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2 09:23:12
序论：在您撰写金融市场的核心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本质是促进社会资源能够实现帕累托状态的最优，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转向“决定性”，市场化就理应成为中国未来金融改革的核心要义。
第一，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意味着在市场化条件下，真正实现让供求等经济因素决定市场价格；第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运营模式要更多体现市场化的特征，市场要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三，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还意味着整个金融市场要更加健全，特别是要推进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向纵深领域发展。
笔者以为，要实现上述目标，在中国现实背景下，起提纲挈领作用的便是减少行政干预等外在因素的束缚，而让市场这一内因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金融市场价格形成过程中，金融改革最重要的体现便是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我们正在推进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已经放开了贷款利率限制，这无疑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但由于存款利率限制放开的“这一城”尚未攻克，我们的利率市场化还没完全实现。国家出于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等因素的考量，对利率仍然有管制，导致利率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价格，也不能真正反映资金融入与融出需求的对应关系。
而在汇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我们站在促使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高度上，一直推动汇率上涨，而忽视了由此带来的产能过剩以及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这样的汇率水平与真正反映外需情况以及资本流动的汇率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可见，我们在推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同时，要在制度设计上加以改进，从真正市场化的着眼点出发，制定相关政策。
不仅如此，在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个可喜变化是，由于贷款利率限制取消，银行将更多用市场化方式经营，以往单纯靠利差赚取利润的经营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未来若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水平，银行必须思考利润增长点在哪里。但上面已经提到，同样还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我们的存款利率还存在限制，这就使得中国的银行发展虽然不能再被形容为温室的小苗，但毕竟也不是在风雨中成长的参天大树。尽管银行各种中间业务、表外业务、理财业务在如火如荼发展，但传统存贷利差仍然是其利润的最重要来源。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大资管时代和大数据时代，银行如何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如何进行业务模式转型都值得深思，而这首先需要我们进一步将存款利率限制取消掉，让银行在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定价上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决定。
同时，目前在中国金融机构中，银行仍然占据重要位置，间接融资仍然是最主要的融资渠道，这不能反映真正的市场融资主体和资金供给方力量的匹配，这也是中国大范围的影子银行、民间金融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民间金融存在种种弊端，我们在制度上总是针对这些机构的发展进行规范，却没有真正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出台政策措施不仅要关注短期目标以及效果，还要更多基于长远的角度，探索有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良性制度。
摆在农信社（农合行）面前的形势非常严峻，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农村金融市场将面临重新洗牌。农信社（农合行）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主力军的地位受到威胁，市场份额正在缩小。以前是“三农”主动选择农信社（农合行），现在转变为“三农”有了更多选择金融服务对象的余地。显然，农信社（农合行）曾经的主导优势不复存在。另外，随着城市周边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农信社（农合行）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了。
呼和浩特地区现有国有四大银行及其他商业银行22家之多，还不算雨后春笋般的小额贷款公司和民间融资组织。显然，市场还是那么大，谁的份额占有最多，谁的蛋糕分得最大。那么，农信社（农合行）如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
一、农信社（农合行）农村主力军地位不能动摇
“立足社区、面向三农、服务中小”是农信社（农合行）的市场定位，对于“三农”的扶持，永远是农信社（农合行）发展的主旋律。农信社（农合行）出生于这片土地，成长于这片土地。多少年来，农信社（农合行）是“农民自己的银行”这一观念已根植于“三农”的心中，对于“三农”的金融服务永远是农信社（农合行）发展的动力。所以，农村金融市场不仅不能放弃，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要继续强力打造小额农户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巩固农村阵地。
面对时代和市场新的变化，农信社（农合行）应找准业务发展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由于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三农”的需求发生新的变化，农信社（农合行）的思路应紧跟时代的思路，跳出农业的圈子看“三农”。
二、对原有产品更新、再造升华，创新出适应当前市场的产品
继续做好并且大力推广小额农贷和农户联保的同时，不断创新农户贷款的品种。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一旦遇上雪灾、冰雹、洪水、养殖业疫情等灾害，农民便陷入困境，甚至威胁到生存，偿还贷款便无从谈起。
尝试与保险公司合作，为弱势农户量身定做一款专门针对农业生产的保险产品，这样既可以大大减少灾害对农户造成的打击与损失，同时也为支持弱势群体、弱势产业的农信社（农合行）提供了贷款安全回收的保障。探索、借鉴一种“信贷+保险+担保”的金融服务新产品，以分散农业信贷风险，减少农民和涉农中小企业的损失。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企业只有创新才有活力，才会赢得更多的客户，一个没有创新的企业只能是停滞不前。
小额农户信贷品牌已成为农信社（农合行）的代表产品。该产品凸显了“灵活快捷、周转使用、随用随贷”的品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满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市场的金融需求，被广大农民接受和认可。“农民自己的银行”形象和小额信贷品牌意识已根植于广大农村及千家万户，这是任何其他金融机构都无法做到的。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三农”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农村需求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化。农信社（农合行）应加大小额信贷品牌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力度，树立市场营销理念，确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进一步开发适销对路的，被市场接受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产品，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可根据经济环境、地域、经营状况划分三等区域：农村农民区域、城乡半农区域、城市市民区域。针对不同的区域制定不同的信贷政策，实行分类调控，分类管理，有针对地打造特色产品；可以根据目前城乡一体化现状，拓展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将小额信贷移入城镇社区及中小企业。对市民和中小企业分为：一般、较好、优良、优秀四个等级，按级授信，采取“一次核定、守信守约、随用随贷”的政策；增强和完善银行卡功能，将客户的评级授信，小额信贷的借还、结算、汇兑等综合需求融入银行卡功能，真正做到“凭卡借贷，一卡多能”，增加小额信贷品牌的科技含量。
三、研发新产品，满足不断发展市场要求，按照个性化服务要求，不断创新金融服务产品
品牌产品和特色业务匮乏已成为目前农信社（农合行）亟待需解决的问题。银行品牌是银行产品个性化的体现，也是此银行不同于彼银行的重要标志。在这个金融产品同质化严重的竞争时代，没有本行品牌产品也就没有形象、没有竞争力，不能给客户留有深刻印象。可以说，农信社（农合行）还没有形成自己过硬的品牌产品。
建议把中小企业的信贷业务打造成农信社（农合行）的品牌产品，形成核心竞争力。思路如下：1.尝试创建新的评级体系，减少对企业上报财务报表、各类书面文件等硬性信息的过分依赖。注重现场调查及企业社会信誉、纳税状况、信用记录、高管人员的素质及家庭财产等非财务因素及软信息。2.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短、频、快”特点，对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实行综合授信。在规定的期限及授信的额度内允许其循环使用，随借随还，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3.落实信贷优惠政策。在收益覆盖成本和风险的前提下，从贷款的利率，期限和额度等方面给予优惠，对特别优质企业执行基准利率。
四、服务创新，打造个性鲜明的地方性银行形象
创建学习型企业，大力倡导全员学习风气，强化内功的修炼，培养知识型员工，把企业理念、网点外观、员工素质、规范管理等有机结合，推进社会形象的全面提升，凸显个性鲜明的地方性银行形象。将理念内化于心，外显于行，提高客户的认可度和忠诚度。
农信社（农合行）应开展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活动，强化团体意识，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同时寓教于乐，让员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农信社（农合行）企业文化的熏陶。
一、影子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特征及现状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存在的差异较大，这些差异的主要体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的运营模式。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子银行信用扩张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与资产证券化进行的，我国影子银行信用扩张的方式则是通过金融机构融资与商行表外业务进行的。我国现阶段影子银行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银行体系外部所有可以创造信用的机构、业务与工具，如小贷公司、VC与担保公司等；以商行为依托的银行业内部表外业务，如银信合作及其他金融工具；民间金融体系，如典当行、民间借贷以及地下钱庄等等。
2.不同的监督强度。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西方发达国家尝试对影子银行采取阶段性的监管措施，但在整体上，影子银行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受到的监管强度依然不高，其特征也表现为试探性；而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却一直处于金融监管的范畴中，并且在监管统计口径中也纳入了银行理财产品。同时，信托公司的各项业务也遭受严格的监管，具备信用创造功能的其他金融机构也处于法律规范的监督之中。
3.不同的杠杆倍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传统商业银行资产与影子银行发展规模大体相当，并有着高达40倍平均杠杆倍数；而我国的商业银行规模要远远大于影子银行的发展规模，几乎没有任何负债经营现象。
据有关影子银行的统计表明，2002年到2012年期间，社会融资规模中传统的银行贷款业务所占的比重从93%下降到了58%，可见影子银行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我国2012年末期的商业银行总资产达到93.7万亿元，而影子银行的资产规模就高达25.1万元，大约占商业银行资产总额的26.79%。促使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信贷需求不断增长，但信用供应却一直受到抑制；第二，虽然储蓄水平较高，但在转化为投资时的比率却相对较低；第三，虽然社会闲散资金较为充足，但投资在产品方面的资金却十分缺乏；第四，金融监管环境的不断严格化，促使金融机构希望通过创新的方式达到规避监管的目的，从而最终实现监管套利。影子银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就是监管套利与金融创新，这种情况和西方发达国家影子银行发展相似。
虽然影子银行发展的速度很快，但类别不同的影子银行产品和机构的发展差异较大，主要表现为：信用衍生品、货币市场基金以及资产证券化等方面的业务发展缓慢；银信合作产品的发展由最初的爆发式自由发展，逐渐转变为监管制度下的稳定发展。银信合作发展的契机主要得益于2005年个人理财业务在商业银行的开办，从最初的信托产品发展到后来的“打新股”产品，再后来又发展成为迅速膨胀的融资类产品，乃至近几年来银信合作业务不断的升级与转型，其产品也逐渐成为代表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典型。
信息合作的发展永远离不开金融监管和创新两块核心内容。在当今全新监管策略的驱动下，银信合作可以对产品结构进行重新设计，以组合或投资类型的产品面目重新出现，从而规避国家对这方面的监管；或者将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入到银信合作之中，从而避免融资业务的限制比例；同时，银信合作还能够在股票授权的情况下出现，利用风险资本系数的改变来节约占用资本，从而规避银监会对风险资本的限制。
二、影子银行理论模型设定与均衡分析
1.理论模型设定
假设模型存在的两个不同阶段，为t=0、1，t=0为信托期起始阶段，t=1为结束时期。模型的主要对象有投资者与信托公司两类交易主体，以及担保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与银行等服务机构。交易主体主要负责开发信托产品，并以此将理财产品销售给相关投资者，从而充分吸收理财资金；担保机构负责资金池担保业务，增加信托公司的信用等级；信用评级机构则负责对信托公司的资产进行信用评级。
在t=0时期的初始禀赋为ωinv，效应函数可以表示为U=Eω[C0+C1，ω]
上面公式中，C0表示的是t=0阶段的消费，C1，ω表示的是t=1时期的经济在ω状态下的消费。ω的状态主要分为三种，即增长状态（g）、衰退状态（d）、低迷状态（r），这三种状态组成状态空间Ω={g，d，r}，不同状态下的资产不违约概率是π。
信托公司方面，假设信托公司利润最大化时的风险是中性的，当t=0时初始禀赋ωtru，此时信托公司在从转让公司得到收益权之后，构建资金池（资金池加权收益率为A，则预期收益率为Eω（πω，A））；通过信用增加等手段，将受益权分为优先和次级两种，并向银行出售优先级受益权。银行再据此进行理财产品设计，并向投资者出售理财产品，从而募集到理财资金。当t=1时，信托产品就被信托公司收回，以保证银行投资收益。此时，将优先级受益权记为S1，次级受益权记为S2，并将二者在t=0阶段的价格设为p1，p2，将t=1阶段的收益率分别设为R1，R2。
信托公司应当支付的税费总额是构建资金池的一阶函数，公式为f（I）=α0+α1I。α1表示税费比率，主要由银行中间费、担保费用以及税收支出等各项费用构成。
2.对理论模型进行均衡分析
使构建的模型按照正确的时间顺序进行工作，此时将信托公司为记为j，然后分析信托公司的最大化利润。当t=0时，信托公司的初期利润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II=[ωjtru+Dj?rDj?（α0+α1Ij）]+[Eω（πω）AIj?Ij]+[p1（S1，j?TS1，j）?R1（S1，j?TS1，j）]+[p2（S2，j?TS2，j）?Eω（π2，ω）（S2，j?TS2，j）]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信托公司预期利润的组成主要有四个方面：信托公司融资成本与产品发行费用，购买资金池时的现金流，信托公司优先级与次级受益权带来的预期利润。同时，当t=0时信托公司还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条件，分别是：信托公司自由筹集的资金；信托公司要在最坏状态下拥有足够能力募捐早期资金；信托公司发行的产品规模必须小于资金池总额。
因为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主要是为了在经济状态最差时获得收益，从而实现套期保值，所以我们能够认为，投资者关心的主要是最坏状态下的经济收益。
当市场状态达到均衡化时，由于基准利率不再对信托公司构成限制，所以信托公司可以完全操控定价权，从而根据市场状况进行定价。[6]所以，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后，信托公司就可以确定风险利率是由S1的未来收益与市场价格p1之比得来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利率市场化的要求。
与此同时，信托公司在构建资金池之后，将分层受益权发行出去，当市场状态达到均衡化时，信托公司的产品只能在影子银行体系之下进行交易，此时将特有风险消除之后，再对风险进行有效分配，从而提高了社会福利；当信托公司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后，就可以将影子银行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使其不对其他部门产生影响。
三、银信合作环境下影子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及对策
影子银行作为金融创新的典范，对扩展金融机构、丰富产品种类以及加速资本流动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从上述模型分析可知，我国影子银行有利于利率市场化的实现，并且对金融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7]不仅如此，由于信托产品的交易范围只在影子银行体系之中，因此只要将传统商行与其之间的关联切断，影子银行的发展就不会出现集聚风险，并且还可以将各自的特定风险有效分散出去；另外，信用评级机构如果为了得到更多利益，进而调整信用评级，就会导致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这将对影子银行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对影子银行的规范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明确我国影子银行的内涵与地位，明确各部门具备的监管职责；推动资产证券化的逐步深入，切断传统商行和影子银行的联系，可以防止兑付问题的出现，解决期间出现的此类问题；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监管部门必须做好各类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工作，尽可能地防止道德风险问题的出现。
在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张健华撰写了《利率市场化的全球经验》一书，对全球各地的利率市场化进行了梳理和比较，以期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利率市场化的全球经验》通过比较研究，分析和总结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印度、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拉美三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利率市场化经验，对比了其利率管制的形成原因、改革的步骤、改革前后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状况、金融法律环境以及货币调控方式方面，回答了什么是金融自由化的内在动力，利率市场化给金融行业的整体模式、金融稳定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调控手段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宏观经济形势决定着改革的时机选择。近年来，中国货币市场和几乎所有债券市场上的利率，包括同业拆借、回购、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以及国内外币存款的利率都已经放开。张健华在本书中指出，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初步考虑是：确立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目标利率，通过逐步扩大贷款利率下浮幅度和存款利率上浮幅度，寻找中国的均衡利率水平，逐步实现政策利率由存贷款基准利率向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转化；通过中央银行目标利率调节市场利率，引导存贷款利率，调节货币信贷总量，理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20世纪上半叶，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利率管制。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随着高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利率管制的弊端日益突出，通过利率管制调控宏观经济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以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为主要依据，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世界性潮流，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和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先后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和地区经济金融不断发展和特定历史事件的影响，利率管制的弊端不断显现，各国经济金融运行先后遭遇困境，如美国的“金融脱媒”和“滞胀”、日本的“滞胀”与升值压力、韩国的高通胀和企业危机、中国台湾的高通胀和升值压力、拉美三国的经济危机等。放松利率管制、建立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和资金市场化定价机制于是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其应对经济结构转型、转变金融资源动员方式的举措。
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受到“金融脱媒”或资本国际流动加强的巨大冲击，以利率市场化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改变了西方国家的金融分业经营体制，金融行业内部，如大小机构之间、银行及证券机构之间的竞争格局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类创新活动更为活跃，这加速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进而也改变了金融风险的传播链条。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这一过程充满荆棘和风险。由于利率市场化，银行系统将面临着更加严重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在法律制度相对薄弱的国家，利率自由化也会带来大量违约的出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会带来两个结果，即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
金融风险问题并不停留在银行利差收入减少、竞争加剧等直接表象问题。由于基于金融市场的创新更为激进，各类金融机构更为依赖全球金融市场的各类交易，金融市场全球性、系统性风险问题凸显。各国往往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或者改革进展的过程中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机制的完善、混业监管机制的建立也减轻了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冲击。
本书还试图通过总结典型国家的经验教训，消除一些存在已久的误解，尤其集中在改革背景、改革时机和改革的阻力动力及改革不良后果上。比如有观点认为西方主要国家已经“天然”存在利率市场化，实际上，多数国家都曾经历过严厉的利率管制时期，由管制到市场化是普遍经历的进程，是经济思想、社会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不断完善的过程。又比如人们普遍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实际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时期，也正是内部经济发展乏力，外部出现石油危机等巨大压力的时期，美、英等国在这段时间还出现了“滞胀”。有观点认为银行业特别是大银行将是利率市场化改革阻力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受到创新制约的银行业，面对来自资本市场的挑战，正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动力之源。另外，有观点认为改革将提高融资成本，将使部分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破产，而本书认为实际上，融资成本的上升不是改革的后果，而是改革的诱因。只不过利率管制条件下，融资成本的上升体现在非银行体系。
经过这两次调整，中国贷款利率市场化接近完成。除城乡信用社外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已不设上限管理，在基准利率以下具有30%的自主定价空间，实际执行利率由银行根据财务成本、风险状况及盈利目标等与客户议价决定，基本反映了市场资金供求状况。
关键词：集中度风险；大额风险暴露；金融控股集团
一、 金融控股集团信用及市场风险的集中问题
集中度风险的概念源于银行业，以信用和市场风险的集中为核心内容。巴塞尔协议Ⅱ指出，集中度风险是指任何有可能给银行造成巨大亏损，从而危及其正常经营的单一风险暴露或风险暴露集团。2014年，中国银监会的《商业银行并表管理与监管指引》中，集中度风险被定义为“在银行集团并表基础上源于同一或同类风险超过银行集团资本净额一定比例直接或间接形成的风险敞口”。从定义来看，集中度风险的范围比较广泛，可以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一系列基础风险构成，又以信用和市场风险的集中作为最核心的内容。本文中“集中度风险”指代信用和市场风险的集中。
集中度风险是综合性、结构性的风险。一是风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集中度风险在爆发前通常具有良好的收益表现，如资产价格持续上升，从而掩盖了潜在的风险属性，在风险暴露时产生更大的破坏力。二是风险具有交叉性。对于以交易为目的、具有活跃市场的标准化资产，可能由于相似品种发生违约和信用迁移，在短期内引发利率风险，严重时丧失市场流动性，导致交易账户发生巨额损失。三是高杠杆的金融创新工具加剧和加速集中度L险的形成。
集中度风险的防范在巴塞尔体系中处于第二支柱地位。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巴塞尔协会提高对集中度风险的监管要求，巴塞尔Ⅲ在“再证券化风险暴露”（Resecuritization Exposure）的资本要求中，扩展了风险集中的范围，增加不同账户、类似产品、潜在相关的表外风险等因素1。但是，由于资本协议的基础模型以风险的高度分散为假设，尽管有针对衍生品的新增资本计提规则，集中度风险仍不能在第一支柱中得到充分体现，而是作为第二支柱内容，由各国家地区监管部门设定监管措施。因此，集中度风险的监管并未在国际范围内形成标准化框架，各国家地区的监管标准和风险容忍度较为个性化，监管效率和效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金融综合经营和金融创新的持续增强，集中度风险的危险性和外部性不断显现。金融控股集团自身具有复杂的组织运营结构，对于集中度风险的防范，更加不能单纯依赖外部监管措施，需要建立与自身组织、业务和管理结构相匹配的集中度风险管理体系。作为探索和实践，本文将以主要篇幅探讨纯粹控股型金控集团的信用和市场风险集中问题，通过系统分析集中度风险的形成机制，从战略和技术层面总结防范措施。
二、 风险集中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各类金控集团的迅速发展，集中度风险对经营稳定性的影响日益明显，从形成机制来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不平衡，大量金融资源滞留在低效率的传统经济领域。一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金融资源配置向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制造业等领域倾斜，一定程度上助推产能过剩经济的形成，加剧了金融机构的集中度风险。二是产业结构不平衡，绝大多数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高附加值企业规模和数量都较为缺乏，导致金融机构在客户选择上余地较小，对象更加集中。
第二，我国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一是金融机构体系以银行为绝对主体，尚未具备差异化、多层次、广覆盖的结构特征，使得金融资源的配置过度依赖商业银行。二是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广度和深度不足，缺少风险对冲机制。三是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风险缺少判断依据。这些因素导致经济中的风险持续向银行集中，在缺少风险对冲机制保护的情况下，银行过度依赖政府和国企信用，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例如，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山西省七大国有煤炭集团的未偿还贷款余额占到全省银行业贷款余额的37%，风险形势极为严峻。
第三，分业监管框架难以匹配综合经营实践，监管套利行为扭曲真实风险。一是集中度风险的监管指标体系针对各类业务单独计量，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逐渐融合的情境下，对真实风险的反映不够充分。二是在分业监管框架下，风险实质相同的业务却有不同的监管门槛，导致以通道业务为代表的监管套利行为大量存在，“财务表外、风险表内”的情况较为普遍，真实的集中度风险被低估。三是对于具有复杂交易结构的创新工具，缺乏具有一致性标准的风险穿透技术，基础资产的风险不透明，降低监管效率。
第四，金控集团组织经营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加大集中度风险的防范难度。一是金控集团的资本结构复杂，通过层层控股的方式，以小资本撬动大资本，具有杠杆放大效应，对集中度风险存在固有的脆弱性。二是金控集团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差异性影响集中度风险的形成机制。事业型金控通常以母公司的业务为核心，子公司处于附属地位，或者直接由母公司业务部门独立形成，子公司决策的独立性低，促进风险集中，但母子公司之间风险管理框架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较高。纯粹型金控的母公司不从事具体经营，子公司处于平等的法人地位，经营的独立性高，业务决策分散，客观上有利于分散风险，但母子公司之间风险管理框架的一致性较低。三是金控集团通过协同效应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会导致客户、产品、投资组合的高度关联。按照安德鲁・坎贝尔等（2000）提出的"搭便车"理论，协同就是公司能够将一个部门创造和积累的资源无成本地应用于其他部门的情形。金控集团负债经营的特性，使其风险特征不同于一般企业集团，在收入扩大、利润增加等正向协同效应背后，往往存在风险隐蔽、集中和交叉等隐患，超过一定界限后，集中度风险提高，经营稳定性降低。
三、 集中度风险的度量技术
1. 度量目标。金控集团信用和市场风险集中的度量以各企业类型风险度量为基础，集团层面关注风险敞口的分布均匀程度，其度量目标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一是识别集团信用和市场风险在行业、区域、产品、单一（集团）交易对手等方面的集中程度，及时向子公司进行预警和提示；二是计算信用和市场风险的集中程度是否符合集团的风险偏好，对一定时期内集团能够承担的损失设定限额；三是考察集团投资组合收益与承担风险的匹配程度，进而调整组合资产结构和风险定价；四是考察风险缓释机制的有效性。
2. 度量方法。
（1）国际银行业集中度风险的度量。国际银行业对集中度风险的度量经历了从非模型方法逐步向模型方法改进的过程，度量精度不断提升，操作方法更加复杂，风险要素更加全面，包括对单一客户集中度和组合集中度的度量。根据颜新秀和王睿（2010）的研究，表1列示了主要的度量方法。其中，模型方法相比非模型方法的重大改进，在于把集中度风险与经济资本相关联，在技术上从基于敞口额度的计量扩展到内部评级法（IRB）的基础模型，建立了通过资本计提防范风险集中的可能性。但是，相比非模型方法，模型方法在可靠性、可操作性、适用范围等方面仍不够成熟，因此仅在风险管理模型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使用，还未在巴塞尔体系内形成标准操作规则。
（2）巴塞尔协议Ⅲ对集中度风险管理框架的完善。巴塞尔协议Ⅲ对集中度风险的管理仍然以非模型方法为主，在信用和市场风险集中度的度量方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重要改进。
第一，增加防范市场风险集中的风险资本计提规则。2009年，巴塞尔委员会《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算指引》，要求计量资本计划期为一年、在99%的置信区间下，单个或组合交易头寸由于违约和信用迁移所造成的损失，并以此为基础计提新增风险资本。指引还要求银行提供充足的资本应对交易账户资产的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集中度。
第二，的《大额风险暴露测度与控制监管框架》，完善关联方、表外业务、风险缓释工具、透视法等技术要求。该框架将大额风险暴露定义为“银行在遭受单一交易对手或关联交易对手非预期违约时所造成的最大损失，是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风险暴露总额”，规定超过银行合格资本10%以上的风险暴露属于大额风险暴露，并设定了普通银行25%、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15%的监管上限。一是对经济依存关联方作出了量化界定，涵w了销售依存、成本依存、担保、同一还款/资金来源等重要的经营关系。该框架提出，银行对某交易对手的风险暴露额超过合格资本的5%时，银行应考察与其具有经济依存关系的关联方风险暴露。二是要求表外信用风险暴露按照与计算风险资产一致的方法进行表内转换；交易对手的风险暴露额度为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暴露额度加总。三是规范合格信用风险缓释工具（CRM）价值的扣减规则。四是设置集合投资计划（CIU）等间接投资实体采用透视法（LTA）的标准和途径。
（3）我国银行业集中度风险的主要度量方法。我国银行业对风险集中度的度量方法以非模型方法为主，主要监控风险敞口比率。受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信用数据不完整、实施成本高昂等因素限制，我国银行业还未能应用复杂的模型化集中度风险度量方法，而是以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的风险限额方法为主。为防范风险集中，中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同业、理财、自营等重点业务采用限额管理办法，设定大额风险敞口占资本或组合规模的比率上限，引导商业银行平衡组合风险。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的形势下，长期高速增长累积的信用风险逐渐暴露，行业和区域风险加剧，集中度风险的管理难度不断提升，对风险度量的精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提出更高的要求，模型化方法的探索和应用是行业趋势所在。
四、 金融控股集团集中度风险的防范机制
集中度风险是战略层面的风险，其防范机制也应上升至金控集团战略高度，从战略、制度、技术和保障层面设计针对性、全覆盖的集中度风险管理体系。
第一，实施有效的战略管理，保持均衡的发展节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分散业务风险。战略管理是金控集团母公司的重要职能，也是降低金控集团风险集聚效应的重要工具。一是母公司通过制定整体战略确定发展的目标、速度和扩张边界，指导子公司做出清晰的业务规划，使整体业务发展保持动态均衡，避免结构性因素导致的风险集中。二是保障外延扩张的方向选择不偏离整体战略方向，综合评估新增投资对投资组合的影响效应，兼顾协同效应和风险分散的需求。三是母公司通过引导资源配置，使资源向风险收益水平高的子公司倾斜，提高组织内部的市场化竞争水平，动态剔除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的业务，管理投资组合风险。
第二，建立健全集中度风险管理的制度体系，提高集中度风险管理框架的一致性。一是建立规范的业务授权体系和限额管理制度。在金控集团子公司层面，集中度风险管理框架主要由行业监管要求决定，结合授权体系对具体业务设立限额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体系也构成金控集团集中度风险管理的制度基础。二是建立健全风险并表管理制度，加强母公司对子公司风险集中度管理的定期检查和督导，促进集团母子公司之间风险限额管理制度的有效衔接，改善信息不对称，提高风险管理框架的一致性。三是规范子公司决策过程中重大事项的控制机制，包括重大事项的范围、决策流程、授权、信息披露机制等。
第三，建立金控集团层面大额风险暴露的统计计量系统，提升集中度风险的量化水平。一是结合组织结构和管理框架，建立覆盖主要表内外金融业务的大额风险暴露统计计量系统，实现对大额交易的事前、实时、动态监控。风险计量是管理的基础，由于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行业的风险特征和偏好、适用的监管规则存在较大差异，各行业的集中度监管指标在交易认定、警戒线设置、风险缓释工具使用、风险扣减规则等方面的一致性较差。在母公司层面，如果仅依据大额风险敞口的统计进行限制，会严重降低金控集团组织效率，也不利于风险对冲等操作的开展。统计范围应涵盖行业、区域、客户、产品等多维度的大额风险敞口，核算集团层面的风险暴露总额。二是提高集中度风险管理的模型化水平，定期开展压力测试，关注的是非正常市场情境下的尾部风险，提高管理精度。三是规范表外业务集中度风险的信息披露制度，改善表内外集中度风险管理框架的一致性。
第四，完善集中度风险管理的保障机制。一是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提升趋势性风险预警能力。建立中长期趋势的前瞻性预判和预警机制，提高针对行业、区域、产品、市场的信用和市场风险趋势预警能力，避免遭遇局部系统性风险。例如，中信银行进入光伏行业后随即并行开展专项研究，在2011年下半年预判潜在危机，并紧缩信贷投放，从而避免了大规模风险暴露导致的损失。未来几年，在实体经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产业调整加快，金融市场波动加大，预警机制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二是完善金控集团的公司治理机制，贯彻风险理念和风险文化，加大具有先进风险管理经验的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为集中度风险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金玲玲.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实施――基于金融结构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 Campbell A.，Luchs KS，编著.任通海，龙大伟，译.战略协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3] 颜新秀，王睿.银行业集中度风险的计量与监管――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金融，2010，（3）：23-25.
[4] 孙健翔，巴曙松，朱元倩.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的测度及监管框架[J].金融论坛，2014，（2）：65-71.
一、新常态下河南省实体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1.传统资源优势在减弱，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河南地处中原，区位、交通、物流优势比较突出，因而在争取国家支持方面，水利、高铁等面临很大的发展机遇。特别是构建“米”字形快速铁路网，改革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新优势新动力不断集聚形成，交通物流、产业集群等优势在上升，因而有利于河南省形成发展大物流、建设大枢纽的格局。
2.河南省人力资源要素优势依然存在，生产要素保障优势没有丧失。河南省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虽然在减弱，但在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仍然潜力很大，例如可以发展食品、电子、轻工、纺织等。
3.竞争加剧、动力转换没有完成，新常态下内需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河南城乡和区域经济仍然发展不平衡，目前来说河南省的投资空间仍然很大，需求增长面临很大的潜力，在促进增长中消费和投资仍可以继续发挥作用；而且河南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阶段，部分地区工业化刚刚起步，工业化、城镇化所蕴含的投资空间和消费潜力巨大。
4.全省外贸依存度较低，总量较小。河南通过转移替代扩大出口份额还有很大空间，仍然具备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机遇，可以参与国际分工和承接产业转移。而且河南服务业占比低于全国水平，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现代物流等行业将面临很大的发展空间。
5.靠拼消耗拼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靠打价格战支撑和数量扩张的低层次竞争模式也将没有发展空间。但河南市场容量大，交通便捷，设施完善，物流发达，在发展电子商务、“互联网+”、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方面，完全有可能迎头赶上，并抢占先机。
二、新常态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
1.金融不能完全匹配实体经济。河南省是储蓄率比较高的省份，从去年的信贷规模来看，2015年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48282.1亿元，比2014年增加15.15%，居全国第9位。从总量上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并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但在经济实际运行中，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并不充足，这表明金融与实体经济并不完全匹配，突出表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2.融资结构失衡。融资渠道过于单一，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结构失衡，目前企业融资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中又以银行借款为主，银行业在我省融资占的比例明显过高，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券市场不发达。
3.金融创新不足。河南省金融创新方面明显不足，尤其是金融机构在服务品种、服务范围、贷款管理、产品设计等方面难以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而且资本市场上，尤其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等基础性产品发展缓慢，致使中小企业融通资金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4.区域金融发展依旧不平衡。近年来河南金融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我省区域金融发展依旧不平衡，其中，郑州、洛阳、焦作、许昌、南阳在金融生态环境中综合实力较强，保险中财险收入明显低于寿险收入，尤其是在区域分布范围内，保费收入主要集中在郑州地区，河南其他区域则发展明显不足。
5.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过高。实体经济由于各方面原因，使得金融机构对其贷款面临较高的风险成本，因此正规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贷款的成本偏高。而从民间融资来看，实体经济通过民间融资获取资金的成本比正规金融机构还要偏高，实体经济的发展将面临较大的财务负担。
6.部分经济金融风险有所显现。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部分经济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已有所显现。其中地方政府债务性风险、产能过剩风险和房地产金融风险等主要表现为区域性金融风险等。而地方政府性债务、产能过剩、房地产等领域形成的影子银行风险和银行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新常态下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建议
1.建立多层次金融体系，拓展企业融资渠道。（1）增加多元金融主体。要建立多层次、多元的金融服务体系，需要鼓励不同风险偏好的机构进入金融领域。推进民营银行试点，并适当降低金融准入门槛，积极发展村镇银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等。（2）规范民间资本，发展民间金融。促进民间投资多元化，取消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并推动民间金融规范化、合法化。（3）拓宽并优化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等优质金融，发展场外股权市场，并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加快发展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培育私募市场等。（4）健全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为了促进资信评估、信用评级、技术经纪、科技成果认证等业务的健康发展，需要引进专业性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并积极推进金融网络资讯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2.积极鼓励金融创新，提倡个性化金融服务。（1）金融机制创新。为了建立科学化的差别风险定价机制，实施差异化的竞争策略，需要不断探索和改变资金运行方式及信贷管理模式，完善利率定价技术，并为企业量身订做能满足其需求的信贷品种。（2）加强科技创新管理。为实现金融业的手段、渠道和方式创新，需要不断推进金融技术的创新和改革，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物联网、互联网、移动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等在金融创新中的应用，并加强电子虚拟网点建设，构建开放式、全方位的金融创新网络，更好地延伸金融服务的时间和空间。（3）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积极扩大信贷规模，要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十二五”重大项目要继续保持合理、稳定的信贷支持，例如在建续建项目、重点产业、工业园区、龙头企业工程和承接产业转移等。（4）切实改进服务。金融业要创新服务方式，强化主动服务意识，科学规划网点布局，不断改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有序进入金融业。（5）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为降低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金融业应主动降低企业融资利率，并根据企业特点为企业量身订制合理的融资方案，提高金融业的服务属性，可以通过减轻税费负担、清理审批许可限制和注册登记等，使金融业做到融智、融资并重。（6）加快金融机构的体制创新。为进一步加快金融业公司治理的改革，强化内控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形成高效透明的风险管控体系和权力制衡机制。
3.加强多方合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环境。一是金融机构应加强与政府、企业、行业的信息交流，及时掌握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以便开展融资对接，扩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二是政府应调整和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共同研究制定有关服务实体经济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和不断增资等。三是积极搭建银企合作平台，金融机构应主动深入企业，为小微企业送去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并定期举办推介会、洽谈会和交流会等，解决企业实际需求。四是为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各部门应加强合作，建立公开透明、科学合理的收费制度。
《今日楼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前主要还有哪些差距以及困难需要克服?
常：据我了解，目前也有专家在制定一些具体标准，但是完全能达到这个标准，还是有个过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发展过程。比如我们提出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也都有个发展过程，但是从未来发展来看，我认为发展前景非常好。
《今日楼市》：作为朝阳区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您如何看金融之于世界城市建设的意义?
常：CBD在世界城市中的主导作用毋庸置疑。CBD的核心功能我认为应该是产业。国际金融业就是世界城市的核心功能，任何一座城市要建设世界城市都离不开国际金融业为主的高端产业体系的支持，国际金融是世界城市获得世界经济领导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根本要素。
《今日楼市》：拿上海和北京相比，是老百姓热议的话题，谁有可能先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常：第一，我觉得各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其他城市我不好更多考量，北京作为首都本身就是它的优势，这是最突出的。第二，北京代表中国，它的国际资源也是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第三，全国50％的金融资产都在北京，国家的政策、信息、决策中心也在北京，特别是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国际金融机构。这几个方面我觉得是北京最大的优势，是其他城市替代不了的。
《今日楼市》：今年朝阳区会从哪些方而促进CBD国际金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