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4 16: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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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和《办法》共规定了六种外资金融机构的形式，其中属于外资银行的有：
（1）外国银行分行，这是外国银行在华设立的分支机构，从数量上看占主要部分。
（2）外国银行代表处，指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获准设立并从事咨询、联络、市场调查等非经营性活动的派出机构。因为其所从事的主要是非经营性活动，对其监管比较简单，本文不予讨论。
（3）中外合资银行，指外国金融机构同中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合资经营的银行。
（4）外资银行：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总行在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银行。从《条例》对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者的条件要求来看，[注释]此处的外资银行应理解为外国金融机构在华投资设立的子银行，也有称为附属行的，为和标题中的总称外资银行相区别，本文将此类银行称为外资子银行。
从这样四种形式来看，对其管理均涉及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这个问题极为复杂，即涉及到技术问题，也涉及国际间的协作问题。本文拟首先讨论近年来国际间所确立的对于跨国金融机构（主要是跨国银行）的监管合作原则，然后再分析其在我国的适用。
一、对跨国银行的监管原则
跨国银行是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各国一般普遍接受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在其提交的《世界发展中的跨国公司：第三次调查》中下的定义：“跨国公司是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它在一个决策体系下经营，各实体间通过股权或其他形式密切联系”。跨国银行在本世纪发展迅速，各国对它的监管一般是基于两大类原则。
（一）股权原则和母国监管原则
所谓股权原则是指股东有权对其资产进行监督和管理，并承担责任。依此原则，跨国银行的总行必须对其所设立的分行和子银行进行监督管理和承担责任。而按照国际公法上的国籍原则，一国对其国民的行为、利益或其他关系，不论发生在境内境外，均可以行使管辖权，即跨国银行的国籍国可对跨国银行行使管辖权，由此可以推出母国负责监管跨国银行的原则。
对跨国银行实行控股权原则有一定的特殊性。公司法一般规定总公司对其分支机构应承担民事责任；对子公司则仅以所投股份承担有限责任。依此，跨国银行母行对其在我国设立的分行应以其全部资产承担责任；但对其在我国设立的子银行和合资银行只承担有限责任。然而，普通公司法尚有对关联企业之间相互转移资产以逃避税收和债务的规制，而银行则本身既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在各个银行、企业之间货币的流入注出为当然之事，在此，对关联企业的限制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很多国家因此禁止设立外资子银行，只准设立分支行，而允许设立子银行的国家也往往在立法中加重了母行的责任。如德国银行法为了保护德国境内债权人的利益，就在对外资子银行的设立条件中加重了总行的责任，要求（1）外国银行总行应提交保护说明书；（2）根据存款保护基金会的规定，要求外国总行提交赔偿保证书，保证赔偿该基金会为挽救子银行而可能遭受的损失。
（二）地方市场原则和东道国监管原则
地方市场原则引出的是东道国监管原则。外资银行在东道国活动，对东道国的经济秩序会造成影响，东道国家依据国际公法之领域原则当然有权对其进行管辖；另一方面，东道国为外资银行提供市场，可以直接了解当地金融市场和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情况，由其对外资银行的日常经营情况进行监管比较方便和直接。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正是上文所述的跨国银行之间的资产流动性和银行的特殊性致使这两大原则在实践中存在着严重冲突。如甲国的A银行在乙国设立分行，因分行不具有独立性，故应归甲国监管。但如A行总行破产，则依法在乙国的分行也应同时宣布破产清算。但如该分行在乙国吸收存款，则其破产对乙国的经济秩序影响极大，极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乙国对此决不会坐视不管，从而产生了管辖权的冲突。
正是鉴于1974年原联邦德国的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风波，由国际清算银行发起，十国集团和瑞士的中央银行在巴塞尔开会讨论对跨国银行的国际监督和管理问题。1975年2月成立了常设监督机构“银行管理和监督行动委员会”，简称巴塞尔委员会，又称库克委员会。1975年9月，该委员会达成了第一个文件，即《对银行的外国机构的监督》。一般称之为第一个“巴塞尔协议”。
该协议是对两大原则冲突的第一次调和尝试。该协议认为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和东道国都负有监管的责任，双方应当分工合作。协议规定东道国监督外国分行的流动性和外资子银行的清偿力；总行则负责其外国分行的清偿力，对于子行的流动性总行负道义上的责任。此外协议还要求监督当局之间互通信息，克服银行保密法的限制，允许总行直接检查其海外机构，否则东道国则代为检查。该协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但由于对两大原则的平行使用，不分主次，也引起监管责任的含混不清。
197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综合资产负债表原则”，确立了综合管理法，即把跨国银行的总行、国内外分行、子行作为一个整体，从全球角度综合考察其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清偿力、外汇头寸、贷款集中性及面临的风险。综合管理法的确立表明巴塞尔委员会逐渐偏向于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同时突破传统股权原则的限制，将分行和子行均统一到一起计算，考虑到了跨国银行业的特殊性质。
在综合管理法的基础上，巴塞尔委员会对巴塞尔协议进行了重大修改。1983年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出台，一般称之为第二个巴塞尔协议。此协议规定，把分行的流动性由过去的东道国负责改为东道国和母国共同负责，即基于综合管理法，总行从全球角度管理其流动性；子行的流动性则仍由东道国负责管理。同时，也要求总行开具保函，保证对子行提供备用信贷。关于清偿力，其规定分行的清偿力由母国负责；子行的清偿力由东道国和母国共同负责。母行所以负责，当然仍是基于综合管理法。对于合资银行，则由东道国负主要责任，但如果外国银行占有多数股权，则仍应由东道国和母国共同负责其清偿力。对于外汇管理，则由母国和东道国共同负责，总行负责管理其全球的外汇头寸，东道国则只管理其境内的外汇交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巴塞尔协议体现了“以股权原则为主，当地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管为辅”的总体思路，对监督责任的划分比较明确，比第一个巴塞尔协议有显著进步。
在此之后，巴塞尔委员会的努力成果又表现为1988年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一般称之为《巴塞尔报告》，它规定了对国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统一要求，是对巴塞尔协议的具体化。
综合管理法当然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1）综合管理法要求总行对海外分行和子行实行全面控制。母国对总行的监管往往和东道国的国内法，如关于银行保密等义务相冲突。1984年著名的香港美国大通银行案即为一例。[注释]
（2）综合管理法注重强调母国的监管责任。一方面，目前著名的跨国银行的母国多为发达国家，容易造成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侵害；另一方面，强调了母国监管责任，也会使东道国放松管制以吸引外资的进入，从而造成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不力。
（3）综合管理法允许总行对其全球的分行和子行进行资金的内部调拨，这往往容易使东道国的有关管制落空；并且资金的内部转移也有可能对东道国的经济秩序、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
尽管如此，综合管理法在目前仍不失为比较合理和全面的一种监管办法，为各国所采用。美国在1991年底通过的《加强外国银行监督法》规定：除非外国银行在其原籍国（母国）受到全面的监督，且承诺依美国金融管理机构之要求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否则该银行不得在美国境内营业。同时还规定：外国银行在美分支机构与美国银行一样适用美国国内的银行法规；美国联邦储备局有权核准外国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命令其停止营业，或是对之实施金融检查。美国对外国银行的监管就是一个适当分配母国监管权和东道国监管权的好例证。而欧盟则一方面规定了各会员国金融机构应符合的最低标准，如最低资本额及经理、董事的任职标准等；另一方面采取“互相承认”原则，即各会员国（东道国）必须承认其他会员国就其金融机构所发之执照以及依该国法令所准许之营业项目。相比而言，欧盟的方法过于强调母国监管，但因过于放松东道国的监管，而不能同时保证跨国银行受到全面的监管。所以，欧盟目前亦拟采用类似美国的监管制度。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从《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来看，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部分吸取了美国《加强外国银行监督法》的优点。这主要表现在强调申请在我国设立各种外资金融机构的申请者，其所在国家或地区要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但从总体来看，我国是不承认以综合管理法为基础的第二个巴塞尔协议确立的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的。我国既允许设立分行，又允许设立子银行和合资银行，对业务范围未加区分。但只要求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的，其总行要提供对该分行承担税务、债务的责任担保书。从监督管理上，我国区分子银行、合资银行与分行，对前两者有注册资本、资本充足率、同一贷款上限等风险管理要求；对分行则无这些要求。可见，我国是以普通公司法原理来对待这两类外资银行的，将前者作为独立法人处理，承认其总行只承担有限责任，而这一点，我们前面已谈过，是不符合跨国银行的特殊性质的。同时，我国如果过于强调东道国的监管，会在国际合作方同遇到困难，与强调母国监管的国际惯例相冲突，容易受到他国的对等对待，既不利于引进外资，也不利于我国银行在国际上的竞争。
总的来说，我国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方面，面临着两个矛盾：一是吸引外资的需要和加强监管的矛盾；二是作为东道国监管原则与母国监管原则的矛盾。第一种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引进外资银行对我国会带来诸多利益；另一方面我国又担心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负效应而要对它进行监管，监管力度不够的话，负效应无法抑制；但如监管过于严格，在当今世界各国竞相放松金融管制的环境下，我国又会失去投资吸引力，达不到引进外资银行的目的。如何保持适度的监管，看来确实是一个难题。第二种矛盾是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基本矛盾，上面已着重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
笔者以为，我国从国际金融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应适用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如果我们选择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我们是有可能摆脱矛盾的两难境地的。首先，坚持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并不意味着放弃监管，第二个巴塞尔协议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依此，跨国银行仍然受到母国的全面监管。而依照综合管理法的话，总行的安全也可保证外国机构的一定安全。毕竟，监管只是手段，防范风险、安全经营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其次，在坚持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原则时，我们完全可以依照巴塞尔协议对监督责任的分工，辅之以东道国的监管，而不会使跨国银行缺乏监管，有空可钻。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更好地吸引外资的目的，而不至于象现在这样一味在“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间追求平衡，以至造成中外双方不能公平竞争，双方均有怨言的情况。
那么，坚持以母国为主的原则，会不会造成对我国主权的侵害呢？应该承认，这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立法者在立法时注意平衡，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如完善有关银行为客户保密的规定，可以规定一些材料和信息经审查后才能提供给外资银行的总行等。
所谓“外资银行”，目前有广、狭两种涵义。在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规定：“总行设在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银行”，简称为“外资银行”，此即为狭义的“外资银行”，其实际指的是外国金融机构在华投资设立的子银行(亦可称附属行)，应称为外资子银行。而本文所讨论的为广义上的、一般通称的外资银行，在我国共包括有四种组织形式：一是外国银行分行，为外国银行在华设立的分支机构，是我国引进外资银行的主要形式。二是外国银行代表处，指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获准设立并从事咨询、联络、市场调查等非经营性活动的派出机构。其主要从事非经营性活动，因此对其监管比较简单，在此不予讨论。三是中外合资银行，指外国金融机构同中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合资经营的银行。四是外资银行，即上文所指的外资子银行。
我国外资银行的引进自1979年迈出第一步以来至今发展迅速，目前在华外资银行已经初步呈现出与中资银行互相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截至2000年底，共有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8家，中外合资银行7家。外资独资银行6家，外资银行代表处233家。其在华总资产和总贷款分别达到344.34亿美元和317.95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8.56%及9.01%。在华总共的33家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拥有人民币资产总额达293.54亿元，贷款和存款总额则分别为261.49亿元和76.39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61%，289%以及40%。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对外资银行实施从开业审批到经营监管的监管体系。该体系最主要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下文分别简称为《条例》和《办法》)。但是，应当看到，作为一套监管体系的导向和灵魂的监管法律原则，在《条例》、细则和《办法》中都规定不明或是有偏差。因我国引进外资银行的四种组织形式均涉及到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因此，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原则实际上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我国对境内外资银行实施单独监管的法律原则；二是我国作为东道国与跨国银行母国实行监管合作的法律原则。下面就这两方面内容分别进行探讨。
二、我国对外资银行实施单独监管的法律原则
(一)国际上常见的三种单独监管法律原则
目前国际上有关东道国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单独监管的法律原则大致有三种：即保护主义原则、对等互惠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保护主义原则是指对外资银行监管意在保护本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使其免受外来的干扰和控制，对外资银行施以限制性的监管。其最为极端的做法是完全禁止外资银行的进入，如秘鲁在1968年宣布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部国有化。对等互惠原则是指以对等互惠的政策和措施来对待外资银行，只准许本国银行被准许进入的国家在本国设立外资银行，只允许外资银行经营本国在该国能够经营的业务。该原则内容较复杂，包括严格对等、基本对等以及非互惠的三种具体形式。各国一般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采用。国民待遇原则指对外资银行给予与东道国银行同等的待遇，采取与东道国银行同样的监管措施。这是最为开放、最少歧视的监管原则。
事实上，由于一国复杂的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大多数国家并不是单纯采取上述的某一种原则，而是综合运用几种，即以其中一种原则为主，其他原则为辅，并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发展变化作相应调整。如美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随着其经济金融条件、银行竞争力等情况的变化，历经了单方优惠、国民待遇和互惠的国民待遇三个阶段。
(二)我国实施单独监管的原则现状及影响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实施单独监管的政策原则可概括为：“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和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即提供优惠的政策吸引外资银行的进入，同时严格限制其业务范围来保护不发达的民族金融业。这一监管政策造成的后果是；外资银行目前在我国享受的待遇是一部分属于“超国民待遇”，另一部分属于“次国民待遇”。表现在：中外资银行税负水平不同。多数外资银行外币业务的所得税率仅为15%，营业税也可减免；而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所得税率高达55%，其他新成立商业银行也达33%，两者相差极为悬殊。监管松紧不同。国内银行在利率、现金管理等方面受到不少限制，而外资银行在经营中则较少受约束，如其可从事投资业务，兼营B股买卖业务等。另外，外资银行的“次国民待遇”则表现在：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受限制。虽然现在我国对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正在逐渐放开，但仍限定了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地域范围有限制。加入WTO前上海的外资银行客户还仅局限于沪、苏、浙，深圳的外资银行客户局限于深圳、广东、广西和湖南。
“超国民待遇”将我国本来就竞争力不强的中资银行推到更为窘迫的地位，而“次国民待遇”则被外方指责为歧视政策，严重影响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两者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大义务承诺，我国对于外资银行监管的政策原则进行调整已经是势在必行。
(三)我国应采取的调整对策分析
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单独监管原则是否就如有学者认为的，“结合国际通行做法与国内目前状况，宜采对等的国民待遇原则，并辅之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补充”呢？恐怕不尽然。
首先，就国民待遇原则而言，实行这一原则的国家或地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发达的金融体系以及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等。而现实中尽管目前许多国家原则上公开宣称予外资银行以国民待遇，但实际上总是有许多的限制，五条件的国民待遇是没有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即便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了WTO成员方应当承担实施“国民待遇”的义务，其同时也对东道国监管的“保护主义原则”作了认同。该协定附件一第2条规定，成员国基于“谨慎原因”(如保护投资人或存款人权益)，得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另外，该协定还赋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允许发展中国家针对自身的特殊需要，确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国内政策目标，允许发展中国家对服务贸易提供行业补贴，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适当开放行业和市场，逐步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由此可见，在不滥用或有意造成对某些外资银行歧视的前提下，保护主义原则将继续作为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的重要原则而发挥作用。
各国金融业对外开故的实践都表明，一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必须与本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能力、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监管能力的高低相适应。脱离国情的开放必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典型的例子如墨西哥，由于不考虑本国的现实国情，过早地撤消了外资银行准入法令，允许外国银行完全自由地到国内开业，外汇的流入流出亦不加限制，结果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资本的大量外逃进一步加剧了危机，以此成为一个惨痛的教训。
就我国目前国内银行业来说，在国有商业银行，其信贷资产质量低，经济效益差，自我发展能力弱，其经营机制转换尚未完成；新兴商业银行，因规模、业务范围的局限，实力不强，也难与外资银行相抗衡。而在我国中央银行，其调整机制尚不够健全，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都亟待进一步的提高。以上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必将会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也决定了从现在开始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东道国监管的政策原则只能采取以保护主义原则为主，对等互惠原则为补充的监管原则。必须从我国金融业的现实国情出发，考虑我国金融业的薄弱现状，控制外资银行的进入避免给我国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带来过度；中击同时，根据具体情况有条件、有保留的对外资银行提供对等互惠待遇。当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的步伐，随着国内经济金融情况的日益变化，我国会相应地逐步调整监管的原则，改变监管的侧重点，但无论如何，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实施国民待遇原则。否则只能是以形式的平等带来竞争上实质的不平等，给我国开放的金融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三、我国作为东道国的监管合作法律原则
(一)跨国银行国际监管合作的“巴塞众协议”
对于跨国银行的监管，涉及到跨国银行注册地国／即母国／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所在地国(即东道国)这两方面的监管。前者源于跨国公司的股权原则，股东有权对公司财产进行监管并承担责任，跨国银行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总行对其所设立的分行和子行当然进行监管同时承担责任。跨国银行母国则依国际公法上的国籍原则对跨国银行行使管辖权，即所谓母国监管原则。而在东道国，跨国银行在其境内活动，必然对其国内经济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因此，依国际公法之领域原则东道国当然也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此即东道国监管原则。这两大原则在现实实践中因跨国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银行的特殊性而起着严重的冲突。为调和这一矛盾，著名的巴塞尔委员会(“银行管理和监督委员会”)应运而生，也诞生了旨在确立跨国银行国际监管合作制度的一揽子“巴塞尔协议”。根据巴塞尔协议，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和东道国都负有监管的责任，双方分工合作，其间的分工合作遵循“以母国综合监管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管为辅”的原则。
这一原则源自于1978年巴塞尔委员会确立的跨国银行“综合管理法”，即把跨国银行的总行、国内外分行、子行作为一千整体，从全球角度综合考察其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清偿力、外汇头寸、贷款集中性及面临的风险。该原则具体对母国和东道国监管责任的划分为：(1)清偿力。分行清偿力由母国负责监管，子银行清偿力由东道国和母国共负监管责任。合资银行由东道国负主要监管责任，但如外国银行占有多数股权，则仍由东道国与母国共负监管责任；(2)流动性。分行流动性由两国共同监管，子银行的流动性由东道国负主要监管责任，但同时要求总行开具保函保证对子银行提供备用信贷。合资银行流动性也主要由东道国监管。外汇头寸；(3)母国与东道国共同负责监管，其中，东道国只负责管理其境内的外汇交易。
综合管理法当然不可避免地亦存在一些缺点、弊端，如可能造成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侵害等等。但经过各国的实际操作检验，不可否认该法目前已算是就跨国银行监管最为合理和全面的一种方法。
(二)我国目前实行监管合作的原则及调整的必要性
我国《条例》和实施细则中，在外资银行市场准入上，强调申请在我国设立各种外资金融机构的申请者，其所在国家或地区要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由此可见，我国在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上已经部分地采纳了巴塞尔委员会确立的综合管理法，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并不承认巴塞尔协议确立的以母国监管为主的国际监管合作原则。我国既允许设立分行，又允许设立合资银行和子银行，对业务范围未加区分。但只要求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的，总行要提供对该分行承担税务、债务的责任担保书。从监督管理上，我国区分子银行、合资银行与分行、对前两者有注册资本、资本充足率、同一贷款上限等风险管理要求；对分行则无这些要求。可见，我国是以普通公司法原理来对待这两类外资银行的，将前者作为独立法人处理，承认其总行只承担有限责任，但这其实并不符合跨国银行的特殊性质。普通公司法中关于关联企业之间不得相互转移资产，以逃避税收和债务的规制在银行这种经营货币的企业面前显然有点无能为力。同时，我国过于强调东道国的监管，完全与强调母国监管的国际惯例相冲突，不利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上的国际合作，由此对本国引进外资不利，也对我国银行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大为不利。
笔者认为，在我国金融业愈见开放的今天，尤其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完全应该尽快摒弃强调东道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合作法律原则，而将国内监管法律与国际监管惯例接轨，采用以母国监管为主的法律原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逐步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制度，维护我国金融业稳定、健康地发展。
四、结语
总之，我国已经迈入了WTO的门槛，金融业即将层层推进，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在这个时刻，我国原来就外资银行监管所实行的“限制与优惠”的政策原则以及强调我东道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都早已不适合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加以调整。有条不紊地、逐步地向WTO的国民待遇原则靠拢，同时采纳国际通行的以母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方是完善我外资银行监管制度，促进我金融业稳健、繁荣发展的根本之道。
参考又献
[1]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2条第1款，1994.
[2]中国金融年鉴2001。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01.
[3]潘金生.比较银行法[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贺晓宇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通过CoVaR实证方法利用4家国有银行和2家私有银行的股权收益率值求得中国银行相对其他银行的风险溢出值和各银行相对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值、各银行相对整体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度。结论：中国银行与招商银行的关联程度最高，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的关联程度较低。同时招商银行对于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率最高，说明了私有银行在发展私人业务上与投资民众联系更紧密。
【关键词】CoVaR法；风险贡献率；审慎监管
一、引言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金融机构之间风险传播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尤其是银行等传统资机构在危机爆发时对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传染贡献程度，而巴塞尔协议也将审慎性监管划为银行监管的主要形式。
在衡量监管必要性条件中，巴塞尔协议主要集中于考察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和损失准备金率等指标。在理论上衡量审慎监管的必要性条件，Adrain和Brunnermeier（2008）的working paper中提到了利用计量条件风险价值的增量和其对总体风险贡献率来衡量。
二、本论文研究对象、数据处理和采用的原理
（一）研究对象和其数据选取
由于我国银行的特殊性，大规模的上市银行基本为国有，其对于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本论文选取了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农业银行的上市时间较晚，数据的量不能满足本论文的实证需求，舍去农业银行，确定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为研究对象。同时为方便计量，添加两家资本规模最大且上市时间较早的股份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
论文的数据选取范围：2008-20112年。受到财务数据报表限制，本论文研究数据的性质是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本论文选取采用的原理方法
1、风险价值
本论文的计算基础是风险价值。风险价值指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某一金融资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最大可能损失：VaRa=inf {v|P（WT￡W-v）31-a}（公式1）。
其中a表示一定的置信度水平，WT表示T时刻期望财富量，W-v表示最大损失量及在险价值。
我们也可以采用Jorion（1996）[2]中提出通过数学的标准化计算可以得到一个计算VaR水平的公式：（公式3），其中 是标准化后的股票收益率分布，且其置信度水准是a。 是收益率标准差， 是计算的时间区间。
2、q分位数回归
（公式4）
公式4中，Qy（τ|x）为关于x的条件分位数，Qμ（τ）为随机扰动项的分位数。对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则可采取线性规划法（LP）估计其最小加权绝对偏差，从而得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得：（公式5）
本文中由于风险价值是定义在一定置信的度水平下的最小损失量，所以采用此回归方法。
3、关于CoVar方法的具体讨论
定义P（Xi
公式6表示在a的置信水平下如果i银行的风险价值为VaRia，则基于这一水准下的j银行的风险价值为CoVaRaji|xi= VaRia。
i对j风险溢出贡献率可用：ΔCoVaRj|iq = CoVaRj|iq -VaRj （公式7） 表示。
如果j表示的是整体银行的风险价值，则公式（7）就表示某一i银行对于银行系统整体的风险溢出贡献程度。
三、实证过程结果分析
（一）实证过程
在处理股权收益率时选择每季度结束日的收盘股价价，计算收益率公式为：Ln（Pt/Pt-1），其中Pt为计算日股票收盘价，Pt-1为股票计算日前一期股票收盘价。为增强计算准确率，将算得的收益率扩大十倍。选取95%的置信度水平，并且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得到Za的值为1.658。利用公式（3）进一步得到各个银行单独的风险价值，留备用。本文以中国银行为例，见表1，得到中国银行对其他每家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和其他每家银行对于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
（二）实证结果分析
单个银行对其他银行以及系统的风险溢出贡献中首先分析中国银行对于其他银行的风险溢出影响，在中国银行陷入困境时建设银行的风险价值最大，即建设银行此时风险绝对值是最大的，再之是招商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和中信银行。再考虑中国银行对于风险溢出的贡献程度，中国银行对于招商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率是最大的，再之是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这种风险溢出的贡献率程度最大化也说明两者银行之间的关联性是比较高的。
再之，分析每家银行对于中国银行的影响。发现如果当招商银行陷入困境时其对于中国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是最大的，其次是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通过上述，得知国有银行之间的关联程度反而相对较低，而大型国有银行和大型的私有银行之间的关联度是非常高的。
若考虑每家银行对于整体银行系统的风险溢出贡献值，可发现招商银行的风险溢出贡献绝对值是最大的，其次则是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如果再进一步考虑风险溢出贡献的相对值即风险溢出贡献率。
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我国股份银行已经逐渐在实力和整体重要性上有赶上并且超越众多国有银行的趋势。实证对于审慎监管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即监管机构在选择那些重要性银行进行重点监测时应该考虑各方面因素，考察其风险的相对值而非风险溢出的绝对值，同时注重银行的业务与投资者等民众的紧密程度而非只是资产规模的大小。
参考文献：
[1]Jorion， Philippe， 1997， “Financial Futures： Risk Management”， Published by Irwin Professional， Chicago.
[2]毛奉君，2011：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问题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第9期。
2007年的金融海啸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源于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的金融衍生品过度投机 产生的泡沫,在对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过度投机一片谴责的同时,也夹杂着人们对金融 监管部门监管方式的质疑。本文通过介绍国外流行的监管方式,即规则导向监管和原则导向 监管两大金融监管取向,比较各自的特点和适用范围,从而为我国的商业银行监管提供借鉴 意义。笔者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工作,有必要借鉴他们的先进经验,将两种监管导向 灵活地结合在一起,提高监管水平,推动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和创新。
一、规则导向监管
(一)规则导向监管
规则导向监管是指银行监管机构在监管商业银行运行时,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定银行 在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必须满足的标准,以及开展业务时必须符合的程序 ,从而确保银行能够稳健运营的一种监管制度安排。其特点是要求金融系统建立起全面、标 准化的法规体系,运用这一体系规范银行的种种经营行为。[1]这种监管取向多适 用于成立时间不长、公司治理不完善、业务经营不够规范的商业银行。
(二)美国的规则导向监管体制
美国是以法制化著称的国家,尊重法律、处处依靠法律是美国民族的特点之一,因而其管理 制度常被学者称为“规范管理”的典范。这一风格也延续到银行监管体系中。 美国的金融监管在金融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颁布了众多法规和条例,建立了一套以法律框 架为基础、多重机构共同履责、量化管理为手段的较为完整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银行监管主体方面有联邦储备体系、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 联邦住宅贷款管理总局、美国储蓄管理局、全国信用社管理总局以及州政府。其中,履行主 要 监管职责的是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体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州政府。四个机构依据法规 开展工作,分工明确,履行相应的职能。具体监管职能划分见表1。
在明确的分工下,美国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不仅有银行大法,还有一系列的专项法 律,并且不断出台银行条例和专项制度,使得各个监管机构的工作能够有法可依,银行业能 够按照法律的规定经营管理。对银行经营和监管的主要法规见表2。
另外美国监管机构对被监管银行实行内部检查评级制度。[2]主要监管五个方面: (1)资本金 是否充足;(2)资产质量如何,贷款和投资活动是否规范;(3)银行内部管理水平及风 险控制能力;(4)银行获利能力;(5)流动性和贷款期限搭配情况。在每一个方面,检 查人员都对银行进行由1―5级的打分,最后综合五个方面的级别打出综合评分,一级稳健 ,二级较好,三级需要关注,四级要特别认真对待,五级最差接近关闭。评级活动1年至1 年半进行一次,评级结果不对外公布但要通知银行董事长,同时要求银行对存在问题的方面 予以改正。
(三)规则导向监管的优点和缺点
1.规则导向监管的优点:(1)全面和细致的规则为监管工作提供了检查的依据,监管规则 越详细、越具体,越是便 于监管者执行这些规则。监管者只需检查银行是否遵循这些规则,就可以发现银行存在的问 题。 (2)全面和细致的规则为银行经营提供了标准。银行在从事业务的过程中只要不违反监管 法规就可以放手去做。 (3)有利于银行业的稳定运营。全面和细致的监管法规能有效地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杜 绝银行间的恶性竞争,也有利于监管者在银行经营过程的早期发现存在的问题。
2.规则导向监管的缺点:[3](1)规则导向监管过于强调法律,对市场敏感性不够。它没有考虑不同银行出现的特殊情 况,缺乏弹性,过于僵化。不同的银行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想出更好的办法来控制 风险,而这在缺乏弹性的监管制度下是难以存在的。另外,过于僵化的监管规则也限制了银 行的创新动力。(2)过于细致的监管法规会造成规则的泛滥。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则会越 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连监管者也难以完全掌握。(3)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种监 管取向只重视监管的表面过程,而忽视了监管的实 质结果,即监管者会陷于银行是否遵守了规则,而不管是否达到了控制风险的目的。而银行 经营管理者可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满足监管形式上的要求,而疏于内部财务健全、经营管理 和控制风险。另外,银行认为监管当局有规定的就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风险,没有规定的就不 必特别关注而疏于管理。 (4)过细的监管规则容易使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紧张,使银行对监管者产生对抗 和恐惧的心理,不利于监管工作的互动和良性开展。 (5)过度的管制虽然看起来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短期稳定和短期“安全”,但牺牲了效率和市 场活力,遏制了市场创新和市场机制的成长。
二、原则导向监管
(一)原则导向监管
原则导向监管是指监管机构在规范和监督银行经营的过程中,较少地颁布成文的法规和标准 ,也很少运用量化的指标和标准化的方法进行监督,对银行的现场检查也比较少,监管工作 主要是通过“道义劝说”和“君子协定”等方式开展。这种监管取向的特点是监管机构颁布 的法规少,规定的标准少,弹性和灵活性比较大,监管工作因行而异,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 的处理方式和标准。[4]特别应说明的是尽管这种监管方式法律法规较少,硬性标 准较少,灵活性较大,但并不意味 着不存在这样的标准。事实上任何一种监管取向都不可能缺少特定的法律法规和硬性的标准 ,只是多与少、强与弱的差别。 这种监管取向多适用于公司治理完善、业务水平较高、经营稳定的商业银行。
(二)英国的原则导向监管体制
英国金融监管机构认为僵硬单一的监管要求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不同的银行应有不同的 处理方式和标准。在《1987年银行法》中确立了总的 原则,以便英格兰银行能够根据商业银行所处的不同环境来考虑、解释和行使其权力。英 国金融监管更强调银行的“自我管理”,通过“道义劝说”对银行业务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由此英国银行监管风格被贴上“非正式管理”的标签,并与美国规则导向监管的法律体系相 区别。[5]英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对商业银行、投资银 行、证券、期货、保 险等九个金融行业进行监管。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涉及监管的法律少之又少,权力划分明显 要宽泛许多。在英国金融服务局的监督规章中,指 导性意见比较多、管理性条款比较少;原则性陈述多、具体指标性要求少。监管过程中, 除违规行为,监管人员对银行隐含的风险只提出明确的整改目标,监管指导性意见多是原则 性的。在经营业务规定方面则更加体现出英国监管的宽松和灵活。表3用一些监管方面的规 定,对英国宽松的监管体制予以说明。
从表3可以看出,英国在银行经营方面的制定规则十分宽松和模糊,没有数量化的标准。如 :在市场准入方面,机构的董事、经理在其位置上应当是适合和合适的;一个银行的业务经 营至少有两个知识经验丰富,有管理决策的人进行有效管理;银行要以谨慎的方式进行有效 管理; 银行应以完整和专业技巧来适应其业务的性质和规模。“适合和合适”的标准是什么,什么 才是“知识经验丰富,有管理决策”,什么是“谨慎的方式”,什么又是“完整和专业的技 巧”,法规里没有提到。就连流动性缺口、风险准备金、资本充足率、银行的业务范围,英 国的法律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是由监管当局和银行协商确定。
(三)原则导向监管的优缺点
1.原则导向监管的优点: (1)这种监管方式允许监管者考虑到不同银行的特殊情况,灵活运用法律中的监管尺度, 制定特定的监管标准,有利于维持银行的稳健运行。 (2)即使是设计再严密的监管体系,颁布再多的法律法规都不免存在漏洞,而对这种监管 制度灵活的运用能够填补法规的漏洞。 (3)这种监管体系减少了对银行经营时条条框框的限制,赋予了银行更多自主经营的权力 ,有利于银行发挥主动性和创新的积极性。
2.原则导向监管的缺点:[7](1)监管中缺乏成文的法律往往会造成监管不够严格,法规的弹性也会造成银行在经营管 理中存在一些漏洞,增大了银行的风险。 (2)缺乏众多的标准作为依据来判断银行是否发生风险,要求监管者有着极其敏感的洞察 力,对监管者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 (3)“道义劝说”的约束力往往会受到质疑,往往不能迅速而彻底地解决问题,在问题严 重时有可能延误解决的时机。 (4)非量化的管理往往使监督官员缺乏统一的标准化的参考数据,结论往往互有参差。(5 )这种监管方式强调自律管理的成分很大,要求银行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自我约 束能力,和监管部门紧密配合。
三、规则导向监管和原则导向监管的结合
(一)规则导向监管结合原则导向监管的必要性
1.监管成效最大化的要求。严格的监管会导致过多的标准和约束束 缚银行的发展,降低银行和市场的效率;而过于宽松的标准则会导致监管流于形式,使银行 缺 乏危机感,导致业务发展缺乏监管而引发风险。过宽或过严的监管方式都不利于银行的稳健 经营。 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美国现在正在改善其监管风格,赋予银行更多的经营自。而反 观英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我们会发现在原有原则导向监管的基础上,英国监管当局 也开始了向规则导向方向的迈进。2003年7月起英国金融服务局推出了ARROF (Advanced Ri sk-Responsive Operating Framework)风险监管框架,体现出了规则监管的取向。它设置 了统一的评价标准和风险IT评估程序,通过对被监管机构内部存在的风险进行持续确认和评 估,进而科学地确定风险的影响程度(见表4)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然后通过计算公式:P riority=Impact×Probability确定关注程度 (见表5)。又如它根据关注程度的大小确定差 别化的监管措施,提供及时的指导和帮助,对被监管机构 实行过程控制,防止风险的恶化和最终损失的产生。再如它在监管过程引入了七个阶段的标 准化监管流程,即准备评估阶段、可能性风险评估阶段、制定风险控制方案阶段、内部确 认和调整阶段、发送信函与沟通阶段、跟踪评估阶段、新的评估循环阶段,形成分工明确的 监管体系。[8]
2.多层次银行体系的要求。 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主要包括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这些不同层次的商业银行成立时间、业务水平、 资产规模、管理成熟度、发展趋向等都有所不同,用同样的监管方式和方法是不现实的。对 于一些成立时间较长、资产规模较大、公司治理良好、业务经营规范、创新能力较强的商业 银行,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考虑采用原则导向监管,充分发 挥监管的激励机制,赋予这些银行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提高银行的效率和市场化程度。而 对于那些成立时间较晚、规模较小、公司治理水平一般、业务经营不够规范的商业银行仍应 该注重采用规则导向监管,规范公司治理和业务经营,及时发现和抑制银行可能引发风险的 活动。在这些银行做大做强之后,再考虑是否改用原则导向监管。
3.降低监管成本的要求。 对银行的监管是要花费成本的,主要包括:一是费用类成本。是指监管当局在对金融机构与 市场进行监管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直接的费用。二是损失类成本。是指监管当局对银行和市场 的监管,会影响银行的效率,抑制金融创新,扭曲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4.客观金融环境和银行良性发展的要求。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环境不断好转,涉及商业银行运营的法律体系也日臻完善,而商业银行本 身市场化程度和风险控制能力日益提高,已经具备了规则导向监管结合原则导向监管的客观 条件。一些发展较快的银行已经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过多的规则和标准对发展与创新的束缚, 一些年代久远的法律规定也已经不符合当前金融市场的变化,如:《储蓄管理条例》(1992 年颁布)、《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年颁布)、《贷款通则》(1996颁布)等法规都是 多年前制定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赋予银行在经营方面的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多成为 许多银行共同的呼声。
5.发挥银行经营的正向激励机制的要求。 规则导向监管结合原则导向监管的方式有利于发挥监管的激励机制。如监管者在对商业 银行监管的过程中,对于内控良好,或上次现场检查评级很高的银行可以减少对检查的范围 和频率,在市场准入方面也可以放宽条件,而对于一家内控薄弱、评级较低的银行 就需要加大检查的力度,扩大检查的范围和频率。这样在设计制度时就巧妙地把监管规则和 激励机制结合起来了,使得银行在经营中自觉地向监管者所要求的方向去努力。
(二)英美监管方式对我国监管方式的启示
在我国的监管工作中,把监管思路逐步转向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更多地 采用非现场检查的方式,用非现场检查指导现场检查,应该是监管人员改进监管工作的方向 。
1.充分认识改革监管方式的重要性。 纵观英美两国金融监管制度变革的历史,无一不是在原有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吸收对方监管制 度的优点,实现监管制度向两者结合的方向发展,也许这正说明了在当代纷繁、复杂、多变 的金融市场中,没有哪一种监管制度能够独立承担起完善监管的重任。在以后的监管工作中 紧密地结合两种监管方式将是今后长期监管工作的重点。
2.完善监管法规建设,放松法规约束。 今后的法律规章应该更多地关注于提高银行运行的效率和竞争力,给予银行充分、自由发展 的空间,因此在出台法规方面应该多一些指导性要求,少一些约束性细则;多一些原则性导 向,少一些非审慎限制。
3.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为原则导向监管打基础。我们在看到英国原则导向监管工作 所取得的成效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英国实行的是严格的“ 授权”制度。而美国相对宽松的准入制度决定了它不可能施行以原则导向为主的监管制度。 因此要想实现我国监管取向的转变,提高监管的效率,必须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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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 涛.商业银行监管的国际比较:模式及影响[J].经济研究,2003(12).
Comparison between Rule-based Banking Regulation and Principle-based Banking R egulation
Xu JieAbstract:The financial disaster happened in 2007 arose people ’s oppugn on the
supervisory ways of the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departments of USA,Europe a 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essay discusses about the mainly supervisory
ways of these countries, which are rule-based banking regulation and principle-b ased banking regulation. The article talks about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a 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se two ways. At last,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 t the supervisory departments for commercial banks of China should adopt the met hod that combines these two ways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supervisory efficiency
【关键词】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建议
一、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原则
（一）相对独立性原则
中央银行缺乏必要地独立性将会产生许多后果。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而言，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将会使既定的监管目标可能受到“非独立因素”的影响而偏离有利于金融业长期稳健发展的轨道。这些“非独立因素”的干涉将会导致中央银行无法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或事件中保持相对独立的、一贯的、连续的决策和执行原则与行为。所以，赋予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稳定及提升宏观审慎监管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监管一方面是指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有系统的法律规定进行调节，并且必须接受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不能有例外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指监管主体在实施监管工作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律规定和程序，确保监管的严肃性、权威性、一致性和有效性。
（三）适度监管原则
金融监管的宗旨就是要通过适度监管实现适度的金融竞争，形成和保护金融业适度竞争的环境和格局。如果监管不到位，金融市场正常的秩序就难以得到维持，金融机构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的恶性竞争将致使金融风险大量积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若监管过度，会对金融机构合理的竞争与创新予以限制，将降低金融业运行的效率，从而限制了金融业发展，最终将削弱国家金融业整体竞争实力。所以，宏观审慎监管就应该坚持适度原则，要避免过松或者过分严格监管的出现。
（四）多层次监管与监管协调原则
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是彼此联系、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并且外部监管最终要靠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来完成既定目标。如果完全依靠外部金融监管，不仅难以道道监管的预期目标，而且还会增加金融监管的执行成本。如果忽略外部金融监管，而完全寄希望于金融机构自我约束，金融机构内在的逐利动机会致使投机行为的发生，从而加大影响金融稳定事件发生的概率。所以对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既要考虑外部监督，也要注重其自由约束，并且在外部监管过程中，监管者还需有能力识别金融机构的自律性程度，从而在此基础上实施积极有效监管，使得监管维持在适度的状态下，保证金融机构健康持续发展。
二、对我国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的建议
（一）建立和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有利于保证宏观审慎监管有法可依。要加快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立法工作，同时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的修订工作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责范围，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专业监管机构负责微观审慎监管的金融监管构架，对中国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机构及有关部委在整个审慎监管体系中的职责分工从法律层面进行进一步明确和完善。通过完备的制度体系有效识别和度量系统性风险，从而防止金融风险在不同市场、领域和机构之间的传递。
（二）成立由中央银行主协调的宏观审慎监管协调机构
基于多层监管和监管协调原则，宏观审慎监管协调机构架构方面可以成立由国务院负责金融事务的副总理担任主要负责人的金融协调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及财政部和发改委的某些部门。涉及国家宏观金融政策、处理金融危机的应急事务等重大问题及相关制度由金融协调委员会报国务院审核决定。在日常工作中，确定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主协调制度”，即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协调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授权下负责不同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负责处理宏观审慎监管日常事务。
（三）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
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逆周期资本监管，缓解银行体系顺经济周期效应，提升银行资本的质量，从而达到“以丰补歉”的效果。中央银行要准确评估金融市场或金融产品的变化对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尤其是要分析金融机构之间或者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同时对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重要金融机构采取严格的监管，实施差别化的监管政策，预防此类金融机构发生风险时危及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
（四）加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从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时间来看，国家实际上承担了对银行存款的保险责任。因此，目前要结合国际存款保险制度的最新实践和改革动态，完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设计，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并由存款保险公司履行存款保险和银行清算职能，强化对存款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完善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从而促进金融机构的规范发展和维护金融稳定。
（五）加强中央银行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加强中央银行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是目前金融全球化、资金全球化和金融机构跨国经营的内在要求，也是金融监管国际化和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标准的客观需要。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责，要高度重视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强化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的力度，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国际金融组织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提升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宗祥.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能[N].金融时报,2011-5-10.
[2]朱小川.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J].南方金融,2010,3.
一、巴塞尔核心原则的产生背景及主要内容
60年代以后，全球金融格局的变化使金融危机不断发生。为加强在银行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1975年，10国集团成员国成立了巴塞尔委员会，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一个正式机构。巴塞尔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对银行的国家机构的监督》、《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对银行的国外机构的监督原则》和《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文件的制定与推广，对稳定国际金融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使金融风险大大加剧，连续发生一些严重的大银行破产事件，如1994年有129 年历史的美国基德投资银行倒闭，1995年英国有近233 年历史的巴林银行破产。这些事件使世界各国重新审视银行监管，重视监管的系统性和有效性。1996年6月，7国集团里昂峰会结束时发表宣言呼吁强化金融监管体系。认识到这一客观形势，巴塞尔委员会在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结束后开始制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在1997年4月，推出了征求意见稿。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于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香港年会上向世界有关各方介绍并解释了核心原则的内容。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分五部分，共25条，即先决条件（原则1）、发照程序和对机构变动的审批（原则2至5）， 持续性银行监管的安排（原则6至21）、监管的正规权力（原则22）、 跨国银行业（原则23至25）。
第一部分：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具体包括以下要求：由立法明确参与银行监管的各机构的目标及责任、监管机构享有工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包括人员、资金和技术）、作为监管依据的法律必须完善、国内外各类金融监管机构间加强信息合作等。
第二部分：发照程序和对机构变动的审批。它要求发照机关至少审查银行的所有权结构、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经营计划和内部控制以及包括对资本金在内的预计财务状况，银行监管有权审查和拒绝银行向其他方面转让大笔股权或控制权的申请，银行的大笔收购和投资符合标准。
第三部分：持续性银行监管的安排。这是巴塞尔核心原则的关键部分，包括三个方面：（一）审慎法规与要求的制定与实施，可细分为资本充足率、信用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其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二）持续进行的银行监管手段有非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和（或）聘用外部审计人员、综合并表监管；（三）银行机构的信息要求有五个方面：会计标准、招生范围和频率、确认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监管信息保密和信息披露。
第四部分：监管者的正规权力。要求监管者有权采取纠正措施和关闭不具备生存能力的银行。
第五部分：跨国银行业。要求各国监管者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东道国监管者遵循高标准约束外国银行。
巴塞尔核心原则的最大特点是其系统性。它在吸收以往监管经验的基础上，从市场准入到持续性监管直至关闭不合格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作了全面规定。它不同于以往的文件侧重于资本充足率、利率风险等某一方面，而是着眼于银行监管的全方位和有效性，它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在制定监管规则方面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二、我国银行业监管状况
我国的银行监管较建国初期而言，无论在法规建设、人员素质还是在机构设置、监管手段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不可否认，我国银行监管工作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没有形成良好的银行监管宏观环境
银行监管是保障银行业稳健运行总安排的一部分。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实现受到监管体制、人员素质、法律体系和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缺陷的制约。
1.监管体制没理顺。法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进行银行监管，审计部门对银行的财务收支，信贷活动进行审计，但二者在工作中缺乏有效协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各分支机构的授权不明，二者也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和工作中的配合，人民银行内的计划、金管、稽核、会计等部门各行其事，造成监管权分散，不能形成监管合力。
2.人员素质不高。银行监管队伍正处于新老交替期，而人事制度的弊端，使不懂业务的人员（如退伍军人）走进监管队伍；教育体制的弊端，难以培养出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而享乐主义又腐蚀了一些业务熟练的人员。因此，面对加剧的金融风险，监管队伍日显落后。
3.法律体系不健全。目前的法规多侧重实体内容、忽视程序上的措施；法规内容粗略，难以操作，在一些银行新业务方面存在着法律空白；现存的法规之间，存在着抵触现象。
4.与国外监管机构的协调不充分。据统计，截至1997年6月底， 在我国的外资营业性银行达147家，我国在国外的银行机构超过500家。这需要国际监管合作。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对外联络较少，特别与在华银行的母国缺乏充分沟通。
（二）没有建立有效的持续性银行监管体系
1.市场准入标准不完善。市场准入标准体现于《商业银行法》第12至第15条以及《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的第15条中。这些规定过于简单，尤其是缺乏对所有权结构、控制制度和财务预测的详细规定。
2.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过于粗略。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从资本构成、风险权数和目标标准比率等方面对资本充足性作了详细规定，已经为100多个国家所接受。 我国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主要体现于《商业银行法》第39条第1项：“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之中，这一规定在现实中操作难度很大。
3.信息收集与处理亟待规范。问题主要在于：（1 ）会计报表不统一，给监管部门的统计工作造成困难；（2）计算机信息网络没建立，微机软件开发少且不统一；（3）信息修理人员没有专业化， 对这类人员的选拔、提高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4.对金融风险监管缺乏科学系统的量化指标。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如何监管，《商业银行法》只做了简单规定，《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暂行监控指标》涉及面虽广一些，但仍不全面，且操作性不强，需要补充和完善。
5.监管者权力的独立性有待进一步明确。这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向银行要贷款，迫使银行违规经营。监管机构一旦发现问题，地方政府则设法求情，甚至用行政权力施压。
（三）监管可为单一、乏力
1.现场监管方式落后，非现场监管应用少且不规范。西方国家的现场监管一般是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内容囊括内部控制、管理层、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等方面，检查手段主要是运用微机查阅。我国现场监管基本上是手工操作，检查内容主要是资产负债管理。现场监管费时费力，西方国家运用少，主要依赖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非现场监管刚刚起步，且与现场监管分属不同部门，缺乏配合，非现场监管主要依赖的报表，有时失真。
2.银行内部控制机制薄弱。西方国家很早就注重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管理。我国长时期只重视银行的外部监管，忽视了银行的自我控制，结果造成许多大案要案发生。我国在1997年5月16 日才《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对内部控制的管理刚刚纳入了正轨。
三、借鉴巴塞尔核心原则，促进我国银行业监管
巴塞尔核心原则的目的之一是为各国监管机构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标准，供正在努力加强现有监管体系的监管者对照检查现有的监管安排，并尽快制定出弥补缺陷的现实计划。针对我国银行业监管的缺陷，结合巴塞尔核心原则，我国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一）创造良好的银行监管宏观环境
1.建立新的银行监管体制。为符合核心原则对监管机构独立性要求，可在人民银行总行下设银行监管总局，负责全国银行监管工作。在省、地两级设分支机构，与地方人民银行脱钩，实行垂直领导，直接对银行监管总局负责。同时，将审计部门以及人民银行内在的计划、金管、稽核、会计等部门的监管权统归于监管部门。
2.全面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首先要对在岗人员培训，可通过在职学习、脱产进修、出国交流等多种方式进行；其次要大力引进品德优良、业务熟练、懂法律的专门高级人才；最后还应建立竞争淘汰机制，奖优罚劣，坚决辞退不称职人员。
3.健全银行监管法律体系。一方面要对已有法规加以清理，对已经过时的法规，如《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应对照《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基本法律或修订或废除；另一方面对银行的一些新业务采取超前立法方式，改变过去先比赛后定规则的陈旧做法。另外，还要提高立法水平，对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出详尽缜密科学的规定，防止出现法律常立、常改、常废的不稳定现象。
4.加强与国外监管机构间的合作。这一方面需要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巴塞尔委员会和世界贸易组织；另一方面要建立与外国银行监管当局特别是在华银行的母国银行监管机构的定期联络制度，加强信息交换，交流监管经验。
（二）建立有效的持续性银行监管体系
科学的持续性银行监管体系与过去的合规性监管、事后监管相对应，它是全面防范、处理金融风险的客观需要。这一监管体系应包括：
1.对市场准入和机构变动的审查。（1 ）对市场准入审查要全面：银行股东的财务状况、声誉和经营业绩；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机构，特别是内部审计、稽核部门的独立性；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品行、专业知识和银行经验；财务预测是否明确、现实可行；拟在我国设立银行机构的外国金融机构应达到巴塞尔协议有关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其所在国具有并表综合监管能力。（2 ）对机构变动的审查包括银行股权的受让人达到批准新银行对股东的要求和银行的重大收购与投资在银行的经营能力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2.风险监管制度。（1）信用风险管理。 对超过一定数额或资本比例的贷款由监管机构审查；银行呆帐损失准备金的提取足以防范一般的信贷风险；对风险集中实行控制；关联贷款不得优于市场条件，也不得超过限额。（2 ）利率风险管理。银行须建立利率风险控制制度和程序，并定期向监管者汇报利率风险的状况和处理措施。监管者可向银行提供有关资产组合和期限搭配的建议。（3）流动性风险管理。 监管者应保证银行业务不过份扩张、资产搭配合理以及持有相当比例的较强变现能力的高质量的资产。（4）操作风险管理。 严格执行内部会计和稽核制度；实行积极的交叉监督，如一笔业务由双人签字；建立保险制度和应急计划，一旦出现风险事故能及时化解。（5）资本充足率管理。 应结合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制定规范化、量化的实施办法：对银行资本分成两类。第一类核心资本包括股东和公开的储备金，第二类附属资本包括未公开的储备金、重估价储备金、通用贷款损失准备金、带债务性质的资本证券和次级的长期债券；为银行资产确定风险权数，可采用0、10％、20％、50％和100％五个权数；细化目标标准比率，在总的比率不低于8 ％的基础上，分别规定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所占比例。（6 ）信息管理。首先应采用最新技术，大力开发监管软件；其次，将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获取的信息相互对照、补充；最后还应注意：会计准则统一，新设银行和出现危险征兆的银行定期向监管者报告情况，监管者对银行的敏感信息负保密义务，监管者定期公布银行情况，银行也应定期公布财务状况，使公众能正确决策。
3.对违规银行的处理。监管者应有权命令银行采取挽救措施；限制银行的业务活动，包括已经开展的业务和准备开办的新业务；撤换高层管理人员或董事，情节严重的，剥夺其在银行界就业的机会；接管银行；关闭已根本丧失偿债能力的银行。
（三）改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能力
关键词：原则导向；市场纪律；有效监管
Abstrace: Banking supervision reform is a hot topic in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In these discussions, more and more evidences indicate that this turn reform should emphasize the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and market discipline. Core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Basel II, as guidelines of global banking supervision, advocate the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and market discipline.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and market discipline, and then give some advises for how to implement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in China.
Key Words: 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market discipline，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3-0052-03
一、引言
银行监管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是对银行危机产生机制的主流解释，而政府的干预可以有效防范危机的产生，这可以解释政府实施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而监管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及其成本收益分析，是监管行为可持续性的关键考量。有效银行监管就是权衡监管收益与成本，以最小的监管成本实现银行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促进宏观经济发展。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与演变，充分显现出金融危机快速传导的特性和巨大破坏力，其原因之一就是监管体系未能及时预警并采取有效措施阻断危机恶化。次贷危机引发人们对银行监管有效性的反思，对现有监管框架、监管方式和监管理念重新审视。尽管金融监管改革的最终尘埃落定尚需时日，但原则导向与市场纪律配合的改革指向却渐趋明朗。
次贷危机发生之后，美国财政部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蓝图》，长期目标就是逐步改革“规则监管”方法，建立一个全新的“目标导向”的监管框架，其本质上是采用了原则导向监管的理念和做法，即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来调整监管资源，增加与市场的有效沟通，更好平衡监管的加强与市场纪律的培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市场纪律的培育是防御的第一战线；为确保投资者和管理人员对其金融决策负责，监管者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对于市场纪律的加强；依靠市场纪律不应该同自由放任政策相混淆，市场纪律通常需要政府监督的支持。”
原则导向与市场纪律配合的监管思路，势必对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如何根据我国银行业改革
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稳妥地进一步加强监管有效性建设，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原则导向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
原则导向监管是指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且实践结果导向的监管活动，同时以规则作为辅助以实现监管目标。尽量多的以原则为指导和尽量少的使用规则是原则导向的关键内涵。
显然，与原则导向监管相对应的是规则导向监管。规则导向的实质是“边界明确”，要求监管者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边界明确”的优点在于监管者便于执行，被监管者也能清楚了解自己的责任。但是，规则制定要以市场活动为根据，其先天的滞后性总是为市场留下套利机会。而且由于规则太多，各个规则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这些规则自身愈来愈复杂，最终不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市场开始发展出用以避税或者逃避规则约束的产品和服务。美国次贷危机就被认为是规则导向监管缺乏弹性和前瞻性的后果。
原则导向监管理念的倡导者是英国金融服务局，并在全球范围内被广为接受。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为各国监管当局设立了良好监管实践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原则导向监管理念，我国也将核心原则作为评估监管体系的质量和明确未来工作要求的标杆。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了有效监管体系应遵循的25条原则。这些原则总体上可划分为七个方面的内容：目标、独立性、权力、透明度和合作，许可的业务范围，审慎监管规章制度，持续监管的各种方法，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监管当局的纠正及整改权力和并表及跨境监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明确提出，有效的市场约束是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先决条件。
原则导向监管的优点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原则侧重于目的而不是那些细节性的规定，增加了监管的弹性和灵活度，使监管要求更具“持久性”，监管者能够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监管重点，被监管者则不能轻易规避。（2）原则给予被监管机构和监管者一定的灵活度，能够提高市场效率，促进业务模式、产品、战略和内部流程的创新。（3）原则着眼于最重要的规则，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4）原则导向监管有利于金融机构内部培养风险管理与合规文化，使得风险管理与合规文化能贯穿在每个业务条线之中，而不仅仅只是合规部门或风险管理部门去了解和遵循监管者的要求。
三、市场纪律与《新资本协议》
市场纪律是指充分发挥市场在信息收集、传导方面的作用，使市场参与者共同来监督银行经营活动，通过及时发现风险来降低危机发生概率。因此，市场纪律是一种市场影响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把监督和约束银行的任务授权给监管机构，同时也授权给市场参与者，通过市场参与者的连续约束行为激励银行以安全、稳健的方式来经营。巴塞尔委员会于2004年颁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资本协议》），将市场纪律引入银行监管实践。银监会于2007年颁布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将于2010年底起在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
显然，市场纪律的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假说，即市场参与者能够获取所有市场信息，并据此做出理性反应。但是，《新资本协议》并没有偏执地相信市场能够完美运行，而是通过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监督检查、市场纪律三大支柱相互配合与完善，共同推动有效银行监管。
对于市场纪律，《新资本协议》强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监管者应当为银行信息披露方式与披露内容设定原则，确保所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以利于市场参与者了解银行经营范围、资本情况、风险暴露、风险评估程序等信息。
市场纪律通过建立监管者与市场参与者相互补充的监管机制，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防范银行风险，促进银行合规经营。市场纪律发挥作用，也依赖于严格明晰的会计准则、完善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等先决条件。
四、对我国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思考
（一）应当重视原则导向与市场纪律的监管理念
原则导向与市场纪律监管理念，重新确立了监管与市场纪律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在于将监管与市场有机地统一起来。监管的最终目标是金融稳定，实现金融稳定的路径是通过原则导向监管来培养市场纪律。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的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充分实施原则导向监管和发挥市场纪律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应当根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新资本协议》要求，积极推进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建设良好信用环境、继续坚持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为进一步推动有效银行监管创造条件。
（二）推进银行监管由“规则导向监管”向“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相结合的转变
实施原则导向监管并不是要摒弃规则导向监管，而是要将一般原则与特殊规则相结合，通过实践权衡不断调整二者的平衡。就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行业监管现状来看，尚不完全具备实施原则导向监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但是，根据金融创新和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以及国际上推进良好规则和实施监管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银行监管既要基于审慎监管的需要坚持规则导向监管，又要基于鼓励金融创新的需要逐步推行原则导向监管，从“规则导向监管”向“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结合转变。
（三）建立有效的“公共安全网”机制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指出，建立适度的“公共安全网”机制是实施有效监管的前提之一。“公共安全网”一方面能够在正常时期帮助建立银行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加强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另一方面能够在危机发生时预防多米诺骨牌现象在金融体系发生，从而降低系统性危机发生的风险。在我国，政府一直被认为是银行存款的最终担保人，这可以视为一种“隐性的安全网”。但是政府对银行实施保护的普遍观念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最终会导致银行部门的脆弱性，所以首要的任务是通过设立显性的安全网，减少和明确政府保护的边界。在当前的情况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又有助于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是必然的选择。
（四）提高监管和被监管人员素质
原则导向监管的运用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环境。与规则导向监管理念不同，原则监管意味着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面对的不完全是清晰明确的法规条文，需要根据现实中的情形做出灵活审慎的职业判断，这对人员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原则导向监管对高素质人员的需求不仅针对监管者，还包括被监管者。原则导向监管要求监管机构实现在理念、判断和能力上的巨大进步，同时，由于原则导向强调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持续而充分地沟通，所以，也要求被监管者的人员素质要相应改变和提升。只有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从业人员的共同进步，才能实现中国银行业的真正进步。
（五）严格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
目前我国上市银行已经建立起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城市商业银行也依据《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法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但是仍有大量的城信社、农信社没有强制进行信息披露。已经实施信息披露的银行业机构，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我国要逐步发挥市场纪律的作用，就要进一步规范和严格银行业的信息披露行为，使市场参与者能够及时全面了解银行经营信息。
（六）规范对评级机构和担保机构的监管
次贷危机中，一些评级机构因给予次贷债券极高的信用评级，被外界批评为扮演了对次贷风暴推波助澜的角色。我国担保公司和评级公司也存在没有严格的准入门槛、缺乏有效的行业监管等问题。评级机构和担保公司作为市场纪律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理应对其加强监管，通过明确对评级公司行使全面监管职权的监管机构、统一行业准入标准和退出规则等手段规范市场秩序，为实施有效监管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兆星 .中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建设进入新阶段[N].金融时报，2008年.
[2]廖岷.原则导向监管真的失效了吗[J].当代金融家，20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