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8 16:52:05
序论：在您撰写安全风险事件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中图分类号：F74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3-00-01
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瘦肉精猪肉、苏丹红鸭蛋、染色馒头、塑化剂风波等等，这些食品安全事故无不牵动公众神经。食品安全话题已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公共议题。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媒体关于食品安全的报道铺天盖地，人们质疑政府监管力度不严，谴责商家唯利是图，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越来越高。公众要求获得知情权，采取维护食品安全行动，甚至引发社会骚动，这一问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公众作为食品消费的主体，他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程度对化解食品安全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公众是如何看待食品安全面临的风险呢？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是什么？如何针对公众的风险感知采取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呢？这是研究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解析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入手，把信息来源、流动渠道与放大的风险“信号”联系起来，提出政府、媒体、公众自身采取风险沟通策略的建议，旨在降低公众风险感知、缩小危害程度，恢复正常状态，对今后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食品安全事件公众风险感知因素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频发的危机事件引起不少学者和公众对风险社会的关注，食品安全事件也是在这种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倍受瞩目。为什么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甚至造成恐慌心理呢？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风险感知的过程。感知过程是人类对外界环境和事物通过感觉器官、信号传递等所产生的一系列情绪变化、认知等心理过程。感知过程主要分为一般感知和风险感知两种过程，当人类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便形成风险感知。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判断、评价、态度和认识。食品安全事件感知过程是个人和社会沟通的产物，这一过程与以下因素直接相关。
1.自身特征。自身特征包括个体的知识文化水平、认知与评价，信任水平等。在知识水平方面，如果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专业知识了解的比较全面，他能客观地感知事件结果，辩证的看待和评价风险事件造成影响以及做出适当的行为反应。还有，在认知上，个人的感知、思维等能力是有限的，容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认知出现偏差。公众风险偏差来源于专家科学的风险评估与自身价值观的风险评估的差异。公众对生产企业和政府的信任水平也会影响其对食品安全感知程度。研究发现，韩国公众对政府的卫生检查结果不信任，对食品制造商和消费者保护机构信任度低，会提高公众的风险感知，引起公众恐慌（Meera Kim，2003），可见，信任水平对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非常重要。
2.主观规范。主观规范包括了家庭、参照群体、社会团体等行为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对个人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带来的外部影响力。Hornibrook，McCarthy& Fearne（2005）通过对牛肉市场的研究，对各种信息源的信息按重要性进行排序，首先是过去经历、家人和朋友推荐，其次是质量保证信号、包装、店员推荐、商品标识，最后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政府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等，该研究认为消费者主导的信息最重要，厂商主导的信息其次，政府和媒体主导的信息最差。这可能对政府、媒体的不信任有关。
3.知觉行为控制。知觉行为控制包括了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政府采取的监管措施等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其中，政府措施是影响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公众认为风险事件容易得到政府的控制，风险感知就会降低。Brewer and Rojas（2008）对美国消费者的研究发现，公众认为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措施越是有力，越是容易相信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评定的动物产品的安全性，从而越是放心食用。由此表明，政府监管食品安全的有效性影响公众风险感知与购买行为。
三、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放大与风险沟通
为什么有些相对较小的风险或事件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呢？这就是风险的社会放大。风险社会放大理论认为风险事件与社会、文化、政治、心理等相互作用，它可以放大或缩小某个事件所形成的风险和潜在威胁，其所产生的作用不仅是事件本身特征所决定的，也是由公众风险感知以及其它机构和群体的反应所决定的。提出风险社会放大理论的目的是解释风险感知和风险沟通的动态变化过程。风险信息经过风险符合传递给个体和社会放大站会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增加或减少风险信息容量，并突出信息的某些方面，使得公众风险感知发生变化。其中个体放大站，如知识文化水平、认知、信任等因素影响着风险信号的放大或缩小；社会放大站如政府、媒体、专家等会影响风险信号的放大或缩小。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说明了风险感知在风险沟通过程中会发生变化。
风险事件的属性是通过风险符号来描述的，采取何种沟通方式将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变化。风险沟通最初致力于调和政府、企业界、科学界和公众之间关于风险问题日益激化的矛盾，通过各种沟通方式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一种新的伙伴和对话关系形成。食品安全风险沟通，简单的是指政府相关部门及时有效地（借助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方式）与大众进行有效沟通，争取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与合作。此观点更多强调的是单向沟通，在社会民主化的发展下，双向沟通是必然趋势，这也给政府和媒体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没有采用风险沟通策略去应对，恐怕又会引发一场新的危机。可见，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社会放大与风险沟通策略是密不可分的。
四、食品安全事件风险沟通策略
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事件的风险感知会受到个人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在现代社会环境下，风险信息的传播在所难免，而风险沟通是一条转危为安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降低风险感知可以从风险沟通策略着手，在食品安全事件中，公众自身、新闻媒介、政府职能部门应该积极进行风险沟通，才能有效地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增加政府公信力。
1.公众自身沟通策略分析。公众可以通过生活经历、知识水平或者其他社会因素的信息传播和解释等能力来辨别风险，从而降低风险感知。知识水平的匮乏和个人辨别能力的不足使得公众加大了风险感知，造成盲从和恐慌。人们比较迷信专家，只要是专家声称可以解决的风险一般不会引起公众恐慌，但是当专家声称事件不明原因、可能存在未知风险时，公众的风险感知提高。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不同专家充斥不同的声音，公众无法对风险信息加工选择，模糊混乱，公众对信息产生疑虑，觉得风险超出自己辨别能力，加大了风险感知，就会被错误信息误导，出现非理智行为。如果公众对食品安全事件的相关知识了解的较为全面，客观的选择风险信息，就能理智看待和评价食品安全风险事件对社会和自身造成的影响，从而做出理性的行为反应。因此，除了加强个人科学素养和知识文化水平，培育风险意识和参与科普活动外，还需完善公众风险辨别理解力，纠正错误的风险信息，这样才能从容理智地应对风险。
2.媒体信息沟通策略分析。媒体是当代社会的主要信息媒介，它可以提高社会能见度，让公众获得更多的知情权，获得风险信息并寻求对策。媒体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过度报道与公众的积极关注会产生快速的风险社会放大效应，严重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不少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过度报道、传播不完整或是混淆事实，公众在对风险加工过程别关注致命风险信号导致公众理解偏差，造成食品安全问题无处不在，个人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错觉，使得人人自危，风险放大，甚至产生次生危机，如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后，香港澳门奶粉抢购风，海外奶粉代购风为主要表现。媒体可以建构风险、掩盖风险，还可以解释风险。媒体传播适度的风险信息，并解释信息，可以引导公众减少恐慌，提高风险承受能力，降低风险感知。因此，媒体沟通的方式对风险感知的放大与减小具有重要作用。媒体应该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帮助公众理解并解释风险信息。在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前可以与专家学者合作，告知风险的相关信息；在危机爆发期，注重传递公众如何保护自己免受风险之害的信息，听取公众风险和安全诉求；在危机发生之后，把宣传重点放在预防工作上。
3.政府风险沟通策略分析。政府公信力是遏制风险社会放大效应的有效手段。在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事件时，政府只有采取质量保障、监管措施、建立信息透明机制的风险沟通策略，才能重塑公共威信，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携手人民群众，共同应对当前危机。首先，政府应该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细化食品行业标准，把监管细节贯穿到生产、加工、存储、运输、销售的各个环节中。定期抽检食品，对问题企业进行处罚并曝光企业名单、产品目录，向公众提供详细的食品检测情况。此外，还需建立信息透明机制，它是提高政府公信力、恢复公众对食品安全信心的重要手段。如果政府沟通不及时、不到位，信息传递不顺畅，公众知情权受到限制，就会提高风险感知。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建立食品质量监控数据库，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正式渠道及时、系统的向公众公布数据，客观报告最新出现的情况。并建立双向沟通渠道，公众除了可以随时查询相关信息外，还可以提出疑问，政府相关人员需要及时给予答复，使公众充分了解情况，形成良好互动，体现了对公众需求的政治回应。同时欢迎群众举报，共同参与，协助解决与风险有关的冲突，并逐步恢复对政府信心。
参考文献：
[1] Meera Kim，Hyochumg Kim. Consumer attitudes and acceptanc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n Korea， Consumer Sciences incorporating Home Economics[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ference， 2003（12）：701-712.
[2] Hornibrook S A， McCarthy M， Fearne A.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risk： the case of beef purchases in Irish Supermarke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2005，（10）： 701-715
[3] Brewer M S， Rojas M. 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 issues in food safety[J]. Journal of Food Safety， 2008（28）： 1-22.
[4]张乐.食品安全与健康恐慌：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探析[J].汕头大学学报，2008（6）：67-71.
关键词：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安全风险管理方法
前言
航空公司运行最为关键的内容就是安全性能。航空公司在为人们提供运输服务的过程中，最为首要的责任就是保证旅客及货物的安全，安全性能直接影响着航空公司生存情况，同样对于我国航空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航空行业中，飞机在实际生产及后期维护无法保证百分百安全，一定会存在缺陷，飞机操作人员在实际操作中也有可能出现操作失误的情况，在由机飞行环境十分复杂，因此航空公司在实际运行中不发生安全事故是不现实的。从航空公司运行安全角度出发，航空公司在实际运行中已经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但对于规范航空公司运行行为，提升航空公司安全性能是十分重要的。
1 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的安全风险管理框架
1.1 航空公司不安全事件定义
航空公司不安全事件可以分为两类，分别为航空公司飞行事故与航空公司地面事故。航空公司飞行事故主要指航空公司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出现危险情况，造成人员上的伤亡，飞机零件出现故障损坏等情况。对于航空公司飞行事故细致进行划分，可以根据伤亡人数分为特重大、重大、一般事故。航空公司地面事故主要指航空公司在地面活动区域内出现航空设备及人员上的伤亡，从航空公司人员及经济效益的角度进行细致划分，可以分为特重大、重大及一般三类情况[1]。
1.2 航空公司安全风险管理实施现状分析
近年，我国航空公司发展迅速，所拥有的飞机数量，飞行范围也在逐渐增加，这也增加了航空公司安全风险。目前，航空公司安全风险管理的主要管理对象为航空公司运行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安全事故，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管理形式，分别为预防性安全风险管理及事件安全风险管理。在航空公司开设新的航线中，对于航线运行中的安全风险管理就是预防性安全风险管理，对于新航线运行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安全事故进行管理就是事件安全管理。航空工作在安全风险管理过程中，已经先后创建了对于管理工作五个方面的系统，分别为风险管理系统、危险识别系统、安全风险系统、风险评价系统、风险控制系统。航空公司安全风险管理在实际应用中，首先根据航线实际运行情况及相关的法律政策，对于航线进行实时性监测，进而对航线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分析管理。航空公司在确认安全风险对象后，专业性的人员会对航空公司中的相关性业务进行调整，最终保证航空公司的安全运行。
1.3 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安全风险管理方法的基本框架
文章对于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安全风险管理方式研究中，将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为其制定了针对性的航空公司安全风险管理方式，具体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安全风险管理方法步骤如下：
1.3.1 明确不安全事故中的安全风险
航空公司对于每条航线上的实际运行情况都会进行全天性的监控，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监控对于航线上存在的不安全因素进行了解分析，发现航线上的不安全事件，进而明确航空公司不安全事故安全风险对象[2]。
1.3.2 对于安全事故中的风险系数进行分析
航空公司对于可能存在的不安全事故相关性信息已经建立了信息资源中心，在对于不同类型的不安全事故风险研究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风险系数评价体系。航空公司对于不安全事件风险系数分析过程中还会使用灰色预测法，对于航线中可以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发掘，最终将航空公司航线中的不安全事件风险系数进行分析。
1.3.3 不安全风险事故评价
航空公司对于任何的安全事故的原因及风险都会进行评价，让全部的不安全事故都成为航空公司安全管理中的重要资源。
1.3.4 不安全事故原因识别
基于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安全风险管理方法的基本框架分析得出，不安全事件原因及流程进行了解，最终将不安全事故原因进行识别[3]。（如图1）
2 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的风险分析和评价模型
2.1 风险分析和评价模型概述
风险分析和评价模型就是对于航空公司运行中的不安全事件进行分析及评价。对航空公司风险进行分析中能够了解到此次不安全事件的风险系数，让航空公司的不安全事故在可运行的情况下，对于严重的不安全事件立即停止航线的运行。
2.2 安全风险确认
航空公司对于运行中的不安全事件的信息资源已经有效整合，对于不安全事件原因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展航线运行中的不安全事件及降低安全风险系数的方式，对于航线实际运行中的安全风险管理方法具有重要作用[4]。
2.3 风险分析和评价模型
2.3.1 风险可能性评价方法
航空公司对于不安全事件风险可能性评价中通常使用灰色预测法，这种预测方法需要使用的信息资源较少，但是对于不安全事件风险预测具有较高的精准性，对于不安全事件风险系数也较为容易计算，在不安全事件实际应用也十分广泛。文章对于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安全风险可能性评价中，使用灰色预测方式进行研究，采取灰色预测法在实际应用前，需要对不安全事件中的数据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判断，在发现变化规律的过程中，对不安全事故风险可能性进行评价。
2.3.2 风险严重性的评估方法
航空公司的每一件不安全事件都会具有一定的影响性，对于风险严重性评估中，需要对于严重性影响力进行平均性计算，进而对航空公司不安全事件风险严重性进行评估[5]。
2.3.3 安全风险状态的评价
航空公司对每一件不安全事件的风险状态都会进行系统性评价，主要使用的评价方式为矩阵评价法，这种评价方式不仅使用较为简单，并且能够将安全风险状态直观性的体现。文章对于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安全风险管理方法研究使用的就是矩阵评价法，对于不同状态的安全风险进行客观性评价。
3 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的危险源识别和权重分析
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的危险源识别和权重分析就是增加航空公司安全性能，促进航空公司制定针对性的不安全事件防范措施，对于不同安全事件对航空公司的影响进行权重，最终航空公司才能够了解到不同安全事件的影响水平。危险源识别和权重分析中，不安全事件人员对于事件会从流程及源头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最终将不安全对象进行确认[6]。
4 结束语
我国民航事业在不断发展，安全管理工作已经成为了航空公司运行的核心内容，因此安全风险管理内容是增加航空公司运行安全性能的重要途径，也使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在实际管理中更加具有针对性。文章以航空公司运行不安全事件安全风险管理方法进行了简单性研究，对于安全风险管理更加简洁及针对性的原因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对于不安全事件的安全风险管理方法进行了相应研究及分析，希望我国航空行业在实际运行中具有更加广泛的安全性能。
参考文献
[1]王永刚，王灿敏，郑红运，等.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航空公司不安全事件致因复杂性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3，8：71-77.
[2]孙殿阁，孙佳，王淼，等.基于Bow-Tie技术的民用机场安全风险分析应用研究[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0，4：85-89.
[3]董念清.国际民航安全法律――基于马航MH370事件和MH17事件的分析[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1-52.
[4]王岩韬，李蕊，卢飞，等.基于运行数据的航班运行关键风险因素推断[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16，1：182-188+216.
[5]邵雪焱，刘铁祥，刘继军，等.航空安全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J].科技促进发展，2012，3：21-28.
【关键词】不安全事件 空管 风险管理
对于任何交通运输行业来讲，安全是其永恒的主题。空管管理过程中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会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可以说，空管的安全现状对整个航空系统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1.空管的相关概念
空管全称是空中交通管制，就是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控制和检测飞机的飞行过程，保证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的安全以及飞机能够按照预定好的路线飞行，并到达指定位置。
空管的管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雷达管制。雷达管制就是雷达管制员通过雷达所显示的信息，来了解本管制区域内所有航空器的位置及状况。这种管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各航空器彼此间的间隔，并且能够使管制人员在指挥过程中由被动变为主动，因而整体上提高了航空器在飞行过程中的安全，使航空器能够高效、有序的进行工作。另外一种管制方法就是程序管制。程序管制不像雷达管制那样，需要精密的雷达监控设备，程序管制只需要地空通话的设备。这种管制方法就是通过通话设备，管制员了解飞行员所在位置及各航空器之间的位置关系，由此了解空中交通状况以及变化的趋势，并向飞机放行许可，进而指挥空中交通。程序管制这种方法也可在雷达失去相应效应时候使用，以便在雷达出现故障过程中依然能够指挥空中交通。
2.我国空管风险因素及现状
2.1空管风险因素
空管风险因素多种多样，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因素：人为因素、组织管理因素、恶劣环境因素及设备因素。如图：
2.2我国空管管理现状
我国空管风险管理虽然已经初见成效，但是目前还存在许多状况。首先，我国未建立风险管理理念体系。这导致空管风向管理过程中很难实施相应的对策以及方法处理不安全事件。其次，我国风险管理机制不健全，风险管理过程中导致运行机制落后，监督机制不完善。然后，风险管理责任体系缺失，问责制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全员责任体系很难到位。最后，风险管理人才匮乏，技术设备落后以及对信息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
3.对我国目前空管风险管理现状的建议措施
空管管理涉及到航空器的安全飞行以及人员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状况，所以必须对空管风险管理体系进行不断的完善，以保障航空器的正常运行。
3.1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在空管风险管理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培养员工对空管风险管理的整体认识，使其意识到空管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在空管风险管理工作人员的选用上，要注重人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并且还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对于出现问题的员工要严厉惩罚，给以教训并能够让其他人员引以为戒。同时，空管管理是一门与高新技术联系紧密的门类，空管管理人员要定期更新设备及技术知识，可以邀请国内外优秀专业人员对管理人员进行知识宣传教育，确保管制员的整体素质。
3.2建立空管风险管理的相关原则及制度
目前我国并没有形成有关空管风险管理的相关原则以及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这导致空管风险管理过程中不能依照有效、正确的规范进行，使得各个管理系统整体处于一个各自分离，不成系统的状态。建立空管风险管理的相关原则，例如从实际出发原则、精确原则等，使得管制员的工作的时候能够依照有关原则进行。同时还可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将各项内容依规范条文的形式展现与众人面前，提升其强制性。这样就能够使整个空管风险管理能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并形成一套机制，保障空管风险管理工作的正常、有序、高效进行。
3.3建立相关责任体系
我国空管风险管理中并无有明确的责任体系，这就导致一些人心里存在侥幸心理，不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这就需要建立严格的责任体系，可以实行分工负责制，就是每个人在各自领域管理各自事项，哪一环节出现问题，主管人员就可以就其相关部门进行惩罚。这样在员工心里就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管理目标，做起事来就能够有重点、有主次。
还应该制定相关的风险等级表，对于处于何种等级下的责任实行相应等级的处罚，做到奖罚分明。
3.4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
针对我国空管风险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状况，有关人员可以查询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引用，使之变成符合我国现实的管理方法。主管人员可以要求员工定期出国考察学习，并为其出国考察学习提供相应的条件。这样员工个人提高了知识能力，同时也能给我国相关管理方面带来优秀的管理经验。
4.结语
空管作为航空器能够安全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和作用。虽然我国空管风险管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只要正视这些问题，并采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使其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不断的为我国航空事业提供更优秀的服务。
参考文献：
[1]何世明.浅谈风险管理在空管指挥工作中的应用[J].华章，2011，17（24）：97—98
关键词：风险感知 消费者行为 应对方式 食品安全事件
中图分类号：F426.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024-02
一、引言
2008年9月爆发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使消费者对问题食品的风险认知急速攀升，进而引发了消费者对问题食品的市场需求骤降。然而在危机情形下，消费者行为反应并不总与他们面对的风险真实水平一致。{1}本文以乳制品安全问题为例，在讨论风险感知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应急管理措施对消费者风险感知的影响，进而探讨风险感知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讨论风险感知对消费行为影响时，引入风险感知内生性问题的研究。讨论内生性问题的必要性在于：考虑到风险感知是一个主观变量，可能与消费行为互为因果关系；其次，以往文献中指出一些变量可能同时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风险感知。如：Slovic{2}利用消费者的个体差异来解释公众的风险感知，而消费者的个体差异也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
二、概念性框架
Arrow{3}和Pratt{4}为分析风险知觉对消费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考虑一个消费者效用函数U（w），式中w表示财富。这里我们假定消费者认为消费某品牌乳制品是有风险的，因为他们知觉到消费该品牌乳制品可能会由于含有过量激素而存在导致致癌的潜在成本，所以消费者消费的期望价值以随机变量z（方差为σ2）表示，假设E（z）=0。定义K为风险溢价，即乳制品消费与得到价值为K的货币效用无差异。也可以理解为，K代表消费者消费乳制品的货币价值。这意味下列等式成立：（1）；等式（1）两边以w为中心进行泰勒级数展开，整理后可得：（2）。等式（2）意味着乳制品消费的价值随着σ2递减。σ2表示乳制品消费的知觉风险，理论中指出知觉风险增加，乳制品消费价值下降，乳制品消费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降低。根据等式（2），结合以往的文献{1}，{3}-{4}，我们得到可检验假设：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从乳制品消费中知觉到更大风险的消费者，相对于知觉到较小风险的消费者，消费乳制品可能性更小。
三、计量模型
（一）风险感知的内生性
需考虑风险感知内生性问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计量分析中我们会遇到“感知和行为相互影响”的问题，这样风险感知和消费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2）一些变量可能影响消费者的风险感知但这些变量很难测度，造成实际模型中变量缺失问题。我们尝试引入与风险感知有关的工具变量解决此问题。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由于调研中反映消费者购买减少程度，风险感知程度等重要变量的数据是以分类数据为主的离散数据。并且考虑到本文风险感知内生性的问题，我们尝试运用工具变量Logit模型（Instrumental variable Logit model，简称IV Logit）分析安全事件发生后消费者购买行为变化的影响因素，具体模型如下：（3）；（4）。其中，y1i为因变量，表示消费者乳制品购买减少程度；x1i为除风险感知以外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其他因素，包括消费者个人特征变量、消费者家庭特征变量、消费者风险偏好、消费者对不同信息源的信任程度；y2i为内生自变量，表示消费者风险感知程度；x2i为影响“消费者风险感知程度”的工具变量，包括政府应对危机方式的选择、企业应对危机方式的选择以及消费者对相关制度的了解程度。β1，β2，γ1，γ2分别为两个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参数。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5月对北京市消费者的抽样调查。调查随机选取了北京市海淀区中具有代表性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紫竹院、玉渊潭、中国农业大学4个场所作为调研点，对场所附近的超市内的消费者进行询问访谈。共完成问卷250份，其中有效问卷213份，有效率为85.2%。
（二）样本基本特征，消费者风险感知和消费行为变化的描述性统计
从调查的样本特征来看，女性比例占一半偏多（约56%）；90%以上的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接近五分之一的被调查者从事与食品行业相关的职业；约70%被调查者的家庭规模在2～4人；年龄分布总体不均衡，以20～50岁中青年人为主（90%以上），他们构成商场和零售点乳制品的主要购买者。大部分被调查者（70%）的家庭有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或老人。
摘要目的：提高医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及早发现风险隐患，减少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方法：对2010年1~12月收治的老年手术病人118例非惩罚性记录报告显示的护理不良事件分析其主要原因，与2011年1~12月采取风险评估、安全管理等对策167例老年手术病人实行前后的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在压疮、药物相关问题、导管滑脱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提高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利用风险评估表量化评分，识别高危人群，采取预防措施，细化安全管理，对减少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老年病人；手术；风险评估；安全管理
doi：10.3969/j.issn.1672-9676.2015.02.063
作者单位：066004石家庄市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朱俊青：女，本科，副主任护师
通信作者：郑素芬
基金项目：河北省卫生厅课题（20120287）
我国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医学技术的进步，使高龄手术病人数量不断增加，由于老年生理机能及心理承受力的衰退，很多病人还合并其他慢性疾病，住院期间易发生跌倒、坠床、管路滑脱、压疮、烫伤及药物相关因素等不良事件［1］，造成伤害，甚至威胁病人的生命安全，降低病人及家属对治疗的满意度，引发不必要的纠纷。为此，我科自2011年开始加强对医务人员的风险意识教育，采用风险评估表量化评分，强化老年手术病人的风险评估，细化安全管理，采取个体化、预见性措施，把以往出现问题后的被动处理改为主动防范，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现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选取2010年1~12月收治的60岁以上手术老年病人共118例为研究对象，年龄60~88岁，平均69.20岁。病种主要为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脾切除加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胆管切开术、胆管癌肝癌切除术。
2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12月收治的老年手术118例病人病例，非惩罚性记录报告显示的不良事件包括跌倒烫伤、压疮、药物相关问题、导管滑脱、投诉等，采用头脑风暴法，分析发生不良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管理措施不科学、风险意识低、护患护医沟通不良、评估不准确、环境设置、安全教育及措施不到位等［2］，自2011年1月开始制定管理对策如下：
2.1提高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成立由护士长、责任组长、责任护士组成三级质量控制和风险评估小组，对护理工作中潜在的护理风险进行识别、归类、分析，明确工作环节中的风险隐患、易发部位，明确风险管理的重点，制定针对性的规章制度［3］；每月开展1次护理质量评议会，学习相关法律知识，进行案例分析，根据现存或潜在的风险不断修订原有的规章制度，完善护士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并严格落实；查找资料，制定专科风险评估流程和发生不良事件的应急预案，定期演练，人人掌握，以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流程提高医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保证护理安全。
2.2风险评估改变住院期间出现风险后给予评估，采取相应的预防治疗措施，且评估无量化，更多依靠护理人员的主观认知方式。采取压疮、跌倒、坠床的量化评分，评估在病人入院后6 h内完成，在入院宣教增加预防烫伤的内容，并根据科室特点增加了导管脱落危险因素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评估。所有评估表常规每周评估1次，危险因素发生变化则随时再评估。
2.2.1压疮采用Braden危险因素评估表评估内容包括感觉、潮湿、活动力、移动力、营养及摩擦力6个部分，总分值范围6~23分，分值越少，发生压疮的风险越高。<18分提示有轻度压疮风险，给予病人床头挂防压疮标志牌，利用文字和语言对病人及家属进行防压疮知识宣教，并签字告知，告知书入病历存档；<14分提示中度压疮风险，告知责任组长及护士长，依据病人病情、营养状况、经济能力、意愿等选择预防压疮的措施，可使用减压贴或涂擦药物，使用气垫床，加强翻身等个体化方案，责任组长及护士长每日跟随交接班检查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效果，不断修正风险评分及方案。
2.2.2跌倒坠床的评估采用一张评估表，危险因素分为9大类，包括：年龄、既往史、疾病、意识、视觉、听觉、活动能力、排泄、用药情况。总分值范围0~36分，总评分≥8分为高危人群，报告护士长，挂防跌倒坠床警示牌，预防知识告知病人及家属，在告知书上签字，执行相关防护措施，如：穿防滑鞋子；拖地后避免不必要的走动；常用物品放在伸手可及处；夜间使用地灯；床边勿放杂物等。和家属沟通安排好陪护，提醒日常起居要做到“3个半分钟”即醒后半分钟坐起，坐起半分钟再站立，站立半分钟再行走［4］。对手术后意识不清、烦躁及处于半卧位时，使用约束带和床档。护士长要每日检查措施落实情况，对依从性差的病人和主管大夫交流相关信息，共同采取干预措施。
2.2.3导管脱落危险因素评估表从导管类型、导管固定、意识、依从性4个方面评分，每项依据低、中、高危程度给予1，2，3，4分，如一个项目涉及多个内容则将分数累加，总评分≥8分为高危人群。挂防导管脱落警示牌，每班交接时查看导管情况并记录，重力导管使用高强度外科胶带或加压固定胶带，其他导管使用导管固定装置，加强巡视，必要时给予约束。高危人群必须报告护士长，每天督查措施落实情况。
2.2.4采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Barthel指数）对病人依赖程度进行调查，得分在0~100分之间，≤40分表示重度依赖，41~60表示中度依赖，61~99分表示轻度依赖，100分表示无需依赖。所有病人入院时均要评估，手术后和恢复期病人需再次评估，影响活动能力的因素发生变化时再次评估。护士根据评分关注病人，与家属沟通，安排陪护，协助完成基础护理，保障安全。
2.2.5建立科室医护交流的平台鼓励发表意见，每周1次沟通病人相关信息，提出问题，针对病人现存和潜在的风险进行讨论，并提出改进方法。医师的参与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提高病人的依从性，从而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2.3安全管理
2.3.1环境设置分析不良事件，在环境方面做了如下改变：公共厕所内配置坐便椅，厕所墙上增加扶手和挂钩，洗漱间地面铺防滑垫，病房厕所全部改为坐便，马桶前方安装紧急呼叫按钮，厕所入口地面贴“防止跌倒”提示字样。每间病房设健康教育宣传栏，防跌倒防坠床预防措施、高血压、糖尿病相关知识手册放置其中，方便病人家属随时翻看。同时放在书报栏内供病人拿取。分配床位时尽量将老年病人放在距离厕所较近的位置。
2.3.2安全教育将安全知识教育具体化，操作性强，如：病人穿防滑拖鞋，地面湿滑时避免下地行走，不要私自使用热水袋，睡觉时拉起床档，呼叫铃放在伸手可及处等，并要求在安全告知书上签字。研究显示［5］，跌倒多发生在夜班时段，占到67%，和排泄有关的占到23.24%，在此时段，夜班增加对高危病人的巡视，责任护士增加安全教育的频次，以引起病人家属的重视，主动配合医护工作。培训学习各种导管的固定方法，了解各种胶布的特点，引进高强度外科胶带和导管固定装置的使用，妥善固定导管，防止脱管。
2.3.3药物相关问题制定新的制度：实施双人核对，反向核对，口服药发药签字，病区内备药设查对登记本，每月查对一次并记录，输液卡输液完毕后双联核对签字。巡视病房时观察询问病人用药反应，耐心倾听诉说，及时和主管大夫沟通病人用药情况。
2.3.4心理护理增加护理人力资源，使护士有更多的时间接触陪伴病人，对病人术前术后的焦虑、恐惧、担心能及早觉察，与病人交流、耐心细致解释相关问题，对焦虑严重的病人提请主管医师注意，建议请精神卫生科会诊，予以干预。针对老年病人不愿麻烦他人的心理，从治疗的角度向病人解释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鼓励其有不适时及时告知医务人员。
2.4评价标准比较2011年1~12月老年手术病人167例与2010年1~12月收治的118例老年手术病人发生的不良事件。
2.5统计学处理采用PEMS 3.2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3结果（表1）
注：2010年跌倒坠床烫伤4例，压疮5例，药物相关问题6例，导管滑脱7例，投诉2例；2011年压疮1例，药物相关问题2例，导管滑脱2例
4讨论
医疗护理风险不仅对病人的健康权益和经济利益构成危害，也会给医护人员的正常工作和医学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果能够关注各个环节的风险所在，那么风险的发生率会大大下降［6］。因而分析、识别护理工作环节中现存的和潜在的风险，建立工作流程，应急程序和预案，树立全员风险意识，明确职责，标准化关键程序，避免过分依赖人的警惕性，是降低不良事件的有效方法。
老年病人生理机能衰退，免疫和应激能力下降，应对手术的支持能力下降，风险增加，通过评估病人的主观因素、客观资料、一般情况及特殊变化，判断病人病情变化，预测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做好安全预防工作，对潜在风险提前采取预防措施。使护理工作有预见性，同时做好心理护理和老年病人及其家属的安全教育，医护患之间共同协作，加强沟通，把各种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的保证病人的安全，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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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4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7）06（c）-0131-03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on nursing quality and risk event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abdominal surgery.Methods 110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5 to December 2016 were selected，b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 on June 2016，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to control group，an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The nursing quality，mental status and risk events of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application were compared.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the scores of communication skills，proficiency，responsibility，service attitude，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y，writing standardization of observ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
[Key words]Abdominal surgery；Nursing safety management；Nursing quality；Risk
腹部外科疾病是临床多发病、常见病，多需实施手术治疗，因手术具有创伤性，易出现手术并发症，存在一定的风险[1]。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其自身权益及健康安全等方面的意识明显增强，对护理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2]。因而，医患纠纷事件时有发生，医疗矛盾不断增加，而护理安全是反映护理质量水平的关键，与治疗效果有密切的联系[3]。因此，有效地保障患者安全，加强护理安全管理尤为重要。本研究选择我院行腹部外科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按实施护理安全管理前后分组，分析护理安全管理对腹部外科手术患者护理质量及风险事件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于2016年6月实施护理安全管理，选择2015年8月～2016年5月就诊于我院的110例行腹部外科手术患者为对照组，其中男67例，女43例；年龄19～72岁，平均（48.31±3.57）岁；胆囊切除术31例，胃切除术22例，十二指肠穿孔及胃穿孔修补术10例，阑尾切除术47例。另选择2016年6～12月就诊于我院的110例行腹部外科手术患者为观察组，其中男70例，女40例；年龄18～73岁，平均（48.26±3.54）岁；胆囊切除术29例，胃切除术20例，十二指肠穿孔及胃穿孔修补术12例，阑尾切除术49例。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实施腹部外科手术，均知情并自愿参与治疗，且签署知情同意书，意识清楚；排除标准：精神疾病者，依从性差者，肝肾等功能不全者，手术不能耐受者。统计学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按传统医疗模式进行处理护理差错和事故、安排护士工作，并给予常规护理服务。观察组按护理安全管理进行护理，包括。①成立安全管理小组。小组由6名成员组成，选择1名从事配合外科手术的护士为小组组长，以及2名工作年限>5年护师和3名主管护师组成。②分析护理风险。分析体系内部风险：包括制度不健全、操作流程流畅度不足等，以及护理人员培训不到位，对规章制度检查力度不足、执行力欠佳、监管力度不够；分析护理人员隐患：包括未参加过系统培训，法律意识薄弱，违反护理操作规范，执行临时医嘱不规范，专业知识缺乏，病历书写不规范，操作技术熟练度欠佳，抢救危急患者应变能力欠佳；分析患者与家属之间的隐患：包括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不足，而导致患者出现紧张、恐惧等不良情绪，影响护患关系和治疗效果。③护理安全管理措施。完善管理体系：根据护理和体系内部风险分析结果，对护理安全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使护理工作的各个流程更加规范，为保证护理工作的执行力度，同时建立工作流程，定期开整改会议，对护理存在问题进行讨论并加以改进。增加医护人员法律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定期对医护人员进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护士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培训；技能与理论培训：定期对护理人员进行固化岗前入职、岗位强化等方面培训，并对业务学习、理论、操作等方面进行考核，强化护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素养，提高其专业技能；充分利用健康教育理论：围术期加强对患者实施健康宣教，注重患者个性，及时了解患者的自我诉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需求，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术前加强访视，术后定期回访，能及时了解患者病情变化，并给予及时干预，能减少患者发生并发症；合理分配护理人员：根据手术室护士的工作压力及强度，制定针对性的排班制度，尽可能将其工作强度降低，提高护士的工作效率。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的护理质量，包括沟通能力、熟练程度、责任心、服务态度、应急能力、书写规范性等6个维度，每个维度总分为25分，分数高低与护理质量成正比[4]；记录两组风险事件发生情况，包括护患纠纷发生率、医院性感染率、护理差错率、护理投诉率。SDS和SAS评分标准对两组患者心理状况进行评估，总分各100分，分数越高患者心理状况越差。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n）及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χ2）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护理质量的比较
对照组各项护理质量评分均明显低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风险事件发生率的比较
对照组各项风险事件发生率均明显高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两组心理状况的比较
护理前两组SAS、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SAS、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近年来，人们对卫生保健意识越来越强，对医疗服务要求也随之增强[5-7]。加之腹部外科手术为创伤性治疗，伴有一定的风险性，术后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8]。因而，医疗纠纷事件时有发生。大量研究显示，提高护理质量不仅能将护理服务质量提高，还能保护患者，对减少医疗纠纷事件具有重要的作用[9-11]。护理安全管理能促进临床护理服务的完整性，为质量效益医疗管理模式，能较好地评估治疗效果和护理服务质量[12-14]。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样品陆续送到该实验室，其中包括国家级、省级还有基层的样品。伴着跳动的火焰、器皿轻触的声音，吴平谷等实验人员描绘着复杂的曲线，以纸笔完成原始记录。
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夏季，风险监测的任务量与日俱增。监测设备夜以继日地开动，实验人员白天黑夜地加班。
这是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末，每千人口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样本量要达到2件，有着5000多万人口的浙江省，样本监测量一直排在全国前列，计划在2013年年底，每千人风险监测样本量要达到0. 5件，但这距离国家目标，还有4倍之遥。
当下，中国的每一个省份都在推进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国家卫计委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共设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点1196个，覆盖了100% 的省份、73%的地市和25%的县（区），并启动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建设试点项目。
2013年7月4日，据财政部网站消息，中央财政下拨2013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1亿元，专项用于支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建设项目。覆盖全国的监测体系，如今囊括肉、蛋、奶，应形势之需，还将网购食品等新品种逐步纳入监测名录。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自2010年推进之后，究竟有何作为？面对三聚氰胺、塑化剂、“地沟油”等层出不穷的食品有害因素，监测体系以何种方式，降低其带来的健康风险？监测体系本身又面临怎样的困境，带着这些疑惑，本刊记者近日探访了国家级、省级等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机构。
监测项目不是越多越好
吴平谷2000年大学毕业来到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赶上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萌芽阶段。
实验室简陋，最初的监测项目很简单，只有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和微生物的监测。“全省只有四五个人在参与风险监测，因为监测项目过少，一年只能获取几百个数据。”吴平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当时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一个在全国16个省份以课题形式展开的项目，由科技部和卫生部立项，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地域分布及各地实验室能力组成项目组。不少地方疾控中心并不愿意参加风险监测项目，理由是条件有限。
“其实关键是资金有限，刚开始没有任何经费支持，是无偿监测。”吴平谷说。
以课题形式进行几年后，风险监测演变为卫生部的行动计划。“风险监测的规格升级后，全国一年整体投入达到两三百万元，但是，分配到每个省也就5万至10万元左右，监测种类仍非常有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蒋定国告诉本刊记者。
截止到2009年，食品中化学物污染物监测在17个省份展开，微生物监测在22个省份进行。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真正纳入政府工作范畴，是在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以后。该法要求卫生部每年制定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也要制定相应方案。
2010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在全国31个省份正式展开。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宁的办公室，记者注意到一份“2012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其实就是2013年正在监测的对象）。监测计划包含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食源性致病菌、食源性疾病等五大项。监测指标有100多项，包括铅、汞、砷等等。
“监测的项目并非越多越好，还得考虑实际监测能力。”李宁说，每年的监测计划都会适当调整。卫生部首先征询各部委以及各省的意见，所有意见汇总到国家风险评估中心，形成最终的监测计划。
“黑名单”制定的速度赶不上违法的速度
各方纷繁复杂的意见，最终能否纳入监测计划，依据的还是优先监测原则。敏感人群的食品如婴幼儿食品以及老百姓消费量大的食品都是重点。
优先监测的项目中，引人关注的还有一些易滥用添加剂的食品，以及非法添加物。日前，已经公布的食品中非法添加物和易滥用食品添加剂“黑名单”有6批，涉及非法添加物64种、易滥用食品添加剂22种。
谈及“黑名单”的出炉过程，李宁从技术层面给出了解释。一类是依据市场上已经被媒体曝光发现的品种，这一类在黑名单的名录中占到50%以上；一类经由全国各地监管人员发现的线索去判定，国际范围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偶尔也会成为线索。
到现在为止，公布的最后一批黑名单是“塑化剂”（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李宁说，未来可能陆续新的黑名单，非法添加剂已经成为监管重点。“我们想努力扩大黑名单，依据此名单，让监管部门加大监管的力度。但是难就难在黑名单制定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违法分子制造非法添加剂的速度。”
2010年至今，全国监测了44万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样本，获得300万份数据。李宁坦言，通过这一监测体系查出来的问题很多。有些会向社会公告，进行相关食品产品的召回，比如伊利的汞问题。但是有些健康风险不是很大的食品安全问题，会在监管部门内部进行处理、消化。
“毕竟地方政府不愿意制造恐慌，已经处理好，把风险去掉了，就不对外公开了，比如南方一些地区食品中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其实监测体系发挥不少作用，具体不好对外说。”一位不愿具名的食品安全监测机构负责人告诉本刊。
一个逐级上报的系统
婴幼儿奶粉、熟肉制品里是否含致病菌、蛋类蔬菜类有无化学污染物……这些纳入食品安全监测范围的内容通过怎样的过程，才能确认发现并公之于众？这一过程往往是秘而不宣的，其中涉及的不仅是专业监测机构，也有各级政府的作为。
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本刊记者注意到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向全国每一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机构开放，各机构可以通过密码进入到这个数据库。数据库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县一级的机构。“县一级监测能力不行，主要负责采样，监测至少在地市一级。”蒋定国说。
在技术层面，各食品安全监测机构可以实现均等化的信息上报。但现实中，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仍是一个逐级上报的系统。
各级监测机构会按要求向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送监测数据，如发现问题，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辖区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后者向卫生部和省级政府报告。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地方政府报告的同时，也会及时向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输送监测数据。“一旦发现覆盖几个地区的系统性风险，中心就会报卫生部，进行紧急会商、沟通，去年的伊利婴幼儿配方奶粉汞含量异常，今年的贝因美奶粉事件等都在监测计划范围内。这类事件要及时发现苗头，汇报后消除风险。”蒋定国说。
598家“哨点医院”
我国对于传染性的疾病已经形成较好的上报传统，“而对于非传染性疾病，则是从2010年才开始建立报告制度。”李宁说。以搜集信息和数据为目的的全国食源性疾病（包括食物中毒）报告网络自2010年开始建立，最为欣喜的变化，就是强化了食源性疾病中异常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的报告制度。
异常疾病与异常健康事件报告制度是由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触发而形成的。婴幼儿肾结石的病例早在2008年2、3月份已在一些地区出现，均未引起重视，直到7月才从甘肃报到卫生部。
上述报告制度与医院体制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医生不仅要看病，发现异常病例还要有及时报告的意识。医生报给当地疾控中心，疾控中心报给当地行政部门，同时也报给卫生部。若觉有必要，随即启动流行病学调查。
从2010开始，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体系在每省设立了10家“哨点医院”，2013年要求每省至少有30家。目前，全国共有598家“哨点医院”参与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但覆盖范围仍很有限。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推广监测点已不存在技术难题，却有着不可避免的观念障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培训医生参与监测的课堂上常常听到抱怨：临床已经很忙碌，哪有时间去分析异常病例；异常病例的概念不好划定，无法判断。
李宁坦言，“异常病例”很难定义，有时就是凭医生的敏感性，发现一例就上报一例，如果疾控中心从不同医院或地方，收到类似病例有3例，就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食源性疾病的监测点，现正在从省市推广到县一级基层，只能依靠行政命令。”蒋定国认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报告制度，首先还是需要各级行政部门来协调，如此医院和疾控中心才会配合好。
目前的食物中毒病例的上报率依然是令人担忧的。“本来想统计每年有多少起食物中毒、多少人中毒等信息，为整体预防做信息准备。目前设定好了，结果根本实现不了。大家都不报，我们掌握不到确定的信息。”李宁表示，地方政府对于食品安全中毒事件的上报，还是颇有忌讳，怕影响政绩。
监测机构尚待扩充
因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公众舆论高度关注非法添加剂的监测，而在国际范围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中，微生物污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则是多数国家首要的食品安全问题。
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设置主动监测网络，一度监测到某批次的香瓜在某几个地区出现污染问题，及时研究判断，发出预警，阻止其销往其他几十个州府，从而避免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爆发。
在中国境内，当下的监测重点也已转向主动监测。随着物流的发展，包括食物中毒在内的食源性疾病通常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呈现分散式爆发，通过主动监测网络，可以把信息汇集在一起，通过临床症状、实验室检验加流行病调查三种手段结合，提前判断、预警一些大范围的食品安全事件。一般跨省的监测结果，由国家疾控中心来判断预警，省内的监测结果，由省疾控中心来判断预警。
因主动监测体系对专业技术性要求高，2012年启动后，每省只有10家医院有条件参与其中，多数县级医院还没有条件实现。
主动监测体系需要极大的物资、设备投入，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以九龙治水的方式，归工商总局、卫生部、农业部多家管理，一度陷入资源重复浪费的窘境。2013年3月，随着大部制改革，主要监测体系的整合有了新的可能。目前食药总局正在和卫计委讨论如何合力监测。
主动监测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监测机构的扩充成为必然。国外多由第三方机构参与，因为它们更具公正性。国内现在主要还是依靠隶属于部门的、事业单位性质的监测机构。“我国第三方机构起步晚，力量比较弱，规范性较差，主要是认证不完善。要形成一定规模，还需要一个过程，也许20年左右能发展起来。”蒋定国说。
目前国内的食品安全监测网络体系并不包括第三方机构。第三方难以参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收费较高，而风险监测目前多是在行政命令下操作，利润过低。
“曾有多家第三方机构申请参与政府监测任务，但这些机构对于某一样本中一个指标的检测费就要收取几百元，而疾控中心等事业单位检测十个指标，才收几百元。”李宁说。
东部地区的纠结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针对一个样本，花费基本就在千元左右，而风险监测中所用仪器特别是大型仪器以进口居多，购买、维护等费用之高，更是令不少西部地区疾控中心负责人咂舌。
“海南、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监测条件之差，超出想象。”蒋定国回忆，前几年去海南时，在省一级的实验室里，场地拥挤到连小型仪器都没有足够空间摆放，而涉及食品中化学污染物监测最基本的设备如液相磁谱、气相磁谱全都没有。
因为条件差到基本的监测项目几乎无法开展，2010年开始，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陆续以每年一个多亿的投入，试图改善西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硬件缺失的局面。经费下达后，最终以县为单位，依据人口来划分拨款额度。除去设备投入，中央还为西部地区的每个省份每年提供200万至300万元左右的监测经费。
在国家的这笔投入中，东部九省市并没有纳入。“针对东部九省市，国家的态度是只给政策，不给经费，毕竟东部的条件比较优越，浙江、广东等地的实验室条件比国家风险评估中心还要好。”李宁说。即使没拿国家一分钱，像浙江这样的东部省份，每年提供给国家的监测数据量都在前列，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都是超额、超量完成。
然而，东部九省对于中央不同的投入力度并非心服口服。蒋定国在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培训中，时常听到山东、福建省份的风险监测负责人抱怨经费缺乏。
即使在外界看来条件优越的浙江省，也觉得经费投入“有苦难言”。浙江省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章荣华表示，东部虽然比西部发达，但是经费预算的要求更高，如果原来没有列入项目的，要增加一个项目预算都非常困难。而且政府对于食安风险监测这项任务的内涵不是很清楚。直到现在，浙江也没有常规的食品安全监测经费做保障。
2000年以来，浙江省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费用基本依靠课题费或项目费来解决。“明明需要的是食品中污染物的监测经费，但只能通过别的项目科研经费来调节，打球。用于食品营养研究的工作经费，也会匀出一部分用于监测。”章荣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