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8 16:52:20
序论：在您撰写服务贸易合同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首先，依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阐述了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一般概念及法律特征。并在国际上第一次从理论方面深入研究了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概念；其次，论述了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三种形式，并根据WTO的SISD关于国际服务贸易行为的分类，将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区分为13大类；再次，详尽论述了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一般应当具备的条款，并简略说明了每一条的具体内容及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最后，论述了国际服务贸易合同法律应适用的三大原则，即自由选择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原则。
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合同 服务行为 法律适用原则
一、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概念
依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第l条第2款的规定，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应理解为：不同国家的居民就服务贸易所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根据这一概念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规定，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其主体必须是不同国家的居民，居民包括自然人、非法人组织以及法人，不强调他们的国籍，而主要以他们的住所或居所为基准；(2)其标的必须是服务行为，“服务行为”具有无形性、同时性以及不可储存性的特点，这一特征是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与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及国际技术贸易合同的基本区别；(3)其具有连续履行性，这一特征是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与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又一区别；(4)其性质既具有贸易性也具有投资性。这一特征也与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及国际技术贸易合同有所不同；(5)其适用的法律规范主要是国际服务贸易法，这一特征与其它两种国际贸易是有区别的。
我认为从理论上讲，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应当定义为：同一国家的居民就国际服务贸易行为或不同国家的居民就服务贸易行为所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在此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主体，二是标的是否跨越国界。就主体而言，既可以是同一国家的居民，也可以是不同国家的居民，同一国家的居民如果就国际服务贸易行为达成协议，那么这类“协议”就应当属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因为其标的(服务行为)是“跨越国界”的，如电信的国际服务行为、运输的国际服务行为等，所以这类以标的“跨越国界”为标准的服务贸易合同，无论其主体是否为同国家居民，都应当属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就标的是否跨越国界而言，服务行为既可以是跨越国界的，也可以是未跨越国界的，不同国家的居民如果就服务贸易行为达成协议，那么这类“协议”也应当属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因为其主体是“不同国家”的居民，如现场消费服务行为、登载广告服务行为等，所以这类以主体是“不同国家”的居民为标准的服务贸易合同，无论其标的(服务行为)是否跨越国界，都应当属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因此，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确认，同国际货物贸易合同与国际技术贸易合同的确认是有一定区别的，实践中确认的难度也大一些。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与国内服务贸易合同的根本区别在于：主体和标的，凡是“同一国家”居民就“未”跨越国界的服务贸易所达成的协议，就是国内服务贸易合同；反之，就是国际服务贸易合同。
二、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形式与种类
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形式同国际货物贸易合同与国际技术贸易合同是一致的，即口头形式(包括书面或电子文件证明的口头形式)、书面形式以及电子文件形式。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种类是相当复杂的，从理论上讲应当以其“标的”作为区分的依据。根据 WTO统计和信息系统局(SISD)关于国际服务贸易行为分类表对服务贸易行为的划分，服务贸易行为分为11大类142个具体项目。11大类包括：商业服务行为、通信服务行为、建筑及有关工程服务行为、销售服务行为、教育服务行为、环境服务行为、金融服务行为、健康与社会服务行为、同旅游相关的服务行为、娱乐和文化及体育服务行为、以及运输服务行为。据此，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共有13类，这种分类方法在目前来说，还是具有相当权威性的，其具体包括：
(1)国际商业服务合同，其主要包括：A、国际专业服务合同，如国际法律服务合同、国际会计服务合同、国际审计服务合同、国际税收服务合同、国际工程服务合同及国际兽医服务合同等；B、国际计算机网络服务合同，如国际计算机硬件装配咨询服务合同、国际软件执行服务合同、国际数据处理服务合同及国际数据库服务合同等；C、国际研究与开发服务合同，如国际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服务合同、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与开发服务合同、国际人文科学研究与开发服务合同及国际交叉科学研究与开发服务合同等；D、国际房地产服务合同，如国际房地产评估服务合同等；E、国际租赁服务合同，如国际船舶租赁服务合同、国际飞机租赁服务合同及国际机械设备租赁服务合同等；F、其它的国际商业服务合同，如国际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国际管理咨询服务合同、国际广告服务合同及国际包装服务合同等。
(2)国际通信服务合同，其主要包括：A、国际邮政服务合同；B、国际快件服务合同；C、国际电讯服务合同，如国际电话服务合同、国际电报服务合同、国际传真服务合同、国际电路租用服务合同、国际电子邮递服务合同及国际电子数据交换服务合同等；D、国际视听服务合同，如国际电视服务合同、国际录像服务合同及国际录音服务合同等。
(3)国际建筑及有关工程服务合同，如国际建筑物的建筑服务合同、国际建筑物修缮服务合同及国际建筑物装饰服务合同等。
(4)国际销售服务合同，如国际机构服务合同、国际批发贸易服务合同、国际零售服务合同及国际特约服务合同等。
(5)国际教育服务合同，如国际初等教育服务合同、国际中等教育服务合同、国际高等教育服务合同、国际成人教育服务合同及国际短期培训教育服务合同等。
(6)国际环境服务合同，如国际污水处理服务合同、国际废物处理服务合同及国际环境卫生服务合同等。
(7)国际金融服务合同，其主要包括：A、国际保险服务合同，如国际货物保险服务合同、国际人寿保险服务合同、国际再保险服务合同及国际保险经纪和服务合同等；B、国际银行及其它金融服务合同(国际保险服务合同除外)，如国际存款服务合同、国际贷款服务合同、国际金融租赁服务合同、国际汇付服务合同、国际托收服务合同、国际信用证服务合同、国际担保服务合同、国际货币支付和转移服务合同、国际票据转移和支付服务合同、国际证券发行服务合同、国际资产管理服务合同、国际金融资产清算服务合同、国际金融咨询服务合同及国际金融信息提供和转让服务合同等。
(8)国际健康与社会服务合同，如国际医疗服务合同、国际保健服务合同及国际社会服务合同等。
(9)国际旅游服务合同，如国际旅行社服务合同、国际旅游经纪人服务合同、国际导游服务合同及与旅游相关的宾馆和饭店国际服务合同等。
(10)国际娱乐服务合同，如国际歌剧演出服务合同、国际戏剧演出服务合同、国际音乐演奏服务合同及国际杂技表演服务合同等。
(11)国际文化服务合同，如国际新闻机构服务合同、国际图书馆服务合同、国际博物馆服务合同、国际档案馆服务合同、国际互连网文化服务合同及国际文化交流服务合同等。
(12)国际体育服务合同。
(13)国际运输服务合同，其主要包括：A、国际海运服务合同，如国际海上客运服务合同、国际海上货运服务合同、国际海上拖船服务合同及国际海上救助服务合同等；B、国际空运服务合同，如国际空中客运服务合同及国际空中货运服务合同；C、国际铁路运输服务合同，如国际铁路客运服务合同及国际铁路货运服务合同等； D、国际公路运输服务合同，如国际公路客运服务合同及国际公路货运服务合同等；E、国际管道运输服务合同；F、国际多式联运服务合同：G、国际集装箱服务合同
等。
三、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内容
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与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国际技术贸易合同在基本结构上是相同的，也是由首部、正文以及尾部所构成，核心内容仍然是约定在正文中。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种类不同，不同的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具有不同的特点，相应地其内容也必然有所区别．在此仅就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一般应当具备的条款分析研究如下：
(1)当事人条款。若当事人为同一国家居民，那么就应当写明各方的姓名或名称、住所或居所、联系方式等；若当事人为不同国家的居民，那么除了应当写明上述情况之外，还必须明确其“居住国”名称。
(2)定义条款。当事人应当将认为在合同中可能会引起误解的词语，尤其是关键性词语列入该条，逐个进行解释。例如服务、服务行为、服务标准或质量等。
(3)服务项目条款。主要应当约定服务范围、具体服务事项。本条对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应当详细列举约定。
(4)服务质量或标准条款。当事人约定服务质量或标准时，应当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若没有国际标准，就应尽量采用行业国际领先标准；如果行业国际领先标准不易确定，则应当采用双方认可的标准。但是，无论如何，当事人双方都应当在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中约定该条款。
(5)服务地点、时间和方式条款。该条款应当特别注意服务时间或期限。还应包括相关资料交付的内容。
(6)服务质量检验条款。包括检验人、检验标准、检验范围、检验地点、检验时间以及检验结果证明等。
(7)服务事项保密条款。包括保密对象、保密范围、保密期限以及泄密责任。
(8)服务费用支付条款。包括费用总额、支付方法、支付地点、支付时间、支付币种以及税收的承担等。
(9)损失或损害赔偿条款。包括归责原则、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或具体数额的确定等。
(10)免责条款。该条款应当包括名词解释和事件范围两部分内容。
(11)争议解决方式条款。当事人除可以约定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争议外，还可以约定通过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争议。如果约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则必须将仲裁地点、仲裁机构、仲裁事项、仲裁规则以及仲裁裁决效力等加以明确约定；如果约定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争议的，则必须将诉讼法院加以明确约定。
(12)法律适用条款。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无论是各国的国内法律规范还是国际法律规范，一般都允许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当事人，通过合同自由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规范，可供选择的法律规范包括：当事人双方一国的涉外服务贸易法律规范、第三国的涉外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国际服务贸易条约以及国际服务贸易惯例。但是，当事人在自由选择国际服务贸易合同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时，必须是合法的、善意的，不得与公共利益相违背。
(13)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附件。该条款是将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附件以“清单形式’’列明，并说明所列“清单”的全部附件同本合同的其它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此外，在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中还应当注明其签定的地点、日期以及其它相关事项。
四、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具体包括三大原则，即自由选择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已被当今国际经济法确认为国际经济合同适用的基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经济合同范畴的国际贸易合同是不能例外的，显然，作为国际贸易合同范畴的国际服务贸易合同更是不能例外。毫无疑问，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法律适用，同样也必须遵守这三大原则：
(1)自由选择原则。意思自治是一项传统的基本法律原则，在“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契约自由"的法律原则，而在“契约自由”原则的基础上发生质变，产生了适用于国际贸易合同的“自由选择”法律原则。就国际服务贸易合同而言，其具体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实施国际服务贸易行为和解决国际服务贸易纠纷，应当遵守某种可以确定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的一种法律适用原则。当事人既可以约定适用国际服务贸易法的国内法律规范，也可以约定适用国际服务贸易法的国际法律规范；在国内法律规范中，当事人既可以约定适用契约任何一方主体所属国的涉外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也可以约定适用契约主体所属国之外的第三国涉外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在国际法律规范中，当事人既可以约定适用国际服务贸易条约，也可以约定适用国际服务贸易惯例。(2)最密切联系原则。就国际服务贸易合同而畜，其具体是指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法律适用条款的情况下，实施国际服务贸易行为和解决国际服务贸易纠纷，则适用与国际服务贸易行为实施地和国际服务贸易纠纷解决机构所在地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的一种法律适用原则。这一法律适用原则的实质，是对自由选择法律适用原则的补充和丰富。该原则的核心是“最密切联系”，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就是合同的签定地、履行地及其纠纷解决机构(法院或仲裁机构)所在地国家，在当事人未适用自由选择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则适用此项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国际服务贸易合同适用其签定地、履行地或者其纠纷解决机构所在地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三个地点国家的法律规范，具体适用那个地点国家的法律规范，则应区别情况分别确定，如果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发生纠纷。则当事人在实施国际服务贸易行为时应当遵守(或谓“适用”)行为地国家的法律规范；如果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了纠纷，而是通过协商或调解方式解决的，则应当由当事人双方确定是适用合同签定地国家的法律规范，还是合同履行地国家的法律规范；如果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通过协商或调解方式不能解决纠纷，或者当事人双方不愿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而必须通过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则应当由解决该纠纷的仲裁机构或法院决定是适用合同签定地国，家的法律规范、合同履行地国家的法律规范，还是解决该纠纷的仲裁机构或法院所在地国家的法律规范。无论是由当事人还是由仲裁机构或法院确定适用某一个国家法律规范的，在适用该国法律规范时必须遵循下列顺序：第一、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服务贸易条约(包括双边服务贸易条约、多边服务贸易条约及国际服务贸易公约)；第二、国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包括成文法和判例法)；第三、国际服务贸易惯例；第四、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一般法律原则。
(3)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原则。其具体是指当事人、仲裁机构或法院已确定适用某一国家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的情形下，该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不得违反、损害或有损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签定地、国际服务贸易行为实施地或仲裁机构、法院所在地国家的法律规范、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社会道德及善良风俗等“禁止性”规定或习惯的一种法律适用原则。该原则是对自由选择法律适用原则和最密切联系法律适用原则进行限制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凡是已确定适用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某一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不符合该原则的，则有关当事人或纠纷解决机构应当重新确定国际服务贸易合同所应适用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
参考文献：
1，《服务贸易总协定》
2，《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合同服务行为法律适用原则
一、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概念
依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第l条第2款的规定，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应理解为：不同国家的居民就服务贸易所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根据这一概念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规定，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具有如下法律特征：(1)其主体必须是不同国家的居民，居民包括人、非法人组织以及法人，不强调他们的国籍，而主要以他们的住所或居所为基准；(2)其标的必须是服务行为，“服务行为”具有无形性、同时性以及不可储存性的特点，这一特征是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与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及国际技术贸易合同的基本区别；(3)其具有连续履行性，这一特征是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与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又一区别；(4)其性质既具有贸易性也具有投资性。这一特征也与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及国际技术贸易合同有所不同；(5)其适用的法律规范主要是国际服务贸易法，这一特征与其它两种国际贸易是有区别的。
我认为从理论上讲，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应当定义为：同一国家的居民就国际服务贸易行为或不同国家的居民就服务贸易行为所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在此核心有两个：一是主体，二是标的是否跨越国界。就主体而言，既可以是同一国家的居民，也可以是不同国家的居民，同一国家的居民如果就国际服务贸易行为达成协议，那么这类“协议”就应当属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因为其标的(服务行为)是“跨越国界”的，如电信的国际服务行为、运输的国际服务行为等，所以这类以标的“跨越国界”为标准的服务贸易合同，无论其主体是否为同国家居民，都应当属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就标的是否跨越国界而言，服务行为既可以是跨越国界的，也可以是未跨越国界的，不同国家的居民如果就服务贸易行为达成协议，那么这类“协议”也应当属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因为其主体是“不同国家”的居民，如现场消费服务行为、登载广告服务行为等，所以这类以主体是“不同国家”的居民为标准的服务贸易合同，无论其标的(服务行为)是否跨越国界，都应当属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因此，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确认，同国际货物贸易合同与国际技术贸易合同的确认是有一定区别的，实践中确认的难度也大一些。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与国内服务贸易合同的根本区别在于：主体和标的，凡是“同一国家”居民就“未”跨越国界的服务贸易所达成的协议，就是国内服务贸易合同；反之，就是国际服务贸易合同。
二、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形式与种类
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形式同国际货物贸易合同与国际技术贸易合同是一致的，即口头形式(包括书面或文件证明的口头形式)、书面形式以及电子文件形式。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种类是相当复杂的，从理论上讲应当以其“标的”作为区分的依据。根据WTO统计和信息系统局(SISD)关于国际服务贸易行为分类表对服务贸易行为的划分，服务贸易行为分为11大类142个具体项目。11大类包括：商业服务行为、通信服务行为、建筑及有关工程服务行为、销售服务行为、服务行为、环境服务行为、服务行为、健康与服务行为、同相关的服务行为、娱乐和文化及服务行为、以及运输服务行为。据此，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共有13类，这种分类在来说，还是具有相当权威性的，其具体包括：
(1)国际商业服务合同，其主要包括：A、国际专业服务合同，如国际法律服务合同、国际服务合同、国际审计服务合同、国际税收服务合同、国际工程服务合同及国际兽医服务合同等；B、国际机服务合同，如国际计算机硬件装配咨询服务合同、国际软件执行服务合同、国际数据处理服务合同及国际数据库服务合同等；C、国际研究与开发服务合同，如国际自然研究与开发服务合同、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与开发服务合同、国际人文科学研究与开发服务合同及国际交叉科学研究与开发服务合同等；D、国际房地产服务合同，如国际房地产评估服务合同等；E、国际租赁服务合同，如国际船舶租赁服务合同、国际飞机租赁服务合同及国际机械设备租赁服务合同等；F、其它的国际商业服务合同，如国际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国际管理咨询服务合同、国际广告服务合同及国际包装服务合同等。
(2)国际通信服务合同，其主要包括：A、国际邮政服务合同；B、国际快件服务合同；C、国际电讯服务合同，如国际电话服务合同、国际电报服务合同、国际传真服务合同、国际电路租用服务合同、国际电子邮递服务合同及国际电子数据交换服务合同等；D、国际视听服务合同，如国际电视服务合同、国际录像服务合同及国际录音服务合同等。
(3)国际建筑及有关工程服务合同，如国际建筑物的建筑服务合同、国际建筑物修缮服务合同及国际建筑物装饰服务合同等。
(4)国际销售服务合同，如国际机构服务合同、国际批发贸易服务合同、国际零售服务合同及国际特约服务合同等。
(5)国际教育服务合同，如国际初等教育服务合同、国际中等教育服务合同、国际高等教育服务合同、国际成人教育服务合同及国际短期培训教育服务合同等。
(6)国际环境服务合同，如国际污水处理服务合同、国际废物处理服务合同及国际环境卫生服务合同等。
(7)国际金融服务合同，其主要包括：A、国际保险服务合同，如国际货物保险服务合同、国际人寿保险服务合同、国际再保险服务合同及国际保险经纪和服务合同等；B、国际银行及其它金融服务合同(国际保险服务合同除外)，如国际存款服务合同、国际贷款服务合同、国际金融租赁服务合同、国际汇付服务合同、国际托收服务合同、国际信用证服务合同、国际担保服务合同、国际货币支付和转移服务合同、国际票据转移和支付服务合同、国际证券发行服务合同、国际资产管理服务合同、国际金融资产清算服务合同、国际金融咨询服务合同及国际金融信息提供和转让服务合同等。
(8)国际健康与社会服务合同，如国际医疗服务合同、国际保健服务合同及国际社会服务合同等。
(9)国际旅游服务合同，如国际旅行社服务合同、国际旅游经纪人服务合同、国际导游服务合同及与旅游相关的宾馆和饭店国际服务合同等。
(10)国际娱乐服务合同，如国际歌剧演出服务合同、国际戏剧演出服务合同、国际演奏服务合同及国际杂技表演服务合同等。
(11)国际文化服务合同，如国际新闻机构服务合同、国际图书馆服务合同、国际博物馆服务合同、国际档案馆服务合同、国际互连网文化服务合同及国际文化交流服务合同等。
(12)国际体育服务合同。
(13)国际运输服务合同，其主要包括：A、国际海运服务合同，如国际海上客运服务合同、国际海上货运服务合同、国际海上拖船服务合同及国际海上救助服务合同等；B、国际空运服务合同，如国际空中客运服务合同及国际空中货运服务合同；C、国际铁路运输服务合同，如国际铁路客运服务合同及国际铁路货运服务合同等；D、国际公路运输服务合同，如国际公路客运服务合同及国际公路货运服务合同等；E、国际管道运输服务合同；F、国际多式联运服务合同：G、国际集装箱服务合同等。
三、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内容
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与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国际技术贸易合同在基本结构上是相同的，也是由首部、正文以及尾部所构成，核心内容仍然是约定在正文中。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种类不同，不同的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具有不同的特点，相应地其内容也必然有所区别．在此仅就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一般应当具备的条款研究如下：
(1)当事人条款。若当事人为同一国家居民，那么就应当写明各方的姓名或名称、住所或居所、联系方式等；若当事人为不同国家的居民，那么除了应当写明上述情况之外，还必须明确其“居住国”名称。
(2)定义条款。当事人应当将认为在合同中可能会引起误解的词语，尤其是关键性词语列入该条，逐个进行解释。例如服务、服务行为、服务标准或质量等。
(3)服务项目条款。主要应当约定服务范围、具体服务事项。本条对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应当详细列举约定。
(4)服务质量或标准条款。当事人约定服务质量或标准时，应当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若没有国际标准，就应尽量采用行业国际领先标准；如果行业国际领先标准不易确定，则应当采用双方认可的标准。但是，无论如何，当事人双方都应当在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中约定该条款。
(5)服务地点、时间和方式条款。该条款应当特别注意服务时间或期限。还应包括相关资料交付的内容。
(6)服务质量检验条款。包括检验人、检验标准、检验范围、检验地点、检验时间以及检验结果证明等。
(7)服务事项保密条款。包括保密对象、保密范围、保密期限以及泄密责任。
(8)服务费用支付条款。包括费用总额、支付方法、支付地点、支付时间、支付币种以及税收的承担等。
(9)损失或损害赔偿条款。包括归责原则、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或具体数额的确定等。
(10)免责条款。该条款应当包括名词解释和事件范围两部分内容。
(11)争议解决方式条款。当事人除可以约定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争议外，还可以约定通过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争议。如果约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则必须将仲裁地点、仲裁机构、仲裁事项、仲裁规则以及仲裁裁决效力等加以明确约定；如果约定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争议的，则必须将诉讼法院加以明确约定。
(12)法律适用条款。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无论是各国的国内法律规范还是国际法律规范，一般都允许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当事人，通过合同自由选择合同所适用的法律规范，可供选择的法律规范包括：当事人双方一国的涉外服务贸易法律规范、第三国的涉外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国际服务贸易条约以及国际服务贸易惯例。但是，当事人在自由选择国际服务贸易合同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时，必须是合法的、善意的，不得与公共利益相违背。
(13)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附件。该条款是将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附件以“清单形式’’列明，并说明所列“清单”的全部附件同本合同的其它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此外，在国际服务贸易合同中还应当注明其签定的地点、日期以及其它相关事项。四、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适用原则
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具体包括三大原则，即自由选择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已被当今国际法确认为国际经济合同适用的基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经济合同范畴的国际贸易合同是不能例外的，显然，作为国际贸易合同范畴的国际服务贸易合同更是不能例外。毫无疑问，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法律适用，同样也必须遵守这三大原则：
(1)自由选择原则。意思自治是一项传统的基本法律原则，在“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契约自由"的法律原则，而在“契约自由”原则的基础上发生质变，产生了适用于国际贸易合同的“自由选择”法律原则。就国际服务贸易合同而言，其具体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实施国际服务贸易行为和解决国际服务贸易纠纷，应当遵守某种可以确定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的一种法律适用原则。当事人既可以约定适用国际服务贸易法的国内法律规范，也可以约定适用国际服务贸易法的国际法律规范；在国内法律规范中，当事人既可以约定适用契约任何一方主体所属国的涉外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也可以约定适用契约主体所属国之外的第三国涉外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在国际法律规范中，当事人既可以约定适用国际服务贸易条约，也可以约定适用国际服务贸易惯例。(2)最密切联系原则。就国际服务贸易合同而畜，其具体是指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法律适用条款的情况下，实施国际服务贸易行为和解决国际服务贸易纠纷，则适用与国际服务贸易行为实施地和国际服务贸易纠纷解决机构所在地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的一种法律适用原则。这一法律适用原则的实质，是对自由选择法律适用原则的补充和丰富。该原则的核心是“最密切联系”，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就是合同的签定地、履行地及其纠纷解决机构(法院或仲裁机构)所在地国家，在当事人未适用自由选择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国际服务贸易合同则适用此项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国际服务贸易合同适用其签定地、履行地或者其纠纷解决机构所在地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三个地点国家的法律规范，具体适用那个地点国家的法律规范，则应区别情况分别确定，如果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未发生纠纷。则当事人在实施国际服务贸易行为时应当遵守(或谓“适用”)行为地国家的法律规范；如果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了纠纷，而是通过协商或调解方式解决的，则应当由当事人双方确定是适用合同签定地国家的法律规范，还是合同履行地国家的法律规范；如果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通过协商或调解方式不能解决纠纷，或者当事人双方不愿通过协商、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而必须通过仲裁或诉讼方式解决，则应当由解决该纠纷的仲裁机构或法院决定是适用合同签定地国，家的法律规范、合同履行地国家的法律规范，还是解决该纠纷的仲裁机构或法院所在地国家的法律规范。无论是由当事人还是由仲裁机构或法院确定适用某一个国家法律规范的，在适用该国法律规范时必须遵循下列顺序：第一、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服务贸易条约(包括双边服务贸易条约、多边服务贸易条约及国际服务贸易公约)；第二、国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包括成文法和判例法)；第三、国际服务贸易惯例；第四、有关国际服务贸易的一般法律原则。
(3)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原则。其具体是指当事人、仲裁机构或法院已确定适用某一国家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的情形下，该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不得违反、损害或有损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签定地、国际服务贸易行为实施地或仲裁机构、法院所在地国家的法律规范、国家安全、公共利益、道德及善良风俗等“禁止性”规定或习惯的一种法律适用原则。该原则是对自由选择法律适用原则和最密切联系法律适用原则进行限制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凡是已确定适用于国际服务贸易合同的某一国家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不符合该原则的，则有关当事人或纠纷解决机构应当重新确定国际服务贸易合同所应适用的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
参考文献：
：
1，《服务贸易总协定》
2，《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关键词：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7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2-0018-02
1 我国货物贸易巨额顺差与服务贸易巨额逆差的现状
据海关统计，2007年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高达2.37万亿美元，比上年净增4600多亿美元，全年实现贸易顺差3074亿美元。改革开放30年来，货物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0倍，我国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世界排名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二位。与此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形势却不容乐观，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巨额逆差的情况，笔者仅列出2004-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收支情况的比较。(表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虽有缓慢发展，但总体来说长期逆差。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发展严重不对称，服务贸易在整个贸易中的比重偏低。以货物贸易的顺差来抵消服务贸易的逆差从而在整体上显示出顺差的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一旦货物贸易也出现逆差，两个逆差并存，将会严重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
2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2.1 发展服务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
(1)在现代经济中，商品利润增值的空间日益向产业价值链两端的服务环节转移。我们传统上所说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基于物质生产中加工对象的差异性。如果从商品的形成过程看，到可以得出一个横向产业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研发产业、制造产业和营销产业。商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和利润增值空间日益向产业价值链两端的服务环节转移，世界市场的竞争手段也由传统的价格竞争日益转向以金融、技术、运输、通讯、信息等服务构成的非价格竞争。目前在国际分工比较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时间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不到，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95％以上。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的增值部分不到产品价格40％，60％以上增值发生在服务领域。
(2)世界服务贸易从1980年到2007年间，出口额从365亿美元扩大到326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出口的比重从1／7到近1／5。中国服务贸易在改革开放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82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3.4亿美元，到2007年2523亿美元，25年增长57.1％。
但是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联动效应不明显。工业产品主要通过国外的营销渠道和网络渠道进入国际市场，并没有依托国内营销企业走向国际。货物贸易需要大量的国际运输服务也是通过进口获得，2004年国际运输逆差125亿美元，2005年134亿美元，就是一个例证。发展服务贸易是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
(3)发展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是实现就业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
各国经验表明，制造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加速，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开始下降，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行业。为此，今后若干年，我国要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发挥服务业连续保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优势。
2.2 服务贸易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
30年来，我国坚持巩固和加强第一产业、提高和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了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向优化升级的方向发展。三次产业中，1979-2007年第一产业年均增长4.6％，第二产业增长11.4％，第三产业增长10.8％。从构成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持平，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其中，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下降了16.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由47.9％上升为48.6％，上升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23.9上升为40.1％，上升16.2个百分点。现代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见图1)
根据佩尔西・巴纳维克预言，到2010年，美国经济构成中只有10％是制造业，其余都是服务业。那么到2010年，服务经济将进入它的全盛时期，并可能成为又一次产业革命的转折点――服务业代替制造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与服务业发展相对应的必然是服务贸易将得以更为迅速的发展。据专家估计到2010年，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将“平分秋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尽管第三产业发展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和世界其他国家(以美国为例)的经济结构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与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有着高度的相关联系。服务业作为绿色产业，有着制造工业不具备的种种优点，例如没有或最低的环境污染，高附加值的获得，新技术的应用，制造业的有力支撑等等。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要抓住世界经济向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倾斜的机遇，将我国货物贸易已有的优势和服务贸易存在的巨大潜力相结合，达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目标。
2007年，商务部了《服务贸易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为服务贸易的发展制定了战略目标，并出台了《中国鼓励引进技术目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
3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策略
3.1 国家政策应由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产业倾斜
长期以来，我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主要偏向制造行业，这不利于我国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经济结构调整。对此我国应继续制定和完善相关产业政策，使之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应确定以下方面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贸易。
伴随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不断巩固，我国制造业和加工工业将趋向自动化、高科技化、高附加产值化，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用工量减少，对金融、信息、技术、流通的依赖度增加，优先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成为必然选择。生产业与制造业关系密切，加快发展生产业，则可以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和产品质量，进而带动货物贸易的发展。不难看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紧密相关的联系。货物贸易的长期健康的发展必然也会带动服务贸易的增长，而服务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可以促进货物贸易的增长。例如货物的运输、人才的流动、技术的转移。甚至一张小小的光碟，虽然其表现的是货物贸易，但光碟里的内容才是真正的高附加值产品一无形商品――服务贸易。所以，现阶段我国可以重点发展那些能够提高货物贸易出口附加值的服务。包括如运输服务、商业分销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会展和广告服务等。
3.2 建立科学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
解决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服
务贸易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关键是要迅速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确定统一协调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政策和归口管理部门。首先要明确各归口管理部门对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由商务部制定宏观规划与战略，实施统一管理和监督，各归口管理部门则在各自管理范围内实施具体管理。同时，中央和地方应加强互动，各地方的服务贸易政策和规章应与我国服务贸易的总体战略和整体规划保持统一，并与其他地方政策、规章相协调。政府和企业也应加紧联系。各服务贸易的政策规章最终是通过影响服务企业的竞争力来实现其目标的，所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一方面应加大其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规范服务企业的经营行为，形成良好有序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的变化调整其政策和具体措施，以便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3.3 制定并完善中小企业促进政策
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金匮乏等方面的缺陷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经验，建议国家制定并完善中小企业促进政策。以韩国为例，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制订了许多发展中小企业的法规――《SME协会法1961》、《SME风险支持法1986》、《促进SME发展和产品购买法1994》、《SME行业区域保护和促进公司间合作法1995》、《SME结构性改革和稳定支持管理的特别法1995》、《促进风险业特殊措施法案1997》等。上述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韩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资料来源：洪浴洙“中日韩中小企业合作战略：关注集群与网络”2003)我国货物贸易中的中小企业则是多不胜举，正是这些看似默默无闻的小企业却对我国每年的货物贸易巨额顺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货物贸易成功的经验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也可以走这样的路线。
3.4 积极谈判与协作：将货物贸易的优势与服务贸易相结合，优势互补
通过政府间的谈判和协作，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扫清障碍，努力使我国服务贸易企业的出口享受平等待遇。(1)通过WTO多边贸易谈判争取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我国服务贸易额已跻身全球前10强，对世界经济发展以及世界服务贸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WTO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中，我国需要充分利用作为发展中大国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力，争取更为广阔的服务出口市场。(2)通过区域协议谈判争取广阔的服务出口空间。在双边或多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谈判中，逐步将服务贸易领域纳入到区域协议谈判的范围，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也可以将我国货物贸易中的一些优势项目纳入与他国服务贸易谈判的博弈之中，达到双赢的结果。例如；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较大，这并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可以在这方面稍作让步要求更有利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承诺。短期来看，这一做法可能会给我国一些外贸企业带来不利影响，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也许更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合理优化和升级。
3.5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货物贸易行业协会和服务贸易行业协会加强合作
关于货物贸易相关协会，我们可以拿美国为例：2003年美国在中国上海注册的有关货物贸易的相关协会有150多家，而中国本土的仅有31家。协会的细化和分布广度是相当惊人的，比如美国新奇士橙协会，加州杏仁协会，美国乳制品协会，美国马铃薯协会等等。协会在促进该产业在国外的深化发展，解决所在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参与谈判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无论是货物还是服务贸易行业协会的发展均滞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其在为出口企业提供出口促进服务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因此，应加快服务行业协会的建立步伐，提高协会为企业提供服务贸易信息和政策咨询服务能力；发挥行业协会在服务贸易国际争端中积极作用。具体建议是：一方面可以与货物贸易相关协会沟通，充分掌握与服务贸易紧密相关的货物贸易的信息，更好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另一方面货物贸易也可以通过协会之间的交流而了解到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情况，两者有交叉的地方则可以互补不足，相互促进。
3.6 建立有利于服务出口的投、融资环境
目前，我国服务业以及服务出口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投融资环境，这在某些方面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阻碍了服务出口的扩大。要促进服务的出口，必须建立有利的投融资环境。
(1)降低服务业市场准入条件。
由于种种特殊原因，我国在服务业的众多项目上保持着较高的行政垄断，一次要尽快打破行政垄断，放开包括银行、邮电通信业在内的市场准入，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加人，通过引进竞争促进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的加快发展。
(2)设立服务业担保基金。
为服务业发展提供融资担保支持，考虑到我国各级政府财政平衡的压力，完全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困难较大，建议以中央政府为主要出资人，地方政府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按一定比例出资，与获得担保基金的服务贸易相关的货物贸易企业可以与其共同合作，为本地服务业发展提供多方融资担保支持。
法定代表人：刘建伟，总经理。
委托人：陈蘅，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人：郭峰，北京市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州金城旅游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续国，董事长。
委托人：冉志江，北京市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原名上海市对外贸易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外贸）为与被上诉人兰州金城旅游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城公司）保证合同关系确认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保证合同关系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2月27日，上海外贸与案外人匈牙利金城豪克国际贸易责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克公司）法定代表人田丰年签订一份95 H T I 4 E 025售货合同，约定：由上海外贸供给豪克公司不同规格的童晴棉服和童羽绒服货物总计数量为28000 PC S（即28000件），总金额为365600美元，装运数量允许有5％的增减；价格条件为C IF布达佩斯；装运期限为1995年7月到8月；装运口岸为中国上海；目的地为匈牙利布达佩斯；付款条件为提单日后70天内电汇付款；品质异议为买方须于货到目的口岸之日起30天内提出；数量异议为买方须于货到目的口岸之日起15天内提出，索赔均须提供卖方同意的公证行的检验证明。上海外贸业务员郑亦和豪克公司法定代表人田丰年在该合同上签字。同年4月20日，金城公司给上海外贸出具了关于给匈牙利金城企业集团欧洲豪克公司担保的函。该函称“匈牙利金城企业集团欧洲豪克公司是兰州市金城旅游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派出的境外企业。关于今年贵公司与该公司签订的进出口合同，我们同意作合同经济担保。希望合作顺利”。售货合同签订后，上海外贸于1995年7月20日将集装箱装运情况传真给豪克公司，同年7月26日将货物装上船只，取得提单并交给豪克公司，后因合同项下货物一部分被匈牙利海关没收，一部分下落不明，豪克公司未给付上海外贸货款，双方发生争议，上海外贸遂于1996年3月8日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上海仲裁分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豪克公司立即向上海外贸支付货款328478美元、赔偿损失并承担仲裁费用。上海仲裁分会认为，上海外贸已按销售合同约定将货物装船，支付了至目的地布达佩斯运费，装船后及时通知了豪克公司，负担了货物装上船以前的一切费用和风险，提供了全套装运单据，已按约履行了义务，而豪克公司接受了全套正本装运单据后，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五十条关于“买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支付货物价款和收取货物”的规定，显属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上海外贸因豪克公司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上海仲裁分会遂于1997年8月29日作出了（97）沪贸仲字第505号裁决：豪克公司支付上海外贸货款328478美元；豪克公司赔偿上海外贸经济损失21040美元；仲裁费由豪克公司承担90％，上海外贸承担10％；豪克公司补偿上海外贸办案费用人民币186000元。因上述仲裁裁决没有涉及金城公司保证责任，上海外贸遂于1998年2月19日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判令金城公司承担383883.88美元的保证责任并赔偿利息损失。诉讼期间，上海外贸又于同年3月24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称：上海外贸与金城公司担保责任赔偿案中，由于赔偿数额有待对豪克公司的执行结果而定，故本案的诉讼请求变更为，依法确认金城公司的担保合同有效并承担担保赔偿责任。
另查明：1995年3月16日，金城公司给案外人上海市针织品进出口公司出具了一份“关于给匈牙利金城企业集团欧洲豪克公司担保的函”，该函内容与金城公司于同年4月20日给上海外贸的担保函内容相同。对于金城公司出具保函问题，该公司承认给上海市针织品进出口公司的担保函系该公司出具。对于该公司是否向上海外贸出具相同内容的担保函问题，原审判决认定给上海外贸的担保函系该公司所出具，金城公司对此认定未提起上诉；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期间，金城公司称其未向上海外贸出具过保函，至于加盖在保函上的金城公司公章是否为真实的则不能肯定，但金城公司不申请对此公章进行鉴定。关于豪克公司的称谓问题，原审法院曾委托兰州大学外语系对豪克公司的名称进行翻译，确认为“金城企业集团豪克公司”。金城公司分别向上海外贸和案外人上海市针织品进出口公司出具保函时称豪克公司为“匈牙利金城企业集团欧洲豪克公司”。上海外贸向上海仲裁分会申请仲裁时称被申请人豪克公司为“匈牙利金城企业集团欧洲豪克公司”，豪克公司亦以“匈牙利金城企业集团欧洲豪克公司”的名义进行书面答辩。豪克公司于1996年6月20日给上海外贸关于推选首席仲裁员的函件中以“匈牙利金城豪克公司”名义落款并加盖豪克公司公章。豪克公司于1996年3月28日给金城公司的报告中称本案售货合同是上海外贸与“金城企业集团欧洲豪克公司”签订的。上海仲裁分会秘书处于1998年4月8日给上海外贸的复函中证实：上海外贸以匈牙利金城企业集团欧洲豪克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请仲裁，被申请人曾以匈牙利金城企业集团欧洲豪克公司名义答辩，但此后在递交仲裁文件中又以“金城豪克国际贸易责任有限公司”、“金城豪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匈牙利金城豪克公司”的名义出现（公司公章完全相同），鉴于被申请人使用的名称前后不一，故仲裁庭曾要求其确认自己的名称，被申请人于1996年11月27日致函上海仲裁分会称“本公司全称为金城豪克国际贸易责任有限公司”。上海仲裁分会认为，“以上事实，说明被申请人尽管使用上述提及的不同名称，但仍是同一主体”。一、二审诉讼期间，金城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匈牙利还有第二家豪克公司。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金城公司保函所列被保证人为匈牙利金城企业集团欧洲豪克公司，与上海外贸所诉被保证人及仲裁裁决书所列被申请人并非同一公司，亦与主合同买方单位不一，不能确认上海外贸与金城公司之间存在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上海外贸起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上海外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 200元由上海外贸承担。
上海外贸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其上诉理由是：原审法院认定“保函所列被保证人是匈牙利金城企业集团欧洲豪克公司，与原告所诉被保证人及仲裁被申请人并非同一公司，亦与主合同买方单位不一”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被保证人作为一家匈牙利公司，虽以不同文字表述同时使用了多个名称，但不能改变其法律关系中作为同一主体的性质，在其与上海外贸的主合同执行过程中及仲裁过程中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一事实。被保证人虽使用不同名称，但均系同一经营场所、同一电话号码和使用同一枚匈牙利文公章，且通过同一总经理田丰年履行同一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原审法院仅凭名称文字表述上的不同就轻率地认定主体不一是错误的。上海外贸与金城公司之间存在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自1995年4月20日金城公司向上海外贸出具保函之日起，双方即确立了保证合同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金城公司对豪克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并承担诉讼费用。
金城公司答辩称：能证明上海外贸提交的1995年4月20日的担保函是否真实和是否成立的关键证人是金昕、郑亦、田丰年三位经办人，金昕和郑亦是上海外贸的业务负责人，其未出庭作证和提供证言，田丰年不仅是必须到庭的证人，而且是上海外贸申请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被执行人。上海外贸既没有将被担保人列为共同被告，又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仅凭一纸空文要求金城公司承担没有确定的被担保人的责任，以及要求金城公司为一个没有保证条款且排除第三者责任的主合同承担赔偿责任，应不予支持。金城公司未参加上海外贸与豪克公司的仲裁庭审过程，无法对该案件事实进行质证或答辩，金城公司无上述诉讼权利，也没有义务替仲裁案件申请人或被申请人确认事实和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上海外贸与豪克公司以及上海外贸与金城公司之间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关于上海外贸与豪克公司之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业经上海仲裁分会作出（97）沪贸仲字第505号裁决，豪克公司应承担给付上海外贸货款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即主合同债务人债务范围已经确定。因上海仲裁分会的裁决不能涉及仲裁协议之外的当事人，即从合同中的保证人金城公司。上海外贸有权以金城公司为被告，单独就本案保证合同关系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上海外贸与金城公司之间存在保证合同关系并判令金城公司对主债务人豪克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判决业已查明：1995年4月20日的担保函系金城公司出具，金城公司对此未提起上诉，亦未对原审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在本院二审期间，虽然金城公司称该公司未出具担保函，但又对加盖在担保函上的单位公章是否为真实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且该公司也不申请对此公章进行鉴定，故应认定该担保函系金城公司所出具。关于被保证人豪克公司的名称问题，豪克公司虽有多个中文名称，但均使用同一枚印章，法定代表人亦同为田丰年一人，且金城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在匈牙利还开办了第二家豪克公司，应认定担保函上所称被保证人匈牙利金城企业集团欧洲豪克公司即为主合同的债务人豪克公司。上海外贸与金城公司之间已形成保证合同关系，该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法，应认定为有效。因此，金城公司的上述辩称均无事实和法律根据，其辩解的理由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上海外贸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鉴于本案所涉保函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何种保证责任，且该担保行为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施行之前，依照本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关于“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何种保证责任，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金城公司应对被保证人豪克公司给付货款及赔偿损失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之规定，于1999年4月24日判决如下：
一、撤销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甘经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兰州金城旅游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保函成立，双方之间已形成保证合同关系。
关键词：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协同发展
1我国货物贸易巨额顺差与服务贸易巨额逆差的现状
据海关统计，2007年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高达2.37万亿美元，比上年净增4600多亿美元，全年实现贸易顺差3074亿美元。改革开放30年来，货物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0倍，我国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世界排名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二位。与此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形势却不容乐观，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巨额逆差的情况，笔者仅列出2004-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收支情况的比较。(表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虽有缓慢发展，但总体来说长期逆差。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发展严重不对称，服务贸易在整个贸易中的比重偏低。以货物贸易的顺差来抵消服务贸易的逆差从而在整体上显示出顺差的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一旦货物贸易也出现逆差，两个逆差并存，将会严重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平衡。
2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2.1发展服务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
(1)在现代经济中，商品利润增值的空间日益向
产业价值链两端的服务环节转移。我们传统上所说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基于物质生产中加工对象的差异性。如果从商品的形成过程看，到可以得出一个横向产业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研发产业、制造产业和营销产业。商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和利润增值空间日益向产业价值链两端的服务环节转移，世界市场的竞争手段也由传统的价格竞争日益转向以金融、技术、运输、通讯、信息等服务构成的非价格竞争。目前在国际分工比较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时间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不到，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95％以上。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的增值部分不到产品价格40％，60％以上增值发生在服务领域。
(2)世界服务贸易从1980年到2007年间，出口额从365亿美元扩大到326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出口的比重从1／7到近1／5。中国服务贸易在改革开放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82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3.4亿美元，到2007年2523亿美元，25年增长57.1％。
但是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的联动效应不明显。工业产品主要通过国外的营销渠道和网络渠道进入国际市场，并没有依托国内营销企业走向国际。货物贸易需要大量的国际运输服务也是通过进口获得，2004年国际运输逆差125亿美元，2005年134亿美元，就是一个例证。发展服务贸易是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
(3)发展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是实现就业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
各国经验表明，制造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加速，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开始下降，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行业。为此，今后若干年，我国要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发挥服务业连续保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优势。
2.2服务贸易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
30年来，我国坚持巩固和加强第一产业、提高和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了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向优化升级的方向发展。三次产业中，1979-2007年第一产业年均增长4.6％，第二产业增长11.4％，第三产业增长10.8％。从构成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持平，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其中，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下降了16.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由47.9％上升为48.6％，上升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23.9上升为40.1％，上升16.2个百分点。现代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越来越明显。
3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策略
3.1国家政策应由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产业倾斜
长期以来，我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主要偏向制造行业，这不利于我国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经济结构调整。对此我国应继续制定和完善相关产业政策，使之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应确定以下方面作为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贸易。
伴随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不断巩固，我国制造业和加工工业将趋向自动化、高科技化、高附加产值化，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用工量减少，对金融、信息、技术、流通的依赖度增加，优先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成为必然选择。生产业与制造业关系密切，加快发展生产业，则可以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和产品质量，进而带动货物贸易的发展。不难看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紧密相关的联系。货物贸易的长期健康的发展必然也会带动服务贸易的增长，而服务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可以促进货物贸易的增长。例如货物的运输、人才的流动、技术的转移。
甚至一张小小的光碟，虽然其表现的是货物贸易，但光碟里的内容才是真正的高附加值产品一无形商品——服务贸易。所以，现阶段我国可以重点发展那些能够提高货物贸易出口附加值的服务。包括如运输服务、商业分销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会展和广告服务等。
3.2建立科学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
解决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服务贸易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关键是要迅速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确定统一协调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政策和归口管理部门。首先要明确各归口管理部门对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由商务部制定宏观规划与战略，实施统一管理和监督，各归口管理部门则在各自管理范围内实施具体管理。同时，中央和地方应加强互动，各地方的服务贸易政策和规章应与我国服务贸易的总体战略和整体规划保持统一，并与其他地方政策、规章相协调。政府和企业也应加紧联系。各服务贸易的政策规章最终是通过影响服务企业的竞争力来实现其目标的，所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一方面应加大其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规范服务企业的经营行为，形成良好有序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的变化调整其政策和具体措施，以便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3.3制定并完善中小企业促进政策
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资金匮乏等方面的缺陷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经验，建议国家制定并完善中小企业促进政策。以韩国为例，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制订了许多发展中小企业的法规——《SME协会法1961》、《SME风险支持法1986》、《促进SME发展和产品购买法1994》、《SME行业区域保护和促进公司间合作法1995》、《SME结构性改革和稳定支持管理的特别法1995》、《促进风险业特殊措施法案1997》等。上述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韩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资料来源：洪浴洙“中日韩中小企业合作战略：关注集群与网络”2003)我国货物贸易中的中小企业则是多不胜举，正是这些看似默默无闻的小企业却对我国每年的货物贸易巨额顺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货物贸易成功的经验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也可以走这样的路线。
3.4积极谈判与协作：将货物贸易的优势与服务贸易相结合，优势互补
通过政府间的谈判和协作，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扫清障碍，努力使我国服务贸易企业的出口享受平等待遇。(1)通过WTO多边贸易谈判争取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我国服务贸易额已跻身全球前10强，对世界经济发展以及世界服务贸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WTO新一轮服务贸易谈判中，我国需要充分利用作为发展中大国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力，争取更为广阔的服务出口市场。(2)通过区域协议谈判争取广阔的服务出口空间。在双边或多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谈判中，逐步将服务贸易领域纳入到区域协议谈判的范围，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也可以将我国货物贸易中的一些优势项目纳入与他国服务贸易谈判的博弈之中，达到双赢的结果。例如；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较大，这并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可以在这方面稍作让步要求更有利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承诺。短期来看，这一做法可能会给我国一些外贸企业带来不利影响，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也许更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合理优化和升级。
3.5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货物贸易行业协会和服务贸易行业协会加强合作
关于货物贸易相关协会，我们可以拿美国为例：2003年美国在中国上海注册的有关货物贸易的相关协会有150多家，而中国本土的仅有31家。协会的细化和分布广度是相当惊人的，比如美国新奇士橙协会，加州杏仁协会，美国乳制品协会，美国马铃薯协会等等。协会在促进该产业在国外的深化发展，解决所在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参与谈判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无论是货物还是服务贸易行业协会的发展均滞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其在为出口企业提供出口促进服务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因此，应加快服务行业协会的建立步伐，提高协会为企业提供服务贸易信息和政策咨询服务能力；发挥行业协会在服务贸易国际争端中积极作用。具体建议是：一方面可以与货物贸易相关协会沟通，充分掌握与服务贸易紧密相关的货物贸易的信息，更好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另一方面货物贸易也可以通过协会之间的交流而了解到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情况，两者有交叉的地方则可以互补不足，相互促进。
3.6建立有利于服务出口的投、融资环境
目前，我国服务业以及服务出口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投融资环境，这在某些方面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阻碍了服务出口的扩大。要促进服务的出口，必须建立有利的投融资环境。
(1)降低服务业市场准入条件。
由于种种特殊原因，我国在服务业的众多项目上保持着较高的行政垄断，一次要尽快打破行政垄断，放开包括银行、邮电通信业在内的市场准入，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加人，通过引进竞争促进服务业以及服务贸易的加快发展。
(2)设立服务业担保基金。
为服务业发展提供融资担保支持，考虑到我国各级政府财政平衡的压力，完全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困难较大，建议以中央政府为主要出资人，地方政府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按一定比例出资，与获得担保基金的服务贸易相关的货物贸易企业可以与其共同合作，为本地服务业发展提供多方融资担保支持。
3.7完善服务贸易出口法规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服务贸易立法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海商法》、《律师法》等法规。但与服务贸易广泛的内涵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要求相比还相差甚远。目前我国尚没有一个关于服务业的一般性法律。我国海关针对货物贸易管理方面的法规约6大类，而针对服务贸易管理的法规仅有3大类。加强对服务贸易的法制法规建设和倾斜度以保证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已刻不容缓。(见图1)
关键词：信用证；拒付；付款义务；信用证独立
中图分类号：DF525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孙嘉（1992-），女，哈尔滨人，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一、一个案例
（一）主要案情
中国A公司与香港B公司订立了一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约定由中国A公司向香港B公司销售16 000吨钢材，B公司应作为开证申请人开出以A公司为受益人的100%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此后，香港B公司作为中间商找到新加坡C公司，双方以B为卖方、C为买方，也做出了同样的合同安排。合同订立后，C公司依约开出了信用证，A公司收到信用证后便按照其与B公司间合同的规定装运货物，向银行提交了全套议付单据，得到了合同项下70%的货款，并得到了由开证行承兑的30%不可撤销的信用证。但由于B与C之间的争议，双方协议撤销上述信用证远期30%的部分，C公司向法院申请裁定终止信用证所余30%货款的支付，并撤销了该信用证。合同约定见图1，合同的具体履行情况见图2①。
（二）案件争议
在本文中，最主要关注的是图2中的⑧，也就是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付款争议。
1. 卖方/收款方的意见。A公司因一直未收到信用证剩余的30%的货款，便根据其与B公司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认为B公司并未完全履行其付款义务，要求B公司支付买卖合同项下拖欠的30%的货款及其利息。
2. 买方/付款方的意见。B公司认为，其作为买方已有效地开出信用证，开证行亦承兑了剩余30%的货款。对这承兑的30%货款，开证行负有第一性、独立的付款责任。所以，A公司应向开证行索要剩余的30%货款，而不应向B公司索要。A公司无法获得该笔货款是银行信用风险所致，与买方B公司无关。
（三）处理结果
本案中的律师认为，B公司已经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因有二：（1）对于C公司申请开立的信用证，A公司是该第二受益人，B公司是第一受益人。在A不知情的情况下，B与C公司达成撤销信用证的协议，以此对抗善意第三者A公司，其行为违背了国际惯例。（2）B公司在撤销信用证的过程中，隐瞒了该信用证已转让并已由开证行承兑的事实，使仲裁庭和法院做出有利于B公司自己的裁决和裁定，造成开证行无法议付；B公司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A公司收取货款的权利受到侵害。
（四）规则的缺失
可以看出在B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开出信用证，银行已经承兑的情况下，货款仍然没有最终付到A公司手中，此时B公司到底是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呢？B公司认为，按照合同约定，它该做的关于付款的事情已经全部完成，应该算履行了合同义务。但A公司认为，不管怎样还没有收到货款，B公司的付款义务没有完成。
在上述案件中，由于B公司有背着A公司擅自与C公司协商撤销信用证的行为，因此上述案件的处理分别通过违反国际惯例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方式判定B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但这引发出了一个问题：违反国际惯例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都是比较兜底性的条款，适用比较困难，难道没有效力更强的法律法规可以适用吗？另外，若没有B后来的行为，单纯是银行破产或其他与B公司无关的事由导致银行拒付，那么便无法适用违反国际惯例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了，此时A公司还能否继续要求B公司付款？下文将继续探讨现有规则能否解决上述问题。
1.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在本案中，C公司开出的信用证属于可转让信用证，由转让行（transferring bank）转让给了A公司，因此B公司在本案中是信用证的第一受益人（first beneficiary），A公司属于信用证的第二受益人（second beneficiary）。在UCP 500的第48条与UCP 600的第38条都有详细的关于可转让信用证（transferable credits）的相关规则。本案比较特殊，涉及到了可转让信用证，因此可以适用UCP 600第38条的（e）和（f）款。
但若因为其他原因（如单证不符的拒付、银行破产）而导致货款并没有最终付到买方手中，买方是否有权利直接向卖方要求付款，在UCP中并未有所规定。UCP 500第14条和UCP 600第16条仅规定了开证行或保兑行对有不符点的单据如何处理，但并没有规定拒付后，基础合同买卖双方的权利问题。
2.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第53条规定了买方付款和收货的义务，第54条更详细地规定了买方付款义务的要求②，但并没有明确说明买方完成了付款相关要求和履行付款义务之间的关系。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我国目前有关信用证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条规定信用证纠纷适用国际惯例，而实践中一般都适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3条规定，有关信用证的多种纠纷都适用此规定③。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普遍适用UCP规则，但上文已经分析过，《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而且开证申请人与受益人之间（即基础合同的买方和卖方）的法律关系并不在第3条的范围之内。
4. 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我国《合同法》分别在第159、160和161条规定了买受人支付的相关问题，主要说明了合同对价款数额、价款支付地点、价款支付时间约定不清楚时，对合同的解释方法④。但对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并没有规定。
（五）问题的重要性
在信用证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的今天，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导致银行信用也受到了挑战。这时，研究信用证被拒付时基础合同的权利义务具有重大意义，权利义务清晰能让买方和卖方合理进行风险控制或事后止损，正确引导国际贸易参与方的期待，令国际贸易更具秩序。
二、司法实践的国际比较
（一）英国的司法实践
英国在此问题上曾有多个判例，如Newman Industries Ltd. v. Indo-British Industries Ltd.案，Soproma S.p.A. v. Marine & Animal By-Products Corporation案，W.J. Alan & Co. Ltd. v. El Nasr Export & Import Co.案，E.D. & F. Man Ltd. v. Nigerian Sweets & Confectionery Co.， Ltd.案等[1]。一开始英国司法界认为卖方只有在开证行无清偿能力致使卖方不能获得支付时，才能向买方追偿[2]。
之后，在著名的Alan v. El Nasr案中，法官Denning总结出了关于信用证效力的三种看法⑤：
1. 信用证是绝对的付款（absolute payment）。 如果信用证是绝对的付款，造成的结果是：卖方只能要求银行支付，不能找买方要求支付。支持此观点的有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Saffron v. Societe Miniere Cafrika案。高等法院认为：“不可撤销的信用证合同条款可以被认为是承兑银行责任代替买方责任的约定”⑥。同样支持此观点的还有McNair法官，在Soproma S.p.A v. Marine & Animal By-Products Corp.案中，McNair法官认为：“买方提供给卖方一个可靠的、有偿还能力的付款人就相当于履行了付款义务”⑦。但Denning法官认为，只有在卖方明示或暗示信用证是绝对的付款时，上述观点才成立。
2. 信用证是附条件的付款（conditional payment）。 如果信用证是附条件的付款，造成的结果是：卖方首先应要求银行付款，必须向银行提示单据；若银行没有履行义务，卖方可以向买方追索，也可以买方，因为买方应该确保开证行是可靠的且有支付能力的。新西兰Hindley v. Tothill案中，上诉法庭说卖方先对银行有权利，银行未履行责任时，对买方有权利⑧。在美国Greenough v. Munroe 案中，美国第二上诉法院认为美国官方机构不同意“绝对付款”的观点，因此若银行不履行义务，卖方可以要求买方付款⑨。英国的Newman Industries Ltd V. Indo-British Industries Ltd.案中，Sellers法官也持同样的观点⑩。
3. 信用证完全不是付款（no payment at all）。如果信用证完全不是付款，只是获得付款的方式，即只是附属担保，造成的结果是：卖方应该向银行提示单据。如果不提示，卖方相当于有过错，买方的责任将被免除。Peacock v. Purcell案就持此种观点，若银行未履行义务，卖方有权直接要求买方付款B11。在Pennsylvanian Bell v. Mors案中，法官认为：信用证不是付款，只是付款的一种方式B12。
经过上述分析，Denning法官认为，若合同约定用不可撤销信用证作为付款方式，卖方已经接受了信用证，其功能便是附条件的付款，而不是绝对的付款，也不是附属的担保。若信用证被银行拒付，卖方可以向银行和买方要求损害赔偿。
可以看出，此案认为，不论银行以何种原因拒付信用证，卖方均可以向买方追偿。这观点得到了英国法院的普遍认同。之后E. D. & F. Man Ltd. v. Nigerian Sweets and Confectionery Co Ltd.案中，法官也同意“附条件的付款”的观点[3]。但Denning法官认为，只要银行接受了卖方的汇票，买方的责任就绝对免除了，即使银行后来拒付汇票，但此观点没有获得英国法院的支持[4]。
（二）美国的司法实践
美国《统一商法典》是根据美国法院的判例总结出的，其中第2章“货物销售”的第325条（2）规定：“买方向卖方提供适当信用证后，暂时中止付款义务。如果信用证被拒付，卖方可在及时通知买方后要求买方直接付款”。从此条款看，美国司法实践持的观点是“信用证完全不是付款”，因为卖方可以直接要求买方付款，而非要求买方赔偿损失。也就是说，买方付款的义务在信用证被拒付后便自行恢复。
（三）中国的司法实践
从中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本文认为也是持第三种观点――信用证完全不构成付款。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Shree Radha Vallabh Exim Private Limitd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信用证是双方选择支付货款的一种方式，在信用证与单据不符的情况下，仅构成银行拒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理由，但不影响双方履行各自义务”B13。在环汇有限公司与福建省农资集团厦门进出口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信用证，现开证行厦门中信银行已明确以单证不符为由拒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依《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信用证与作为其开立基础的买卖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交易，厦门中信银行经独立审单后向原告发出拒付通知，该拒付通知仅仅是开证行审单的结果，因此，厦门中信银行的拒付不能作为买方拒付货款的理由。……故，在银行明确拒付信用证款项后，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及时支付合同货款”B14。
三、信用证独立原则与买方付款义务
在上文中，可以看出信用证失灵是否影响买方付款义务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有国际贸易法律规则中缺失，在我国成文法中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在总结了上述国家的司法实践后，本文的目的就是尝试解决上述问题。
（一）信用证的本质
有学者认为，跟单信用证具有两重属性。首先，它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支付方式，源于涉外货物销售合同中买卖双方关于支付条款的约定。其次，它又是买方的一种付款担保，且以银行信用为后盾[5]。还有学者认为，信用证从性质上属于担保合同，是担保合同的一种。它担保的是买卖合同中的结算条款，而与买卖合同整体无关。但信用证担保不同于一般民事担保，开证行负有首先付款的责任，承担第一性付款义务[6]。
总的来说，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买卖双方互相不熟识、不够信任，因此用银行信用替代商家信用。因此有人认为，银行信用高于商家信用，卖方用比自己付款更为有保障的方式进行付款，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付款义务。本文认为“替代”这个词用的不太准确，应该是用银行信用在商家信用前多加了一层保障，而非完全替代了商家信用；另外，银行信用高于商家信用是一种相对的平均状况，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排除银行丧失偿债能力的可能，若银行破产，但商家信用仍然存在。
（二）信用证独立原则
有学者认为，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是“相互”独立的合同[7]。因此，若信用证被拒付，是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与开证申请人（卖方）和受益人（买方）之间的基础合同无关，因此受益人不能要求开证申请人付款，否则有“信用证短路”之嫌。为判断上述说法是否正确，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信用证独立原则的基本意思。
信用证独立原则是信用证交易的最基本原则，是信用证交易的支柱或基石。这一原则最早于本世纪初期为英美判例所确立。1920年的American Steel Initiating National Bank及同年的Ernesto Foglerco Corp. v. Webester案中，法院都判决认为，开证行不得以其同客户间的契约关系为由，拒绝履行兑付义务[8]。
此原则最终固定在了《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UCP 500第3条与UCP 600第4条规定：“就性质而言，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项下其它义务的承诺，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
从表面上来看，此条说的也是基础合同和信用证“相互”独立。但若看英文原文，则会有不同的理解。原文是：“A credit by its nature is a separate transaction from the sale or other contract on which it may be based. Banks are in no way concerned with or bound by such contract， even if any reference whatsoever to it is included in the credit. Consequently， the undertaking of a bank to honor， to negotiate or to fulfill any other obligation under the credit is not subject to claims or defenses by the applicant resulting from it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issuing bank or the beneficiary.”
可以看出，本条第1句正确的翻译应该为：“就性质而言，信用证独立于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相互”二字应该是出于翻译“信达雅”的标准而加上去的。其本身的意思仅仅是信用证独立于基础合同，后面的几句也一直在说信用证不受基础合同的约束。但基础合同是否独立于信用证在其中并未规定。
1921年的Urguhart Lindsay Co. v. Easter Bank Ltd.案中，Rowlatt 法官认为：“据我看来，信用证决不应受销售合同的限制，后者必须适应于信用证”[9]。我国学者也认为，如果信用证过期，则信用证关系消灭，银行根据信用证对卖方相符交单予以付款的义务解除，但这并不影响买卖双方的基础法律关系，卖方的交单、交货、转移所有权义务和买方的付款义务仍然存在[10]。
本文认为，基础合同并不独立于信用证，信用证是基础合同中卖方权利、买方义务的一种体现，其履行情况直接影响到基础合同中买卖双方权利义务的履行、合同目的的达成等。因此，用信用证独立原则作为在信用证失灵的情况下买方付款义务的免除理由，是不充足的。
（三）信用证失灵（fail）时买方的义务
有关开证行付款义务和买方付款义务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以下两种理论解释。
1. 委托理论。从基础合同的角度看信用证，可以视作一个三角委托合同。买方委托银行先于自己向卖方付款，以达到用银行信用代替商家信用的目的，为此买方需要向银行支付一定费用。但若受托人（即银行）并未完成委托，并不代表委托人该做的事情就消失了，委托人可能需要以其他方式完成想做的事，在想做的事是法律上的义务时更是如此。因此，若银行出于某种原因并未履行付款义务，买方的付款义务仍然存在。若是出于第三人/卖方的原因导致受托人/银行未完成付款，此原因也许可以成为委托人/买方拒绝付款的抗辩理由。
2. 默示义务理论。买方开出信用证的行为可以看做是付款行为，但行为不一定总有结果。当卖方接受了买方开出的信用证，可以看成买方承担了一项默示义务，即开证行为是一个可靠的、有偿还能力的付款人（a reliable and solvent paymaster）。若银行未能履行付款义务，则相当于买方违反了对卖方的此项默示义务，则买方需要进行补偿，即由买方来支付货款。
因此，Denning法官总结出的“附条件的付款”与“完全不是付款”理论各有其优劣。在信用证已经开出并被卖方接受的情况下，银行确有第一性的付款义务，买方必须向银行提示单据，而不能直接向卖方提示单据，否则有“信用证短路”的危险。但在信用证被撤销、拒付时，买方的付款义务恢复，卖方应该有权利直接要求买方付款，而不仅仅拥有索要损害赔偿的权利。但上述仅为理论分析，在实践中，信用证被拒付可能出于买方、卖方、银行三方的过错，下面将一一分析此三方分别具有过错的情况下，买方的付款义务仍否存在的问题。
四、信用证业务各方过错分析
（一）买方开证与合同不符
1. 买方有过错。在买方开出信用证，但由于故意或过失信用证上的信息与合同不符时，便将卖方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若卖方仍然按照合同备货，则可能导致单证不符，信用证会被拒付；若卖方按照信用证备货，则又可能承担起本不在合同内的义务。这时，卖方有如下4种可能的做法：（1）卖方抗议，不接受信用证，要求买方改证或重新协商合同；（2）卖方明示接受此信用证条款，按信用证条款修改货物；（3）卖方未对信用证与合同不符做出任何意思表示，直接按信用证条款修改货物；（4）卖方未修改货物，仍按原合同进行备货、发货、交单等程序。
若卖方不接受信用证，要求买方修改，那么买方有义务修改信用证以保持信用证与基础合同一致。此时卖方有先履行抗辩权，可以待买方开出符合基础合同的信用证后再履行其交货的义务。
对于卖方接受信用证，英美法上以案例确立了两种不同理论：
（1）弃权说（waiver）。弃权说由Enrico Furst & Co. v. W.E. Fischer Ltd.案确立，前提是承认卖方在信用证与合同不符时有权解除合同[11]。在此案中，买方没有按照基础合同的规定开立信用证，卖方没有对信用证提出异议，而是要求买方将信用证延期。后卖方又以此为理由，向法院提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但法院认为卖方已无权要求解除基础合同，因为基础合同由于信用证的不同规定，已经被修改了，而卖方接受了此信用证，便是同意修改基础合同。换言之，卖方已放弃了要求买方严格按照基础合同开立信用证的权利，卖方对此不得再反悔[9]。
（2）变更说（variation）。变更说在Soproma S.p.A. v. Marine Animal By-Product Corporation案中确立B15。McNair法官认为：卖方因发运货物并提交单据的行为表明其已经接受并采取信用证符合规定的立场，因为卖方在过去任何时候没有向买方发出通知要求信用证与合同严格相符。因此无论作为放弃、变更或者禁止反悔，卖方现在都不能再主张信用证不符合合同规定[11]。
但不论是弃权说还是变更说，实践中均认为，若买方开出的信用证与基础合同不符，而卖方并未提出异议（不论是否明示表示接受），而是按照信用证规定发货，则可以认为基础合同已经被修改。若卖方并未明确拒绝与基础合同不符的信用证，但又根据基础合同发货，又该如何判断？本文将在下面“卖方无过错”处论述此问题。
2. 买方无过错。买方无过错时，可能是由于银行的操作失误，导致开出的信用证与合同不符，也与买方原意不符。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而且也比较容易纠正，在此不做赘述。
（二）卖方交单与信用证不符
1. 卖方无过错。卖方若交单既与信用证不符，又无过错，那很可能是在买方开证与基础合同不符的情况下，选择了第四种做法――既接受了信用证，又按照基础合同进行发货。卖方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是买方在信用证中为卖方增加了基础合同中没有的义务、或对基础合同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
卖方接受了信用证，但按基础合同进行发货，对此种行为可能有两种法律上的解释：（1）基础合同并未修改，在此种情况下，属于买方先违约，但卖方并未及时指出，并未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而是放任合同的履行继续出错，卖方也负有一定责任；（2）基础合同已经修改，那么卖方的此种做法就是根本违约。
卖方应避免让自己处于此境地，原因有二：（1）不论采用上述哪种法律解释，卖方对于合同无法顺利履行都负有一定责任；（2）信用证由于单证不符无法议付，卖方得不到货款，很可能导致很大的损失，甚至钱货两空的局面。因此，卖方发现信用证与基础合同不符时，若不符之处加重了卖方的义务或对基础合同进行了实质性修改，应该及时与买方沟通，要求买方修改信用证，不能让自己落入被动的境地。
2. 卖方有过错。若在买方开证与基础合同一致的情况下，卖方提交的单据确实与信用证不符，那么便证明卖方已经违约。根据UCP 500第14条或UCP 600第16条B16，买方可以放弃不符点。根据上文的论述，此时的法律效果也应该相当于基础合同的修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B17的规定，把判断信用证不符点与是否接受的权利均交给了银行。本文认为这并不妥当。信用证有可能构成基础合同的变更，银行没有权利替开证申请人/买方修改基础合同；若银行不恰当地接受了不符点，进行了议付，开证申请人可以要求银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甚至拒绝付款赎单。
当然，若买方拒绝放弃不符点，银行拒绝付款，那么卖方便无法获得货款。此时，卖方无法获得货款的原因是卖方违约，那么便需要判断“不符点”是否属于根本违约。此判断与一般的买卖合同判断过程并无不同，不再赘述。若最终的结论是买方仍然需要向卖方支付（部分）货款，则卖方仍有权利直接要求买方付款。
（三）银行问题
若买方和卖方在开立信用证与交单方面并无任何不妥，银行也可能无法进行议付，原因可能如下：（1）银行无力偿还借款或破产；（2）过错拒付（wrongful rejection）；（3）由于不可抗力或政策变更而无法付款。
有学者认为，卖方一旦向银行交单并获得付款，则买方也就履行了其在买卖合同下的付款义务，而如果银行开立信用证后破产，则买方仍需要根据买卖合同向卖方付款[10]。本文并无意探讨银行在此三种情况下负有怎样的法律责任，而只想探讨在此三种情况下买方的付款义务会有何变化。根据上文的分析，在此三种情况下，买方的付款义务均恢复，卖方有权直接向买方要求付款，也可以要求银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可抗力或政策变更可能有例外）。但卖方不得从银行或买方获得双重赔偿。
五、总结
（一）买方的开证义务与付款义务
综上所述，买方开立了信用证是否免除了付款义务，对于这个问题，现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并没有规定，但实践中基本否认了“绝对的付款”学说，各国纷纷选择“有条件的付款”和“完全不是付款”理论来处理此问题。本文认为，信用证并非用银行信用代替了商家信用，而是在商家信用前多加了一层保障。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信用证属于“附属的担保”，但并不否认银行付款义务的第一性。
（二）信用证独立于买卖合同，买卖合同不独立于信用证
另外，信用证独立原则是单方向的，即信用证独立于买卖合同，但买卖合同不独立于信用证，若买卖双方均按照与基础合同不同的信用证行事，则相当于对基础合同进行了修改。因此，买卖双方在信用证的开立、接受、放弃不符点等环节，都应该格外谨慎。
（三）对国际贸易中卖方的建议
信用证出现问题时，卖方“应本着损失最小化的原则，尝试各种有效途径，制定灵活、务实的减损方案，尝试各种有效途径积极减损”[12]。
1. 信用证条款与合同不符时，若加重了卖方义务或对合同条款进行了基础变更，受益人/卖方必须坚持改证或者要求开证申请人/买方予以澄清[13]。
2. 信用证条款与合同不符时，若减轻了卖方义务，受益人/卖方可以接受信用证，但履行时要按照合同条款进行履行。
3. 若开证行错误拒付，应积极向开证行抗辩追索，要求开证行按信用证约定立即履行付款义务。如开证行以“单证不符”为由拒付，应与买方联系，争取要求买方接受“不符点”，并指示开证行履行付款义务[12]。
4. 若买方不同意通过信用证对基础合同进行的修改，则既可以要求银行退单，也可以通过履行合同义务或其他请求权基础（如不当得利）要求买方付款。
注释：
① 案情与判决参考刘会利.信用证被撤销不能免除买方付款义务[N].国际商报， 2003年1月13日（第6版）；图片为作者根据案情整理制作。
②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第53条规定：“买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规定支付货物价款和收取货物”。第54条规定：“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包括根据合同或任何有关法律和规章规定的步骤和手续，以便支付价款”。
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时，当事人约定适用相关国际惯例或者其他规定的，从其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适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或者其他相关国际惯例”。第3条规定：“开证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因申请开立信用证而产生的欠款纠纷、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因委托开立信用证产生的纠纷、担保人为申请开立信用证或者委托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而产生的纠纷以及信用证项下融资产生的纠纷，适用本规定”。
④ 我国《合同法》第159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61条、第62条第二项的规定”。第160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支付价款。对支付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出卖人的营业地支付，但约定支付价款以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为条件的，在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的所在地支付”。第161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⑤ W.J. Alan & Company Ltd v El Nasr Export & Import Co [1972] .L.R. 02/03.
⑥ Saffron v. Societe Miniere Cafrika（1958） 100 C.L.R. at page 243.原文为：a provision for payment by irrevocable and confirmed letter of credit. might not unreasonably be regarded as a stipulation for the liability of the confirming bank in place of that of the buyer.
⑦ Soproma S.p.A v. Marine & Animal By-Products Corp.[1966]1 Lloyd′s Rep. 367 at page 386.原文为：the buyer performs his obligation as to payment if he provides for the sellers a reliable and solvent paymaster.
⑧ Hindley v. Tothill [1894]13 NZLR 13 at page 2.原文为：the seller had the liability “of the bank in the first instance， and on the bank′s default， that of the defendants（the buyers）”.
⑨ Greenough v. Munroe（1931） 53 Fed. Reports. 2nd Ser. 362 at page 365.原文为：the authorities favour the view that there is no presumption that the seller takes a draft drawn under a letter of credit in absolute payment of the buyers′ obligation to pay for the merchandise： hence upon default by the bank upon its draft， the seller may look to the buyer.
⑩ Newman Industries Ltd v. Indo-British Industries Ltd. [1956] 2 Lloyd′s Rep. 219 at page 236.
B11 Peacock v. Purcell（1863） 14 CB.， NS. 728.
B12 Pennsylvanian Bell v. Mors，（1839） 5 Wharton 189 at page 203.
B13 参见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SHREE RADHA VALLABH EXIM PRIVATE LIMITD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B14 参见环汇有限公司与福建省农资集团厦门进出口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B15 Soproma S.p.A v. Marine & Animal By-Products Corp.[1966] 1 Lloyd′s Rep. 367.
B16 UCP 500第14条或UCP 600第16条规定：“当按照指定行事的被指定银行、保兑行（如有）或开证行确定提示不符时，可以拒绝兑付或议付。当开证行确定提示不符时，可以依据其独立的判断联系申请人放弃有关不符点”。
B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开证行有独立审查单据的权利和义务，有权自行作出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是否在表面上相符的决定，并自行决定接受或者拒绝接受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的不符点。开证行发现信用证项下存在不符点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联系开证申请人接受不符点。开证申请人决定是否接受不符点，并不影响开证行最终决定是否接受不符点。开证行和开证申请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开证行向受益人明确表示接受不符点的，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开证行拒绝接受不符点时，受益人以开证申请人已接受不符点为由要求开证行承担信用证项下付款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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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京津冀；服务贸易；合作机制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209
1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三地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及优势分析11北京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及优势分析
北京作为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具有雄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非港口的国际化贸易中心，有较强的服务贸易基础和实力。在技术支持方面，全国顶尖的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的聚集也是其他区域所无法比拟的。在北京，科技含量高、服务水平好、国际竞争力强的新型绿色科技产业正在迅猛发展。北京的服务业以生产业为主，金融服务、保险服务、通信服务、邮政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或广告宣传服务等高科技新兴服务贸易成为主导。北京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明显优势。
第一，转移国际服务贸易产业的重要平台。2015年，北京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3028亿美元，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同比增长178%，在北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达29%。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部分重要的产业及相关配套产业。而北京不仅具有优良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充足的科技、人才资源，而且具有完备的服务外包产业链，强有力地支撑了离岸外包的发展。
第二，服务贸易的标准化、国际化水准较高。在标准化层面，北京关于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的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北京市政府2011年颁布的《首都标准化战略纲要》和《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标准化发展规划》等文件中都把努力发展北京现代服务业作为了重点任务，并在信息、旅游、环保、创意文化产业等多领域都有标准化的科学管理规划。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8月，北京现有国家标准28802项，其中直接涉及服务业的有225项。在国际化层面，北京积极参与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竞争，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也具有一定的占有份额。北京因具有广阔的服务贸易发展空间，吸引了大量国际高端的科学技术人才，为服务贸易的国际化提供了充足的人才资源储备。
12天津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及优势分析
天津作为直辖市，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天津滨海新区被誉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天津市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255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8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增长了6倍多。但在2008年进出口总额达到最大峰值之后出现了连年下降的趋势，到2013年才勉强恢复到180亿美元的水平。而天津在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也从2008年的61%下降到了2013年的33%，比2001年的35%还低02个百分点。但天津发展服务贸易也具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第一，区位和产业基础优势明显。根据《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的精神，天津就是要打造国际型先进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中心。其作为亚欧大陆桥三条线路的起点，在运输等国际服务贸易、服务产业集聚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第二，服务外包业为天津服务贸易的腾飞提供了机遇。2009年天津被确立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之后，以滨海新区、保税区、开发区为示范中心的天津服务外包业正向高端产业发展。
13河北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及优势分析
河北现阶段还是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的起步较晚，规模也有待提高。河北服务贸易仍然多集中于工程承包、劳务输出、旅游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中。服务贸易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在金融、保险、信息、咨询、广告等新兴服务贸易产业的投资较少。但河北在京津冀区域中也有自己的优势。
一方面，资源优势明显。所谓的资源优势包含了劳动力资源、旅游资源等。河北可以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较为丰富的中、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立足工程承包、劳务派遣等优势产业，融入京津新兴产业协调发展。另外，河北的长城文化、坝上草原、渤海之滨等优势旅游资源与京津旅游资源错位开发，实现了京津冀一线式旅游服务，带动了相关服务贸易的往来。另一方面，市场腹地空间广阔。河北多个城市的现代城市化发展进一步提速，秦皇岛、唐山、沧州的港口建设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河北重视提升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市场环境，在河北沿海港口城市纷纷加大了京、津跨区产业对接的合作项目建设。如，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北京亦庄保税物流中心与曹妃甸综合保税区的合作模式，推动两地保税区协调联动；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建设；承德县华唐中科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服务外包产业园项目总投资6亿元，已有1000余座席呼叫中心部分投入运营。因此，河北为京、津转移部分高新技术服务贸易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项目对接空间。
2京津冀服务贸易合作的不足
21区域合作流于形式，本位发展无法抵御外部风险
京津冀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缺乏统一的协调体系以及抵御外部风险机制。上文所谈到的天津2008年服务贸易总额在达到阶段性峰值的时候，直到2013年的5年间连续下挫。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当时天津在区域发展中较为孤立，没有利用好北京的服务贸易总部资源以及河北服务贸易的腹地，最终导致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大幅波动。事实证明，区域间单一的发展模式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可持续性不足。
22相对货物贸易而言，服务贸易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
“十二五”期间京津冀三地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都有显著的增长，但还是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更胜一筹，两者规模的差距还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京津冀区域间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以北京为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差距从2倍增长到了4倍。与货物贸易的顺差相比，京津冀区域的服务贸易还呈现出结构性逆差，这与旨在以现代服务业为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总体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3建立京津冀服务贸易合作机制的路径
31建立完善的京津冀服务贸易法律体系、管理体系和协调制度完善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管理体系和协调制度是京津冀服务贸易更好、更快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法律层面，除了主要依据的《对外贸易法》之外，还应尽快出台多部专门针对服务贸易以及区域间服务贸易合作的法律，建立完备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在协同发展中，应建立分工明确的服务贸易管理结构，并形成部门间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32建立京津冀国际贸易转移服务平台，服务新兴朝阳产业北京可以进一步打造国际贸易转移服务平台，并利用该平台改变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在国际化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终获得产业国际化的更多成果和利润。在北京的示范带动下，金融服务、保险服务、通信服务、邮政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或广告宣传服务等高科技新兴服务贸易应成为核心产业。北京应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跨国公司资源，拉动外资注入京津冀三地，加大进出口规模，在此基础上形成京津冀国际市场的规模，为区域合作提供充分的产业支持和龙头带动。在京津冀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北京有实力执行好总部的职能。
33通过京津冀三次产业融合，来协调京津冀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内在机制只有京津冀三次产业融合，才能在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内在要求中实现京津冀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内在协调发展。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即京津冀货物贸易的发展是服务贸易的原动力与内在需求，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服务贸易不仅可以实现与货物贸易的双赢，还有利于产业机构的优化，最终带动货物贸易的发展。而滞后的或不协调的服务贸易发展也势必阻碍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发展以及三次产业的协调。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然趋势，有利于为第一、第二产业提供高效的服务和信息。同时，第三产业成为了外商投资服务企业的重要领域。京津冀可以以北京为服务业总部，以天津作为生产业的纽带，以河北作为生产制造业的基地，这样可以保障涵盖京津冀所有产业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的产业部门，综合提高服务环节的价值比重。注重“以人为本”的现代服务业，关键在于提高服务的水平和质量。由此，服务贸易逐渐成为了京津冀贸易发展的核心，而传统的货物贸易成为了一种载体，实现了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复合式统一。
34实践“北京总部、金融科研，天津桥梁、国际港口，河北转化、人力服务”的联动产业链在京津冀服务贸易产业协同发展框架下，实践“北京总部、金融科研，天津桥梁、国际港口，河北转化、人力服务”的联动产业链。从京津冀产业发展现状来看，北京依托于高端企业总部、高端人才和高端服务形成了“创新驱动”“总部经济”“高端服务”的产业格局，作为首都和国际化大都市，其辐射力和影响力可以为京津冀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发挥强有力的示范和先导效应，作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在市场布局和业务领域方面，逐渐形成了两大服务外包聚集区；天津借助于滨海新区开发了“高端制造、研发转化基地和国际港口”的产业优势，充分利用天津京津冀服务贸易产业协同发展的桥梁作用，效仿滨海新区发展服务贸易的成功案例，结合京津冀发展特点，发展BPO等服务外包业务，而且天津可以直接受到北京的政策指导、国际化影响以及两大外包聚集区的积极示范；河北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镇化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及现代农业强势发展的态势，鉴于河北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应鼓励更多较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从事ITO，为服务京津冀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基石。由此，完备的京津冀服务贸易联动合作机制的建立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等外部风险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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