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7 15: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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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 企业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
一、引言
传统的“股东导向”发展模式强调企业的经济属性，因此长期以来公司治理问题需要考虑的仅仅是在两权分离的框架下，确保管理层对股东负责。然而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企业规模不断扩张，股权结构趋向分散，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频发;大股东通过敌意收购、合并重组来谋取自身利益。环境与资源的压力和各相关方自身意识的增强促使企业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社会属性日益突显。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更多地融入社会责任理念，谋求可持续发展。曹素璋（2004）认为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企业对自身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这既是企业的经营理念，也是用来约束企业经济活动的内部管理系统。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实现自主创新和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在获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同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也逐步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一项现实的约束，特别是外部政府、机构监管部门的引导与推动，使社会责任思想渗透到企业内部，主流的公司治理结构理念受到了冲击。2006年深交所率先出台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明确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所包含的内容，维护各方利益的具体举措，并倡导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2008年国资委推出《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从政府的角度率先在国有中央企业中规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和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措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在一起，力求通过公司治理的手段来推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本文在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国内现有的相关文献，总结出我国学者针对二者相结合及彼此影响的研究进展与成果，并提出了未来重点的研究方向。
二、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所谓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在不同企业参与者当中分配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一整套制度性安排（张维迎，2005）。这种制度安排以物质资本的可抵押特征和企业经营中的风险承担特征为基础，强调股东的单边治理。但当今的世界正从工业型社会过渡到知识型社会， 物质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受到人力资本的冲击。特别是在那些新兴产业中，以管理层和技术人员为代表的人力资源已不仅仅充当受雇佣的角色，“资本雇佣劳动”与“劳动雇佣资本”并存，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逐渐发展成为协同共生的关系。如何在公司治理框架之内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权益，保障各方的利益不受企业经营活动的侵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理论研究及公司实践的进一步拓展，公司治理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产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个承受市场与社会当中各方影响的组织，而不是只谋求股东主导与操纵的载体，来自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利益诉求企业都应予以关注。公司治理与公司决策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满足利益各方的不同需求，并达到在各方之间的利益平衡，而不只是专注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成为普遍认同的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治理模式，目前在股权创新方面部分企业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基于所有权方面的管理层持股、职工持股都是当前典型的表现形式。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所包含的内容，我国多数学者比较认同 Carroll（1979）提出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四级金字塔”框架，至下而上分别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但由于该理论是从抽象的道德视角出发研究企业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欠缺付诸于实践的可操作性内容，很容易被主流经济理论边缘化。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与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不谋而合，站在利益相关者视角看社会责任就是企业与各关联方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致力于公司治理层面，为社会责任思想植入微观企业开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它指明了企业社会责任付诸实践的方向，明确了具体的对象与范围，有效地将抽象的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转化为具体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总之，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了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切实方法，为其标准量化及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1997年，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AI）制定了SA 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它是世界上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首部道德标准和第三方认证体系，主要针对困扰全球企业的劳工问题及管理体系进行了定量化规定，并与企业管理相结合，规范了企业的道德行为，要求在企业各个环节体现社会责任感。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我国率先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实操标准指数“每股社会贡献值”，为广大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提供了量化依据。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社会责任微观践行的手段，履行社会责任是公司治理结构宏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社会责任要切实地落实到企业各个环节就无法绕过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内在的制度安排，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载体为二者的融通结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内在的逻辑必然性。高汉祥、郑济孝（2010）认为在二者结合的框架下，公司治理结构突破了专注于规划企业层面责权利安排的局限，进而着眼于更宽泛的社会关系视角下考虑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责权利的安排，并通过相应的组织机制与结构设计确保这些举措得以顺利实施;反过来企业社会责任也深入落实并细化到企业个体层面，通过内部制度安排与组织机构完善确保社会责任的履行。
三、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文献综述
虽然证监会、沪深两市及部分部委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央企、相关行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指导意见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但理论界从公司治理层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却难以达到指导实践的目标。仅从研究性文献的数量来看，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以“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两个关键词为主题的文献寥寥不到五十篇，优秀博硕士论文不过十几篇，而且多半集中出现在最近的十几年中，这一方面反映出将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纳入统一的研究范畴在我国尚属崭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说明主流经济管理理论尚未将二者的结合与联系作为关注的重点。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关于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从二者融合与实现途径;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基于公司治理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分析这三个方面展开。
（一）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融合与实现途径
虽然切入点不尽相同，但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融通结合的发展趋向在理论界是被广泛接受的。王长义（2007）着眼于历史的研究视角得出结论，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产生的基础都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现代公司制的出现，二者具有历史的渊源性和发展的共生性，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逐渐衍化成一种彼此促进与相互呼应的关系，统一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实践。张兆国等（2008）从制度层面分析认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关键是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机制，要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协同共管，实现制度管理的创新，指出在公司内部治理方面应建立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共同治理机制，在公司外部治理方面要提高社会责任的法治化程度，建立市场准入机制，制定完善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等。高汉祥、郑济孝（2010）从同源、责任、分流及融合4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二者关系的沿革与发展，指出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共同的理论起点，责任层面是二者共同的理论发展的内部基点，并深入剖析了二者由于侧重点不同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分流现象的原因，总结当前社会环境的变革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外部机遇，“责任”作为这一共有的内核为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和清晰的逻辑性。谭利、李亚楠（2010）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支撑，论述了企业为何要承担社会责任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强调通过转变公司治理目标、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手段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提出了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设想并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是公司治理发展的必然选择，股权分散化、完善董事会决策机制、提高监事会地位及建立风险控制机制是实现共同治理的有效途径。史亚东（2010）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治理结构相互呼应，根据契约理论和产权理论，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各方利益相关者通过谈判而形成的，并通过Nash-Zethuen讨价还价模型进行了解释，总结出治理结构的内生性导致企业社会责任也具有对应内生性，所以其内容表现出动态变化的特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但必须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实施。
（二）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单纯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但着眼于公司治理层面的探索并不多见。为数不多的文献其思路模式如出一辙：首先采用指数法构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然后针对公司治理的组成因素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进行检验。李斌（2010）以内部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董事会为突破口，将交易成本与冲突成本两类分析模式联系起来，分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公司治理价值，同时运用指数法，在沪市筛选出423家上市公司的2008年年报作为研究对象，检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董事会因素之间的关联性。结果发现董事会结构和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董事会两职合一的组织结构具有负相关性，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发挥出积极的一面，但二者的作用均不明显;董事会薪酬构成则未体现出预期的关联性。于晓谦、程浩（2010）选取2008年我国沪深两市158家石化塑胶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样本公司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分类赋值，以内容分析法为基础构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经验检验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薪酬激励和领导权结构方面的因素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控股公司身份以及经理人薪酬激励设计完善的上市公司更倾向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而对独立董事规模、董事会两职是否合一的特征并没有明显的反应。
（三）基于公司治理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分析的难点在于社会责任的计量问题，理论界比较认可“社会责任会计方法”，该方法就是利用部分或者全部社会资产、社会负债、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的信息来进行量化研究。2008年上交所推出的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性指标“每股社会贡献值”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基于公司治理层面的分析大多采用该方法或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再设计来量化企业社会责任，但其表现出的衡量标准缺乏统一性，公司间数据可比性差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宋建波、李爱华（2010）选取沪深两市79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2007年度财务报告分析得出我国上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总体水平较低、公司间差强人意的结论，并根据社会贡献率从股本结构和董事会特征两个方面来检验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通过加强公司高管力量，扩大监事会规模能够减少上市公司违背社会责任的行为;减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降低大股东彼此之间的关联度可以促进公司实现利益相关者管理。谢文武、许晓（2010）以我国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在2008年沪市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当中选取45家家族控股公司作为样本，考察公司社会责任对治理因素的反应，结果显示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受到治理结构和治理环境的影响，治理结构和治理环境越完善，则社会责任表现越好。持股比例与之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董事会、监事会规模以及独立董事的比重与公司社会责任的关系并不明显。陈智、徐广成（2011）基于利益相关者各方权益构建衡量社会责任的综合指标体系，选取沪深两市502家上市公司2001―2005年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检验治理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内部治理方面的法人股性质、独立董事规模和经理人薪酬激励因素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而董事会结构与规模表现出显著的反向相关性;外部治理方面的市场培育程度和法律完善程度因素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显著正相关，政府干预程度显著负相关。姚飞、王晶晶（2013）选取2010年469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公司内部治理因素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联度，企业社会责任观测指标采用更为科学、全面的润灵环球评级指数来代替目前广泛使用的社会责任会计方法，结果发现董事会结构与规模、股权结构、高管薪酬等治理因素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性。
四、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展望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公司所有权结构趋于分散的模式仅仅适用于英美等资本市场成熟国家的大公司，而基于所有权集中的模式在全球范围内更具广泛性。因此，公司治理研究的重心逐渐从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问题，转移到中小股东与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之间的利益矛盾。韩亮亮、李凯（2008）认为在股权相对集中的国家，公司并不是由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控制，而主要是受来自相对隐蔽的终极股东的支配，终极股东通过金字塔结构持股、交叉持股等潜移默化的控制方式操纵上市公司，因而终极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冲突成为股权相对集中条件下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由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掌握在终极股东手中，其通过转移价格、关联交易等隐性方式的所谓“隧道行为”肆无忌惮地掠夺公司财富，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如果不剖析终极股东的特征及其拥有的控制权和所有权情况，自然也就无法实现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目标。“共同治理”、“协同治理”等当前理论界比较流行的举措是在尚未突破“股权至上”经营逻辑的条件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改良，仅适用于股权相对分散的国家。对于我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企业所有权高度集中，管理层持股、职工持股等形式更多的是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的体现，是大股东确保自身利益的手段，经理层、职工身份的转变不足以影响现有的股权结构。因此，在我国“共同治理”、“协同治理”等治理方式还无法充分发挥其促进大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条件下，将我国资本市场表现出的股权相对集中的特性融入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基于公司治理的责权利分配机制、决策机制、管理制度设计等方面将是当前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Z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高汉祥，郑济孝.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同源、分流与融合[J].会计研究，2010，（6）.
[关键词]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综述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3.08.052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3）08-0090-01
社会组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对于社会组织的研究和实践始于西方，国内的研究大多是在借鉴西方国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与中西方语境的不同，对社会组织的定义和理解众说纷纭。但相同的是世界各国都把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看作是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各国的研究也是基于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为什么要发展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政府进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培育和建设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几个方面开展。
1 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解
在国外，社会组织是指在政府和市场之外一切志愿团体、社会中介组织和民间协会的集合。社会组织通常被称为非政府组织（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缩写为 NGO）、非营利组织（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缩写为 NPO）、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缩写为 CSO）等。而在中国，“社会组织”一直被颇具中国特色的词语“民间组织”所替代，直到民政部在 2007年11月召开的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决定开始启用“社会组织”这一新的概念。在中国，“社会组织的主体是由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三类组织”。中国的社会组织既具有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的某些特征，又具有中国特定的国情和制度赋予的特点。
2 关于政府职能的界定
休斯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的管理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正在转变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美国行政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专著中把政府的职能概括为“掌舵而不是划桨、授权而不是服务、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满足顾客的要求、预防而不是治疗、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等内容。美国学者盖伊·彼得斯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提出“市场化、参与型、灵活性和解除规制”的4种政府模式。我国学者周志忍在总结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市场管理与政府职能的优化、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三方面行政改革的内容。可见，在现代社会，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确立好行政干预的范围及力度，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由此可见政府的行为和职能可以概括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收入及财产的再分配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3 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培育和建设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关键词:社会管理组织;综述;自组织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048-02
1 对研究对象的定名
近年来,国内对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但就这一类组织的定名在国内都无法统一――笔者收录近年来发表的30篇CSSCI论文中定名为NGO的有20篇,其余的界定为NPO;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是这领域内最瞩目的一支研究队伍,但其所内的学者们经历了数年的研究过程,对这类组织的定名由NGO,再逐步趋向“基于社会结构的定义”,即NPO。我国官方的界定在改革开放前统称为“人民团体”,开放后到1998年统称为“社会团体”,1998年至今又增加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类型(范丽珠,2003)。
可见,我国官方和学界的定名差别有着巨大鸿沟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更引起反思的是,国内学人的界定基本上是在西方话语体系内来展开的,有着明显的“学术消费主义” (邓正来,2002)的倾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健全社会管理格局”,鉴于党提出“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要求,本研究拟采用“社会管理组织”来定位所探讨的这一类组织。
2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社会管理组织发展的研究情况
2.1 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来研究其发展
中国NGO不同的发展道路,清华NGO研究所的研究结论给出了三条路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同时进行合作的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王名,贾西津,2002)而也有国人从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角度同样探讨了三条道路的选择,无奈是新瓶装旧酒。(马青艳,周庆华,2005)
文献分析表明,学者们探讨的对象皆是既定而具体的某个(类)社会管理组织,或是具体的非营利部门,多为一个社会的微观层面,所进行的战略研究成果就势必因其局限性与狭隘性而难以提供有效的借鉴――我国就连“非营利部门”是否存在尚存争议,更何况针对具体的某个(类)社会管理组织就妄谈一般性的战略管理?而且,对社会管理组织发展的战略研究遵循着分析―规划―制定(形成)―实施―评估等静态与线性的模式来进行;或只是关注了局部而静态的战略分析过程;即便是运用RBV的分析视角(Miller, 2002),探究组织战略与所依环境中各种力量的关系与互动,依然是将思维简单的停留在了环境呈现为一般性的变化与动荡的静态点上,而未思考到当环境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复杂到瞬息万变时,互动行为的因果关系犬牙交错,充满了非线性与不确定性,那么运用如此静态的战略研究模式就无异于作茧自缚了。
直接运用西方学者分析西方情境中的社会管理组织的战略管理模式来探讨我国的具体某个(类)社会管理组织纯属生吞活剥,即使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迁来探究整个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方向,在目前纯粹的西方话语体系内来进行,仍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2.2 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探究其发展
2.2.1 宏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探究社会管理组织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寻根溯源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文献分析显示当前学界的探讨充斥了西方的舶来词:三分部门,公民社会,法团主义,等等。因此,以下从最有代表性的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两方面来分析学界对社会管理组织的探讨。
(1)公民社会的话语。
国内学界涌现出大批“公民社会”的拥趸,在探究社会管理组织的问题时莫不以其为预设前提。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保持着批判精神,如“对公民社会理念慎用,否则会导致“非组织化”乱局”(郭丽华,尤京文,2003)。当然,更有学者进一步结合中国实际深入的批判与借鉴这一话语,以警示后辈学人。因此,轻言中国社会管理组织的发展遵循公民社会的多元化模式无疑会贻笑大方,而是否要传承“国家与社会对立”的多元发展模式,或是借鉴国家与社会对立与统一中的平衡模式,目前学界和实践领域都还在探索着。
(2)法团主义的话语。
在西方猛烈批判“公民社会”的炮火中担任主炮手的非“法团主义”莫属,又因其特性能较容易地在中国找到对接,如现行行业协会管理体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中呈现为一种典型的国家主导、与社会合作的国家法团主义体制,故此话语在国内呼声甚高。
学者们将法团主义应用于社会管理组织发展趋势的分析确实为不错的尝试,但是,现行大量话语,诸如公民社会,法团主义,第三部门都未能尽显NGO所处的中国特殊历史、政治背景下的情况”,如目前国家法团主义应用的一些先驱(e.g. 国家法团主义的上海个案) 和社会法团主义应用的一些的先驱(e.g. 温州商会)在我国社会中都是同时态共存的。学者并未探明其中的复杂形势,就难以非线性与动态的思维来把握其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故难以做出社会管理组织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展望。
2.2.2 中观:三分部门间关系
“三分部门”也属于西方话语体系,且与“公民社会”的话语密切相关。但是,其是否适合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组织的探讨尚存争议(郭丽华,尤京文,2003)。现有文献显示遵循三分部门话语体系安排为预设前提的研究相当普遍,故本综述先依据此“三分部门”的预设来进行分析。
目前国内学界对社会管理组织发展趋势中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动态和前瞻性的关注甚少。除此之外,学界却是普遍地热衷于“良性互动论”的阐析和应用――当然,有全盘接收,一概而论的;也有轻描淡写,点到即止的。但学者们鲜有质疑“良性互动”本身问题:(1) 何谓“良性”? 从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历史来看,社会管理组织何时不与政府保持良性关系?(2)如何“互动”?法庭裁决;权力斗争;利益谈判?――这只是西方情境下开出的药方,是否能本土化还不确定。或是成为合作伙伴?但,如何平等?如何可能平等?笔者并非持悲观态度,而是希望在借鉴应用之前要质疑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因素使得社会管理组织无法真正自治,而同时政府的矛盾行为必然引发貌合神离的治理,短期内难以构建起平等的治理伙伴关系。(3)只关注了良性互动是否是单一而静态的视角?若是诸如冲突等非良性互动又焉知非各自发展的动力?
当然,质疑并不是意味着社会管理组织的发展与政府的关系只遵循目前委托,替代,即政府的职能延伸的保守路径,虽依据现实,但却是线性和静态的思考行为。还有学者将两者间关系划分为合作、冲突、分立,就明显局限于框架性的思考了:目前最明显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就未考虑在内,而且发展的过程中彼此相互关系可能是合作中有冲突,分立中有合作,要泾渭分明地一概而论实不足信。
3 结语
定位于方法论上的创新――自组织理论视阈下的社会管理组织发展由上述文献分析发现,我国的社会管理组织发展因为处于“共时态挤压”的困局,所以形势相当复杂。单纯用静态的战略管理模式来探究其发展趋势,或是在纯粹的西方话语体系内寻找发展的出路都未免难酬壮志。故此,笔者认为需要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才能改变把握社会管理组织发展趋势的诸多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困局。
最后,笔者尝试由上述综述情况得出以下几个可供研究的命题,此即是本研究综述之意义所在:
对我国的社会管理组织进行分类:区域――三分天下(发达、较发达、落后地区);城乡;社会活动领域。这三个分类就构成了空间上的三维划分,划分之后针对其中极端的类型运用自组织理论进行探讨;或是运用自组织理论探讨社会管理组织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地方政府互动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或是取其一)。
参考文献
[1]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途径[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范丽珠.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C].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郭丽华,尤京文.关于研究非政府组织的方法论问题[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2):17-22.
论文摘要：响应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要求，先用“社会管理组织”对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进行定名；然后于近年国内外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从战略管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两个视角综述了社会管理组织发展的研究现况；最后指出我国社会管理组织复杂的发展态势决定了需要创新研究方法，即引入自组织理论视角来进行研究。
1 对研究对象的定名
近年来，国内对非政府组织(NG0)／非营利组织(NP0)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但就这一类组织的定名在国内都无法统一——笔者收录近年来发表的3O篇CSSCI论文中定名为NGO的有2O篇，其余的界定为NPO；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是这领域内最瞩目的一支研究队伍，但其所内的学者们经历了数年的研究过程，对这类组织的定名由NGO，再逐步趋向“基于社会结构的定义”，即NPO。我国官方的界定在改革开放前统称为“人民团体”，开放后到1998年统称为“社会团体”，1998年至今又增加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类型(范丽珠，2003)。可见，我国官方和学界的定名差别有着巨大鸿沟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更引起反思的是，国内学人的界定基本上是在西方话语体系内来展开的，有着明显的“学术消费主义”(邓正来，2002)的倾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健全社会管理格局”，鉴于党提出“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要求，本研究拟采用“社会管理组织”来定位所探讨的这一类组织。
2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社会管理组织发展的研究情况
2．1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来研究其发展
中国NG0不同的发展道路，清华NGO研究所的研究结论给出了三条路径：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同时进行合作的国家法团主义模式。(王名，贾西津，2002)而也有国人从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角度同样探讨了三条道路的选择，无奈是新瓶装旧酒。(马青艳，周庆华，2005)
文献分析表明，学者们探讨的对象皆是既定而具体的某个(类)社会管理组织，或是具体的非营利部门，多为一个社会的微观层面，所进行的战略研究成果就势必因其局限性与狭隘性而难以提供有效的借鉴——我国就连“非营利部门”是否存在尚存争议，更何况针对具体的某个(类)社会管理组织就妄谈一般性的战略管理?而且，对社会管理组织发展的战略研究遵循着分析一规划一制定(形成)一实施一评估等静态与线性的模式来进行；或只是关注了局部而静态的战略分析过程；即便是运用RBV的分析视角(Mill—er，2002)，探究组织战略与所依环境中各种力量的关系与互动，依然是将思维简单的停留在了环境呈现为一般性的变化与动荡的静态点上，而未思考到当环境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复杂到瞬息万变时，互动行为的因果关系犬牙交错，充满了非线性与不确定性，那么运用如此静态的战略研究模式就无异于作茧自缚了。
直接运用西方学者分析西方情境中的社会管理组织的战略管理模式来探讨我国的具体某个(类)社会管理组织纯属生吞活剥，即使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迁来探究整个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方向，在目前纯粹的西方话语体系内来进行，仍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2．2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探究其发展
2．2．1宏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探究社会管理组织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寻根溯源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文献分析显示当前学界的探讨充斥了西方的舶来词：三分部门，公民社会，法团主义，等等。因此，以下从最有代表性的公民社会与法团主义两方面来分析学界对社会管理组织的探讨。
(1)公民社会的话语。
国内学界涌现出大批“公民社会”的拥趸，在探究社会管理组织的问题时莫不以其为预设前提。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保持着批判精神，如“对公民社会理念慎用，否则会导致“非组织化”乱局”(郭丽华，尤京文，2003)。当然，更有学者进一步结合中国实际深入的批判与借鉴这一话语，以警民社会的多元化模式无疑会贻笑大方，而是否要传承“国家与社会对立”的多元发展模式，或是借鉴国家与社会对立与统一中的平衡模式，目前学界和实践领域都还在探索着。
(2)法团主义的话语。
在西方猛烈批判“公民社会”的炮火中担任主炮手的非“法团主义”莫属，又因其特性能较容易地在中国找到对接，如现行行业协会管理体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中呈现为一种典型的国家主导、与社会合作的国家法团主义体制，故此话语在国内呼声甚高。
学者们将法团主义应用于社会管理组织发展趋势的分析确实为不错的尝试，但是，现行大量话语，诸如公民社会，法团主义，第三部门都未能尽显NGO所处的中国特殊历史、政治背景下的情况”，如目前国家法团主义应用的一些先驱(e．g．国家法团主义的上海个案)和社会法团主义应用的一些的先驱(e．g．温州商会)在我国社会中都是同时态共存的。学者并未探明其中的复杂形势，就难以非线性与动态的思维来把握其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故难以做出社会管理组织发展趋势的前瞻性展望。
2．2．2中观：三分部门间关系
“三分部门”也属于西方话语体系，且与“公民社会”的话语密切相关。但是，其是否适合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组织的探讨尚存争议(郭丽华，尤京文，2003)。现有文献显示遵循三分部门话语体系安排为预设前提的研究相当普遍，故本综述先依据此“三分部门”的预设来进行分析。
目前国内学界对社会管理组织发展趋势中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动态和前瞻性的关注甚少。除此之外，学界却是普遍地热衷于“良性互动论”的阐析和应用——当然，有全盘接收，一概而论的；也有轻描淡写，点到即止的。但学者们鲜有质疑“良性互动”本身问题：(1)何谓“良性”?从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历史来看，社会管理组织何时不与政府保持良性关系?(2)如何“互动”?法庭裁决；权力斗争；利益谈判?——这只是西方情境下开出的药方，是否能本土化还不确定。或是成为合作伙伴?但，如何平等?如何可能平等?笔者并非持悲观态度，而是希望在借鉴应用之前要质疑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因素使得社会管理组织无法真正自治，而同时政府的矛盾行为必然引发貌合神离的治理，短期内难以构建起平等的治理伙伴关系。(3)只关注了良性互动是否是单一而静态的视角?若是诸如冲突等非良性互动又焉知非各自发展的动力?
当然，质疑并不是意味着社会管理组织的发展与政府的关系只遵循目前委托，替代，即政府的职能延伸的保守路径，虽依据现实，但却是线性和静态的思考行为。还有学者将两者间关系划分为合作、冲突、分立，就明显局限于框架性的思考了：目前最明显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就未考虑在内，而且发展的过程中彼此相互关系可能是合作中有冲突，分立中有合作，要泾渭分明地一概而论实不足信。
3 结语
定位于方法论上的创新——自组织理论视阈下的社会管理组织发展由上述文献分析发现，我国的社会管理组织发展因为处于“共时态挤压”的困局，所以形势相当复杂。单纯用静态的战略管理模式来探究其发展趋势，或是在纯粹的西方话语体系内寻找发展的出路都未免难酬壮志。故此，笔者认为需要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才能改变把握社会管理组织发展趋势的诸多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困局。
关键词：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相关变量，
【中图分类号】G444
现代社会，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支持作为缓解压力的重要途径，与心理健康密不可分。从20世纪60年代起众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社会心理因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1.社会支持的概念
社会支持是个多维度的概念，从不同的研究领域与角度会有不同的理解。早期研究者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与身体健康有关的社会关系。Walker等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支持、物质支持和陪伴。肖水源依据社会支持的性质将其分为两类：客观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方面的直接援助、社会网络或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该类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之外，是客观存在的；主观的、情感上的支持，是个体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满意程度和情感体验，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关系密切。
总结以往研究可以看出，社会支持实质上是一种人际交往系统，一般由被支持者和一个或多个支持者通过支持组成，其中，被支持者是核心。一般，支持分为三个维度，即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
2.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学术界对社会支持与抑郁等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历时已久。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Durkleim发现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与自杀有关；20世纪，社会流行学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隔离或社会紧密程度低的个体身心健康水平较低，而死亡率较高。
社会支持在预防疾病和维护健康中的作用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假设模型（宫宇轩，1994）：
第一种是主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独立性，未必在个体应激时才发生作用，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心理增益作用。无论个体社会支持水平的起点如何，只要增加社会支持，就能提高健康状况。
第二种是社会支持的缓冲模型。认为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本身并无直接联系，社会支持通过提高个体对应激的承受和应对能力达到缓减应激事件对心理健康的伤害、提高个体身心健康的作用。
科恩（S.Cohen，1984） 认为，社会支持可能在应激事件与健康状况的关系链接环节上发挥作用。社会支持可以提供问题解决的策略，通过降低问题的重要性减轻应激体验的不良影响。Brown和Harris（1987）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应激的调节变量，影响非常明显。Viswesvaran等（1990）也认为，社会支持对应激过程确有潜在的重要影响。研究生的抑郁情绪与压力、社会支持以及应对方式密切相关（张月娟，2005）。
领悟社会支持与抑郁存在密切关系。叶俊杰（2006）的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不良者的抑郁症状更明显，大学生对社会支持的感知直接影响抑郁程度，且主要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的抑郁情绪起缓冲作用。相对于实际社会支持，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对于了解和预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阳德华，2004）。领悟社会支持在纵向研究中体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这与国外的研究一致（Rossetti，2002）。Parker & Bartlett（1988）认为青少年感知到的压力与选择、获得社会支持的能力显著相关。李伟、陶沙（2003）认为，大学生获得的社会支持与感受到的压力感呈显著负相关；获得社会支持多的大学生感受到的抑郁、焦虑与获得社会支持较少的大学生存在显著性差异。
社会支持对维护个体身心健康的确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并不是所有支持均能起到促进保护作用，无论社会支持的总量是大还是小，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才是心理现实（李文道，2005）。只有当外部提供的社会支持作为心理现实纳入个体的主观世界和认知图式时，这种社会支持才能实际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发挥维护心理健康的作用。
3. 社会支持的测量
宫宇轩（1994）认为社会支持的测量可分为四类，即整体结构测量、整体功能测量、特殊结构测量、特殊功能测量。具体地讲，（1）整体结构测量是对社会支持的整体状况进行测量，包括邻里状况、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状况；（2）整体功能测量是把各种特殊功能测量结合起来，计算出总分作为支持指标；（3）特殊结构测量是社会支持的单一纬度，可能是量上的，也可能是质上的，常见的指标有朋友的数量、来访的次数、亲属的数量等；（4）特殊功能测量是采用量表对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所提供的功能进行评定，最早使用此量表是人际支持评价表 （Cohen & Hobeman，1983），它主要测查个体感受到的评价支持，如自信、信息支持及归属支持等。
有学者将社会支持从性质上进行分类，然后编制量表。一类是客观的、可见的支持；一类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支持，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肖水源，1987）。此外还有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等。如Sarason等人（1981）编制社会支持问卷 （SSQ），该问卷分两个维度：社会支持的数量，即需要的时候能够依靠别人的程度，主要涉及客观支持；对所获支持的满意程度，评定的是主观体验。Hendeson等 （1981）的社会交往量表 （ISSI）分为社会支持的可利用度和自我感觉到的社会关系的适合程度两个维度。Andrews（1978）应用的社会支持问卷分三部分，即危机情况下的支持、邻居关系和团体参与。Caplan等（1975）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包括三个方面，即上司、同事、家人和朋友，共分两个维度，即情感支持和实际支持。肖水源（1987）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包括三部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且简单易行，被研究者广泛使用。
4.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目前社会支持研究过多地采用量的研究方法，使用质的研究方法进行的研究较少。由于社会支持来源与影响因素多样化，采用质的研究方法或许能获得更多富有价值的发现。其次，多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的应用问题。由于社会支持研究涉及的知识相当广泛，需要采用多种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科学和系统地研究，从而能全面理解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复杂关系。
参考文献：
1. 王雁飞.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关系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 2004 ，27（5） ：1175-1177.
关键字：社会支持；心理健康；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2-0001-02
当今大学生面临着学业、就业、实现自我价值等多重压力，寻求社会支持是大学生排解焦虑、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对大学生身心健康和正确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社会支持的含义
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或不同的角度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迄今为止，对于社会支持的内涵在各个学科之间乃至学科内部都未能达到统一。《当代社会科学大辞典》（1995）认为，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这种联系在个体面临困难或威胁时，可以为个体提供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是心理社会压力与心理障碍之间的中介因素之一。就国内已有的研究看来，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李强认为，“从社会心理刺激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支持应该被界定为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能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李强，1998）陈成文认为，从社会学意义角度上来说，社会支持是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陈成文，2000：131）贺寨平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出发，指出个人的社会支持网就是指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贺寨平，2001）行红芳从社会支持的狭义意义上作出理解，认为社会支持是一定的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行红芳，2006）See man T. E. 从社会支持的内容来界定，认为社会支持包括：信息支持（帮助个体认识到引发困境的事件，并找到解决困境的资源和策略）、工具支持（提供实质的服务、财力支持以及特殊援助）、情感支持（用关心、安慰等让个体感觉到自己的价值）三个方面。（See man，T. E.，1991）。
二、国外心理健康研究的现状
在西方社会，心理健康问题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之后，历史上不同时期都有很多学者重视心理健康问题，但是真正系统地开展心理健康研究还是从20世纪开始的。近代的心理卫生、心理健康运动是20世纪初由美国人比尔斯（Beers）倡导的。他于1908年在家乡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卫生组织──康州心理卫生协会。近些年，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也是很值得关注的，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同学都会感到郁闷、无聊、厌烦等。从高中过渡到大学，很多同学都不适应。现在大学生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价值观的多样化。现代大学生都非常重视自我的感受、判断和对现实的体验，从中形成自我价值取向。但是尽管他们的信息、知识比以往的大学生要多，可是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却变得更狭窄。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是对自我环境的过多关心，使他们缺乏对现实社会更广泛的关注。
2.对人际关系的敏感。在对大学生的心理咨询中最强烈感受到的是，80%以上的心理问题与人际关系（包括异性恋爱关系等）问题有关。他们在人际关系中不是通过相互交流来确认自我与对方的关系性质，而是尽量做到既不伤害对方，也不让对方伤害自己，以采取“回避”的方式居多。
现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是值得我们每位老师学生关注的，从历次大学生暴力事件中，需要人们引起高度重视与关注的是发生异常心理问题的原因，研究认为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社会环境的因素。当今大学生与网络关系日益密切。网络带给了我们科技的发展，信息的流通。然而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负面影响，有些未成年学生也迷恋上网络，放弃学业。还有一些成年人也每天迷恋网络。在网络中待的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生活太无聊了，最终会导致他们产生迷惘，严重者有的自杀，有的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第二，家庭因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会给我们带来和谐的生活，家庭对我们的心理健康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产生影响：①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问题。很多成年人出现的心理毛病基本上缘于儿童和青少年。在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中，父母教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之理论已经确立，其中精神障碍和不适应问题的诊断技术的确立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很深。②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现在父母与子女关系大致可以分为：A、拒绝的亲子关系。父母对子女教养在感情上或态度上表现出拒绝倾向。B、支配的亲子关系。父母对孩子支配过头，把孩子当成父母的所有物，想用绝对权力去统治子女。C、过度保护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担心不安恐怖，经常用过分的保护去消除这种不安感情。D、服从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要求和意见，不管是什么都无条件接受，并以此感到满足。第三，高校心理咨询工作欠缺。学校教育在人格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值青春期的大学生身心发展趋于成熟，但尚没有形成完全健康的人格。从现在大学生的心理困惑看，许多都是由于人格障碍而导致的。针对当前的现状，高校应逐步完善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建立专业化队伍，强化心理咨询功能。其二，心理教育课程化、多渠道开展。
三、我国心理健康研究的现状
1.对心理健康研究的重视程度加大。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社会竞争不断加剧。据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在2020年的疾病总负担预测值中，精神卫生问题仍将排名第一（殷大奎）。因此，开展心理健康的教育和普及工作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一项重要和十分紧迫的任务。
2.心理健康研究内容逐步丰富。目前，虽然我国还没有像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那样的大型心理健康研究机构，但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健康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在行为、系统、分子水平上开展心理健康研究。
3.较系统地开展了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在心理健康人员专业培训方面，目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学校中从事心理辅导与咨询工作教师的培训，另一方面是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的培训。
四、研究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意义
1.研究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理论意义。家庭支持作为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大学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在研究大学生社会支持时不可避免的研究领域。通过对大学生家庭支持影响的研究，有利于丰富有关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理论研究，建立更加完善的大学生社会支持理论体系，为进一步研究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提供理论和方法范式。
2.研究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现实意义。以大学生为被试对象研究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可以揭示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探讨社会支持在促进大学生获得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中的作用，以及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中各种支持之间的相互联系，还能为学校确定正确的教育教学方式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为帮助部分家庭支持缺位的大学生制定相应的措施和政策提供理论和方法思路，为大学生心理健康保健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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