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9 16:22:03
序论：在您撰写实践理论研究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秘书理论研究的实践性源于秘书学科的实践性。这里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秘书理论研究要随着秘书工作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保证秘书理论的前沿性；另一方面，秘书理论研究要对秘书工作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科学解读，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秘书理论要跟上秘书工作的新变化，及时关注秘书工作的新内容
这一点已在秘书学教材中得到广泛体现。比如，杨树森所著《秘书学概论教程》直接将“秘书工作内容的变化”写入教材，诸如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信息科学的引入，信息工作成为秘书部门最为重要的常规工作之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谈判事务、公共关系成为秘书工作的新内容；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网页（站）管理成为秘书工作内容之一等[1]，对秘书工作具体内容的变化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概括。
另一方面，针对秘书制度建设、国家秘书职业标准的变化等，秘书理论研究者也从理论角度进行了解读，客观地评价了其理论地位和作用。比如，关于《国家秘书职业标准》中的“秘书”定义，何宝梅持肯定态度[2]，常崇宜和杨树森持批评态度[3]，就是研究者们对秘书实践的新变化所作出的反应。
2、以秘书学研究对象和秘书工作内容的新变化为契机，及时发展秘书理论
这一点在“秘书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秘书学初创时期，秘书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名称之一”[4]，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并且有了国家职业标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是在占有了有关秘书工作内容的新材料之后来不断发展秘书学基础理论的，但并不是说有了新材料，秘书学基础理论就要全面翻新。新材料到底带来基础理论的哪些变化，还要看现有理论是不是对新材料依然有解释力。随着秘书学科的不断成熟，基础理论翻新的空间日益缩小，充分发挥现有理论的解释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我们也应及时审视和调整现有的秘书学基础理论。比如，把文字的出现作为秘书起源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许多学者依然坚持的观点。其推理过程是：文字的出现是文书出现的前提条件，而公务文书处理是远古时期典型的、重要的秘书工作，所以，文字的出现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之所以有这种论断，是因为秘书学初创时期，文书工作确实是党政机关秘书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文书的出现作为秘书工作起源的必要条件之一，以当时的认识水平来看确有其合理性。但是，今天的秘书工作已有了很大变化，虽然学界关于秘书的定义和秘书工作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但在上传下达、会务工作、接待工作、调查研究等与文书工作一样，也是典型的秘书工作这一点上是没有疑义的。然而，上传下达、会务工作、接待工作等并非必须借助文字进行，则“文字的出现是秘书工作起源的必要条件之一”的论断就需要改进了，所以不少论者提出了新的见解[5]。说来似乎很简单，但树立这种反省意识，尤其是要根据秘书工作实际去反省基础理论，甚至把自己以前坚持的观点推倒重来，就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
3、秘书学的实践性也要求秘书理论研究者关注当下秘书工作中的新问题
用秘书理论指导秘书工作实践，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来就是秘书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秘书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就是社会向秘书理论研究者提出的新课题，但是学界对此似乎不很敏感。比如，2008年9月15日上午10时，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消息瞬间传遍世界各地，但10分钟之后，德国国家发展银行居然仍依循以前达成的协议，通过计算机自动付款系统向这家公司即将冻结的银行账户转入3亿欧元，德国发展银行因此被媒体称为“最愚蠢的银行”。一家奉命调查此事的法律事务所递交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之后的10分钟里这家银行的职员都在干什么，其中包括董事会秘书和负责处理这项业务的高级经理手下的文员。如果秘书理论研究者能以此为个案和契机，就结构复杂的组织面临突发事件时其秘书该如何迅速作出反应这一问题，从秘书学角度进行深入探究，那么不仅是给秘书上了一堂课，也会为秘书理论研究作出贡献。但时至今日未看到有分量的论文，当前秘书理论界的敏感程度可见一斑。
4、做好秘书学知识的普及工作，让公众更加全面地了解秘书职业，理解秘书和秘书工作，从而提高秘书职业声望
近30年的时间对于一门学科的成长而言毕竟太短，秘书学学科还太年轻，许多基础理论研究还在争鸣当中，所以秘书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没有被提上日程。虽然我国秘书从业人员的队伍日益壮大，秘书职业离大众越来越近，但是人们对秘书的误解还很深。比如，笔者所在学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进行专业方向分流，有师范和文秘两个方向可以选择。尽管之前多次动员，结果只有20%的学生选择秘书方向，而且选择师范方向的学生毫无例外地拒绝调剂。经私下了解，很多同学是因为家长不同意才选择师范方向的。
最具代表性的拒绝理由有四种：
1.领导、企业老总多为男性，年轻女孩给他们当秘书家长不放心；
2.秘书是吃青春饭的，现在选了这个方向，到四五十岁不做秘书工作，再找工作就难了；
3.男生当秘书没出息，端茶倒水接电话是女孩子的事情；
4.秘书就是丫鬟，干的是侍候人的活儿，怕受气。学生家长的意见基本代表了社会上普通民众对秘书职业的理解。笔者浅见，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秘书行业自身的某些消极现象；二是公众对秘书工作缺乏起码的了解。那么，这些消极现象是因何而起，怎样预防；如何提高秘书的职业声望，如何进行全社会范围内的秘书教育，这就不仅仅是秘书学知识的普及问题，更是当下社会向秘书学界提出的新课题。
总之，我们应该加强实践意识，以此推进秘书理论研究，提高秘书职业声望，为当下的秘书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注释：
[1]杨树森《秘书学概论教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何宝梅《秘书定义述评》，《秘书》2006年第9期。
[3]常崇宜的批评见其专论《秘书定义的再探讨》（《秘书》2006年第9期），以及《关于我国秘书职业定义的再探讨》（《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杨树森的批评见其教材《秘书学概论教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天下]
[4]王千弓等《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
一、保税贸易的演进历程
（一）我国加工贸易的特殊性
长期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保税政策扶持下的一种实体产业，同时由于实践的惯性使然，客观上也是海关统计中区别于 “一般贸易”、享受保税政策优惠的多种贸易方式的统称。我国保税贸易中的加工贸易虽然与国际通行的加工贸易都有着 “两头在外”的共同之处，但从一开始就凸显出其项下的料件进口后就“全关境享受保税政策、全时空接受保税监管”的个性特色。国外更多只是将加工贸易看作国际贸易的分工合作模式却并不必然享受保税政策，而我国的加工贸易从起步阶段就以保税政策为依托，实行全关境覆盖、实施全时空监管。反之，国内一些虽然也属 “两头在外”式的贸易，但如果其不是凭加工贸易手册登记进口且享受保税政策优惠，实践中海关仍按一般贸易方式进行监管和统计。因此，在我国外贸管理这一特定语境中，从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角度综合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加工贸易，其原生态就是享受有别于特定减免税政策的另一种税收优惠的加工生产，其实质就是保税状态下的加工贸易，可以简称为保税加工。
（二）加工贸易向保税贸易的发展沿革
我国的保税加工 （即人们习惯所称的加工贸易）于1978年从珠三角发端，并以星火燎原之势，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入发展而逐步扩展到长三角和环渤海等东部沿海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其形态也从最初以 “三来一补”为主的加工、装配等制造业领域延伸到物流、服务等新领域；其后不久，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保税仓库和出口监管仓库相继出现，大量保税货物存储其中并按生产企业需求流转，标志着保税物流雏形的诞生；9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跨国公司大量进入国内，其投资重点由加工制造基地拓展到营销中心、研发中心、结算中心乃至地区总部；随着网络订单、按单生产和 “准时生产”、“零库存”等生产模式对物流速度的要求日益提高， “供应商管理库存 （VMI）”和 “分拨配送中心 （DC）”依托新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下称 “特殊区域”）和海关保税监管场所 （下称“保税场所”）应运而生；2005年全国出口加工区工作会议后，国务院批准7个出口加工区试点拓展保税物流功能，并开展研发、检测、维修等业务。至此，保税物流之外其他保税服务的形态也逐渐浮出水面。目前，越来越多从事保税加工的企业为提高增值率，正通过自营或外包方式逐步向物流、研发、设计、销售和检测、维修等售后服务这些产业价值链两端拓展。在国家保税政策的强势扶持下，我国贯穿产业链各环节的加工制造业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从单一的保税加工，衍生为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等多种形态共存的产业格局，且因其皆适用保税政策而成为一个有机结合体，从而形成了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一种新型贸易形态，即保税贸易。截止2011年底，我国已有加工贸易企业约12．6万家、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02个、保税物流中心25个、保税仓库746个、出口监管仓库112个，海关保税税款金额达到每年约5500亿元人民币，涉及账册30多万本。
二、保税贸易的基本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一）保税贸易的定义
根据我国现行的外贸法，对外贸易分为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这种分类以交易标的为标准。但根据形式逻辑的推论方式，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划分出与之相对应的不同形式 （态），例如，按照支付方式为标准，可以分为货币支付贸易和易货贸易。因此，对外贸易还可以按其享受的进出口政策 （尤其是税收政策）为标准来分类。实行 “先税后放”的贸易方式习惯上称之为一般贸易，相对而言，实行 “暂缓征税”的贸易方式则应称之为保税贸易。从税收政策的视角来看，保税贸易是指经过国家特许对部分特定进口货物实行 “合法缓税”政策、并实施与其享受税收优惠所相应的特殊管制的一种对外贸易形态。这种特殊管制在实践中体现为由海关等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对经营者及其货物等实行保税监管。保税贸易项下的进出境货物可统称为保税监管货物。保税货物的基本概念在 《海关法》可以找到依据，但在实际中其内容和形态已经大为拓展。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保税监管货物主要包括：依法未办理纳税手续的进口货物，加工贸易成品和深加工结转货物，已享受出口退税而未实际离境的出口货物，以及出口进入到不享受出口退税政策的特殊区域或保税场所的货物等。
（二）保税贸易的基本内涵
从已日臻成熟的海关监管实践来看，保税贸易目前暂时可大致划分为保税加工、保税物流和保税服务三种形态，分别处于相关经营活动价值链的不同节端。保税加工，是指经营者经国家管理机关批准，对保税货物进行实质性加工、装配和制造以及相关配套业务的生产性经营行为，包括采用全部保税进口的料件和采用部分进口、部分国内采购料件合成产品的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保税物流，是指经营者经国家管理机关批准，将保税货物从供应地到需求地实施空间位移过程中的服务性经营行为，包括保税货物在口岸、特殊区域、保税场所、企业之间，特殊区域、保税场所内部的流转。保税服务，是指经国家管理机关批准，对除保税物流之外其他适用保税政策的研发、试制和检测、维修、展示等产品前后端配套活动的生产业；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看，保税服务又可分为自营服务和外包服务。随着对外经济发展和保税政策适用范围扩大，今后保税服务还可能衍生出诸如保税交易（如期货交割）、融资租赁、离岸结算等其他新的产业形态。按照三次产业的分类标准，保税物流虽然在本质上也属于保税服务的一种，但是考虑到保税物流继保税加工后发展迅猛，已形成相当规模，具有其独特的规律性，且在国务院部委职能分工中，海关对保税物流的管理、尤其是对各种特殊区域和保税场所的管理处于主导的地位，因此在海关理论研究这个特定语境中，可将其单列在保税服务之外进行分类管理和专门研究。
（三）保税贸易的主要特征
一是贸易规模巨大，地位重要。从1996年开始至今，仅保税加工一项的进出口量就长期占据我国外贸总额的一半左右，素有 “半壁江山”之称，养活着我国约4000万的劳动力，并且是我国外贸顺差的主要来源。二是政策独特，优势明显。相较于一般贸易，保税贸易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对特定经营者及其货物适用保税政策，使之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宽松的贸易管制措施及其他政策优惠和通关便利。三是监管时空跨度大，业务繁杂，监管任务重。保税贸易实行 “全关境保税，全时空监管”，即保税业务可以在全国各地开展，保税监管货物从进境起，可以在不同关区的口岸进出，也可以在同一关区内的口岸、区域、场所和企业之间多次流转，其监管时限一般长达半年以上；随着产业链的延伸，监管链条不断拉长，海关工作量巨大，风险度极高。四是牵涉部门多，管理综合性强。国家管理层面涉及商务、海关、质检、税务、外管、工商、环保等多个部委和银行的职责，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关联度大，政策内容变化频繁，协调管理要求高；在海关系统之内，除保税监管部门外，还涉及政法、监管 （含通关）、关税 （含审单）、稽查 （含风险、企管）、统计、缉私等部门，协同执法要求高。
三、保税贸易理论对海关发展的现实意义
虽然 “保税贸易”只是近年由海关和业界概括明确出来的新概念，但从税收政策的视角分析，保税加工、保税物流和保税服务等产业形态并存发展的格局早已客观存在，并朝着突破保税加工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困境，尽可能多地占据整个产业的诸个环节，进而形成完整而均衡的产业链的方向发展。在新形势下加快建立保税贸易理论体系和监管体系，深入研究其动向趋势，对于海关事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海关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能。长期以来，保税项下的进出口贸易一直占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半壁江山，保税监管是构成海关首要职能和执法基础的监管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在H2000系统现有的92种监管方式或通关模式中，保税贸易就占了51种；2009年保税贸易报关单占全部报关单的51．8％，报关单记录条占全部报关单记录条的58．3％；如果考虑为实施备案、外发、结转、内销、核查、核销等过程管理而在系统上流转的作业单证，其数据量更加庞大。因此，加强保税贸易理论研究，对海关科学配置监管资源、更好履行监管职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有利于海关更好地参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保税政策介乎于我国关税壁垒和减免税政策之间，具有 “宏观上收放自如、便于调控，微观上见效快、成本低”的显著效果。保税政策工具作为关税政策工具的创新和活用，在目前国内企业总体税负水平偏高而政策性减免税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准予对部分特定进口货物实行 “合法缓税”，将有效减轻因税收负担过重和贸易管制等因素而给进出口企业造成的压力。海关作为国家保税政策的制定参与者和主要执行者，一方面可以利用该政策的功能优势，积极参与国家 “结构性降税”的宏观调控活动，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可以发挥保税政策工具的灵活调节作用，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特别是发挥特殊区域和保税场所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好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而更好地发挥促进外贸结构优化和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
三是有利于海关更好推动保税监管制度的改革创新。30多年来，海关保税监管实现了从以合同为单元向以企业为单元的转变，从纸质手册向联网监管的转变，并随着特殊区域功能整合和政策叠加的推进，正逐步转向以区域为单元的管理，兼顾区外、区内的保税监管体系，基本顺应了我国以保税加工为主要内容的 “世界工厂”的发展需要。然而也应看到，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特别是外向型经济指导思想从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向“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转变，保税贸易发展迅猛，客观上使包括海关在内的管理部门难以跟上形势变化的要求，而保税贸易理论的确立，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海关保税监管理念的更新、执法手段的提升和监管制度的完善。
综上所述，确立保税贸易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进行研究并置于国家 “十二五”规划中考量，对于海关用好、用活保税政策工具，以保税政策工具推动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引导保税加工、保税物流和保税服务三种形态协调发展，积极支持扩大保税物流、保税服务的份额比例，力争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方面取得新突破，都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秘书理论研究的实践性源于秘书学科的实践性。这里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秘书理论研究要随着秘书工作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保证秘书理论的前沿性；另一方面，秘书理论研究要对秘书工作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科学解读，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秘书理论要跟上秘书工作的新变化，及时关注秘书工作的新内容。
这一点已在秘书学教材中得到广泛体现。比如，杨树森所著《秘书学概论教程》直接将“秘书工作内容的变化”写入教材，诸如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信息科学的引入，信息工作成为秘书部门最为重要的常规工作之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谈判事务、公共关系成为秘书工作的新内容；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网页（站）管理成为秘书工作内容之一等[1]，对秘书工作具体内容的变化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概括。
另一方面，针对秘书制度建设、国家秘书职业标准的变化等，秘书理论研究者也从理论角度进行了解读，客观地评价了其理论地位和作用。比如，关于《国家秘书职业标准》中的“秘书”定义，何宝梅持肯定态度[2]，常崇宜和杨树森持批评态度[3]，就是研究者们对秘书实践的新变化所作出的反应。
2、以秘书学研究对象和秘书工作内容的新变化为契机，及时发展秘书理论。
这一点在“秘书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秘书学初创时期，秘书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名称之一”[4]，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并且有了国家职业标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是在占有了有关秘书工作内容的新材料之后来不断发展秘书学基础理论的，但并不是说有了新材料，秘书学基础理论就要全面翻新。新材料到底带来基础理论的哪些变化，还要看现有理论是不是对新材料依然有解释力。随着秘书学科的不断成熟，基础理论翻新的空间日益缩小，充分发挥现有理论的解释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我们也应及时审视和调整现有的秘书学基础理论。比如，把文字的出现作为秘书起源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许多学者依然坚持的观点。其推理过程是：文字的出现是文书出现的前提条件，而公务文书处理是远古时期典型的、重要的秘书工作，所以，文字的出现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之所以有这种论断，是因为秘书学初创时期，文书工作确实是党政机关秘书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文书的出现作为秘书工作起源的必要条件之一，以当时的认识水平来看确有其合理性。但是，今天的秘书工作已有了很大变化，虽然学界关于秘书的定义和秘书工作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但在上传下达、会务工作、接待工作、调查研究等与文书工作一样，也是典型的秘书工作这一点上是没有疑义的。然而，上传下达、会务工作、接待工作等并非必须借助文字进行，则“文字的出现是秘书工作起源的必要条件之一”的论断就需要改进了，所以不少论者提出了新的见解[5]。说来似乎很简单，但树立这种反省意识，尤其是要根据秘书工作实际去反省基础理论，甚至把自己以前坚持的观点推倒重来，就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
3、秘书学的实践性也要求秘书理论研究者关注当下秘书工作中的新问题。
用秘书理论指导秘书工作实践，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来就是秘书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秘书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就是社会向秘书理论研究者提出的新课题，但是学界对此似乎不很敏感。比如，2008 年9 月15 日上午10 时，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消息瞬间传遍世界各地，但10分钟之后，德国国家发展银行居然仍依循以前达成的协议，通过计算机自动付款系统向这家公司即将冻结的银行账户转入3 亿欧元，德国发展银行因此被媒体称为“最愚蠢的银行”。一家奉命调查此事的法律事务所递交的调查报告， 详细记录了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之后的10 分钟里这家银行的职员都在干什么， 其中包括董事会秘书和负责处理这项业务的高级经理手下的文员。如果秘书理论研究者能以此为个案和契机，就结构复杂的组织面临突发事件时其秘书该如何迅速作出反应这一问题， 从秘书学角度进行深入探究，那么不仅是给秘书上了一堂课，也会为秘书理论研究作出贡献。但时至今日未看到有分量的论文，当前秘书理论界的敏感程度可见一斑。[ hi138/Com]
4、做好秘书学知识的普及工作，让公众更加全面地了解秘书职业，理解秘书和秘书工作，从而提高秘书职业声望。
近30 年的时间对于一门学科的成长而言毕竟太短，秘书学学科还太年轻，许多基础理论研究还在争鸣当中，所以秘书学知识的普及工作没有被提上日程。虽然我国秘书从业人员的队伍日益壮大，秘书职业离大众越来越近，但是人们对秘书的误解还很深。比如，笔者所在学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进行专业方向分流，有师范和文秘两个方向可以选择。尽管之前多次动员，结果只有20%的学生选择秘书方向，而且选择师范方向的学生毫无例外地拒绝调剂。经私下了解，很多同学是因为家长不同意才选择师范方向的。
最具代表性的拒绝理由有四种：1. 领导、企业老总多为男性，年轻女孩给他们当秘书家长不放心；2. 秘书是吃青春饭的，现在选了这个方向，到四五十岁不做秘书工作，再找工作就难了；3.男生当秘书没出息，端茶倒水接电话是女孩子的事情；4. 秘书就是丫鬟，干的是侍候人的活儿，怕受气。学生家长的意见基本代表了社会上普通民众对秘书职业的理解。笔者浅见，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秘书行业自身的某些消极现象；二是公众对秘书工作缺乏起码的了解。那么，这些消极现象是因何而起，怎样预防；如何提高秘书的职业声望，如何进行全社会范围内的秘书教育，这就不仅仅是秘书学知识的普及问题，更是当下社会向秘书学界提出的新课题。
总之，我们应该加强实践意识，以此推进秘书理论研究，提高秘书职业声望，为当下的秘书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注释：
[1] 杨树森《秘书学概论教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何宝梅《秘书定义述评》，《秘书》2006 年第9期。
[3] 常崇宜的批评见其专论《秘书定义的再探讨》（《秘书》2006 年第9 期），以及《关于我国秘书职业定义的再探讨》（《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1期）；杨树森的批评见其教材《秘书学概论教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天下]
关键词风险投资理论研究高新技术产业
1风险投资在我国的理论研究
1.1融资理论
（1）风险资本的来源。风险资本的来源都是有规律和固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来源的资本在风险投资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在我国，目前风险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财政拨款和政府商业银行科技开发的贷款，资金规模偏小，没有调动起民间主体投资的积极性，投资主体单一且投入严重不足，不能达到有效分散风险的目的。
（2）风险投资基金的组织模式。关于我国风险投资基金组织模式的选择，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设立契约型基金，即是按照一定的信托契约原则，通过发行收益凭证而形成的投资基金组织。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没有自身的办事机构系统。基金证券的发行不是由基金公司作为发行人，而是由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发行人；第二种观点主张设立公司型基金，即是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所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基金公司，它的主要特点是其公司性质，即基金公司本身是独立的法人机构。在公司型基金中，基金的持有人是基金公司的股东，反映的是所有权关系，因而所有权以股息的形式获得投资收益；第三种观点主张根据风险投资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组织模式。在起始阶段，采用契约型封闭式投资基金，随着条件的成熟，可逐步试点契约型半开放式、契约型开放式、有限合伙公司型封闭式、公司型封闭式、有限合伙公司型半开放式、公司型半开放式、公司型开放式等基金形式。
1.2投资决策理论
（1）项目筛选与审查。风险投资项目评估可以说是整个风险创业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其中对项目的战略筛选是评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而该阶段也最能体现风险投资家的宏观眼光和战略水准。从众多没有或只有少量经营历史纪录的风险企业中选出最具有获利潜力的投资项目，是风险投资有别于其他投资形式的特色之一。
（2）项目价值评估。目前，在企业价值评估中采用的方法有账面价值法、重置成本法、市场价值法、清算价值法、折现现金流法和实物期权定价法。各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在实践中，美国创业投资家是用拇指规则方法(修正风险贴现率的折现现金流法)对创业企业价值进行评估，而我国评估创业企业价值的方法则一般是使用重置成本法。相比较而言，修正风险折现率的折现现金流方法对创业企业价值评估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因为它既考虑了创业者对预测值的乐观估计，也考虑对早期投资的稀释，可纠正过高的预测估计，并能保护早期投资，并对创业投者和创业投资家起到激励的作用。而重置成本法虽然也考虑了无形资产，但所占股份份额较小，以现有的实有资本为主体，无法充分反映创业企业的特点，因而不适用于创业企业的价值评估。由于资本市场和创业投资家的成熟度的差异，折现率的确定要根据各国的情况而定。我国的创业资本刚刚起步，还不是完全的创业资本投资，股市的市盈率过高，因此，不能完全照搬美国创业投资家的模型，否则会使得本来就乐观的估计更为放大。相反，应该在借鉴美国创业投资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特点，探寻适合中国的、客观的、合理的创业企业价值评估方法。
（3）项目投资协议。风险投资家还需要与创业企业家签署投资协议以完成投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投资协议的实质是控制权的分配。在风险投资协议中，风险投资家可以将现金流量分配权、投票权、董事任命权、清算权等对创业企业的控制权根据某先事先确定的业绩指标相互独立地进行分配。一旦创业企业经营业绩太差（低于某些预设的标准），风险投资家可以获得对企业的完全控制权。此外，风险投资家通常会利用竞业限制条款和股份逐步落实条款，提高企业家离开企业的成本。
（4）参与管理——基于价值增殖型管理。投资后参与管理是风险投资家控制投资风险、实现投资收益的重要环节。这种基于价值增殖型的管理，可以使企业获得专业化的管理及充足的财务资源，充分发挥创新型企业潜在的资源优势，促进企业快速健康成长和实现企业的价值增殖的目标。风险投资家为企业提供的服务包括帮助企业获得后续融资、协助企业进行战略规划、招聘管理人员、协助安排经营计划、介绍潜在的客户和供应商、解决企业家报酬问题等。
1.3撤资理论
（1）撤资时机的选择。关于撤资时机的选择，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分析首次公开上市（IPO）的时机。风险投资家都希望被投资企业在对自己最有利的时候上市，至于什么时候对风险投资家最为有利。理论界认为，对于具有高质量项目的企业来说，风险投资家的参与有利于增加被投资企业的价值，但由于参与企业管理也有时间、机会和资金上的成本，风险投资家会选择边际利润为零时退出企业，让企业实现IPO。
但在实践中，由于风险投资家需要筹集下一个基金，为了及时报告前一个基金的投资业绩，风险投资家可能会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将企业推上市。
（2）撤资方式。关于退出的方式选择，风险投资家们首选公开上市。研究证明，在同等条件下，IPO是利润最高的退出方式，是推动风险投资的动力。在公开上市市场表现更已成为风险投资业的景气指标。尽管IPO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在实践中，将股份出售给第三方是最常见的退出方式。对于投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企业的风险投资家来说，如果不打算长期留在被投资企业，将股份出售可能是最佳的退出方式。
（3）收益分配的决策。首先，如果风险投资家将股份出售后分配现金，短时间内出售大量股份会导致股价下跌，这是风险投资家不愿意看到的；其次，分配现金会让有纳税义务的投资者立即产生资本所得税纳税义务，而分配股份则可以推迟纳税；再次，在许多情况下，风险投资家需要首先让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投资者先行收回其全部投资，然后才能开始得到附带收益（即投资利润分成），为了完成让有限合伙人收益投资的任务，在股份价格被高估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家一般会选择分配股份而不是现金。除此之外，证券监管机构往往限制公司内部人（管理人员、董事、大股东等）出售股份的数量，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风险投资家的分配行为。
2风险投资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实践
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仍然处于对如何将国际通行做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艰难探索之中，必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从各地发展风险投资的实践分析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政府主导型的风险投资
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机构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创立的，并且直属政府部门领导。实践证明，这种模式缺乏市场操作经验和风险意识，抑制了民间主体的积极性，使得经济没有效率和活力，不符合风险投资自身的特点和运作规律。从各地区不同公司类型风险投资机构实际风险投资总量进行对比分析，政府风险投资机构比例占据了重要比例（见表1）。该项调查的有效样本为64家风险投资机构。本项调查的有效样本数为64家，其中政府类风险投资公司27家，外资风险投资公司(含中外合资)3家，其他商业风险投资公司34家。
2.2融资渠道的单一化
中国风险投资规模偏小，融资渠道单一，目前尚没有充分利用个人、企业、金融或非金融机构等具有投资潜力的力量共同构筑一个有机的风险投资网络。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都是在政府的主导投资下创立的，其资金来源也主要是由政府出资，其弊端已暴露无遗，因而，风险投资公司设立时要注意政企分开，鼓励非国有企业、个人、外商及其他机构投资入股，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实现投资多元化，努力使民间资本在风险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
2.3风险投资业务地域分布不均
中国风险投资主要集中于深圳、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从新增投资项目数、投资金额还是新增管理资本方面，深圳、上海、北京三城市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西部地区却发生退减现象。根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香港)的问卷调查，对全国141家风险投资机构进行了考察（见表2）。
2.4政策法律环境的制约
完善的外部运行环境是支持风险投资体系顺畅运作的前提条件，是风险投资发展壮大的基础。风险投资发达的国家实践证明，要使风险投资获得大力发展，政府必须要有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要有对应的法律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与之相配套。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工具，对政策环境具有很高的要求。近年来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迅速，但政策法规建设还显得相对滞后。
2.5文化环境的缺失
从文化环境看，鼓励冒险、崇尚创新、倡导创业的民族精神有利于风险投资的发展，而我国还没有完全给人提供创新和创业的环境，这方面的支持和激励也很少。另外，诚信合作的商业氛围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金运作效率，我国高发的经济欺诈案件表明了信用环境并不佳，而整体信用环境对风险投资资金的筹资和退出都有很大影响。此外，人才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缺少具有竞争力的项目等方面也问题颇多，如困扰我国软件产业的盗版问题已经严重地损害了许多软件公司的利益，抑制了风险投资的本土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夏清泉，凌婕.风险投资理论和政策的研究[J].国际商务研究，2002(5)
2范柏乃，沈荣芳，陈德棉.国际风险投资理论综述[J].浙江金融，2000(9)
来自加拿大和美国、意大利的四位学者的演讲构成为一个较完整的单元，具有一定的体系性。国际艺术与文化管理协会（AIMAC）主席弗朗索瓦・科尔伯特先生通过六个维度。即市场营销导向、顾客服务理念、体验型营销、艺术体验者的动机分析和顾客再次消费的意图情感、参与度和满意度等后消费行为的分析，以及文化体验与消费者共同创作的互动性，阐述了艺术市场营销与消费体验的关系。他特别把目前国际学者的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综合评述，提出了三个概念，即美学体验、服务体验与消费体验，并提出了市场驱动与驱动市场的理念。
意大利米兰BOCCONI大学公共与非盈利管理教授阿里克斯。图里尼以BOCCONI经验为视角产出公共政策制订的三种理念，其一，第一手资料公共决策是多层次性，不仅仅是政府决策的层面，而且也是文化组织的决策层面，特别是有可能是项目决策的层次；其二，基于第一手资料公共决策，他提出了三个类型，一是创新性的决策，二是互动性决策，三是情感吸引的决策；其三，他使用实验的方法，为提取第一手资料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
来自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维多利亚・诺兰教授和纽约戏剧发展基金发展总监安・特莱茨是美国著名的艺术管理专家，她们围绕美国当代戏剧艺术能力状况进行研究，通过问题假设和调研，既设置了六个能力的一般性的关照，同时叉涉及如何论证和确认这六个能力的状况，并且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国外艺术管理的专家的研究，首先表现出视野的开阔，既有宏观的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也有微观的实际运行与操作的研究，既有纵向研究，也有横向研究；其次是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把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大众心理学等有机结合为一体；又次，能够超越单一的研究角度，上升到一个综合的、全面把握的角度。
来自国内40余所院校及出版社、文化企业的学者环绕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管理这一核心命题展开演讲和深入的研讨，其中又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跨文化语境下中国艺术管理的宏观审视。涉及这一命题演讲的学者从国内外艺术管理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出发，高屋建瓴地分析艺术管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戏剧学院黄昌勇教授从对我国艺术管理专业学科建设梳理开始，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艺术管理体系的构建、方法论的自觉以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等。提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三个发展维度”、“三大问题”的总体观察。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教授认为，跨文化本身是流动的。虚拟空间的形成加快了艺术流动的速度，形成艺术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艺术管理具有现代性与社会性，其制度创新值得研究；艺术具有意识形态性，并非专指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价值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指出，应当科学辨析宏观艺术管理和微观艺术管理的关系，重视对艺术活动客观规律的掌控。不能把艺术管理者等同于行政管理，应当从行政管理的模式和理念里面超越出来；要确立艺术管理的基本理念，科学设置艺术管理学科；要充分认识艺术管理人才的特有品质，重视该类人才培养的特殊规律。济南大学江奔东教授强调，艺术与文化管理，需要重视文化规制的问题，要有制衡效果的标准，各机构职责划分是否清楚，规制出台的政策是否合理；内容规制应当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先进文化的标准；文化产业规制需要有立法实施和统一的完整性；面对文化规制，需要科学地掌控政府、文化企业和文化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博弈。山东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深入论述了宏观艺术管理与围观艺术管理的关系。二者在管理的特征、管理主体与客体、管理使命和方式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二者是制导被制导的关系，又是相互协同的关系：二者会出现一些冲突与摩擦，应在文化建设实践中不断磨合与化解，使之产生更大的活力。上海师范大学方华从社会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切入研究艺术管理的状况，这一过程所体现的社会文化现象早已引起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上海师范大学刘素华作了中美国家艺术基金的比较研究，指出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五十年兴衰表明多元文化与共同价值的协调是国家文化治理中的棘手问题，而中国国家艺术基金如何在价值认同的框架中激发文化活力，既是其直面的挑战，也是其肩负的使命。
第二，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管理的发展趋向。较多学者针对艺术管理某个方面的现状与问题，予以深入的剖析，许多观点具有深刻的创见。天津音乐学院张蓓荔教授认为跨文化传播要确立科学的理念和标准，寻找相同的精神内涵与情感共鸣；要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多方力量构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格局，用好交流贸易等多种方式；要科学设计项目、制定合理的指标、突出重点、分阶段、分批次推进，突出品牌战略，市场战略，合作战略和媒体战略。山东艺术学院李丕字教授针对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指出要跳出旧有的“内向型研究”的局限，以开放的心态开拓“外向型研究”，充分发挥双向视域研究的互补优势，同时积极开展中外合作研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中国文联出版社朱庆社长讲述了基于互联网的艺术资源管理。中国文联出版社建立的“中国文学艺术+互联网”这一平台要为每一位艺术家或艺术学家免费做唯一个人的官网，精准和广泛地传播交流学术成果。他认为互联网时代应当拓展艺术管理的视野，建立宏大的艺术资源库和艺术交流的巨大平台，这正是科学管理的体现。湖北大学艺术学院张建军教授切人中国外流文物的回归这一命题，认为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其间既有不同文化碰撞，也有相互的认同。为了实现更多文物的回归，应当审时度势，调动政府、民间各方面的力量，加大科学管理与运筹的力度，实施行之有效的举措。四川音乐学院廖勇教授探讨了员工与组织、组织内各部门和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构建一个有利于组织高效运作的内外管理生态是现代管理的关键，而遵照相应的组织制度设计和管理生态模式进行秩序井然的有效管理，则为管理的生态法则。
第三，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创意、生产与营销。该课题涉及到艺术管理具体运作的诸多问题，从创意与策划、生产与运营到传播与营销，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提出了“时尚何以先觉、先行和先倡”的命题，认为三个“先”字在市场有一种先导的作用。用这种办法，把时尚的前沿和信息传递给大家，由此从内心对时尚取得一种共鸣。对时尚开发可归纳为四个特点，即时尚和经济一体化；消费的符号也就是炫耀性的消费；时尚产业全球同步进行中，其周期大大缩小；有高附加值，也有高风险。广西艺术学院何清新教授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认为基于族流的对歌文化，隐含着艺术传播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想象力。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侯云峰教授以该院创作体验话剧《问心》的经验，阐释了作为艺术管理类专业在管理实践中的探索和经验，是一种基于微观的和实证性的研究。济南大学王玉副教授杨杨分析了中国演艺产业在建设中遇到的收益不确定性较强和资产的可抵押性较弱两方面存在的风险。为使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一要从风险的来源角度准确识别风险；二要采取模糊综合评判法，通过选取因素集、因素加权、备择评语、确定评判矩阵四个步骤科学评估风险，为风险处理措施的选择提供依据。上海戏剧学院黄海认为，艺术家个人品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特点，具有共性的艺术家个人品牌经营策略，包括确立个人品牌核心价值、满足艺术消费受众需要、原创性策略、达成沟通、事件营销、建立个人品牌形象、建立共同品牌。山东艺术学院李冬梅副教授指出，在电视真人秀节目制作中应把媒体融合作为目标原则，通过目标管理和任务分解，实现摄像、舞美和后期制作的创新，提升节目的影响力。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李囝副教授指出，管理团队的素质将决定艺术表演团体的整体水平。灵活高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多样化的融资渠道、符合市场要求的营销策略以及与时代同步的创新手段都是艺术表演团体生存和发展的保证。
关键词：会计理论；实践基础；会计目标；会计环境
Abstract:Inaccountantreformsintheprocess,wealwaysfacelikethissomequestions:Howdoesaccountantadaptthestateeconomysystem''''stransformation,howtoestablishconformstosocialistcountriesmarketeconomyrequestaccountantthesystem,whatfunctionsuchaccountantshouldthesystemhaveandthestructure,howtotreatWestaccountingtheoryresearchresultsandsoon,speciallyitisnoteworthythatalongwithaccountingtheoryresearch''''sthorough,theWestalsodaybydayreceivestheattentionaboutaccountingtheory''''ssupplyanddemandquestion''''sresearchresults.Becauseourcountryisalsoatthesocialisminitialstageatpresent,thesocialresourceisnotveryalsosufficient,intheaccountingtheoryresearcharea,mustpayattentiontothecostbenefitespeciallythecontrastquestionaswellasthesupplyanddemandbalancedquestion.
keyword:Accountingtheory;Practicefoundation;Accountantgoal;Accountantenvironment
1关于会计理论的一般认识
会计理论一词虽然广泛应用于财务会计多年，但尚无标准的定义。在会计文献中，对会计理论的含义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但笔者认为，瓦芡和齐默尔曼作为当代实证会计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会计理论提出的意见是符合当代经济发展的潮流的。他们认为：“会计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解释”是指为观察到的提供理由，“预测”则是指会计理论应能够预测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必就是未来现象，它们包括那些已经发生，但与其有关的系统性证据尚未从数据中收集到的现象。因此，在他们看来，假设和通过数据进行验证构成了发展会计理论的基本前提。
2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关于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目前尚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会计理论的研究应当以会计环境还是以会计目标作为其逻辑起点，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会计环境论和会计目标论之争。由于二者都有说服力，针对其相持不下的情况，又有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结合论。以下作者试图进行简要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语言等方面的原因，美国的会计研究对我国的会计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两国会计环境的差别在某些场合却往往忽视。美国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市场完全监管严格，税制完善且管理手段强硬，注册会计师职业得以充分发展且有着严谨的自律机制，资讯系统完善且高效，相比之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尚处于发展之中，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建立，但尚需调整与完善。资本市场还处于成长的初期，市场监管手段和税收征管以及税制的完善尚需要时日，审计环境和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不容乐观，资讯条件不够理想。由此可见，不同环境下的会计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显然是不同的，所以进行我国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应当以我国会计所处的环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本国的问题。当然，借鉴他国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也是不可缺少的。
虽然会计理论的研究成果中存在诸多具有共性的成份，但并非所有在一定的会计环境下被特定会计实践证明了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都具普遍意义。因此，我们应当对会计环境论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观点进行反思。
此外，双重受托责任也应运而生。双重受托责任观认为现代会计在“受托—受托”的关系中的责任是双重的，既包括对受托资源的安全完整、充分运用和实现经营目标的责任，也包括对员工的福利、消费者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政府的税收、公众的就业、社会公益事业、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笔者认为，会计目标论是受制于特定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经济运行体制的。在产品经济条件下，会计信息使用者主要是通过运用会计信息来考察受托者对托付财产或资源的管理和经营责任的履行情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特别在资本市场有效的动作情况下会计信息使用者不但仍然关注受托资源的经营情况，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相对发达的市场条件下，随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间接地对其所托付的资源进行调配，社会经济体制和资本市场本身也确实充当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而使得会计信息对决策的作用日益重要。不言而喻，决策有用观应当是财务会计被普遍认可的情况下才得以成立。只有当所有权和经营权充分分离之后，企业外部利益关系集团的力量足以制约财务信息的公允呈报，决策有用观才能够确立。因此，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对于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以及私营企业而言，决策有用观和经营责任观的侧重点也未必相同。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国际会计准则只对财务会计处理和呈报的重要方面进行规范，而不顾及次要的方面。同理，大多数国家的会计准则也主要用来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因此会计目标倚重决策有用观是可以理解和易于接受的。
综上所述，从会计理论体系本身来说，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起点，它基于特定的会计环境，对会计基本假设和原则具有统驾作用。从实务方面看，它指导特定会计系统的建立并引导其运行，从而构成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3关于发展会计理论的方法和实践性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证会计理论逐步发展是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我国应用实证方法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这首先是由于我国会计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持续发生着重大变化：经济体制的转变使会计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致使财务信息使用者的群体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企业相对地位的确立导致财务信息呈报的企业导向，会计人员身份的转变致使会计信息编报立刻发生了微妙乃至深刻的变化。其次，由于20年来我国财务会计规范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尽管这种变动的程度和频率不尽均衡，但相对而言，较大规范的变动至少应当包括1993年会计转制和1997年以来具体会计准则的和实施。这样的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相关年度财务信息较为严重不可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如果考虑到1994年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因素的影响，会计信息的不可比程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会计规范的两次大的变动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在当前，以对我国财务报告数据的统计分析为依据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是值得考虑的。所以，我国当前和今后几年的会计理论研究势必仍然无法以统计和建立模型等研究方法为主，而传统的研究方法仍将居于主流地位。
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研究方法进行再认识。分析我国会计研究的传统方法，很难证明其等同于规范方法。换言之，规范研究方法与传统方法并不是相互重合的概念。二者充其量只不过是交叉的概念。在我们以往所进行的研究中，我们自觉不自觉的部分采用某些实证研究方法。众所周知，实证研究方法既包括当前十分流行的统计分析和“建模”，也包括诸如问卷调查、实地调查、访谈、案例研究、实验室模拟研究、实地试验等方法。因此，以往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实地调查方法、解剖麻雀的方法、较为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蹲点实验等方法应当属于客观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或称之为以经验为根据的方法，也可认为是实证研究方法。
随着实证研究的兴起，规范研究受到日益普遍的批评。规范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所基于的假设通常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而无法在结论上获得普遍的共识。尽管如此，对于诸如会计理论框架，财务报表的要素及确认与计量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仍然主要地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应当承认，研究人员的主观随意性不仅表现在规范研究的过程中，而且也出现在实证研究的若干阶段。正如瓦芡和齐默尔曼在他们的《实证会计理论》中所指出的：“研究人员在建立会计理论的过程中必然带有主观随意性。研究课题的选择与理论模式的建立都会受到研究人员自身价值观的影响”。
在批评规范研究时，我们应当对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命题的学术性加以区别，从而克服所谓纯学术研究的思想。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实际上都不是所谓纯学术的研究，因此强调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并不意味着否定规范研究方法。
4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会计论坛日益繁荣，然而，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会计理论的引进和评价，毕竟只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拨乱反正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并非不可突破的既定模式。借用他山之石，是为了攻克本山之玉。借鉴并非为了借鉴本身，而是为了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会计特用的系统结构。这个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状况和优化方法，需要由我们自己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实实在在地研究，把中国会计实务作为他国研究的许多成果试验田的做法实不足取。
同时，由于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许多成果基于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新兴学派的观点，而这些学派及其观点在其本学科领域中往往仍然存在争议，因此，当会计理论研究者对其所借用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未能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时，这种借用显然是危险的。同时，由于新兴经济学理论的某些假设，例如理性经济人假设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未必符合我国社会和文化现实，盲目借用显然是有害的。
当前，我国的会计系统，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不仅会计目标需要明确，而且会计准则建设的目标及其相关问题也亟待明确。财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问题、成本与效益问题、财务信息提供的责任问题、财务信息使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财务报告监证的法律责任、经济风险和注册会计师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问题，会计管理机构、财务信息提供者和注册会计师的相互牵制配合问题，会计职业操守和自律问题、会计确认和计量以及披露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探索。
关键词：会计理论；会计目标；会计环境
1 关于会计理论的一般认识
会计理论一词虽然广泛应用于财务会计多年，但尚无标准的定义。在会计文献中，对会计理论的含义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但笔者认为，瓦芡和齐默尔曼作为当代实证会计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会计理论提出的意见是符合当代经济发展的潮流的。他们认为：“会计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解释”是指为观察到的提供理由，“预测”则是指会计理论应能够预测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必就是未来现象，它们包括那些已经发生，但与其有关的系统性证据尚未从数据中收集到的现象。因此，在他们看来，假设和通过数据进行验证构成了发展会计理论的基本前提。
2 关于发展会计理论的方法和实践性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证会计理论逐步发展是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我国应用实证方法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这首先是由于我国会计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持续发生着重大变化：经济体制的转变使会计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致使财务信息使用者的群体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企业相对地位的确立导致财务信息呈报的企业导向，会计人员身份的转变致使会计信息编报立刻发生了微妙乃至深刻的变化。其次，由于20年来我国财务会计规范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尽管这种变动的程度和频率不尽均衡，但相对而言，较大规范的变动至少应当包括1993年会计转制和1997年以来具体会计准则的和实施。这样的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相关年度财务信息较为严重不可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如果考虑到1994年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因素的影响，会计信息的不可比程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会计规范的两次大的变动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在当前，以对我国财务报告数据的统计分析为依据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是值得考虑的。所以，我国当前和今后几年的会计理论研究势必仍然无法以统计和建立模型等研究方法为主，而传统的研究方法仍将居于主流地位。
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研究方法进行再认识。分析我国会计研究的传统方法，很难证明其等同于规范方法。换言之，规范研究方法与传统方法并不是相互重合的概念。二者充其量只不过是交叉的概念。在我们以往所进行的研究中，我们自觉不自觉的部分采用某些实证研究方法。众所周知，实证研究方法既包括当前十分流行的统计分析和“建模”，也包括诸如问卷调查、实地调查、访谈、案例研究、实验室模拟研究、实地试验等方法。因此，以往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实地调查方法、解剖麻雀的方法、较为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蹲点实验等方法应当属于客观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或称之为以经验为根据的方法，也可认为是实证研究方法。
随着实证研究的兴起，规范研究受到日益普遍的批评。规范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所基于的假设通常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而无法在结论上获得普遍的共识。尽管如此，对于诸如会计理论框架，财务报表的要素及确认与计量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仍然主要地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应当承认，研究人员的主观随意性不仅表现在规范研究的过程中，而且也出现在实证研究的若干阶段。正如瓦芡和齐默尔曼在他们的《实证会计理论》中所指出的：“研究人员在建立会计理论的过程中必然带有主观随意性。研究课题的选择与理论模式的建立都会受到研究人员自身价值观的影响”。
在批评规范研究时，我们应当对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命题的学术性加以区别，从而克服所谓纯学术研究的思想。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实际上都不是所谓纯学术的研究，因此强调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并不意味着否定规范研究方法。
3 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关于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目前尚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会计理论的研究应当以会计环境还是以会计目标作为其逻辑起点，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会计环境论和会计目标论之争。由于二者都有说服力，针对其相持不下的情况，又有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结合论。以下作者试图进行简要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语言等方面的原因，美国的会计研究对我国的会计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两国会计环境的差别在某些场合却往往忽视。美国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市场完全监管严格，税制完善且管理手段强硬，注册会计师职业得以充分发展且有着严谨的自律机制，资讯系统完善且高效，相比之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尚处于发展之中，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建立，但尚需调整与完善。资本市场还处于成长的初期，市场监管手段和税收征管以及税制的完善尚需要时日，审计环境和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不容乐观，资讯条件不够理想。由此可见，不同环境下的会计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显然是不同的，所以进行我国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应当以我国会计所处的环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本国的问题。当然，借鉴他国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也是不可缺少的。
虽然会计理论的研究成果中存在诸多具有共性的成份，但并非所有在一定的会计环境下被特定会计实践证明了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都具普遍意义。因此，我们应当对会计环境论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观点进行反思。
此外，双重受托责任也应运而生。双重受托责任观认为现代会计在“受托—受托”的关系中的责任是双重的，既包括对受托资源的安全完整、充分运用和实现经营目标的责任，也包括对员工的福利、消费者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政府的税收、公众的就业、社会公益事业、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笔者认为，会计目标论是受制于特定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经济运行体制的。在产品经济条件下，会计信息使用者主要是通过运用会计信息来考察受托者对托付财产或资源的管理和经营责任的履行情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特别在资本市场有效的动作情况下会计信息使用者不但仍然关注受托资源的经营情况，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相对发达的市场条件下，随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间接地对其所托付的资源进行调配，社会经济体制和资本市场本身也确实充当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而使得会计信息对决策的作用日益重要。不言而喻，决策有用观应当是财务会计被普遍认可的情况下才得以成立。只有当所有权和经营权充分分离之后，企业外部利益关系集团的力量足以制约财务信息的公允呈报，决策有用观才能够确立。因此，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对于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以及私营企业而言，决策有用观和经营责任观的侧重点也未必相同。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国际会计准则只对财务会计处理和呈报的重要方面进行规范，而不顾及次要的方面。同理，大多数国家的会计准则也主要用来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因此会计目标倚重决策有用观是可以理解和易于接受的。
综上所述，从会计理论体系本身来说，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起点，它基于特定的会计环境，对会计基本假设和原则具有统驾作用。从实务方面看，它指导特定会计系统的建立并引导其运行，从而构成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4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会计论坛日益繁荣，然而，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会计理论的引进和评价，毕竟只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拨乱反正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并非不可突破的既定模式。借用他山之石，是为了攻克本山之玉。借鉴并非为了借鉴本身，而是为了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会计特用的系统结构。这个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状况和优化方法，需要由我们自己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实实在在地研究，把中国会计实务作为他国研究的许多成果试验田的做法实不足取。
同时，由于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许多成果基于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新兴学派的观点，而这些学派及其观点在其本学科领域中往往仍然存在争议，因此，当会计理论研究者对其所借用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未能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时，这种借用显然是危险的。同时，由于新兴经济学理论的某些假设，例如理性经济人假设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未必符合我国社会和文化现实，盲目借用显然是有害的。
当前，我国的会计系统，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不仅会计目标需要明确，而且会计准则建设的目标及其相关问题也亟待明确。财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问题、成本与效益问题、财务信息提供的责任问题、财务信息使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财务报告监证的法律责任、经济风险和注册会计师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问题，会计管理机构、财务信息提供者和注册会计师的相互牵制配合问题，会计职业操守和自律问题、会计确认和计量以及披露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