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7 16:11:01
序论：在您撰写唐宋文学概述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唐宋诗之争；历史；要点；风格特点；意义影响
一、唐宋诗之争的历史
有关唐宋诗之争的争论从南宋至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南宋时期
唐宋诗之争的起源于南宋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但追其本源，可究到宋初以来诗歌的流变。宋朝初期，诗歌的风格仍旧沿袭唐风，尤其是中晚唐的诗歌风格，宋朝的文人对此不满并进行改革创新，经过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的努力，开创了宋诗风气：诗歌的内容包括谈笑、谐谑、人情、物态等；在形式上“以文入诗”，“以议入诗”。坡、黄庭坚在宋诗上更是各成风格，尤其是黄庭坚写诗遵循法度，自创理论，易于被后世学习。他的诗擅长炼字、用体，引经据典，被称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江西派便是苏黄的拥护者，自北宋末60余年，江西派影响极大并发展至极端，这引起了许多文人的不满，南宋人对江西派评论，从而引发了唐宋诗之争。出现了永嘉、江西两派的对垒，永嘉派工为唐律，专以晚唐贾岛、姚合为法。而严羽则从另一个角度反驳江西诗派，他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王若虚、元好问也极力贬斥宋诗、苏黄与江西派。但从总个时期来讲，宗宋的思想占主流。
（二）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总体上由宗唐的潮流站主导。先有元朝四大家以唐诗为准，如白朴的《墙头马上》，此剧的素材，便源于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一诗。后有明朝复古尊唐之论，虽然明初有宋濂等支持宋诗的文人，但他们远远不敌于前后七子，前后七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以致不仅明初主唐音。之中公安派以三袁为代表，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竟陵派也反对七子，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认为他们的主张“救七子学唐之流于肤廓”。只有毛先舒维护七子学说并因此著有《竟陵诗解驳议》。但纵观整个明代宗唐是明显的形势。
（三）清代时期
清代的唐宋诗之争简而言之就是有开始的宗唐之风的流布发展到宗宋之风的兴起――及由唐入宋，到最后的唐宋诗融合的发展历程，到晚清宋诗更受尊崇，清诗的唐宋之争以宋诗胜出为结局。从清初到康熙初期，宗唐占优势，大约康熙十年左右，宋诗开始蓬勃发展，到康熙中叶唐音回归直至乾隆初年。乾嘉时期沈德潜的格调说宗唐，袁枚的性灵说力主无分唐宋，融合唐宋，翁方纲的肌理说主宋，这三派三足鼎立，这之后融合唐宋的思潮不断高涨，是乾嘉时期的主导潮流，宗宋派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壮大。道咸同年间诗风大转，宗宋派为主干力量，其中有桐城派，这引起的湖湘派的不满，唐宋诗之争变得激烈，这一时期依然有融合唐宋的趋势。光宣民初，陈衍的同光体积三元说构建了时代性的宗宋理论体系，河北派与诗界革命派支持融合唐宋，王]运，南社及章氏师徒宗唐，但总的来说宗宋派无可阻挡，导致近代诗坛的宋诗运动。
（四）五四以来的时期
鲁迅、闻一多、钱钟书等人结对唐宋诗之争进行了一定的评论。
二、唐宋诗之争的要点
（一）唐宋诗之争“非朝野之别，实风格之殊”。
就是说唐宋诗之争争论的不是诗是唐人写好的还是宋人写的好，因为有的唐人如杜甫，所写的诗开创了宋诗的风格，宋人中如陆游等写的诗中也有的具有唐诗风范。唐宋诗之争真正争论的是对于“唐、宋诗风格的不同”的看法。
（二）唐宋诗之争中的“唐”究竟指的是那一段？
唐代的诗歌一般被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并且这四个时期诗歌的风格差异较大。自古至今都有唐诗宋词的说法，这证明唐诗受到的大多数人的支持，是诗歌的顶峰甚至可以用唐诗来代表整个诗歌，但在这里更多的是对盛唐（初唐）时期的赞美。中晚唐时期，尤其是贾岛、姚合等为代表的诗人创造出了苦吟体，而恰恰是宋初诗风沿袭中晚唐，导致的唐宋诗之争的发生。
（三）自南宋以来，各个时期都有宗唐、宗宋的情况。
如江西、永安两派对垒，明七子与公安、竟陵的对峙，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的共同存在等等。区别在于宗唐、宗宋谁占主导，在研究是要两方面都考虑到。其次在清代有了融合唐宋的潮流。
三、唐宋诗之争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原因
唐诗的总体特点是尚意兴，相对于宋诗更加的雄浑、雅正、豪放、外向、宽容，唐诗是高亢明暖的色调，诗文形式求新出奇，充满了尚武的精神气息。比如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全诗以流动多姿的春江花月夜为明丽的背景，对宇宙人生探索，情、景、理交融，体现了一种意兴。王维的“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尤闻侠骨香”，有一种大气、尚武、豪放的积极的气息；还有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如《过香积寺》中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终南山》中的“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等，表现了色彩的层次感，体现了心境的空明，有求新出奇之妙。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唐诗风格，是因为唐朝开放的总体风气及唐朝的经济繁荣。唐朝的统治者有鲜卑血统，受胡人文化影响，对外族的文化宽容并能进行吸收。唐朝经济繁荣，唐人的生活形式多样，从饮食、衣着、乐舞到生活趣味都东西杂糅，对女性的束缚也较小。在这种繁荣与开放下唐人对人生充满了积极、进取的态度，拥有恢宏的胸怀气度，能够对不同文化兼容（比如佛道思想），这些都反映在唐诗上。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也很繁荣，也影响了唐诗。唐代士人喜欢漫游，他们的足迹遍布名山大川、边塞与通都大邑，唐人还有读书山林的风气，很多士人经历过入幕与贬谪的生活，而这些从不同层面丰富了唐诗的内涵，构成了唐诗多彩的情思格调。
宋诗具有雅俗共赏的文学文化。宋诗相较唐诗，更加的内省精致含蓄，细微浑沉，保守封闭，内倾淡雅。宋诗重文，呈现出一种舒缓的冷色调。在形式内容上，宋诗重议论，以文入诗，以议入诗，有一种散文化的倾向，使得宋诗思考性强，娓娓道来，但却少豪气。而宋诗形成这样的风格，有一下几方面原因。宋朝的产生起源于兵变，于是统治者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这导致宋人重文的风气。宋朝的理学发展使得宋人宋诗内敛、重思考，而“文、道”的关系的讨论使宋诗更加重议论，有散文化倾向。宋朝文人对国家、对民生的使命感也体现在宋诗中，宋诗中有干预政治的主题。宋朝市井文化的崛起影响了宋诗的雅俗共赏的特性。
四、唐宋诗之争的意义及影响
从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通过唐宋诗之争不仅可以了解南宋以来的历代诗坛的风尚的变化，还可以了解唐宋诗的风格特点及形成原因，同时也对古典诗歌、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有了一定的了解。
参考文献
[1]王英志.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总论.[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1，13（1）
[2]余恕诚中国诗学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关键词：唐代方言；宋代方言；方言学；方言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H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84?05
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既能填补此项断代研究的空白，又为汉语方言学通史、唐宋语言学史、古代语言学通史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也能更正前人关于唐宋方言学的不妥之处。此外，唐宋方言学史中涉及的方言现象，还能为历史方言、现代方言、方言史的研究提供参考，为古汉语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支持①。
如何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目前可资借鉴的成果主要有：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 [1]、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2]、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3]、柳玉宏《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4]、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5]、汪启明《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6]、储泰松《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7]等。总体来看，专门探讨研究策略的不多，而且提出的有些策略也未必适用于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有鉴于此，我们拟定了几条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的策略，这些策略多为前人未述及或语焉不详者。
一、把重要方言史料纳入讨论范围
前人研究方言学史时，一直把方言史料亦考虑在内，如《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提及古籍注解 和文人笔记等文献中的方言记载；《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王力先生序云：“现在何耿镛同志把汉代经师的笺注和汉代语文著作所反映的方言现象、中古时期的方言记载等方言材料加进去，内容就丰富了……其所搜得的材料是很宝贵的，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汉语方言（学）发展的轮廓。”《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摘要》把辞书和经注征引方言称为“文献方言学”，并指出：“中国方言学研究的古典传统是口语方言学和文献方言学并行。”《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认为研究方言学史的方法论原则之一是方言学史与方言史并重，文中说：“（汉语方言学史）更大量的工作则是从各个时代的辞书、类书、注疏、文集笔记中把关于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零散研究爬梳搜罗，并按一定的组织方法进行科学整理。”《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 “系统清理周秦汉晋时期的方言学史料，并兼及这一阶段的方言史料。”[5]该书共收王逸《楚辞章句》22条方言记载，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33条、郑玄注群经67条、高诱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72条，复从辑本中获得三国时期的方言材料50余条、两晋时期45条等。鲁国尧先生序该书云：“它（按：方言学史）就得囊括这一长时间内的有关方言记载、研究的各种史料，予以甄别、熔炼、分析，做出论断，前人的观点正确者阐发之，错误者驳正之，不足者补充之，还要能提出自己的新见，这新见还要有份量，如果是高见，就更难能可贵了。”
前人论及唐宋方言学时亦是如此。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第七部分“中国学者的方言研究”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均视为方言学史料 [8]；《汉语方言研究小史》唐宋段重点介绍唐代汉藏对音
收稿日期：2012?05?14；修回日期：2012?12?28
基金项目：2011年甘肃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唐宋方言学材料及其价值”（YYGGS201107）
作者简介：王耀东（1970?），男，甘肃陇西人，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古代语言学文献.
材料和宋代方音材料[2]；《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主要依据玄应《众经音义》、窥基《法华音训》和《妙法莲华经玄赞》、慧琳《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音义书中的方言史料。
前辈学者把方言史料纳入方言学史，原因有二：一是现存的方言学史料太少；二是重要的方言史料亦蕴含方言研究成分。在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时，我们要广泛钩稽重要的方言史料，尤其是辞书、经注、笔记、集注、地志和佛经音义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比较零散，须整合后分类述评；辞书和经注材料须考察其共时性；汉藏对音材料的地域性和音值的对等程度不好把握，可暂不予考虑。
二、文献的全面考察和重点考察
相结合
前人对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或是简述性或是专题性。最早论述唐宋方言学史的是《中国方言学概论》，此文仅提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颜师古《匡谬正俗》、庄绰《鸡肋编》《宣和遗事》等，显然没有对唐宋文献进行全面考察。此后出现的一批旨在构建汉语方言学史史学框架的专著和论文谈及唐宋方言研究状况时，总是举几个常见的例子，而这些例子都来源于明清学者的称引。唐宋方言学史专题研究有刘红花《方言词研究》[9]、储泰松《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10]、王智群《颜注引方俗语研究》[11]、赵振铎《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12]等。李匡乂《资暇集》、沈括《梦溪笔谈》、王观国《学林》、王楙《野客丛书》、周去非《岭外代答》、洪迈《容斋随笔》等书中的方言学成果鲜有提及，对《匡谬正俗》、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书中的方言研究亦未进行深入探析。
全面考察须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入手（据初步调查，两种丛书共收唐宋文献近千部）。还要适当考虑元明清以来的唐宋佚文。考察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根据两部丛书的《提要》，结合清代《续方言》系列书，初步确定一批可能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微观层面，把这些文献粗略过一遍，确认蕴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据考察，涉及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在百部以上），然后逐本爬梳材料。
重点考察以史志、小学书、笔记和地志为主。史书的艺文志通常刊载方言专著；小学书包括小学专著和辞书，如李涪《刊误》《匡谬正俗》《切韵》系韵书等，佛经音义书也归入此类；《资暇集》《梦溪笔谈》《老学庵笔记》等唐宋笔记中含有大量的方言论述；唐宋地志除有零散的方言记载外，还有完整的方言研究内容，如《岭外代答·风土门》有“方言”和“俗字”两节。
三、合理利用清人辑录成果
最早涉及唐宋方言学史料的是清人《续方言》系列书。这些著作以续补扬雄《方言》为目的，辑录古代方言词语，并兼收少量方言学史料。这类著作有戴震《续方言》（二卷）、杭世骏《续方言》（二卷）、程际盛《补正》（二卷）、徐乃昌《又补》（二卷）、程先甲《广续方言》（四卷）、张慎仪《新校补》（二卷）和《方言别录》（四卷）等。影响较大的是《续方言》《广续方言》和《方言别录》（原名《唐宋元明方言、国朝方言》），其中后两部辑录唐宋方言学史料较多（总量不及我们掌握的十分之一）。《方言别录》把《匡谬正俗》《梦溪笔谈》和《老学庵笔记》等书中成段的方言学史料压缩成了简略的方言记载，抹杀了作者对方言的认识和思考。
《续方言》系列书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主要有：材料遗漏尚多，不标原始出处，所注出处有误，截取方言句段不合理，文字错讹脱漏，误判方言史料，朝代名与地名相混，自乱其例等。如杭世骏《续方言》辑录方言材料522条，时人评价很高。然《补正》校正67条，超过原书十分之一。《新校补》又“是正者十之七八，芟补者十之五”。凡此种种，笔者暂不赘言，拟另撰《清人辑录唐宋方言材料之失》一文详叙。
尽管如此，《续方言》系列书仍是研究方言学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初次排查含有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时，可把《续方言》中出现的直接认定；同时，通过与《续方言》比对，弥补搜集时遗漏的古籍和材料。
四、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相结合
一部完整的唐宋方言学史，既要全面概述其整体面貌和具体特点，又要重点讨论代表性成果。
全面概述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唐宋方言史料状况，可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概述。②唐宋方言研究状况，除介绍出现过的专著外，还要概述唐宋人研究方言的特点和内容。据我们了解，特点有：唐宋学者多以“论述”的方式进行方言研究，方言研究语音和词汇并重，有些研究是无意为之，注重揭示古今诗文中的方言等；内容有：关于方言观的论述，关于各地方言现象的论述，关于南北方言的论述，关于方言本音本字的论述，关于方言名源的论述，关于诗文中方言的论述等。
重点讨论的内容应包括唐宋人的方言观、方言专书和知名学者的方言研究，兹简要分述如下。
（1）唐宋人方言观包括：方言自古就有，各地方言不同；方言为通语之讹；方言多为通语音转而来，重音不重形；方言皆有所本，多为古语之遗；南北方言具有互动关系；方言形成自有原因等。
（2）唐代有李商隐《蜀尔雅》（三卷），北宋有王浩《方言》（十四卷）、王资深《方言》（二十卷）、吴良辅《方言释音》（一卷）等。这些著作虽已亡佚，然史志均有记载，如《直斋书录解题》卷3：“《蜀尔雅》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馆阁书目》。按：李邯郸云：‘唐李商隐采蜀语为之。’当必有据。”
（3）唐代研究过方言的学者有慧琳、刘知己、李涪、颜师古、刘肃、段成式、封演、李匡乂等，宋代有沈括、项安世、王楙、王观国、朱熹、郑樵、洪迈、胡仔、陆游、周去非、俞琰等。方言学史要归纳他们方言研究的成就，指出其对前代方言学的继承和对后世方言学的影响。对《匡谬正俗》《刊误》《资暇集》《容斋随笔·四笔·南北语音不同》（卷9）《野客丛书·俗语有所自》（卷29）《学林·方俗声语》《老学庵笔记》等著作，既要进行宏观评述，又要从微观方面揭示作者表达的方言观和反映的方言现象。
在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宏观评价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唐宋学者研究方言的方法、理论、经验及历史条件，探讨唐宋方言学的发展道路及其内在规律，构建符合客观实际的唐宋方言学史的史学框架。
五、参考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是汉语方言学史学科的草创之作；[13]许宝华、汤珍珠《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14]《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导论》第九章“方言学史概要”、[15]张玉来《方言音韵研究小史》、[16]游汝杰《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17]等勾勒了汉语方言学史的大致脉络；《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则是唯一的断代研究。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方言学史的写作范式。
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根据学者研究的自觉程度和所取得的成就，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上世纪20至80年代。这个阶段的研究多为印象性的简述或少量的材料辑录，学者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提到学术史的高度。主要成果有：《中国方言学概论》、崔骥《方言考》[18]、周祖谟《问学集》、[19]丁介民《方言考》、[20]周法高《中国方言学发凡》②和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等。
第二阶段为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这个阶段学者研究方言学史的自觉性加强，出现了方言学简史和断代史，其中有些涉及唐宋方言学史的内容。主要成果有：《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等。也有专门探讨唐宋方言学的论文，或是专题研究，如徐时仪《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 [21]；或是宏观概述，如《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此类成果还有时永乐、门凤超《唐代的方言著作》 [22]、汪寿明《与方言》[23]、马重奇《方言考——兼评张慎仪所辑唐宋方言》[24]、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25]、冯庆莉《和的方言词比较研究》[26]、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27]、刘晓南《朱熹与闽方言》[28]、钱毅《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29]等。
第三阶段为2010年以后。这个阶段人们开始全面探讨唐宋方言学和方言学史料。《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首开风气，谈及如下内容：唐代文献方言记录概览，唐人对方言的记录和描写，唐人对方言现象的认知等。其后王耀东《唐宋方言学材料考论》首次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了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30]
上述成果能为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提供一些材料、方法和观点。
六、辩证对待前人观点
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前人的某些观点进行辨正，试举数例。
（1）《中国方言学概说》、陈钝《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31]《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陈炳迢《辞书概要》[3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33]等均认为唐宋时期未出现过方言专著。《汉语方言研究小史》说：“这一时期（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关于方言研究的专门著作几乎没有，我们只能从研究音韵的著作或者其它文献资料中找到这一时期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何先生此说欠妥。首先，唐宋时期出现过方言专书。其次，我们从唐宋研究音韵的著作中很难找到理想的方言学材料。再次，唐宋方言研究的成果不限于一些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许多学者在谈及唐宋方言研究时总把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该书卷19有“俗语有所本”一条）作为代表。《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只提了《困学纪闻》和《齐东野语》；《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只提了《匡谬正俗》和《困学纪闻》；《汉语方言学导论》也只提到了这两部著作；[15]《辞书概要》说：“这段时期，兼录方俗词语的书有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赵叔向的《肯綮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但它们都不是方言词典专著，收录也很少。”[32]经考察我们发现，《困学纪闻》“俗语有所本”一条中没有出现一个地名，王氏只在古文献中找到了这些俗语的原始出处，该书与方言研究有很大距离。
（3）《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认为：唐宋类书和清代的一些重要的辑佚著作如《小学钩沉》《邃雅斋丛书》《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小方壶斋丛书》《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有六朝唐宋方言学材料。这一提法也许适用于六朝，但未必适用于唐宋。因为唐宋类书中的方言学材料极少，即使有几条，也因类书的抄撮性质，未必有共时价值；清代辑佚书所收佚书基本上是唐以前的，鲜有唐宋方言学材料。
七、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定位
举凡学术史，必是横向分析和纵向比较相结合的。在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的基础上，还须考察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代以及元明清的方言研究，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语言政策，在古代文化史、古代语言学史、古代方言学史的大背景下对唐宋方言学在学术史上定位。
南北朝以前的方言研究，《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论之甚详。南北朝方言学史料，据我们初步了解，只有刘延明《方言》（已佚）和少量的方言记载。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文献大量散佚的客观原因外，恐怕这个阶段方言研究处于低谷是主要原因。较之南北朝，唐代方言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蜀尔雅》，颜师古等学者也均有方言研究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方言研究仍处于低谷。宋代出现过王浩《方言》等三部方言专著，沈括等一批学者也参与了方言研究，民间可能还印行关于方言的小册子，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与宋代杂剧、话本等俗文学的繁荣有关。元代出现了反映北方方言的名著《中原音韵》。明代有李实《蜀语》、岳元声《方言据》等方言专书，也有《韵略易通》《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等一批反映方音的韵书韵图，还有《问奇字》《菽园杂记》《字学元元》等记载方言的笔记杂记。至清代，方言研究达到全盛，具体表现在：编纂了一批续补扬雄《方言》的著作；撰写了许多调查、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如钱大昕《恒言录》、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钱坫《异语》、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张慎仪《方言别录》、钱大昭《迩言》等；做了校勘疏证扬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方言疏证》、卢文弨《重校方言》、刘台拱《方言补校》、钱绎《方言笺疏》、王念孙《方言疏证补》等；出现了一些研究方言音韵的著作，如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陈澧《 广州音说》等；民间流传着各种地方韵书，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漳州和厦门的《雅俗通十五音》、潮汕的《潮汕十五音》、广州的《千字同音》、徐州一带的《十三韵》、武昌的《字汇集》、江西靖口一带的《辨音摘要》、河北一带的《五方元音》等。另外，研究戏曲声律的著作和地方志也涉及方音材料，如王德辉、徐沅《顾误录》和段玉裁参编的《富顺县志》、俞樾参编的《续天津县志》和《上海县志》、钱大昕参编的《长兴县志》和《鄞县志》、杭世骏参编的《乌程县志》和《平阳县志》等。
纵观古代方言研究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给唐宋方言学史做出比较合理的定位。《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把宋元之际视为方言研究走出低谷而承前启后的时 期[5]。《汉语方言学导论》则认为：“如果说汉代是传统方言学的勃兴期，那么隋唐宋元应该是衰微期。”[15]
注释：
本文所说的“方言”仅指汉语的地方变体，不包括无地域名的俗语、少数民族语和社会方言。方言学史料须有明确地域名或根据语境可推知地域。
周法高的《中国方言学发凡》载台湾1955年《中国语文研究》，笔者仅见目录而未见原文。
参考文献：
[1]张永绵. 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J]. 浙江师范学院学报， 1963（1）： 97?106.
[2]何耿镛. 汉语方言研究小史[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37?44， 28.
[3]华学诚. 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6（1）： 66.
[4]柳玉宏. 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28（6）： 49.
[5]华学诚. 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修订本）[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26， 17.
[6]汪启明. 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A]. 中国语言学（第四辑）[C].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87?192.
[7]储泰松. 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J]. 语言科学， 2011， 12（2）： 113?123.
[8]何仲英. 中国方言学概论[J]. 东方杂志， 1924， 21（2）： 31?63.
[9]刘红花. 《广韵》方言词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10]储泰松. 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J]. 语言研究， 2004， 24（2）： 73?83.
[11]王智群. 《急就篇》颜注引方俗语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1（5）： 102?104.
[12]赵振铎. 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A]. 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第三辑）[C]. 成都： 巴蜀书社， 2000： 346?359， 268?293.
[13]罗常培. 中国方音研究小史[J]. 东方杂志， 1934， 31（7）： 141?154.
[14]许宝华， 汤珍珠. 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J]. 语文研究， 1982（2）： 122?132.
[15]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导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189， 199.
[16]张玉来. 方言音韵学研究小史[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1）： 97?99.
[17]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J]. 中文自学指导， 2007（1）： 33?38.
[18]崔骥. 方言考[J]. 图书馆学季刊， 1932， 6（2）： 194?194.
[19]周祖谟. 问学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494?656.
[20]丁介民. 方言考[M]. 台北： 中华书局， 中华民国五十八年： 66.
[21]徐时仪. 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J]. 文献， 2005（2）： 279.
[22]时永乐， 门凤超. 唐代的方言著作[J]. 文献， 2007（2）： 66.
[23]汪寿明. 《广韵》与方言[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1）： 33?39.
[24]马重奇. 《类篇》方言考——兼评张慎仪《方言别录》所辑唐宋方言[J]. 语言研究， 1993（1）： 136?143.
[25]刘晓南. 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J]. 语言研究， 2003（1）： 61?69.
[26]冯庆莉. 《广韵》和《集韵》的方言词比较研究[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8.
[27]刘晓南. 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36?45.
[28]刘晓南. 朱熹与闽方言[A]. 汉语历史方言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56?78.
[29]钱毅. 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J]. 社会科学家， 2010（1）： 150?153.
[30]王耀东. 唐宋方言学材料考论[D].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 2011.
[31]陈钝. 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J].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9（8）： 112?122.
[32]陈炳迢. 辞书概要[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200.
[33]周振鹤， 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11.
The Research Tactic for the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ialectology
WANG Yaodong
（Mobile Station for the Post-doctors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关键词：
1. 引言
宋词是中国古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文学体裁之一，以其通俗的形式而能够自由丰沛的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感受。意象在宋词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可谓是词的精髓所在，那么在宋词的翻译中，意象的成功翻译对于再现原词艺术美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选取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部分词的翻译为例，从格式塔意象再造的角度，分析词中意象翻译，探讨宋词的翻译如何实现原词中意境美在译文中的审美再现，实现译文的自然和谐。
2. 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概述
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起源于格式塔心理学，是该心理学同翻译美学结合而形成的全新的翻译理论，强调翻译中意象的整体性即格式塔意象。该理论认为，格式塔意象包含了语言信息和美感体验，是这两者结合之后的整体效果；译者的任务是在译文中再现这个格式塔意象而达到同原文中一致的整体效果。格式塔意象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作为一个中介发挥作用，格式塔意象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的，于此同时，该理论认为，作为整体而存在的格式塔意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各个语言成分所构成的"格式塔质"有机综合到一起的。对于"格式塔质"的整体把握则有利于加深对原文本中各个语言成分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利于在译文中更好的再造符合原文的格式塔意象。
3. 宋词翻译中的格式塔意象再造分析
意象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都很常见，李清照词中也不例外。实际上，在所有的中国文学中，"意象"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重要承载物，也是作者主要的描述方式。"描述"既是作者表达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的表达方式，又是意象这种抽象概念的可见结构形式，通过它描述意象这种抽象的概念得以用语言充分的表达出来。如：
卖花担上，买得一支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答，徒要教郎比并看。（李清照 《减字花木兰》）
译文1: ...Should my beloved chance to ask,if my face weren't fair as a flower's，I'd put one aslant in my hair,then ask him to look and compare.( Eugene Eoyang译)
译文2：... Lest my lover should think.The flowers are lovelier than my face. I pin it slanting in my thick black hair. And ask him to compare us.（Kenneth Rexroth译）
原词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描写了一朵鲜艳美丽的花朵的意象，后半部分表达了女词人的心情和感受。女词人对于不会得到情郎爱慕的担忧和前半部分描写的花的意象形成强烈的对比。把两种译一对比发现，译文2更好的再造了描述意象的格式塔意象，充分再现了女词人为爱惆怅的心情和感受。译文1中的"Should my beloved chance to ask, if my face weren't fair as a flower's"根本没有传递原词"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中所流露的淡淡的忧愁。与此不同，译文2"Lest my lover should think, the flowers are lovelier than my face"则成功的再造了原词中所构造的描述意象的格式塔意象。译文1将"云鬓"简单的译为"hair"，根本不能唤起目标语读者与源语读者相同的美感体验，因此也大大削弱了译文中格式塔意象的完整性。译文2中将此译为"thick black hair"，生动的再现了女词人美丽动人的意象。
相比较而言，译文1没有把原词所表达的情感作为一个整体的格式塔意象来看待，而是拘泥于词汇层面的对等，从而使译文丧失了原词中所蕴含的审美效果，而使得译文中所再造的格式塔意象缺失了内涵，与原词中的描述意象相去甚远。在翻译宋词时，过分拘泥于词汇上的对等，而忽视原词中所构造的描述意象的格式塔意象，将会破坏译文中格式塔意象再造时的完整性，也就不能再现原词中的审美体验。根据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的论述，笔者认为，译者在翻译宋词的时候，首先在欣赏的时候要把词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在大脑中形成一个格式塔意象图式，然后再用目标语再造一个既包含语言认知又包含审美体验的格式塔意象。
4结语
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的魅力，而作为词所蕴含的美感载体的各种"意象"的成功翻译则是宋词翻译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词中常见的意象的译文得失，认为译者能够在目标语中成功的再现原词中的意象的审美体验，那么该译文就成功的再造了符合原词意象的格式塔意象，而也成功的翻译了原词。
参考文献
[1]. 姜秋霞，权晓辉.文学翻译过程与格式塔意象模式[J].中国翻译,2000(1):26-30.
[2]. 姜秋霞.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2）：:5-56.
[3]. 郦青.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
[4]. 刘莉琼.从格式塔意象看古诗《江雪》的翻译[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49-53.
[5].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6]. 王晓骊.当代唐宋词研究学术史的探索之作评《当代视野下的唐宋词研究 纲》[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85-89.
A Study of Image-G Actualization of Images in Ci-Poem
Li Chao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
Abstract:Ci-poem is another high-peak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translators to actualize it in English. This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study to see how to actualize the image-G of those images in Ci-poem to realize this goal, proving a new perspective in this area.
关键词：社会史 唐宋 敦煌 社会信仰
【中图分类号】K242
一、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概述
关于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日本学者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较多，如小田义久（1965年），游佐N（1981年），金文京（2000年）等对中古时期敦煌社会信仰均有比较深入的研究。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创文社1974年）、金冈照光《敦煌の民――その生活と思想》（东京评论社1972年）等虽不是有关敦煌社会信仰的专著，但其论述中偶有涉及者对后人亦多有启发。对社会信仰问题，欧美诸学者的研究也很有见地，如英国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1992年），以中国东南地区民间宗教和信仰为例，对中国人日常生活及其信仰做了比较客观的考察；美国太史文《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1999年），以中国的鬼节为研究对象，比较深入的讨论了南北朝至唐代流行于上至帝王，下至庶民间的具有极其广泛性的宗教性活动，反映了唐代社会信仰的丰富性；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1999年），以民众对神o的选择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了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韦思谛《中国大众宗教》（2006年），重审了“大众宗教”的概念，其所选论文分别就“晚期中国”大众宗教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同时，也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国内关于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兴起，成果颇丰，但其所涉及多为，特别是以佛教信仰居多。李正宇（2001年）、颜廷亮（2000年）、张先堂（2001年）、杨秀清（2003年）等诸位先生对敦煌的“世俗佛教”做了许多探索性的研究。其他学者虽无专文论述，但文中偶有涉及者亦不乏卓识高论。如卢向前（1992年）对民间神o的精辟论述，谭蝉雪（1993年）对民间祈赛对象及其祭品的研究，高国藩（1999年）以敦煌民俗为主要内容对当时敦煌民间信仰的探讨，段小强（2001年）对敦煌地区祖先崇拜仪式的探讨等。刘永明（2005年）重点探讨了敦煌世俗信众中的佛、道融合问题；余欣（2006年）从社会生活层面，探讨了唐宋之际民众的信仰世界；党燕妮（2009年）对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流行的各种佛教信仰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考察，进而考察了其特点及其社会功能。另外，黄正建（2001年）、郑炳林（2004年）、金身佳（2007年）、陈于柱（2007年）、王晶波（2010年）等学人分别从占卜、梦书、风水、算命及看相等视角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世俗信仰与当时诸宗教的互动关系、借以审视敦煌社会的信仰问题，这为探讨当敦煌社会信仰研究开出了一条重要的学术思路。
二、敦煌社会信仰的研究特征
敦煌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地理环境及多元文化交汇的文化特点；一是敦煌地区唐宋时期历史发展的特点；一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民众的价值观念、心理特征、行为方式的特点。而判断一个地区的文化主流，主要依据是考察这一地区支撑社会生活中信仰与价值取向的知识与思想，以及在文化传播与文明传承中影响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化现象。
敦煌社会信仰是一种世俗信仰、混融信仰，各种信仰共纳融合，佛教信仰（如弥勒信仰、观音信仰、毗沙门信仰、药师信仰、维摩诘信仰等）、道教斋蘸与法术、山神川原（金鞍山神、张女郎神、玉女娘子等）及官方神主（社稷、风伯、雨师）等领域。尤其是发唐后期五代宋初归义军时期（848-1036），佛教信仰几乎成为了敦煌人“一般的知识与信仰”的主体部分，敦煌佛教空前兴盛并日益世俗化，民间佛教信仰成为敦煌佛教的主流，渗透到敦煌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思想意识、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信徒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形成了一个异常庞大的民间信仰群体，这些信仰广泛地影响着当时敦煌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敦煌社会信仰以对现世幸福的追寻为最终归宿，其核心信念是因果报应和功德思想。敦煌社会信仰不需要高深理论的指导，而是以简单、直观、实用的原则为基础。敦煌社会信仰渗透于敦煌民众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并表现出类型化或模型化的特征。敦煌社会信仰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实用技术，既给人以精神上的信念、又提供一些心理上的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对民众产生影响的知识、技术与思想，则上升为与主流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相一致的大众文化，担负起传播知识和教育大众的职能，和精英文化的大众化相比，在敦煌文化区中，后者对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三、敦煌社会信仰观念的传播途径
敦煌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习俗、规则、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及生活经验对民众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演戏、说书等，常常把最通俗、最简单化的思想与信仰观念传达给大众。各种日常法事活动、民俗化的宗教节庆及传统仪式的暗示，如诵经、说法、礼忏、祭祀、婚丧仪式等；晚唐五代时期在敦煌大众社会生活中流行的“障车”、“下婿”、“去扇诗”等婚姻礼俗，是如何被写入当地士大夫家族亦行用的《今时礼书本》和《下女夫词》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事实。按照文化社会学的有关理论，根据敦煌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质，可以把唐宋时期的敦煌地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来考察。世俗信众的各种功德活动对民众的影响，如写经、开窟、燃灯、布施等。各类启蒙读物及通俗读物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如蒙书、俗文学、选本、善书以及口头文、书仪、类书、具注历等。按照传统思想史中的描述来考察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我们发现，在实际生活中，影响大众信仰与行为取向的知识与思想，和我们过去思想史研究中的叙述与解释还有一定的距离，而敦煌文献及敦煌石窟的有关内容，系统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这是其他史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普及性教育中直接或间接地指示，如私学、寺学、父母与亲友的教导及对经典的世俗化演绎等。
四、敦煌社会信仰传递的知识与思想
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的观念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个侧面、每个层次，其所构建的虚幻世界与真实的社会生活平行的存在，并深刻影响着当时民众的衣食起居、社会生活乃至精神与思想。信仰观念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其传播途径的宣传，使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传递的知识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日常生活的规则，如禁忌与行为规则、卜兆与人生轨迹的选择、行祭施禳等。
2、社会生活的观念与社会生活的规范，如社交心得、为人处事的原则、社会生活的经验等。
3、基本的道德构成与伦理秩序，如基本的礼仪知识、孝养思想等。
4、关于人生幸福的思想，如个人、家庭、家族的平安、丰衣足食乃至兴旺发达、子孙繁衍等传统观念。
5、关于免祸消灾、解难除厄、追求福报的思想。
敦煌社会信仰是全社会的和全体民众的创造，它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造，敦煌社会信仰与社会生活及生活中的民众密切相关，它的存在，不是个性的，大都是类型的或模型的。敦煌社会信仰在时间上具有传承性，在空间上具有扩布性；在地域上具有特殊性，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注意主流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以上大致回顾了有关社会信仰及敦煌信仰的研究成果，只是择其要者进行了粗略地列举和简评，这些研究主要是对敦煌佛教信仰及民间信仰等方面粗线条的勾勒和概括。唐宋时期敦煌民众的信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当时社会大众普遍信仰并接受的知识和思想究竟是怎样的以及这些知识和思想是如何影响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等问题至今仍未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因此，“敦煌研究必须从文献研究转向历史学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信仰的全景式考察，探讨影响当时整个社会的知识与思想，以及这些知识与思想对当时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敦煌社会信仰类文献
（1）金照光.敦煌の民――その生活と思想[M].东京：评论社，1972.
（2）游佐N.敦煌文献ょり见た唐五代にぉける民间信仰の一侧面[J].东方宗教，1981，（57）.
（3）高国藩.敦煌俗文化学[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4）颜廷亮.敦煌文化[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5）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M].学苑出版社，2001.
（6）李正宇.唐宋时期的敦煌佛教[J].//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368.
（7）杨秀清.唐宋敦煌地区的世俗佛教信仰――以知识与思想为中心[J].//项楚，郑阿财.新世纪敦煌学论集[M].巴楚书社，2003.
（8）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4.
关键词: 高中语文选修课“唐宋诗词鉴赏与研究” 唐宋诗词格律教学 基于问题的学习 “三部曲”
一、引言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学校应按照各个系列的课程目标,根据本校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需求,有选择地设计模块,开设选修课。对于模块的内容组合以及模块与模块之间的顺序编排,各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实施。课程的具体名称可由学校自定。”[1]以此为起点,我根据自身的研究经验和学生的学习特点,设计了高中语文选修课“唐宋诗词鉴赏与研究”。在这门选修课中,唐宋诗词格律教学作为最大的创新点,对教师的教学理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我认为,将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以下简称PBL)与唐宋诗词格律教学结合起来,不但能打破传统的唐宋诗词鉴赏模式的束缚,帮助学生积累最基本的唐宋诗词格律常识,了解了唐宋诗词悦耳动听、朗朗上口的原因,而且能激发学生诵读和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提升以自主阅读、自主探究为中心的终身学习的能力,建立起感性认知与理性分析并重的思维方式。
二、理论研究:PBL概述
PBL是建构主义视角下的重要学习模式之一。“建构主义思想肇始自皮亚杰、维果茨基和布鲁纳等心理学家或教育家,以及科学哲学等领域的诸多思想家,如今这一汹涌之潮,已经并正在猛烈涤荡和塑造着今天的教育”。[2]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情境”、“合作”、“对话”和“意义建构”。
(一)PBL的内涵。
关于PBL的内涵,国内外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同或相似的看法,现引述其中一种比较典型的观点:“基于问题的学习是由教师精心设计问题或者师生合作提出问题,以问题为焦点组织学生进行调查和探究,从而让学生了解问题解决的思路与过程,灵活掌握相关概念和知识,进一步培养学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中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最终形成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3]可见,PBL以问题为核心,以学生为参与主体,以教师为引导者,以学生合作探究、师生对话交流为主要学习途径,以培养问题意识、促进意义的生成与建构、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为目标。在PBL中,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到解决问题,整个过程始终强调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强调“问题”对意义建构的重要作用。
(二)PBL的实施模式。
根据PBL的首创者Barrows的研究,PBL的实施模式大致包括以下环节:1.组织小组;2.开始一个新问题;3.后续行动;4.活动汇报;5.问题后的反思。[4]
可以用图形象地来表示:
由图1可知,PBL的实施模式包含“一个中心、两个过程、三个控制点”。“一个中心”即以问题为中心;“两个过程”即解决问题的过程、综合能力(如合作能力、探究能力、创新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等)提升的过程;“三个控制点”即问题的提出、小组合作探究、评价与反思。
三、个案研究:唐宋诗词格律教学“三部曲”
我设计高中语文选修课“唐宋诗词鉴赏与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深入诵读、鉴赏和研究经典的唐宋诗词作品,增强学生的审美情趣、研究能力和古典文学修养,而且在于引导学生通过对自己的学习方法作出评价和反思,发现其中的优势和不足之处,为日后的大学学习奠定基础。上述PBL的内涵和实施模式为这一目的提供了良好的方法论依据,下面我以一次教学实践“唐宋诗词音乐感的形成方式”为例,阐述PBL在唐宋诗词格律教学中的应用,即唐宋诗词格律教学“三部曲”。
第一部曲:吟诵诗词,进入情境。
1.教学过程:(1)导入。我们以前学习唐宋诗词,似乎已经陷入了同一种模式,不论什么作品都分析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一般就是“知人论世―整体串讲―重点意象―鉴赏技巧―拓展延伸”。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和思维方式,回到语言最本真的状态,从音乐感的形成方式来欣赏唐宋诗词,看一看唐宋诗词读来为何会如此朗朗上口。这既是一次充满挑战的旅程,又是一次别样的诗意的旅程。
(2)问题1:从声韵的角度看,教师朗诵的诗词有怎样的特点?
教师有感情地配乐朗诵以下诗词:《渡汉江》(宋之问,五言绝句)、《赠刘景文》(苏轼,七言绝句)、《春日登楼怀归》(寇准,五言律诗)等。这些诗词的文本材料要提前印发给学生。
(3)学生带着问题自主朗诵。
2.解析:(1)第一部曲的导入语明确了本次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直接将创新之处展示出来。从音乐感的形成方式来欣赏唐宋诗词,是学生以前尚未接触过的新鲜事物,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问题1提出的时机是教师朗诵之前,重点是“声韵”,这启发学生在教师和自己朗诵时,注意感受诗词的音乐美,为之后的教学营造出一种和谐悦耳的氛围和古色古香的情境。
第二部曲:变换视角,合作探究。
1.教学过程:(1)教师结合下图,讲授四声与平仄的知识。
(2)根据座位情况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6人,合作探究以下问题。
问题2:请标出刚才朗诵的几首诗词的平仄,探究诗词平仄交错的规律。
问题3:请运用自己发现的平仄交错的规律,联系以前学过的对仗、押韵等知识,以杜甫的《登高》、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例,探究平仄、句式、对仗、韵脚在诗词中的安排范式及其对作者情感表达的作用。
各小组之间展开竞赛,看哪一组完成得又快又好,最后请每组选派一名代表上讲台与全班同学交流。
对于确实有困难的小组,要给予适当的点拨。
2.解析:(1)第二部曲作为本次课的主体,不是简单地把课堂全部归还给学生,任其自由发展,而是将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合作探究结合起来。四声与平仄的知识作为陈述性知识,直接运用讲授的方式即可。每组6人的分组方式、各小组之间的竞赛都是对学生合作能力的训练。教师的巡视走动,不但能收集学生的学习信息,及时调整教学方法,而且能与学生更亲近地交流唐宋诗词格律学习的心得体会。
(2)问题2和问题3的设计层层深入,环环相扣,与问题1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解决了问题2之后,问题3的解决才成为可能。问题3的难度比较大,教师可以先示范分析《登高》和《水调歌头》中的一两句,打开学生的思路。
第三部曲:自我反思,总结方法。
1.教学过程:请学生谈谈本次课学习的收获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教师首先讲解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一些补充和拓展;然后点评学生合作探究的过程,总结研究性学习的思路和方法;最后推荐相关阅读书目,如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概要,诗词格律十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等,供有兴趣的学生借鉴和参考。
2.解析:第三部曲是本次课的又一大亮点,体现了PBL与唐宋诗词格律教学的完美融合。“通过反思概括,将相关概念、具体技能、策略及当前的问题类别联系起来,学习者可以对这一问题形成更协调一致的理解,这对知识的迁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4]教师的补充和拓展,将引导学生的思维走向深刻;点评、总结和相关阅读书目的推荐,将促进学生更好地进行自主学习。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中语文选修课“唐宋诗词鉴赏与研究”与PBL相结合,不但符合语文本身的特性和规律,充分发挥了语文教育的有效性,而且更新了教师的教学理念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为教师和学生的长期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4.
[2]辛自强.知识建构研究:从主义到实证[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1.
[3]乔连全.论基于问题的学习[J].江西教育科研,2002,(4):8.
引言
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和诗文观是不断演变的，从追随何李，诗仿初唐，再到取法唐宋，倡言本色[1]。唐顺之在诗文中的历史成就是唐顺之诗文成熟的体现。作为明代中期的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唐顺之在古文诗歌以及时文上都有着极大的成就。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和经世的意识是复杂矛盾的，他的诗文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从唐顺之的诗文中可以体味不同的风味。对此，本文将进行详细的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分别从唐顺之的诗词和他所撰写不同形式的文章成就来进行概述。
一、唐顺之的诗词成就
唐顺之的诗歌内容以及诗歌的风格是伴随着唐顺之的生活阅历以及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唐顺之的早期诗歌创作中，诗歌的内容多为酬和之作，诗歌的风格所效仿初唐诗歌的风格，诗律精严，诗的风格清丽有幽逸冲淡之感。例如，出自唐顺之的《塞下曲赠翁东?侍郎总制十首》中的这四句“四月旌?出白狼，千山晴雪照油幢。预知水草军无乏，试辨风云虏欲降”，文笔张弛有度，诗律精严。
嘉靖初期，一批诗人欲开先河，从开始学习初唐的诗歌。在这样的背景下，唐顺之也开始学习初唐的诗歌，并且开始创作自己的风格。所以，唐顺之早期的诗歌中是带有初唐诗体的风格和韵味。唐顺之早期的诗歌章法很严谨。从他早期的诗歌中看出，唐顺之很少有五言的诗歌，除了少数几篇七言诗歌外其余的基本都是律诗。这主要是受到了唐顺之在早期学习初唐诗歌的影响。因为初唐的诗歌开始向律诗定型，因此唐顺之在这个时期也就开始创作大量的律诗。从唐顺之早期创作的诗歌语言来看，这些语言中还蕴含了初唐诗歌的痕迹，而且还主要集中在沈、宋身上。不过，唐顺之学习初唐诗歌那种华丽的语言也使得自己的真实情感受到了束缚。从唐顺之的一些优秀诗歌中可以看出他运用不同的艺术技巧游刃有余，而且还能真实的表现出自己的情感。例如唐顺之的《杨教师枪歌》中的“老杨自是关东客，短衣长躯枣红面。千里随身丈八矛，到处寻人斗轻健。谓余儒生颇好武，一揖滚滚发雄辩。坐惊平地起波涛，蠕蠕龙蛇手中现。拨开双龙分海嬉，攒簇两蛇合穴战。争先尽教使机关，缩退谁知卖破绽。”这首诗其实也就是写唐顺之自己，唐顺之是抗倭名将，枪法很准，这首诗里正表达了唐顺之抗倭的决心。
唐顺之文风的转变主要是受王慎中的影响，王慎中学习宋儒之书后因发现宋人文章之好开始学习唐宋的散文。唐顺之对宋代散文的追求也开始对宋儒之书。而唐顺之学术思想的转变也是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他的诗歌中除了体现了禅趣以外，其中还流露了唐顺之归于自然堂，闲适的思想。如《晓发喜峰》“客心流水与争驰，寒垒疏星度峡时。未返王孙犹草色，初来戍卒是瓜期。去乡?觉蝉声似，出塞方知马脊危。辛苦下情何计达，早年曾诵《采薇》诗。”
唐顺之在嘉靖十四年因为得罪张璁开始罢工归于田园，回归到自然中过着乡居的生活。唐顺之自己曾一度认为自己归隐后除了侍奉父母和兄弟闲谈之外也无他事可做。
唐顺之的理气诗一般都是和他的人生感受以及生命的境界相联系的，从理气的发展方向来看，唐顺之的理气诗是符合这个方向的。但是由于唐顺之在悟到本心之后很少作诗，因此唐顺之的理气诗的创作成就不高。
最后，唐顺之的诗歌还提倡本色，也就是符合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唐顺之强调诗歌见正面目则是本色，但是唐顺之也认为本色有高尚和卑下之分，不是所有诗歌表现出了真性情就是好诗。唐顺之强调文学的道德意义，他以维护道学的立场出发创作的本色诗都是信手写出，直接抒发自己情感的和他原来的理气诗中不掉不格有异曲同工之处。唐顺之还强调诗歌要冲破旧程式束缚，向自由的格式发展。而唐顺之这种无拘的表达方式对于传统的诗歌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的本色论不仅影响了公安派，也为后人开创了新的领域。后人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创作出各种新的诗文，赋予了文学界新的面貌。
二、唐顺之的散文成就
唐顺之的散文可谓是各体兼备，皆有可观者。唐顺之的碑传文中描写的人物栩栩如生，叙事的内容也十分详尽，故事的波澜起伏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唐顺之的碑传文还打破了以往泛泛铺叙描写传主人公履历的俗套，而是以体现人物的精神事件为主，在矛盾中描写人物，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其《周襄敏公传》中描写的周金处理兵变之事就表现除了传主临危不惧，随机应变的风度。
唐顺之的记叙文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他的《叙广右战功》是他的记叙文中最具有文学性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深得《史记》的精髓，以太史公的笔法描绘了沈希仪的战斗，塑造了一个英勇善战，胆识过人的大将形象。文章的以先声夺人和精炼的笔法描写了沈希仪经历的几个战斗，把沈希仪富有生气的大将之风生动的描绘在纸上。
唐顺之的尺犊序文主张本色，收发随心，有时候显得缺乏剪裁不够精炼。他尺犊序文有的谈的是学问，有的是说事议事，有的是抒感，思辨精深，笔调十分老辣。但是唐顺之的序和记诸文的遣词造句都是经过推敲的，具有艺术性。在他的《任光禄竹溪记》中，虽然题目是以“记”命题，但是它的内容却是以议论散文的形式出现。文章本应是为竹园作记，但是文章却是没有直接描写竹园的布局等，而是通过对竹子的品格和人物对珠竹子的态度进行描绘来赞扬主人公高尚的情操和品德。文章的结构十分严谨，层次分明，安排有度。
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和诗文观是不断演变的，从追随何李，诗仿初唐，再到取法唐宋，倡言本色[1]。唐顺之在诗文中的历史成就是唐顺之诗文成熟的体现。作为明代中期的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唐顺之在古文诗歌以及时文上都有着极大的成就。唐顺之的文学思想和经世的意识是复杂矛盾的，他的诗文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从唐顺之的诗文中可以体味不同的风味。对此，本文将进行详细的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分别从唐顺之的诗词和他所撰写不同形式的文章成就来进行概述。
一、唐顺之的诗词成就
唐顺之的诗歌内容以及诗歌的风格是伴随着唐顺之的生活阅历以及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唐顺之的早期诗歌创作中，诗歌的内容多为酬和之作，诗歌的风格所效仿初唐诗歌的风格，诗律精严，诗的风格清丽有幽逸冲淡之感。例如，出自唐顺之的《塞下曲赠翁东?侍郎总制十首》中的这四句“四月旌?出白狼，千山晴雪照油幢。预知水草军无乏，试辨风云虏欲降”，文笔张弛有度，诗律精严。
嘉靖初期，一批诗人欲开先河，从开始学习初唐的诗歌。在这样的背景下，唐顺之也开始学习初唐的诗歌，并且开始创作自己的风格。所以，唐顺之早期的诗歌中是带有初唐诗体的风格和韵味。唐顺之早期的诗歌章法很严谨。从他早期的诗歌中看出，唐顺之很少有五言的诗歌，除了少数几篇七言诗歌外其余的基本都是律诗。这主要是受到了唐顺之在早期学习初唐诗歌的影响。因为初唐的诗歌开始向律诗定型，因此唐顺之在这个时期也就开始创作大量的律诗。从唐顺之早期创作的诗歌语言来看，这些语言中还蕴含了初唐诗歌的痕迹，而且还主要集中在沈、宋身上。不过，唐顺之学习初唐诗歌那种华丽的语言也使得自己的真实情感受到了束缚。从唐顺之的一些优秀诗歌中可以看出他运用不同的艺术技巧游刃有余，而且还能真实的表现出自己的情感。例如唐顺之的《杨教师枪歌》中的“老杨自是关东客，短衣长躯枣红面。千里随身丈八矛，到处寻人斗轻健。谓余儒生颇好武，一揖滚滚发雄辩。坐惊平地起波涛，蠕蠕龙蛇手中现。拨开双龙分海嬉，攒簇两蛇合穴战。争先尽教使机关，缩退谁知卖破绽。”这首诗其实也就是写唐顺之自己，唐顺之是抗倭名将，枪法很准，这首诗里正表达了唐顺之抗倭的决心。
唐顺之文风的转变主要是受王慎中的影响，王慎中学习宋儒之书后因发现宋人文章之好开始学习唐宋的散文。唐顺之对宋代散文的追求也开始对宋儒之书。而唐顺之学术思想的转变也是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他的诗歌中除了体现了禅趣以外，其中还流露了唐顺之归于自然堂，闲适的思想。如《晓发喜峰》“客心流水与争驰，寒垒疏星度峡时。未返王孙犹草色，初来戍卒是瓜期。去乡?觉蝉声似，出塞方知马脊危。辛苦下情何计达，早年曾诵《采薇》诗。”
唐顺之在嘉靖十四年因为得罪张璁开始罢工归于田园，回归到自然中过着乡居的生活。唐顺之自己曾一度认为自己归隐后除了侍奉父母和兄弟闲谈之外也无他事可做。
唐顺之的理气诗一般都是和他的人生感受以及生命的境界相联系的，从理气的发展方向来看，唐顺之的理气诗是符合这个方向的。但是由于唐顺之在悟到本心之后很少作诗，因此唐顺之的理气诗的创作成就不高。
最后，唐顺之的诗歌还提倡本色，也就是符合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唐顺之强调诗歌见正面目则是本色，但是唐顺之也认为本色有高尚和卑下之分，不是所有诗歌表现出了真性情就是好诗。唐顺之强调文学的道德意义，他以维护道学的立场出发创作的本色诗都是信手写出，直接抒发自己情感的和他原来的理气诗中不掉不格有异曲同工之处。唐顺之还强调诗歌要冲破旧程式束缚，向自由的格式发展。而唐顺之这种无拘的表达方式对于传统的诗歌来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的本色论不仅影响了公安派，也为后人开创了新的领域。后人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创作出各种新的诗文，赋予了文学界新的面貌。
二、唐顺之的散文成就
唐顺之的散文可谓是各体兼备，皆有可观者。唐顺之的碑传文中描写的人物栩栩如生，叙事的内容也十分详尽，故事的波澜起伏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唐顺之的碑传文还打破了以往泛泛铺叙描写传主人公履历的俗套，而是以体现人物的精神事件为主，在矛盾中描写人物，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其《周襄敏公传》中描写的周金处理兵变之事就表现除了传主临危不惧，随机应变的风度。
唐顺之的记叙文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他的《叙广右战功》是他的记叙文中最具有文学性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深得《史记》的精髓，以太史公的笔法描绘了沈希仪的战斗，塑造了一个英勇善战，胆识过人的大将形象。文章的以先声夺人和精炼的笔法描写了沈希仪经历的几个战斗，把沈希仪富有生气的大将之风生动的描绘在纸上。
唐顺之的尺犊序文主张本色，收发随心，有时候显得缺乏剪裁不够精炼。他尺犊序文有的谈的是学问，有的是说事议事，有的是抒感，思辨精深，笔调十分老辣。但是唐顺之的序和记诸文的遣词造句都是经过推敲的，具有艺术性。在他的《任光禄竹溪记》中，虽然题目是以“记”命题，但是它的内容却是以议论散文的形式出现。文章本应是为竹园作记，但是文章却是没有直接描写竹园的布局等，而是通过对竹子的品格和人物对珠竹子的态度进行描绘来赞扬主人公高尚的情操和品德。文章的结构十分严谨，层次分明，安排有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