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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儒家文化理解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中图分类号：F27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2-0214-02
摘要：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引入我国，它主要是一门关于处理企业和人之间关系的科学。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也有关于选人、用人方面的深刻见解，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散发出现代管理的人本光辉。将传统儒家文化用现代管理学的原理重新解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研究方向，但就人力资源这一命题来说还少有专门的研究予以论述。本文通过对儒家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分析，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进行了新的诠释。
关键词：儒家文化；人力资源管理
一、人力资源管理和儒家文化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HR）是近代起源于美国的一个新兴学科，最重要的基本理念是把人看做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作用。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企业或事业唯一真正的资源是人，管理就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以做好工作。”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的一个新的分支，它的相关理念和具体理论仍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直到1990年，人力资源的相关理念才被引入中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领域。
而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就已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在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由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孔子提出，并经过历代思想家进行完善和发展，广泛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和“人贵”的思想体系，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反对“过”与“不及”，崇尚“中庸”，崇尚和谐。传统儒家文化不但塑造着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也对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全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儒家文化中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1．以人为本，仁者爱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以“爱人”来解释“仁”的含义。这里的“仁者爱人”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相对于物来说，人是第一位的。这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把人视为组织中的第一要素不谋而合。二是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应该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以仁爱人”正是管理者激励组织成员，从根本上解决资劳矛盾的关键。
此外，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民贵”思想也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治国方略上的具体体现。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引用荀子“君者，舟也；庶人之，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作为自己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与近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理念上更胜一筹。现代西方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以人为本是指把人视为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从人的需要出发，重视人的作用，以此来进行激励；其实质上是把人看做一种“资本”，是一种盈利的手段。而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则是提倡“天人合一”，主张站在宇宙自然的高度，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出发，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2. 举才重德，任人唯贤――招聘与选拔的标准。
以人为本的思想直接引伸出重视人才，选才举贤的理念。荀子曾经说过“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随着近年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地高度发展，重视人才、尊重人才、培养和发展人才，不断提高人力资本附加价值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课题。关于如何选举良才，孔子认为应当“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对于为选拔人才这件事情应该慎重对待、多方考察，除了“听其言观其行”，从生活的各个方面考察，还要“使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从做事的动机、发展的过程和内心的追求三个方面来综合考察。
在推选人才方面，古代中国人除了重视才干，也同样注重品德修养。中国古代在没有实行以公开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之前，举孝廉是汉代选拔和培养预备官员的一种举才制度。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在汉代，“孝廉”已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其中修身即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的基础和根本。儒家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也就是今天的德育，被放在首位加以强调。《论语・里仁》里有：“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荀子曾说过：“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足以见得儒家思想对人的道德修养的推崇。我国著名的晋商秉承儒家思想，推崇“诚、信、仁、义”，在选拨人才时也把所选人才的道德修养放在首位，甚至采用“上查三代”方法来保证所选人才的道德人品。
而在现代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时，应聘者的道德修养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因素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评价中心是现代大型跨国企业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常用的一种方法。它采用情境模拟实行动态测评，在被评价者与他人进行交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综合评价。这种综合评价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情境考察应聘者在其他评价方法中不容易暴露的道德问题。另外，许多西方国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每一位公民建立诚信档案，诚信档案上记录的本人信用度也成为企业招聘人才所要注意的关键因素之一。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重视员工培训与人力资本投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出自《论语・卫灵公》，字面意思是手艺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好，必须先准备好工具。孔子是用手艺人完成工作的比喻向子贡说明为仁的道理。同样的，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是最主要的资源和工具，而员工培训就是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利器”。尤其在现代社会，信息和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对人员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对员工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附加值，才是企业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不断发展的关键。
在对员工进行培训的典范中，我们首推日本松下集团。松下集团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认为，企业经营就是营造人，“在制造松下产品前，先制造松下人”。为制造松下人，松下集团专门成立松下商学院、松下机电工学院等培训机构。一方面，培养其技术技能，使员工技术技能的开发紧跟时代进步和技术发展；另一方面用儒家传统思想对员工进行教育，培养所谓的“松下精神”，即培养员工形成“产业报国的精神、光明正大的精神、团结一致的精神、奋斗向上的精神、礼仪谦让的精神、适应形势的精神、感恩报德的精神”，使员工认同本企业的经营哲学和核心价值观，以更好地融入企业文化、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据花旗银行研究，大部分企业都拿出每年营业收入的1%―2%作为培训费用。以IBM为例，目前IBM大中华区每年共有6万天的学习时间，整个大中华区有员工近6000人，这样平均下来每人每年大约接受10天的培训，每人每年的培训费用达到了3000美元。这样算来用于员工培训的费用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是用于员工培训的费用却可以创造出高于成本数倍的利润。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只有不断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会有持续不断的经济利益。
4.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激发团队精神，保持和谐的劳资关系。
荀子说：“力不如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认为：人的力量不如牛，脚力不如马，却能驱使牛马为人类耕地、拉车；是因为人可以聚集起来运用团结的力量，而牛马不可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团结协作、以和为贵。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和”是一种管理的最高境界，它往往意味着领导对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予以承认，并努力解决矛盾，倡导一种和谐一致、团结协作的工作状态，从而在企业成员之间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勇于奋进的良好氛围。
儒家文化讲究“以和为贵”，但这里的“和”不是指要绝对一致，没有任何分歧。现实的企业管理中绝对一致、没有分歧的情况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儒家文化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同样注重“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君子可以与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对待事情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人云亦云；而小人讲原则、轻易赞成别人的建议，但实际上却无法与人保持和谐的关系。“和而不同”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原则，也是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保持和谐团队关系的基本法则。现代社会是一个空前多样化的人的集合，由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将在同一个团队中合作。此时，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将这些不同的人融合在一起，妥善处理和平衡各种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之上共同为组织目标服务。
“和”的概念起源于中国，却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得到了更为全面的诠释。日本企业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其快速起飞的奇迹与日本人“和”的团队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几乎所有日本企业都强调团队精神，他们不仅强调同行之间的团结一致和精诚合作，同时也表现在企业经营者和普通员工的和谐关系上。索尼前总裁盛田昭夫认为，“只要是索尼公司的员工，不管他身在何处，都是索尼大家庭中的一员”，他在任时致力于与员工建立一种健康关系，在公司内部创造一种家庭式的和谐感情，通过这种感情使企业经营者和员工之间建立一种命运相连、同舟共济的联系。再例如日本J型管理模式的三大支柱――终身雇佣制、年工序列制、内部提拔制都是为日本管理文化中“和”的理念服务的。通过对企业内部员工提供有利的制度，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提高员工对企业成员身份的认同感、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感。虽然近年来，J型模式的三大支柱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松动，但日本企业“和”的精神本质没有随着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依旧是日本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儒家文化的现代人力资源解释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老的传统儒家文化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过时，反而其精髓思想在时间的沉淀中不断积累，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儒家的人本管理和和谐管理之道，主要在于发挥人们的内在能动性，调节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人事矛盾，理顺各类人际关系，通过精诚合作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组织目的，这正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优势所在。
因此我们在积极学习他国文化，特别是欧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同时，不能盲目、生搬硬套他国的经验和方法，而是应当在了解本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仔细研究本国的优秀文化，从中汲取适合本国国情的管理方法。
许多专家预测，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澳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所著的《儒家的复兴》中指出：“儒学正在复兴。儒学的复兴已经明确地指出它将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即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
在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下，我们更加应当抓住时代的脉搏，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管理精髓发扬光大，努力提高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为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争取更大的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1]张与驰.儒家的管理之道[M].中国商业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2]刘禄山，王志峰.王者之道：王者之道[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中国又称『华夏，这一名称的由来就与汉服有关。中华天朝重衣冠礼仪。《周易·系辞下》曰“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周礼通过《仪礼》、《周礼》、《礼记》的服章和仪式表现出来，因而衣冠、礼仪往往用来代指文明，汉服是礼仪的载体。
《春秋左传正义》疏：“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尚书正义》注：“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而“衣冠”便成了文明的代名词。五胡乱华之时，原先在中原地区的贵族和平民纷纷逃亡到江南，保留了中原文明的火种，而逐渐把江南开发成繁华富庶之地，这一事件史称“衣冠南渡”。
汉服体系展现了华夏文明的等级文化、亲属文化、政治文化、重嫡轻庶、重长轻幼以及儒家的仁义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宗法文化背景下，服饰具有昭名分、辨等威、别贵贱的作用。
“汉服”一词的文物记载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墓遣册》：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最早的文献记载，是东汉蔡邕的《独断》：“通天冠：天子常服，汉服受之秦，《礼》无文。”，最早的正史记载见于《汉书》：“（龟兹公主）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直接与汉朝重建的周礼服制体系有关。正如胡人传统服饰被叫做“胡服”，中国传统服饰被称之为“汉服”。所以，后来“汉服”这个词汇的基本内涵也固定下来，即汉族传统服饰。
在漫长的历史中“汉服”逐渐成为汉人自我认同的文化象征。在唐代樊绰的书中就明确的称大唐的服饰为“汉服”。到了宋元明时期，一些异族酋长也明确地用“汉服”来指称汉人服饰，如“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元代修《辽史》甚至专门为汉服开辟了一个“汉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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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儒家文化 研究生 心理压力 纾解
培养人才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校研究生规模将达200万。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越来越重要。但是，近几年来，研究生的心理问题不断引发各种令人心痛的后果。大力开展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有助于研究生身心健康和顺利完成学业，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生属于较为卓越的人才。卓越人才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良好的心理素质、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积极的工作态度。在当下高节奏的社会，卓越人才尤其需要纾解自己来自职场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心理压力。心理压力纾解有多种渠道，但是从文化角度而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看问题的角度、方法、反应模式都渗透着所在文化的特点。仅以心理疾病表现而言，受不同文化的影响的人，其心理疾病表现也不尽相同。畲族在50年代精神病的分裂症多表现为乱唱山歌、手舞足蹈，而60年代以后的发病率迥异，主要表现为落落寡欢。研究者认为：“这与该民族的往昔爱好对歌，以后不再对歌的实际情况相符，说明精神病症状的内容随时代背景、社会文化而相应改变。”作为在中华文化下浸润成长的中国学生，儒家文化强调个人与自然、社会保持和谐关系等特质对于心理压力纾解有重要作用。
首先，儒家对压力有正面的认识。儒家认为压力有其积极意义，正确地面对挫折与苦难，有利于个人的成长，所以，不要畏惧压力，而是视之为一个自我提高的机会。《庄子・让王》里记载了孔子对困苦的看法：“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即，孔子几乎到了一个生存的绝境，但是他依旧“弦歌于室”。孔子的弟子子路和子贡不理解，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大意为：君子通达于道谓之一以贯通，不能通达于道谓之穷而无路。如今我信守仁义之道而遭逢乱世带来的祸患，怎么能说成是走投无路！所以说，善于反省就不会不通达于道，面临危难就不会丧失德行，严寒已经到来，霜雪降临大地，我这才真正看到了松柏仍是那么郁郁葱葱。陈、蔡之间的困厄，对于我来说恐怕还是一件幸事啊！之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也受到感发“M然执干而舞”，子贡则认识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孔子的这种面对困厄的精神，在今天这个时代，对卓越人才面对压力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其次，儒家的核心范畴是“仁”。“人者，仁也”，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主张，认为“仁”不但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准则和最高原则，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标准。而这一标准，不但适用于人际之间，在人处理和面对自身问题时，也有积极价值。对自己仁爱，就是认识自己存在的价值，重视自己，学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内心和感受，更好地了解自己。在面对压力时，学会接纳自己，包括接纳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接纳自己所做的选择和决定，接纳所有好的或者不好的后果。学会不过分要求自己，不过分苛求自己，无条件接纳自己。
再次，儒家讲求中庸之道。“中庸”是儒家提出的处理世间万物的总法则，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运用在心理压力纾解方面，中庸的重要意义就是保持心理平衡，这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之一。程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无忌惮也。”借鉴到本文的语境中，“时中”就要求处于当下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时代的卓越人才时刻把握自己，调节自己对外界事物的反应，时刻使内心世界居于安适平衡状态。
关键词：评价理论；介入资源；中英文体育报道；文化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4）02-0116-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4.01.032
1 . 史瓦兹跨文化理论
在近30年里，以色列学者Schwartz等人通过一系列研究，探讨人类价值观结构以及内容的普遍性，扩展了Rokeach的研究工作。史瓦兹价值观理论因其全面性逐渐被学界证实并且接受。然而，不同的国家、个人和集体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史瓦兹在分析多位学者所提出的价值观理论后提出了人类的三种基本要求：个人作为生物体的需求、个人对社会交流的需求以及团体需存活和拥有福利的需求（史瓦兹，1987）。他提出了57种价值观条目，被归为10种驱动力价值观类型。该10类价值观被进一步划分为四个大类：对变化持开放态度、对变化持保守态度、自我提高及自我超越。在此之后，史瓦兹不断深入研究以发现该10种价值观之间更加深刻的联系。他们分别是：
（1）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源自于控制和独立自主的需要，是指行为和思考的独立性。具体体现为创造力、自由、自主选择目标，等等。
（2）刺激（Stimulation）：为了维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水平的需要，体现在刺激、新颖和生活的改变中。
（3）享乐主义（Hedonism）：个体感官上的满足或愉快，来自于个体满足和快乐的需要。表现为享乐、享受生活、自我放纵。
（4）成就（Achievement）：根据社会的标准，显示胜任工作的能力，例如成功的、有能力的、有抱负的、有影响力的，源自个体自我肯定需要及群体或集体互动的需要。
（5）权力（Power）：指社会地位和名望，对他人和资源的控制。表现为追求财富、社会权利等，源自自控的需要和控制他人的互动的需求。
（6）安全（Security）：体现为安全、和谐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来源于个人和集体的需要，分为个人的利益和更广范围的集体的利益，表现在社会秩序、家庭安全、清洁等方面。
（7）遵从（Conformity）：限制可能伤害他人和违背社会期望的行为和倾向，是个体禁止那些将会打扰和破坏友好交往和组织功能的行为倾向。该价值观主要强调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亲近的人交往中的自我限制，表现为服从、自律、尊师敬长等。
（8）传统（Tradition）：意义是尊重、接受文化或宗教中传达的传统和理念。传统最初是群体所发展出的一套可以代表该群体共享的经验与生活原则，之后被所有成员所认同。因此传统价值观表现的行为应该是集体团结的象征，独特价值的表征以及生存的有力证据。传统以宗教仪式、信念或行为准则等存在形式，在个体身上主要体现为尊重传统、谦卑、奉献等。
（9）仁慈（Benevolence）：是指保护和提高经常与之交往的人的福利，起源于良好的组织交往、生物体联合的基本需要。强调自愿关心他人的福利，如：乐于助人、诚实、责任、忠诚等。
（10）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指为了人类和自然的福祉而理解、欣赏、忍耐，是个体与组织生存的需要。表现为对于社会和世界的福祉及对自然的福祉的关注，重视社会正义、平等、世界和平、保护环境等（史瓦兹，1992）。
2 . 评价理论
悉尼学派的Martin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在系统功能语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评价理论。评价理论是对人际功能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延伸。其主要研究个人如何运用语言对事物做出评价、采取立场，以此达到调节主体立场甚至意识形态的目的。Martin认为通过告诉听话人对某些人和事物的感受，说话人便可以利用评价资源达到协商和协调社会关系的目的。换言之，评价理论所关心的是说话人利用话语介入到语篇之中使语义随说话人的立场而改变。体育报道作为一种对重大体育事件做出及时报道的媒体，本身就充满了评价色彩。报道者通过凝练的语言、敏锐的判断和互动的对话慢慢地以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引导并逐渐取代读者对于事件的判断和鉴别。
2 . 1 介入资源
评价理论分为三个次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本文利用介入系统来分析中美两国的体育报道，从而解读两国报道对同一种事件的不同看法。
Bakhtin从语篇的对话性视角着手，提出了语篇的对话性概念。他指出所有语篇都是对话性的、多声的，旨在用于调整作者对所言的承诺。这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人，White（2003）受到Bakhtin等人的对话理论的影响，提出了介入的概念。“介入包括表明语篇和作者的声音来源的语言资源，它关注的是言语进行人际或概念意义的协商的方式（White，2003）。”介入包括单声（monogloss）和多声（heterogloss）。单声是指只提供了一种观点，没有公开承认其他观点的存在的言语；相反，多声则明确表示可能存在其他观点的言语。Martin从对话的角度把多声分成扩展（expansion）和收缩（contraction）两个子系统。并且进一步定义了扩展和收缩。他认为扩展指的是话语中的介入为对话中的其他声音或立场敞开了大门，它又次分为接纳/引发（entertainment）和归属/摘引（attribution）两个子系统；而收缩则意味着话语中的介入排挤或者限制了其他声音和立场，它又分为否认/否定（disclaim）和公告/声明（proclaim）。
3 . 介入资源在体育新闻当中的分布
本节运用评价理论系统下的介入资源对下载的共十二篇英文报道进行数据分析。所选的报道分别来自（China Daily）和（New York Times）的英文版。
3 . 1 China Daily对刘翔事件报道中介入资源的分布
介入分为扩展和收缩两个子系统。扩展又分为接纳和归属两个子系统；与此同时收缩又分为否认和公告两个子系统。那么各种资源在体育新闻中又是如何分布的呢？本节应用评价理论框架下的介入子系统对语料进行了数据分析。如下表：
由上表可知，扩展总数175，收缩总数63，分别占介入系统的73.5%和26.5%。
由表1可知，China Daily对刘翔事件的报道中，扩展所占的比例是73.5%，收缩所占的比例是26.5%。例如：
China Daily对刘翔事件的报道：
有来自中国田径队主教练冯树勇的声音：
“We all know that at the moment of taking off the tendon will sustain a lot of pressure. I think that is because in that moment it happened， so he could not make the movement （to jump over the hurdle）.”Feng said.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he has done. When he tried to improve his ability every day， I know how tough that could be. It is not like everyone can bear such pressure， but he did it. So we think he is the best.”
“I believe all the Chinese people can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I hope all the fans can understand this， and that anything can happen. It happens to many athletes.”
同时，也有来自央视解说员和其他人的声音：
His influence on the next generation could last for 10 or even 20 years. For Liu Xiang told the world that we Chinese could also become champions.
Usain Bolt， Jamaican star sprinter said “It must be hard for that to happen for the second time in a row. He is a great athlete.”
Yao Ming said “We got to know Liu Xiang when he won the gold medal in 2004. However， it was his dedication during the past eight years that has let us know what kind of person can be called a professional sportsman. We should cherish iconic figures like him. The Olympic is not all about gold medals”.
深入观察发现，China Daily关于刘翔的报道主要采用的是接纳和归属的方法，作者运用扩展资源，允许多声的协调，表明作者不仅能够提供还可以包容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接纳和归属主要通过情态动词（can； could； should； must），情态投射（I believe； I know； I hope； I think）等实现。表达了说话者的态度和协商的语气，认为刘翔事件和所有中国人，所有刘翔的粉丝紧密联系，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并存。刘翔甚至会影响到我们下一代人。刘翔所取得的成就和每一位中国人紧密相连。因此，中国体育文化始终强调的是以集体为主体，突出的是精神，注重解决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体育报道体现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和谐统一、内向含蓄的文化特征。
3 . 2《纽约时报》对刘翔事件报道的介入资源分布
由上表可知，扩展总数64，收缩总数170，分别占介入系统的27.3%和72.6%。
由表2可知，《纽约时报》对刘翔事件的报道从不同程度运用了各种介入资源。但是收缩资源所占的比例为72.6%，远高于扩展资源所占的比例，可见《纽约时报》当中普遍使用了表示否认的观点排除其他人的声音，让读者接受自己的声音。例如：
来自中国田径队主教练冯树勇的声音：
Feng said that Liu is “not thinking about retiring ，” but it is surely too early to be making such definitive pronouncement.
“Liu Xiang will not withdraw unless the pain is intolerable， unless he has no other way out，” Feng said.
Feng speculated that Liu would not compete further this summer， but would return eventually.
Feng said， “Today’s result was not a perfect one for all of us. He has undergone great pressure from the press and great pressure from all of us.”
除此以外还有孙海平的声音：
Sun Haiping said that Liu could barely stand before the race， despite the assistance of three doctors.
另一方面，《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也运用到了单声资源。单声资源指的是只提供了一种观点，没有公开承认其他观点的存在的言语，主要是对刘翔个人取得的成绩的一种肯定，强调了自我和个人的成就，与集体的依赖性较小。例如：
Liu was China’s hope for gold in the 100-meter hurdles， but his failure to qualify for the finals showed that he represented so much more. His goldmedal performance in Athens had made history won in a track and field event， Liu Xinag’s big breakthrough in track and field is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l of eliminate a deep inferiority complex in Chinese people’s hearts.
可见《纽约时报》主要运用了否认和公告的表达方式，例如一些表示否定的词（not； barely； unless）和转折的词（not only； but also； despite）意在排除其他人的声音，使读者接受并且认同自己的声音。是以个性、个人为出发点，指出了刘翔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顽强和病魔战斗的能力，他是一个武士，不会轻易倒下也不会轻易退役。与此同时，强调的是“人的精神”，突出和实现了人的主体性，并且把隐藏在人们心中的各种欲望释放出来。所以，美国体育文化始终注重的是个人取得的成就，以个人生命力张扬为主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
4 . 结语
通过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部分关于刘翔事件报道当中介入资源分布的分析，可以看出，两大媒体对于同一件事情的报道是存在差异性的。与此同时，史瓦兹价值观理论是可以解释这种差异性。在《中国日报》当中接纳和归属占的比例较大，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包容不同个人观点和意见。强调的是刘翔事件牵动着所有的中国人，注重解决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维护和谐统一的气氛。表现了中国体育文化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纽约时报》当中则出现了大部分的收缩资源，作者通过运用表示否定的词和短语来压制其他声音，强调刘翔所取得的成就和他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所带来的影响。注重的是自我能力的提高，和个人在体育事业方面所体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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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孔颜之乐；文化传承；理想境界
孔子弟子三千，而其中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有一名弟子，颇受孔子赏识，这名弟子就是颜回。
在《论语》中，孔子曾对颜回大加赞赏。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而孔子在《述而》篇也曾自我表白：“饭疏食，饮水，曲胧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论是对弟子行为的称赏还是对自我内心的剖白，这些都直接表达了孔子安贫乐道，超脱于世俗功利的人生理想道德境界。这就是后来备受宋明理学家称道的“孔颜之乐”。周敦颐曾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受儒家影响甚深，其中以道德来约束欲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念始终在历朝历代的儒家学者中占主导地位。通过周敦颐和二程所倡导的“孔颜之乐”我们也能体会出，儒家精神的内核并不如道家所讽刺的“汲汲于功名”，而是“天下清平”之后心有所归，不为外物所累的超脱（如“曾点之乐”）。那么“孔颜之乐”是否与宋学的内核相一致呢，为什么到了明代，这一理论甚至其所宣扬的儒家内涵都受到了王阳明的质疑呢？“孔颜之乐”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对当代文学又有什么值得借鉴和传承的地方呢？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思索。
一、从“孔颜之乐”看先秦儒家的理想境界
不论是授业还是为学为官，孔子的言行里始终保持着温柔敦厚、和悦相乐的态度。为学，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友，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闻《韶》，沉醉其中乐而不知肉味，读《诗》，亦因其“乐而不”而赞叹称赏。在我看来，孔子这种和乐的态度是源自于内心的安详与神圣，是内心道德修养深厚而伟大的流露。孔子曾经与其弟子子贡有过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充分阐述了与行为上的规矩法度相比，孔子更注重内心的表达与修为。
（一）“以道为乐”的价值感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第一》）。
可见，孔子虽然提倡“君子固穷”，但是并不仅限于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他更希望人是从内在，发自本性的举动，真正达到那种安贫乐道的道德境界，而不是仅仅受礼仪法度的约束来匡正自己的行为，内心却与之背道而驰。不仅在贫富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如此，就是在他最重视的孝悌纲伦中，孔子亦是看中内心而不拘泥于外在形式。
（二）从“孝悌”视角看儒家心灵境界
孔子曾在分别回答弟子子游、子夏、宰我三个人问孝的时候表露出他对内心重视的程度，这种程度直接区分了孝与不孝这种原则上和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妨将这几段体现孔子对孝道看法的对话摘录如下：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扶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二》）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即没，新谷即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第十七》）
以上三段对话，均表达了孔子对孝道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尤其是第三段，这段文字的核心，表达的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最终的焦点是直指人心，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心是否安顿的问题。通过孔子对弟子的教诲和评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倡导的孝悌礼仪的前提和基础是人内心道德的修为，是发自本性、源于内心而做的，而非反之，用外在的法度去约束人的内心，虽然表面看上去达到了同样的行为效果，但是却与夫子的本意相去甚远。
（三）儒家理想境界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在中国古代，儒道释三者的思想互相融合，其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佛家讲的“要眠则眠，要坐则坐，热则取凉，寒则向火。”讲求的就是顺应本心的修为，与儒家理学的“心学”有相通之处。明朝王襞曾经说：“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同一妙用也。”
他认为“孔颜之乐”是心不执着于任何一物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既无所倚，则乐者如何物乎？道乎？心乎？”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所乐者心，是床上加床也。”而对于道家“超然物外”的至乐境界，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曾记载过颜回坐忘而令孔子感喟的事，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儒家“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其实与佛家的修心静性、与道家的“超然物外”均有殊途同归之理，儒家理想境界是内心的修为而非对外在礼法的严苛强求。
二、“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士大夫与儒家思想渊源甚深，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大儒和贤者出现，所以，儒家思想在文化传承中体现颇多。汉代的儒生自董仲舒将儒学定为国学以来，儒家思想就深深根植入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当中，也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孔颜之乐”其“乐之体验的”诗性呈现
“孔颜之乐”所表达的首先是一种通达坦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孔门儒者看来，一个人排除了物质生活贫困窘迫的干扰，也就排除了最易动摇人、使人忧惧、使人信念变易的干扰源。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人生；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权贵；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坦然笑对世间一切向伦理挑战的愚行。孔颜之乐是一种旷达恣意，是一种融合了真善美、统一了知行意的心灵境界。后世文人每每遇到生活上的窘境的时候，时而会拿出这种精神鼓舞自己，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就有“子曰：‘何陋之有？’”的慨叹，深切地表达了“君子固穷”、“独善其身”的思想内核。这种通和圆融的诗意境界，在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身上得到不断再现和升华。
（二）“孔颜之乐”对宋词及宋明理学的影响
北宋周敦颐，著有《通书》，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其一生提倡“孔颜之乐”，为人为德，著文章《爱莲说》以表其志，深受儒学影响。据说二程曾受教于他，这为宋明理学后来思想核心的阐释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本人气象甚高，人生境界极为洒脱，黄庭坚曾说“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二程十四五岁时其父令二人学于周敦颐，周敦颐教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后来又见周敦颐，尝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尽管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对此的阐释和强调也不同，但追求心灵的超脱和洒落始终是理学家人生境界中重要的一面。
宋代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儒家至乐思想，如北宋著名词人范仲淹在《定风波》一词中有“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的诗句，就表现出一种超脱和洒落的人生境界。后来的词人在此基础上演变，表现更加直白和豁达，如王安石在《清平乐》中的“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这一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从容安乐的心灵境界。“和乐”境界的大量出现始于苏轼及苏门词人。苏轼一生历经磨难，佛道思想固然是他忧患人生的精神支柱，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7]苏门四学士的作品中也不乏实例，这些都是“孔颜之乐”这一儒家理想境界的演变和深刻体现。
（三）“孔颜之乐”对“心学”及明清文学的影响
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山鼻祖，。据陆九渊年谱载，他晚年结庐象山，“从容讲道，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洒落的哲人气象中又流露出诗人的风度。王阳明，字守仁，浙江余姚人。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正是根据孔子注重内在修为，倡导礼仪匡正道德的基础上进行的演变和升华，相比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心学”的“灵明说”从理论上更贴近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理想境界。
在明清时期，文章流派众多，许多流派主张都离不开理学。始于陈白沙的的学术之变，为明清文坛带来了新的风气。他提出了以“心源”为本的散文文源论，以自然平易、优柔自得为美的散文风格论，和学古当求“悟入”以得其“无涯”之妙的方法论。在陈的理解中，“孔颜之乐”既不是像道家那样凭借终日静坐，与天理浑然一体，也不是强行从外在来因循社会伦理，而在于心中充满自适自足之乐，故能荣辱不惊。就这样，陈将“孔颜之乐”回归于人生之精神境界，且不受天理束缚，乃是一种从心所欲的自适自得之乐。后来许多散文流派，如桐城派，公安派及唐宋派等，或多或少都受到程朱理学和“心学”的影响，“孔颜之乐”的儒学内核，在这些流派的衍生中得到发展和深化，这也是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之一。
关键词：祠祀建筑；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2-0001-04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儒家伦理内涵进行研究，在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有其深刻涵义。
一、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内涵
所谓伦理，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行为规范以及所涉及的各种哲学思考。关于儒家伦理，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多数观点，笔者从“三纲五常”“理想人格”及“社会责任”三个方面解析儒家对伦理关系、个体价值、社会责任的理解。
（一）三纲五常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形同于等级制社会，注重等级次序，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一词到汉朝才有，孔子、孟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因此，早期儒家所讲的君臣父子关系，不是一种绝对的服从或上下卑贱的地位，而是一种相对的关系。“三纲”的提法到汉朝才正式出现，西汉儒学家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根据“天尊地卑”思想，建立了“三纲五常”。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儒的“三纲”否定了人的独立人格，与当代的人文主义伦理观相冲突，是一种落后的等级观念，阻碍了历史的进步。五四及后来的社会主义，主要批判汉儒绝对僵化的“三纲”次序。“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具体行为准则。孔子提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重要性。孟子则归纳为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的“仁”就是爱人，过去儒家讲爱人，包含阶级区分；现在讲爱人民，为人民服务，没有阶级区分，应肯定下来。“义”就是要态度公正。“礼”就是要有一定礼节。“智”就是要有知识。“信”就是说话算数，不说假话，不互相欺骗。这些是任何社会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中国现代哲学家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对‘三纲’应加以批判，对‘五常’应加以分析。仁者爱人，以及义、礼、智、信，应加以肯定。”[1]
（二）理想人格
儒家伦理内容丰富而且复杂。其核心是人格意识和社会责任[1]。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是儒家肯定了人的价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是承认平民有不可夺的意志，有一个不可辱的人格。孟子说“忧乐天下”“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唯义所在”，反映了“理想人格”在人生中的体现。《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从天子到普通民众，都是把建立理想人格看作根本。儒家所强调的理想人格，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爱国爱民”这些正面行为的精神支柱。儒家认为拥有“理想人格”的人实现了人的内在超越，代表了儒家追求的终极理念“道”或“理”。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核心内容。
（三）社会责任
儒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社会责任心，认为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1]。儒家不认可彼岸世界，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眼前的物质世界，所以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现的手段就是“修、齐、治、平”。《礼记・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从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原则出发，把改造社会、治理天下的社会责任归结为个人的道德完善，并看成是万事之本。“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是为了“平天下”，个人家族的和谐是为了整个国家、天下的和谐。儒家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体现出了个体与群体、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辩证统一。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顾亭林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反映了“社会责任”这一儒家伦理的思想核心。
二、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体现了儒家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和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天地祭坛等一样，都属于祭祀建筑。然而，佛寺及道观供奉和祭祀的是佛教及道教世界的各种神佛，天地祭坛祭祀的是诸如天、地、日、月等各种自然神，而祠庙供奉和祭祀的是“人神”。祭祀建筑中用于祭祀“人神”的建筑叫祠祀建筑，主要建筑形式为祭坛、祖庙、先贤祠等。从中国祖庙建筑的发展历程看，中国传统祭祖建筑随着祖先崇拜观念的出现和祭祀活动的展开而诞生，又随着祭祖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而先贤祠又是祖庙演进和发展的产物，是祖庙和祭祀活动宗教色彩淡化，政治性、实用性增强的结果。
（一）祠祀建筑中的“三纲五常”
《说文解字》：“，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示，从丰。”从“”字的词源学考察，礼的起源和核心是崇拜、祭祀神灵和祖先。“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隆，民所取财用也……”是对原始人类产生自然崇拜和祭祀礼仪的最好概括。“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伦理内核[2]。儒家伦理的 “三纲五常”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重点体现在祭天、祭祖先、祭圣贤，直至今日还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祠祀建筑是儒家行“礼”的主要建筑场所，通过建筑形式、装修风格、内外空间表现“三纲五常”要求的“尊卑有序、内外有别、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内涵。
传统祠祀建筑的建筑形式主要是祖庙和先贤祠。《礼记・曲礼》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3]可见传统中国祖庙的重要性与普及程度。由于历朝以祭天为帝王专享特权，一般百姓则对天敬而远之，各自祭自己的祖先，所以祖庙是祠祀建筑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类。儒家伦理的等级次序主要体现在祖庙这种建筑形式、装饰风格及规模中。如传统中国祖庙分为两类且不可逾越，一类是皇室、诸侯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这类祖庙被称为太庙或宗庙，如北京的太庙等；另一类是臣子百姓用于供奉祖先牌位和祭祀祖先的建筑物，也被称为家庙、宗祠、祠堂，如江西婺源的萧江宗祠、广州的陈家祠等。在装饰风格及规模方面帝王诸侯、臣子百姓都有森严的等级区别，不可混淆。例如斗结构、龙凤符号，朱黄颜色等只用于帝王。建筑规模上，臣子百姓的祠堂不能超过太庙。祖庙的作用是提供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的仪式强化血缘关系，强调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宣传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儒家伦理的“五常”主要体现在先贤祠这种祠祀建筑中。如江西新余魁星阁、成都武侯祠、浙江鄞县忠应庙等。《礼记・祭法》言：“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这
则祀之，以劳安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8]按此说法，那些善于理政，勇于安邦，忠于国君，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良将、名士、英雄等均在儒家祭祀之列，其实这就是对实现了“五常”理念的人的崇拜和纪念。
（二）祠祀建筑体现“理想人格”追求
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说：“人人有贵于己者。”儒家强调人格，有人格意识。人格一词，近代才有，古代叫“人品”。儒家特别强调人作为一个人的意义。儒家的理想人格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和“五德”（忠、孝、节、勇、和）等形式体现，祠祀建筑文化中祭祀的对象就是那些实现理想人格的祖宗及先贤们。祖宗是人之生命的本源，对其崇拜和祭祀是人类对自身产生、繁衍的一种感激和报答的体现，在儒家文化中以理想人格“孝”的形式表现。“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尊祖敬宗。施孝（尽孝）的主要方式是祭祀，在宗祖庙中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先人，有一定的宗教形式。第二，传宗接代。先贤祠则供奉着被儒家崇拜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等，体现了儒家文化对具有“理想人格”的人的敬仰和崇拜，起到了道德模范的作用。如代表圣人的曲阜孔庙；代表忠臣的杭州岳王庙；代表廉吏的开封包公祠；代表名士的江油太白祠等。
一般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设置彼岸世界，而儒家没有彼岸世界概念，按照儒家的看法，世界只有一个，就是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因此，祠祀建筑祭祀的“人神”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在现实人生中实践且成就“理想人格”的人，是先祖和“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安国”者、“能捍大患”者等。另外儒家的“圣人”也有别于一般宗教所说的天使、佛或神仙，依旧是人，只不过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具有“理想人格”的人。这些“人”承载着一个民族或家族的终极理念、历史情感、生活理想及宗法关系等。
（三）祠祀建筑文化中包含的社会责任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血缘聚落形态，对于血缘聚落来说，祠祀建筑（祖庙、先贤祠等）是聚落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它既是宗族象征，也起到了道德模范作用。传统祠祀建筑承担着个体启蒙、文化传承、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基础教育在家庭、家族、聚落中进行，宗族大姓在祠堂设立私塾，族内弟子在祠堂接受教育，个体通过在祠堂私塾学习成为合乎其社会规范的人。先贤祠中供奉的圣人、忠臣、廉吏、名士以及宗祠内祖宗起到了榜样的作用。这使得祠祀建筑成为“道德的感化所”，个体从中受到道德教化和人格熏陶，使其服从家族和聚落的管理，每位成员从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维护了伦理纲常。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祠祀建筑还承担着孤儿院和养老院的社会责任，使得族内的鳏寡孤独废疾者在祠堂能受到照顾。另外，祠堂还发挥着社会文化、娱乐功能，每年春秋祭祀或年节大庆，请戏班演大戏等。如今江西一些宗祠的戏台，如江西玉山县胡氏祠堂戏台、弋阳县李氏祠堂戏台、乐平市镇桥镇程氏祠堂戏台等，仍然保存完好，依然发挥着社区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结语
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之所以体现出儒家伦理内涵，就在于他是儒家行“礼”及宣扬“孝悌”思想的重要场所。孔子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其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这些内容在中国传统祠祀建筑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强调人类的“仁爱”精神始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真情实感，这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切近、最根本的感情。同时，孔子强调的“孝”，是“父慈子孝”。他所说的“悌”，是“兄友弟恭”。双方的关系是相互的，对应的，所以，这种充满人性色彩的伦理思想值得继承和弘扬。
《礼记・礼运》言：“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3]这虽是传统儒家的社会伦理主张，但也表达了当代人们对社会道德的朴素要求。中国在1999年就已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符合当前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加强传统祠祀建筑文化的影响力，有助于弘扬“忠贞爱国、尊老爱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为重新构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最后，关于祠祀建筑文化的儒家伦理研究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传统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在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们可以且应该继承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积极的成分，吸收其合理的民主性的精华。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有历史的连续性[4]。中国传统祠祀建筑伦理作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有“精华”（如“五常”“五德”）和“糟粕”（如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如何传承和发展，正确的态度是“扬弃”，即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及道德观的，弘扬之；不符合，则抛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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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Muchu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P. R.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