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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的价值范文

时间:2023-07-04 16:01:02

序论:在您撰写乡村文化的价值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乡村文化的价值

第1篇

关键词:苏南地区;乡村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估;开发利用

中图分类号:F327.9;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4)20-5049-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4.20.074

The Value Assessment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Tourism Resources

of Southern Jiangsu

WANG Zhi-min1,XIE Yuan-fang2

(1.Tourism Department of Zhenjiang College,Zhenjiang 212003,Jiangsu, China; 2.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13,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urbanization, fierce social competition, rural culture gradually attrac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Southern regions in Jiangsu province with its unique historical features and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rural and cultural tourism is developing rapidly. Both rural 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are inseparable. Tourism resources of Sunan rural culture should be mutually developed and utilized. The overall planning idea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local culture should be adhered to as the core region. Construction of rural and cultural tourism facility should be enhanced. Multi-leve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should be emphasized.

Key words: Southern region of Jiangsu; rural culture; tourism resource; value assessment; development

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人对静谧和谐的农村田园生活产生向往,乡村旅游随之产生。乡村旅游在提供自然景观享受的同时,能够提供一个集舒适性、娱乐性于一体的旅游产品,正好弥补了在繁华城市生活或者工作的人们的需求,因此能快速崛起。乡村旅游之所以能够发展如此迅速,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城市生活的;乡村旅游独有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乡土文化。世界旅游组织将文化旅游排在21世纪五大时尚旅游产品的第二位,仅次于海洋旅游,即可见文化在旅游业中的重要性。

近些年来江苏省苏南地区的乡村旅游创造性地提出了农家乐、农业生态园等旅游模式,发展迅速。与此同时,苏南农村的外界环境和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原有模式下造成的环境污染正逐步减少,经济的生态化、科技化加强。独特的江南水乡文化促进了苏南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断提升,但由于苏南乡村旅游缺乏总体规划,旅游特色不强的问题仍普遍存在。如何抓住国家加强新农村建设这一机遇,将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资源结合起来,提供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对苏南乡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更好地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12]。

1 苏南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

苏南是指江苏省南部的地区,包括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组成部分,自古便有“鱼米之乡”和“人间天堂”的美名。苏南地区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别是水乡文化吸引着来自各地的人们,近年来,苏南地区加大对乡村旅游业尤其是挖掘水乡文化资源的投入,从建筑、饮食、文化、精神、制度等层面着手,展开形式多样、内容新颖的乡村旅游模式,给苏南地区的旅游业带来了新的生机。

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分类方法有很多,根据研究的需要,依据乡村旅游资源的不同层次按照三分法进行划分,将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分成乡村物质文化、乡村制度文化和乡村精神文化三大类旅游资源。

1.1 乡村物质文化旅游资源

乡村物质文化旅游资源是乡村文化最直接的载体,表现在乡村的建筑、各种工艺、技术等一系列具有可视性、可触性的产品,如乡村田园景观、建筑特色、饮食文化、手工艺术品等。乡村田园景观中,苏南地处“长三角”的核心区域,介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形成了大量的平原和洼地;苏南地区有一定的山丘地带,出现了大量的茶园、瓜果园和花卉园,形成了一种恬静而和谐的乡村韵律。在乡村建筑上,苏南乡村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雅致、清秀的风格,大多数依水而建,再加上青翠的树木林立两旁,村舍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苏南地区水产丰富,农作物品种繁多,其中以苏南船菜最具地方特色。就饮食文化而言,苏式糕点也非常出名,故有“春来酒酿饼;夏来薄荷糕;秋食酥皮月饼;冬则麻酥糖”之说。苏南地区的茶文化也极为讲究。如今乡村手工艺品越来越受到大众喜爱,苏南地区的手工艺品种类繁多,技艺精湛,不胜枚举,代表性的就有苏州檀香扇、宜兴紫砂陶、无锡泥塑工艺品以及苏绣艺术品等。

1.2 乡村制度文化旅游资源

乡村地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民俗习惯和礼仪规范,这些传统的礼仪制度虽带有传统的封建色彩,但却也足以代表一个区域的特色,可以成为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如乡村权力制度、礼仪制度以及空间规划制度等都能体现一个区域特有的风采。为了加强地方凝聚力同时防御外敌,一般会建立地方性的制度规范和权力组织,游客通过对权力制度的感知,能够体会到乡村的凝聚力与亲和力,加强对现代社会制度的理解和认知。在苏南地区,礼仪文化也很受重视,每一种礼仪基本都有完整的程序和要求,如苏州旧式婚俗礼节就有“六礼”之说。在乡村空间规划布局上,每个地区也独具特色,苏南乡村大多为临水型,大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置身其中,处处可感受到乡村的和谐与宁静。

1.3 乡村精神文化旅游资源

乡村精神文化是其他乡村文化存在的支撑,是乡村居民价值观的体现,是一个群体性的情感反应,它通常通过乡村节日文化、乡村家庭生活、乡村艺术文化得以体现。乡村节日文化是苏南文化旅游资源中极具特色的一种表现形式,苏南地区的春节、端午等节日的表现形式也极为丰富,端午龙舟竞赛等,节目丰富,受人欢迎。其他诸如祈求丰收和好运的传统习俗,至今仍在沿袭。乡村家庭文化生活作为一种个性文化,包括家庭的娶妻嫁女、一日三餐、相互关系等,在苏南乡村家庭组成趋向于小型化,在这种家庭模式中,游客能够感受到亲情的温馨以及家庭和睦的重要性[3]。苏南地区物产丰富,自古就养育了众多的文化艺术名人,江南四大才子、草圣张旭、民间音乐家阿炳等都出生在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古老的民间传说,传统的舞蹈杂技等,都能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2 苏南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评估

在对苏南乡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价值评估时,应遵循三个方面的原则:客观性原则,即在对乡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评估时要做到实事求是;系统性原则,即在进行评估时,要做到不重不漏,要综合考虑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自然、经济、社会影响;典型性原则,即在进行价值评估时,如果只考虑全面性原则会导致效率低下,因此评价时对某些特点应进行高度概括。在具体开展价值评估时,应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两个方面展开。

文化价值是人们在感受乡村文化旅游的过程中,在精神、心理方面产生的认知的提升和同感上的满足,包括观赏带来的愉悦感。令人拍案叫绝的剪纸艺术、惟妙惟肖的画像、玲珑剔透的石雕,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些让人感受愉悦的作品,不仅表现在形式上,更在于其蕴含着人们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苏南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无不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干。

对于苏南乡村文化的认知,更多集中在其文化价值方面,对于其经济价值的挖掘,是近些年来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反映在乡村旅游和旅游商品两个方面。乡村旅游以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来游客;苏南地区的乡村旅游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以及外商投资下发展迅猛。游客到乡村旅游,在游玩的同时也会购买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苏南地区的苏绣、紫砂壶等尤其受人喜爱。以位于张家港市南丰镇的永联农耕园为例,其年均接待游客18.5万人,2014年“五一”当日更是突破了万人大关。品种繁多的地方性特产也空前畅销,年销售收入可达17 200万元。原来的荒地现在成了旅游景区,带动农民就业的同时,也为当地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收益。可见,乡村文化资源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3 苏南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苏南地区除了自身条件优越外,还由于其紧靠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城市旅游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在某种程度上,乡村文化旅游又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比城市旅游更具吸引力。

3.1 苏南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良好基础和优势

苏南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较早,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较快,2013年全省30个最具魅力休闲乡村有13个在苏南,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绝大部分也集中在苏南。除了先发优势,苏南地区对旅游产品的定位也要高于其他地区,一些旅游景区在开办之初就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在旅游产品的策划中设计了一些游客可以亲身参与、亲自动手的项目,这些都得到了游客的高度评价。当地人们对苏南地区文化的认同也是其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早前无锡市提出要建立一个集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景区,这些观点也都是建立在人们对苏南地区文化高度认同的基础上。庞大的农业从业人员也为苏南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基础,正是有了这些从业人员的努力和支持,苏南乡村文化旅游资源才得以不断开发和发展。

3.2 苏南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

乡村文化旅游主要包括文化观光型和文化体验型两种模式。文化观光型模式主要提供田园景观、手工艺产品、农产品等的观赏性活动,如观光园、民俗风情园等,这也是苏南地区在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前期开发的主要模式。苏州旺山建立了生态农庄,无锡雪浪山建立了生态景观园等观光休闲型农庄,但这些休闲农庄大多数还停留在“看”的层面,内容形式比较单调,对游客的吸引力也渐渐有所降低。文化体验型模式注重游客的亲身体验,主要有游客进入农家体验农家生活、亲手制作手工艺产品等,这种模式能给游客更高的客户体验和满足感,渐渐成为农村旅游的发展新趋向。在苏州镇湖旅游区,游客们可以亲自动手向当地人学习刺绣;在无锡太湖花卉园,可以体验插花、采茶制作等,这些活动集观光、体验于一体,参与性强,更能吸引游客。

3.3 苏南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不足之处

近些年来,苏南地区旅游人数不断增加,旅游区的开发种类也越来越多,但由于缺乏系统性规划,文化产品的建设、观光层次的设计和产品的文化特征难以充分体现,大大降低了对游客的吸引力。如一些景区虽已开发,但未结合自身的特殊历史背景,只是简单跟风设计,致使景区的同质性越来越严重。苏南地区的农业生态园虽受人欢迎渐成特色,但由于在同一城市中项目重复建设,以至于客流量被大量分散,各景区的联合效应被削弱。

苏南乡村文化旅游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还表现为文化深层次挖掘不够,经营方式较为粗放。苏南地区的先辈们创造了一系列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大量的古迹,这无疑是当地的一笔无法替代的巨大财富,但就目前的发展来看,苏南地区历史文化的发掘力度还远远不够。这与当地在开发旅游资源时粗放式的经营方式有一定的联系,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过度重视规模化,缺乏对质量的重视,一味地追求发展速度,必然会忽视对文化的深层次挖掘。

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缺乏,对乡村旅游认识存在误区也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一大不足之处。一些乡村旅游区大肆置办娱乐设施,修建现代星级宾馆,使当地居民的私人生活空间缩小,生产和生活秩序受到影响;另有部分乡村居民为提高生活水平将特色化的传统民居改建成华丽洋房,使乡村特色逐渐消弭。旅游服务中,由于许多从业人员为当地居民,未经过专门的培训,在与游客相处方式上、语言交谈上主要以当地的习俗为主而忽略了不同地区人们的习俗差异,与游客的心理预期存在一定差距。这种情况破坏了乡村整体形象,降低了乡村景观美学价值和外部吸引力,对农村旅游的长期发展不利。

4 苏南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策略

随着乡村文化在旅游中的运用越来越多,各种问题也日渐显现,在苏南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要遵循系统规划和地域特色相结合的要求。苏南乡村文化旅游极具发展潜力,应通过确立优势互补、整体推进的规划思想,坚持以“地域乡土文化”为核心,加强乡村文化旅游设施建设等措施来加强苏南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4.1 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原则

在开发文化旅游资源时首先要把握系统规划的原则,也就是在进行旅游景区规划时要有一个宏观的指导,保证各个景区服从系统的整体性规划要求,各个景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能够协调动作。在进行系统性规划时,要考虑到乡村文化与生态协调发展,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不可避免地会给乡村生活带来一些影响,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乡村旅游与乡村生活的相互影响,发挥乡村旅游带给乡村生活的积极作用。在进行系统性规划时,必须结合旅游区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情况,减少对乡村固有特点的破坏,更好地将情与景相结合,发挥地域文化特色[4]。另外,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中要最大程度地争取乡村居民的支持,并对其进行培训,让乡村文化旅游也能够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同时,让当地居民参与到乡村文化旅游的建设中,以建设出更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区。

4.2 苏南乡村文化资源旅游开发潜力分析

从旅游资源角度进行分析,以苏锡常三市为例,当地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资金投入也很充裕,这些都为苏南乡村文化资源旅游开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其次,从发展角度对乡村旅游进行分析,乡村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是建立在人们对城市生活方式日渐厌倦,渴望寻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因此,乡村文化旅游最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旅游形式。苏南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稍加深入挖掘,再加以丰富的文化旅游产品来提升当地旅游的吸引力,必然会使苏南乡村旅游文化蓬勃发展。

4.3 优化苏南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基本对策

4.3.1 确立优势互补、整体推进的规划思想 苏南地区经济发达,但各地乡村旅游无统一管理,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布局和整体规划,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导致投资项目存在跟风效应,各地景区设计相似性高。应通过打破地域限制,注重区域产品整合,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加强统一规划,实现整体有序发展。

4.3.2 以“地域乡土文化”为核心来开发乡村文化旅游资源 在进行文化旅游产品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时,应考虑到乡村文化的地域性,培育核心乡村旅游主题项目,开发衍生旅游产品,营造景区大环境,提高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层次,对于各地不同的名人风格要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景区。苏南地区既能培养出全国富商,也能诞生举世文豪,苏南乡村文化旅游开发中如果能够将这两种“冰”与“火”的特征结合起来,则能开发出独具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给游客一个全新的感受。

4.3.3 加强乡村文化旅游设施建设 人们在感受乡村文化,感受当地特色风俗的同时,也需要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因此在开发乡村文化旅游资源时还要加强硬件设施的建设。重点建设好生态旅游停车场、大型游客中心、生态游步道、生态旅游厕所等。在保证原生态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但并不是要求进行原始化建设,而是应考虑到游客的不同需求,建设游客满意的文化景区,提高游客的满意率和返游率。乡村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乡村在发展中切不可盲目模仿大城市而丢弃自身的原有特征,在文化旅游设施建设中要做到乡村化与城镇化相结合。

4.3.4 在进行乡村旅游规划时要坚持多层次性综合开发 在乡村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中,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导向的作用,开发出具有乡村文化内涵的、游客喜爱的旅游产品,通过有效探索商业模式,多渠道、广角度推介旅游市场,实现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双赢;另一方面要注重乡村文化的多层次综合开发,加强客户满意程度[5]。如乡村文化中农家菜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但在开发农家菜时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人们口味上的区别,有所保留,有所创新,在保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满足现代人的饮食需求。在旅游商品方面,要注重当地工艺品的开发,在传统服饰的制作上可以让游客参与到创作过程中,在乡村制度方面要加强与游客的沟通,制定便于与游客交流的制度,提高游客的参与度。关于当地特色节庆也可以发展成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活动项目并加强宣传工作,吸引各地游客,提升当地经济和社会效益。

4.3.5 加强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 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基层工作者很多都是由农民组成,他们在与游客的交流方式上还存有不足。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尽可能地减少服务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才能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对于那些负责景区规划的管理人员,则可以通过研学合作的方式,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为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保障。

5 结语

乡村文化作为吸引广大国内外旅游者的珍贵旅游资源,值得大力开发。在保持乡村旅游资源乡村特性的基础上,要充分挖掘具有本土特色的旅游资源,进行系统性规划和深层次开发,构建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机制,倡导当地全民参与,充分发挥当地旅游组织的积极作用。在保护当地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建立种类丰富的乡村文化旅游模式,促进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湘辉,刘凌凌.浅议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的良性互动[J].价格月刊,2008(12):48-50.

[2] 李 霞.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郑州为例[D].河南开封:河南大学,2013.

[3] 邓燕萍,刘克纾.乡村文化意境与乡村旅游产品营销[J].井冈山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85-87.

第2篇

来到尧治河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条幅:过去靠精神,现在靠发展,未来靠文化。固然,条幅中的有些提法还可以商榷,但其透露出的文化意识、弘扬的文化情怀、彰显的文化态度,是令人钦佩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世界性的发展潮流,那就是文化地位和作用在全球的凸显。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效诠释了尧治河村之所以能够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原因――既保留了绿水青山,又赚得了金山银山,成为大山里幸福村的典范。在尧治河村的参观考察中,我们被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尧文化在尧治河村的保护、传承和复兴所深深折服,被传统文化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价值所打动。

伴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人们越发意识到“我是谁”的重要。在尧治河村参观“农耕博物馆”时,我们对其所展示的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对其所彰显的地方文化自豪感所感动,深刻体会到尧治河人对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重视和弘扬。事实上,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眷顾,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成为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大众的文化认同基础,越来越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现代中国人的底色。近年来,有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新农村,有着青山绿水的新农村,不仅留住了“乡愁”,使“美丽中国”染上中华文化特有的色彩,还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传承了中华文化的根脉。

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只有历经时代风云的激荡锤炼和文化洗礼的精神凝聚,才能托起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精神发展的高地。环顾全球,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则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还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扬,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事实上,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既坚守本根又与时俱进,从而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并通过一系列无愧于历史和世界的辉煌的文化经典展示出来,更经由百姓日常的点滴细节得以传承。如传统节日氛围的营造,家风的传承和家谱的续写,以及乡贤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发挥等。

当然,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文化传承要讲究方法。所谓“古为今用”,这需要眼光和视野及其高远的洞察力,更需要所倡导的基于现代立场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尧治河村的发展实践再次表明。传统文化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重要资源,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弘扬,在尧治河村的“中国梦”的实现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事实上,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并未成为“过去”,它也不是静态的“博物馆”式存在,而是日渐成为我们健全机体的灵魂和血肉,从而支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地基,不断丰富着中国当代文化的内涵。

第3篇

关键词:传统村庄;建筑;传统民居;文化;南宁

1 前言

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对人类建筑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人们,都会尽量利用本地的天然建筑材料,创造出适应本地自然条件的建筑形式。同时,建筑也包含着历史进程中的文化积累,在它的形式中,总是体现出某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和审美观念的影响。于是,建筑(特别是民居建筑)成了一种带着地区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文化景观。

南宁市六县六区内目前保留了壮、汉、苗、瑶、侗、仫佬族等种类丰富的各族民居。这些丰富的民居建筑共同构成了南宁市传统民居建筑的整体,集中反映了其丰富多样的建筑文化类型。南宁传统村庄不仅见证了南宁市在不同年代的发展痕迹,也见证了南宁乃至广西大部分城镇发展的痕迹,从中可以了解不同地域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宗族制度、教育制度、经济制度、、匠作文化等意识形态,同时也能了解当地特有的民族风情或居者的情趣。

2 天人合一的空间意识

2.1规划布局与环境融为一体

南宁的传统村庄素以山水竞秀而称奇。村庄的环境布局除了有较好的植被环境外,还与村庄地形、水文、土壤、朝向有较好的融合,大多具有枕山面水、坐北朝南的“风水”特征,而民居建筑也均有开窗见山,槛外是水,家家户户山水相伴的典型生态特征。另外,南宁自古就是以农耕稻作文明的社会,自然会选择在能够种植作物的地方生产和生活,因此也形成了山包村、村包田、田包水的用地布局模式(如表1所示)。

具有枕山面水、坐北朝南、土层深厚、植被茂盛等特点的村庄有着显著的生态学价值:枕山,既可抵挡冬季北来的寒风,又可避免洪涝之灾,还能借助地势作用获得开阔的视野;面水,既有利于生产、生活、灌溉、养殖甚至行船,又可迎纳夏日掠过水面的爽爽凉风,调节村落小气候;坐北朝南,既有利于村庄民居获得良好的日照,又有利于南坡作物的生长,深厚的土层,有利于耕作和植物生长;良好的植被,既有利于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有利于调节小气候和丰富村落景观,还能为村民生活提供必要的薪柴。总之,南宁传统村庄的选址基本遵循了风水理念,空间布局也达到了与山水环境相得益彰的和谐共生法则。

2.2村庄随地形灵活布置

南宁的先人在村庄建设时十分重视审查地理形势,善于利用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地安排村庄的格局。山地村庄受环境的影响所表现出来的两种布局格式:一种是村庄沿等高线的变化呈内凹的弯曲形式,多位于山坳,具有向心、内聚的感觉,可借助山势作屏障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一种是村庄沿等高线呈外凸的弯曲形式,多位于山脊,具有离心、发散的视野开阔感觉。水乡村庄形态基本上取决于河道的走向、形状和宽窄变化,随弯就曲,遇水搭桥,表现出丰富的景观效果和生动的环境意象。平地村庄受自然地势的制约较少,表现出比较规整方正的布局,出现了界墙、街道、店铺、院落等。因而独特的地域环境,造就不同的空间布局,形成形式多样、灵活自由的村落景观意象。

3 淡于宗教的人本思想

人本思想是与神本思想相对而言的,强调的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来看待和思考一切问题。崇理的儒家精神塑造了中国人偏于宁静、安详、含蓄、内敛的民族性格与心理气质,表现在建筑上则是建筑具有极强的世俗性和现世性。一般而言,不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因素的不同,其村庄和建筑的布局与形态也会有所差异。

南宁市的传统村庄居住有壮、苗、瑶、侗、仫佬、毛南族等民族,主要为壮族。但是,大部分地区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大,民居建筑形式和类型大都打上了汉族的烙印。当然,也存在一些具有与当地自然特点与人文风俗相对应的建筑空间形式。这种建筑中有些为少数民族当地土生土长的建筑形式,如干阑建筑形式;有些是少数民族建筑与汉族建筑特色相互融合而成的建筑形式,如厅井式院落,这种院落的形成就是人们为了适应南方夏热多雨的气候特征而所作的改变,这种改变体现了人们享受生活的现实情怀,弥漫这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

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与耕作方式也是影响南宁传统村庄分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迁徙和耕作同样也是以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汉族自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由于屯兵与巩固政权的需要,通常耕种平原地带的肥沃良田;壮族是南宁的土著民族,也是南宁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历史上曾经实行土司制度,他们也大多耕种山下肥沃的良田;而苗、瑶、侗等其他少数民族则大多迁至大山区开挖梯田而耕种。因此,形成了“高山瑶,半山苗,汉人住平地,壮侗住山槽”的格局。

4 凸显等级的礼乐精神

儒家的礼乐观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孝悌是礼乐的基础,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为之有也” (《论语》),所以直接肯定君臣之道外,更把它的理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关系中去,强调父子、兄弟、夫妇、男女、长幼的尊卑秩序,对于中国的住宅有深刻的影响。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大都以血缘为基础,因此,村落便成为以血缘为基础聚族而居的空间组织。在南宁传统村庄中,最重要的宗族建筑是宗祠,因此,村庄空间多表现为以宗祠为几何中心或“心理场”中心展开布局。宗祠成为村落景观的焦点和醒目标志。

强烈的宗族观念使以家族的宗祠以及宗祠周边广场、戏台、学堂等为核心,宗祠及其周边区域成为南宁传统村庄社会、生活的中心,也是村庄布局的核心,形成了内聚向心的布局模式。另外,在一些具有较大宗族体系的村庄内,宗族选择居住的首要条件是居住地要有足够的空间,虽然风水说已经深入人心,但作为家族发展的空间大小却是放在首位的。所以,比较大的宗族体系多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宽阔地进行定居,而较小的宗族或分散的住户多布置在山谷或者山坡区域。

5 兼容并蓄的包容观念

5.1多元文化共融的聚居形态

南宁地区既延续着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和家族关系,又受到移民文化带来的影响,同时还保留着少数民族的若干文化印记。土著民族是留下古代文化遗址的古骆越、西瓯人的后代;移民大致由军事政治型和经济型移民为主。这种复合的文化形态必然产生独特的聚居形态,使南宁地区在村庄形态的总体构成上表达出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涵义。

5.1.1依山而建的壮族干阑建筑

壮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干阑建筑。壮族先民为适应炎热多雨、地面潮湿、瘴气浓重、猛兽横行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创建了干阑建筑。壮族干阑多选择建在依山傍水近田的缓坡或台地上,并连片建成村落,聚族而居,形成了奇特的聚落景观。

5.1.2建干平地的中原厅井式院落

以中原建筑为代表的传统民居建筑,起源于华北、华中平原地区。中原建筑集中体现汉民族的儒教文化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精华,产生出一系列诸如宫殿、寺庙、陵墓、园林、衙署、楼阁、民居等种类繁多的建筑类型。中原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传人广西后,为了适应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院落形式从四合院逐渐演变成厅井式院落,如图2所示。

5.1.3商住一体的岭南骑楼

岭南文化的传播也是通过人口迁移实现的,其代表建筑是骑楼。广东商人将岭南文化传播至广西,使桂东南地区的语言、风俗都接近广东,“粤化”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岭南文化成为桂南经济发达地区的主流文化。粤商大规模入桂,使城镇和圩市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商业系统。固定的商铺出现并交错连成街市,使城镇向商业型转变。

5.1.4欧亚混杂的南洋风格建筑

南洋文化首先影响的是广东省,然后伴随着岭南文化的传人而开始影响广西,以毗邻的地利之便和水运的通畅进入而且影响南宁,从而使今南宁市都受到南洋文化的影响。南洋建筑风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式殖民地风格建筑与岭南骑楼建筑的融合,它是欧亚混杂的“南洋”文化的重要表现,建筑学上称为“南洋风格建筑”。

5.2丰富的装饰文化

南宁传统民居鲜明的民族特点、浓厚的地域特色、优美的建筑装饰使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融合了雕刻、绘画等技艺,融合了历史、诗歌、文学诸方面内容,使得建筑的总体风格与自然、人文和社会达到和谐。同时,民居、山、水、竹、石、舟渡等互相映衬,就像一幅韵味无穷的山水画,体现了人们对祥和、安定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和品位。

第4篇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公共服务;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范畴,它以具有公共性的设施活动为基础,既具有表层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物质形态,又具有隐含其中的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和人文意蕴。[1]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就是面向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从新公共服务的视角来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主体和服务对象、基础设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文化发展政策将是理论探讨的重点。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来看,有关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议题应当被置于社会文明进程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背景之中。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维度

首先,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新公共服务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转变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呼唤公共行政的转向,并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2]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政府应当将公平、民主和服务的最大的满意度作为公共文化管理的目标追求。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和信息来了解公民的需求,以提高管理公共文化事务的效率,并通过互动的模式来鼓励市民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此对话与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与公众的长期的沟通,形成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结构,以设计和提供理想的文化产品或服务。

其次,新农村建设理论将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全新理论框架。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以确保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国家经济安全,是当今中国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认识和理解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战略现实。一方面,基于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实践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是一种理论创新,是在实践层面反映了客观需求。这是因为和谐社会取决于农村社会层面的良性协调。从过去到现在,尤其是目前存在的有关农民群体的深刻问题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所要面对的关键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及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农村居民应当在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中影响决策的制定,以便能最大限度的消除由失衡引起的社会问题,这也是现代的文明社会建构的基本追求。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维度

首先,公益性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特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取决于农民的文化权利,同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也取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巨大的“外部性”收益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失灵。此外,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社会,农村人口占多数,而且城乡发展不均衡。相对而言,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较为落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农村居民无法通过市场环境来满足其文化需求,他们更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公益性的文化服务。

其次,从公民权利来看,作为农民的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公共文化权利必须被同等对待。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均衡的为整个社会所享有,这意味着每个农村社区的居民都应同其他社区的成员一样,对于公共文化资源有同样的享用机会,并获得优质的服务。因此,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群众的需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文化发展战略规划、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时,应当着力思考农村社会的根本现实和问题,这样才能不断的打破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行政中存在的差别和不均衡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平性,而这也正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突破口与难点所在。

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构想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农业国际化和市场化的竞争日益激烈,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的公共服务对于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缩小城乡差距具有战略的价值和意义在此战略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上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府及农民的主体责任和角色的转变。

然而,就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来说,考虑到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将可能面对更多的困难,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其建设应当从战略的视角进行统筹和规划。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职能

在新公共服务理论下,政府必须把公民置于首要和中心的位置,及时了解并响应公民需求。与此同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结构,以及公共服务的方式、评价和判断标准等,不是由政府自己来决定,而是应当由公民来决定。正如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倡导者登哈特夫妇所强调的:“公务员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和驾驭社会。”[3]在此语境下,公共利益就应当是政府职能发挥作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政府行政的最高行动准则就应当是服务于公众。因而,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以公民为中心、为公民服务也就成了政府职能的主要取向,政府应当树立前瞻性的服务理念,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确保高效有序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陈亮.论公共文化的基本特性[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6):120.

[2][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第5篇

根据以上现状,笔者认为必须因地制宜,首先是政府要重视乡镇文化站的建设,建立健全乡镇文化站的功能,发挥乡镇文化站的作用,然后是文化站要从当地情形出发,制定乡镇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和活动深度,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乡镇党委政府要提高对做好基层文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领导,加强乡镇基层文化工作

有些少数乡镇党委领导,由于对做好基层文化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在不是经济条件制约的情况下,乡镇文化站及基层文化工作发展滞后。因此,加强乡镇文化站及基层文化建设,首先是乡镇党政领导要提高对做好文化站及基层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认识提高了,措施得力了,工作也就上去了。

二、乡镇文化站要保持与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及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的密切联系,对乡镇文化站的建设起行政及业务的指导作用

文化站也要积极配合上级举办的各种科学、艺术、文化节等活动,向上级反馈乡村文化活动情况,及时得到主管部门的指导,同时收集各种信息,进行必要的文化活动内容的调整与活动形式的更新,及时将外面先进的信息资源传递到乡村,使农民开阔眼界,拓展思路,与时俱进。

三、加强文化站队伍的建设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是做好文化工作的关键,乡镇文化站的文化员是弘扬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是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排头兵。首先要加强自身成员的学习和提高,积极参加上级文化部门举办的各类培训班、函授班及加强个人业务自修,不断学习,巩固和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业务技能水平。同时,要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结构,掌握先进的文化知识和农业科学技术,加强组织活动能力的培养,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使自己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科学头脑,使农民能信任自己,让他们产生亲切和依靠的感觉。只有这样,各种文化建设活动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四、狠抓村落文化建设

村落文化的建立是整体乡村文化建设最基础的单元,村落文化是沟通社会与家庭的桥梁,村落文化是农民学习和传播知识的理想场所,是培养四有新人的重要载体,村落文化的发展便于农民直接参与,增进人与人、家庭与家庭、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同时可以调动农民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的积极性,可以增进邻里之间的团结友爱,互相协作精神,是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前哨阵地。因此,乡镇文化站应随时与农民保持联系,了解农民的知识需求和精神需要。与农民一起根据当地的人文特点和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

五、企业文化的建设

应对企业文化与农村群众文化事业的繁荣起到积极的作用。企业文化和农村群众文化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乡镇企业的崛起及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必将有力地推动乡镇文化以至农村整个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站要利用文艺手段和方式,协助企业组织一定规模的业务活动和联谊活动,协助培训文艺人才,围绕企业文化开展宣传,扩大企业的知名度,使有关企业从中利益,乐于在经费上对农村文化事业作出反馈。这就为文、企双方长期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新农村整个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六、乡镇文化站要做伯乐,及时发现人才,培养村落中新的文化和科技带头人

文化站的成员不能呆在办公室里,必须保持走乡串村的良好习惯,甚至到田头地边去与农民交流,做农民的好老师和好朋友,激发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帮助鼓励村级文化室的建设,有条件的村要加大对文化室的投资力度,建力各类活动室,使农民有地方去,有地方学习。

综上所述:乡镇文化站是一种多层次、多视角、多文化的复合型基层文化单位。是一种以国办文化为主导,以精神文明为核心,以文化网络为布局,以文化设施为载体,以文化队伍为主体,以提高新农村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满足最基层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丰富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

第6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价值取向 阶段要求 内容方法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9.116

“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具体表现为世代相传的具有延续性、稳定性和独自特色的道德观念、民风民俗以及语言艺术等,包括:古诗文、曲赋、书画、武术等。

传统文化教育要按照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分阶段有序推进。

一、传统文化教育的阶段要求

小学低年级阶段(1―3年级),诵读浅显的古诗,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优美的语言;了解一些爱国志士的故事,知道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了解家乡的生活习俗;初步了解传统礼仪,学会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

小学高年级阶段(4―6年级),诵读古代诗文经典篇目,感知内容,理解大意,体会其意境和情感;了解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团结作出的牺牲和贡献;知道重要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家乡生活习俗变迁;尝试运用喜爱的艺术形式表达情感。

初中阶段(7―9年级),要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能力为重点,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诵读古代诗词,初步了解古诗词格律特点;阅读浅易的文言文,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欣赏品位;知道中华民族的重要史实和发展的基本线索,理解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学习临摹名家书法,体会书法的美感与意境;欣赏传统音乐、戏曲、美术等艺术作品;了解家乡传统习俗的文化内涵。

小学低年级主要以诵读了解为主,小学高年级主要以理解体会为主,初中阶段主要以感悟欣赏和体验为主。为了达到不同阶段的教育目标,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

二、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

中小学阶段的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3年级;第二阶段,4-6年级;第三阶段,7-9年级。

具体来说,小学阶段应该以传统启蒙教材和浅近的古诗词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在小学低年级,以养成儿童良好的习惯为目标,学习内容主要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为主,另外可适当选修适合学生身体发育特点的武术(其中必学“五步拳”)、绘画(折纸艺术)和音乐、书法等。在小学高年级,以掌握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感受祖国语言的优美和精致、增强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为目标。学习内容主要以“四书”为主,选择其中一些篇幅短小、比较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篇目。技能方面则以培养简单的动手模仿为主,如武术中必学“初级三路长拳”和“八式太极拳”,绘画方面以初级剪纸艺术为主,音乐方面以中国古典名曲欣赏与器乐演奏为主,以及简单的书法入门教育等。

初中阶段可以继续选读“四书”和诸子,尤其是一些古诗文名篇,如《道德经》《礼记》《庄子》《楚辞》《唐诗》等,让学生在诵读的基础上体味传统经典所具有的跨越时代的生命力,感受传统文化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感悟并了解传统的审美精神、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等,从而热爱经典,热爱经典诵读。技能方面也相应地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由模仿到初步的创新为主,强调协调、力度、准确性和美感。

三、方法措施

由于不同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而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应是分层推进、一脉相承的,因此,作为起始和衔接过渡阶段的小学一年级、三年级、六年级,初中七年级、九年级,就成为相应阶段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些时期的引导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口诵心惟,知行合一

传统文化的教育要遵循一定的方法,最主要就是引导帮助学生口诵心惟,学以致用,以实现修身养德、完善人格的教育目标。

以经典文本(即通常所说的古诗文)的教学为例。古诗文教学的主要方法就是引导学生口诵心惟,学以致用,也就是知行合一。诵就是把书背下来,诵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吟咏以声节之”,经典古诗皆能“和乐歌之”,这就是吟诵。而心惟就是思考,就是慎思明辨,切己省察。读了、背了、思考了,然后再去“笃行”,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经典教学要克服语文化倾向,即用教语文的方法教经典――以文本分析为主,强调字、词、句、段、篇的概括与理解,强调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否则必使经典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二)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要与学校德育、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

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善健全的人格。在具体操作中要克服传统文化经典教育德育化倾向,防止将经典教育变成空洞的说教,从而导致说与做相互脱节。

(三)注重学科渗透

经典教学还要倡导“学科牵手”,即将传统文化经典渗透在各学科之中,注重学科互相配合,牵手合作。比如,经典名句诠释政治哲理,古典名题丰富数学课堂,书法课引导学生拿起毛笔抄写他们最喜欢的经典内容,美术课引领学生用画笔再现经典诗词的意境(意象与情境)等。这一切,都将对中小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传统文化经典教育要根据学校实际,做到因时、因地制宜

1.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学校集体活动结合起来。根据学校实际开展“庆国庆经典诵读”“师生太极拳比赛”“学生汉字听写大赛”“课前经典诵读”等活动,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个别领导和部分家长、教师固有的“把时间用在无谓的活动上,难怪成绩上不去”的思想。学生快乐了、阳光了,学习上更有动力了,成绩自然就提高了;集体意识强了,凝聚力高了,自制力相应就好了,就不愁打架滋事违反纪律了。

2.利用校园广播传播传统文化经典。学校“校园广播”可设立“每日一歌”“经典诵读”“评书欣赏”等版块,其中“经典诵读”部分的内容与学生每天15分钟专门的经典诵读课内容、进度相一致,这样,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又使经典诵读落到实处。

3.还可结合农村地区的特点开设相应的地方课程,如劳动技术课中对农具的认识、园艺及传统编织技艺的学习等。

总之,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虽然来自过去,但对象却在当下,从所要实现的目标来说,则更是要面向未来。因此,找准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节点,高效利用其对农村中小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就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参考文献:

[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J].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10).

[2]张鹏举.应当正视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问题[J].中国教育报,2014(10).

第7篇

关键词:多元化;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文化

中图分类号:G5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1)10-0008-04

2001年,我国启动了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次课改必须从深层的文化层面对整个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文化进行重塑,才能保证新课程改革整体、持续、有效地推进。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是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场所,其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就在于民族文化、农村文化、贫困地区文化等地方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汉文化和世界普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课程也应当紧跟时代的潮流,借鉴多元文化背景下教育的先进理念,实现课程目标文化、课程内容文化、课程实施文化和课程评价文化的多元化。

一、课程目标文化多元化

课程目标在教育目标的四级体系中位于第三级,主要指各科类、各学科的教育目标。课程目标文化反映了课程在选择或建构文化的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适应21世纪的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多样化、多层次人才的需求,新课程倡导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课程目标体系,其本身就体现着多元的思想;而在三维课程目标的内部,也应当在微观的层面上体现出多元的思想。

1.知识与技能目标的多元化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中对知识与技能目标的要求是使学生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在知识方面,其具体内容《纲要》中并未明确提及;而在能力方面,则具体包括了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从宏观上看,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文化背景构成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民族文化,二是国家主流文化,三是世界各国的文化。从这三个层面,我们总结了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知识与技能的三个独特目标:①掌握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知识,培养学生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和谐共生的能力;②掌握国家主流文化――汉文化的知识,培养学生跨文化地适应主流文化的能力;③掌握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知识,培养学生批判地理解与欣赏异文化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的多元化

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之一是“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1]。这是从过程与方法的维度对新课程的课程目标文化做出了描述:由接受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由死记硬背转变为探究学习、由机械训练转变为体验学习。我们认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过程与方法目标,除了要遵循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外,还应当突出地方特色,重点推行合作学习和体验学习,以适应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特殊的多元文化背景。

合作学习一般都会采取小组合作的形式,具体步骤是:明确合作学习的任务,小组的分配,小组内的互动、组间互动和师生互动,总结与反馈。小组合作学习的关键在于小组的分配,应遵循“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即通过将不同性格特征、不同行为风格和能力水平不同的学生组合成一个小组,保证每个小组各方面的情况相当,减小各个小组之间的差距。体验学习是一个从直接经验中获取知识与技能、提升自我价值的过程――学习者亲身经历、体验某一学习情境,在这一情境中自主地反思客体、反思自我,进而把握事物与自身的关系,感受生命意义、提升生命价值。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多元化

情感、态度、价值观在心理学上是三个相互关联、逐步内化的概念: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身需要而产生的体验;价值观是一个人对客观事物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态度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新课程要求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法制意识,社会责任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新精神,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也是当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对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来说,他们所接触的多元文化,依据文化的内化程度可以分为自身文化和异文化两类。对这两种文化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情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两种文化,进而形成怎样的文化价值观,这是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文化重建的核心所在。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应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形成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二是形成对异文化理解和尊重、包容和接纳的态度,树立开放的全球意识和世界公民意识。

二、课程内容文化多元化

课程内容在我国指各门学科定的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以及处理它们的方式[2]。这一定义明确了课程内容的研究范围,包括对各门学科的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的选择――课程内容的构成,以及对这些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的处理方式――课程内容的组织。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内容文化的重建,应当实现课程内容构成和课程内容组织的多元化,体现出地方文化的特色。

1.课程内容构成的多元化

课程内容的构成从本质上说就是课程内容中包含了哪些文化。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在课程内容构成方面应该提倡多元化,将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国家主流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共同纳入课程体系中,实现课程“文化选择”的多元化。由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对基础教育课程内容进行选择时,除基础性、科学性、可教性、可学性等基本要求以外,还应当遵循以下的特殊原则:首先是价值性,即选择人类文化中最有助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形成跨文化交流的知识经验进入课程,以帮助他们应对现实社会与未来社会的挑战;二是开放性,即课程内容应呈现各种不同的文化,让学生从狭隘的文化视野中解放出来,以开放的胸怀去欣赏和接纳不同的文化;三是适应性,即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贴近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文化背景,符合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经验、兴趣和需求;四是公正性,即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力求科学、客观、合理,使所呈现的各种文化都保持其真实的面目,避免对异文化的偏见和歧视。

2.课程内容组织的多元化

在依据课程目标选择好课程内容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这些课程内容,使之成为一个合理有序的知识体系以利于学生的学习。课程内容的组织必须处理好三对矛盾:垂直组织(课程内容逐步加深的表达次序)和水平组织(不同学科课程内容之间的横向联系)的关系,逻辑顺序(依据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组织课程内容)和心理顺序(依据学生心智发展的程度组织课程内容)的关系,直线式(把一门课程的内容以环环相扣、直线推进、不予重复的方式进行排列)和螺旋式(把一门课程的内容以逐步扩展、螺旋上升、回环反复的方式进行排列)的关系。综合考虑这三对课程内容组织中的矛盾,结合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所处的特殊文化背景,我们提出了三种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作为参考。

(1)直线推进式。直线推进是一种最简单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即将经过选择的课程内容依照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依次排列,形成一个逐级推进的直线序列。

(2)核心辐射式。核心辐射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就是将课程内容分成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其余的文化知识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即由核心主题向外辐射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

(3)立体整合式。立体整合的课程组织方式是在核心辐射式的基础上,将各个知识单元依照一定的逻辑整合起来,形成一座立体的“知识大厦”,大厦中的各个单元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却又井然有序。

三、课程实施文化多元化

新的课程设计出来之后,必须付诸实施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关于课程实施的含义,目前在课程研究中比较流行的有两种观点:一是变革理论,认为课程实施是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因而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了课程实施中发生变革的程度和影响变革的因素上;二是持“大课程”观,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课程实施就是教学,教学包含了课程实施的全部。无论哪种观点,我们都不能否认,课程实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种镜式的反映,变革和教学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实施者的课程理念和工作风格――这就是所谓的课程实施文化。

1.变革模式的多元化――合作的课程变革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课程变革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课程变革涉及了多方面的因素,不仅包括了新课程的设计者、决策者,还包括了课程变革的执行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而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所进行的课程变革,受民族文化、农村文化和贫困文化的影响,其过程更比一般地区复杂得多,这就需要课程变革兼取众家之长,以更为综合的方式――合作的方式来实施。这种合作的课程变革是一种策略,以寻求教育系统之内以及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全面合作。

传统的课程变革是一个由外部专家(主要指课程专家和教育行政人员)规定,然后传递给教师,再由教师传递给学生的一种方式。显然,在这样的变革系统中,相关因素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单向度的线性关系。课程成为了外在于课程变革体系的附属品。而在合作的课程变革中,没有人掌握标准答案,也没有人是绝对的权威,每个人都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贡献自己的意见。这意味着合作的课程变革不仅需要外部专家的领导,更需要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参与,形成一个以课程为核心的相互关联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课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交往互动的,外部专家和家长作为课程变革的合作伙伴,也共同促进着课程品质的提升。

2.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多语多文型“双语教学”

多元文化思想要求平等地对待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要实现这样一种“平等”,就必须实施双语教学。可以这样说,未来的学校课程将会是多元文化课程,而双语教学,无疑是未来国际社会多元文化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受到了来自国际的多元文化的挑战,于是,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双语教学中渗透国际语言――英语,发展民、汉、英的多语多文型“双语教学”就成为了新课程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推行的当务之急。

“多语多文”中的“语”即语言,是人们以语音为基础的交际工具;“文”即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我国的民族教育学中,双语教学是指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汉族语言文字相结合来实施的一种学校教育教学的方式;而在我国的大部分城镇学校,双语教学中的“双语”一般指汉语和英语。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也应当顺应这一多元文化交融时展趋势,将英语这一国际语言纳入双语教学的体系中,大胆创新、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多语多文型“双语教学”的策略,使双语教学由传统的双语双文逐渐走向多语多文――民族语言文字、汉族语言文字和英语言文字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四、课程评价文化多元化

毫无疑问,课程是文化关涉的;课程评价作为课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自然也会涉及文化,课程评价文化体现了对课程的批判和反思中的价值取向。通过课程评价,人们可以揭示课程的实施效果和文化价值,为课程进一步的调整与改进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课程评价是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基本要素构成的,要重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评价文化,就必须从这几个要素入手,实现课程评价主体、课程评价方式、课程评价标准的多元化(课程评价的客体是既定的,本文主要涉及的是教师、学生、学校、教材这四个评价客体)。

1.课程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评价主体是评价活动中人的因素,在课程评价活动中,进行评价的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称为课程评价的主体。课程评价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评价技术与方法,评价的整个过程都渗透了评价主体的情感和价值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评价主体有着不同的社会需求,他们在考察评价对象时往往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单一的课程评价主体会导致课程评价的单一文化取向,既不利于课程评价的客观与公平,也不利于课程评价的民主化。在多元文化结构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我们应当倡导多元的基础教育课程评价主体,鼓励学生、教师、教育行政人员、课程专家和家长以适当的形式参与到课程评价的整个过程中,建立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交互作用的课程评价体系。

2.课程评价方式的多元化

传统的课程评价注重的是课程目标的达成程度,即终结性评价。由于课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即课程的各个要素总是变化发展的,因而,单一的终结性评价是不能反映出评价对象发展变化的过程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更是有其独特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进行评价时,首先进行诊断性评价,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整体概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以便进行后续的正式评价;然后再从课程开发到课程实施的整个过程对各个课程要素进行全面的评价,随时发现课程进程中的各种问题,随时加以纠正和改进,这就是形成性评价;最后就是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各方面达成目标的程度作一个终结性评价,了解新课程对地方的适应性程度。只有将这三种课程评价方式结合使用,才能准确、公正地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做出评价,保证评价结果的效度和信度。

3.课程评价标准的多元化

课程评价中内在地包含着一定的标准,标准是对课程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尺度和界限。课程标准是课程评价方案中的核心部分,反映着人们对课程的价值认识,对被评价者具有指向和引导的作用。因而,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要想培养出多元的人才,就必须制定多元化的课程评价标准,引导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逐步接近多元文化的要求。具体说来,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评价的学校评价标准应包括学校的发展目标、学校的发展能力、学校发展的自我保障机制和学校的发展成效四个方面;教材评价应侧重其适应性标准;对教师应从专业情意(专业道德和专业态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三个维度进行评价;而学生评价则应当参照多元化的课程目标来制定标准。总之,只有实现课程评价标准的多维度、多视角,才能促进课程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EB/OL].中国教育报(网络版),2001-7-27.

[2]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06.

Diversity and Rural Basic Education Culture in Poor Ethnic Region

JIANG Shi-hui & TANG Ying-y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