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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汉字和英语的区别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汉语 文字 字本位 语素
黄伯荣在《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中认为“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既是词汇单位，又是最小的语法单位。”
我们认为黄伯荣的观点并不准确，汉语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单位应为“字”。
下面我们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关于语言与文字的基本观点、“字本位”理论、汉英语法体系的差异三方面做详细阐释。
一.索绪尔的语言观与文字观
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根植于他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结构主义的本质是：关注形式、结构关系，排除了实体和对象，关注抽象规则，强调模式化。任意性原则和线条型原则为结构主义的重要原则。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认为，意义的生产机制不在符号之外而在符号结构内部，故而将符号分为“所指”和“能指”两部分，索绪尔研究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语”，研究“言语”，需要进行必要分析、解构，因此就必须将“言语”结构化，使其成为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而结构化的手段恰恰是文字书写。因而语言实际是文字建构的结果，文字替代语言之后又重新塑造了语言，语言不借助于文字，语言则永远不会存在，语言要被保存、流传必须借助于书写。因而，语言不能脱离文字而存在。
汉语中汉字是汉语存在的必要条件，现代汉语按照西方音位学的描写建构的语素音位学系统，共有416个单音节，算四声则有1299个不同的音节，根据黄伯荣的研究观点，以上便构成了现代汉语的语素音位系统，然而在这种语素音位系统下研究现代汉语的语法，不仅存在严重的套用不合适，理论衔接不连贯等问题，更无法解决汉语语用中的实际交流、理解等语法问题，例如：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同音义异现象，如果有用汉语拼音字母按“表音”要求拼写，大量的同音异义现象就无法区别。由于音位不具有区别汉语意义的功能，汉语书面语只能借助于汉字，只有“字”才是最小具有区别意义的语音单位。再如：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表音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的字形并不与一时一地的语音相联系，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身处广韵时代的人和现代人，身处粤方言区的人和闽方言区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语音来认读同一个汉字，字义不变。以跨地区性特点为例，同一个汉字，在全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认读读音，而“字”并没有变化，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异义现象，而造成同音异义的原因，大量源于汉语形声字、假借同音、同源字同音、偶然同音等，在汉语双音节化的过程中，双音节词的异形同音现象是仍然存在的，因而从普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语言文字的关系是，语言的字形可以不通过字音，而直接和字义相联系。索绪尔认为“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词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与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
二.徐通锵“字本位”理论
1.“字”是汉语基本结构单位，是最小具有区别意义的语言单位
徐通锵认为“字”可以总结为“汉语体现语义关联基点的结构单位，特点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作为语言单位是较为抽象的逻辑概念，存在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口说中一个音节表示一个意义，书面上是具备独立形体的语音转写单位，口说的音节和书写的汉字均是其不同的表现方式，因而，在汉语中，“字”是形、音、义三者结合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最小具有区别意义的语言单位。汉语中语素的对立导致区别义是有限的，而由字形导致的对立则是绝对的。
2.“字”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理据性
徐通锵认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开始不称为“字”，而是“名”。我们从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来看，传统语言学俗称小学，以字为中心，形成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分别研究字的形、音、义。传统的理据考求方法主要有因形求义和因声求义，形义理据是基础性的，声义理据是次生的。
从音韵学、训诂学角度来看，汉语可以直接感知的最小语音单位是声和韵，通过声、韵组合成音节，音节不具有明确的表义功能，只有配合字形，才会才生区别意义。汉语早期的理据载体是声和韵，基本结构单位则为声韵的组合，构成一个音节，成为“名”，“名”注重音义结合，在此，“因声求义”的理论原则体现了汉字构造初期。然而，由于语言结构的变化发展，声韵的单纯相拼已不能满足汉语语言信息生成的需要，因而需要通过改进基本结构单位的生成方式，汉语的生成方式由“形”转向“序”，再由字组生成字组去表达新的概念。
从文字学角度来看，汉字具有天然的理据性，突出表现为“表意”功能，六书中的汉字造字方法是通过形态结构表义并且表音，主要有象形、指示、会意三种，汉字大多由甲骨文衍生、发展而来，早期的甲骨文是作为记事符号存在的，所以汉字与印欧语的不同在于“字形”在汉字中兼具区别义功能。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以“形”为切入点探求字的构造规则，用“六书”系统对汉字进行结构分析，将“字”作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据义构形”成为新的构字原理，将原来由声韵构造的“字”，作为一种新的构成要素，使“字”代替“名”，而构字的理据载体由声韵转化为声形。
3.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印欧语是“形态型”语言，两者理据性不同，因而研究方法应不一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句子靠语义生成，是语义句法；印欧语偏重于语形，注重句子主谓一致及形态变化，因而是形态语法，印欧语系单个符号的意义并不具有理据性，只有把符号组合起来才具有理据性，印欧语言的理据性的载体是“语素”，也就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语素”是组合理据，因而西方衍生出音位学来研究其语义的区别性特征。徐通锵同时指出，汉语中没有西方语言学中“句”的概念，英语中word和sentence在汉语中并不对应“词”、“句”的意思，“句”在汉语中缺乏现成性、封闭性、离散性的特点，难以成为一种基本结构单位。
语义型语言研究的重点应为具有理据性的字，研究语音与语义的相互关联；而形态型语言的研究重点是主谓结构和与此相联系的词类的划分，因而两者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不一，导致无法借用形态语法的描写方法来研究汉语的语法问题。
三.汉英语法体系差异
1.英语的“构词学”和汉语的“形位学”
英语的“构词学”研究的是词的内部结构，将词分析为最小的结构单位语素，探讨结构单位的性质、语音、意义以及如何相互组合成为新词的方法，主要构词方法有派生法、复合构词法、转化法、缩略法等等。其中派生法是英语词汇形成的重要方法，是形态语法的突出表现形式，而汉语则无此类。
汉语的“形位学”是潘文国先生提出来的，即以“字”为基本单位，一步步分析其构成，其最小单位为“形位”，其地位相当于印欧语中的语素。形位学关心的是汉字的语音学因素，汉字内部形、音、义的组合关系，将传统的“六书”理论纳入研究体系，潘文国认为“形位学”应建立与西方“构词学”相应的“字干”、“字缀”、“成字形素”、“不成字形素”等概念术语。并对六书理论进行现代汉语语法演绎，建立与西方构词学相应的“派生造字法”、“合成造字法”、“转化造字法”，建造与西方构词法相对应的形位学体系：
“象形”-构成独体字，字干的基础，是整个汉语形位学之本。
“指事”-字干加字缀的派生造字法。
“会意”、“形声”、“转注”-合成造字
“假借”-转化法造字
形位法将英汉词（字）一级的构造法对比研究，重构英汉对比体系标准，将标准由单一的构词法，转移为双轨的应用于印欧语言的“构词学”和应用于汉语的“形位学”。
2.英语“音位学”和汉语的“音韵学”
英语音位学研究的是语音的功能、语音的系统、组合方式及规则。音位是英语语言系统中，最小的有区分意义功能的单位，是通过音素这一语言形式体现的，音位变体是在某一特定的音位在不同环境中，都有不同的音位形式，每一位音位变化都是一个音素。
潘文国提出音义互动是汉语组织的最根本规律，音指语音（韵），义指语义，音义互动强调汉语的语音会影响构词和句法。音义互动，即是语义与节奏的互相配合与协调。
因而，不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用层面，汉语中的“语素”既不是音义关联的基础，无法与概念相联系，也不具有语言基本结构单位所必须具备的特征，汉语拼音中的26个字母和416个音节是无法具有表义功能和区别特征的。因此，不仅字和语素是两个不同体系中不同语法术语，无法对比，也无法横向替代、比较。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4]徐通锵.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结构原理[J].语言文字应用，2001.1
关键词：中西文化；语言失误；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086-02
引言
语言渗透着文化，语言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传播文化的工具。语言离不开社会，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我们可以从语言模式中探求出暗含的文化模式，探求出每个社会群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学习一种语言，也要尽量去接受它内在的文化，只了解其一，不可能很好地掌握这种语言，流利地应用这种语言。明末清初，随着西方语言及文化的涌入，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注重学习英语。英语的使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时尚，能真正促进贸易和经济上的发展才是最终目标。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异，有些词语的字面意思与其真正含义完全不同。因此，一般学习者看到这些词语时，很容易犯望文生义的错误。很多英语学习者“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只有通过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掌握英语中容易产生误解的词语，才能有效地避免理解失误和翻译错误。英语中有些词语在句子中有特别的含义，不可照字面意思理解，如果望文生义，就会闹笑话。本文针对中国人在汉语思维影响下对语言产生失误的弊病，进行研究分析。
一、中西文化差异
1.话题差异
在以英语作为母语的西方国家，西方人闲话家常时的内容与中国人有些不同。谈话内容一般不会涉及个人的工资、收入、婚姻状况、年龄等等这类问题。因为在西方国家，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会涉及个人的隐私，是不方便过问的。这些话题在以往中国人眼中，没什么不可以谈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慢慢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或多或少地开始避免和陌生人提出这些问题，当然在关系密切的朋友之间，西方人和中国人一样也会谈起，这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关心罢了。但对于初识的人，西方人更看重个人隐私，而不去过问。因此，对于爱问这类问题的中国人，就要小心发问，避免出现尴尬局面。
2.问候差异
中西方国家在日常问候及打招呼时，也有一些区别。在过去，中国人见面时常问对方““吃了吗？”“去哪里？”“上街去啊？”之类的问候。其实，对方如何回答并不重要，并不是真的想知道对方的答案，只是向对方打个招呼而已，这样比点头一过有礼貌些。而现代的中国人在见面时，问候语大多已变为“最近好啊”之类的话，对个人隐私的问题问得少了，不管哪种问候，都为了体现出提问者与答话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在西方，打招呼时，一般只问一声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或直接说声“嗨”就OK了。如果西方人遇到中国式问候，就会感到非常疑惑，回答时也感到莫名其妙。追究根源，还是对何为隐私的问题有不同答案而已。
3.称谓差异
在中国，一般平级或年龄相仿的人或关系亲密的人之间才会直呼其名。对年长者直呼大名，会显得非常没有礼貌。对上级这样称呼，也可能因此得罪领导，让人觉得不分长幼尊卑，没有素质。但在西方，直呼大名却证明了关系亲密，家庭成员之间，皆可直呼姓名或干脆使用昵称。因此，在与人问候时，要分清对方来自何处，对不同的人运用不同的问候语，这样才能不显得冒失，又体现了礼貌。
4.自我差异
任何学英语的初学者都能发现，在英语代词中，你、你们、他、她、他们、我们都不大写，只有一个代词大写，就是我。这是因为在西方人眼中，自我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大写的我代表了西方人追求自我，体现自我的意识。但并不是说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而是显示出他们为人处事时更喜欢独立，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会尊重自己。这充分体现了西方人对自我主义的重视。但在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称呼，就带有谦卑之意，如：奴家，在下、鄙人、奴才，小人等，就连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把自己称为孤家寡人，虽然在称呼上是把别人放在上位，自己置于下位，但这种情况也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中国古代，上级可自谦，但下级不可越级，要比上级的自谦的称呼更为低贱，才能不冒犯上级。通过“我”这个代词，我们就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二、语言差异
据我们所知，英文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两者从根本上就有很大区别。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两者在语言上的差异。
1.音素差异
语言最大的用途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口语与文字更为重要，汉语言所使用的拼音与英语音素有明显区别。首先就是汉语拼音中有声母和韵母。汉字的读音有的使用单个韵母即可，有的则需要声韵母组合。但组合还不能明确区别汉字，还需要添加声调，汉语言中每个字都有声调，共有“一二三四”四个声调，声调不同代表着不同汉字。一个汉字一个读音，因此，汉字学习起来并不容易。英语单词的发音是由音素构成的。音标组合后形成开音节或闭音节。英语单词中的开音节与汉字声韵母组合后的读音相似。但闭音节是汉语没有的，而且，英语单词的声调没有四个，只有轻音和重音的区别。单词长，读音则长，单词短，读音则短。但是，有了音节和轻重音的影响，英语单词组合成句后，读起来也讲求抑扬顿挫，英文诗歌也追求押韵，但英语只有轻重音区别，所以押韵起来较难，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学习英语的人，在读起句子或诗歌时，找不到抑扬顿挫感觉的原因。而汉语言文字就容易许多了，有四个声调的存在，很容易找到韵脚。
2.词形差异
许多人认为英语单词是由古人随意创造出的，而中国汉字更加像汉字影射的来源物。也就是我们说的象形文字。其实，在欧洲上古时期的古人们，也是在石壁上作画，根据图画演变出了单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单词的词形逐渐加大，在读音的影响之下，变化越来越大，到最后已无法追溯到影射的来源上。因此，现代的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单词是古人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汉字有所不同，据我们所知，古代汉字起源有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小篆，石鼓文等等，这些字体形状不一。中国人也一直强调书法的重要性，练习过书法的人都知道，字体有楷书，行书，草书，隶书，行楷，魏碑，篆书等等，风格有王氏，柳氏，郑氏等等。小小的方块字却能显示出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精粹。而印欧语系如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中的文字都渐渐演变为一种符号，失去了原有图像的外貌。所以，许多中国人在学习英语单词时，觉得很难背下来，找不到单词与含义之间的联系，但事实上，如果了解了英语单词的音素与音素组合规律，了解了词缀与词源，听到即可写出、即可猜出单词含义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3.语义差异
中国汉字与印欧语系不仅仅存在语音与语形上的差异，在语义上也有很大区别。据我们所知，在跨国贸易或国与国之间订立一些合约时，不仅要拟本国语版本的合约，还要拟定一份法语合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用词方面，各国的语言都会多少存在些漏洞，各国语言中，只有法语的运用最为严谨，用词最为精确。用法语拟定出的合约，很少有疏漏之处，也很少给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因此，国际之间大型的合约与合同都会备有法语版本。相比较而言，汉语的漏洞较多，很多人有漏洞可钻。比如：“他背着媳妇做了不少事””这句话中的“背”就有两种读音，两种含义，读“bèi”可以理解为他做不让爱人知道的事；读“bēi”就是说明他的媳妇是残疾人。还有，“开刀的是他父亲。”那开刀的人可以是主刀做手术的大夫，也可以理解为被做手术的患者。因此可以说，印欧语系所使用的单词词义往往功能性更强，精确性更高，定义性更准。相比较而言，中国汉字的概括性强，使用性更为灵活。因此，再使用西方语言时，要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避免使用失误。
4.语法差异
汉语的语法要求较少，有时主语置后，有时主语置前，听者随情况而回答问话者的问题。“你吃饭了吗？”可以说成“吃饭了吗，你”。在古代的诗歌中，古人也灵活地创造出一些回文诗，简单的几个字，可以变为一首诗，这种随意性对于印欧语系中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印欧语系的句子中，句子的语法有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以及主谓宾定状补的要求。这也就是上一项中提到为什么在国际之间的合约中，很多要拟定法语版合约的原因，在诸多印欧语系中，法语的要求最为严格，限制性最强。汉语虽然缺乏这方面的不足，但中国汉字的字形与影射物相似的特点多少可以弥补这种不足。
5.句型差异
印欧语系，尤其是英语，句型注重形合。句子中连词用得很多，同时要求结构完整，而汉语中的连词可用可不用，结构较为松散。汉语也讲求句子的结构，即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英语中多了补语和表语。基本结构相似，都是按时间顺序，逻辑关系来排列单词，组成句子。但句子之间的逻辑连词，使用较少，我们根据句子就可以看出逻辑性，当然这也有可能会引起歧义，比如：我看他扶着一位老人走下公共汽车，手里拎着一个皮包。”这皮包是谁拎的，就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了。尽管英语的句子要求较严紧，但也有歧义句的存在。不过，印欧语系往往把句子的重点放在句首，而汉语在使用时，习惯于把重要的内容放在句子的后部，所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喜欢绕弯子说话，主次不清。这和我们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在使用印欧语言时，要按着西方人的逻辑排列句子的主次关系。这样才不会让人摸不到头脑，分不清主次。
三、结语
中西方语言体现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渗透在语言之中。只有通过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掌握英语中容易产生误解的词语，才能有效地避免语言运用上的失误。
参考文献：
[1]辜正坤. 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第一，音节
汉语是方块汉字为基础的单音节语言，而英语是字符化的多音节语言。汉语是以汉字为一个基本单位，即便是词，其音节数比英语的音节少。这带来的结果就是，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的标准就是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一样，语速平均，每个字都咬字清晰，仅仅是一些轻声字读得弱一些。即使在汉语口语中，在一句话中不必咬字清晰的，比如先生、知识、学习、一会儿（这几个词在口语中就包含有弱化、连读），相比英语也不多见。而英语的多音节特性，以及英语的单词是由 Sound 拼读而成的本质，很自然地就会大量发生两个词、三个词甚至更多词中的 Sound 连在一起读，于是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连读、弱读、省略，而非每个单词都要咬字清晰了。所以，英语的韵律、节奏之一，就包括连读、弱读、省略。这在歌词中体现得更加充分。
第二，重音和节奏
汉语中到底有没有重音，好像还有争论，而英语中的重音则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每个字、词的音量均等，语速也很平均。汉语的重音主要靠提高音量来表达，再加上一点语调变化，而其目的也仅仅是表达一种感情。而英语的重音则是英语的基本部分，分布在每一个有效的语言交流中。这里说有效的语言交流，是指能够表达一定意思的短语或者句子。而且英语的重音，不仅仅是我们音标中学习的单词中的重音，更重要的是短语、句子。也就是所谓的意群的重音。
所谓意群，一个句子可根据意思和语法结构分成若干小段，每一小段称之为一个意群。意群在句子中具有语义、语法和语调三种特征，比如： After school，/my classmates and I/are going to play basketball。意群是英语口语的基本单位，能够表达一定的意思，其中包括核心词，而核心词就应该是这个意群的重音部分。也就是说，英语口语作为一个语言流（flow）， 中间是有停顿的，而这个停顿就是以意群为单位进行分割的，而不是单词（中式英语的一边翻译中文一边说的一个词一个词地蹦）和句子，这是由英语的发音方法、思维方式、习惯甚至文化决定的。
意群中的核心词也就是重音所在，是在口语中占用最多时长的部分，其他的单词可能快速一带而过。换句话说，英语的重音，不是单词中的某个重读音节，而是口语中的意群――也就是口语中完全不停顿的部分――里面的核心词，而这个重音的表达，也不一定体现在音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语速的区别上。其实，这就补充了前面第一点中关于英语的多音节带来的连读、弱读、省略的问题：什么时候该连读、什么时候该弱读、什么时候该省略？当然是在一个意群之内该进行连读、省略，意群中的非核心词则弱读。我们中国人学英语，包括学英语口语，只背规则，比如前一个单词的尾音和后一个单词的首个音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连读，什么情况下应该省略，偏偏忽略更加关键的语言流的整体性，没有考虑英语语言流的分段特点。
意群概念的引入，比较清晰地解释了英语的节奏。口语的一句话中，分割为多个意群，意群之间有停顿，意群内部连读、省略，核心词占用最多的讲话时间，其他的词弱读，一带而过。
第三，声调和语调
关键词：字；Word；本位；对应性；非对应性
一、word是英语研究的本位
关于word是英语研究的本位，恐怕不会有人反对。不管是1755年约翰逊博士出版的历史上第一本词典还是从希腊开始一千多年的语法研究都是以词为本；不管是19世纪末出现的句本位理论还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采取的语素本位以及转化生成语言学的构词法，最后都得回到以词为本。
二、关于“字”本位的确立
每种语言的研究都必然有一个基本单位，它是语言研究的出发点。英语的研究的本位是word，那汉语研究的本位是什么？是与英语中word相对应的词本位还是语素本位？赵元任老师从根本上怀疑汉语中类似于word这个单位的存在，吕老师则指出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汉语中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此不可。张志公老师最早开始对语素本位的怀疑。在其之后徐通锵老师也指出汉语中不仅没有语素这种单位，而且连这种概念也没有。说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一种语言“本位”的基本条件主要在于其是否具有天然性，词和语素之所以没能成为这样一个单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是人为分析出来的并不具备天然性。所以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曾明确提出“字与 word 对应”，他认为 word 是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所以“字”本位在汉语研究中的地位开始确立。
三、“字”与 Word 的对应性
word 是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们各自决定所属语言的特点，二者的共性如下：（1）二者都是语言的天然单位。（2）二者都是各自民族认识世界的基本单位。（3）二者都是在语法上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是词（字）法与句法的交接点。Word 和字都是“天然单位”，这也是将它们作为本位研究最简单最合理的理由。关于第二点民族认识世界的单位，西方《圣经》中关于语言的起源说明世界是通过命名创造的，而命名通常是语词，而语词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所以他们将语词（word）作为认识世界的基本点。在汉语关于语言起源的传说中，可以看到文字在中国古代人民心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以及人们对文字的重视。关于最后一点首先引用西方学者莱昂斯的话：在传统语法当中，词是顶级重要的单位，它是区分词法和句法的基础，又是词汇学的最主要单位。英语中的词法和句法是两分的，以词作为连接两者的枢纽去讲语法是妥当的，但是汉语没有词法，所以研究汉语讲清句法就可以。汉语研究的本位是字，字以上是句法字以下是字法，所以字在语法上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是字法与句法的交接点。
四、“字”与 Word 的非对应性
1.汉字以形写意，英语以音表意
汉字的产生直接取象于天、地、动植物以及人与周围的事物，无需经过语音媒介，虽然语音是文字之所是文字而不是图画的必要条件但是它在汉语中是处于次要位置的。汉字的发展过程分为文和字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文”依类象形，即按照客观事物本来面目进行摹写，为“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第二阶段“字”，在形上添声为形声，在声上添形为转注，单纯利用读音的为假借。这里所说的“文”和“字”实际上就是传统研究中的“初文”（“初文”就是最初产生的语词）和“孳乳字”（“孳乳字”则是在初文基础上孳乳出来的语词）。英国学者哈特曼（Hartmann）和斯托克（Stork）讲词的构成时采用的也是这种二分法，他首先将词分成两类：原生词（Primary Word）和次生词（Secondary Word）。哈特曼的次生词实际上就相当于汉语的“孳乳字”，而他的原生词就相当于汉语的“初文”。英语的原生词（Primary Word）和汉语的“初文”都是各自语言中最基本的意义单位，在结构上都由一个语素构成，具有不可再分性，但英汉民族在认知模式上的差异导致两者在“表意”方式上也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2. 扩展方式：汉字“空间性”与 词“时间性”
汉语“初文”与英语的“Primary Word”两者在表意方式上以形写意与以音表意的对立，导致了汉英语汇的扩展分别走上了不同途径，即空间上的扩展和时间上的延伸。“形”是二维的空间范畴，“音”是线性的时间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认知的进步，对“意”的区别便成了必要。“以形写意”的汉语必然会利用在空间上增加区别性符号的手段，“以音表意”的英语也不得不选择在时间上增加语音符号的方式来区别意义。于是，汉语的“初文”在空间上扩展后便形成了“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等“孳乳字”，如：初文“刀”平面空间增加一个“丶”便扩展为指事字“刃”；“初文”到“孳乳字”只是平面空间上“形”的增加，线性时间上的“音”没有延长，还是一个音节。英语的原生词在时间上延伸后就产生了 Secondary Derivative、Compound Word、Primary Derivative 等次生词，如：动词 act[kt]（行动）增加一个音素//，变为名词 actor（演员），增加两个音素/iv/，变为形容词 active（积极的）。所以我们说英语原生词是通过在线性时间上的延伸来孳乳衍生出次生词的。
3. 生成方式：汉字“描述性”与 词“规定性”
在（三）中第二点我们说到西方和中国关于语言的起源，西方语言的产生是通过亚当的随口而呼的命名开始的，汉语的产生则是起源于对事物形象有意的模仿，随口而呼是任意的无理据的，有意模仿则是有理据的可分析的，所以说汉语与西方语言在语言产生之初走的是两条全然不同的路劲：语音-任意性 VS 文字-理据性。从另一方面来说，以形写意与以音表意的对立是汉语和英语不同词汇化手段的对立，也是汉语“初文”与英语原生词在表意方式上的对立。这种对立又导致了汉英语汇在生成方式上描述性与规定性的对立。汉语初文“以形写意”，用字形去描述意义，字形与意义之间有着描述与被描述的关系，因而我们说初文的生成方式是描述性的。而英语原生词由于“以音表意”，音义的结合是任意性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其生成方式因而也只能是规定性或定义性的。例如，同样表达树上之果实，汉语的“果”像“果形在木之上”（《说文・木部》）之形，为描述性的，英语的“fruit”则与“果形”与“木”无关，用它来表达果实这一概念，完全是人为规定或定义的。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
参考文献：
[1]Packard， J.L.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A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3]王力，《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王宁，《与汉字学》。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摘要：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不同的表达法和习惯用法的差异，可以追究到更深层次的思维方面的差异，英汉语之间最重要的区别特征莫过于形合和意合的区别。本文试图从形合和意合的角度来分析英语和汉语中造字和构词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了两种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
关键词：形合 意合 思维 构词
[中图分类号]：H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0)-04-0187-01
引言
语言文化的差异包括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很多方面，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不同的表达法和习惯用法的差异，可以追究到更深层次的思维方面的差异。英汉语之间最重要的区别特征莫过于意合与形合的区别。
形合和意合是语言组织方法，是从意义到具体语言形式的两个既有各自特点又不相互排斥的组词成句途径。形合(hyotaxis)指借助语言形式手段，主要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衔接；意合(parataxis)指不借助于语言形式手段，而借助于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语篇内部连接。申小龙(1992)认为：西方民族注重形式逻辑。强调主客的分离，因此在语言上注重形合，而汉民族“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主客体的融合统一，因而在语言上重意合。
本文试图从英汉造字构词的角度分析英汉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里所体现出来的思维差异的问题，即形合和意合的区别在词根词缀等构词方面的体现。
一、英汉词缀构成对比
英语属于一种拼音文字，英语的符号系统只包含二十六个字母，是形态语言，英语是一种体现逻辑思维能力的语言，其词缀功能主要为表义性词缀作为一种构词手段十分活跃。
英语中的词缀有两类：一类叫“派生性”；另一类叫“屈折性”。派生性词缀是一种与某个词根结合在一起时改变该词的词性或词义的粘着性语素，如后缀-ly改变词性，前缀dis-改变词义；屈折性词缀是一种既不改变词性也不改变词义，只起一种语法作用的粘着性语素，如动词的进行时态后加ing，复数名词后加-s。
英语中抽象名词多，汉语中具体名词多。英语中有一整套表达抽象思维的方式，使用大量抽象名词便是其一。英语中的抽象名词大多是通过虚化手段，即通过加词缀，尤其是后缀，从其他词类派生而来。比如，表示抽象名词：-ship hardship，leadarship，friendship，ladyship，和-hood manhood，motherhood，neighborhood，childhood。
而汉语中的名词，除了哲学上的名词之外，只能指称具体的东西，而且可以说五官所能感触的。现代汉语的一些抽象词尾大多来自外来语。英语说明性词语多，汉语形象性词语多。绝大部分英语具有说明性和功能性，极少具备形象性。而许多汉语词都具备形象性。
汉语词缀是一个严密性与开放型相互对立和统一的系统。从文字系统上看，汉语属于表意(ideographie)文字，汉字四四方方，字形与字义有很大的关联和统一。汉字，汉语词中沉淀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意合是汉字词的灵魂。汉字有四种造字法，其中“会意”和“指事”是典型的意合。比如，会意字“灾”，火在房子底下，意合为房子失火，表示“灾难”义，非常生动形象。再比如会意字“从”，由一前一后的两个“人”构成，意合为一个人跟着一个人，表示“跟从”义，同样生动贴切。象形字“日”，“月”，每个字所有笔画合起来就是该字所表达的客观实体的形状，也是一种意合。形声字的形旁也表意，比如“岗”，“岭”，“崩”都有“山”作形旁，表示它们都与“山”有关，这也是一种意合。
二、意合与形台的构调方式对比
汉语是分析型语言，不会像英语名词那样改变自身的形式变为复数，汉语动词也不会改变自身的形式表示过去，现在进行，将来，完成和被动等。中国人形象思维比较发达，英美人逻辑思维比较发达。而汉语主要依赖意义的内在衔接，形成一种隐约的意义脉络。
比较一组汉英对应的词语：牛－ox，公牛－bull，母牛－COW，小牛－caff，牛肉－beef这五对词语，汉语只有“牛”是单纯词，其余都是合成词，英语则都是单纯词。这中合成词和单纯词的区别说明了汉民族在形成这五个词所表达的概念时，只有“牛”是初始概念，其余都是用两个现成的概念作为元素合成的新概念。而英语则都是初始概念。汉民族在形成概念的过程中，既注意了事物的特性，又注意事物类属的共性和事物间的联系，而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在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则强调事物的个性和差异。
而汉字的构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也是靠意合组合在一起的。比如“夏至”，“夏”是“夏天”，“至”是“到”，“夏”和“至”意合为“夏天到”，表示一个节气。现代汉语绝大多数的合成词都是靠它们的语素意台而成的。比如“房奴”，指因买房向银行贷了很多钱，每月把收入的大部分还银行贷款，而且还要还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人。“房奴”由“房”和“奴”两个语素构成，意台为“房子的奴隶”，生动形象地指代了这种人，这种构词就是利用了意合法。再比如：单身族，上班族。工薪族，打工族，炒族，边缘群体，消费者群体，读者群体，弱势群体，吸毒群体，白领群体，球迷群体，“族”和“群体”两个词构成的新词的应用说明了汉民族人重综合，重归纳的思维特点。
关键词：汉字体系；性质；构形原则；表意文字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51-02
自20世纪以来，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讨论一直未曾间断，但迄今为止，仍众说纷纭，没有达成共识。
应该说，作为自源文字之一的汉字，在其产生之后的漫长发展、演进和完善过程中，一直都能很好地记录汉语，二者之间也有着良好的适配性。按理说汉字作为客观存在的符号体系其性质也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各家观点莫衷一是，除了汉字本身的复杂性为其定性客观上增加了难度之外，各家在进行讨论时对于界定标准认识的不一致、术语理解和使用的混乱、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不同、个人所依据的理论框架的差异等主观因素也是形成不同结论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认为在进行汉字性质问题讨论时，首先要做的前提工作就是对这些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科学的内涵划定，只有基于此的讨论和判定才有可能达成使众家信服的一致结论。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那就是，既然讨论汉字的性质问题，我们应以客观存在的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汉字体系的整体状况为依据，即既要排除对汉字性质的分阶段断代分析，也要排除只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汉字体系中的一部分做局部研究。因为无论是隔断古今汉字之间联系的做法，还是切分整体做局部研究的做法，都不能使我们正确地把握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沿革性的汉字体系的总体和根本特征及其与其他文字体系的本质区别，而这些都会最终抹杀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将试图对客观存在的整个汉字体系作综合判断分析，以期从全局角度找出贯穿其发展演变过程的一条“性质”红线。
众所周知，“无论哪种文字，总具有形体、音读和意义这三种要素”，但只有形体是文字本身所独有的，至于字音和字义，却都是由它所记录的语言赋予的。因此，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必然既有音又有义，在这点上它们之间并无区别。而讨论某种文字体系性质的过程，却应是从探源的角度去推求字形结构的来源和造字之初的理据，从而说明人们是用什么方法创制出形态各异的符号来记录语言的音和义的过程。可见，这应是一个动态还原回溯的过程，目的是归纳文字创制初始阶段的造字之法。而如何造字与文字的任务密切相关。有史以来文字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都是文字怎样去记录和表达语言——即文字记录语言的主要方式，也称构形原则。语言的外部形式语音及意义内容语义在客观上决定了文字的构形原则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语言的语音来构造文字形体，二是根据意义来构造形体。“文字通过这独有的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来记录语言是文字体系划分的标志，也是区分文字根本性质的基本原则。构形原则相同则属同一文字体系，构形原则不同则属不同体系，构形原则改变构成文字体系的变迁，体系变迁的轨迹就是文字性质变化的历史”。这是我们进行文字体系划分及汉字定性时要一以贯之的根本标准，一旦背离了这个方向，任何结论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
最早将汉字定性为表意体系的文字的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的体系。一是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一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字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二是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下来。”他将汉字定性为表意文字，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依据汉字记录语言音义两要素中的哪一个要素，这种最高层次、穷尽性的、科学的分类，最能体现汉字与其他文字体系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最能揭示汉字体系的根本属性。索绪尔所谓的“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这些文字体制概念的逻辑范畴是从造字原则、造字方法的角度来界定的。澄清这一命名术语的内涵，对于我们进一步论证汉字的表意性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据此，我们可以概括索绪尔所说的“表意体系”的文字是指这样一种文字体系：其将依附于语音的语义在语素、词、词组或句子等各层次上划分出相应的语义单位，然后创制出一定的符号，即意符去记录它们。以意符为单位构成文字的，便是表意文字。而“表音体系”的文字是指这样一种文字体系：它产生的前提是对语音的分析，将语音分析出音素、音节或更大的语音单位，然后创造出一定量的符号，即音符去记录其中某一特定层次的语音单位。音符为字母的，是字母文字；音符为音节的，是音节文字。根据这个划分标准，我们可以大致对目前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几种文字体系作一个静态的现时分析，来看看此标准在文字体系划分时所体现出来的本质区别作用。
比如，英文被认为是典型的音素文字，因为其用专用音符来记写英语中的语音单位，比如用“b”记录[p]音位，而[p]音位也只能用“b”来记录，排除个别特殊现象，基本上一音一符，一符一音。日语是典型的音节文字，一个假名表示一个音节。在掌握了这两种文字的发音和拼读规则之后，一个人即使不知道某个英语词或日语词的确切意思，也基本能读出来，或者听到一个生词后也基本可以记下它的形体来。汉字则不同，其在整字这个层面和语言的意义发生关系。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是和音发生关系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最初人们在日常交际中，渐渐将“天上的太阳”这个意义用任意约定俗成的“ri”这个音来表示。随后人们产生要将“天上的太阳”这个意义记录下来以便达到超越时空传播的目的这个想法。在这个动机的推动下，人们根据生活经验，画一个象征太阳轮廓的圆圈内加一点“”来表示“天上的太阳”这个意义。这个有了意义的图画形式，进而跟语音“ri”联系起来了。但凡有些生活经验的人，看到这个图画形式第一反应就是其跟实际生活中太阳形象的相似性，也就是说首先联想到的是“天上的太阳”这个意义，而不是“ri”这个语音。如果当时约定“天上的太阳”这个意义为“yang”音，人们也会自然将图画形式“”读为“yang”音，但绝不会看到图画形式“”首先把它跟地里耕作的牛或者其他与之在外形上相似性很小的事物联系起来。这说明，在造字之初，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中的语义的，随后，才按照约定的习惯被人们赋予了各种读音，成为音义结合体。这个阶段可以被称为形符阶段或据意绘形阶段。早期甲骨文、金文大多是以这种直观方式构形的。之后字符的象物性逐渐淡化，由象形转化为表意符号，通过意符的不同组合手段构形，直接把意义信息带进字形，靠字符意义的累积来体现构意，我们称之为形符的意化阶段。六书中的会意字便是义符一次性平面组合所构成的合体字。随后随着汉语表达功能的不断丰富和扩展，文字假借现象、词义引申现象的不断增多，汉字就不可避免地要孳乳以便满足以形别义的需要。而早期的形声字就是顺应这种需要产生的。比如“辟”与“避”、“僻”、“譬”、“嬖”的关系就是这种文字孳乳过程的生动写照。但其所谓的“声符”原是借本来既有音又有义的现成文字充当的，本质上是地道的义符，只是这些义符由于社会的约定，与语言中某个词语的音有了固定的联系，因而在通过追加义符而造的合体字中，人们对其声音的认识在先，于是才有了示音的作用。但其实质是由源字直接转化成的，其示源功能才是最本质的。可见，形声字中声符的示音功能---“通过它独立成字的语音与由它构成的形声字的语音之间的音同或音近关系来提示形声字的读音”是在其根本示源功能的影响下衍生出来的，是一种辅助标音功能。后来人们在对这类合体字习得和使用的过程中，对其结构进行静态的描写和分析，总结出“义符+声符”的构形机制，并进一步发展为“形声拼合”的造字方法，这成为后期形声字的主要构形原则。但由于受到早期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类推影响，后期形声字的声符也往往会较自觉地选用那些具有示源功能的字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形声字的声符在本质上是示源的，其示源功能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示音功能是次要的，是由示源功能派生出来的附带功能，是示源功能造成的一种客观结果。这些“声符”本身与汉语的语音并无必然的联系。有人将现代汉字定性为意音文字或表音文字，显然是流于对形声字声符性质作用认识的表面和模糊。“从形声字的构成分析，正是由于形符和声符各自都有着区别功能，同形符的字用声符来区别，同声符的字用形符来区别，在这双重的区别之中，使汉字实现了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构形系统，这也正是汉字顽强地坚持其表意性的表现所在”。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汉字体系的定型，并未改变汉字的基本性质，只是使表意体系的文字进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贯通汉字的构形史，我们便不难发现，形声造字法是适应区别意义的需要而产生的，声符是别义的，而不是专门为了表音而创制的；恰恰是形声造字法，瓦解了汉字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表音趋向”。根据某些学者的观点，汉字表音趋向的主要表现是同音假借。但如果从较客观的角度看，假借作为造字之后的用字之法，其本质借的还是表意文字，并非汉字的本源，其的记音性属于文字的使用问题，与汉字的功能无关，并非造字之初的理据。即使按照许慎的观点，将假借归为造字之法，但随后“假借转化为形声，恰恰说明汉字系统对纯粹的音化符号难以接受；而增加义符，正是它坚持自身表意特征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我们认为汉字的性质在形声字出现后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纵观汉字构形发展史，其根本构形原则——据意构形、提示语义的造字之法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将汉字命名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是大体合理的，能够概括汉字体系与其他文字体系的本质区别特征。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赵元任.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关键词：文字；汉字字形；拼音文字；文化传承；动词；时态；时间传递；空间传递；差异
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对语言的交际作用起着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和发展，有声语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类社会为了更好地彼此交流和文化传承，在劳动的催化作用下，人类自身进化的强烈需要，依附于语言的文字产生了。语言的声音信息转瞬即逝，很难保存下去。可是，如果将其转化为视觉信息的话，文字就克服了这一缺陷。这也是文字能够成为传承文化主要载体的重要原因。但是，中西文字有很大的差异，这在许多方面都表现了出来。汉字是表意文字，西方文字是拼音文字。这是大家公认的二者最明显的区别之一。表意文字的汉字是由不同的笔画在一定的平面上通过横向和纵向同时展开组合而成的，汉字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形式。上下结构，上中下结构，左右结构，左中右结构，内外结构，半包围结构。这些不同的结构形式和汉字笔画的组合顺序一起构成了汉字的结构形式美，富有变化但又不失有规律可循。拼音文字是通过拼音字母的线性排列而成的，组合顺序虽然有规律可循但显得单调，不如汉字那么丰富。这是表意的汉字和拼音文字在外观上呈现出来的不同。但是，不管是汉字还是西方的拼音文字，它们都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显著的标志。自从有了文字，人类语言就把转瞬即逝、难以储存和捕捉的声音信息转化成了可延时、可储存、可看见的视觉信息，并且被记录下来，这样语言和文字所承载的内容——文化就被传承了下来，并且可以迅速穿越时空进行传播，使人类社会的交际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人类文化得以积累和保存，同时也得以很好的传承。汉字和西方的拼音文字外观上的差异并没有抹杀它们传承人类文化的巨大作用。
汉字本身也记载自身字体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由繁到简的缓慢而渐进的变化过程，也是自身字体的传承过程。它不是一下由一种字体跨越到另一种字体，也没有在演变的过程中出现断裂现象。新旧字体的磨合与并存，特殊场合不同字体的同时出现也是客观的需要。虽然现代汉字中有些字体已经基本不用了，但是这些字体所承载的文化通过新的字体传承了下来，而且有些从正式场合消失的字体虽然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但是可以作为书法艺术来欣赏从而加以保存。作为拼音文字应该没有这么明显的字体演变过程。因此关于笔文化和字体的演变文化就没有汉字丰富。当然，语音的演变是不可避免的。
文字是一种符号，一种书写符号。不管是汉字还是西方的拼音文字，这种书写符号均可以看做是起源于图形的。不同的是，当图形还没有与声音符号建立直接的联系时，它的语音形式没有与一个个确定的书写符号对应起来，而仅仅和图形所表示的概念直接联系。处于这个阶段的文字和生活中的言语依然是两套独立的代表概念的符号系统。汉字就属于这种情况。而西方的拼音文字，其书写符号和相应的词的声音是对应的，这样的文字就是属于表音系统了。由于这种鲜明的差异，长久以来，不仅西方人认为拼音文字优于汉字，就连中国人自己也认为汉字在文化传承中不如拼音文字方便和优越，想抛弃汉字表意的特点而主张实行汉字拼音化。拼音文字见形知音，听音知行，这种特点非常利于学习，而汉字就不同了。同样的语音形式，有许多不同的汉字书写形式，没准就会写错；同样的书写形式，有不同的语音形式。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语境加以辨别，从而降低汉字的这种特点带来的不利因素，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文字特点确实会加剧学习的难度，使许多人特别是外国人望而却步。读书学习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种学习的巨大难度加剧了文化传承的困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交流以及其它方面的交流。当然，如果我们只是站在西方拼音文字的角度来和汉字比较和审视，也许觉得汉字阻碍了文化传承，或者不利于文化传承。但是换一个角度，情况就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