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1 09:14:49
序论：在您撰写金融法律体系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随着低碳经济越来越深入人心，低碳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被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发展碳金融已是必然趋势。作为最基本的社会规范之一，对于市场的有序运转，法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碳金融市场的井然有序离不开碳金融相关法律的规制。然而我国碳金融法律处于空白状态，逐步构建与完善碳金融法律体系成为我国现阶段一项重要任务。碳金融法律体系是站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高度构建的一项新的法律体系，其可行性和价值应与现实相结合，需要论证其需求的客观性。Faure & Peeters（2009）、Peeters & Nóbrega（2014）等采用法学学科和经济学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通过比较分析欧盟和美国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的体系异同，从经济和法律的视角综合提出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立法及政策的选择。陆静（2010）、涂永前（2012）、郭晓瑞（2012）、尚全跃（2014）等分析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存在的问题，介绍欧美国家碳排放交易立法概况和实践，分析他们相对较为成熟的体制及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建议。
二、中国构建碳金融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中国构建碳金融法律体系的必要性
目前，在国际社会发展碳金融已经达成共识，世界各国已在积极开展碳金融活动，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保障其健康有序发展。作为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积极参与国际碳金融发展的进程中，我国也应借鉴国际经验，加强碳金融法律体系建设，促进我国碳金融健康良性发展。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碳金融法律体系是发展碳经济、碳金融的基石与准则，在以下方面对我国有积极的作用。
1.有利于我国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国是高碳型的发展中国家，减排项目和减排数量均处于全球第一，因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空间较大。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处于起步状态，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对其支持与促进，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撑其良好运行。
2.有利于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能源消耗量大且使用单一。建立碳金融法律体系，约束与规范参与主体的行为，有利于维护我国能源安全，应对气候恶化。
3.有利于增强我国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虽然目前碳排放交易主动权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里，但全球范围内统一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未建立，碳权价格、需求关系都还未通过市场机制真正反映出来。我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仍有机会参与碳排放权规则制定，让交易规则更加符合我国利益需要。
（二）中国构建碳金融法律体系的可行性
作为国际碳减排的积极倡导国和参与国，我国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构建本国的碳金融法律体系。
1.构建我国碳金融法律体系可以现有政策法规为支撑。目前我国能源相关行政法规有30部左右，与能源相关的部门规章有200部左右，于这些政策法规中，金融法和环境法体系都为建立碳金融法律体系奠定了良好的政策背景和法规基础，指引着我国碳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涵盖于这些法律法规政策中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以及基本法律制度对于碳金融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的立法思路的确立与整体性把握基础性意义重大，因此不可否认节能减排法律法规及政策对于碳金融法具有基础地位。
2.科技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碳金融涉及到碳排放权权利移转、信息沟通与共享、绿色信贷标准等，这些决定了建构碳金融制度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支持，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科技发展，为此奠定了技术基础。
3.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为防止气候恶化，各国都通过金融杠杆应对气候变化，相对我国而言碳金融发展较为成熟和完善，其理论、法律制度和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为建设我国碳金融法律体系提供了借鉴作用。例如：美国的《低碳经济法案》、《欧洲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令》等，西方国家碳金融法律体系蓬勃发展，为我国碳金融法律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4.拥有良好的国际法律环境。多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找公正且合理地遏制环境恶化、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形成三大成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这些为我国碳金融法律体系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法律环境。
三、中国碳金融法律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碳金融法律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是指在制定、实施整个碳金融制度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理和准则。“立法是执法、守法之本，立法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执法、守法效果的好坏。”若要完善我国碳金融相关立法工作首先要有强大的立法原则作为指导。综合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能源立法和碳金融的相关立法情况，在完善碳金融相关法律制度的过程中，除了需遵循民法、经济法及环境法有关基本原则外，有必要将以下立法原则作为立法的出发点。
（一）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认为人类各代都处在同一生存空间，他们对这一空间中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拥有同等享用权，他们应该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在碳排放权交易活动中，对碳排放权的分配应当公平，只要符合法定的申请条件，人人都享有平等的申请权利；同时，任何参与主体进行碳排放权交易时，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地位，其合法的权益都能公平的保护，任何损害行为均应受到相应的惩罚。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包括两方面内涵，首先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必须以保证自身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具体而言就是金融资产安全；其次从社会利益看碳金融活动是为气候环境服务的，核心价值为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碳金融的大力开展，目的是推进低碳经济，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金融机构涉足碳金融市场本质是最大限度追逐利润，但是如果碳金融的发展只注重碳资产的买卖、资产价格的炒作和控制，那碳金融市场必然将会像楼市、股市一样炒出泡沫，最终背离碳金融的初衷。避免这种恶性状况的发生，需要依靠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与法规，引导公众实现碳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一方面，通过政策调控指导和法律监督确保碳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以推动低碳经济，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加强控制风险能力建设，防范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市场导致的多重风险，实现金融机构对碳金融市场推广的持续性支持。
（三）风险可控原则
碳金融的安全性强调参与主体追求长期稳定的效益和免遭风险损失，效率性则强调金融市场资金或资产最终实现效益过程中（也就是实现碳金融市场流动性的过程）高周转速度和高运转频率。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是判断金融业务是否良性运转的三项指标，三者在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一个矛盾共同体，相互发生冲突又协调统一，寻求有效的平衡机制：流动性是国际市场上有效利用碳金融资产资源的现实要求、是实现安全性和效益性的手段和工具；碳金融活动的效益性决定了金融机构需涉足其中，这为实现碳金融的流动性奠定了基础，为避免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风险可控应为一原则。碳金融法律体系的设计应以激发碳金融市场资源的流动性并将规范碳金融资源流动性作为主要目标，同时为确保金融活动安全应当注重建设风险防控机制，反向刺激资源流动从而实现金融市场资源融通价值，使得碳金融参与主体在碳金融市场中得到效益的同时推动碳金融市场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此，整体制度设计应当确定以市场机制为主导，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要从社会可持续整体利益出发，对碳金融市场适度干预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减少全球性金融波动带来的影响。
（四）效率与效益兼顾原则
在经济学领域中“效率”与“效益”有着广泛的应用，而现在效率与效益的概念也被引入法学领域中。其中，经济分析法学派尤为关注效率与效益在法学领域的意义，甚至将效率与效益作为评价法律的核心价值之一。运用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法学问题，在法学中渗透效率与效益的概念，不但利于跨学科的交流与互动，研究成果也因此更具现实意义。金融立法更强调整体效益与社会效益，安全与效率一直是金融法立法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存在明显不足，因为没能将环境效益纳入其中。在碳金融立法中既要遵循金融立法的基本原则，强调社会环益，又要兼顾环境效益，就是必须注意“效率”与“效益”的平衡，在碳金融法律体系构建过程中要重视用法律的手段提高碳金融的效率，金融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亦需兼顾协调。
四、中国碳金融法律体系立法模式的选择
目前，有关碳金融的规范主要是规章和政策性文件，虽然这些对发展低碳金融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不成体系，对碳金融激励和具体的监管缺乏可供实施的具体制度设计，对低碳金融业的发展缺乏具体的鼓励措施，不能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新趋势。因此，为了使碳金融真正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使之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行为，建立碳金融法律体系已经大势所趋。碳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
（一）单独立法模式
即出台一部专门规定碳金融的法律，如《碳金融法》，详细规定有关碳金融的主体、客体、程序、实施及责任等全面的法律规则；也可以国务院为制定主体，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来确定碳金融法律体系。碳金融法律体系以这种单独立法模式确立，有利于对碳金融所涉及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规定，使碳金融法律体系的地位大大提高，但是这种立法模式的执行存在一定的难度。
（二）整合和修改现有法律的立法模式
即对我国目前现有的环保、金融等法律根据需要进行整合和修改，对不符合社会需要的规定进行修订，碳金融有关的内容增订其中，如在《商业银行法》中增加碳金融的内容，确立碳金融法律制度，完善碳金融法律体系。
（三）适用国际条约的模式
即各国政府通过加入或签订有关碳金融方面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条约，直接适用国际公约的规定，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的生态环境。
上述三种立法模式中，第二种更具有操作性、更符合我国国情，碳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选择此模式，更容易被社会和公众接受。原因有如下三点：
一是我国目前的金融法律与环境法律还不完善，碳基金和碳保险等碳金融衍生品还处于初步开发阶段，以单独立法模式构建碳金融体系条件尚不成熟。同时，如果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定价体系中的主动地位的愿想将难更实现，不利于提高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话语权。以我国现有的法律为基础，选择整合与修改现有的环保、金融等法律，修订不符合社会需要的规定，在其中增加与碳金融有关的内容，如在《商业银行法》中增加碳金融的内容，这种立法模式成本较低，也使得碳金融更具有操作性，有利于碳金融法律制度得以更好的贯彻和实施。
二是碳金融体系的构建是项庞大的工程，细化深入到不同的法律部门并形成交叉，尽管碳金融是新生事物，但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基本都能找到相应的适用基础，则其应当受到一般性规定的调整，对于碳金融衍生品等新生概念只需通过修改现行立法即可解决。
三是碳金融在全球范围发展势头迅猛，我国作为碳排量最多，且尚未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势必要积极参与到碳金融市场中，如果采用单独立法模式，等待专项立法成熟，需要一定的周期，彼时我国将错失金融创新的契机，最终导致会我国丧失在以后碳金融定价中的话语权。
国际经验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的破产法律体系，相关体例可以分为三类。
以专门的金融机构破产立法为主体的立法体系。这种立法体系是在一国或地区的立法中制定有专门的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规则，同时辅之以相应的普通破产法规范。俄罗斯就是这种立法体系的典型。1999年2月25日俄罗斯颁布的《信贷机构破产法》确立了金融机构破产的一般规则，同时又修订了《俄罗斯联邦企业破产法》，专节规定了金融组织的破产问题。
以普通破产法律规范为主的立法体系。该种立法体系并不针对金融机构破产问题进行专门立法，而是一体适用普通的企业破产法。以英国为例，其金融机构破产与普通商事公司采用相同的破产制度，在具体的破产操作规程上，金融机构破产的标准、破产的申请人和破产管理人的相关规定等，均可适用1986年英国破产法。当然，这并不妨碍英国在破产法中对银行等金融机构适用破产规则进行特殊规定。
以金融法为基础的金融机构破产立法体系。指在一国的立法体系中除了综合性的破产基本法外，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于银行法、存款保险法等金融法律之中。该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其金融机构破产法律规范散布在《联邦存款保险法》、联邦和各州银行法之中。特别是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法》及其以后的修正案中，美国对于银行破产的破产界限、破产启动程序、破产管理人等程序和实体制度进行了较全面的规定。
以上立法体例各有利弊。单独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法律的立法体例，充分考虑到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特殊性以及金融机构破产规则的差异性，专门针对金融机构破产的立法将使相关的法律规则更加完备化和体系化，方便于理解和适用。而采用普通破产立法的体例，更多是看到了金融机构作为企业的一般属性，以及它们与普通企业在某些破产规则上的一致性，因此将金融机构破产规则纳入到一国的普通破产法中，减少了专门立法所增加的立法成本，更加经济和便利。以银行法、存款保险法等为基础进行规定的第三种做法，更多是考虑到本国金融行业的特殊情况，而其他国家未必具备同样的立法背景和环境。可以说，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的构建还是应取决于一国的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
我国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破产法律体系，主要由企业破产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及相关法规、规章中的法律规范组成。
我国关于破产程序的基本法律制度已经建立。2006年修订实施的企业破产法，共十二章一百三十六条，详细规定了破产程序中的实体规则和程序制度。其中，第一百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符合破产法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除了破产法作为规范金融机构破产事件的基本法律之外，我国还有一些专门性的金融法也有部分法律规范对此有所涉及。例如，《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法》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主要金融机构的终止与清算均有简单规定。
除了前述法律之外，我国还有个别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涉及了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问题。例如：2001年颁布实施的《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在现有破产法律制度之外确立了一套针对金融机构的行政清算程序。《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是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领域内的一部基本法规，其规定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发现证券公司存在重大风险隐患，可以采取停业整顿、托管、接管、行政重组、撤销等多种措施。另外，《期货交易管理条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办法》、《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典当管理办法》等重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有少量制度规范涉及到金融机构的破产问题。
我国关于金融机构破产的现行立法还是有着积极的一面。虽然具体的法律规范散见于破产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等各类法律文件之中，但综观上述零散的规定，可以看到一个规范金融机构破产问题的法律规则体系已经初现端倪。但同时，也不能否认我国现有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的缺憾。一方面，在法律体系的外部宏观层面上，除了破产法有关于企业破产的法律规范可原则上适用于金融机构破产之外，其他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散见于各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几乎在每一个金融行业或金融组织法中，都有若干关于金融机构破产的简单规则，导致了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呈现出支离破碎的局面。另一方面，在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内部也未能建构起和谐的有机体系，特别是对金融机构的破产程序，如与金融危机救助机制的关系问题、行政前置程序问题、破产重整程序的具体适用问题等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这使得实践中处置金融机构的破产事件时没有明确的程序规范可依，使用的处置手段也多种多样。不仅破坏了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对问题金融机构科学合理地退出市场也造成了制度上的障碍。
政策建议
结合前文对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的分类，以及我国现有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的现状，我国大体上可以算作第二种类型。这种做法在当下的中国也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考虑到立法的目的是为金融机构破产问题的处理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因此出台的制度规范应该尽量统一、完备。但金融业的确又是一个融合很多产业内容的综合性行业，金融机构数量众多且种类不同，分别面向多个产业部门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而各个产业部门职能的不同将导致各类金融机构破产规则各有其特殊性。不同门类、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发展规律不同，也确实应考虑具体金融机构破产规则的特殊性及其在立法体系上的体现。因此，普通破产法律规则中的一般原则和制度仍然要对各类金融机构破产问题的处理发挥出根本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同时，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又决定了立法者必须在某些破产程序和实体制度上进行相应的修正和改进，以更好地处理金融机构与普通企业适用破产规则的差异性问题。
我国的企业破产法已经确立了各类企业破产程序和实体制度的一般规则，金融机构自应一体适用，概莫能外。目前，对金融行业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不断学习和理解之余，做好配套制度的建设，出台更为细致的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制定处理各类金融机构破产的具体细则。从这一点上看，要使我国金融机构的破产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更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就必须制定一部统一的金融机构破产条例，解决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各类共性问题，保障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畅通。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加快制定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步伐。同时，制定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综上所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面对金融危机教训，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心——“面对危机，关键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法制化金融建设方针，厘清相关法律问题，边借鉴边反思，用理性的思维和务实的精神，力争将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第四，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谨慎监管。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既要切实履行人世的承诺，也要以金融机构的母国对该金融机构有无足够的监控手段、能否获取其经营信息、能否对该金融机构实施检查、审计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以双边、多边条约等方式建立金融机构母国、东道国协调监管机制，在制度设立上既要包括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活动中的监管，也要涵盖我国金融机构在外国从事金融活动的监管。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金融监管 法律问题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逐步发展，互联网已经深深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状态以及企业的生产方式，国务院“互联网+”方案的出台进一步推动了互联网融入人们的生活，加快了生产企业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的步伐。而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资金，在与互联网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创造了新型的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在互联网的浪潮中应运而生，成为了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方式，在实现资金融通的职能时，创新了资金融通的渠道，改变了过去传统的运作方式，在基于互联网支付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的方式进行客户信用管理及风险分析，从而搭建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互联网便捷的金融服务。在新型金融服务方式面前，旧有的金融监管出现不适用的状况，需要依据互联网金融的特点确定实施新型的监管方式，保证既能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又不会妨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缺少适用的法律条款和有力监督机构
作为新型的金融服务形式，原有的金融法律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互联网金融所出现的各种纠纷，尤其是网络安全维护及用户个人隐私的保护等，这些方面原有的法律体系并不能完全适用。同时，对于金融来说至关重要的征信构建，也需要新的法律来进行规范。所以，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并没有完整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容易出现各种权益纠纷和信息泄露等情况，严重影响了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在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方面，目前的金融监督机构也无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有效的监督。依据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方式，金融监管机构是通过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机构进行分业监管。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式是将保险、股票、债券等业务混合进行混业经营。所以导致金融机构无法正确对互联网金融划分监管范围，从而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有效监督。由于互联网金融的经营业务范围广泛，使得各个监管机构出现监管混合，这容易导致各个机构监管交叉，大大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所以急需建立一个专业有效的监督机构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降低互联网金融的经营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保障消费者的有效权益。而有效的监督，更能从根本上促进互联网金融的长远健康发展。
2.客户权益难以保障，违法事件多发
互联网金融面向的客户群体庞大，范围广泛，涉及到各行各业及多个地区。这就对互联网金融对客户权益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互联网进行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尤其是客户信息的泄露。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依靠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但企业技术水平的限制容易使交易过程中出现漏洞，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盗取客户的有效信息，进而从事不法行为，严重危害了客户的人身安全。而且互联网技术不完善容易使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受到不法分子攻击，造成客户资金流失，给互联网金融的经营主体及客户造成重大损失。
同时，互联网金融缺乏有效的监管，互联网金融的经营主体容易受利益诱惑，从事违法犯罪的事件。尤其是近些年互联网金融领域多发的非法集资的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不仅使得普通民众的多年积蓄荡然无存，还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的稳定，给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转造成了严重破坏。互联网金融由于资金来源复杂多样，群众广泛，且交易的产品多样，容易成为非法洗钱的重灾区。这就容易造成机构监管面临困难，难以保障社会金融市场的和谐稳定。
3.容易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
目前，互联网金融缺乏统一、合格、规范的征信系统，不能正常使用人民银行的信用体系。这就造成互联网金融的经营主体不能有效对客户的信用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大大提高了互联网金融经营主体出现不良资产的概率，严重危害了互联网金融的稳定。同时，互联网金融是依托互联网建立的金融交易平台，资金来源复杂，客户主体多样，一旦出现金融风险，会迅速波及到其他的金融交易市场，从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甚至会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转，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效应。例如“泛亚”事件及“E租宝”事件，都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恶性金融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吸纳社会资金之后，需要通过各种投资渠道进行资金管理从而获得利润。由于投资存在着风险性，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规模较小，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所以一旦出现金融风险，将会使得风险牵涉的范围广泛，引发大范围的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二、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建议
1.建立健全相关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体系
通过充分研究现下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状况，并借鉴国外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有效经验，积极制定详细可行的法律法规。既要包括互联网金融的基础法律，也要包括互联网金融的专业法律。法律条款需要详细规定监管机构及监管方式，并辅以相应的处罚条款，提升互联网金融的违法成本，从而有效降低互联网金融的违法机率。在法律条文中需要明确规定互联网金融的合法经营范围，让互联网金融的经营主体充分认识到法律的红线范围，避免由于范围不清而对有关机构的监管造成不良影响。同时，立法需要充分保障客户的个人有效权益，不仅包括资金安全问题，还包括个人信息安全等多方面的安全问题。
2.建立相应的监管机构，明确监管范围
对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分业经营的状况，需要深入研究互联网金融的属性，合理划分监管机构，避免重复监管或交叉监管。人民银行作为最高的金融监督机构，需要设立相应的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的支付系统、清算系统等进行严格的监督，防止互联网金融在这些方面出现重大风险，从而保障金融市场的安全。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建立的金融交易平台，有关机构在进行监督时，需要与其他机构合作，从金融、技术、税收等多个方面把控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在有关机构对互联网金融主体进行监督时，需要建立相应的大数据库，对互联网金融的各种交易信息进行数据分析，从而能够实时掌握互联网金融的运行状态，快速发现可能存在的风险端口，并及时有效的实施措施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确保互联网金融经营主体的安全运作，切实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
3.明确机构监管的目的
相关监管机构在进行监督时，需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实施金融监督的目的，从而才能灵活的采用法律法规对监督主体实施监督。金融监管机构进行金融市场监管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实现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对互联网金融的经营主体进行监督的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些监督目标同样适用互联网金融市场。尤其是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有关机构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措施。消费者在与互联网金融平台交易的过程中，由于资金有限等方面的影响，导致消费者与互联网金融平台并不能形成事实上的平等。这就需要有关的监管机构介入，从而确保消费者的权益在进行金融交易的过程中不会由于不平等的地位而遭受损失。
4.严格防范互联网金融经营主体的违法犯罪行为
对于目前互联网金融衍生出的各种经营方式，应该严格区分这些经营业务的性质，从而让这些平台明确自身经营的范围，避免这些平台出现违法吸纳社会资金的情况出现。这就要求完备的法律体系能够系统的区分各种金融服务平台的性质，从而进行有效区分，保证监管的有效性，避免出现错误监管。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式特殊，容易成为非法资金洗白的重要场所，因此需要进行严格监管，实施监督各项交易，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反制洗钱行为。由于互联网金融是新兴出现的金融服务平台，所以需要监督机构不断学习相关的互联网金融知识，充分了解互联网金融的运作方式，才能有效的监管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阻止其施行扰乱金融市场的行为。同时，相应的监管机构需要严格防范容易出现的金融风险，对其进行有效的规避。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互联网金融理财监管的法律问题研究[D].山西
财经大学，2015.
[2]王珂.论互联网金融P2P借贷的法律监管[D].长安大学，
【关键词】县域金融 法律服务体系 构建理论 实践探讨
一、构建县域金融法律服务体系的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县域金融法律服务是伴随着金融业务在县域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是对金融业务的补充和促进。特别是当前金融业务的种类不断创新、业务对象不断拓展，而法律法规的稳定性相对较强，行业规范又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法律服务正好起到这样一个粘合剂的作用，可以填补上述体系间的空隙，实现法律和金融的双向促进。因此，作为处理和消弭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县域金融法律服务必不可少，构建体系化的金融法律服务更是势在必行。
（二）可行性分析
1.政策条件。近年来，国家及地方政府均出台了依法行政的相关政策规定，一行三会也结合金融业务出台了规范金融服务的一些规定，特别是对农村金融服务问题先后以银发[2008]295号、银发[2010]198号文件提出了具体要求，加之各行都有内部的监督检查制度或规章作支撑。
2.人员条件。包括人民银行在内的各金融机构都有领导分管法律事务工作，都设有法律专兼职人员或外聘有法律人员，有的还单设法律事务部门，对基层分支机构的法律工作进行具体指导，而且各金融机构都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了法律事务工作人员的培训。
3.实践条件。近年来，各行的法律事务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本行的法律合同审查、债权纠纷诉讼、法制宣传及其他类型的法律活动，不但在实践中提高了法律知识的应用操作能力，而且在法律实践活动中密切了与政府、政府职能部门、公检法和各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
（三）效用分析
1.有利于整合县域金融法律资源。县域金融法律资源主要是基层银行业、保险业、典当业及部分小额贷款公司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构建县域金融法律服务体系，不但可以在执法检查、法制培训、法制宣传等方面提升工作效果，而且可以在风险防范、诉讼维权等方面大大降低成本，实现金融法律资源利用最大化。
2.有利于提高县域政策传导效应。基层金融机构作为政策落实和反馈的一线单位，对上级行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检查货币信贷政策落实情况、审核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对频发案件的预警都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因此县域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有助于信贷政策在基层的传导和落实。
3.有利于优化县域金融法律环境。构建县域金融法律服务体系不但可以协调各金融机构在法律工作步伐，而且可以通过权威、公正、合理的形式使基层行的金融争议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提高群众的维权意识，实现县域法律意识的提升，促进金融生态的改善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构建县域金融法律服务体系的实践
（一）人民银行自身建设
1.立足业务工作，夯实法律工作制度。由于当前人民银行依法行政的工作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内外部机制还不够协调，出现了业务工作和法律服务衔接不紧密或相脱节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依法行政的风险正由传统执法领域向金融服务领域延伸的背景下，有必要立足货币发行、国库会计、反洗钱、外汇管理等主要业务需要，结合辖区实际情况，逐步完善和创新法律服务的方式并为行政执法活动提供完备的依据。如抚州中支针对残顺人民币兑换章规格小、覆盖面窄、盖印位置不固定、要素不全等缺陷，在法制部门的探讨和帮助下，设计了新型残损人民币兑换章，不但2007年2月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而且在当地银行业机构推广运用四年中残损人民币兑换张数和金额分别平均增长8.1%和21%，兑换差错率由0.75%下降到了0.1%{1}。
2.探索合作途径，优化法律服务手段。近年来，基层人民银行法律工作的重心是对央行各项对外职权运行中或运行后的情况进行书面审查、现场检查，因此法律工作的“监管”意味要远远大于“服务”，这样不但法律工作开展范围有限、手段有限，而且开展的难度也较大。在当前“大金融服务”的概念下，人民银行的服务水平要提高，就需要借鉴和利用整个金融系统甚至是系统外资源，改进现有的服务手段和方法。如长沙中支在湖南省人民政府支持下，通过省政府门户网站直接提供金融服务，及时披露行政许可事项及相关业务流程，并提供相关业务表格下载服务，截至2008年7月末表格下载实际使用26464次{2}。
3.加强专业实践，拓宽法律培训渠道。人民银行系统特别是基层人民银行没有独立的内设法制机构，专职从事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占比不足10%，其中法律专业本科学历以上的占比更少。在现有人员条件下，仅仅依靠系统内培训来提高法律工作人员的素质，已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特别是近年来人民银行发生各类复议和涉诉案件增多，法律工作人员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与案件需要已存在较大的脱节。为此，需要加强与系统外的专业领域、专职人员的沟通交流。如张家口市中心支行与该市中级法院合作，新建了“金融司法服务信息系统平台”，并建立了金融司法培训基地，利用司法系统的专业优势资源，加强辖区银行从业人员的法律培训，同时加强了司法部门对金融机构的法律支持，有利于实践中进一步开展金融维权。
（二）与金融机构合作
1.健全金融法律服务考核机制。县域金融法律服务是一项整体性的工作，涉及的金融机构多、服务项目杂、业务差异大，需要制定一个适用面较广的考评标准，而且从提高认识的角度，也需要将其与其他业务一并纳入执行信贷政策效果的考核当中。如新余市中心支行建立了符合辖区各行实际的金融服务环境评价制度，通过评价协调小组专项评价、日常评价小组抽查、各界代表参加的“金融服务质量评议会”打分评测，对全市8家金融机构及181个金融网点从柜台服务环境、信贷服务环境、科技服务环境、法律服务环境等方面评析，使残损币兑换、币种不全、便民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得到了改善{3}。
2.畅通金融投诉渠道。目前，县域金融法律服务最大的空白区域就是投诉的处理，主要表现为内部处理为主、解决手段单一、缺乏权威性、没有再纠错机制，而群众对县域金融服务水平认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则莫过于金融纠纷或争议得到妥善处置，这将是提升县域金融服务水平的最佳着手点和主要突破口。如晋中市中心支行创建了“金融服务110”，开通了业务受理电话3110110，将全市528个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和14家证券保险公司的100个营业网点纳入了服务网络，受理人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主要业务的咨询、举报、处罚及纠纷处理，不但缓解了城乡金融服务差异化的问题，而且化解了过去解决金融服务纠纷和群众投诉中存在的受理单位中立性和权威性不足的问题。截至2009年12月15日，共接听社会各界业务咨询700多次，处理举报纠纷61起。
（三）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
目前，基层人民银行合作的部门多是公检法、住房公积金中心及部分公用事业单位等，合作方式主要是为上述部门提供金融信息服务，包括查询企业或个人信用信息、利率信息及计算、提供金融支付手段等。如湖南引导公用事业单位通过小额支付系统收费，老百姓只需开立一个银行账户，就可足不出户完成水、电、气等各种缴费，截至2008年6月全省有26家公用事业单位通过定期借记业务收费，共办理定期借记业务35.16万笔，近50亿元{4}；临汾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对当地居民王某15万元贷款申请时，查询其信用记录发现申请人已在3家金融机构办理了贷款业务，累计金额达15万元，负债较多，因此仅为其确定了5万元的贷款额度，有效降低了公积金贷款的风险{5}。
三、构建县域金融法律服务体系的路径选择
上文所举典型事例仅是近年来人民银行县域金融法律服务的部分实践，但是管中窥豹可略见一斑。县域金融法律服务体系的实践不但可行，而且是大有可为，将随着金融业务在基层的拓展而不断丰富、不断创新。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机构的核心，在县域金融法律服务中也应当选择这样的路径，即以“人民银行――金融机构――政府部门――社会大众”为同心圆横向构架，以“人行基础业务――金融机构基础业务――其他新业务”为纵向构架，实现金融法律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
注 释
{1}《中国人民银行信息文选》（2009年度），《抚州中支设计并推广新型残损人民币兑换章 改善残损人民币兑换工作取得成效》，第359页。
{2}《中国人民银行信息文选》（2008年度），《湖南省金融服务创新综合试点成效明显》，第421页。
{3}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信息文选》（2007年度），《新余市中心支行建立金融服务环境评价制度成效显著》，第310页―第312页。
【关键词】地方金融 管理 法律建设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的金融机构发生了金融风波，从而这些地方金融风波事件中不难发现，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很大的漏洞，而地方金融风波的发生会给群众的利益以及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建立中央、地方分层金融监管体系已成为金融行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二、地方金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多管现象较为严重
尽管我国地方金融机构得到了规模性的发展，但是地方金融机构存在着严重的多管、重复管理现象。现行中央垂直金融监管架构下，地方金融机构大多由银监部门负责监管，然而近年来各地方政府相继成立了一些机关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业务进行监管，在这样的环境下，地方金融机构既要受到银监部门的监管，又要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
（二）金融管理目标不一
金融管理目标的不统一，就会给地方金融管理造成难度。就目前来看，有的地方金融机构管理目标是推进国际金融建设，有的则是加强金融环境和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还有的是将重心放在了金融创新上。虽然说不同的金融机构有着不同的管理目标，但是在“统一金融监管”的大全加下，地方金融机构应当，要确立有效、相、科学的管理目标。
（三）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权责不相符
在地方金融管理中，地方金融管部门权责不相符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就地方金融封信防范工作来看，金融风险处置工作的职责已经由地方政府负责，而金融风险信息却由监管部门地方分支机构负责，在这种环境下，会影响到金融管理效率和质量。
（四）地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失
就目前来看，我国地方金融是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虽然国务院，央行、银监会适时出台了一些行政法规规章，但是地方的金融监管乏力制度还比较欠缺，难以适应地方金融发展的需要。首先，我国尚未出台有关地方金融管理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非常少，由于法律法规的确实，使得地方金融管理工作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其次，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制度缺乏系统性，尚未形成系统的监管法律体系，影响到地方金融管理工作的开展。
三、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建设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里，地方金融机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地方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其管理有着之间的关联，加强地方金融管理，可以更好地促进地方金融的稳定发展。然而在实行央行垂直向下金融监管的框架下，地方金融一直有利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地方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存在着很大的漏洞，而法律作为地方金融管理工作执行的依据和保障，只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才能为地方金融管理工作提供保障，脱离了法律的金融监管管理工作就会举步维艰，难以正常的开展下去，从而影响到地方金融的发展[1-2]。故此，加强地方金融法律建设格外重要，只有加强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建设，才能确保地方金融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促进地方金融的有序发展，带动地方经济的更好发展[3]。
四、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制度的基本策略
（一）地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制度
建立地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可以更好地监管地方金融机构，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稳定。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地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对需要上市的地方金融机构进行全方面的核查，只有达到法律要求的标准后才可以给以审批；要明确地方金融机构注册资金的最低限额。
（二）明确地方金融管理的法律目标
地方金融管理离不开法律，它需要法律制度给予保障，法律制度对地方金融管理的目标设定至关重要。首先，要将地方金融管理的机制、政策、措施形成常态化的法律制度，以法律制度来督促地方金融管理工作的开展，从而促进地方金融合法化、正规化发展；其次，要加大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秩序。在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高利贷、地下钱庄也迅速崛起。而高利贷、地下钱庄的扩张将会对地方金融秩序造成较大的威胁。而以法律为依据，加强法律建设，依法进行金融监管，可以更好地维护地方金融秩序，规范地方金融市场，例如，在温州市金融管理中温州市政府为贯彻执行金融改革工作[4]，建立了“一办（市金融办）一行（市人行）二局（温州银监分局、温州保监分局）”的管理结构。这一管理结构旨在实现中央与地方协同管理温州金融发展与改革，赋予地方金融管理部口实权，将游离于中央监管之外的民间融资、新型金融机构和业务纳入管理范围，在这样的金融管理结构下，地方金融管理工作得到了有效的开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另外，温州市在推进金融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加快了相应立法工作，做到依法改革，有法可依。2013年渐江省颁发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2014年温州市颁布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这一配套的地方法规，改变了温州内民间融资无法可依的现状。
（三）地方金融机构市场经营行为的法律监管
地方金融机构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其经营活动是在市场环境下进行的，地方金融机构市场经营行为合法与否直接影响到地方金融市场秩序，会给地方金融管理带来巨大的难度。在此，相关部门就必须对地方金融机构市场经营行为进行监管，将地方金融机构市场经营行为纳入到法律范围内，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进行法律确认，从而将地方金融市场行为引入正规，从而规范地方金融市场秩序，为地方金融的发展营造一个健康环境，降低地方金融发展风险[5]。另外，在地方金融管理中，还可以借鉴国外的管理经验，如美国，美国实行的是“双线多头”的金融管理体系，在这种管理体系下，不存在政企不分的问题，避免了政府对地方金融的过度干预。同时，在这种金融管理体系下，为地方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了地方债券得到了快速发展。
五、结语
地方金融管理法律问题的缺失是地方金融管理工作难以开展的核心和关键，只有加大地方金融管理法律的研究，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制度，以法律制度来约束地方金融机构行为，规范地方金融市场秩序，从而更好地推动地方金融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单飞跃，吴好胜.地方金融管理法律问题研究[J].法治研究，2013，06：48-55.
[2]黄伟.论民族自治地方金融管理法律制度的创新和完善[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05：53-57.
[3]华国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若干法律问题探析[J].江淮论坛，2011，04：29-36.
[4]郭德香，陈昱州.试析地方金融改革中的法律问题[J].学习论坛，2015，12：74-76.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趋势；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监管法，当其参加整个国际社会金融活动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该国金融法律监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O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O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美国暴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主体的全面性。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
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金融监管的主体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在新的金融危机下，美国新的改革方案中，财政部建议设立按揭贷款监督委员会、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行为监管机构，这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张，力图填补过去监管部门之间衔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的建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必须在确保此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监管体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的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
3．监管对象的新趋势——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国在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拟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成立按揭发放委员会，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撤销存贷监管机构，由美联储监督支付与结算，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等等。
二、西方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银监会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监管法律能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金融监管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构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地方，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的内容重叠更为严重，还有部分法规和规章因未及时修订己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内容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努力构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已经从分业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外资金融构大量地涌入我国，又加快了金融经营方式转轨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监管主体制度。监管当局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一些业务难免会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如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时，保监会对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风险就无法监管。
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三家机构要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但备忘录并不能解决三家地位平等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问题。随着国际混业趋势的发展，如何使国内金融业与国际趋势接轨，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稳定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统一监管功能的国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职能，在行政上统一接受金管局领导。金管局的职责对外代表国家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处理信息共享和监管职责交叉事宜。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经营引起的跨行业监管中的分工合作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