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6 16:06:34
序论：在您撰写动态贸易理论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模式；动态化
一、引言
后经济危机时代，我国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市场对专业和学科融合趋势不断加强，社会在职业选择的潮流中要求应届大学毕业生是全才更胜于专才。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无论是一、二本科院校、独立学院还是高职高专类院校，都相继开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同时随着外贸知识的普及，除国经专业外，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如市场营销、工商管理、财务、会计、经济学等专业，甚至非经管类专业、如英语、日语、纺织、信管、轻化等专业也开设诸如《国际贸易》、《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务》等涵盖理论、政策及实务等课程内容。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在我校会计专业、财务专业的开设，正好给了一个专业和学科融合的契机，该课程有效结合了理论、政策、实务等多方面的知识点。如何更好且有效地根据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学效果，这就要求独立学院本科院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更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基本的自学能力。为了让非国经专业学生了解国际贸易的内涵，体会贸易的逻辑思维，提高教学质量，适应经济全球化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结合团队的教学实践，针对《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相关现状，研究出动态化教学模式，以适应外专业学生学习的整套体系。
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的现状研究
（一）课程开设概况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的人员，具备一定的国际贸易相关知识成为一种时尚，因此普及经贸知识，尽快融入世界市场已成为当务之急。《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是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基础性理论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课程内容包括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实务两部分，也就是关于国际贸易的宏观知识和微观知识两部分。一方面立足国家的角度去阐释为什么会发生贸易，怎样发生贸易，如何制定贸易政策；另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去研究交易的流程细节问题。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是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学生的思维应变能力。我们独立学院立足于培养应用型本科层次的人才，强调理论教学适度，以实际应用为重点，学生毕业后应属于“拿来就用型”[1]。时代在发展，如何在现阶段条件下培养与国际贸易接轨的外专业人才，参与社会竞争，是本课程在外专业开设的主要目的。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材的理论与社会的实践相矛盾
由于国际经贸的迅速发展，以及教材在编写、出版、发行甚至再版等过程中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性，任何教材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时间差”的困境。随着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课程内容也在不断更新。比如国际贸易理论部分，大多数教材还是停留在传统贸易理论上，但是目前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如环境与贸易、运输与贸易的实际问题被忽略，贸易保护政策中的“碳关税问题”，近年来各国对我国反倾销、反补贴的新案例，以及2013年通过的上海自贸区的构建等。一方面国内很多教材即便是推陈出新的，也没有做到全面反映这些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教师在教学环节中“以教材为纲”，不能充分反映新变化、新动态，导致授课内容与目前的实际情况不相符。
2.教学内容及方法与学生的需求相矛盾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长期以来都是国经专业的老师在授课，国经专业的老师对本专业的内容纯熟，往往从专业角度进行教学，专业素质要求较高。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大多教师采取的教学手段比较固定且向单一化发展，这些都与学生专业发展需求不匹配，导致在授课过程中学生容易出现兴趣缺乏、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2]。同时，现在教学都是以多媒体课件作为基础，但是课件内容不生动，课堂上提问环节学生不配合，案例分析费时且讨论不充分，课后布置作业，学生不思考敷衍了事，分组讨论时出现搭便车现象等等，这些问题在课堂授课环节中都普遍都存在。因此，大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还是以单方面讲授为主，教学效果不十分理想。教师的教学方法应主张更加灵活多样，要能吸引大多数学生的参与，教学手段和方法要突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3.考核方式和考核能力相矛盾
目前本校《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考核方式还是比较固定的，采用平时成绩30%，期末卷面考试70%。考试是教学评价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师生的积极性，是考核教学效果的主要依据。但在这种制度下，有几种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第一，一考定输赢。期末考试的成绩难以全面考查学生的真实水平，很多学生靠死记硬背照样取得不错的成绩。第二，命题不科学。大学考试往往是谁授课，谁出卷，谁批卷。不仅要求班级通过率，各种题型都要涵盖，最后还要有试卷分析报告体现并存档。这些行为直接导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为满足教学要求，往往以考试内容作为授课重点。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这都非常不利，不能充分体现学习的初衷，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动态化教学模式的研究
（一）动态化理论构建
本文的理论来源是技术差距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M.Posner）提出的一种贸易理论。它以不同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存在，作为对贸易发生的解释。现在将该理论运用到教学过程中，将该门课程的学习看成是一个周期，同时将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学习过程中涉及到所有问题都分散在这几个阶段中，去解释动态化教学理论渊源。
图1：课程学习阶段划分图
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整个学习的时间周期，纵轴上半部分表示知识理解的程度，下半部分表示知识运用的程度。T0表示首次课导入期，T1表示月末过渡期，T2表示中期检查期，T3表示期末复习期。在学生知识接受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中，知识的运用总是滞后于知识的学习。
T0—T1为需求时滞阶段，是指教师开始讲解一门新课，但是学生没有意识到它是什么，它的重要性，因此学生对这门课程知识是否适用自己，有一个认识滞后期，这往往表现在开学的第一个月时间里，学生慢慢开始对该课程产生兴趣有一个懵懂期。在该时期，应该以教师授课为主。
T0—T2为反应时滞阶段，是指新课程新知识的导入，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生意识到课程对将来就业的重要性，开始主动学习相关知识的过程。这往往表现在中期检查前后，也就是学期的第12周前后。如果学生学习接受能力受限，那么反映时滞期就更长一些
T2一T3为掌握时滞阶段，是指学生开始从单方面接受知识，过渡到自己可以消化吸收知识，更有甚者，最后可以将知识运用到生活中的实例，最终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往往表现在期末复习前后，学生开始思考问题的解题思路和方法。
To—T3为模仿时滞阶段，是指从课程导入开始，到课堂授课环节的结束为止。这整个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学完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之后，对外专业的学生来说，更多地是引入思考，这门课程与将来的就业有什么关系，将所学的知识点运用到自己专业知识中，从而达到一个专业融合的目的。在课程结束时候，教师的课堂讲授环节已经结束，但是学生的知识运用才刚开始。
（二）动态化路径探索
课堂的教学氛围是随时在变的，不同专业，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甚至同一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也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结合学生能力与特点，根据所讲章节的具体内容，采用动态化教学手段。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使用上，注重掌握渐进性和阶段性，根据教学内容有选择性地进行因材施教。课程教授过程划分成以下几个阶段：首次导入，月末过渡，中期检查，期末复习，在不同的时间段，结合学生不同的需求变化，改变教学方法和手段。
1.首次导入
为了使一学期的课能顺利开展，在《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开课的第一讲，让学生领悟该门课的效用性，重要性，与他们专业课程的相关性，激发学生浓厚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问学生一个问题 “大家的家乡都是哪里的，你们认为你们家乡什么产品是主打产品，有哪些企业是做进出口贸易的”，设计调查问卷，引入大纲要求的授课内容。此外，教师还应该具备全局观念，在第一次课就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要结合课程授课计划给学生安排本学期的具体任务要求，介绍学生课外学习的网站，书刊等[4]。
2.月末过渡
新学期的第一次课或许大家都有兴趣，但是如何让学生在过完寒假回来的第一个月里去了解并接受这门新课，确实是门学问。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这门课，在授课计划的第一个月，授课内容是国际贸易基础理论，包括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这些理论对非国经专业的学生来说比较难，而且比较枯燥，就必须要注意将理论与实际挂钩，让学生在每次上完理论课后去了解他们感兴趣的国家，或者他们自己的家乡，选择绝对优势产品，比较优势产品，要素密集度产品，还有规模经济，需求理论，环境成本理论，运输成本理论与现实的关联性[5]。在月末组织一次讨论课，让学生针对自己感兴趣的理论结合自己感兴趣的产品，让每个学生参与进来，了解贸易的原理，充分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6]
3.中期检查
当学生已经开始了解并重视这门课程的学习之后，在期中教学检查环节，需要对学生进行一次考核。让学生了解课程兴趣只是学习的调味品，真正理解并掌握知识才是关键。可以尝试组织一次课堂笔记的抽检，或者组织一次关于授课内容中的一些案例讨论的结构化面试，通过这样操作之后，一方面可以考核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情况，另一方面可以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一次测评，作为期末成绩的一个参考借鉴。应试教育体制下，考试是必修项目，但是其中考核的多样性在于任课教师可以自己做主，间接地解决仅以期末考试成绩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问题。
4.期末复习
在期中教学检查之后，学生开始意识到《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的学习过程，不是唯成绩论，是综合考虑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问题的答案没有标准，尤其是案例分析讨论题。这时候学生就会开始反思自己不明白的知识点，并已经会使用一些工具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甚至到了后期，有同学还会主动跟老师探讨一些近期发生的贸易案例。在期末复习阶段，不再是以老师课堂讲授灌输知识为主，而是两手抓，一手抓老师引导学生去分析了解重难点，一手抓学生反馈老师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老师更多负责的是答疑环节，在复习阶段老师更应该注意加大辅导力度。
在四个阶段性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动态化演变，最终就可以达到我们大纲中预期的教学目标，完成这门课程的学习。
四、结论
通过动态化教学过程的开展，可以突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加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外专业的学生学习这门课程是顺应社会发展，他们不需要去背诵和记忆那些贸易理论。同时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以将来就业为主要指导方向，在学习相关贸易课程之后，就业面就可以得到扩大，不仅仅是外贸会计，甚至是外贸业务员，单证员等等。这就要求学生在动态化学习的时候，明确自己学习的内容，有自己的侧重点，能够合理安排学习的时间。
利用动态化教学模式中师生的配合，可以有效转换原有的教学观念，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从教师的方面来看，教师应做到不断自我增值，多参加一些科学研讨会，多阅读一些与时事挂钩的贸易问题，多接触学生目前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注意与课程接轨；从学生的方面来看，学生应从应试教育的误区中脱离出来，变被动接受者为积极参与者，在课程的“首次导入——月末过渡——中期检查——期末复习”过程中经历从“兴趣”到“懵懂”，从“懵懂”到“想学”，从“想学”到“会学”，从“会学”到“学会”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朱连生，王红梅，刘晴晴. 基于社会需求导向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改革的探讨.[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0，30（2）：6～7
[2] 陈辉民. 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贸易》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 现代企业教育. 2013（10）：233～234
[3] 张月，王贵彬.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考试模式改革探讨.[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2）：31～32
[4] 王成林.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方法探析. [J].高教论坛. 2010（6）：84～86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 比较优势理论 贸易结构 产品生命周期
中美贸易失衡的背景及现状
2013年1月，根据最新的美国商务部数据，美国2012年的商品贸易总额是3万8628亿美元。而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万8667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在贸易总量上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目前，美国已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三大出口市场。两国间贸易量自1990年以来增长迅猛，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两国间贸易量增长更为迅猛。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出口额有过回落，在大部分时间，两国间贸易量都是稳步增加的，如图1所示。伴随着中美两国贸易量的迅速增加，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这也是导致近年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不断的原因之一。
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一）中国储蓄率过高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储蓄与投资的差额等于净出口，即S-I = X-M。等式左边表示储蓄与投资的差额，等式右边表示净出口。如果储蓄大于投资，净出口额为正，即该国出现贸易顺差；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净出口额为负，即该国出现贸易逆差。由于消费习惯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原因，中国储蓄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而美国储蓄率则相对较低，这导致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和美国巨额贸易逆差。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截至2013年11月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由汇改时的8.11变为6.10，升值幅度为24.8%。人民币升值促进进口，阻碍出口，对缓解中美贸易失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美方仍然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之一，并一直向中方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三）美方出口管制
在不少高新技术领域，美国对华实行出口管制，不少高科技产品被禁止向中国出口。这也导致了相当程度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四）中美贸易统计偏差
中美贸易统计口径的差异，导致两国在统计双边贸易额时出现较大差异。以2009年为例，中国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为1433.72亿美元，美国统计的中美贸易逆差为2399.5亿美元。出现如此大的差距，是由于中美两国统计部门在产品类别划分、计价方式、贸易地域的确定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统计范围上，中国采用总贸易制，美国采用专门贸易制，美国的贸易统计范围大于中国，从而增加了美方统计数据。
从动态比较优势原理分析中美贸易失衡
（一）相关理论回顾
比较优势理论是本文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延伸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继承了比较优势的精髓，从强调劳动力质量的差别，转向劳动力数量的差别；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雷在1968年的论文《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中，进一步将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
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斯密认为，自然优势和后发优势可以使一个国家在特定商品的生产方面节约劳动时间，形成成本优势，进而产生价格优势，提升该产品的竞争力。每个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都具有适宜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条件，各国对在本国生产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彼此交换产品，能够使所有参与交换的国家都获利。
李嘉图开创性继承了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突破了其局限性，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他通过建立一个简化的经典模型来证明：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某种商品上没有绝对优势，仍然可以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利。
20世纪初，赫克歇尔和俄林从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别出发，解释了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的不同，以此说明比较优势的产生。这个解释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图贸易模型中的局限性，认为资本、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与劳动力一起都在生产中起重要作用，并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而各国生产要素的储备比例和资源禀赋不同，正是这种生产资源配置或要素禀赋上的差别才是国际贸易的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产品阶段。在新产品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发达和资金充裕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垄断了这类产品的生产；在成熟产品阶段，技术日趋成熟，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生产转向这些国家更具竞争力；而到了产品标准化阶段，技术垄断优势已经丧失，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价格上，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这正是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
（二）从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探讨中美贸易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国贸易品的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一是中美贸易初级产品（SITC码中0-4类）美方顺差，而工业制成品（SITC码中5-9类）中方顺差。二是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有所增加，而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大幅增加。三是历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份额最高的十大产品中，可以粗略归为三大类：运输设备，各种机械，占比为32%；有机化学品和初级形状塑料，占比为10%；以大豆为代表的转基因油籽，在2000年以后占比大幅度增加，目前占比20%左右。四是历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份额最高的十大产品中，总结为两大类：纺织品、服饰、服装等杂项制品，占比20%左右；机械设备、办公设备、电子信息设备，这类产品在2007年已经占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总量的47%。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两国的禀赋结构决定了两国的分工和贸易结构。美国是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丰富，而劳动力较为昂贵，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形成互补，资本贫乏，技术相对落后，但劳动力成本具有竞争力。按照资源禀赋理论，中国应该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美国应该向中国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通过分析中美贸易产品结构的变迁，可以发现，目前，中国向美国大量出口的商品包括电子信息设备、办公设备、机械设备，这些产品已经占到中国对美出口额的47%。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对美出口迅速增加。
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这些产品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品，在其最初创新阶段，资本充裕、科技发达的美国具有比较优势；到成熟阶段，这些产品的生产会转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而到标准化阶段，这些产品的比较优势已完全转移到劳动密集的中国。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中，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逐渐增加。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尽管中国对美高科技产品出口大量增加，但这些看似资本密集型的电子产品和机械产品，实质上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在对美这类产品的出口增加完全是由于这些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因素，是遵循了比较优势的。
以在中美贸易中占比较大的电子信息产业为例来进行分析。电子信息产业，以计算机、手机、电视机为代表，这些技术均始发于美国、日本等资本密集型国家，随着近些年技术的标准化，已经处于产品成熟阶段，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向我国转移。2004年以来这些产品的出口额如图2所示。中国同时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电视机生产基地，以手机为例，如图3所示。
因此，中国对美贸易的发展历程是遵循了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理论的，中国对美贸易产生巨额顺差，部分缘于美国限制对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从而限制了其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中低技术产品和对劳动力需求量大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高新技术产品，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农产品及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尽管中国大量出口电子类和机械类产品，这些产品在本质上却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或是在中国的生产位于产业链末端的加工环节，或是缘于产品生命周期发展导致的产业转移。总之，中国大量生产并出口这些产品是利用了中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
对策建议
（一）扩大内需并带动进口增长
我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内需，改善中美贸易失衡的现状。一方面，这仰赖于我国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储蓄率，增加消费，使我国经济结构更为合理；另一方面，消费的增加刺激进口的增长，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决定的，这种现状在短期内还无法改变。我国可以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扩大出口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分散风险，进而减少美国市场需求和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三）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推动人民币汇率合理升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参考文献：
1.潘国陵.国际金融理论与数量分析方法[M].上海三联书店，2000
2.张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演进前景及政策涵义[J].上海金融，2012（6）
3.刘伟，朱军林.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研究[J].南方金融，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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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物流的“生物性”―“蛛网理论”
电商企业总是在抱怨物流快递基础设施以及配送队伍不能对其提供更大的支持，而快递企业则抱怨电商企业根本不管他人死活，因此需求与供应的矛盾不断地发酵、不断地放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无论是每年各种节日期间的争吵还是消费者的抱怨，基本上都是在一段时间内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得到一种大致平衡。
这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电商物流的生物性，这种生物性就是经济学中有名的“蛛网理论”。
让我们看一下近几年来中国电子商务订单量的增长以及快递企业的供应量状况，其中主要以阿里巴巴“双十一”以及申通、圆通的业务能力作为说明。
自从2010年开始，阿里巴巴每年均在11月11日这一天举办活动。2010年“双十一”达到1200万单，2011年“双十一”达到将近3600万单，2012年“双十一”更是突破到7000万单以上。
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淘宝网C2C业务的增长，圆通其实是受益快递公司中一个典型样本。
通过图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圆通所承接的阿里巴巴及淘宝的订单量每年以200%的速度递增，但是同样与之配套的站点供应能力却是以不到78%的速度递增。
同样，民营快递单量排名第一的申通站点供应能力也是如此。自其2007年刚接触淘宝订单时，其日均处理包裹量为30万单，此后的2008年为70万单，2009年为100万单，2010年为200万单，2011年达到300多万单，2013年日均处理包裹量已经基本保持在日均500万单。这还不是特指阿里巴巴“双十一”时期的订单量，只是日均订单量而已。与之相对应的申通的网点设置截止到目前也才不过8000多家，其发展的速度与圆通类似。
如果以阿里巴巴代表电子商务行业，申通、圆通代表中国快递行业，那么在巨大的订单配送需求量以及实体配送供应能力之间就存在着一条鸿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点，蛛网理论在市场调节中发挥着隐性作用。
2010年阿里巴巴的“双十一”订单量差不多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全消化掉，但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退单的情形；2011年的“双十一”阿里巴巴所产生的订单量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消化掉。但是到了2012年，阿里巴巴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作用，并且提前联合九大快递企业做出应急预案，订单超出预警自动转移分配，仅仅用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就消化掉了7000余万的订单。
所以说当需求与供应之间出现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不要相互抱怨、不要相互指责，很多东西只要通过市场的手段是完全可以实现自适应的目的。
“蛛网理论”的隐性影响―市场调节
当配送供给弹性与订单量的需求弹性不匹配时，会出现两种情况：
供过于求：快递必然会进行网络收缩，从而保证产品价格以及成本的降低，所以这种波动性会逐渐减弱，运营状态趋于稳定，这个收缩的过程属于收敛性蛛网。
供小于求：快递必然会进行网络扩充，但是它所扩充的仅仅是基于基本订单量增长的扩充，绝对不会用正式工去扩充，为了应付突发性订单增长会启用临时工、学生工、亲属来完成。这种扩充的阶段是以需求为核心，需求量越大，则供给波动性越大，并且如果超过需求波动则会越来越远离均衡点，甚至无法恢复均衡，这种结构称为不稳定结构，也就是发散性蛛网。
发散性蛛网对于快递网络的破坏性是巨大的，为了抵消过度扩张的恶果，快递企业有可能以恶意低价揽收、恶性关站裁人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造成企业倒闭的恶果出现，中国民营快递不乏这样的先例，如DDS、星辰急便、CCES等都属于这一种，也就是狂奔在扩张的死亡道路上的典型。
当配送供给弹性等于订单需求弹性时，波动将一直循环下去，既不会远离均衡点，也不会恢复均衡，这种供给弹性与需求弹性相等为“蛛网中立条件”，蛛网为“封闭型蛛网”。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实情况下很难做到。
提示：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技术内生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长一段时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和技术进步的处理远落后于现实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在决定世界贸易模式的变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把技术进步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去(克鲁格曼，1990)。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因素的忽略或不恰当处理不仅导致正统理论对于贸易利益的解释偏于狭隘，即使对于正统理论本身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议与误读。因此，系统梳理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角色演变的轨迹，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重要前提。一定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恰恰是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内生化的过程。由此，笔者将系统分析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角色演变的过程，将贸易理论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二、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技术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经济学最古老的研究领域之一，它从一开始就把贸易问题与增长问题研究相结合，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回答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分析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这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研究的基点，也代表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起点。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较成本理论来概括，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对其完善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斯密和李嘉图是该理论的主要构建者。
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考察了技术变化对比较优势模式、贸易条件、贸易量变动的影响，并论及贸易对增长的影响。Bloomfield(1978)认为Torrens等人较早就注意到技术在国际间传播的事实，Mill甚至明确分析了技术变化的贸易条件效应，Longfield等人则指出了技术变化导致比较优势变化的情况，甚至技术差距理论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经济学家讨论了一般技术变化的不同侧面，对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论述零散地分布在他们著作的不同角落，虽然这些不同的观点很少系统地发展起来并结合进古典贸易理论的主体，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兴趣要比一般贸易理论家认为的要高得多。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理解与现代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差异，技术的内涵相对较为狭窄，一般是与劳动者的具体的技能或者机器的性能相联系，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者技艺的改善或机器的改良促进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注意并论及了技术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贸易理论在发展进程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处理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主要发生在李嘉图和斯密之间。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动因在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技术进步成为内生于劳动分工的副产品。狭隘的国内市场会限制分工的发展，阻碍财富生产的增加，对外贸易会通过扩大市场促进分工的发展，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会对一国比较成本和贸易模式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在斯密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内生于分工的发展，并且成为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李嘉图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国际贸易动因的比较优势成本理论，但却未对斯密的分工理论给予重视，而把产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归于自然条件与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李嘉图也注意到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并且多次提到技术进步对于一国贸易模式变动的影响，但是技术在李嘉图模型中纯粹被视作一个外生变量对待。虽然穆勒在对李嘉图比较成本模型进行形式化表述的过程中，重新注意到对外贸易通过市场扩大效应对于深化分工进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穆勒之后的贸易理论家越来越倾向于资源给定情况下的静态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对比较成本理论进行了标准的教科书式阐释之后，技术因素彻底被当作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的外生变量看待，虽然国际贸易静态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仍然能够推出自由贸易政策的结论，但是比较成本理论南此受到缺少动态分析的批评。
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是对于技术本身仍缺少一个严格的界定，技术因素在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独立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使古典贸易理论家在贸易动因的分析中，缺乏对技术的系统论述，导致技术在比较成本理论的标准化表述中，蜕变为纯粹的外生变量，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在贸易与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是经济学和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事实。
三、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迷失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并未严格遵循技术研究的路径向前推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贸易模型产生，由此开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古典发展阶段。H-O模型对国际贸易动因的分析放弃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技术差异因素的考虑，而以国家间生产方式即技术相同为基础，研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对一国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学家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国家要素禀赋构成与国际贸易模式的关系上，并关注自由贸易在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功能。H-O模型的4个核心理论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它在把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一般化的同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间以要素禀赋为基础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会使资源的配置实现单个国家和整个世界范围的最优化，这为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H-0模型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而古典经济学侧重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传统在新古典理论中完全消失了，贸易可能提供的动态潜能被边际主义所忽略，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以连Kemp本人也认为他们的研究忽略了贸易对于技术知识状态和积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时期，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两个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时期，贸易和增长成为两个彼此独立的研究领域，新古典贸易
理论忽略贸易增长效应的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长时期内退出了国际贸易理论家的视野，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而Baldwin(1984)通过对一些实证研究的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得自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损益是相当小的，而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动态收益则相对要大得多，H-0模型对于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国际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则明显过于狭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异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忽略了国家间技术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考虑技术差异的影响，H-O模型中要素禀赋导致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发生逆转，自由贸易所引起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也会消失。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和贸易影响的研究没有遵循古典贸易理论技术研究的思路向前推进，在边际主义和一般均衡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它忽略技术在解释贸易模式和贸易效应中的作用，以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贸易利益的研究彻底蜕变到资源配置水平效应的分析，贸易通过技术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也由此中断，经济增长似乎成为资源最优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结果，但实质上这是把经济增长问题排除在贸易理论研究的范畴之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H-O模型对于贸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术因素的影响，导致技术因素在贸易理论研究中的迷失，这代表着从早期李嘉图传统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术在贸易理论发展中的回归
要素禀赋理论在诞生后的30多年内主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模式的基础性理论，但是不断涌现的国际经济新现象使贸易理论家逐渐意识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纪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深入使贸易理论家无法对经济增长的事实视而不见，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开始引起学者的兴趣，技术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模型研究当中，外生的技术进步在决定和影响贸易模型及其变动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二战后，国际贸易中新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传递异常迅速，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拉美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摆脱旧的分工贸易体系的束缚，质疑自由贸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试行进口替代贸易发展战略，这使贸易理论家必须正视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H-O模型对此解释乏力，因此，技术因素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家的研究视野，作为重要变量以加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20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开始复兴，这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经济增长问题，贸易理论家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当时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要素禀赋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单向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及对贸易国的福利影响，而没有研究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外生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开创性研究虽然使贸易理论开始关注技术因素对贸易模式和效应变动的影响，但这也仅限于外生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变动的考察，着眼于对贸易国外生经济增长的比较静态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却不能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做出解释，也无法直接用技术的变动对现实的国际贸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说明。随着国际市场上新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革新变化显然比技术差异更加重要，构成了除要素禀赋之外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这诱使贸易理论家开始从单纯的技术变化探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贸易模式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技术创新和技术国际传播的角度解释了新产品贸易的产生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动，并对要素禀赋相似发达国家间贸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论说明。新产品在从开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过程中，各环节投入的性质各不相同，其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各个国家在特定投入环节上的相对优势差异显著，因此在产品发展的各个阶段，各国的贸易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把技术创新、技术传播引入到贸易理论研究的视域，实现了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分析，并为技术在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性，却把技术进步的原因归于外生的国家间市场特征的差异，因而没有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贸易理论中来，但将技术引进贸易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克鲁格曼，1990)。
技术进入贸易模型表明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现实，虽然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处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视作一种外生现象，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也还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对技术进步的关注至少标志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术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
技术和技术进步对于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影响虽然自斯密以来就开始进入贸易理论家的视野，但却迟迟没有被结合到正统的贸易理论模型当中，主要由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从理论发展来看。以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排除了技术进步分析的可能，因为完全竞争的企业同质分析，意味着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在所有企业间迅速无成本扩散，成为所有企业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现实的企业创新要通过市场垄断弥补前期技术开发的投资成本，这会产生动态规模经济，导致不完全竞争，因此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技术变动与一般均衡的静态配置效应分析无法兼容。从技术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贸易理论领域缺少一个处理递增收益和产品差异的有效分析工具，虽然张伯伦依赖于语言文字说明和几何推理的垄断竞争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则性框架，但未对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技术在贸易理论模型中内生化的突破性进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
20世纪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开始突破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影响，这为技术进步引起的报酬递增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内生技术进步成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这使贸易理论与现实经济分析的结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国家间动态贸易模式及福利变动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Krugman等人的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规模经济之上的，没有研究动态规模经济
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因此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体现为静态贸易利益，没有考察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Krugman(1979)较早意识到新贸易理论的这一不足，因此开始尝试把技术引进到贸易理论模型中研究动态规模经济的贸易效应，以此作为对新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
Krugman利用新贸易理论的技术，在产品周期理论和技术差距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于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以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这两个模型的扩展，贸易理论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术引入到贸易模型当中，但是在这两个扩展的模型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都是外生的，这虽然可以考察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贸易效应，但是无法对它们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新增长理论对内生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关注对克鲁格曼产生了重要启示，使其认识到把内生技术创新引入到新贸易理论模型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其构建了一个把技术和贸易的分析与新贸易理论相联系的简单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克鲁格曼，1990)。在这个模型中，企业为获得垄断利润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相似国家间即使不存在静态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动态递增收益和技术外部性，也会使开放经济获得高于封闭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这在贸易理论中首次把贸易通过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拓展了国际贸易研究的领域，推动了贸易理论的快速发展，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在发展中的融合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Grossman et al，199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开始超越静态贸易利益的解释范畴，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技术是贸易和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是解释动态贸易模式发展的理论切入点，技术进步内生化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新贸易理论研究开放条件下增长问题的一个重要支点。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创新理论在把贸易和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内生化分析，逐渐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生创新理论把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和技术扩散(模仿)视作理性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活动的结果，技术发达国家以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为目的，投入一定的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技术落后国家根据自身的优势对先发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模仿，两种类型国家分别获得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内生技术能力的差别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国家间贸易模式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过程中将发生动态的变化。内生创新理论对国际贸易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的内生分析，为后发国家通过研发补贴等政策提升本国技术进步速度提供了很强的理论支持。
进入21世纪，贸易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向前推进，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它不仅使行业的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而且为企业角度研究创新、增长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与变动提供了一个微观理论基础，成为研究众多现实国际经济现象的重要框架，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Melitz(2003)生产率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揭开了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序曲，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Melitz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对行业内不同生产率企业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整个行业的生产率内生于个体企业的出口经济活动。贸易开放度的增加或贸易成本的下降会使产业内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同时，产业内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增加，即使单个企业生产率不变，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福利增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微观基础框架，使得行业的平均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为企业异质性条件下贸易品种类、产品创新、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分析模型。
关键词：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二元结构；刘易斯转折点
在亚当・斯密提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比较优势思想以后，国际贸易理论便沿着此逻辑主线不断发展衍进。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直至当前新新贸易理论，诸贸易理论在不断放宽前人假设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次次在实践解释上的突破。尽管国际贸易理论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力并未减弱。面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大量向东南亚转移以及其他各类新型国际贸易现象，本文提出“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观点，尝试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解释部分中国贸易现象。
所谓“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即在承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拓宽一国在多国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认为在多边贸易中，类似于中国这样具有复杂国情的大国既可以拥有相对部分国家在劳动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又能够拥有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从而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中同时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问题。
一、 国际贸易现象对现有贸易理论的挑战
1. 贸易实践推动理论发展。贸易实践对理论的挑战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创新并不断催生出理论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历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产品内贸易。最初的产业间贸易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而二战后规模迅速扩大的产业内贸易更是使得对古典贸易理论的修正如春笋般产生。在不否认原有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框架下，基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新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解释指导了当时的贸易实践。而后在技术进步中，工序间分工愈加细致，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贸易也愈加兴盛。由此，以Melitz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兴起，并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为逻辑起点，从微观视角说明了企业的贸易行为。
然而，不论在哪个时期，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并不那么完美，针对各种贸易理论的质疑也从未停止。从早期“里昂惕夫悖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挑战，到目前部分学者提出的“生产异质性”悖论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冲击，一次次贸易实践挑战的背后涌现出了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也由此推动了理论的发展进步。
2. 比较优势理论逻辑与发展。
（1）国际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逻辑的承袭。在亚当・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等继承了比较优势的逻辑与劳动价值论的内核并发展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与俄林加入了资源禀赋的差异，沿着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框架，提出了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后的新贸易理论尽管放宽了对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假设，但其逻辑根源仍然是比较优势差异。直至Melitz从微观企业角度提出对贸易的理解才使得贸易理论最终得以出现新的逻辑突破，但新新贸易理论本身并不否认比较优势逻辑，其更多地偏重于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国际经济行为的选择。
（2）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静态并应用于两国的经典模型。而后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母国市场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等则都是试图以比较静态或是动态的角度试图完善比较优势理论。而新时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动态化描述比较优势成为了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中，一国要素禀赋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积累与改变，同时由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产生的影响也将动态改变一国禀赋，这一新发展成为近期研究古典贸易理论的热点。
除此以外，若突破传统两国、两种要素、两种商品模型的思维限定，比较优势还可能具有“二元结构”甚至多元结构，在多国贸易中，类似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巨大、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可能既相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资本禀赋的比较优势，又可能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禀赋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集中对这一多国情况进行初步思考和探索研究，尝试以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中国贸易问题。
二、 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对中国贸易现象的解释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多年积累带来的要素禀赋改变已经使得中国从单一劳动力要素充裕的国家变为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较为均衡的国家。随着要素禀赋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近年中，中国不仅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同时还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附加值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外资大量撤离、中国国内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转型期，本土资本越加重视科研投入与产品研发，但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西部省份，成本优势依然是其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竞争力。
1. 中国的贸易结构。当前，中国的贸易结构构成比较复杂，作为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也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都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后20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一直是公认的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但同时，中国又是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过去20年中，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既在劳动力要素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又能够在资本要素中具有十分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由于发展中中国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大量外国FDI使得中国具有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贸易结构。
而据中国投入产出表，部分学者估算（水丽淑，2014），2007年，我国14个行业每亿元进出境口产品对资本需求量分别为3 732.798亿元与1 554.500亿元，每亿元进出口产品劳动需求量分别为265.54万人及120.74万人。资本劳动比率则分别为140 574.2（元/人年）及128 742.6（元/人年）。单纯从数据分析而言，2007年我国就已经净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净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结构中，我国同时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
2. 中国要素禀赋构成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同时在开放的国际经济问题中，要素的国际范围内流动也能够对要素禀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从而改变一国初始要素禀赋。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土地要素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主要资源禀赋，这一时期，中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低廉的工资水平，这使得中国在劳动力资源禀赋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具有在劳动力资源上的禀赋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97元；经过改革开放10年后，1988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为1 710元，年均增幅为11.1%；至199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7 064，1988年～1998年间平均工资增幅15.24%；而至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4 192元。
同样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中国在发展初期自有资本匮乏，大量的外来资本极大地补充了匮乏的资本要素。198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9.16亿美元，200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535.05亿美元，而至2013年，中国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 175.9亿美元。因此，相对于自有资本，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增加的外来资本支撑起了中国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工资劳动成本逐年增加。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有资本积累也使得FDI在中国资本要素中的地位逐年降低。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在劳动力成本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样以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水平为例，2008年，制造业工资成本最高的上海为43 678元/年，为最低的江西省17 643元的2.476倍。同时成长积累的资本要素使得中国本土资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3. 中国多边贸易下的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在两国、两种要素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一国往往只能在一种要素中拥有比较优势，因此根据H-O理论，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出口密集使用劳动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产品。而在更为复杂的多国贸易中，假设世界上有经济体量相当的不发达国家A，发展中国家B，与发达国家C；由于B相对A具有更加完备的基础设施等条件，使得贸易成本大大低于C与A间的贸易成本；同时，由于C对B国巨量FDI，使得B相对于A具有在资本中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三国贸易体系中，B国产生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
同样现今国际贸易中，以最终组装者融入国际生产价值链中的中国即充当了上述B国的角色，利用充裕的劳动力以及高质量的外来FDI资本，中国在短时间内拥有了在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中的“二元比较优势”结构，这一要素禀赋结构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即表现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中国都具有比较优势。也即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与FDI是造成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三、 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未来国际贸易结构
比较优势概念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而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依靠发展初期的外来资本冲击与剩余劳动力，中国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在资本与劳动力上“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然而，比较优势“内生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决定了在未来发展中，这一“二元结构”将会再次改变。
1. 中国要素禀赋变化与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可以说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中要素禀赋变化在国际贸易中的集中表现。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了要素禀赋变化在发展中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演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要素禀赋变化首先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拐点，而后当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品等于城市工业劳动力边际产出时，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比较优势以及该国国际贸易结构都将造成长期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以蔡P（2007，2013）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甚至可能已经跨过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从数据上分析，1997年～2012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从34 840万人降低至2012年的 25 773万人，而同期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则从1997年的6 444元升至2012年的42 396元，与此同时，总从业人员人数增长率持续降低，至2013年，国内从业人员数增长率仅为0.4%。随着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将趋于统一，中国在劳动力要素禀赋中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渐消失。
相对于从业人员增长率的逐年下降与劳动工资的逐年上升，国内资本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更是迅猛增长。从外汇并轨后的1994年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从1995年的20 019.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 694.7亿元，其中，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则从1995年的1 555.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10 629.7亿元。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从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笔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续存盘法（郭庆旺、贾俊雪，2004）对现有固定资本进行估算，截至2013年，国内固定资本净值达610 388.8亿元。
总结中国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要素变化，中国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将在未来发展中逐步减弱，随着国内各省区经济发展收敛，劳动力市场也将逐步统一，中国在劳动力禀赋中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资本要素比较优势将持续增强。
2. 中国贸易结构发展与变化趋势。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对外贸易模式已经逐步减少。高速发展时期“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消失。同时，随着本土资本的崛起，外资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将逐步减弱。
并且，在我国制造业现行发展阶段，通过规模效益重构产业链的机遇已经成熟。垂直分离带来的生产碎片化，为我国实施产业链重构带来了意外的效应，大规模生产组装已经形成了规模效益。因此，在国际碎片化分工的基础上，国内资本将对生产片段进行二次组合，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结合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的贸易结构将更加集中于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中，国内企业将下游组装生产产业链外包也将成为可能。
目前国内电子制造业已经从产品研发设计到品牌销售实现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华为、联想、小米等电子制造商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产业结构实现研发设计与品牌销售的一体化突破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将更加强化资本技术领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而淡化在劳动力要素中的比较优势。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结构最终将随着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而改变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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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 发展剖析 演进路径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绝对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代表著作《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 社会各微观经济主体按照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 进行专业化生产， 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最终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这种交易活动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时， 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产生了， 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成本或绝对优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 绝对优势既可以是自然形成的， 也可以是后天获得的， 每个国家都具有其适宜于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条件， 进行专业化生产后其生产成本较低， 彼此交换产品对参与交换的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
（二）相对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本国所需的所有商品， 而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产品， 通过国际贸易， 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 贸易各国都可以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这就是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思想。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认为， 比较优势既存在于绝对优势的最大优势里， 也存在于绝对劣势的最小劣势中。以相对比较优势为基础， 世界各国进行产品贸易将使参与贸易的各个国家都获益。
（三）要素禀赋学说。
20世纪上半叶，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 世界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的相对差异是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必要条件， 因此，赫克歇尔-俄林学说被称为要素禀赋学说。由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优势来自于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认为相互依赖的多种生产要素的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源泉，因此要素禀赋学说是对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相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和补充。
（四）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产生问题上提出了与传统理论迥异的观点， 他们认 为， 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本国的历史、某个偶发事件和过去政策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国际贸易是由规模报酬递增所驱动的。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其产生的原因不是国与国之间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 而是规模报酬递增形成的国际分工。
（五）新兴古典学派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它真正统一考察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 做出了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理论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虽然分工前没有优势或劣势， 但由于其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在投入不变时，其产量大于分工前，这就是内生分工优势理论的思想。
二、从比较优势理论的沿革浅析经济学动态演进路径
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 经济学理论的沿革和发展有着其内在的必然联系， 存在着理论发展的必然路径。
（一）对假设条件进行修正和改进。
不同学派的比较优势理论之间， 观点和假设存在着很多差异， 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但深入分析这些理论的观点和假设， 能明显看出其间的传承印记。亚当斯密认为财富增加依赖于劳动分工，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都增加财富， 国际贸易的产生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大卫·李嘉图则在国家之间生产函数不同、消费者偏好相同的假设下，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上解释了国际贸易的起因和影响。其后，赫克歇尔、俄林进一步在分析中加入资本要素，得出要素禀赋不同引起了商品相对价格的不同， 引发了国际贸易。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 迫于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保持一致性的压力， 细化和推进假设条件的设置是导致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新理论和新方法对已有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化。
亚当斯密从绝对技术差异和分工优势角度提出了绝对比较优势， 大卫·李嘉图从技术相对差异上分析了相对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则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差异入手， 说明要素禀赋差异将导致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差别。之后，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等人从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角度切入， 提出新贸易理论。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学派则将流行的交易费用概念引入比较优势分析， 着重研究了内生分工优势。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前后的发展历程可知， 新学派的理论都是对旧学派理论的完善， 是引入新理论和新分析方法对已有的研究内容进行深化的过程， 学者们相继提出了新的比较优势源泉或影响因素， 使得比较优势理论研究从分工前扩展到分工后、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交换、消费领域的各个环节中， 推动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三）在实践检验中发现问题推进理论体系的改革。
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过程中， 对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学说的实证检验，里昂惕夫之谜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反响， 这种争论反过来促使了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每一理论的成立和成熟都需要经历实践的考验， 亦有众多经济学家活跃在对著名经济学理论的实践检验当中。实践检验的结果若与理论预测一致则说明该理论可以成立， 而一旦理论与实践检验出现差别则新的研究宣告开始。
（四）理论沿着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方向推进。
人们在对比较优势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考察中， 关注的焦点已从先天性的资源禀赋等因素逐步转向分工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创新、人力资本配置等后天性因素， 已从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动态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的沿革延续了众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这也标志着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这一研究动向为理论研究者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保持动态的研究意识和思维将有利于推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结合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从中我们可以找出经济理论动态演进的几条一般规律。所以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口。
（一）考察假设条件的设置。
假设条件是经济学理论得以建立的前提， 是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 假设条件如何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的研究深度和论证的可信度， 甚至可以决定理论的发展前景。考察假设条件的设置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起点， 若能在假设条件设置上有所突破， 则很可能揭开新理论的面纱。面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 研究者们可思考该理论的假设条件是否具有足够的抽象性和简洁性， 足以研究到复杂现象的本质。同时， 更要考虑该组假设条件是否存在继续深化、细化的可能性， 从而推进研究的准确性和理论论证的严密性， 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
（二）推进论证体系的深化。
论证体系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 经济学理论的科学价值最终取决于该理论论证体系是否严密， 论证内容是否严谨。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 可尝试在论证体系上寻求突破。研究者可思考， 该理论的论证内容是否存在继续深挖的空间， 可更换角度从新视角分析老问题。推进论证体系的深化并不是一件简易的事情， 这需要深厚的基础知识和创新的思维模式， 然而， 一旦在论证体系上有新的进展， 则可能是突破性的、历史性的。
（三）通过实践检验辨别理论真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过实践检验辨别理论真伪是经济学理论论证的重要环节。实证研究是通过实践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可靠方式，利用最新的理论、技术以及越来越简便实用的计量软件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从检验的结果中辨别理论真伪， 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但同时， 研究者们也应保持适度， 切忌滥用、迷信实证研究， 陷入实践检验的沼泽中。
（四）从动态化的视角深化理论研究。
动态化体现在推进研究时， 从假设条件、论证体系、实践检验等方面全面立体的改进， 同时也体现在从动态的视角上， 采用动态的分析方法深化理论研究。研究者可以用动态演进的视角分析现有理论， 思考该理论是否沿袭了从静态分析到比较静态， 再到动态分析的方向发展。同时， 还可考察现有理论在整个动态演进过程中的位置， 判断是否存在继续动态化发展的可能。只要找准了理论所处的现实阶段， 从动态化的视角分析问题， 研究者就能找到理论的前进方向， 开拓理论新视野。
关键字：比较优势理论 假设前提 决定基础 动态
作者简介：刘培青(1976－)，女，湖北黄石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是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是湖南省衡阳市社科联课题《我国外贸出口的动态比较优势研究》（2006-HYSKJJ-ZC-024）资助项目
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和国际经济交往的纵深化发展，作为指导国际商品交换的国际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纯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捍动它在理论界的垄断地位，它所揭示的科学内涵是不可替代的。下面就以争议较多的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三种质疑的解释来说明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
一、假设前提无损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
许多人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所构建的分析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完全竞争市场、需求偏好相同、规模收益不变、要素国际间非自由流动等。现实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比较优势理论所依赖的假设前提在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因此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有待检验，以它为指导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会与经济目标相左。上面的质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比较优势理论需要一系列假设前提才能成立；二是这些假设前提与现实背离。
比较优势理论的确要依赖一系列假设前提，这些假设可能与现实不符，但若据此否定比较优势论，未免失之偏颇。对理论的阐述假定一些前提条件是一种分类分析方法，将完整的事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通过每个部分的研究来揭示整体包含的规律、性质。这体现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式上就是在一定的假设下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这种做法是研究方法的需要，目的是寻找事物内在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重要的是，一个理论若是经过正确的假设得到的，那么再把假设的因素一个一个重新考虑进去，该理论仍然具有科学性。需要严格的假设前提并非比较优势理论所独有，而是所有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如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都是从制度既定、一般均衡的假定出发的，而现代经济学更是建立在理这一基本假定之上的，可人的许多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但这丝毫无损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性。因此，关键是判断所假设的因素与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应不应该抽象的问题。一如在失重条件下考察人的生理机能，所抽象掉的若是重力，那就是合理的，若抽象的是人体的一部分，则就不合理了。比较优势理论设立一些前提条件是合理的。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的考察对象是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要素禀赋理论考察的对象是要素禀赋的差异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至于其它的假设条件对于要考察的关系并没有实质影响。
比较优势理论通过正确的分类分析法，该理论得出“两优相较取其重，两劣相较取其轻”的国际交换规律，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只要抓住这一合理的本质内容，再把假设的因素还原，它仍然是指导当代国际贸易的科学理论。
二、新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比较优势理论到了H-O理论阶段似乎十分完美，但里昂惕夫之谜的出现激励着人们去大胆怀疑传统理论并且从多角度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国际分工模式。二战以后，国际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理论解释一些新现象。因此，有人认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
纵观所有的国际贸易理论，它们都阐述了在国际市场上一国出口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处于劣势的产品，通过国际交换获取贸易利益。至于一国优势的形成基础是什么，各贸易理论所揭示的是不一样的。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认为优势的形成基础是绝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H-O理论从认为是要素禀赋的差异。新要素理论认为，生产投入中的要素除了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之外，还有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研发、管理等新要素，不同国家在这些新要素禀赋上的差异也构成了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技术差距论则认为技术获得时间先后导致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产品生产能力的不同。重叠需求理论第一次较系统地从需求的角度阐述了相似需求是商品生产和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干中学模型认为技术知识随产量提高而不断积累导致国家间比较优势的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具有了动态性质，认为产品要素密集类型的变化导致了不同国家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理论从产品的异质性、规模经济和相似需求三者综合的角度阐述了比较优势的决定基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从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不完全的角度阐述了国际贸易的原因。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家竞争力是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基础，从而更具统一性和说服力。杨小凯的内生理论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阐述了比较优势的基础。还有些理论从产业集群、交易成本的高低、市场结构和企业的异质性等角度论证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同贸易理论只是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比较优势的形成基础，并没有摆脱比较优势理论所揭示的国际交换规律。
自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来，虽然新的理论不断产生，但至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动摇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地位，新理论不过是对它的补充和完善。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仍将需要新理论来解释新现象。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会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它们不能摆脱寻求差异进而产生比较优势通过贸易来获取利润的本质，所以新理论最终属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一部分，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至今没有一个已经过时，它们在认识和理解当代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中仍然很有用。例如，当许多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时，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基本原则” ①。
三、比较优势陷阱不能归咎于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依据比较优势生产并且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出口越多反而越穷。批评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静态理论，不考虑结构调整等因素，按此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范围。从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再到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它们所揭示的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国际交换的规律而不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反映经济一个方面规律的经济理论当然只能指导一个方面的活动而不能指导经济总体的活动，如果用它来指导经济总体就是没有处理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经济发展出问题是迟早的事。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单靠外贸的发展不足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在发展外贸的同时必须辅之以其它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正是混淆了外贸发展和经济发展两者的区别，误以为只要出口多经济就会发展而盲目发展出口，最终导致了经济的贫困化增长。如同我国，单纯依赖外贸的发展而没有其它的经济推力能否促进经济全局的发展就是个问题。
再次我们看比较优势的动态性质问题。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质，这种动态性质表现在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的变化上。比如，资本稀缺的国家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资本积累和引进外资来改善资本状况。技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随时间的推移可通过技术外溢、干中学和技术创新等多种方式提高技术能力，而不一定永远处在低技术生产阶段。当一国要素积累和竞争力不断提升时，一国的比较优势部门必然会发生转变，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一些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时，没有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固守一种传统优势和传统产品的出口，获得了眼前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出口量的增加带来的是价格的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恶化，丧失了经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国家只看到了本国既定的比较优势而没有看到比较优势的变化，忽略了潜在的比较优势，没有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发展不同产品的出口，从而使一国外贸的发展缺乏持续性。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国家不是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而是这些国家没有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运用理论。今日的中国在为自己的产品只有价格优势而没有技术而苦恼时，而早就进入发达国家的美国却为自己的产品没有价格优势对其他国家的产品穷追猛打，说明任何国家固守一种优势都不可行，而应该寻求动态比较优势。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实践的抽象，都是向前发展的，作为静态与动态统一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那些否定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注释：
① Kurgman P.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edited by Jagdish N. Bhagwati, pp. 197-22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国际竞争论》[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15-75．
[2]大卫?格林纳韦．《国际贸易前沿问题》[M]．冯雷译．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1-129．
[3]李欣广．《理性思维：国际贸易理论的探索与发展》[M]．北京：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12-120．
[4]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