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30 15:46:45
序论：在您撰写资本成本的本质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作业成本法 经济增加值 资产配置
一、集成成本系统的产生
目前,全球竞争日益加剧,企业必须能够及时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快速高质量地生产多品种小批量产品。随着直接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制造费用的发生与直接人工成本渐失相关性,传统成本计算方法以直接人工作为分配间接费用的基础,必然扭曲产品成本信息,进而导致成本控制失控、决策失败(汪方军,万威武,王平心,2004)。
20世纪80年代中叶,出现了卡普兰卡提倡的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简称ABC)成为成本会计的一项革命性的变革,ABC是以作业为中心,通过反映成本发生原因的成本动因分配经营成本,提供相对准确真实的产品经营成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成本信息在决策中的相关性、有用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作业成本法以“成本驱动因素”理论为基本依据,根据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能源耗费、作业和最终产出的关系,对成本发生的动因进行分析,以作业为基础计算和控制成本(李延喜,马琳,2004)。“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是作业成本法的基本思路。它将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视为满足顾客需要的一系列作业集合,按照产品形成顺序组建企业作业链,以作业中心为成本库汇集费用,然后按引起费用发生的多种成本动因将其分配到产品中去。作业成本法与目前成本计算法的主要区别是制造费用的分配,作业成本以作业法以“作业”为中心,通过对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和分配来计算产品成本。
目前,ABC在欧美国家中已经得到了迅猛的应用与发展。然而,ABC计算的成本信息只包含了利润表中的经营成本,不包括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这些资产负债表体现的信息,在利润表上结束于息税前利润。企业的目的在于为企业创造财富,产品创造的价值应当能够弥补资本成本。因此,忽视资本成本这一无形成本的ABC成本信息无法直接支持企业的长期决策,甚至可能误导企业决策。
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简称EVA)是在1991年由斯特沃德(Stern Steward)公司提出,是一种评价公司业绩的新指标,它在考虑了投资的资本成本的前提下,衡量公司为股东创造的价值,成为传统业绩衡量指标体系的重要补充(胡玉明,2002)。
经济增加值的本质是企业财务利润超出资本风险机会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资本的风险成本)的剩余部分,资本的投资回报即企业的净利润大于资本的风险机会成本,即为企业创造价值;否则即为毁灭价值(王汝芳,杜勇宏,2005)。因此要求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管理者必须能够使公司产生足够的价值来弥补其资金成本,如果投资回报率低于资金成本,将会毁损股东财富。可口可乐公司是较早在管理上应用EVA业绩评价方法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典范。目前许多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如孟山都、宝洁、通用电气、联邦速递等大公司都先后采用该方法评价企业及内部各业务部门的经营业绩。《财富》杂志更是将其作为“当今最热门的财务观念,并将越来越热”(胡玉明,2002)。
Hubbell(1996)首次提出将ABC与EVA指标进行集成,以改进企业成本信息质量,Cooper(1999)认为ABC与EVA的集成成本系统对企业的长期决策是必要的,并注重分析了企业内资本的特征。Roztocki(1999)在Hubbell的研究基础上首次提出集成ABC与EVA的模型。集成成本系统是在运用经济增加值(EVA)原理对作业成本法(ABC)进行改进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管理会计方法,是现代企业开展价值管理、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有效管理工具。
因此,将资本成本纳入作业成本法,用来核算经营成本和资本成本,使公司的成本核算和业绩考核与为股东创造财富的目标一致。在改进后的作业成本法中,除了保持传统作业成本法的精髓外,还将资本成本作为一个特殊的指标纳入业绩评价体系中,它所揭示的成本目标不仅包含经营成本,而且包含股东期望的合理资本回报率(李延喜,马琳,2004)。
二、集成成本系统的应用原理
根据EVA的基本理论,当一个成本对象(产品、工作、客户或服务)能够以高于其全部成本的价格出售时,那么从经济上来说是有利可图的。换言之,一个成本对象在经济上要有利可图,就必须能够弥补其全部成本:直接经营成本(如直接材料、直接人工)、间接经营成本(如管理费用、租金)和资本成本(使用资本的成本)(陈华亭,2004)。
1、 经营成本的计算。
直接经营成本由于具有明确的归属对象,因此,可以直接追溯至特定的成本对象。
间接经营成本的处理程序如下:
(1)确认主要作业和作业中心。确定主要作业首先需要进行作业分析,作业分析可借助作业流程图进行,应跨越组织结构的界限和部门的束缚,一个部门可有多个作业,一个作业又可跨部门进行。完成作业分析之后就可以进行作业合并与分解,从而确定主要作业和作业中心。
(2)将消耗的资源分配到各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库中。这一步的关键是确定资源动因,即决定作业中心资源消耗量的因素。明确了资源动因,即可根据有关资料计算资源动因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分配。
(3) 将各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分配到各个成本对象。这一步分配的依据是作业动因,即决定成本对象消耗作业量的因素。确定作业动因之后,即可根据有关资料计算作业动因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分配。
(4)计算各个成本对象的经营成本将各个成本对象的直接经营成本加上间接经营成本,即可得出其总的经营成本。
2、资本成本的计算。
成本对象资本成本的计算程序如下:
(1)确定企业资本总额。企业资本总额是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额的基础上调整得来的。一般的调整方法是从资产总额中减去无息债务(如应付账款、应计费用、应付税款等),即资本总额由股东投入的股本总额、所有的计息负债(包括长期和短期负债)及其他长期负债构成。
(2)计算企业资本成本率。企业的资本成本率等于债务资本成本率,权益资本成本率的加权平均值。
计算公式为:企业资本成本率=债务资本/(债务资本+权益资本)×债务资本成本率+权益资本/(债务资本+权益资本) ×权益资本成本率
(3)计算资本成本。资本成本等于资本总额乘以企业资本成本率。
(4)将资本成本追溯分配至成本对象。关于资本成本向成本对象的追溯分配,最初有研究者认为应该将资本成本先分配到每个作业,然后按照ABC的
成本计算程序,将作业成本分配计入各成本对象。后来,有学者提出了产品—资本相关性分析方法,直接将资本成本追溯分配至成本对象。例如,我们假定一个公司生产两种产品:一种产品是在交货时付款,另一种产品是先交货,然后开出一张票据。在此例中,公司因为第二种产品的应收账款而发生了费用。假定公司有10000元的应收账款,资本成本为8%,那么800元的资本成本就要被追溯分配至第二种产品。
3、集成成本的计算。
计算出成本对象的经营成本和资本成本之后,将二者相加即可得出该成本对象的集成成本即完全成本。
三、集成成本系统的应用条件
ABC与EVA的集成成本系统是针对作业成本法对资金成本的忽视而进行的,所以主要适用于资本密集型的公司,尤其是资金成本很高的公司,在应用时要注意以下应用条件:
首先,公司必须是已经实行作业成本法的公司,公司的生产流程已经按照作业成本管理的要求进行了改进,可以适应作业成本法的要求。
其次,集成成本系统是否具有提高成本信息质量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资本成本与经营成本的比较情况。如果资本成本相对于经营成本比重很低,则在计算产品成本时即使纳入了资本成本,对提高成本信息质量的作用也不大,当成本对象的资本成本不能忽视时就应该考虑采用集成成本系统。我们通常用资本成本占经营成本的比率来判断,国外的经验性标准0.1,即当资本成本与经营成本的比率大于0.1时,就应该考虑采用ABC与EVA集成成本系统(陈华亭,2004)。
四、集成成本在资产配置中的应用案例
作业成本分析与经济增加值分析的结合是自然的,它们都是用来解决公司财务报告被曲解的问题。作业成本分析法修正了将公司间接费用主观分配进产品的倾向,也修正了没有将其他间接费用分配进产品及客户的问题。经济增加值分析法修正了以往在财务报表上的问题,即在得出获利数字之前,辨明资本成本,并将它作为经济费用。当将这两种方法一同使用的时候,管理者能得到一个清晰的获利能力与经济损失的概念,并将他们的注意力与专业化的作业集中到发生经济损失的地方,并且他们能够维护、保护、扩展能获利的经济业务。
下面我们通过具体案例解释ABC与EVA的集成成本系统在资产配置中的应用。以下是某单位的利润表,如图表1所示:
单位利润表 (单位:元)
利润表 %
销售收入 300000 100
产品销售成本 144000 48
毛利润 156000 52
销售费用 63000 21
财务费用 34800 12
管理费用 32400 11
营业利润 25800 9
资本占用 252000 84
资本成本(12%) 30240 10
经济增加值 -4440 -1%
上图表反映了一个获利能力达到边缘的业务部门,其营业利润占销售额的9%,在分配了12%的资本成本后,出现了负的经济增加值。
当主管经理面对企业负的经济增加值时,他首先的反映是寻找途径来增加边际利润。他们会要求业务单位负责人削减销售费用或管理费用,全面调整价格,削减辅助费用,降低存货及应收账款水平,以增加他们报告的经济增加值水平。但是,这些削减“浮肿”的全面调整活动可能最终会导致企业严重的生产及销售混乱,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假设一个拥有两条不同的生产线的部门,第一条生产线已经建成有效运作、生产过程集成化以及有长期合作关系的顾客企业;另一条生产线则是为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而制造的,这是一个顾客化程度较高的业务,产品品种多样,生产期短,具有较高的销售费用及促销费用,作业成本分析将按生产线编制利润表,如图表2所示:
将作业成本法应用于经济增加值分析 (单位:元)
传统的 生产线1 生产线2
收益表 % 收益表 % 收益表 %
销售收入 300000 100 180000 100 120000 100
产品销售成本 144000 48 72000 40 72000 60
毛利润 156000 52 108000 60 48000 60
销售费用 63000 21 27000 15 36000 30
财务费用 34800 12 10800 6 24000 20
管理费用 32400 11 14400 8 18000 15
营业利润 25800 9 55800 31 -30000 -25
资本占用 252000 84 126000 70 126000 105
资本成本(12%) 30240 10 15120 8 15120 13
经济增加值 -4440 -1% 40680 23% -45120 -38%
图表2中的用作业成本法编制的财务报告说明了对于所有成本“一刀切”的危险。生产线1没有任何问题,有效的生产过程,忠实的客户使之能够取得较高的毛利润和边际贡献。任何尝试进一步降低成本或提高价格的活动都会对这个有吸引力的部门产生不利影响。这个部门的获利能力和经济增加值问题都源于生产线2,部门管理者不应致力于全部支出的削减,而应针对生产线2的获利能力开展特定的行动(Robert S. Kaplan,1998)。
由于将经济附加值分析从企业或部门水平发展到作业水平和计算单独产品或客户的经济增加值,使得管理者有更大的力量改进总体经济增加值水平。管理者站在战略的高度出发对EVA起破坏作用的业务部门和业务环节的相关业务予以关闭,出售或外包。企业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从而减少对资金的需求,降低资金的成本,带来了经济利润的提升(穆林娟,2003)。
五、集成成本系统的评价
以作业成本法为评价方法,单独考虑营业利润而忽视资本成本容易引起业绩考核结果不实,从而做出错误决策。将经济增加值的思想引入作业成本法后,一方面通过增加资本成本信息弥补了传统作业成本法信息反映不全的缺陷,提供真正的“完全成本”,有利于引起管理者对资本成本的足够重视,督促管理当局加强控制、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从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本,杜绝或减少资本的浪费;另一方面将经济增加值融入作业链和产品成本中,赋予了经济增加值新的使命,使资本成本与整个生产过程相连,有利于企业领导层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观点出发,依靠精确、全面的成本信息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帮助管理者提高公司业绩,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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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egrated Cost System Based On ABC and EVA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ssigning Assets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政策；资本成本敏感性；市场化改革；成本
一、 制度分析
200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政策，其政策目标是减少盲目投资、抑制通货膨胀以及组织国家财政收入。生产型增值税的特点是只允许企业购入的生产性原材料及其费用可以作为进项税予以扣除，而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价值或已纳税款，由此产生重复征税。方震海认为生产型增值税政策增加了企业负担，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及本国经济贸易的发展。
基于税收制度改革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双重制度背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4年9月颁布了《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财税[2004]156号），规定在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范围内的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6个行业的一般纳税人企业，允许购买生产动产类固定资产（生产用机器、设备等）所缴纳的进项税税额予以抵扣，由此启动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序幕。
2009年1月，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制。相比于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购进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这大大降低了企业资本使用成本和生产成本，节约了企业投资生产设备的使用资金，增加了流入的现金流量。相当于企业享受到了购进固定资产原值17%的税收返还优惠政策，促使投资成本降低，因而能够增强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的敏感性。公司基本面所决定的投资机会、现金流、融资成本等是企业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的基本因素。
二、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根据资本成本理论，资本成本的差异同企业的融资手段和利润分配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企业能够通过调整资本结构和利润分配两种方式来减少税收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但如果企业缺少有效的外部融资手段，将导致资本成本变得更高，进而税收对资本成本将产生扭曲作用。
徐明东和陈学彬研究发现，我国工业企业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为负值，企业投资受资本成本的影响较小，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对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存在差异，其中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最为敏感，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敏感，并认为国有产权的属性是导致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和融资约束较低的重要因素。实际上，资本成本是企业投资和融资两类决策的联结点，要判断企业投资是否符合市场理性，即投资不足或是投资过度，都离不开资本成本这个衡量标准。
李成等研究发现，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使得资本使用者成本大约降低14.5%，投资额大约提高12%。相比于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抵扣购进生产类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这相当于节约了投资到生产设备上的使用资金，增加了流入的现金流量，进而促使投资成本降低，所以能够提高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于非试点地区增值税转型政策能够显著降低试点地区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进而能够提高不同性质类型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
姜付秀和黄继承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进行企业行为研究必须重视的一项重要制度背景。为了检验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借鉴徐明东等、罗宏等、郑志刚等的做法，加入反映制度转型的市场化指数来度量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对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自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时间和空间上仍然存在非均衡状态，以至于市场化进程中不同试点地区的税制改革效果存在差异。通常认为，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小，市场机制发挥的效果越好，企业自身行为调节的自由度就越高，政策效应的时滞性就越短。因此，增值税转型政策发挥的效果也就越好。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显著促进了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提高。
国内外的文献研究表明，企业支付税收的多少与税率及企业的经济效益成正相关关系。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实施，使企业所购生产用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能够在本期或以后期间进行抵扣，这将使公司税收现金流的流出减少；而对于税务机关来说，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实施会直接导致税收收入显著减少。由于地方政府每年都有财政收入预算和税收收入预算的制定，这将导致税务机关为了完成税收任务而加强对企业税务申报审查和监管力度，从而能够抑制企业管理者无效率使用资源谋取利益的行为。因此，税务机关将加强税收征管的力度，促使公司保持良好的治理状态。Dyck和Zingales认为税务实施的加强将有效遏制企业管理者收入的转移行为，能够减少企业成本并增加企业价值。曾亚敏和张俊生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地区的税收征管力度越强，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成本越弱，会计收益也越高。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转型政策通过税务机关的税务实施将显著降低企业的成本，并且税务机关监管力度越大，成本下降越明显。
三、 估计方法和数据说明
1. 估计方法。刘璟等认为增值税试点改革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外生事件，使用差分再差分模型（DID）可有效避免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能够很好地解决公共政策作为自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聂辉华等认为企业不可能通过事先预知增值税转型政策而进行注册地的迁移。参照刘璟等、聂辉华等、万华林等研究方法，定义东北三省企业中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为处理组，其他省份同行业的企业定义为控制组。
2. 实证模型和变量选取。新古典投资理论认为，资本使用成本决定合意资本存量，资本使用成本的影响因素包括税收、折旧率和资本利得等。基于对新古典投资模型的分析和求导推演，并参考徐学明、聂辉华等、万华林等建立DID模型的方法，本文倍分法估计模型方程如下：
Invit=a+b1reform*year*Δl-nUCit+b2Controls+λt+ηi+μit（1）
根据理论，采用经营费用率（OETS）作为成本的衡量，经营费用率为公司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经营费用率估计模型如下：
OETSit=a+b1reform*year*VATit+b2Controls+λt+ηi+μit（2）
参考徐明东等、罗宏等的建模方法，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市场化指数Market，于是，得到下面的模型（3）
Invit=a+b1reform*year*ΔlnUCit*Market+b2Controls+λt+ηi+μit（3）
模型（1）、（2）和（3）中变量定义为：投资率（Inv），等于期末固定资产净值减去期初固定资产净值再加上当期折旧费用除以期初固定资产；资产利用率（STA），等于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经营费用率（OETS）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资本成本（UC）按照徐明东等计算方法得到；市场化指数（Market）是樊纲等市场化指数；经过调整应交增值税（VAT）是用经过同省份同行业同年份平减的应交增值税；净现金流量比率（CF），等于（利润总额-所得税+本年折旧费用）/期初固定资产总额；成长性（Grow），等于实际销售收入对数的一阶差分；资产负债率（Leverage），等于总负债/总资产；其他变量见实证部分。参考郑志刚等做法，用本企业当年应交增值税占该企业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本行业当年应交增值税的比重，反映税务机关对企业实施的监督水平，理论上，此比值越大，当地税务机关针对本企业实施的税务监督程度越强，作为公司治理的法律外制度的税务实施效果越显著。稳健性检验中，采用本企业相对资产规模作为经过同省份同行业同年份平减的应交增值税的替代变量，因为规模比较大的企业会更多地受到来自于政府与公众的监督，而本文样本数据是工业企业500万规模以上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数据。
3. 数据说明与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1999年～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原始数据处理如下：（1）仅保留营业状态企业；（2）剔除销售收入、债务融资成本、（资产总额-固定资产）、（资产总额-流动性资产）、（累积折旧-当期折旧）为负值的样本；（3）删除主要变量首尾各1%的观测值；（4）仅保留一般增值税纳税人企业；（5）剔除企业；剔除开业时间介于1949年～2007年以外的样本；剔除员工少于8人企业，最终共计20万多个样本观测值。样本期内平均雇员数低于2 000人的企业划分为中小型企业，2 000人以上的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国债利率均来自CEIC 数据库，市场化指数来自樊纲等。
表1和表2列示，2001年～2007年期间内规模以上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平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54 000千元，平均投资资本成本为0.186，平均投资现金流比率为0.343，平均资产利用率为1.705，平均费用率为0.095。2004年后转型地区企业平均投资额为9 800万元比非转型地区企业的平均值5 400千元高出4 400千元，T检验的均值之差为44 138.03千元，显著为正值，说明增值税转型政策促进了试点地区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增值税转型政策实施效果明显；试点地区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平均值为0.187小于非试点地区企业资本成本均值0.201，T检验均值之差为-0.013 9且显著为负值，说明转型后试点企业的投资资本显著低于非试点地区的均值水平。
四、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转型政策对不同性质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融资约束（投资现金敏感性）、成本等的影响分析，交叉项Year*reform*lnUCit代表增值税转型政策的政策效应。全样本下Year*reform*lnUCit系数的回归结果为0.0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增值税转型政策增强不同性质类型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Year*reform* lnUCit的系数值分别为0.026和0.028，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相对于私营企业（Year*reform*lnUCit的系数值为0.0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和外商企业（Year*reform*lnUCit的系数值为0.02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言，其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显著。
实证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政策显著降低了不同性质企业的资本成本，提高了其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资本成本敏感性得到显著提高，说明转型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起到促进作用，而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于私人企业和外商企业投资本成本敏感性具有显著的提高作用，资本成本显著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提高。以上结果支持了假设1的成立。
表4报告了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对不同性质企业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分析，交乘项Reform*year*market*lnUCi表示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进程对对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在全样本下，Reform*year*market*lnUCit的系数为0.003且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高了不同性质类型企业的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其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企业的反应系数分别为0.003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0.003不显著为负（>10%的显著性水平）、0.004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和0.004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只有集体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地提高了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对增值税转型政策效果的发挥起到了促进作用。结果支持了假设2的成立。
交乘项Reform*year*VAT以及交乘项Reform*ye-ar*Size_firm_sum表示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成本的政策效应。在表4中，交乘项Reform*year*VAT系数为0.64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增值税转型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地减少了企业的成本，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税务机关对企业起到了良好的外部监管和监督作用；作为稳健性检验，从表4中模型（7）可知，交乘项Reform*year*Size_firm_sum的系数为0.87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进一步验证了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税务机关的监督作用确实是促使企业的成本显著降低。这个结果支持了假设3。
五、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估计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显著提高了不同性质类型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得到明显提高；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提高；同时增值税转型政策也使企业的成本显著下降，使税务机关发挥了企业外部治理的作用。
结合2004年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政策及近些年来税收政策的变化，本文针对企业在税收改革中的行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企业应根据实际发展状况进行合理和有效的投资，要注重投资效率、投资方向和投资质量。（2）深刻理解国家相关配套政策。国家在每次税收改革过程中都会根据经济形式的发展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和推进，将对企业的纳税行为产生政策性的影响，企业应充分关注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避免产生税收风险。（3）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税收改革为企业创造了税收筹划空间，企业应有效地实施税收筹划，最大限度地享受税收改革所带来的实际经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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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璟，袁诚.增值税转型改变了企业的雇佣行为吗？——对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的经验分析.经济科学，2010，（1）：103-113.
12. 聂辉华，方明月，李涛.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管理世界，2009，（5）：17-24.
13. 万华林，朱凯，陈信元.税制改革与公司投资价值相关性.经济研究，2013，（3）：65-75.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项目号：2011GXQ4D040）。
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构成了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两大资本来源，而现行财务会计仅仅计量债务资本成本并予以税前扣除，将权益资本成本视同利润的分配而排除在资本成本的计量视野之外。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N·安东尼(Robert N.Anthony)提出了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旨在矫正这些偏颇之处。他指出，权益资本成本与债务资本成本作为企业融资代价均应视为一项费用予以确认，同时将股东权益划分为“股东权益”和“主体权益”两大部分，前者为股东实际投入的资本及按持股比例所享有的已宣告发放的股利，后者为企业法人通过自身努力所赚取的收益。诚然，共同确认两种资本成本并确认“主体权益”，修正了传统会计模式的局限性，是符合工业经济时财取向的一项创新。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优于实物资本、财务资本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全面计量智力资本成本也是一种历史逻辑的回归。
斯图尔特(Thomas A.Stewart)于1991年在《财富》中首先系统地提出了智力资本的概念，即公司中所有成员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其价值体现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斯维比(K E.SvEiby)进一步拓展了对智力资本的认识，认为智力资本是企业中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包括雇员能力、为雇员知识技能在组织内部传递提供支持的内部结构和保证企业实现其价值的外部结构。埃德文森和沙利文(Left Edvinsson&Sullivan)从财务会计的角度提出，智力资本是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距。此外，部分学者如Lev(2001) 和N-N(2001)从权益的角度定义智力资本为企业对未来收益非实物形态的求索权。我国不少学者在引入西方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智力资本管理问题，即智力资本生成、积累、扩张、投资等问题，但均未将其系统地引入财务会计领域，尤其是极少涉及智力资本成本的会计确认、计量及信息披露。基于此，文章主要探讨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如何将智力资本成本纳入资本成本会计领域，以反映企业完整的资本成本及其与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二、资本成本会计在知识经济下的局限性
(一)未能全面揭示资本成本中的“智能元素”：重“物质资本”、轻“智力资本”
随着生产要素的创新及制度的变迁，资源的稀缺性发生了变化，即由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在财务会计表现为财务资本)的绝对稀缺逐步转化为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的相对稀缺。现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产生于20世纪年代70年代，而当时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尚不明显或较为隐蔽。因此，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仍为物质资本。诚然，将权益资本成本纳入企业资本成本的核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在知识经济中，价值创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知识及其对知识的配置与运用，即创造性的新知识及拥有这些知识与创新能力的人。不论是人力资本、结构资本还是客户资本，均为投资行为所产生的能带来超额价值的价值。既然这些资本与债务资本、权益资本一样都是由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所形成，那么，对企业法人而言都是一种融资，理应向投资主体支付资本成本。只不过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智力资本成本表现为一种更为隐性的经济代价，从而难以进入现行财务报告体系。
此外，根据“收入费用相配比”的原则，知识型企业的收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自于新知识在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整合中的运用、新客户的获取和参与企业创新的渗透性以及企业持续的创新能力，而这些因素均与智力资本的融资、营运等活动紧密相关。换言之，是智力资本及其与物质资本的整合而非单纯的物质资本为企业带来了超额收益。既然在收益的计量中默认了智力资本的贡献，那么在成本、费用的计量中理应反映使用智力资本的代价。否则，既违背了收入费用配比原则，也难以反映该类企业真实的盈利能力。
(二)未能完整地反映多元化的“主体权益”并清晰地界定其索取权
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思路，主体权益是除负债、股东权益之外的、由企业主体自身努力所形成的资本来源。企业将支付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之后的净收益部分纳入主体权益，并完全由企业法人所拥有。但是，企业法人毕竟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一个指向相对模糊的表述。智力资本管理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价值增值的核心驱动力，结构资本是人力资本与客户资本发挥作用的载体与平台，客户资本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创造环境，三者在相互支撑的机理下带来价值的增值。由此看来，企业超额回报可能是经营者卓越的经营能力所致，也可能是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与代际传承的结果，亦可能是品牌再造、客户消费价值的转变、消费者参与企业互动式创新等因素的结果。这一现实反映出“主体权益”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更进一步而言，制度变迁的原动力为要素的创新，对权益主体的界定构成其索取权安排的逻辑起点。在未能明确界定多元主体权益的情况下来确定剩余索取权以及实质控制权，将必然出现制度安排的混乱与无序。在管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由大股东或企业高管一人独断来安排剩余索取权而全然漠视市场的调节作用的案例。实际上，知识密集型产品价值的度量与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那么，由此倒推，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对其超额收益进而剩余权益的分配理应由市场来调节。这里的“市场”体现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会贯通。只有引入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债务资本所有者、权益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法人、客户在剩余索取领域充分、公平的博弈。
(三)未能充分体现资本成本与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永远领先”将成为持续经营假设的核心要义。加里·哈梅尔和c·K·普拉哈拉德认为，新企业是属于竞争未来的，而竞争未来发生于“无特定结构”的产业中。在无特定结构的产业中，有待争夺该产业未来的结构。很显然，“持续经营”假设在此受到了挑战。竞争未来的能力包括三个层次：(1)竞争产业远见和概念领先，即对发展趋势及突变获得比竞争对手更为深入的了解，以便利用这些趋势和突变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变革;(2)竞争缩短发展路径，即抢先将新的产业概念转变为市场竞争;(3)竞争市场地位，即在特定结构的产业竞争中拓展市场份额。智力资本成本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投资者对其所投资本的心理预期回报。若投资者预期企业在未来的产业结构竞争中缺乏明显的竞争优势，在当前就会必然要求提高该项投资的风险补偿率，那么将导致企业智力资本融资成本的相对提高，甚至陷入融资困境。现行资本成本会计关注的焦点是过去时态的竞争，不论是债券利息还是股票股息，其风险补偿的确定都是建立在债务契约或股权契约签订之前的产业竞争的局面下。尽管不同于固定契约中的利息、股利随企业预期收益及其管理当局股利政策的变化而波动，但终究是发生在“特定产业结构”的框架之中，无法向利益相关者披露资本成本与竞争未来能力之间的关系。
三、智力资本成本的构成与表现形式
(一)人力资本成本
人力资本成本包括筹资代价与用资代价两部分。其中，筹资代价是指在人力资源招聘、录用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于其价值量在整体资本成本中的比重较小且基本不存在时间价值的折现问题，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人力资本的用资成本——由固定性契约产生的工资、“三险一金”等部分，以及非固定契约部分即人力资本作为要素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部分，例如股票期权收益等。前者类似于债务资本成本，具有固定的信用期、回报率。后者则类似于权益资本成本，其支付额度与支付规模受当期业绩与股利政策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双重的资本属性，导致其计量模式呈现复合性的特征：对于固定契约部分的工资与“三险一金”，可直接使用投入视角，即“成本观”下的计量属性，诸如历史成本或现行成本并在税前作为费用列支。而对于非固定契约部分，宜使用产出视角，即“价值观”下的计量属性诸如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等。
(二)结构资本成本
企业结构资本包括有形的信息化平台及无形的知识产权、公司文化、管理模式与管理制度等因素，其形成具有较为突出的代际传承性与历史积淀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受企业高管心智模式的影响。由于结构资本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其投资主体可能是“企业主体”自身，也可能是“企业主体”与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一群体，亦可能是代际传承的结果，从而出现所有者“缺位”的表象。这种投资主体多元化且相互交织的特点，将引起结构资本成本确认与计量的困境。首先，若其投资主体为企业主体自身，那么其资本成本类似于 “留存收益”进行追加投资所应付出的投资回报，并且该项支出应全部予以资本化。其次，若结构资本单纯地源自于代际传承，那么其资本成本应视同为内源融资的代价，可忽略对外筹资费用，而仅计量类似于普通股股息的用资费用。再次，若投资主体为企业主体与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一特定群体，那么，结构资本所积累与扩张所带来的投资收益，应该在二者之间进行分割。
(三)客户资本成本
客户资本是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之间的有益关系，主要包括品牌、顾客与关系网络。对于品牌而言，其形成、传播与维持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因素：一个是企业主体自身努力的结果，另一个是消费者的心理认同及其自觉的维护与广泛的主动性传播。因此，品牌作为一项有价值的资本，其资本成本既包括归属于企业主体自身的部分，又包括应该支付给消费者的“消费资本”投资收益部分。对于顾客而言，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企业价值实现的驱动作用方面，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更为突出地体现为消费者参与企业创新与组织学习等领域。消费者参与式创新也正是企业预见未来产业结构的一个有效的外部驱动力。因此，其资本成本应体现为企业由于拥有高忠诚度、高创新参与意愿以较强创新能力的客户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可借鉴“消费资本化”的思路，向消费者支付消费资本投资收益。对于关系网络而言，它体现了企业在价值链各个环节与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投资机构、政府管理当局、银行等金融机构、科研部门等主体之间的有益关系。由于该项资本的获取与积累是企业主体与外部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对于其资本成本的计量同样应在企业主体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割。
四、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成本会计模式的改进：涵盖“智力资本”的资本成本会计模式
(一)拓展资本成本外延，全面计量“智力资本”成本
企业资本成本的边界实际上反映了不同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度。在工业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源泉是物质资本，因而在会计体系中主要计量物质资本的货币表现，所反映的资本成本也仅仅局限于债务资本成本即利息及后来安东尼所倡导的权益资本成本即股利。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智力资本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度明显优于物质资本，因而，有必要根据要素的创新进行制度安排的调整，将智力资本成本纳入现行资本成本会计体系，即企业全面资本成本=物质资本成本+智力资本成本。安东尼所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体系将全部物质资本成本划分为债务资本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但由于智力资本中的某些因素(如人力资本)本身具有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双重资本属性，所以，为了避免上述归类上的模糊性，笔者所提出的“全面资本成本”打破了原有的划分标准，而分为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两大部分，在各个部分内部再根据资本属性，划分为固定性融资代价和非固定性融资代价(见下图)。
(二)重新界定“主体权益”的所有者，倡导“主体权益”多元共享
若将智力资本所有者引入公司财务治理的范畴，那么，主体权益索取者身份的界定则存在多元主体错综复杂的局面：主体权益可能是代际传承结果，可能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卓越管理才能的结果，也可能是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对企业研发提供积极、及时的财务支撑的结果。因而，在管理实践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资本在主体权益中的贡献度。例如：某会计期间净收益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增长，且可较为明确地归因于知识型员工自主创新或企业家战略方向调整所带来的正面效应，那么，在支付普通股利之后，“主体权益”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属于人力资本所有者;若当前净收益及净现金流量的大幅增长，可明确归因于消费者参与式互动创新或“消费资本”的沉淀效应，则消费者应享有一定比例的“主体权益”;若当期股票市价大幅上涨，但无法寻找到一个较为明确的归因，则 “主体权益”可视同为“组织租金”而归属于企业法人所有。总之，多元“主体权益”共存既反映了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及其内部各因素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不同类型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在会计计量与剩余分配方面的一个客观反映。
(三)以培养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为理财导向，调整融资结构
在知识经济下，资本结构的调整不单纯体现为长期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比重的改变，也包含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传统的资本结构决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免税利益与破产成本之间寻求平衡。但是，这两个因素主要是针对债务资本成本，以及智力资本中具有债务资本成本属性的如人力资本中固定性支付、“消费资本”中年返利额等。由于其比重较小，“税盾效应”也相当有限。所以在知识经济下，企业应侧重于从持续竞争的视角来调整融资结构。“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因为这些企业拥有或控制了一些奇异资源。毋庸置疑，智力资本正是“奇异资源”的具体体现。因此，可根据未来竞争不同阶段之需调整融资结构。例如：在竞争产业远见和概念领先阶段，可增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比重，而适当降低物质资本尤其是公司债券融资的比重，毕竟在新的产业结构尚未完全建立之时，债务资本的“税盾效应”表现得较为有限。在竞争缩短发展路径与方向的阶段，企业应进行充分的客户沟通，尤其需要在更广范围内引导消费者参与式互动创新。在这一阶段，积极实施“消费资本化”并适当提高资本转化率，从而进行客户资本的扩张将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在竞争市场地位与份额阶段，由于旧的产业结构日渐式微，企业间竞争的重点由概念、技术取向转向产品功能、成本、价格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适当加大债务资本如公司债券融资的比重，以赢得更为客观的财务杠杆利益。
参考文献：
[1]万君康，梅小安，企业知识资本管理及其绩效评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Karl Erik SvEiby，The New Organizational Wealth[M].Berrett—koehler publisher Inc，2005
[3]芮明杰，21世界的选择：新企业、新经济、新管理[J].学术月刊，2004，(2)
[4]孙利琼，黄毅，“主体权益”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9)
[5][瑞典]斯威比·康莱得小组，著，王锦，刘华江，译，知识型企业的分析与评价——用于知识型企业财务分析、控制和评价的重要指标[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
[6]芮明杰，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性资源：智力资本[EB/OL].http：//blong.sina.com.cn/mjnli，2007-05-24
[关键词]智力资本；全面资本成本；主体权益
一、引言
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构成了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两大资本来源，而现行财务会计仅仅计量债务资本成本并予以税前扣除，将权益资本成本视同利润的分配而排除在资本成本的计量视野之外。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n·安东尼(robert n.anthony)提出了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旨在矫正这些偏颇之处。他指出，权益资本成本与债务资本成本作为企业融资代价均应视为一项费用予以确认，同时将股东权益划分为“股东权益”和“主体权益”两大部分，前者为股东实际投入的资本及按持股比例所享有的已宣告发放的股利，后者为企业法人通过自身努力所赚取的收益。诚然，共同确认两种资本成本并确认“主体权益”，修正了传统会计模式的局限性，是符合工业经济时财取向的一项创新。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优于实物资本、财务资本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全面计量智力资本成本也是一种历史逻辑的回归。
斯图尔特(thomas a.stewart)于1991年在《财富》中首先系统地提出了智力资本的概念，即公司中所有成员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其价值体现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斯维比(k e.sveiby)进一步拓展了对智力资本的认识，认为智力资本是企业中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包括雇员能力、为雇员知识技能在组织内部传递提供支持的内部结构和保证企业实现其价值的外部结构。埃德文森和沙利文(left edvinsson＆sullivan)从财务会计的角度提出，智力资本是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距。此外，部分学者如lev(2001)和n-n(2001)从权益的角度定义智力资本为企业对未来收益非实物形态的求索权。我国不少学者在引入西方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智力资本管理问题，即智力资本生成、积累、扩张、投资等问题，但均未将其系统地引入财务会计领域，尤其是极少涉及智力资本成本的会计确认、计量及信息披露。基于此，文章主要探讨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如何将智力资本成本纳入资本成本会计领域，以反映企业完整的资本成本及其与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二、资本成本会计在知识经济下的局限性
(一)未能全面揭示资本成本中的“智能元素”：重“物质资本”、轻“智力资本”
随着生产要素的创新及制度的变迁，资源的稀缺性发生了变化，即由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在财务会计表现为财务资本)的绝对稀缺逐步转化为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的相对稀缺。现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产生于20世纪年代70年代，而当时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尚不明显或较为隐蔽。因此，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仍为物质资本。诚然，将权益资本成本纳入企业资本成本的核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在知识经济中，价值创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知识及其对知识的配置与运用，即创造性的新知识及拥有这些知识与创新能力的人。不论是人力资本、结构资本还是客户资本，均为投资行为所产生的能带来超额价值的价值。既然这些资本与债务资本、权益资本一样都是由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所形成，那么，对企业法人而言都是一种融资，理应向投资主体支付资本成本。只不过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智力资本成本表现为一种更为隐性的经济代价，从而难以进入现行财务报告体系。
此外，根据“收入费用相配比”的原则，知识型企业的收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自于新知识在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整合中的运用、新客户的获取和参与企业创新的渗透性以及企业持续的创新能力，而这些因素均与智力资本的融资、营运等活动紧密相关。换言之，是智力资本及其与物质资本的整合而非单纯的物质资本为企业带来了超额收益。既然在收益的计量中默认了智力资本的贡献，那么在成本、费用的计量中理应反映使用智力资本的代价。否则，既违背了收入费用配比原则，也难以反映该类企业真实的盈利能力。
(二)未能完整地反映多元化的“主体权益”并清晰地界定其索取权
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思路，主体权益是除负债、股东权益之外的、由企业主体自身努力所形成的资本来源。企业将支付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之后的净收益部分纳入主体权益，并完全由企业法人所拥有。但是，企业法人毕竟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一个指向相对模糊的表述。智力资本管理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价值增值的核心驱动力，结构资本是人力资本与客户资本发挥作用的载体与平台，客户资本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创造环境，三者在相互支撑的机理下带来价值的增值。由此看来，企业超额回报可能是经营者卓越的经营能力所致，也可能是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与代际传承的结果，亦可能是品牌再造、客户消费价值的转变、消费者参与企业互动式创新等因素的结果。这一现实反映出“主体权益”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更进一步而言，制度变迁的原动力为要素的创新，对权益主体的界定构成其索取权安排的逻辑起点。在未能明确界定多元主体权益的情况下来确定剩余索取权以及实质控制权，将必然出现制度安排的混乱与无序。在管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由大股东或企业高管一人独断来安排剩余索取权而全然漠视市场的调节作用的案例。实际上，知识密集型产品价值的度量与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那么，由此倒推，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对其超额收益进而剩余权益的分配理应由市场来调节。这里的“市场”体现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会贯通。只有引入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债务资本所有者、权益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法人、客户在剩余索取领域充分、公平的博弈。
(三)未能充分体现资本成本与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永远领先”将成为持续经营假设的核心要义。加里·哈梅尔和c·k·普拉哈拉德认为，新企业是属于竞争未来的，而竞争未来发生于“无特定结构”的产业中。在无特定结构的产业中，有待争夺该产业未来的结构。很显然，“持续经营”假设在此受到了挑战。竞争未来的能力包括三个层次：(1)竞争产业远见和概念领先，即对发展趋势及突变获得比竞争对手更为深入的了解，以便利用这些趋势和突变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变革；(2)竞争缩短发展路径，即抢先将新的产业概念
转变为市场竞争；(3)竞争市场地位，即在特定结构的产业竞争中拓展市场份额。智力资本成本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投资者对其所投资本的心理预期回报。若投资者预期企业在未来的产业结构竞争中缺乏明显的竞争优势，在当前就会必然要求提高该项投资的风险补偿率，那么将导致企业智力资本融资成本的相对提高，甚至陷入融资困境。现行资本成本会计关注的焦点是过去时态的竞争，不论是债券利息还是股票股息，其风险补偿的确定都是建立在债务契约或股权契约签订之前的产业竞争的局面下。尽管不同于固定契约中的利息、股利随企业预期收益及其管理当局股利政策的变化而波动，但终究是发生在“特定产业结构”的框架之中，无法向利益相关者披露资本成本与竞争未来能力之间的关系。
三、智力资本成本的构成与表现形式
(一)人力资本成本
人力资本成本包括筹资代价与用资代价两部分。其中，筹资代价是指在人力资源招聘、录用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于其价值量在整体资本成本中的比重较小且基本不存在时间价值的折现问题，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人力资本的用资成本——由固定性契约产生的工资、“三险一金”等部分，以及非固定契约部分即人力资本作为要素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部分，例如股票期权收益等。前者类似于债务资本成本，具有固定的信用期、回报率。后者则类似于权益资本成本，其支付额度与支付规模受当期业绩与股利政策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双重的资本属性，导致其计量模式呈现复合性的特征：对于固定契约部分的工资与“三险一金”，可直接使用投入视角，即“成本观”下的计量属性，诸如历史成本或现行成本并在税前作为费用列支。而对于非固定契约部分，宜使用产出视角，即“价值观”下的计量属性诸如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等。
(二)结构资本成本
企业结构资本包括有形的信息化平台及无形的知识产权、公司文化、管理模式与管理制度等因素，其形成具有较为突出的代际传承性与历史积淀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受企业高管心智模式的影响。由于结构资本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其投资主体可能是“企业主体”自身，也可能是“企业主体”与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一群体，亦可能是代际传承的结果，从而出现所有者“缺位”的表象。这种投资主体多元化且相互交织的特点，将引起结构资本成本确认与计量的困境。首先，若其投资主体为企业主体自身，那么其资本成本类似于“留存收益”进行追加投资所应付出的投资回报，并且该项支出应全部予以资本化。其次，若结构资本单纯地源自于代际传承，那么其资本成本应视同为内源融资的代价，可忽略对外筹资费用，而仅计量类似于普通股股息的用资费用。再次，若投资主体为企业主体与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一特定群体，那么，结构资本所积累与扩张所带来的投资收益，应该在二者之间进行分割。
(三)客户资本成本
客户资本是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之间的有益关系，主要包括品牌、顾客与关系网络。对于品牌而言，其形成、传播与维持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因素：一个是企业主体自身努力的结果，另一个是消费者的心理认同及其自觉的维护与广泛的主动性传播。因此，品牌作为一项有价值的资本，其资本成本既包括归属于企业主体自身的部分，又包括应该支付给消费者的“消费资本”投资收益部分。对于顾客而言，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企业价值实现的驱动作用方面，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更为突出地体现为消费者参与企业创新与组织学习等领域。消费者参与式创新也正是企业预见未来产业结构的一个有效的外部驱动力。因此，其资本成本应体现为企业由于拥有高忠诚度、高创新参与意愿以较强创新能力的客户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可借鉴“消费资本化”的思路，向消费者支付消费资本投资收益。对于关系网络而言，它体现了企业在价值链各个环节与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投资机构、政府管理当局、银行等金融机构、科研部门等主体之间的有益关系。由于该项资本的获取与积累是企业主体与外部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对于其资本成本的计量同样应在企业主体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割。
四、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成本会计模式的改进：涵盖“智力资本”的资本成本会计模式
(一)拓展资本成本外延，全面计量“智力资本”成本
企业资本成本的边界实际上反映了不同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度。在工业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源泉是物质资本，因而在会计体系中主要计量物质资本的货币表现，所反映的资本成本也仅仅局限于债务资本成本即利息及后来安东尼所倡导的权益资本成本即股利。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智力资本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度明显优于物质资本，因而，有必要根据要素的创新进行制度安排的调整，将智力资本成本纳入现行资本成本会计体系，即企业全面资本成本=物质资本成本＋智力资本成本。安东尼所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体系将全部物质资本成本划分为债务资本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但由于智力资本中的某些因素(如人力资本)本身具有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双重资本属性，所以，为了避免上述归类上的模糊性，笔者所提出的“全面资本成本”打破了原有的划分标准，而分为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两大部分，在各个部分内部再根据资本属性，划分为固定性融资代价和非固定性融资代价(见下图)。
(二)重新界定“主体权益”的所有者，倡导“主体权益”多元共享
若将智力资本所有者引入公司财务治理的范畴，那么，主体权益索取者身份的界定则存在多元主体错综复杂的局面：主体权益可能是代际传承结果，可能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卓越管理才能的结果，也可能是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对企业研发提供积极、及时的财务支撑的结果。因而，在管理实践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资本在主体权益中的贡献度。例如：某会计期间净收益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增长，且可较为明确地归因于知识型员工自主创新或企业家战略方向调整所带来的正面效应，那么，在支付普通股利之后，“主体权益”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属于人力资本所有者；若当前净收益及净现金流量的大幅增长，可明确归因于消费者参与式互动创新或“消费资本”的沉淀效应，则消费者应享有一定比例的“主体权益”；若当期股票市价大幅上涨，但无法寻找到一个较为明确的归因，则“主体权益”可视同为“组织租金”而归属于企业法人所有。总之，多元“主体权益”共存既反映了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及其内部各因素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不同类型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在会计计量与剩余分配方面的一个客观反映。
(三)以培养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为理财导向，调整融资结构
在知识经济下，资本结构的调整不单纯体现为长期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比重的改变，也包含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传统的资本结构决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免税利益与破产成本之间寻求平衡。但是，这两个因素主要是针对债务资本成本，以及智力资本中 具有债务资本成本属性的如人力资本中固定性支付、“消费资本”中年返利额等。由于其比重较小，“税盾效应”也相当有限。所以在知识经济下，企业应侧重于从持续竞争的视角来调整融资结构。“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因为这些企业拥有或控制了一些奇异资源。毋庸置疑，智力资本正是“奇异资源”的具体体现。因此，可根据未来竞争不同阶段之需调整融资结构。例如：在竞争产业远见和概念领先阶段，可增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比重，而适当降低物质资本尤其是公司债券融资的比重，毕竟在新的产业结构尚未完全建立之时，债务资本的“税盾效应”表现得较为有限。在竞争缩短发展路径与方向的阶段，企业应进行充分的客户沟通，尤其需要在更广范围内引导消费者参与式互动创新。在这一阶段，积极实施“消费资本化”并适当提高资本转化率，从而进行客户资本的扩张将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在竞争市场地位与份额阶段，由于旧的产业结构日渐式微，企业间竞争的重点由概念、技术取向转向产品功能、成本、价格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适当加大债务资本如公司债券融资的比重，以赢得更为客观的财务杠杆利益。
参考文献：
[1]万君康，梅小安，企业知识资本管理及其绩效评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karl erik sveiby，the new organizational wealth[m].berrett—koehler publisher inc，2005
[3]芮明杰，21世界的选择：新企业、新经济、新管理[j].学术月刊，2004，(2)
[4]孙利琼，黄毅，“主体权益”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9)
[5][瑞典]斯威比·康莱得小组，著，王锦，刘华江，译，知识型企业的分析与评价——用于知识型企业财务分析、控制和评价的重要指标[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
[6]芮明杰，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性资源：智力资本[eb／ol].http：／／blong.sina.com.cn／mjnli，2007－05－24
[关键词]智力资本；全面资本成本；主体权益
一、引言
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构成了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两大资本来源，而现行财务会计仅仅计量债务资本成本并予以税前扣除，将权益资本成本视同利润的分配而排除在资本成本的计量视野之外。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N·安东尼(Robert N.Anthony)提出了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旨在矫正这些偏颇之处。他指出，权益资本成本与债务资本成本作为企业融资代价均应视为一项费用予以确认，同时将股东权益划分为“股东权益”和“主体权益”两大部分，前者为股东实际投入的资本及按持股比例所享有的已宣告发放的股利，后者为企业法人通过自身努力所赚取的收益。诚然，共同确认两种资本成本并确认“主体权益”，修正了传统会计模式的局限性，是符合工业经济时财取向的一项创新。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优于实物资本、财务资本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全面计量智力资本成本也是一种历史逻辑的回归。
斯图尔特(Thomas A.Stewart)于1991年在《财富》中首先系统地提出了智力资本的概念，即公司中所有成员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其价值体现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斯维比(K E.SvEiby)进一步拓展了对智力资本的认识，认为智力资本是企业中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包括雇员能力、为雇员知识技能在组织内部传递提供支持的内部结构和保证企业实现其价值的外部结构。埃德文森和沙利文(Left Edvinsson＆Sullivan)从财务会计的角度提出，智力资本是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距。此外，部分学者如Lev(2001)和N-N(2001)从权益的角度定义智力资本为企业对未来收益非实物形态的求索权。我国不少学者在引入西方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智力资本管理问题，即智力资本生成、积累、扩张、投资等问题，但均未将其系统地引入财务会计领域，尤其是极少涉及智力资本成本的会计确认、计量及信息披露。基于此，文章主要探讨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如何将智力资本成本纳入资本成本会计领域，以反映企业完整的资本成本及其与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二、资本成本会计在知识经济下的局限性
(一)未能全面揭示资本成本中的“智能元素”：重“物质资本”、轻“智力资本”
随着生产要素的创新及制度的变迁，资源的稀缺性发生了变化，即由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在财务会计表现为财务资本)的绝对稀缺逐步转化为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的相对稀缺。现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产生于20世纪年代70年代，而当时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尚不明显或较为隐蔽。因此，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仍为物质资本。诚然，将权益资本成本纳入企业资本成本的核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在知识经济中，价值创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知识及其对知识的配置与运用，即创造性的新知识及拥有这些知识与创新能力的人。不论是人力资本、结构资本还是客户资本，均为投资行为所产生的能带来超额价值的价值。既然这些资本与债务资本、权益资本一样都是由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所形成，那么，对企业法人而言都是一种融资，理应向投资主体支付资本成本。只不过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智力资本成本表现为一种更为隐性的经济代价，从而难以进入现行财务报告体系。
此外，根据“收入费用相配比”的原则，知识型企业的收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自于新知识在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整合中的运用、新客户的获取和参与企业创新的渗透性以及企业持续的创新能力，而这些因素均与智力资本的融资、营运等活动紧密相关。换言之，是智力资本及其与物质资本的整合而非单纯的物质资本为企业带来了超额收益。既然在收益的计量中默认了智力资本的贡献，那么在成本、费用的计量中理应反映使用智力资本的代价。否则，既违背了收入费用配比原则，也难以反映该类企业真实的盈利能力。
(二)未能完整地反映多元化的“主体权益”并清晰地界定其索取权
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思路，主体权益是除负债、股东权益之外的、由企业主体自身努力所形成的资本来源。企业将支付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之后的净收益部分纳入主体权益，并完全由企业法人所拥有。但是，企业法人毕竟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一个指向相对模糊的表述。智力资本管理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价值增值的核心驱动力，结构资本是人力资本与客户资本发挥作用的载体与平台，客户资本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创造环境，三者在相互支撑的机理下带来价值的增值。由此看来，企业超额回报可能是经营者卓越的经营能力所致，也可能是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与代际传承的结果，亦可能是品牌再造、客户消费价值的转变、消费者参与企业互动式创新等因素的结果。这一现实反映出“主体权益”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更进一步而言，制度变迁的原动力为要素的创新，对权益主体的界定构成其索取权安排的逻辑起点。在未能明确界定多元主体权益的情况下来确定剩余索取权以及实质控制权，将必然出现制度安排的混乱与无序。在管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由大股东或企业高管一人独断来安排剩余索取权而全然漠视市场的调节作用的案例。实际上，知识密集型产品价值的度量与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那么，由此倒推，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对其超额收益进而剩余权益的分配理应由市场来调节。这里的“市场”体现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会贯通。只有引入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债务资本所有者、权益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法人、客户在剩余索取领域充分、公平的博弈。
(三)未能充分体现资本成本与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永远领先”将成为持续经营假设的核心要义。加里·哈梅尔和c·K·普拉哈拉德认为，新企业是属于竞争未来的，而竞争未来发生于“无特定结构”的产业中。在无特定结构的产业中，有待争夺该产业未来的结构。很显然，“持续经营”假设在此受到了挑战。竞争未来的能力包括三个层次：(1)竞争产业远见和概念领先，即对发展趋势及突变获得比竞争对手更为深入的了解，以便利用这些趋势和突变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变革；(2)竞争缩短发展路径，即抢先将新的产业概念
转变为市场竞争；(3)竞争市场地位，即在特定结构的产业竞争中拓展市场份额。智力资本成本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投资者对其所投资本的心理预期回报。若投资者预期企业在未来的产业结构竞争中缺乏明显的竞争优势，在当前就会必然要求提高该项投资的风险补偿率，那么将导致企业智力资本融资成本的相对提高，甚至陷入融资困境。现行资本成本会计关注的焦点是过去时态的竞争，不论是债券利息还是股票股息，其风险补偿的确定都是建立在债务契约或股权契约签订之前的产业竞争的局面下。尽管不同于固定契约中的利息、股利随企业预期收益及其管理当局股利政策的变化而波动，但终究是发生在“特定产业结构”的框架之中，无法向利益相关者披露资本成本与竞争未来能力之间的关系。
三、智力资本成本的构成与表现形式
(一)人力资本成本
人力资本成本包括筹资代价与用资代价两部分。其中，筹资代价是指在人力资源招聘、录用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于其价值量在整体资本成本中的比重较小且基本不存在时间价值的折现问题，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人力资本的用资成本——由固定性契约产生的工资、“三险一金”等部分，以及非固定契约部分即人力资本作为要素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部分，例如股票期权收益等。前者类似于债务资本成本，具有固定的信用期、回报率。后者则类似于权益资本成本，其支付额度与支付规模受当期业绩与股利政策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双重的资本属性，导致其计量模式呈现复合性的特征：对于固定契约部分的工资与“三险一金”，可直接使用投入视角，即“成本观”下的计量属性，诸如历史成本或现行成本并在税前作为费用列支。而对于非固定契约部分，宜使用产出视角，即“价值观”下的计量属性诸如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等。
(二)结构资本成本
企业结构资本包括有形的信息化平台及无形的知识产权、公司文化、管理模式与管理制度等因素，其形成具有较为突出的代际传承性与历史积淀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受企业高管心智模式的影响。由于结构资本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其投资主体可能是“企业主体”自身，也可能是“企业主体”与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一群体，亦可能是代际传承的结果，从而出现所有者“缺位”的表象。这种投资主体多元化且相互交织的特点，将引起结构资本成本确认与计量的困境。首先，若其投资主体为企业主体自身，那么其资本成本类似于“留存收益”进行追加投资所应付出的投资回报，并且该项支出应全部予以资本化。其次，若结构资本单纯地源自于代际传承，那么其资本成本应视同为内源融资的代价，可忽略对外筹资费用，而仅计量类似于普通股股息的用资费用。再次，若投资主体为企业主体与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一特定群体，那么，结构资本所积累与扩张所带来的投资收益，应该在二者之间进行分割。
(三)客户资本成本
客户资本是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之间的有益关系，主要包括品牌、顾客与关系网络。对于品牌而言，其形成、传播与维持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因素：一个是企业主体自身努力的结果，另一个是消费者的心理认同及其自觉的维护与广泛的主动性传播。因此，品牌作为一项有价值的资本，其资本成本既包括归属于企业主体自身的部分，又包括应该支付给消费者的“消费资本”投资收益部分。对于顾客而言，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企业价值实现的驱动作用方面，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更为突出地体现为消费者参与企业创新与组织学习等领域。消费者参与式创新也正是企业预见未来产业结构的一个有效的外部驱动力。因此，其资本成本应体现为企业由于拥有高忠诚度、高创新参与意愿以较强创新能力的客户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可借鉴“消费资本化”的思路，向消费者支付消费资本投资收益。对于关系网络而言，它体现了企业在价值链各个环节与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投资机构、政府管理当局、银行等金融机构、科研部门等主体之间的有益关系。由于该项资本的获取与积累是企业主体与外部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对于其资本成本的计量同样应在企业主体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割。
四、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成本会计模式的改进：涵盖“智力资本”的资本成本会计模式
(一)拓展资本成本外延，全面计量“智力资本”成本
企业资本成本的边界实际上反映了不同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度。在工业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源泉是物质资本，因而在会计体系中主要计量物质资本的货币表现，所反映的资本成本也仅仅局限于债务资本成本即利息及后来安东尼所倡导的权益资本成本即股利。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智力资本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度明显优于物质资本，因而，有必要根据要素的创新进行制度安排的调整，将智力资本成本纳入现行资本成本会计体系，即企业全面资本成本=物质资本成本＋智力资本成本。安东尼所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体系将全部物质资本成本划分为债务资本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但由于智力资本中的某些因素(如人力资本)本身具有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双重资本属性，所以，为了避免上述归类上的模糊性，笔者所提出的“全面资本成本”打破了原有的划分标准，而分为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两大部分，在各个部分内部再根据资本属性，划分为固定性融资代价和非固定性融资代价(见下图)。
(二)重新界定“主体权益”的所有者，倡导“主体权益”多元共享
若将智力资本所有者引入公司财务治理的范畴，那么，主体权益索取者身份的界定则存在多元主体错综复杂的局面：主体权益可能是代际传承结果，可能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卓越管理才能的结果，也可能是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对企业研发提供积极、及时的财务支撑的结果。因而，在管理实践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资本在主体权益中的贡献度。例如：某会计期间净收益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增长，且可较为明确地归因于知识型员工自主创新或企业家战略方向调整所带来的正面效应，那么，在支付普通股利之后，“主体权益”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属于人力资本所有者；若当前净收益及净现金流量的大幅增长，可明确归因于消费者参与式互动创新或“消费资本”的沉淀效应，则消费者应享有一定比例的“主体权益”；若当期股票市价大幅上涨，但无法寻找到一个较为明确的归因，则“主体权益”可视同为“组织租金”而归属于企业法人所有。总之，多元“主体权益”共存既反映了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及其内部各因素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不同类型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在会计计量与剩余分配方面的一个客观反映。
(三)以培养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为理财导向，调整融资结构
在知识经济下，资本结构的调整不单纯体现为长期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比重的改变，也包含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传统的资本结构决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免税利益与破产成本之间寻求平衡。但是，这两个因素主要是针对债务资本成本，以及智力资本中 具有债务资本成本属性的如人力资本中固定性支付、“消费资本”中年返利额等。由于其比重较小，“税盾效应”也相当有限。所以在知识经济下，企业应侧重于从持续竞争的视角来调整融资结构。“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因为这些企业拥有或控制了一些奇异资源。毋庸置疑，智力资本正是“奇异资源”的具体体现。因此，可根据未来竞争不同阶段之需调整融资结构。例如：在竞争产业远见和概念领先阶段，可增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比重，而适当降低物质资本尤其是公司债券融资的比重，毕竟在新的产业结构尚未完全建立之时，债务资本的“税盾效应”表现得较为有限。在竞争缩短发展路径与方向的阶段，企业应进行充分的客户沟通，尤其需要在更广范围内引导消费者参与式互动创新。在这一阶段，积极实施“消费资本化”并适当提高资本转化率，从而进行客户资本的扩张将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在竞争市场地位与份额阶段，由于旧的产业结构日渐式微，企业间竞争的重点由概念、技术取向转向产品功能、成本、价格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适当加大债务资本如公司债券融资的比重，以赢得更为客观的财务杠杆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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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向显湖，人力资本财务论——基于企业主体的一个基本框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capit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costs and uses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empirical supports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granting cash dividends and the ratio of CEO holdings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sset-liability ratio， proportion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an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s state-owned 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sset-liability ratio； asset-liability ratio an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s the state-owned hav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apital cost， granting cash dividends，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CEO salaries，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v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apital cos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the board quality， supervisory board quality and the capital cost， asset-liability ratio. Overall，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will help improve corporate value， to a certain extent， help to improve the liability ratio， and dividend policy， capit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cost have interactive effects.
关键词： 公司治理；资本成本；资本结构
Key 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capital cost；capit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1-0018-04
1 理论研究及文献综述
1.1 理论研究 在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中， 简森（Jensen）与梅克林（Meckling）（1976）把成本理论引入了财务学的分析框架里，提出了最优资本结构源于成本的收益与成本的平衡，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构问题；接下来Myers的“优序融资理论”把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资本结构研究，提出了公司资本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把研究方向从原来的只注重外部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转移到从企业“内部因素”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这无疑使最优资本结构理论从原先的各种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权衡问题，逐步变成了结构或制度设计的公司治理问题。
1.2 文献综述 国外实务界对公司治理与融资政策关系的研究比国内要早得多，国内与之相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实务界与理论界已达成的共识是：不同的公司治理会导致不同的融资政策和资本成本。
1.2.1 有关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关系的文献
Kim和Sorensen（1986）采用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较高内部人持股的公司其债务比率高于内部人持股低的公司。
Friend和Lang（1988）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债务水平随着管理者持有股份的增加而减少。
Jensen et al（1992）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应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出内部人持股负面影响公司债务水平和股利水平的结论。
Bathala et al（1994）设立联立模型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出管理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管理者持股水平负相关；以及Firth（1995）应用多元回归也证明了管理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负相关，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管理者持股水平正相关的结论。
Berger et al（1997）以434家公司的3085个观察值为样本通过经验研究得出CEO持股比例、外部董事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CEO任期、董事会规模、薪酬激励与债务比率负相关。
Short et al（2002）应用最小二乘法发现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负相关。
Brailsford et al（2002）应用最小二乘法检验研究发现：①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倒U型关系；②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③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之间的关系随着管理者持股水平的不同而变化。
吕长江和王克敏（2002）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发现，每股股利与管理者持股比例和债务比率均负相关。
陆正飞和高强（2003）采用问卷调查数据，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董事会中由控制股东推举或任职于控制股东的董事所占的比例越高、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越倾向于偏好股权融资。
冯根福和马亚军（2004）研究发现，公司高管人员出于自利具有调节债务水平的动机，法人股的存在对高管人员出于自利调节资本结构的能力具有制约作用，但在高管人员拥有公司股份程度较高时作用有限。
肖作平（2005）采用因子分析模型经验研究发现治理水平高的公司更倾向于使用高的债务。
1.2.2 有关公司治理和资本成本关系的文献 Sengupta（1998）应用多元回归检验得信息披露质量和债务成本负相关；Botosan（2002）应用多元回归检验得三种信息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年度报告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及时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正相关；投资者相关活动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不呈显著关系。
Himmelberg et al（2002）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内部人持股集中度正相关；内部持股集中度与资本成本正相关。
Ashbaughetal（2004）检验公司治理的四个方面：财务信息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持股比例与权益资本成本均负相关。
Anderson et al（2004）检验得出董事会独立性、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董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董事任期与债务融资成本正相关。
国内的学者，汪炜和蒋高峰（2004）以临时公告和季度报告的数量作为替代变量衡量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发现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沈艺峰等（2005）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得出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
2 研究意义
资本结构理论的最新发展已经把学者们的目光从影响资本结构的“外部因素”转移到了“内部因素”，公司治理在融资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目前的文献，国外在研究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之间关系的一些结论还没有达成共识，且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尚未有把公司治理、资本结构、资本成本结合在一起研究的论文，因此本文就三者关系的问题展开研究。并努力克服已有文献在研究上的一些不足：①在研究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关系时，目光基本集中在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角度比较单一，缺乏对公司治理系统性的研究；②基本都从单一方面研究公司治理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或公司治理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没有考虑公司治理、资本结构、资本成本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即没有考虑到系统内生性问题。
3 研究假设
本文主旨是研究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及资本成本关系，对于公司治理包含内容，出于六个方面①考虑：①控股股东行为；②董事会；③监事会；④经理层；⑤信息披露；⑥利益相关者。资本成本反映企业价值，本文的最终目的是想探讨公司治理的各方面及资本结构的选择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3.1 控股股东行为
①现金股利发放。如果公司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有助于树立公司形象，提高报表的可信度及披露信息质量，同时也增加了外部权益筹资机会，从而降低资本成本和负债比率。假设1：企业发放现金股利与资本成本负相关，与负债比率负相关。
②第一大股东持股及第一大股东性质。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出于我国的制度背景考虑，国家持股的特殊情况造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监督缺位的状况，因此国有股的存在降低了企业价值。当第一大股东是非国家时，第一大股东就更具有“经济人”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其对管理者的监督激励会增强，管理者的行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股东与管理者的成本随之降低，资本成本也因此降低。且当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不会受到威胁时，其更偏好股权融资，而不愿承担负债的风险；反之当第一大股东持股较少时，为使其控制权不受威胁，而更偏好于债权融资。假设2：非国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本成本负相关，与负债相关。
3.2 董事会 公司治理的最核心要素就是董事会治理问题，笔者认为把董事会规模作为目前环境下的治理要素不具备说服力，因为单从人数上去考虑一个主观上占主导的因素对客观因素的影响不科学（董事也有“懂事”的和“不懂事的”），所以文章选用了以下变量：①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监督力度越高，降低了成本。假设3：独立董事比例与资本成本负相关。②董事会整体素质。假设4：董事会整体素质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3.3 监事会 监事会胜任能力直接影响其监督力度，降低成本。
假设5：监事会胜任能力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3.4 经理层 对经理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薪酬和股份激励，特别是对于让CEO持股赋予了CEO“管理者”和“股东”双重身份，此时的CEO会有更强烈的愿望根据自己持股比例和获得利益的多少调节负债水平（调高或调低）。
假设6：CEO薪酬与负债正相关。
假设7：CEO持股与负债相关。
3.5 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质量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及时性。本文采用深圳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中的“信息披露考评”来披露上市公司信息质量。若考评信息质量等级高则代表公司诚信度好，则有利于提升公司市价，降低资本成本。
假设8：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3.6 利益相关者 员工参与程度在一定范围内高的企业，其利益与企业利益越密切，既能起激励作用，又减少成本。
假设9：内部持股相对高的企业，资本成本低。
另外，股利政策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它不但受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影响，理论上还与资本结构、资本成本存在互动效应。如高现金股利会带来外部权益筹资机会，但负债融资会减少这种机会。
假设10：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三者间存在互动效应。
4 实验设计
4.1 变量与模型
①模型的设立
Wacc=wacc（Debt，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②
Debt=debt（Wacc，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
Dividends=divi（Debt，Wacc，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②变量定义（见表1）
③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4.2 样本与数据 文章选取了深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数据，并做以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业；②剔除st、pt公司；③上市不满3年的公司；④数据不全的公司；⑤同时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⑥资产负债率大于1及财务指标异常的公司。共得到362个公司样本，1086个样本数据。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资本成本结构方程的实证结果（见表3）
Wacc=wacc（Debt，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OLS方程1是不加入资产负债率平方项的线性回归结果，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性质是国有（10%的显著水平下）与资本成本正相关；发放现金股利、第一大股东持股、CEO薪酬、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成本负相关（接受假设1、2、8）；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成员素质、监事会素质以及CEO持股、内部人持股与资本成本相关性均不显著（否定假设3、4、5、9）；当加入资产负债率的平方项后（为验证最佳资本结构的存在），OLS方程2显示资产负债率平方项与资本成本不相关，与此同时还影响了资产负债率与资本成本的相关关系。同样的，笔者在联立方程中也加入了资产负债率平方项，结果显示影响了绝大多数变量的相关关系，因此认为资产负债率与资本成本不成正U型关系（即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不成倒U关系）。通过联立方程的再验证，得出现金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性的互动关系（假设10成立）。其它因素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变化不大。
5.2 资本结构方程的实证结果（见表4）
Debt=debt（Wacc，Dividends， 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OLS方程的线性回归结果得出，资本成本、发放现金股利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否定部分假设1），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10%的显著水平下）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接受假设2），CEO薪酬、CEO持股（10%的显著水平下）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接受假设6、7）；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成员素质、监事会素质以及内部人持股、信息披露与资产负债率相关性均不显著。通过联立方程的再验证，得出现金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性的互动关系，其它因素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变化均不大。
5.3 股利政策结构方程的实证结果（见表5）
Dividends=divi（Debt，Wacc， 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
由表5中OLS方程的线性回归结果得出，资本成本与发放现金股利显性负相关，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性质（10%的显著水平下）与发放的现金股利正相关；其它因素均没通过检验。通过联立方程的再验证，再次得出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性的互动关系，且监事会素质（10%的显著水平下）、第一大股东持股（5%的显著水平下）、CEO薪酬（1%的显著水平下）及持股（10%的显著水平下）与发放现金股利的关系都变为显著。
5.4 结论 通过单方程检验，以及考虑了变量内生性因素的联立方程检验得出：①现金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三者间存在互动效应。企业负债率既影响企业价值，又受企业价值影响，且它们之间是负相关，与最佳资本结构理论不符。在描述性统计中，资产负债率的均值是49.43%，负债率23%以上的占样本总体的90%，按其他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这个数值已经超出了最佳资本结构的范围，因此可以解释此时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的关系。②董事会的两个要素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素质，以及监事会成员素质与资本结构、资本成本相关性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治理水平普遍偏低，独立董事呈现“花瓶”现象，上市公司内部监管效力较弱，因此加强董事会及监事会的治理是提高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的重要任务。③内部人持股及CEO持股与资本成本及资产负债率的关系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我国内部人及CEO持股普遍偏低，多为零，这一点从样本统计上可以看出，因此影响较小，其回归结果不理想。④公司治理的其它因素（发放现金股利、第一大股东持股、CEO薪酬、信息披露质量）普遍与资本成本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性质是国家与资本成本正相关，说明提高公司治理确确实实可以提高企业价值。⑤发放现金股利、CEO薪酬、CEO持股比例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我国的CEO持股比例大多很少，CEO往往会通过提高负债来增大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且由统计描述可解读我国股权形式较为集中，市场偏好股权融资。其它因素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均不显著。一般来讲提高公司治理有助于增加公司负债。
注释：
①借鉴“南开指数”对公司治理维度的考虑.
②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关系待以下逐个类型模型试验确定，其他因素与资本成本按线性模型检验.
③Kd用人民银行中、长期贷款的平均贷款利率，Kc=现金股利/净利润.
④在做模型时，也尝试把监事会规模（即监事人数）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但结果未通过检验，因此将该变量去掉，相关回归模型省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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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根福，马亚军.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自理对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4（6）.
(一)未能全面揭示资本成本中的智能元素：重物质资本、轻智力资本
随着生产要素的创新及制度的变迁，资源的稀缺性发生了变化，即由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在财务会计表现为财务资本)的绝对稀缺逐步转化为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的相对稀缺。现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产生于20世纪年代70年代，而当时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尚不明显或较为隐蔽。因此，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仍为物质资本。诚然，将权益资本成本纳入企业资本成本的核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在知识经济中，价值创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知识及其对知识的配置与运用，即创造性的新知识及拥有这些知识与创新能力的人。不论是人力资本、结构资本还是客户资本，均为投资行为所产生的能带来超额价值的价值。既然这些资本与债务资本、权益资本一样都是由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所形成，那么，对企业法人而言都是一种融资，理应向投资主体支付资本成本。只不过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智力资本成本表现为一种更为隐性的经济代价，从而难以进入现行财务报告体系。
此外，根据收入费用相配比的原则，知识型企业的收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自于新知识在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整合中的运用、新客户的获取和参与企业创新的渗透性以及企业持续的创新能力，而这些因素均与智力资本的融资、营运等活动紧密相关。换言之，是智力资本及其与物质资本的整合而非单纯的物质资本为企业带来了超额收益。既然在收益的计量中默认了智力资本的贡献，那么在成本、费用的计量中理应反映使用智力资本的代价。否则，既违背了收入费用配比原则，也难以反映该类企业真实的盈利能力。
(二)未能完整地反映多元化的主体权益并清晰地界定其索取权
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思路，主体权益是除负债、股东权益之外的、由企业主体自身努力所形成的资本来源。企业将支付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之后的净收益部分纳入主体权益，并完全由企业法人所拥有。但是，企业法人毕竟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一个指向相对模糊的表述。智力资本管理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价值增值的核心驱动力，结构资本是人力资本与客户资本发挥作用的载体与平台，客户资本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创造环境，三者在相互支撑的机理下带来价值的增值。由此看来，企业超额回报可能是经营者卓越的经营能力所致，也可能是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与代际传承的结果，亦可能是品牌再造、客户消费价值的转变、消费者参与企业互动式创新等因素的结果。
更进一步而言，制度变迁的原动力为要素的创新，对权益主体的界定构成其索取权安排的逻辑起点。在未能明确界定多元主体权益的情况下来确定剩余索取权以及实质控制权，将必然出现制度安排的混乱与无序。在管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由大股东或企业高管一人独断来安排剩余索取权而全然漠视市场的调节作用的案例。实际上，知识密集型产品价值的度量与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那么，由此倒推，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对其超额收益进而剩余权益的分配理应由市场来调节。这里的市场体现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会贯通。只有引入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债务资本所有者、权益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法人、客户在剩余索取领域充分、公平的博弈。
(三)未能充分体现资本成本与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