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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化在琉球的传播，是伴随着中国与历史上的琉球王国的人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进行的。中国音乐文化对琉球的传播，主要是在公元1372年至1879年，随着中琉密切关系发展及频繁交往而实现的。其途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随着琉球王国定期入贡中国而传播在中琉关系史上，“入贡”是维持和发展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伴随着入贡、庆贺、谢恩活动而传播琉球的中国音乐的典型例子是路次乐。路次乐由琉球国王尚清王的王舅上里盛里作为庆贺使到明代中国，受明朝廷的启发从中国传至琉球。
2、随着朝廷对琉球国王进行册封的使团及其活动而传播（1）在册封使团的组成人员中有职业乐手或兼长音乐者。他们为册封活动演奏各种仪式音乐，把中国的鼓吹乐带到琉球。（2）由册封使或册封使团人员把中国的乐器带到琉球。（3）册封使团人员在琉球逗留期间参与当地的音乐艺能的教学、演出、观摩活动，而将中国音乐文化传播于琉球。
3、随着华人迁徙琉球或其他方式的人员来往而传播
4、经由琉球学生来华留学而传播琉球学生来华留学有官生、半官生、自费生三种。第一批以官生身份入国子监读书的琉球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来到中国。自此以后，在明清两代，琉球不断派遣官生到中国留学。他们在国子监读书期间，不仅享受公费待遇，而且还有皇帝的丰厚赏赐。半官生、自费生则在福州就读于私学。这些留学生在中国除了学习典章、制度、文物、儒学之外，也把中国音乐带回了琉球。②
二、中国音乐在日本的传播现状
1、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音乐文化在日本的情况20世纪初直至80年代左右，中日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无明显的互动。首先，在历史上传入日本的中国音乐文化经过在日本的融合，已经成为日本本土文化，带有了日本的民族特色。其次，明清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的尊崇态度有所改变，甚至有所偏见。可以说在明代以后，日本基本上停止了对当时中国文化的重视。最后，近代两国的音乐交流主要是西洋音乐通过日本传向中国。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日本对中国民族音乐处于无交流、不了解状态。
2、改革以来中国音乐向日本的传播在20世纪80年代末延续到90年代中期的出国潮中，大批人走出了国门。其中包括音乐专业人士、从事音乐工作的人士以及业余音乐爱好者。他们一起推动了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1）展示、宣传与融入。中国音乐文化最开始是以展示、表演的形式进行推广，曲目大多为国内的民族器乐的乐曲。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音乐展示逐渐有了变化，日本和西洋的乐曲开始增多，从展示阶段开始转入融入阶段。中国音乐文化在日本社会的融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乐器融入，另一方面是音乐融入。乐器融入是让日本人熟悉我们的乐器，产生好感；而音乐融入则是演奏日本人熟悉的乐曲以及日本的民族音乐。融入的做法各种各样，包括到日本各地演出、与日本演奏家合作演出等。开设音乐教室，是中国音乐融入日本社会的成功之举。在日本，艺能（音乐、曲艺等）界的教育与传播，基本是靠民间教室的个人教学来进行的。在日本大众的支持下，大量的二胡等乐器的教室，在各地开设了起来。其中既有中国人主办的教室，也有日本人为主的二胡教室。（2）日本人对中国音乐的支持。日本人对中国音乐的支持，是中国音乐和乐器在日本生存的基础。每个中国音乐演奏者的背后，都有一些日本人的支持和奉献。介绍日本的中国音乐，还必须提到的是“女子十二乐坊”，这是按日本人的欣赏趣味而打造的中国音乐形式。她们在日本得到了充分的包装和艺术上的雕琢，并在那里取得了成功，之后，又在国内得到了认可。“女子十二乐坊”不仅向国外展示了中国乐器与音乐，同时在宣传中国音乐与乐器方面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③
三、如何推广中国民乐
中国对日本的音乐文化传播可谓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已有很好的音乐文化基础，受众面很广，群众基础很扎实。那么如何更好地推广中国的音乐文化呢?
1、民族音乐在海外传播需“入乡随俗”民族音乐在对外传播时应争取共性，易于被当地人接受。因此，对外传播的音乐文化应进行适当演变，使之符合当地文化。
2、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以及提升国际形象、国际地位睦邻友好，建立友好邦交。只有建立友好的邦交关系，才有利于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
3、传承中国民乐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与融合如将中国乐器与爵士、摇滚等现代流行因素相结合，演奏中国的传统乐曲和西方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进行演奏曲目创新与乐器演奏创新。
4、加强国际间的音乐交流与合作，促进音乐文化的传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音乐界一直以“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进行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今后，还要规模化、常态化，特别是利用重大节日、邦交纪念、重要人物互访等契机，加大力度组织宣传汇演，有效推动中国民乐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舞台。
5、以孔子学院为平台建立多种形式的中国民乐交流中心截至2013年底，全世界已有12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在全球分布广，数量众多，是一个很好的中国音乐文化的推广平台。因而可以成立形式多样的民乐中心或民乐部之类的交流办事机构或者在孔子学院中，有重点地增设相关音乐课程;在有条件的国家开办中国音乐学校、在国外的音乐大学开设中国音乐课;在国外综合大学的亚洲文化学院增设中国民乐欣赏课程、民乐课堂等;还可以利用每年西方圣诞节和中国传统春节等举办中国民乐专场，或者在西方举办的音乐会中增加中国民乐演出内容。这样可大大提高中国民乐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一）教学模式落后
传统音乐教学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随着中国基础教育环境的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教学需要。传统的音乐教学是以直线的教学方法，由教师单一的向学生进行教唱，缺乏教学手法创新与教学模式变通。这种枯燥的教学方式容易消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音乐课程花费了时间与精力，但音乐教学成绩与效率却不高。因此，如何通过不断进行模式创新与改革取代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当前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二）教材选用缺乏创新
教材是教学活动开展的基础，音乐教材的质量对音乐教学效果的好坏同样产生极大的作用。在新课改标准下，部份教材已经得到了质的变化，但仍有一些音乐教材与辅助教材在选取运用上缺乏合理性。中国的学校地域分布广泛，对不同的地域与学生群体教材选取也应遵循地域与学生群体特色。一些学校因受教学经费、教学场地等限制因素影响，仍使用陈旧的音乐教材以及落后的音乐教学设备。以上各种因素对音乐教学改革与发展都产生了阻碍。
（三）教学方法与师资力量落后
科学的教学方法是决定教学活动是否有效的重要组成部份。教师教学能力的好坏及个人素质的高低对学生的个性塑造都产生直接影响。长期以来，中国音乐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音乐教师弹琴与带唱，学生跟唱的单一教学方式进行音乐教学，同时因音乐不受考试分数等因素推动，对学生音乐学习的好坏也未制订评价标准。当前中国音乐教学中，受多种因素的限制，师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提高音乐教学整体质量与效率的目的。
二、音乐教学改革与发展策略
（一）创新音乐教学模式
创新音乐教学模式，应以实际教学状况为参考依据，针对不同学校、不同学习群体的特点进行不同类型的音乐教育。通过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创新，打破音乐教学改革的束缚，例如对音乐教学的不重视、传统的教师唱、学生跟唱的音乐教学模式。通过创新教育形式，分层次、多方位的对学生实现音乐教学模式的创新。以学生为教学主体，强调对学生音乐能力与个人素质的提高。针对学生“个性”的差异性，课程教学与内容设计要符合学生阶段的心理特征，关注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照顾学生的学习需求。其次，新课改下的课程教学改革，通过课程改革促进教学方式与学生学习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具体来说：乐器教学、音乐欣赏教学、音乐演唱教学等音乐教学的进行。或通过音乐教学与其它课程的联系，例如美术教学、语文教学等，将课程教学结合起来或与教学内容相互联系。同时，针对不同的学生个性特点、文化地域特点等制定不同的教学手段，以符合学生实际、激发学生求知欲望为基础，使音乐课堂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提高师资力量
优秀的教师队伍是音乐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动力，也是决定音乐教学质量高低的最主要因素。任何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创新，都需要通过教师来进行配合与落实，才能发挥其实际效果。对音乐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师资力量的提高，可从以下几点着手：
1.在音乐教师配备上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发掘出每位教师的长处与优点，也要对教学态度不端正，资质不合格的教师进行淘汰。通过对师资水平的把关，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端正教学态度。
2.营造良好的音乐教学环境，对教学资料与设备尽量配置齐全。以良好的教学配置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满足教师进行音乐教学创新与自身创作的物质条件。教师对自己在教学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根据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在课堂中教学角度的诠释。通过总结教学经验，改革教学方式，在传授音乐知识的同时，注重学生学习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掌握运用学习工具如乐器的演奏等，使学生不仅仅乐意学，还要掌握重点，最后实现学习致用。与此同时，教师以自身专业的音乐素养对学生进行客观的评价，在保证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中肯地指出音乐学习过程中的不足，让学生正确审视自身的优点与缺点，在不断思考与改正之中得到进步。
（三）加强音乐交流
将乐器引入音乐课堂教学中，是音乐教学改革的重大进步。现阶段教学过程中较常见的乐器如吉它、二胡、鼓或其它乐器，其初步演奏技能掌握后，要不断鼓励学生尝试其它乐器。让学生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一到两种自己愿意学习的演奏乐器，使学生更乐于积极动脑与动手，培养创新思想与创新能力。通过乐器教学与演唱教学的有机结合，对歌曲、歌词、曲谱的课程教学，培养学生之间互相交流与学习，营造生动的课堂氛围，培养学生合作观念。同时，还可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进行音乐表演，或者与其它学校组织联欢活动，通过加强学生之间的音乐交流，不断提高个人素养同时开扩了朋友圈，更好地适应社会交际活动。
三、结语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摘要本文通过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针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并将伦理学融入音乐文化的思考中，提出了不仅要树立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的观念，还应该以此来指导音乐教育行为，从而真正实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文化文化相对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中国传统音乐的蒙昧时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其时的音乐与文学、舞蹈以及原始宗教交织在一起的。早在那个时期，就有多样的“乐器”来表现不同的音乐内容，流传至今的“埙”即为明证。在夏商时期，乐舞已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向对人的颂歌。比如乐舞《大夏》，歌颂了夏禹治水，造福人民的故事，还有乐舞《大蠖》讲述了夏桀无道，于是商汤伐之的故事。由此推断，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已经出现，开始了音阶的统一萌芽。到了西周时期，宫廷中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礼乐制，根据官员们的不同地位再规定出不同的舞队编制，同时，音乐的教化作用更加明显。周代实行采风制度，政府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有赖于此保留下了大量的民歌，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到秦汉时期，“乐府”的出现，意味着这种系统的音乐表现形式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汉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今天人们依然欣赏的《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这些乐府名篇，就是当年的“乐府词”。在隋唐时期，政权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兴旺，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域文化，迎来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全面发展的高峰。其中皇帝音乐家唐玄宗的《霓裳羽衣舞》广为流传，著名诗人白居易据此写的生动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就描绘出了此曲演出的所有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兴起为重要标志，适应百姓阶层文化生活的多形式演唱音乐相继出现，如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以词牌形式出现，在填词的手法上已经有了“摊破”“减字”“偷声”等，一大批宋词精品出现。同时，宋代还是中国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一些民间小调，演唱时可以是自由的，不受宫调的影响和限制的，到后来发展成为曲牌体戏曲音乐，从而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发展。元代以元杂剧为代表，元杂剧是戏曲艺术的最高峰。元杂剧在北方最为兴盛，出现了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乔吉甫等很有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元杂剧南行时与南方的戏曲交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明清社会由于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的民间小曲、说唱音乐、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内容丰富多彩，各种说唱曲种类繁多、层出不穷，例如牌子曲、道情说唱和琴书等。在南方秀丽的弹词中，苏州弹词是影响最大的，出现了陈调、马调、俞调这三个重要流派，它们分别以陈遇乾、马如飞、俞秀山为代表，苍凉雄劲、爽直酣畅、秀丽柔婉。以后又繁衍出许多新的流派。到明朝末期清朝初期，梆子腔得到发展，这种以陕西秦腔为代表的北方音乐直接影响到了山西的蒲州梆子、河北和河南梆子。晚清，在北京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国剧京剧。
二、中国传统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传统音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助推作用为许多人所轻视，甚至不解。在过去的数千年岁月里，中国没有当今意义上的“宪法”体系，规范社会形为的思想体系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体系的传统道德。在宣传媒介匮乏，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能够影响人民思想的就是戏曲、说书与四书五经。这种艺术与教育相结合的形式，保证了整个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们思想的纯正，社会的稳定。最大范围内的世俗教育正是依赖于诸如戏曲、民乐等，达到了教育、规范的作用。有鉴于此，在整个“诗、书、礼、乐”完整的教育体系中，音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借助于多种多样的形式，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进步。视音乐为道德教化的理想手段，甚至认为音乐还有淳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历代政府、教育家视音乐为教化人的理想手段。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在音乐上有深刻的见解，音乐实践活动也十分普遍。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融合和联系，以共发展共创新的特质，体现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国诗词的声调音韵、诗词的句子组合的长短不同、格律的各种各样运用交错融合，充分显示了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之美。中国的书法艺术，从书者律动的节奏运用上，从书者龙飞凤舞的墨迹上，无不反映出具有音乐灵感的精神气质。中国的绘画，舞蹈和戏剧，更是和音乐紧密结合，绘画艺术“以形写神”，用清晰的线条显现了音乐流动的旋律美，和舞蹈戏剧形成了大型的综合艺术。
三、结语
关键词： 中国音乐 中国文化 本质 关系
中国音乐与中国的哲学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孔子、老子、庄子的音乐美学观对中国音乐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儒家的音乐观不但将礼乐并列为道德教育的重心，而且把道德列为评价音乐的首要因素。在孔子的音乐思想中，音乐不但要曲调优美，应重视制乐者的仁心善意，故而《韶》曰：“尽美矣，又尽善也。”
古代君王常命乐官至民间采风，音乐可以表现人的情感，以及内心的喜、怒、哀、乐，因此借由音乐去了解民心是最直接的方式，如太平时代政治平和，人民安居乐业，因此音乐的音调就是安详欢乐的；而乱世时期政治混乱，百姓流离失所，所以音乐的音调也同样是哀怨愤恨的。除以上所述音乐与中国政治、哲学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是艺术的陈述与呈现。以下就中国音乐的本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做出阐述。
一、对生命的深刻认知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追求生命的享受，这一点便决定了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宗教的强烈的世俗精神。而中国音乐所具有的哲学都是生命哲学，所具有的艺术都是生命的艺术。也可以说，中国音乐的文化就是以生命为本的文化，所谓“以生命为本”，就是指文化的一切功能都指向人的生命的安乐与长久。正是在这一心理的支配下，才形成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同时也包括文学和美术在内，它们都属于“乐感”文化的范畴，都体现了自遣、自娱、自得、自足的审美精神。因此，中国的文化在精神上本来就是自得、自足的文化，中国的音乐侧重生命的享乐，它不需要外部世界的证明，只要个人自己的真正感受便足矣。因此人的心灵是自己支撑自己，自己证明自己，它是在自己的世界中得到自得与自足。
二、自然哲学的关照
1.“自然”是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
在中国艺术中无论文学还是美术都大量地以使用自然为艺术创作的内容，如田园诗、山水画等。隐居在山林描写田园生活、回归大自然静观生命的隐士们乐在大自然的享受，这与老子、庄子崇尚“自然”的思想不谋而合。大思想家老子将自然与人的关系喻为母子关系，这实际上强调了中国人在“天人”观念上讲究“融合”与“和谐”。在中国人心目中，“自然”是富有生命情调、富有灵性的万事万物。人们善于移情于物，将自然事物拟人化，文化肌理中贯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美术的范畴里，以自然为对象，无疑是想从中体会自然之趣与自然之美。而中国音乐与诗歌、书画的借物寓情的审美倾向是一致的。
2.模拟声响在中国音乐中的运用
中国人喜欢模拟自然声音，并将之直接移入到乐曲中，这一做法是非常独特的，在外国的音乐中是罕见的。在中国民间音乐中常见的模拟声有水声、鸟叫声、风声、马鸣声等，这些声响，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1）模仿水声
古筝曲《渔舟唱晚》描写渔村平静的生活，渔民们在碧波万顷的海面上荡舟，当夕阳西下时满载鱼虾，荡舟归浆。乐曲前半部分描写渔村平静的生活，后半部分同一乐句反复四次，四种不同的变奏手法以由慢渐快的速度描绘了海上气候的变化万千，由风平浪静至暴风雨，把水声的不同变化形象地表现出来。
（2）模拟自然声
中国人爱好自然，往常模仿的对象就是山水。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古琴曲《流水》由于“伯牙与子期”的故事而成了知音的代称，是广为人们熟悉和喜爱的经典之作。全曲由“高山”和“流水”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浑厚而优美的音色，表现出巍巍高山的雄壮气势；后半部分模拟水声，时而潺潺流水，时而急流澎湃。音响效果诗情画意，让听者有亲临水边之感。
（3）模拟马鸣声
二胡曲《赛马》，乐曲开始时描写了奔腾激越、纵横驰骋的骏马，刻画了蒙古族人民节日赛马的热烈场面。乐曲创造性地运用大段落的拨弦技巧，模拟马蹄声，使乐曲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把草原辽阔美丽、万马奔腾的场面和牧民们的喜悦心情表现得酣畅淋漓，同时把二胡的演奏技巧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4）模拟人声
管子曲《江河水》表现了一位女子在江边，面对江水，失声痛哭怀念亡夫的悲痛心情。乐曲的主题为起承转合的四句。第一句旋律色彩暗淡，管子近似人声哭泣的情调，音乐凄凉悲切。第二句旋律突发性的十度上起，并两次向上冲击，表现出无比悲切的情绪。接着第三句节奏顿挫，断后即连，似悲痛欲绝，泣不成声。最后是第一句的变化重复，为中段的转调做准备。
三、与文人的自娱相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是每一个文化人的必修课。修习这门课，目的在于培养情操，提升素养，使生命过程更加和谐美好。在中国文人的修身四课――琴、棋、书、画中，音乐修养被放在了第一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精英人物无不精通音律、熟诸琴艺。在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期，音乐也是空前的繁荣，其中唐玄宗李隆基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讲，李隆基是唐代音乐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他对音乐的爱好给唐代音乐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他设立的宫廷音乐机构梨园培养了大批的音乐人才，同时他与众梨园弟子创作、表演了大量的音乐舞蹈作品，这些作品直接促成了唐代音乐的繁荣，推动了音乐的普及和发展。
四、对人生际遇的咏叹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除了歌颂自然哲学的作品外，更多的是用“哀怨地”、“悲愤地”、“深沉地”、“感慨地”等表情字眼来辅助表现的乐曲。如陕北信天游里哭腔的产生就是人民生活的苦难与伤心哭泣，这种唱法是在某些音的后面往上高四度，还不到位就在中间停住，听似哽咽却又胜似哽咽。而中国文人为国为民的感伤，在文学上、诗词中也不胜枚举。如爱国诗人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李白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陆游的“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当得不到重用，个人抱负无法施展时，他们便会感伤怀才不遇，于是便在艺术中宣泄人世间的曲折沧桑，从中忘却、消解心中的不满与苦闷。
因此“借物寓情”的手法在中国音乐中是常见的，它是一种心灵的满足，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不敢表达的情感和苦闷，往往都是借由艺术来抒发。艺术也由此孕育着一种补足的功能，此功能是以现实处境的残缺为前提，而艺术“诚于中，形于外”的心灵投射，照应到生命的不足才是它真正的基点。
此外，在中国“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观念的影响下，女性的地位是卑微低下的，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表达感情的机会，她们的情绪是受压抑的。尤其是那些被选送入宫的女子，一旦失宠，就被重楼深锁，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如琵琶曲《汉宫秋月》，乐曲曲调忧伤哀怨，把这些女性生命中无可奈何、寂寥清冷的感慨描绘得淋漓尽致。
所以，中国音乐大多是属于喟叹的，喟叹人世际遇的乐曲虽无明确的描绘对象，却是最动人、最深刻的作品。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乱世，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这些不幸者的生命所受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历史上常有文人为了“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离别；有军人因远戍边陲而别离；也有为官被贬而远离家乡，这些离别之苦在中国音乐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对生命境界的超越
音乐是人的生命中直接流淌出来的特殊音响，在人类任何文化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低低地吟唱，还是铿锵有力的鼓声，或者是大型管弦交响乐，都是人们抒感的。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一样，抒发的情感是生命的情感，是对生命境界的无限超越。如山东筝曲《美女思乡》，此曲为大板第二，慢速，通过上滑音、下滑音、慢吟、按颤音等技法的演奏，描绘了一种安静、思念的状态，表达了汉代美女王昭君深处异地、思念故乡的感情。琵琶曲《双声恨》取材于牛郎织女的传说，表达了男女主人公在哀怨缠绵之中渴望挣脱桎梏，向往幸福、自由的思想感情。
总而言之，中国音乐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中国音乐重生命的享受，文化心理上的差别对音乐精神特征有着直接的影响。而文化对音乐不同功能的要求方面则主要体现在由文化精神而形成的主体功能的张力上。所以，中国音乐是自娱的、内敛的、自足的，并且这种艺术的陈述与呈现是由内在情感的抒发引起知音的共鸣，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与超越。
参考文献：
［1］礼记・乐记・乐本篇［M］.
［2］刘承华.中国音乐的神韵［M］.
［3］王耀华，乔建中.音乐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关键词：传统音乐；保护；传承人
我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为音乐、舞蹈、曲艺、民间文学、戏剧、杂技与竞技、美术、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10大类共501项。其中，中国传统音乐中如蒙古族长调、呼麦、川江号子、维吾尔木卡姆、福建南音、西安古乐、北京智化寺京音乐、河北省屈家营古音乐等均在其列。
在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我国各民族人民所创造的丰厚的音乐文化，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科学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沉积着各民族群众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和表达方式，体现为一个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它们成为人类推动音乐文化创新并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有专家说，从根源上来说，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一种集团或个人的创造，面向该集团并世代流传，它反映了这个团体的期望，是代表这个团体文化和社会个性的恰当的表达形式”。［1］由此可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反映了我国广大地区民众集体生活、并长期得以流传的人类音乐文化活动及其成果，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河北省屈家营古音乐作为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音乐会之一，现存曲目数量很大，内容也非常丰富，可以讲是不可多得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个宝库。在现存的大量音乐作品中最典型、也是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的代表作品有：13首套曲，其中以《纣君堂》、《玉芙蓉》等最为有名；7首大板曲，其中《讨军令》、《金字经》等经常演奏；另外，还保存有一套打击乐曲和20余首小型乐曲，如《贺三宝》、《五圣佛》等等。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中国音乐学院的古音乐研究专家考证，屈家营音乐会从音乐本质特征上讲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它应该是融合了儒家、道家、佛家三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为一体的庄重典雅的吹奏打击乐，这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资料，的的确确能称得上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活化石。据考证，音乐会中的套曲《普庵咒》的音乐语言，是从南宋普庵师的咒语衍变而来的，屈家营音乐会演奏的这首套曲比1592年见世的同名琴曲要早出约两个世纪左右，这也是屈家营音乐会的乐手们经常引以为豪的地方。
对比固安屈家营古音乐的保护措施与现状，结合我们了解到的一些中国传统音乐生存现状，深感在传统音乐文化保护与传承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传承人问题。
从近年来中国乃至世界传统音乐的抢救与保护的实践来看，传承人问题是尤为突出的一个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到安徽录了14个小时的徽戏，可谓剧种齐全内容丰富。然而，到了2000年时，安徽成立徽戏研究中心，当时的很多剧种与代表性作品都已找不到了、失传了，他们反过来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去找资料。有资料显示，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时还有戏曲、戏剧品种368个种类，可是到了80年代初期已经减少到317个，更令人吃惊的是，至2005年只剩下267个了。即便如此，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剧种只能业余演出，另外有60个剧种没有完整的音像资料保存。就河北固安屈家营古音乐而言，虽然目前既有一整套的保护方案与措施，同时又有具体的实践行动，但关键问题是传承人之忧，由于古乐拘于师傅口传心授，随着历史的推移，老乐师的逐渐谢世，现在能教授学生的只有冯乐池、林云瑞两位老人健在，均已80多岁高龄，除此之外，村里其他乐师无一人会吹奏大套曲。河北省廊坊市的其它音乐会如霸州市的高桥音乐会、胜芳音乐会、张庄音乐会、安次区东张务音乐会和广阳区东尖塔音乐会等情况也基本与此类似，乐师们的平均年龄几乎都在60岁以上，只有极个别传承人掌握全部曲谱。上述各古乐均已面临失传的危险。由此可见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已亟待解决。
已有近600年历史的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同样也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据记载，北京智化寺京音乐于1446年由明代宫廷传入民间，是我国目前现存最古老的音乐之一。据从事传统音乐研究的专家们讲，它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音乐风格典雅、庄重、古朴、深邃，演奏技法灵活多变，曲体结构庞大而规范，曲目繁多、蕴藏丰富。毫不夸张地讲，智化寺京音乐忠实地保存了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宫廷音乐的基本风貌，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与变迁提供了典型而生动的实例。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智化寺京音乐的发展充满了荆棘坎坷、举步维艰，辉煌时期曾有两百多首曲子的智化寺京音乐，到如今还只剩下四五十首乐曲，真正的传承者也只剩下近90岁的张本兴一人。
被中国音乐界称为“天籁之音”、“蒙古族民间音乐活化石”的呼麦，在上世纪80年代前也曾一度失传，直到90年代初内蒙古方面从事这领域研究的专家们派人去蒙古国学习才续上这门艺术。但现在的处境也很窘迫，不容乐观。据说，目前，中国能真正演唱呼麦的大约只有几十人，其中还包括处在初学阶段的学生。前些年西部民歌大赛中，呼麦“一鸣惊人”，加之近几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歌手大奖赛中，呼麦进入了原生态板块，于是，在内蒙古一度掀起“呼麦热”，这才令我们看到了抢救和保护呼麦这种歌唱艺术，使它免遭灭绝之灾的一线生机。
研究民间音乐的人士对川江号子应该都不陌生，它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在四川乃至中国的劳动号子中都是最具特色的。川江号子是川江上的船工们为统一划船的动作和节奏，由船上的号工领唱，其他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民间歌唱形式。它高亢、嘹亮、豪迈而有气势，千百年来，在峡江之中绵延不绝，久久回荡。
川江号子是中华民族长江水路运输史上的音乐文化瑰宝，是川江上的船工们千百年来与险滩恶浪搏斗时用热血和汗水凝铸而成的动人的生命之歌，它具有传承历史悠久（已有数千年），品类、曲目丰富，曲调高亢、激昂、一领众和等特征，为后来的专业作曲家们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音乐素材。它的存在与传承从本质上体现了我国自古以来川江流域的各民族劳动人民面对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抗争精神和粗犷豪迈中充满乐观主义的性格特征。同时，在音乐形式和内容上，它的发展也比较完善，具有很高的音乐文化历史价值。
然而现在的境况已完全今非昔比了，由于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川江上跑的早已都是清一色的机动船，再也用不着人力拉纤了，自然也就没人再唱“川江号子”了。据专业研究人员们沿江调查，目前会唱“川江号子”的人已寥寥无几，且均已达高龄。有“峡江号子王”之称的胡振浩现已年近九旬，能领唱20多种曲牌唱腔和200首川江号子的陈邦贵也已逾90岁的耄耋之年，连最小的川江号子手陶鹏也已接近80高龄了。
同样的情形还有长安古乐，它也是以打击乐与吹奏乐混合演奏的一个大型乐种。长安古乐这一乐种自唐朝流传至今已超过1300多年的历史，就是唐代宫廷里盛行的“唐大曲”，被中国乃至世界音乐界称为“音乐活化石”之一。西安人又称它为“西安古乐”、“西安鼓乐”或“长安鼓乐”。一千三百多年来，无论世事沧桑如何变迁，长安古乐一直在陕西周至县和西安附近的几个村庄内传承，虽经历了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但经过历代乐手们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流传至今。经过中国传统音乐专家们多年的研究考证，现存的长安古乐的乐谱和我国唐、宋时代的歌曲记谱基本相同，其中不少乐曲与唐代教坊曲名称相同、调式调性相同、宫音相同、律制相同、风格相同，是现存的、地地道道的唐宋乐曲。现在的研究成果表明：目前有文字记载、有乐谱相传的长安古乐曲目约有1000余首。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由于古乐师们相继去世，能识得古乐谱的老乐手仅剩3人，形势岌岌可危。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是十分脆弱的，往往是人在艺在，人死艺亡。一个老艺术家的去世，可能就带走了包括代表作品在内许多重要的音乐文化遗产，更不要说其绝世的艺术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讲：传承人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灵魂，如果没有传承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根本不会存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以人的行为作为存在、表现和传承基础的，就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人而言，缺少了人的行为，更准确地说，缺少了具有明确指向性的人的行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遗产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和传承基础。人的行为，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人的行为，容易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因素的扰动而改变其指向性。因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传承链，有时显得非常脆弱，一旦断裂，很难续接。
保护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人是最关键的一环，应该成为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项工作中，我们既要保护好老的传承人，也要以老带新，带出一批新的接班人。对传承人的保护不能只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中一列其名便觉得万事大吉了，更应该在社会地位、经济保障、工作环境、专业技术资格等方面给予传承人以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目前，我们也非常有必要调查清楚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主要传承人的基本情况，要写出这些传承人的传记，并为他们建立准确的数据库，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为保护提供政策、财力、科教、学术研究等方面强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审美心理；情感体验；天人合一；音乐品位；心灵境界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处于“百家争鸣”境况之中的古代艺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形成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成熟期。以《诗经》为代表的春秋时期的音乐，引领着中国古代音乐的审美趋向，展示着决定民族艺术的民族审美心理世界。
一、民族审美心理流变的历程
在音乐领域美学所涉及的问题是音乐的价值问题。春秋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部体系完备的音乐理论著述——《乐记》；进而，乐律理论方面的“三分损益法”问世，加之孔子所编纂的歌辞集《诗经》，标志着古代音乐艺术从自发走向了自觉阶段，为此后中国的音乐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石和创作的物质借鉴。中国近现代学界趋向一致地认为：“中国古代最早形成自觉并真正走向成熟的艺术是音乐。”它为华夏艺术的民族化，即民族审美心理的对象化，其中包括欣赏的习惯、口味、评价的标准等勾勒了草蛇灰线。
《诗经》中，以“风”为纲目的庶民百姓音乐，流丽婉转，多繁音促节，直率地表达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具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纯真美和浓郁生活气息的朴实美。以“雅”为纲目的奴隶主阶级享用的音乐，其节奏舒缓，旋律平稳，呈现出一派庄严、肃穆的氛围。其乐舞阵容浩大，乐器穿透力强劲，给人以崇高、壮丽、恬静美的感受，显示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吕氏春秋》)的统治者心目中的社会现实。以“颂”为纲目的宗庙祭祀的乐舞，节奏沉郁，声调悠长，彰显了远古图腾崇拜的遗风和神秘的宗教象征美的特征。
这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既是儒化音乐的确立期，也是俗化音乐的滥觞期。
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传人中国，宫廷乐舞除继承“颂”的传统外，又融入了佛教音乐的色彩，社会整体的审美趣味，则向“天人合一”的方向倾斜。以乐琴、相和声、商清乐为特色，或借景抒情，或寄情山水，或状物寓意，显示出人l生和自然的和谐美。
隋唐时期，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社会审美心理要求音乐革新的呼声日高，音乐艺术顺应时代做出了反馈。其时，以歌舞大曲最具特色，有着一种朝气勃勃的宏阔气度和兼收并蓄的博怀。它广泛吸收了国外和异域的音乐所长，其中包括印度音乐和草原民族的马背音乐以及西域的胡声音乐，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富丽堂皇，“异”彩纷呈。继而，这种融合多元文化的音乐艺术，又重新传播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沿着丝绸之路远播海外，显示出大气凛然的阳刚之美和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走向。“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自居易用诗歌所描绘的大唐宫廷乐舞，显现出盛唐音乐繁荣景象之一隅。
宋元时期的音乐，融入了更多民间审美情趣，并涌现出一批自由度曲的作家。北宋统一中国之后，工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市民阶层力量壮大，适合城市人民生活需要的音乐以及新的音乐形式应运而生。艺术歌曲、说唱音乐、歌舞音乐和新的器乐纷纭出现，并涌现出一批以音乐为生的专业艺人，使音乐走向一个新的境界。元代时期，政治黑暗，人分四等，职分十级。知识分子，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备受压抑，其地位序列是“八九儒十丐”。在这种严酷的环境和卑微的心理状态下，迫使广大艺术家更多地和民间接近，把满腔的悲愤倾注于音乐创作之中。这一时期的杂剧和说唱艺术在民间迅速发展，更多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他们的挣扎和痛苦，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悲剧色彩。席勒说：“悲剧作品使观众情感上产生痛苦，可是在理智或者道德上，却使人产生。”
明清时期，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封建的母体中逐渐显露出雏形，“两种文化”(列宁语)尖锐对立。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文化和代表下层人民民主愿望的新文化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因此，这一时期底层阶级的大众音乐也趋向多元化和多样化，以多种风格见长的俗音乐，呈现出在继承与发展中的错落美。
二、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的内在机制
1．以“中和美”来展示内在体验的世界
美学这个词是从希腊文转化而来的，其原意是领悟，特别是凭着感觉，即察觉、感受这些内在体验的词派生出来的。因此，它的内涵涉及的是感官方面的体悟，而不是理性方面的概念。艺术家的美学观，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艺术观中，也体现在他们对社会和大自然的认识上。中国古代艺术家的美学观，主要是以伦理学和哲学的辩证统一，艺术哲学和艺术心理学相辅相成的方法去考察和研究艺术现象的。他们尤为重视人的情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把人的情感看做是艺术的特质。中国古人的世界正是建立在情感体验基础上的，情感体验的世界是“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国古代艺术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形成与发展的。所以，古代艺术作品是理智与情感、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存在方式，艺术的、社会的理性内容，凝结于审美心理形式之中。
我国古人崇尚美与真、美与善的统一，认为美可以辨别事物的真伪，可以提高道德的修养，怡情养性。他们提倡：“情须合理，声须有度，欲须有节。”儒家倡导恬静淡雅的“中和”之美。何为中和?不偏不倚谓之中，不奇不正谓之和。道家宣扬“法天贵真”的自然美，在师法大自然中寻求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真谛。于是，“和为贵”、“天人合一”，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性格之特征，心理之追求，也成为艺术家审美之理想。于是，在音乐上就产生了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平沙落雁》，赞美祖国山河壮丽的《夕阳箫鼓》，讴歌大自然万物复苏的《阳春白雪》，以及追求内在和谐和外在自由的《酒狂》等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泽厚称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是审美型的文化。即音乐感受、情感体验是中华文化的原创力，这就和西方源自犹太教——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划开了界线。西方世界重理性，重思维，强调的是艺术对现实的再现及其认识作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古希腊艺术强调的是人和命运(自然)的抗争。人尽管有着健全的理智，强健的体魄，超人的气度，但最终还是被大自然所征服。他们称这种宿命为“命运”，古希腊悲剧于是被称做“命运悲剧”，并产生了三大悲剧家以及弗洛伊德称之为“里程碑式”的悲剧《俄狄浦斯王》，这种审美情趣遂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基调。直到近代西方交响乐中，仍在出现人和命运抗争的作品，但这种观念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18世纪以来，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老庄文化的影响，以法国为中心掀起了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热潮。伏尔泰改编了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卢梭大声疾呼“返回自然”，“做自然人”；拜伦创作了一系列“东方叙事诗”；别林斯基说，“美是道德的亲姊妹”；高尔基说，“美是未来的伦理学”……一个中国文化世界化，世界文化中国化的新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其本质是追求“道法自然”的“中和之美”。
2．以独特的音色美作为音乐品味的价值尺度
一部优秀的的音乐作品，就内容而言，是人化的自然美；就形式而言，则是它的音色美。前者可以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加以实现，如绘画、雕塑等，而后者只能通过音乐来完成。因此，音色美就成了区别其他艺术、衡量音乐作品的最重要价值尺度。音色即音品，它是指一件乐器或一个演唱者的嗓子所固有声音的独特色彩、品位。任何一个旋律、和弦，都是在特定声音中被听众所感知的。优美的音乐，给人以如醉如痴的陶冶和精神美的享受。衡量一个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是在审美经验中所引发出来的乐趣。在现代音乐中，我们常常会沉浸于小提琴那银铃般的声响，痴迷于戏剧男高音金属般的震颤，颠狂于钢琴那雄浑的共鸣，陶醉于女高音高亢的歌喉……这是因为某种音色只能属于某种特定的音乐，特定的音色可以强化特定音乐形式以及音乐所表现的内涵，因而音色具有特定的感彩，塑造特定的音乐形象。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曾经写道：“为了了解艺术作品，需要崇高的爱，并理解和声、旋律、节奏、声部进行、音色和细微色彩的作用”，要把它所有的方面作为艺术整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其不可分割的统一中，加以感知。
我国的民族乐器，按其制作的质地，可分为金、石、丝、竹、革、木、匏、土等所谓“八音”，以此造就不同音质的民族乐器。我们有幸感受到笛子音色的甜美，洞箫音色的纯厚，二胡音色的细腻，柳琴音色的温润加之演奏者娴熟的技巧，以及作品美不胜收的品格，使各类乐器的音色美展现得淋漓尽致，浑然一体。独特的音色美，正是华夏民族之音乐区别于西洋音乐的重要分水岭。
1978年，在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以精湛的铸造技艺，超凡的音乐性能，磅礴的气势，震惊了全世界。一组64枚编钟，虽已埋藏2400余年，依然音色优美，音域宽广，变化音完备。每枚编钟能发出相隔三度的两个音，整套编钟跨越五个半八度的音域，等于一架C大调钢琴，被国际音乐界誉为“世界第奇迹”。更可贵的是，其内容丰富的乐律铭文，以及细微的音色变化和钟鼓齐鸣的合奏形式，开启了20世纪音乐中重音色、重节奏的原则。在日的盛况演出中，谭盾先生创作的大型交响曲《1997·天·地·人》，由编钟、大提琴、交响乐队和童声合唱队共同完成。这部史诗性的作品，以独特的音乐方式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行使在香港的。音色卓绝、气势恢宏的编钟，已成为华夏民族音乐领域的象征。
3．以宁静致远的空灵美作为心灵追求的最高境界
先秦思想家认为，音乐的产生是“人心感于物而动”，现代行为心理学派认为，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反射”。如果把音乐视为一种心理现象，那么音乐作品就是对外界事物刺激的“反射”，即“感于物而动”，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艺术学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是由一种主观——客观情境中，对内在价值标准的认识所构成的。在这种情境中，审美经验所感觉到的特性是由该对象所决定。审美对象是任何能看到或设想出来的东西，不论它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因此，一个审美对象可能是一种感觉形式，一种概念形式，或是二者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