。投资收益分析应全面罗列财务服务中心的各种直接、间接效益产出及所需资源，权衡比较确立最终建设规划。
（三）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设实施
首先，规划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流程及架构。项目团队应在前期基础数据的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方法合理规划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流程及架构，详细制定KPI考核指标。企业集团应对原有的财务框架进行优化重组，依据会计政策和规范将财务流程标准化、规范化，集中串联可重复性的财务职能。其次，实施建设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建设实施可采取多种途径，如内部自行组建、“交钥匙”工程外包、联合组建等。在采取工程外包模式过程中，项目团队应承担起建立职责，协调内部资源配合建设。最后，做好过渡期的相关工作及人员转移。过渡期工作转移包含原财务人员、服务、业务、场地及设备等的转移，以及依据实际运行情况对前期流程及KPI的再修订，并据此确定最终SLA协议。工作转移应充分考虑人员的稳定性和业务的对口性，对于因上马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而出现的冗员，应予以合理安置，难以安置的应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注重遵守法律法规政策，以人为本。同时，对留用的业务人员和新招募的财务人员进行上岗培训，加强系统操作演练和实践。
（四）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运营管理
财务共享服务 中心建设工作完成以后，开始进入正式运营阶段。此时，前期的项目团队应逐渐淡出管理，让位于中心自身的管理团队。企业集团可以在吸纳前期项目团队的基础上，组建中心正式的管理团队，缩短磨合期。管理团队应认真执行之前的业务设计流程及SLA协议，确保中心运营稳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在集团正式上线运营后，企业集团内部的财务资源将迅速向中心靠拢，实现同原各部门、子（分）公司的快速剥离，提高集团经营效率，降低集团运营成本。首先，运营管理期间，企业集团及中心管理团队应从保障共享中心正常运转的角度，从人力资源、风险控制、绩效考核、内部稽查等多个角度加强对共享中心的管理和控制。共享中心运营团队应及时搜集服务中心运营中的问题，并及时上报研究解决。其次，对财务服务共享中心进行后期完善。后期的完善主要包括对运行期间问题的集中搜集与解决，硬件设施的维护、管理与更新，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以及人员的招募与培训等。运营团队应定期就共享中心运营情况进行评估和稽查，依据企业战略调整和经营变动等情况及时作出流程优化和调整。
三、大数据时代财务共享中心面临的风险
（一）系统自身风险
首先，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投资成本较高，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前期需要巨大的人力、财力等资源投入，包括人员差旅费用、工程建设费用、人员设备转移费用等，同时伴随有因财务服务中心选址而衍生的地区差异费用及场地建设费用等。即使到了后期也仍然面临设备维护、信息系统更新等费用，成本投入较大，却不一定能带来预期效益甚至将企业集团拖入债务危机。其次，实行财务共享集中管理后，财务人员由业务前端转为后端，业务敏感性和紧迫性下降，容易滋生官僚作风，中心与子公司等交互模式客观上造成了业务迟滞，而信息高度集成化也存在管理漏洞。最后，共享服务中心运营后，信息处理的高度集成化加大了责任认定和追究的难度。一旦出现问题，企业需要通过来回查阅资料，调阅影像，ERP问询等才能确定责任人。
（二）人员管理风险
首先，由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实行财务集中化管理，财务人员离开一线前端，将逐渐与子（分）公司、其他部门之间的具体业务脱离联系，难以掌握具体的业务情况，仅能从数字上去研究和判别，一线业务能力逐渐萎缩。其次，财务共享中心实行的是标准化管理，其业务流程犹如车间生产的流水线，财务人员每天将疲于应付各种索然无味的财务数据、凭证、报表等，业务量大，机械化程度较高，工作内容枯燥，财务人员容易失去耐心和激情，产生厌烦心理。最后，财务共享中心的人员流动比率较大，财务人员跳槽另谋出路的比比皆是。这样容易导致业务处理中断或产生新的磨合期，如发票不能及时入账或新人需要重新熟悉业务等，影响企业集团财务稳定。
（三）法律政策风险
企业集团规模扩张到一定阶段，其子（分）公司必然分布于全国各地，而各地政策在实际规则和操作过程中却千差万别，存在地区政策差异。而共享中心的财务人员很可能因为对财务活动发生所在地的财务政策认识不够，导致在财务处理过程中加剧了信息流通和处理的难度。财务人员由于长期居于共享服务中心所在地，缺乏前线业务经验，同时也与各地地税部门稽核人员缺乏沟通和联系，在处理税务问题上产生偏差，易引发法律风险。
（四）信息安全风险
大数据时代企业的数据信息量激增，信息访问、交换、处理、分析的业务吞吐量较以往呈几何级数增长。企业集团建成财务服务共享中心，将集团财务业务集中处理，更是加剧了企业信息的传输与处理流量，这容易导致信息量过大引发信息通路的拥堵。同时，也会由于信息量过大引发传输、处理的延迟。由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面临10万TB级别数据的处理量，其数据过滤、筛选和分析功能将显得更为重要。而目前信息数据过滤、筛选和分析仍处于半智能化状态，仅能适应简单的信息过滤、筛选与分析需求，无法应对复杂信息处理与交换需求。信息时代由于信息网络的开放性与不稳定性，容易发生信息泄露和病毒入侵事件，一旦造成信息泄露或病毒入侵使得系统瘫痪，将对企业集团的运营管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大数据时代财务共享中心建设与管理
（一）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完善管理机制
首先，企业集团应建立风险评估和绩效评价制度。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投入、建设和运营是一项复杂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企业集团全体上下的通力配合和不菲的资源消耗，企业集团应谨慎对共享服务中心进行风险和效益评估，科学决策。共享中心建成运营后，应及时开展绩效评价，明确投资收益。其次，科学制定共享中心的管理制度，建立稳定运营的保障机制。共享中心建成运营后，由于涉及中心人员与前端业务人员之间的权责及业务往来，往往存在利益纠葛及推诿现象。企业集团应统一协调各方关系，科学制定管理制度，明确业务前端与中心之间的业务处理流程、权责关系，如会计凭证影像处理的要求、责任人等。最后，应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沟通。畅通沟通渠道，加强业务前端与中心人员之间的联系，减少沟通不畅引起的业务故障。
（二）推进使命文化建设，加强人员管理
首先，企业应定期组织中心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中心流程规范及前端业务介绍，在提高中心人员规范操作意识的同时，加强其对前端业务的熟悉和认识。其次，企业集团应积极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中心人员的使命感和光荣感。中心管理人员应及时关注工作人员的思想动态，定期组织开展文化教育和活动，在流程化管理之中融入人性化的思想，减少员工的挫折感和迷茫感。最后，应完善中心人员的绩效考核制度，健全目标激励机制。企业集团应根据岗位特点设置合理的目标任务，并制定详细的奖励措施，通过物质刺激和精神奖励多途径提高中心人员的积极性。
（三）强化流程标准管理，优化ERP系统
首先，建立集团内部统一的会计标准，实现会计数据接口的标准化。企业集团应在对内部会计数据、财务工作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按照方便、快捷、准确、全面的原则设计会计数据标准接口，规范会计数据信息传递。其次，共享中心联合其他业务部门加强对流程标准化的改进和完善。共享中心是需要不断优化和更新的系统，尤其是业务标准化流程，需要 集团内部各部门尤其是前端业务部门的配合。共享中心应统筹协调各部门依据实际拟定标准化流程，再依据实际完善部署实施。最后，加强对业务覆盖地法律法规的遵守。共享中心必须认真研究业务覆盖地的法律法规，在进行业务处理时应注意各地法律的差异，及时与前端业务部门及地方税务部门沟通联系，业务凭证保存备查。
（四）提高信息处理能力，防范信息风险
首先，加强平台建设，提高系统的应用可靠能力。企业集团应加大对财务共享中心平台的投入和建设力度，加强巡检和维护，定期进行更新和完善。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构建适应大数据环境的信息系统。其次，创新数据挖掘方式，构建智能化共享中心。大数据时代的共享中心，数据挖掘处理能力是关键。企业集团应积极引入先进的数据过滤、挖掘分析技术，建设数据仓库，按照业务需求应用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共享中心的智能化管理。最后，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建立风险防范体系。按照数据传递原则进行归口负责管理，明确安全责任人。同时，积极构建网络防御体系，应用数字签名认证等安全技术。同时积极建立备用系统和应急预案，定期做好数据备份和管理，防范网络灾害。
五、结论
大数据时代，财务共享对于企业集团的长远发展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然而财务共享的实施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企业集团应持客观心态，内外并举、上下齐心，审慎缓步推进共享中心建设，确保共享中心运营稳定有效，达到提高企业集团管理水平目的。
参考文献：
[1] 陈刚.对中石化构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分析[J].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13（4）.
关键词：成本管理质量成本工期成本安全成本工程前后期成本分包成本外延成本资金成本管理
在施工企业对工程项目成本的管理之中，许多企业不论是在工程项目施工前的预算，或是在工程竣工后的决算中，所关注的成本效益往往只计算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其他直接费等几项工程的直接成本，而忽视了工程项目生产过程中和竣工后的外延成本的管理效益。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管理理念，施工企业在加强工程施工项目部的财务成本管理中，除了对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其他直接费的管理与控制外，还必须关注工程项目的质量成本、工期成本、安全成本、工程前期与工程竣工后的成本效益，以及贯穿于整个工程进程中的资金成本效益等外延成本的管理。只有在加强工程直接成本管理的同时，也注重加强工程施工外延成本的管理，才能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下面，我对工程施工中常见的几项外延成本的管理做一点浅显的探索：
一、工程施工进程中外延成本的管理
伴随着工程施工的进行，而产生的工程质量、工程工期、施工安全等，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成本。这些置于工程直接成本之外的成本，往往并不是依照工程量的大小而增加与减少。管理好这些外延的成本，对企业的效益直接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关注工程质量成本的管理效益
施工期间除了发生工程的直接成本外，在工程施工的质量上，还会产生一系列的外延成本。它们包括质量预防成本、质量鉴定成本、内部与外部质量保障成本和内部质量故障成本。所有这此外延成本的管理，对增加企业的效益非常重要，对我们施工企业效益而言，产品质量并非越高越好，如果超过合理的工程质量水平时，就属于质量过剩。无论是质量不足或质量过剩，都会造成质量成本的增加，施工企业都必须要通过质量成本管理与控制加以调整。
质量成本管理的目标是使各项质量成本的综合成本达到最低值。一般来说，质量预防费用起初较低，随着质量要求的逐步提高，质量预防费用也逐渐会增加，当质量达到一定水平再要求提高时，该项费用就会急剧上升。质量检验费用较为稳定，不过随着质量的提高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而质量损失则不然，开始时因质量较差，损失很大，随着产品质量不断改进，该项损失会逐步减少。三者交叉的作用，必须能找到一个质量成本最低的理想点。财务人员应准确的记录各项质量成本，找出规律，与项目经理进行分析，拿出降低质量成本的措施。
如何正确处理工程质量成本中的质量损失（内、外部故障损失）、预防费用和检验费用间的相互关系，采用科学合理、先进实用的技术措施，在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水平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工程成本。项目经理也不能为了提高企业信誉和市场竞争力而使工程全面出现质量过剩现象，导致完成工程量不少，经济效益低下的被动局面。
管理部门要按工程项目单独设立质量成本项目并按标准分类设置，反映项目的质量成本，积累数据，在成本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降低质量成本的建议和意见，提高效益。
2、关注工期成本控制效益
在实际工作中，工期短，往往预示着企业成本降低，效益上升。工期延长预示企业的固定成本增加，企业效益降低。而工期过短，则也会增加一系列的措施成本费用。如何处理工期与成本的关系，是施工项目成本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即工期成本的管理，并不是工期越短越好，而是需要通过对工期的合理调整，来寻求最佳工期点成本，把工期成本控制在最低点。
工期成本管理的目标，是正确处理好工期与成本的关系，使工期成本的总和达到最低值。工期成本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项目经理为了保证工期的提前，而采取的措施费用。这些措施费用包含为缩短工期而必须增加的安全措施费；工程突击前后的人员浪工、窝工费用，突击中的加班费、窝工费、奖金等人工费用；超出常规材料采购所必须的时间、质量、要求而发生的材料成本增加费用；为缩短工期而增加机械设备所产生的机械迁移费、租赁费、闲置费。二是发生工程延期而增加的成本费用。因为工程延期则会导致的机械设备、场地、工具物料的租赁费，非联产计酬的人员报酬、补助，相应的水电费、伙食费、办公费等其他固定费用。因为工程延期则会引起材料库存增加，而发生库存材料损耗增加、流动资金运转滞积，需求量增加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效益降低、成本上升。三是如果工期拖延从而会导致业主索赔成本。出现这种情况，企业不光是经济上受到直接损失，而且企业在信誉上也要受损失，而这种无形资产的损失往往所产生的危害更比经济上的损失更严重。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由于施工环境及自然条件引起的，也可能是内部因素所造成，如停工、窝工、返工等。
因此，所有这些原因而引起的工期费用，可统称其为工期损失。一般来说，工期越短，工期措施成本越小，但当工期短至一定限度时，工期措施成本则会急剧上升。而工期损失则不然，因自然条件引起的工期损失，其损失额度相应较小，通常情况下不予赔偿或赔偿额度较小，该部分工期损失可不予考虑。因施工项目内部因素造成的工期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会逐渐减少。综合工期成本的各种因素，就会找到一个工期成本为最低的理想点。这一点也就是工期最短并且成本最低的最优点。
由于内外部环境条件及合同条件的制约，保证合同工期和降低工程成本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工期与成本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即工期措施成本和工期损失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确保工期达到合同条件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工期成本，切不可为了提高企业信誉和市场竞争力，盲目抢工期赶进度，造成增大项目成本，导致项目亏损。
3、关注安全成本效益
安全成本属于非功能性成本，但成本付出也存在一个合理平衡点的问题。安全成本包括：安全措施费，安全事故处理费，安全管理费等。准确核算和预测并合理控制安全成本，对于降低工程成本，提高项目效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安全成本支出中，一般说来，安全措施费用、安全管理费上升则安全事故处理费用下降，而这种费用有时成几何级下降。但也不是安全管理费和措施费用越多越好，合理的费用支出平衡点，是成本管理的关键所在。
工程施工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条件，是购成安全成本费用支出平衡点的重要要素。施工时的内外部条件，购成了安全措施费用与安全管理费用支出的大小。切实可行确保安全的合理支出是必须的，而过于保守的不必要的安全支出则是浪费。只有确当地确定施工安全措施方案，切实管好安全所用的物资、材料、人员才是安全成本管理的正确之路。
二、施工前后工程所发生的外延成本的管理
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同类工程在施工前与竣工后所发生的成本，往往有很大的差别。注意管理好施工前与竣工后所发生的外延成本，会使企业的效益产生显著的效果。
1、控制工程前期费用成本效益
为了承接工程和为了工程顺利开工建设，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前期费用，它包括：工程洽谈人员的费用支出，招标投标人员费用支出，工程施工前期的人员、机械、资金等进场所需支出以及为此工程而需花费的临时设施成本等一系列成本费用。管理好这些外延成本是提高企业效益重要方面。
（1）把握好工程前期招标投标的成本管理与控制
为了控制工程的前期支出，首先，必须切实抓好洽谈工程前的考察，根据自身的情况、条件，分析好竞争对手条件和优势。通过分析对比，根据自身的优势条件来确定是否参与投标，防止不必要的成本费用的支出。其次，必须抓好招标投标过程中方案的制定。根据自身的优势与条件，科学地制定施工方案，确当地安排工程工期，合理地确定工程利润率，提高中标率，进而降低工程的前期费用成本。
（2）作好工程前期的人员、机械、资金等进场安排与规划统筹
工程合同订立后，如何安排人员、机械、资金等进场的数额，必须有一个统筹的规划。在人员进场安排上，只能由少到多，适时渐进，防止窝工、浪工。人员的进场层次上，应本着先管理人员，后生产人员的原则；先项目管理人员、财务管理人员、材料管理人员再一般管理人员。其次再逐步增加生产工人，进行生产前的临时设施搭建和施工前的必要准备。人员进场后，施工机械、生产资金应当根据工程量、工程进度和工程实际需求，适时确当地按时按量安排进场。只有作好工程前期的人员、机械、资金等进场安排与规划统筹，才能避免工程前期人工、机械、资金等方面存在的窝工、浪工，积压、闲置，运转停滞等外延成本的增加。
（3）确当地做好施工现场临时设施的规划
工程合同订立后，在大批工人进场前，就必须为工人准备好必要的生产生活设施，而这些设施又大多往往是一次性购置，工程竣工后全部或大部分报损。在下一个工程中能重复使用的材料及设施很少。因此在这方面的外延成本切不可大意，一定要在人员数量，工种穿插，工期安排、后勤保障等方面规划好、安排好、设施好。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2、控制工程竣工后费用成本效益
在工程竣工验收交付后，并不是再不需要耗用生产成本。安国家的相关规定，工程需有一定的工程保修期，或者应建设方要求进行必要的整改、保养。而这种整改、保养与维修必然涉及到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其他直接费等一系列的成本费用支出，而这方面的支出又往往是在工程预算成本之外。工程竣工结算直到工程保修期结束，及时足额收取到应收的工程价款，防止坏账损失，都是控制外延成本的重要课题。控制好工程这部分的成本，企业往往会收到很大的成效。
（1）注重工程保修期内的成本费用效益工程竣工结算后的工程包修期内，因工程本身原因或因建设方要求，往往要进行一系列的整改、保养与维修。在这期间工程量小，事多，任务杂，加上工种涉及齐全，事无具体，企业根本不可能按照工程定额来分配任务，工人也不可能依照工程定额来完成任务。这就容易产生费工、费时现象。因此，必须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控制好人工、材料、机械等一系列成本消耗，防止人工的过大浪费，防止材料的浪费及材料流失现象。防止机械出现闲置期过长或保养不良等现象。防止管理费用的过度支出。
（2）注重工程尾款收取所产生的成本效益工程结算后要通过一系列的办法及时收回工程尾款。随着工程交工后的时间延长，有些诚信不好的企业则故意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造成本企业的资金被其他企业占用，影响企业资金的利用与周转，使企业的资金成本增加。有些建设单位则因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无力偿还工程尾款，企业资金形成坏账损失。这些无形的不确定的巨额成本情况的出现，则会对企业效益形成具大的影响。
三、把握工程中资金运用对企业外延成本的管理与控制
企业为了生产经营需要，就必需要有资金，资金使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成本。因此资金运用管理也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外延成本与经营效益。为了扩大生产，除了自有资金外，还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负债。在工程施工的资金周转中，如果负债失去理性，或负债行为失控，也会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和管理、会把企业拖夸。因此在自有资金确当地运用好、周转好的前提下，正确地运用好负债是企业管理者和债权人的必修课题。
1、把握好负债资金运用“度”，防止资金运用成本的无“度”增加，造成企业经营负担
在企业生产规模适当增加时，负债限量适当增加，企业效益会同步上升，企业的资金回报率就高。但举债必须有“度”。掌握好举债的“度”，也是企业工程项目外延成本管理的重要一方面。
为了掌握好举债的“度”，企业若在扩大生产规模时，就要审查投入项目，分析新的负债对企业产生的影响。负债是否在即时偿还能力范围内，即增加的速动资产是否可足以偿还流动负债。如负债在即时偿还能力范围内，则可以适当扩大规模。如果，扩大规模后，企业不能届时偿还增加的负债，或有损企业自身信用，就成了盲目负债。这就必然会导致企业管理混乱，企业信用下降，经济效益流失。这样的负债就应予拒绝。
因此，加强企业负债的“度”的管理与研究。是经济管理者、企业经营者、投资人、债权人都须深化研究的对象。只有找准负债的切入点，用活用好各项经济政策，才能确保企业的健康发展，经济效益稳步上升。
2、掌握好举债的方法，降低资金使用外延成本
企业筹措债务资本，必然会发生负债成本，企业要能健康发展必须搞好资金筹措与资金运营的结构平衡，重视资金营运结构与负债结构之间的配比关系。确当地利用好流动负债是企业增加经营资本，优化资本结构，降低筹资成本，提高资金营运效能好途径。
（1）举债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外延成本。就资金成本一般而言，首先流动负债的成本要低于长期负债成本。负债的成本主要包括取得成本与占有成本。对于应付股利与应付账款来说，取得成本与占有成本基本为零。对于短期借款与长期借款来说，前者第一次的取得成本与后者相差不大外，以后各次的占有成本由于程序化原因，可忽略不计，可以认为两者在取得成本方面基本相等；但短期借款的利息要低于长期借款的利息，即前者的占有成本要低于后者。其次，根据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长期负债在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及研究开发等方面时，负债成本要资本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按一定比例进行折旧、摊销。而流动负债用于此方面的投资时，其成本可直接计入费用，减少了当期的税费支出，延缓了纳税时间，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经营，符合企业效益最大化的长期目标。
（2）举债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外延成本的效果。流动负债增加了自有资金的运行成效。在一个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流动负债中的大部分具有经常占用性和一定的相对稳定性。而长期贷款的期限长、风险大，取得却又比较难。取得后带来的是某一时点上的大量资金的流入流出。取得贷款时，大量资金的瞬时流入，公司很难一下子将其充分利用，势必造成部分资金的闲置；偿还贷款时，由于需准备大量的资金，带来的压力是易造成财务拮据；由于需定期储备一定的资金，这就又造成了资金暂时闲置，影响了资金效益。
（3）举债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资金平衡点。而流动负债有利于现金的平衡流动与资金的充分利用。其一，应付账款与应付股利等流动负债的存在使得资金的流出时间延迟，有利于公司对资金的充分利用。其二，短期负债的定期偿付性使得公司的现金流入与流出可以较容易达到平衡，短期负债的取得比较容易、迅速，对于公司资金的安排也就较容易。
（4）举债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风险系数。流动负债风险小，符合稳健性原则。企业的风险主要包括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经营风险，主要指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企业在投资中面临的不确定性的风险，由于长期负债的利率与期限确定，在企业的长期投资过程中，如果发现投资项目失误，在放弃投资时，会增加负债的一部分占有成本；而流动负债则不同，应付股利与应付账款等到由于成本的低廉、短期借款的短期性，使得企业对风险规避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对于财务风险，由于长期借款利率的事先确定，当市场上资本的借贷关系发生变化时，则有可能减少或增加负债占有成本。wWw.gWyoO
关键词：财务风险 董事会特征 治理结构
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部门，不仅是公司的经理层和股东利益的协调者，同时也是董事会运作的责任者。公司董事会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有效运用董事会，公司将会因此而受益；相反的，如果公司没有让董事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财务风险，甚至可能会停止经营，进而破产清算。由此可见，公司董事会治理机制设置的合理程度对公司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公司的董事会特征与财务风险存在紧密联系，必须合理设置公司董事会结构，使董事会治理机制可以很好地制约以及平衡董事会、股东、经理层三者之间的关系，防止它们之间出现利益矛盾从而增加公司的财务风险。
一、文献综述
董事会作为公司日常经营决策机构，应该在防范公司的财务风险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良好的董事会治理机制能够提升公司的经营绩效。于东智等（2004）研究认为，公司的董事会人数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成倒U型的曲线，公司以前年度的绩效水平与董事会的稳定性成正相关关系。王跃堂认为，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的财务风险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对于董事会特征与财务风险的关系研究并不是很多，由于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经营活动有紧密的联系，所以本文将从董事会规模以及独立董事比例等方面研究董事会特征对财务风险所造成的影响。
二、财务风险
公司财务风险是指由公司所处的经营环境中各种影响公司财务指标的可能性。目前理论界对财务风险内涵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财务风险指公司在财务活动中，因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使公司实际与预期收益发生的偏差。广义的财务风险既包括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风险，也包括由于内控制度不健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对公司财务状况所造成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持续性亏损、无偿债能力以及违约等。狭义的财务风险指公司将来可能无法偿还到期的债务而承担一定损失的可能性，认为公司的资金来源于债权人或者投资人，其中的权益资金没有财务风险，公司所有的财务风险都是由于负债融资引起的。具体表现为：负债增加，公司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的可能性；在一定的资金总额条件下，增加负债比重，可能会提高公司的资金成本。
一般来说，衡量公司财务风险的主要有市场数据和会计数据两方面。根据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情况，主要是基于财务报表中的会计数据来衡量公司的财务风险，比如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等。尽管会计数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公司操纵，但是相对于资本市场上的数据来说，公司的财务数据还是相对比较可靠。
三、研究假设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董事会人数、独立董事的比例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等方面分析公司董事会特征对公司财务风险产生的影响。在样本选取上，剔除金融类公司以及数据不完整的样本。因为金融类公司资产构成中流动资产比例很大，财务风险指标的计算方法与其他行业有所不同，将其纳入样本总体在回归结果上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偏差。保留符合条件的ST公司，这部分公司具有较高的财务风险正是源于其不完善的董事会机制造成的，若剔除这部分公司可能对实证检验的真实性有所影响。
（二）研究假设
1.董事会规模。从现有的文献研究来看，董事会规模与公司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明确。有相关研究发现，董事会人数越多，公司财务风险也就越大；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本文认为，董事会规模和公司财务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首先，董事会人数过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的经营效率有所降低，进而公司的财务风险也有所加大。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核心决策机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对公司一定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制定相应的决策。董事会人数过多会降低公司的决策效率，使得公司很多的经营与财务问题议而不决，进而降低公司的经营效率。其次，过大的董事会规模可能会使董事会成员产生依赖心理，当公司面临一定风险时，董事会成员可能会认为有很多人和自己一起承担公司风险，因而他们采取措施应对风险的积极性不高，增加公司的财务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董事会规模与公司财务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独立董事。国外多数研究表明，独立董事的存在能增加公司价值，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发展并没有什么作用。独立董事与公司财务风险间的关系不明确，除研究方法不同外，主要原因在于独立董事与公司之间特殊的契约关系，公司雇佣独立董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希望他们以外部人的身份解决公司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公司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契约关系并不完备，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在提升公司价值方面独立董事没有太大动力。但是，独立董事很注重自身的信誉，他们比较积极关注公司的风险，如果公司发生财务舞弊事件，他们的信誉以及名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如果公司经营不成功，他们可能也会受到牵连。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独立董事的存在将会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2：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财务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3.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会主要负责决策公司发生的重大事件，主要作用在于监督，总经理由董事会任命，代表公司执行董事会制定的决策。经理层只有剩余控制权而没有剩余索取权，这使得经理层与公司的董事的追求目标并不一致，一个经营、一个监督，两个相反的职能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决策很难既公正又客观，既维护本身利益又维护股东利益。两职合一可以降低对总经理的成本，但两职合一使得董事会的其他董事迫于董事长的压力可能不敢发表监督意见，在公司制定决策时，容易受决策者个人影响，做出的决策主观性过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总经理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为自己谋求利益，当面临若干个方案，风险程度不同时，总经理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会偏向于采取更加激进的经营方案，增加公司的财务风险。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两职合一公司的财务风险大于两职分离的公司财务风险。
（三） 研究设计
1.变量设定。（1）被解释变量。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得公司实际财务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发生偏差，对于公司发生的偏差，应该采用一定的工具进行量化。杠杆分析法通过财务数据对财务风险直接进行度量，衡量风险大小的工具是财务杠杆系数。这种方法计算比较简单，数据获得也比较容易。杠杆分析法强化了财务风险指标的可比性，有利于管理者更好的权衡公司的风险和报酬，进而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由于独特的优势，杠杆分析法是度量财务风险的一个较为理想的指标。因此，本文采用财务杠杆系数衡量公司财务风险，用Y来表示。（2）解释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3）控制变量。除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设置外，其他变量也会对公司财务风险产生影响，忽视这些变量，得出的回归结果就可能是不准确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本文选取以下两个变量作为实证研究的控制变量，见表2。资产负债率：公司资产负债率与财务风险水平有很紧密的联系，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可能伴随着较高的财务风险水平；资产周转率：资产周转率反映公司的营运能力，营运能力强的公司相对来说财务风险也较小。
2.模型构建。为了检验公司董事会特征各个指标变量对财务风险影响状况，本文构建以财务杠杆系数为因变量，3个相关指标变量作为自变量，2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运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回归模型如下：Y=b0+b1DSIZE+b2IDR+b3DUAL+k1LEV+k2ZZL+ε。其中，b0为常数项，b1、b2、b3为自变量系数，k1、k2分别为控制变量系数，ε为随机干扰项。
四、实证检验及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通过描述性统计可知，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观测值达84个，占总观测值的20.5%。说明大部分上市公司两职合一较少，比较重视职责分离。董事会规模方面，董事会规模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无论是极小值、极大值、平均值基本保持一致。独立董事比例方面，大部分独立董事比例不符合证监会的要求。
（二）相关性分析
用Logistic方法建立模型时，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的精确度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需要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剔除高度相关的变量。变量之间相关程度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当相关系数0.3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极弱，可视为不相关；当相关系数大于0.3小于0.5时，低度相关；当相关系数大于0.5小于0.8时，中度相关；相关系数0.8时，此时高度相关。从表3相关性分析来看，三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针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是可行的。
（三） 回归分析
通过表4线性回归分析可以看出，DUAL（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DSIZE（董事会人数）与公司的财务风险是显著相关的，控制变量中的LEV在5%的水平显著，也就是说LEV越高，公司的财务风险越大；在解释变量中，DUAL和DSIZE与公司的财务风险成负相关，与假设是一致的。得到回归方程：
Y=2.997+0.054DSIZE-0.205DUAL-1.905IDR-0.023LEV+0.514ZZL
五、实证研究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公司董事会特征对公司财务风险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影响效果显著，其中包括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以及独立董事比例等。除此之外，所选的两个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以及资产报酬率）与财务风险的相关关系显著。
参考文献：
1.迟旭升，李明.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风险相关性研究――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1，（5）.
关键词：公立医院 财务特征 现金持有 决定因素
一、引言
目前不少公立医院都持有大量的现金，以北京地区为例，2007年底，二级医院持有的现金净资产比均值为19.1%，能够维持医院运营的天数平均达到73天；三级医院持有现金净资产比均值达到20.16%，足以维持医院平均运营107天。有的医院持有的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高达67%。而美国非盈利医院持有现金维持运营的天数平均则不超过50天；同样为我国公立非营利组织的高校，其现金持有水平不超过总资产的12%。现代财务管理中有关现金持有的理论认为一旦组织留够日常运营和短期应急需要的现金后，就应当通过投资或者发放现金股利来使持有的现金最小化。公立医院这么高的现金持有量显然和公司理财中的现金持有理论相悖。在笔者走访的公立医院中，其管理者抱怨“医院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及时更新设备的不在少数。那么公立医院为什么要持有这高的现金？公立医院现金持有的决定因素有哪些？始于2009年的新的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是关键，而现金资产是公立医院重要资产之一，关系着医院的生存和健康发展，开展公立医院的现金持有相关研究非常必要。
二、文献回顾及理论分析
（ 一 ）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公司的现金持有进行了解释，形成了关于现金持有的交易成本理论、权衡理论、理论、融资优序理论等相对成熟的理论。基于这些理论，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这些因素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反应公司财务状况、公司规模、营运能力、发展前景等财务特征的因素，如企业规模、财务杠杆、成长机会、现金流量、净营运资本、银行性负债、现金流量不确定性等；二是反应公司治理情况的因素，如董事会规模、外部独立董事比利、领导权结构、经营者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等；三是外部因素包括行业竞争、宏观经济发展等。关于非营利组织现金持有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Fisman and Hubbard（2005）以收入来源主要为捐赠的非盈利组织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经理积累现金主要出于谨慎性原因，即现金持有的主要决定因素在于收入不确定性和融资约束；Core etal（2006）认为非营利组织经理持有高额现金源于与捐赠者之间的问题；Angela k.Gore （2009）则验证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融资约束、收入资源的有限性、政府规模、成长机会、政府收入等因素与政府的现金持有水平相关。Howard L.Rivenson（2011）验证盈利能力、现金流的不确定性、成长机会、债务规模影响非营利医院的现金持有水平。国内学者胡学忠和蒋方华（2011）研究了作为非营利组织的高校的现金持有决定因素，结果表明高校资产规模与现金持有呈正向关系，成长机会则与现金持有呈反向关系，而资产负债率与现金持有的关系则因高效性质不同而不同，本科高校呈正相关关系，高职高校成反相关关系。国内尚无学者开展医院现金持有的相关研究，只有零星几篇的文献从学理的出发探讨了公立医院现金的日常管理。
（ 二 ）理论分析 （1）医院规模。Rajan和Zingales（1995）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认为相对于大公司，小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较少，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将面临更多的信贷约束和更高的外部融资成本，因此将持有较多的现金量。Opler et al.（1999）探讨过：规模较大的组织在流动资产将会出现规模经济，因此大公司将持有相对少的现金流量。基于这个假设，Opler et al.（1999）、Core et al.（2006） 和Angela K.Gore（2009）都发现规模与现金持有之间是相反关系。本文预期公立医院规模与其现金持有之间呈反向关系。（2）成长机会。Myers（1977）认为相对于成长性低的公司，成长性高的公司拥有更多的投资选择权，面临的成本也更高。而高昂的成本会导致外部融资成本更高，为了避免资金不足时丧失未来投资机会，公司必须持有足额的现金量。Opler、Pinkowitz、Stulz和Williamson（1999）均证明成长性越好、投资机会越多的公司，现金持有量越高。公立医院拥有的成长机会也将刺激其积累现金持有量来满足未来大型项目投资的需要，因此，我们预期公立医院的成长成长机会将与其现金持有量呈正相关关系。（3）现金流。Howard L.Rivenson（2011）证明：美国非营利医院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越强预示着其未来交易将需要更多的现金，为了避免因现金持有量不足所导致的资产转换成本，将持有更多现金。我国的公立医院是政府主办的非盈利医院，拥有非营利医院不能上市募集资本和向股东分配股利以及享受免税优惠等特征，唯一不同在服务收费上实行政府指导价格，同时获取政府补助。因此，公立医院创造现金流量能力越强，也将需要持有越多的现金。（4）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依据权衡理论，现金流不确定性越强，无法预期的未来现金流恶化就会增加企面临现金短缺的可能性，因此，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与公司的现金持有呈正比关系。理论也认为：当现金流波动性较大的情况下，内部人进行私利性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为了不放弃获取私利的投资机会，内部人会倾向于储备更多现金。本文预期公立医院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与其现金持有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5）银行贷款获得机会。公立医院的现金持有和银行贷款获得机会之间的关系相对复杂一些。一方面，公立医院可以通过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来减少谨慎性现金持有额度。Core et al.（2006）、Fisman and Hubbard（2005）认为非营利组织筹资渠道有限，因此将维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公立医院性质决定几乎不存在破产的可能，像普通企业那样因破产清算银行无法收回贷款的风险于公立医院几乎不存在；目前我国尚未实现实现全民医保，公立医院的服务对象中自费病人仍占据较大比例，其收入仍是以现金收入为主，加上社会医疗保险的后付费方式，医院垫付的那部分医保病人收费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现金性”收入，充裕的现金流入使公立医院成为商业银行青睐的对象，在商业银行之间恶性竞争下，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型公立医院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银行贷款；在不少时候公立医院的银行贷款还能获得政府贴息。在较低的资金成本和“不愁病人”的刺激下，以及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公立医院会有积累现金进行投资的冲动。基于这个逻辑，公立医院的现金持有与银行贷款机会之间是正相关关系。（6）资本支出。按照理论，管理者会按照自身利益来决定现金的使用。一般来说，医院规模越大，管理者控制的资源就越多，权力就越大，同时声望也越大，因此，管理者会有过度投资的冲动；公立医院的目标定位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最大化，政府对其考核与评鉴也主要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在外部考核的压力下，公立医院管理者会有通过固定资产过度投资以便改善就医环境、扩大病人容纳量、提高医疗技术，从而吸引更多的病人前来就医的冲动。过度投资的结果就是导致其现金持有量下降。本文预期资本支出与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之间呈负的相关关系。（7）非现金流动资产。Shleifer和Vishny（1993）对企业销售资产融资进行了讨论：当公司缺乏现金时，具有大量非现金流动资产的公司也许可以不需要使用资本市场进行筹资。医院在某些时候可以通过销售自产来进行融资。当医院缺乏资金时，医院资产中除现金以外的其他流动资产就可以成为现金替代，并且流动性高的医院短期偿债能力也较强。因此，拥有非现金流动资产较多的医院将拥有较低的现金持有量。本文借鉴Dichu Bao and Kam C.Chan（2012）选择净营运资本作为非现金流动资产的替代变量。（8）政府财政补助。公立医院作为政府主办公的非营利医院，在医疗服务收费上没有自主定价权，执行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制定的医疗服务价格长期偏离医疗服务价值，如果单靠医院自我积累根本无法弥补医疗服务成本，更无法实现医院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的更新，公立医院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政府的财政补助。但长期以来，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健全，除了补偿金额严重不足外，“补什么，补多少，怎么补”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公立医院不得不自我储备积累资金以应对现金的交易、投机等需求。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助包括基本补助和专项补助，基本补助用于在职及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工资，专项补助用于固定资产的购置，专项补助占每年财政补助的绝大部分比例，但实际上只是公立医院固定资产购置资金的一部分来源，另一部分依靠公立医院自我积累，即采取政府补一部分，医院自筹或匹配一部分，才能实现固定资产的购置。这种补偿方式造成公立医院要想购置固定资产，必须先获得政府补助，获得了政府补助后，还需自我储备相应的匹配资金。基于这样的逻辑，公立医院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需要储备持有的现金量也就越多。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来自北京地区公立医院，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数据的可比性，剔除北京地区的各类军队医院以及企业等其他组织主办的医院，只选取了归北京地区政府部门主管的公立医院；鉴于新医改方案明确规定一级医院将转变为社区医院，与二级和三级医院不同，将适用《基层医疗机构会计制度》，因此，本文在分析时，剔除了一级医院。本文选取北京地区公立医院中该地区各级政府主管的所有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其中二级医院114家，三级医院57家，共计171家，剔除数据不全的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各一家，入选的样本医院数为169家。在期间选择上，则要剔除新医改的影响，以2010年之前的数据为分析依据，具体来说，本文选取2006年至2009年为研究期间。由于计算现金流不确定性时要使用滞后二期计算收入变异系数，因此实际数据只有2008年至2009两个年度，共338个观测值，文中所有数据均取自医院提交上级主管部门的财务报表。
（ 二 ）变量定义 本文变量及其定义见表（1）所示。对部分变量的解释如下：（1）现金流量（Cash Flows）变量解释。财务管理中一般采用利息、折旧前盈余来计算公司的现金流量。我国公立医院的总收入中的财政补助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两个项目是来自财政和上级部门的补助，包括基本补助和专项补助，其中基本补助用于医院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的基本工资薪金的发放，而专项补助用于补助医院的基本建设的补助，对应的支出是“财政项目补助支出”， 是项目补助，在会计核算上属于资本性支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计算利息及折旧前盈余时，将“财政项目补助收入”和“财政项目补助支出”从总收入和总支出中剔除。（2）现金流不确定性（Uncertainty of Cash Flows）变量解释。本文借鉴借鉴Fishman and Hubbard（2005）、Angela K.Gore（2009）及Howard L.Rivenson（2011），使用公立医院的收入的变异系数来定义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具体说是公立医院t-2至t年收入的变异系数，即Revenuet、Revenuet-1、Revenuet-2的变异系数。（3）成长机会（Growth）变量解释。在营利性企业投资研究中，习惯使用托宾Q或者市净率来反映企业未来成长性；对于非上市企业，有学者尝试使用销售收入增长率作为企业成长机会的替代变量。公立医院不同于普通的营利性企业，没有公开的资本市场，无法计算其托宾Q值和市净率，其成长机会的替代变量与普通企业有所不同。Tae Hyun Kim和Tae Hyun Kim（2008）认为医院的未来发展离不开病人、医生和资本这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取决于医院面临的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则综合体现在医院的收入的增长上。因此，本文将选择服务人次增长率作为公立医院增长机会的替代变量。（4）银行贷款机会（Access to Bank Loan）变量解释。本文将借鉴Core et al（2006）和Fisman and Hubbard（2005）度量非盈利组织信贷市场机会的方法，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引入公立医院的银行贷款机会变量：存在银行贷款，为1；不存在银行贷款为0。 银行贷款包括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
（ 三 ）模型建立 为了检验公立医院财务特征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实证模型：
四、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是描述性统计结果。北京地区公立医院平均现金持有比例在19.45%，平均可以维持医院日常运营65天。171家医院中，现金持有比例最高达67.05%，可以维持医院日常运营208天。而据胡学忠、蒋方华（2011）对公立高校现金持有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公立高校的现金持有平均比例在8%-10%之间，公立医院的现金持有水平明显高于同样为非盈利性质的公立高校。Howard L.Rivenson（2011）研究了美国608家非营利医院在1999年度的现金持有水平，使用的指标为现金持有天数，即本文的Cash1，其研究发现美国非营利医院现金持有运营天数处在28天和48天之间，也明显低于我国的公立医院的现金持有水平。
（ 二 ）相关性分析 表（3）是相关性分析结果。模型变量中CVRE和SIZE与其他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但所有变量的“容忍度”值最小值为0.295，“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3.392，依据共线性判断标准“容忍度大于0.1或方差膨胀因子小于10”，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 三 ）回归分析 本文模型（1）检验了财务特征因素是否也对公立医院的现金持有量产生影响。结果显示这些财务特征中，只有现金流、非现金流动资产以及银行借款机会与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三个财务特征变量与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之间呈现的相关关系与公司相同，而现金流不确定性、成长性和规模以及资本性支出财务特征因素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则在公立医院中没有得到验证。考虑到公立医院的特殊性质，我们在公司现金持有量组织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政府财政投入（FIAS）”财务特征变量，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财政投入（FIAS）”与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预期结果得到验证；另外，加入“政府财政投入（FIAS）”变量后，所有财务特征变量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相关关系的显著性较模型（1）都有所增强，尤其是在模型（1）无显著显著相关关系的“现金流不确定性”、“成长性”和“医院规模”三个变量也在10%或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验证；模型对现金持有量的可解释程度也由模型（1）的25.2提高到40.5%。政府财政补助收入除了独立对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产生重要影响外，还间接的影响着其他财务特征变量的作用程度：首先，如果没有政府的财政补助，公立即便是拥有较多的成长机会，单靠自我积累根本无法对医疗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进行更新，其结果只能是坐视成长机会的丧失，自然也不会为把握成长机会而储备现金量；规模变量对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的作用机理大致也是如此，政府的财政补助给予了公立医院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机会，但目前不完善的财政补助政策导致补助明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公立医院的自我积累，规模越大的医院必然需要储备的现金量要高于规模小的医院。而对于现金流不确定性变量，我们认为当现金流不确定性较大时，如果政府财政投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冲现金流量不确定性所给医院带来的风险。鉴于公立医院中的教学医院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外，还要承担教学、科研任务，因此我们预期教学医院会比非教学医院拥有更多的现金持有量，为了验证此预期，我们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进控制变量“是否教学医院（TEAC）”，构建模型（3），回归结果表明变量的显著性相比模型（2）并没有得到增强，而是有所下降，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也略有下降。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借鉴Rivenson（2011）将持有现金运营天数作为因变量，重复模型（1）到（3）的回归过程，回归结果见（表5）的模型（4）到模型（6）。和前模型（1）至（3）回归相比，在变量相关方向及显著性上具有一致性，但模型拟合程度上较低。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在公立医院众多财务特征中，政府财政投入是影响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的第一因素，并且和现金持有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财政投入多少，引导着公立医院的财务行为，同样也影响着其现金管理行为：如果能够获取政府补助，医院才有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基础，也才有必要去储备自有资金，为投资做准备；相反如果不能获得政府补助，仅靠医院自我积累，大型的战略性投资是不现实的。（2）公立医院现金持有量与其现金流、成长机会、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及医院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与银行借款机会、净营运资本呈负相关关系 。这一点与众多研究者在研究公司财务特征对公司现金持有量影响的结果一致。（3）公立医院的资本性支出及是否教学医院与其现金持有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有文献研究证明公司的资本性支出与其现金持有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本文中这一点没有的到验证。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1）文中所选研究期间为2006年至2009年，公立医院会计核算执行的是1998年颁布的医院会计制度，该制度没有要求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而是比照企业计提折旧的方法计提修购基金，计入净资产性质的“专项基金”账户。如此的会计处理方法必然会导致医院高估资产、高估净资产。文中的大部分变量定义的是与总资产的比值，在总资产高估的情况下，各变量值也就相对低估。但如果所有变量都低估，则不会影响整个回归结果。（2）鉴于数据获取的限制，文中以北京地区公立医院数据验证。而北京地区是全国医疗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并不能代表全国整体情况，因此结论的推广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公立医院固定资产非效率投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7120314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胡学忠、蒋方华：《高校现金持有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教育财会研究》2011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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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iguel A. Ferreira Why do firms hold cash？Evidence from EMU Countries.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10 No.2，2004.
学者主要从以下四个角度来研究管理者特征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在管理者年龄方面，Prendergast和Stole（1996)发现年轻的管理者会对私有信息进行过高的评价，为了展示自身的能力，他们在公司决策中更容易表现出过高的自信度，往往看好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随着管理者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知识结构逐渐老化，认知能力慢慢下降，变通能力也随之降低。同时，年长的管理者对变化的抵制倾向增加，做决策时的信心开始下降。因而，年长的管理者会倾向于规避风险，而年轻的管理者更愿意承担风险（Ham brick和Mason，1984）。由此可见，公司投资决策作为公司决策的一种，会受到管理者年龄的影响。在管理者性别方面，Borden和Nucci(2000)发现，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女性企业家经营的企业更容易在行业中生存下去，而不太注重企业的扩张。相对于男性管理者，女性管理者更容易表现过度保守，因而男性管理者居多的公司就容易做出激进的会计决策（Peng和Wei，2007) 。在管理者任期方面，Alderfer(1986)发现，管理者的组织影响力在其任职早期比任职后期弱。Fraser和Greene(2006)研究表明，管理者对自己经营公司能力的考察主要靠经营过程反馈的新信息得来，管理者任职时间越长则经验越丰富，这有利于其修改决策的偏差。
二、管理者特征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关于管理者特征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国内外已存在较多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管理者年龄方面，朱治龙和王丽（2004）以湖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上市公司管理者年龄与公司经营业绩呈负相关关系。在高科技企业中，高科技管理者年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张盛，2007）。在管理者性别方面，Adams和Ferreira (2009)发现董事会监督作用的发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管理层性别比例的分散，这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程静（2009）收集了中小企业板块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女性管理者对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在管理者受教育程度方面，Gottesman和Morey(2006)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拥有高学历CEO的公司比拥有低学历CEO的公司绩效低。王瑛、官建成和马宁（2003）以北京和江苏的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的学历背景会影响企业绩效，但影响程度较小。除了金融行业中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教育背景与公司业绩呈现低的正相关关系，其余的行业都不存在相关关系（张慧和安同良，2006）。在管理者持股方面，Holmstrom（1982）的研究表明股票市场业绩和公司业绩与管理层持股呈显著正相关。但Yermack（1995）和Bryan（2000）等又发现股票期权存在激励效应的证据不足。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股东通过给管理者配股使其成为公司的所有者，这种激励方式有助于提高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使得该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趋于一致，这利于降低冲突以提高公司绩效。在管理者薪酬方面，陈志广(2002)通过分析上交所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管理者薪酬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而李增泉(2000)通过研究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年度报酬与公司业绩不相关。有研究结果也表明企业管理者年度报酬与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相关关系不明显，认为管理者激励机制缺乏效率（秦兴方，2003）。在管理者政治背景方面，Faccio（2006）通过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由其政治关联行为带来的。经济效益由高的市场占有率和优惠的税率组成，经济效益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方文俊（2007）以沪市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负向影响企业的并购绩效。文芳（2011）实证检验了管理者信心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研究表明，自信心强的管理者在公司业绩欠佳时不易被更换。
三、管理者特征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
目前学者关于管理者特征对股利政策影响的研究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管理者自信心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Sanjay、Anand和Keith（2008）验证了在过度自信CEO的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较低。同时也分别检验了过度自信的CEO对待股利政策和现金流量以及信息不对称水平方面不同的反应。过度自信的CEO在高成长性公司和低成长性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有所不同；在过度自信CEO的公司中，股利分配和现金流量有很明显的正向关系，这是因为相对于理性的CEO，过度自信的CEO对现金流量的改变很敏感，因此，他们会更加积极的改变股利政策；不对称信息对公司股利分配有负面的效果，这在过度自信CEO的公司尤为明显。吴超（2009）通过收集我国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现金股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四、结论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持续繁荣，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在紧急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受到了危机余波的冲击，国内企业的公允价值会计受到了影响。不同国家的学者对公允价值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公允价值毫无意义，一些学者确认为公允价值可以彰显投资市场的透明度。为了发挥公允价值的积极作用，我国学者必须把握财务会计的本质特征，对公允价值会计进行精确分析。
二、公允价值概述
1.内涵
所谓的公允价值，就是当天交易产品或资产所需要支付的价值。公允价值在会计报告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是投资者参考的依据。在核算公允价值的过程中，需要对产品或资产的交易环境进行测评，判断买卖双方的交易意愿。在公平交易的背景下，二者所?f调的价格，就是最终的公允价值。
2.来源
对公允价值的来源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公允价值主要源自市场价格和未来的现金流量贴现。市场价格比较容易把握，在获取市场价格时，需要对市场报价进行获取和验证，将市场价格作为公允价值的基础。现金流量贴现的难度比较大，在现金流量贴现的过程中，需要计算产品或资产的折现率，以及市场价格的亏损率等等。
三、将公允价值计量引入企业的必要性
1.优化企业会计报告
首先，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可以优化企业会计报告。在企业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合约成为重要的交易形式，产品或资本被记录在合约之中，不再具有实体形态，传统的历史成本逐渐落后于时展的潮流。如果在此时应用历史成本进行会计核算，只能在合约真正具备法律效率时，才能计入会计报告之中，但是在合约过程中，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会出现亏损情况。在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之后，可以在合约未履行之前，把合约期间发生的业务计入到会计报告之中，对资本或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判断，实现合作双方的信息互通。
2.提升企业经营业绩
其次，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可以提升企业经营业绩。在未应用公允价值前，企业在核算经营效益时，需要计算收入与投资费用的差额。事实上，企业除了交易环节会产生费用和收益外，资产流动环节也会产生成本和效益。应用公允价值后，企业在核算经营效益时更加全面，财务会计不仅要计算收入成本差额，还要计算交易资产或产品的公允价值，以及在市场价格发生变化之后，公允价值的增幅和降幅。经过会计核算，会计报告的精确性将大大提升，企业根据会计报告，可以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提升竞争实力，降低财务风险。
3.维护企业实物资本
再次，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可以维护企业实物资本。不同企业的生产能力不尽相同，为了实现企业的循环生产，需要把投入的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回收。在应用传统历史成本进行会计核算时，生产能力并没有计入到核算范围之内。在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之后，生产能力是重要的核算内容，需要对生产能力的市场价格进行预估，并根据生产能力的市场价格制定回收方案，保障企业的有效权益。
4.解决收益分配问题
此外，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可以解决收益分配问题。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收益分配不均问题，导致企业和投资者发生矛盾，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一些非实物资产，我国并没有形成严格的划分标准，企业只能按照历史成本进行估算，根据资产的历史成本进行划分。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上述分配原则很容易导致利益超分配的问题出现。在调和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公允价值计量的作用得到了凸显。公允价值可以计算资产的实时价值，优化资产分配。
5.提高会计决策质量
最后，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可以提高会计决策质量。企业在进行会计决策时，需要以会计报告作为依据。在会计报告中，公允价值计量是最重要的参考项目之一。一方面，公允价值计量可以提升会计报告的精确性，帮助企业经营者制定科学的发展决策；另一方面，公允价值计量可以弥补历史成本核算的不足，提高企业会计决策的质量和水平。
近年来，因董事会治理失效而导致财务危机发生的时间频发，四川长虹因董事会制定的以规模取胜的战略思路导致巨额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而发生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中科健公司因治理结构不完善，对高管层严重缺乏监督和制衡，导致公司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巨人集团在成立不到六年就陷入了财务危机，以上事件中所提到的财务危机的爆发，内部治理结构失效是关键，而内部治理的核心是董事会治理，因而可以见得董事会治理十分重要。
二、研究假设
（一）伴随董事人数的增加，董事成员间的交流沟通会有障碍，会导致“群体性思维”这一现象，董事们会产生偷懒行为，决策的质量会随着降低。因此，本文认为随着董事规模的扩大，增加了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提出假设1：董事会规模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正相关
（二）目前我国董事会“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问题较为严重。董事长在兼任总经理时，权利过于集中，监督机制失去效力，所以，相比较两职分离而言，两职合一将加大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提出假设2：二职合一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正相关。
（三）由于委托问题的存在，从而造成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中间，始终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独立董事的比例越大，就越能抵消内部人控制的负面作用。提出假设3：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比例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负相关。
（四）从目前我国的董事会会议现实情况看，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董事的出席率不高，议事规则不健全等问题，不能起到增强董事会治理的效果的作用。
提出假设4：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正相关。
（五）董事会成员越高的持股比例，董事们将要承担因财务决策的失误造成的损失。董事持股将个人利益与公司的长远利益联系起来。
提出假设5：董事会成员总持股比例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负相关。
三、统计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文选取了2010～2014年间在我国沪、深两地上市的A股公司，并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剔除：（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2） 剔除数据缺失不全的公司；（3）剔除数据存在奇异值的公司。最终取得2752家上市公司的8542个样本观测值，行业类型18个行业大类。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统计分析均使用STATA12.0软件完成。
（二）变量与模型
本文以经典的Altman模型中的Z值作为衡量财务危机可能性的关键指标，z=0.012x1+0.014x2+0.033x3+0.06x4+0.999x5，其中X1=营运资本/总资产，X2=留存收益/总资产，X3=税息前利润/总资产，X4=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总负债，X5=销售收入/总资产，Z值越大，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越小，解释变量为董事会规模（LNBSIZE）、董事会两职设置情况（DUALITY）、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ENT）、董事会会议次数（FREQUENCY）、董事持股比例（PERCENT），控制变量为：公司规模（LNSIZE）、财务杠杆（LEV）和总资产增长率（GROWTH）。本文控制了5个年度哑变量和18大类行业哑变量。
（三）统计结果及其分析
1.描述性统计。为了消除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对Z值与GROWTH指标在1%水平（双侧））上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1：
从上述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①财务危机衡量指标Z值方面，根据Altman模型可知65.72%的样本公司财务状况稳定，其Z值大于2.675；1671家样本公司可能走向财务危机的边缘，其Z值小于1.81；剩余1257家样本公司Z值位于1.81与2.675之间，属于灰色地带，无法判断其财务状况。全行业Z值的平均数为7.102，远远大于2.657，说明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总体财务状况稳定②董事会规模方面，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最大为2.8904（18人），最小为1.3863（4人），且平均值为2.1571，说明董事会规模差异略大，但人数基本控制在9人左右。③根据理论，为减少“内部人控制”的影响，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约74.53%）实行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④独立董事所占比例方面，从样本数据来看，99%的上市公司均达到证监会的最低要求。⑤董事会会议次数的标准差为3.7528，表明公司会议的召开次数相差悬殊，一年内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最小为1次，最大为57次。⑥董事会持股比例方面相差巨大，约三分之一上市公司持股比例为0，严格遵守我国公司法中有关“董事在任职期内不得购买本公司股票”的规定。同时还发现：上市公司规模（LNSIZE）相差较大，标准差为1.237；资产增长率（GROWTH）均值在20%以上，远远大于我国GDP的平均增长率；财务杠杆即资产负债率（LEV）水平在44%左右，整体偿债能力尚可。
2.回归分析。模型回归结果表2所示，根据模型回归数据发现，样本R2值为35.26%，调整后样本的R2值为34.61%，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F检验，说明该模型拥有较高的拟合优度和较强的解释能力。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说明模型中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通过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董事会规模与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关系显著为正
2.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财务危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公司更不易发生财务危机。
3.独立董事比例与财务危机的发生呈负相关关系，但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