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8 0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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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应用贝克尔的有关理论，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家庭经济学的角度，结合时闯的机会成本概念，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试图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几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趋势之一“研究从经济学向其他领域扩张，，，在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则有家庭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加里·贝克尔。他由于创造性地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成功地分析了大量的社会学问题，获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家庭社会行为的开创者。在贝克尔的理论中引入时间的机会成本概念，研究了广泛的家庭行为，如生育行为、婚姻市场、以及家庭劳务分工问题等。
贝克尔认为，家庭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消费活动，还是一种生产活动，它生产某种“满足”。任何生产行为都可以看成是为获取一种产出而需要耗费的各种投入的组合。为了获得最大的满足，家庭既大量使用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各种消费性商品和家庭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性商品，还同时使用时间资源。家庭所耗用的这些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又总是有限的、稀缺的，所以家庭的决策就是努力使家庭资源的效用最大化。在这里，货币收入与时间收入相加，便构成了家庭成员为获得效用的、满足目的、所拥有的收入总额。家庭这个生产者跟其他理性的经济人一样，每天都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相比较的生产决策，合理地分配以试图达到最佳组合，以求得家庭成员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获取最大的满足，实现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1. 解释出生率或家庭生育问题
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分析家庭生育问题，生育行为可以看成是对人的生命生产的行为，把孩子抚育成人需要耗费人力资源、资本和时间等投入，即需要使用稀缺的家庭资源;而且，孩子是可以为父母带来满足的;父母也能够对生育孩子的问题进行选择(生多少，何时生等)。虽然人}I胚不太接受这个理论，但这种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却可以用来部分地解释生育行为。
下面我们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部分地解释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发展中国家的高出生率问题。在发达国家，随着较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收入的增加，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出生率在下降。很久以前，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收入增加会刺激对孩子的生育。贝克尔的分析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决定人口增长的因素不仅仅是收入水平，还决定于孩子的相对“价格”。抚育孩子的完全成本不但取决于所承担的直接花费，还取决于家长们所蒙受的机会成本，这些机会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随着母亲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结果我}1借到在发达国家中，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了反对生育孩子的趋向。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特别是在那些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贫穷国家里，孩子却代表了直接的劳动投入，他们的父母把他们看成是相当有价值的劳动力来源，而且这些国家的劳动工资普逾很低，也使得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因此导致了人口的过度增长。反之，在发达国家里，增加的孩子的“价格”是较高的，因为孩子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不仅没有作为直接劳动投入的价值，而且父母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很高，父母们因此不愿意增加生育孩子的数量，而是在教育、住房以及其他物品上增加支出，以提高他们和其现有孩子的生活质量。
这一点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政策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的投入需求会增加更多，结果是家庭会减少对孩子数目的需求，而增加对每一个孩子的人力资本的投入。所以说，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是减少人口数量的一种可能的途径，同时计划生育部门应加强对父母们的教育，大力宣传对儿童人力投资的好处和方法，这也有利于广大的家庭选择少生优生。
2家庭组织经济理论解释婚姻问题
贝克尔把婚姻看成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并把婚前约会看作是一种对未来配偶信息搜集的投资，并认为大多数成功的婚姻除了夫妻双方具有互相关心的感情之外，他们的偏好和价值也是基本一致的。用贝克尔的话来说，“婚姻是双方当事人执行直接和隐含责任的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当我们把婚姻看成是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时，在成本方面，结婚意味着伴侣中的每个人都要牺牲某些独立性、作出许多关于个人习惯、交友方式和支出方向等方面的妥协;在收益方面，结婚提供伙伴关系、互相关心和爱情，而且为繁育孩子提供了便利条件。婚姻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与结婚和离婚直接相关的费用，机会成本是指为追求一种状态而放弃另一种状态所损失的福利;结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单身所获得的福利，离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婚姻所获得的福利。贝克尔认为，两个人只有在结婚的共同所得大于单身时的分别所得之和的情况下才会结婚。
除此之外，婚姻还提供了一种机会来让双方能从劳动和分工的专业化中享受所得到的经济挣得。只要配偶之问的技能存在差异性，丈夫和妻子从专业化分工和交易中能获得的收益就会是潜在巨大的。因此，经济学家建议人犷胜寻找伴侣时，最好在生产方面负向搭配，在生活方面正向搭配。例如，具有市场生产相对优势的人最好找具有家庭生产相对优势的人结婚，这样将促进家庭的专业分工，达到较大的家庭产出:相反在消费方面，夫妻双方具有相同的志趣爱好才有利于增加家庭的快乐，进而增加婚姻的所得，最大化婚姻的正效用。但是与婚姻相关的还有一个“搜寻成本”的问题，由于在婚姻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掌握信息不充分等问题，使得一部分人在寻找合意伴侣的过程中感到搜寻成本过高，而对婚姻失去信心甚至望而止步，于是选择保持单身;同样也是由于搜寻成本过高，导致更多的人们可能更容易与在生产方面正向搭配(具有同样生产特征)在生活方面负向搭配(具有不同消费情趣)的人结婚，结果降低了婚姻的质量，这也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见到的最普遍的现象。
用家庭经济学的婚姻理论还可以解释，现代社会结婚率减少和离婚率增加的可能原因。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妇女的解放，大大减轻了社会对妇女在工作中所受的歧视，愈来愈多的妇女成了工程师、律师和医生，在市场的许多领域，己把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机会扩展到妇女身上。结果，男女之间的劳动技能差距越来越小。随着劳动技能越来越相似，使得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从而由原来的婚姻组织结构而形成的男女之间的专业化和交易的经济挣得明显地越来越少了。对婚姻所得的期望和婚姻现实之间的差异是离婚的重要因素，如不考虑个人的其他因素，单纯从经济层面上看，家庭婚姻挣得的减少将导致结婚率减少和离婚率增加，这一点可以从许多发达国家包括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近些年的实际社会情况那里得到一定程度的证实。
3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与劳务分工
家庭既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还是投资单位，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主体。正如贝克尔所说:“家庭实际上是小型生产单位，它结合资本、原材料和劳动来使用、供养并生产其他有用产品。”如前所述，当我们把时间成本与市场物品的成本同等看待的时候，便对传统的在工作和闲暇之间选择的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研究的是在市场工作、家庭生产和闲暇之间的选择。
家庭生产是指家庭内部的物质产品生产，市场工作是指家庭外部的市场产品生产，这些生产活动都需要家庭付出可支配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产生的收益主要是货币收入;闲暇是另一种家庭生产活动，是一种直接生产满足的方式，它能满足家庭成员享受的需要。工作与闲暇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单纯的闲暇必定是对工作收入的放弃。如果工作时间的价值高，家庭则会增加对工作时间的分配;反之，则会增加对闲暇时间的分配，直至边际工作与边际闲暇的时间价值相等时为止。当工资率上升时，意味着每一小时的工作会换来更多的商品，家庭就会倾向于增加市场工作时间，减少家务工作时间，同时闲暇相对来说也变得更昂贵，于是家庭倾向于消费较少的闲暇，用更多的时间来工作获得更多收入。在工作时间的分配上也是一样，如果面向市场工作的时间价值高，家庭就会向市场增加提供劳动力要素;反之，则会增加家庭内部的工作时间、为自己服务。再就是家务内部劳动如何分工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家务劳动的分工应本着相对优势的原则:市场生产率高的一方应把工作时间全部用于市场工作;而家庭生产率高的就把时间全部用于家务劳动。这样，家庭可以得到最大量的物品和闲暇，从而获得效用的最大满足，增加家庭福利。就业是家庭获得收入的主要途径，家庭有权利选择就业或不就业、什么时候就业，用多少时间去工作以及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等等。也就是说家庭通过把有限的时间在市场活动、家务劳动与娱乐闲暇之间进行有效地分配，以达到最大的满足。
我叫***，是****班的一名学生。家住在*******，家乡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和玉米，没有其他的经济作物。由于家中有病重的爷爷，所以父母都不能出外打工，家庭条件不太好。所以本学年我希望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以减轻家庭经济一时之负担。
家乡**是平原地区，既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也没有什么名牌产品商家在那落户。大部分地区以小麦和玉米为主产作物，有些县乡以种植苹果、桃子等果树为主要经济作为。我们村所在的**只是种植玉米和小麦，由于它们比较好管理，大多数的村民都出外打工，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不愿出外打工的，也都在城里找到了工作，村里所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小孩。由于我们家所在村镇很偏僻，交通十分不便。要进城必须走二三里地的土路才能到达油路，让后搭车。一遇到下大雨的时候，因为我们村地势很低，村四周向外通的道路都会被水淹没，出入很不方便。因此即使想种植一些时令的经济作物，往外运卖都是个问题，更不要说是种植果树了。
我们家因为爷爷常年重病在身，不能参加任何的劳动，否则支气管炎就会发作，而且平常也不能断药，必须经常到医院检查治疗，因此父母能不能出远门打工。前些年家里种植了些番茄、茄子等夏季蔬菜，再加上卖一些粮食的钱，就可以维持爷爷医药费和我的初、高中的学费以及家庭的其他轻微的消费了。由于父亲左眼有角膜炎，看东西很模糊，天气一热就完全看不见了，而且还会有些疼痛。前年父亲
因为太过于劳累，右腿脚后跟突然疼痛的厉害，近半年都不能干重活，所以母亲就到城里的一个学校餐厅帮人做饭，每月工资只有XXX元，家里只剩下父亲和爷爷了。由于父亲的身体不允许，从那以后家里就不再种植蔬菜了。就单单靠种植小麦、玉米地收入来算：一亩地小麦平均按1000斤，八亩地是XXX斤，一斤小麦按平均偏高的价钱0.80元来算，一年所收的小麦全部卖掉收入是XXXX元。算上种地的投资，化肥、农药、种子、庄稼播种和收割的农机使用费，满打满算不过剩余XXXX元。这是卖掉所有收获的小麦的价钱，在加上留下一部分自己吃的呢？能卖的最多是XXXX斤，也就是XXXX元，也就是说，仅仅是种植小麦的所获得额外经济收入是XXXX元左右。至于玉米地收入和小麦差不多，一年种地的收入大概是4000元。而我们在学校一年的消费（包括学费、生活费）是10000元左右。换句话说，仅仅靠种地的收入，才刚刚够一个大学生在学校一年消费的二分之一不到，那剩余的二分之一呢？另外家庭必须的生活消费金额呢？如此来算，为之奈何？
去年我考上大学后，家里把喂了很多年的老牛连同还没有完全长大的牛仔卖了，再加上卖粮食的钱，母亲一年微薄工资和以往每年的积蓄，算是把我大一一年的学费支付了起来。说实在话，交完学费后，家里真的什么都没剩下了。临走时的XXX元的生活费我拿着真有点烫手…当时觉得我真的像一个可恶的资本家一样，把家里仅有的那一点积蓄都榨干了。
由于家里农活太多，再加上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去年暑假开学
的时候，母亲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在家里做饭、干农活。父亲跟着村子里的人干一些短期的比较轻的活，毕竟这个家还需要一定的生活开支。
我有两个姐姐，都已经出嫁。听起来这样的家庭或许并不困难，甚至会说我很幸福，这样的家庭生活一定相当的富有。对于一般的家庭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况。可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家庭成员只是这本经书的封皮而已，看似诱人的书册封面，或许里面记载着很多充满了生活酸甜苦辣的故事和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艰辛甚至无奈的背景。
两个姐姐上学时都是中途退学，出外打工。她们俩都是典型的“月光族”，工资不论高低绝不保留，个人消费理念堪称先进，几年打工生活，有时还要家里寄钱过去。现在她们的家庭也并不富有，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工作所得勉强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有时她们也会给我寄学校去一些生活费，但杯水车薪。
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我也想申请国家贫困生补助，我的贫困生申请表也盖章了，可是由于忘记开三级证明了，觉得交上申请表也没有用，所以就没有交。我想在学校的时候，找一个兼职，可以边工作边学习，这样会给家里减轻一些经济负担。刚开始的时候我找了一个，但父亲怕影响我学习，坚持不让。另外在大一后半期我担任了班级班长的职务，学习、生活、工作、休息，我不得不放弃继续找兼职的打算，所以在学校里的所有开支就只能靠家里了。大二我竞选里团总支副书记，可能我还不会有时间找兼职，来补贴生活费。所以我想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来缓解家里一时的经济负担。
一个十分普通甚至贫寒的家庭，仅仅依靠变卖低价的粮食，来供应一个高额学费和生活费的大学生上学的确很难。尽管如此，但我相信这只是短暂的，在大二这学年，我急需要国家助学贷款的帮助，我有信心和能力在规定时间内还清国家贷款。
以上就是我们当地和家庭经济的情况，情况属实，愿接受校领导、老师的审查。
此致
敬礼
院系*****
专业*****
【关键词】家庭经济学 丁克家庭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0－0014－02
在人口学课程授课中，需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人口增长问题。就微观角度而言，我们经常从家庭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生育问题。
一 丁克家庭简介
经济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演进使中国家庭的生活方式更为开放、多元和现代化，并为丁克家庭的产生创造了条件。“Dink”一词为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缩写，即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结构。丁克家庭模式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欧美等地流行，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它悄然地侵入到我们这个素来鼓吹“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国度。目前中国选择这种家庭模式的夫妇已经突破60万，主要集中在京、津、沪、穗等大城市。虽然丁克家庭不是目前家庭结构的代表，却冲击了几千年来生育作为家庭永恒主题的现实。根据蔡洪福等对上海育龄妇女在1983年和1994年的两次调查，上海育龄妇女不想生育的比例从1983年的0.5% 上升到1994的1.7%，到2002年调查时，上海市民不愿生育的人数已达4.9%；北京育龄男女中约有10% 选择不要小孩；深圳白领女性中21.7% 的人明确表示不打算要孩子。2003年8月，北京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与1997年的同期调查结果相比，选择丁克家庭的人数上升了1.1%，总人数比例达到10.51%。
二 丁克家庭的特点
丁克家庭作为一种新型家庭模式，有以下几项鲜明的特点：
第一，丁克家庭中的成员呈现年轻化、高学历、高收入的特点。丁克家庭正在成为一种“高层次”的生活方式和追求。据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可知，自愿不育者中身份为干部、知识分子的比例占73.7%，具有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男性占65.8%，女性占68.4%。在白领中，20～24岁和25～29岁人群中不想生孩子的比例高达20%和13.5%，而45～49岁不想生孩子的比例仅为9.5%。在不同学历的人群中，大专以上学历者选择丁克家庭的比例最高，达到10.3%；家庭月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受访者中选择丁克家庭的比例达到13.7%，而在1500元以下的人群中仅为5.5%。
第二，丁克一族极其现实，一方面，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属于事业型；另一方面，注重消费与享受精神世界，追求生活质量。他们以个性独立为基础，强调两性平等。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激烈的竞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在业余的时间为子女操劳，不愿被生育拖累事业，影响个人奋斗和物质与精神上的享受，而是集中精力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拼搏。
第三，从地域上看，城市中选择丁克家庭的人数比例要大于农村。原因主要有四项：城市妇女结婚较晚，其生育率本身就比农村妇女低；城市的年轻人高学历、高收入、追求高层次的生活方式的特点决定了选择不育的概率更高；城市的激烈竞争让一些人喘不过气，容不得他们将时间过多地耗费在抚养孩子身上；城市人接受新观念、新文化较快，而在农村，“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较深，选择丁克的社会压力要远远大于城市。
第四，从性别决策上来看，女性选择丁克的愿意要大过男性。因为从抚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来看，女性的机会成本显著大于男性，养育子女会影响到女性的工作、学习、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参与，所以女性和男性相比，女性选择丁克的意愿更强。
三 从家庭经济学角度分析其原因
著名人口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教授认为，家庭规模的确定由父母对生育子女的选择来完成，而父母对生育子女的选择取决于该孩子的预期的成本—效益。孩子的成本可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为直接成本，即从母亲怀孕到将孩子抚养自立所花费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婚姻等的费用，即直接的货币支出；另一部分为间接成本，即父母主要是母亲因哺育照料孩子耗去时间而丧失受教育、获得更有利岗位和升迁而减少收入的机会，又称机会成本。而父母选择生育孩子是因为孩子给父母带来效益，孩子对父母的效益包括：第一，劳动—经济效用，即孩子作为劳动力直接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第二，养老—保险效用；第三，消费—享乐效益，孩子作为“消费品”，具有满足父母感情和精神需要上的效益，能够带来“天伦之乐”；第四，维系家庭地位的效益；第五，安全保卫效益；第六，扩展家庭效益，一般发展中国家多希望“多子多福”，家庭子女多，安全有保障，保持家庭的昌盛。
莱宾斯坦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边际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上升，而边际孩子的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等却明显下降。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莱宾斯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孩子效用最大化理论。人们在追求孩子效用最大化时，往往偏好选择将投入放在提高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上，即对孩子的投入由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这种孩子的成本—效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生育意愿的选择，从微观角度揭示了家庭为什么选择少生或丁克的原因。
父母在生育孩子时总是寄期望于孩子身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以便到老年时可以享受到儿女们带来的效益。如图1所示，根据孩子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父母选择生育Q0个孩子。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未来孩子的效益和成本与父母们所期待的不同时，很可能父母对孩子数量的选择将不在Q0水平上。
首先，分析孩子的效益。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传统社会中子女所能提供给父母或家庭的利益发生改变，子女在家庭生产中作为家庭劳动力的效用降低了。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养老保险体系的健全，使人们的养老问题有了经济保障，孩子的养老—保险效益降低，养儿防老的观念受到冲击，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作为家庭未来的顶梁柱、防老的重要性日渐减弱。家庭生育功能大大减弱，孩子对家庭的安全保卫效益、扩展家庭效益等同时降低。由此，传统家庭受到了威胁，父母从子女那里得来的收益趋于减少，这些原因使得孩子的实际收益远远小于预期收益，而且这种收益的减少以及减少的程度是未来20～25年内不能估算的。综上考虑，一些拥有超前思想、生活水平高、文化层次高的年轻夫妇为了不降低目前的生活质量不愿意冒这种实际收益降低的风险，因此打算生育的孩子数目减少，即Q1＜Q0（如图2）。对于丁克一族来说，Q1趋向于零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分析孩子的成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消费观的出现以及迅速变化着的新鲜事物让人们措手不及，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往往远大于预期成本：一是用于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额越来越大，孩子本身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等也使得抚养孩子的成本与日俱增，这会降低人们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动机，将投入放在提高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上；二是社会处于转型期，随着人的自主性、流动性的增强，感情的风险和婚姻的难度也在提高。一些青年对婚姻的稳定性没有把握或为了追求更自由的空间，惧怕将来婚姻会发生变故，而孩子的抚育等经济负担和麻烦会增加离婚的成本；三是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才的竞争，生育孩子就意味着在孩子身上要花费许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会失去很多机会成本，因此，选择少生或不育而集中精力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拼搏。考虑到上面的几方面，抚育孩子的真实成本会大于预期成本，而且这种风险的大小在变化万千的社会中难以预测，人们选择的孩子数量Q2＜Q0，而追求自由、极为现实的丁克一族拒绝生育，Q2趋向于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如图3）。
事实上，对丁克家庭的选择更多的是对上述两方面的同时考虑：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而实际成本高于预期成本。毕竟，家庭的生育职能经历了人类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单就其中一种原因似乎还不足以使人们下定决心选择丁克、放弃生育，但往往是两方面的共同压力作用使得选择丁克家庭的人们坚定不生育的决心。子女对父母的效用、价值不断下降，而养育孩子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如图4），在两方面压力的作用下，本打算生育Q0个孩子，却最终选择生育Q3个，而Q3更趋向于零，出现丁克家庭。
四 结束语
不论什么原因，丁克家庭体现了现代人承担的社会压力正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能从哺育后代的重压中解脱出来。丁克家庭的出现只是多元家庭格局中的一种，比例很少，但国内外的一些资料表明，这种家庭模式在扩大，预示着这种特殊的家庭格局在未来可能会对整个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松.京城“丁克一族”为自由而“断后”［EB /OL］.新华网?北京频道，2004.7.25
［2］蔡洪福、傅成文等.上海市20～34岁育龄夫妇生育意愿调查［J］.人口与计划生育，1995（4）
［3］陈胜利、张世琨.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2002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
［4］嘉男.婚姻家庭：中国“丁克家庭”突破60万——拒绝生育到底能坚持多久？［N］.中国妇女报，2004.1.29
贵校_________________学院________________专业__________班级学生___________同学(性别_____)，其家长属本地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如下：
一、家庭人口数___人，家庭年收入约__________元，家庭人均年收入________元，我地区人均家庭年收入________元，是否属于国家级贫困地区________; 父亲姓名：_________ 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联系电话(无单位填写证明人电话)：____________ 母亲姓名：_________ 工作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联系电话(无单位填写证明人电话)：____________
二、家庭主要收入来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家庭困难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确属贫困家庭，特此证明。
村委会(街道委员会)乡、镇(含)或街道以上民政部门
证明人：证明人：
公 章公 章
年 月 日年 月 日
（一）土地制度僵化无法满足市场对土地资源的有效需求
谭宗宪认为“在规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家庭经济形式，与适量资本和技术结合，便能形成符合中国资源秉赋的、低成本的、有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产力和各种新生产方式。”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近完成，城市正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迫切需要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农村，客观要求灵活变通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按照市场机制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流转，以吸收国内国内的过剩产能，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实用。另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实现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村的市场环境也在不断成熟，也客观要求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与国际接轨。但是，我国农村目前仍在固守改革初期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在改革初期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可是，在现阶段它却很难满足日渐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城市过剩产能转移对土地资源的迫切需求，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产业结构单一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失，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化
长久以来，我国农村延续着种地打粮兼营副业的传统经营模式，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低下。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农民的劳动时间常形成农忙和农闲两个时段。虽然我国各地自然条件有别，农民一年中的忙、闲比例不尽相同。但是，显而易见，农闲时节是对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一种闲置与浪费。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也为农村劳动力出门务工提供了便利条件。大量农村劳动力为改善生活进城务工，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一直生力军。农民进城务工在促进城市繁荣的同时却导致农村发展的相对停滞，使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更加突出。农民的土地投入、劳动时间不断缩减，使得农村单调的产业结构长期无法改变，甚至出现土地撂荒、举家进城的农村困境。究其原因，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和传统的经营模式无法大量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遂导致农民工涌入城市，从而造成农业发展的停滞，加剧了农村的衰落。所以，单调的、传统的农村产业结构成为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又一瓶颈。
（三）基础教育落后导致农业科技水平过低
我国基础教育在投入和办学质量上长期以来都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城市中小学在师资规模、教学设施、教育理念和办学质量上要远远优于农村。目前，我国农村中小学仍然存在生源流失的现象，一些学生基础教育未完成就迫于生计走上打工之路。农村的文盲虽基本消失，但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现状依然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农民素质低，对新科技、新技术、新事物的接受、使用和转化能力就相对较低，使农民很难使用现代科技成果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低科技含量的经营模式降低了农民变通经济体制的思想活力，无法生成其改善产业结构、探索多种经营模式的技术能力。当今，科技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现代农业应该是科技农业。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及立足丰富农业资源基础上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业，都离不开科技的推动与支撑。总之，现代农业必然是科技型、技术性、智力型的新型农业，当今农业科技含量低的现状是农村教育水平长期落后所导致的。农村僵化的土地制度、单调的产业结构、落后的基础教育和过低的农业科技含量，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共同制约着农村经济的继续发展。农村还面临着社会保障水平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其根源与以上四个因素直接相关，也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发展问题。
二、新型家庭经济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1983年赵瑞彰撰文指出：“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吹拂家庭联产承包制已成为主要的形式。在此基础上，一种将承包经济和自营副业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形式——新型的家庭经济在我国农村大地上确立了”上世纪80年初，新型家庭经济的提法就出现了，并在学术思想界围绕建立引起农业生产关系变动的“新型家庭经济”形态展开过激烈辩论。新型家庭经济的内涵与特点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与特点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产业结构调成步伐的加速和当今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平稳推进而不断与时俱进。十六大上，中央政府、国务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为改善我国农村经济现和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奠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新型家庭经济要求当前的农村改革要立足我国农村此时此地的需要，能解决农村经济继续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才是“新型家庭经济”的本质内涵和根本特点。发展新型家庭经济，是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等的必由之路，要从根本上破解当前村经济继续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就必须发展大力发展新型家庭经济。其理由如下：
（一）新型家庭经济可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新型家庭经济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深入，使农村以为主体的经营形式变得更加灵活。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往的土地制度过于僵化，无法适应搞活经济的客观要求，成为阻碍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一大障碍。新型家庭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的自由流转，为农村接受城市的过剩产能提供了急需的土地资源，也为农村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其他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的工业形式提供了可靠的土地来源。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可以组织实现多种形式的联合体，如以家庭入股集体经济发展村办企业，以集体经济入股其他经济实体利用农村的自然人文生态优势发展乡村旅游等。新型家庭经济允许农民掌握较多的生产资料自和独立的产业经营权，减少了政府对生产经营的指导干预。农民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经营个体，农紧密的和市场联系在一起，进而赋予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持续动力，极大释放了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活力。
（二）新型农村家庭经济可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融入市场体系
新型家庭经济中的土地制度变通为农民实现多种经营提供了可能，农民能以家庭、和集体为单位发展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刘茂松曾指出：“家庭经济实体跟企业却很不一样，它不仅不排斥自然经济，而且家庭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要以家庭自然经济为前提条件。因为家庭是建立在自然实体基础上的经济实体”。新型家庭经济灵活的经济结构搭配也为农村招商引资、引进工业项目、开展乡村旅游、发展生态农业与房地产开发等提供了制度、资源保障。新型家庭经济改变了农村过去以粮食种植为主而兼营副业的单一产业结构，形成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有机结合、合理配置的新型产业结构，实现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基础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能实现农民的提效增收，能从根本上破解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农业科技含量不高、农民进城撂荒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的系统性、结构性困局。另一方面，农村新型家庭经济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调解作用，实现农村地区劳动力、土地资源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使农村的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灵活的经济体制与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以提品质量高、市场适应能力强的产品和优质、高效的服务，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环节有效结合在日渐完善的市场机制下，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的融入市场经济体系。
三、发展新型家庭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型家庭经济融合了近年有关农村经济体制与产业结构变革、调整的各种新思路、新内涵以新的面貌与形式正在成为助推我国农村经济继续的新型动力源泉，因而得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与广大农民的热情期待和欢迎。但是，新型家庭经济在各地的推广与普及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新型家庭经济是政府服务下的新型农村经营形式。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认真领悟自己在新型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角色和应尽的行政义务。有些地方政府要么放松对新型家庭经济的有效监管，造成其无序发展，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盲目追求眼前利益，没有负起科技扶持、政策引导、统筹布局、生态保护和法规宣传的行政责任；要么仍然没有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完全统制农村经济的计划经济思维，对新型家庭经济管得过严，没有真正赋予农民适当的生产资料自主支配权和生产经营的自。其次，新型家庭经济还是生态型经济。一些地方为发展新型家庭经济盲目引进城市和发达地区带有污染性的过剩产能，造成农村地区土壤污染、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植被破坏的环境危机，对农村的自然人文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甚至造成农村生态系统的功能退化。最后，新型家庭经济是法治经济，必须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有些地方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没有深刻领会我国的真正内涵，将农民土地以私人财产的形式强行收购，然后以高价转让，或者据为己有从事独立经营，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及对土地的占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也违背了国家发展新型家庭经济搞活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初衷。
四、以新型家庭经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升新型家庭经济的市场竞争力
针对农村产业结构长期以粮食种植为主兼营副业的现状，发展新型家庭经济应当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吸收发达地区的过剩产能，发展与农业相关的农副产品加工业等第一产业，充分发挥农村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优势，发展乡村旅游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高质量的服务业，甚至可以考虑引进外资，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全面调整和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还要注意把新型农村经济纳入我国日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提升新型家庭经济的产业结构质量，并反过来提高新型家庭经济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增强其市场竞争力。杨英法教授认为：“对于土地，传统的做法是先征用国有，然后招拍挂，最后找开发商转卖。这使失地农民、业主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不公平，也不符合市场原则。”因此，对农村最重要的土地资源也要按照市场机制，在价值规律的引导下，进行科学合理的流转。
（二）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扶持引导新型家庭经济发展
当今转变政府职能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过程的重要内容，新型家庭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必然需要政府转变传统职能以适应其发展。政府在新型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负起政策引导、产业扶持、招商引资、生态保护、加强监管的行政责任，既不要管得过严，也不能让新型家庭经济无序发展，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新型家庭经济的发展提供丰富多样的、持续稳定的政府产品。
（三）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提升新型家庭经济的科技含量
新型家庭经济涉及多种产业形势，对农民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不断提高农民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此外，新型家庭经济涉及的工业和服务业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这就需要农村要有配套的人才培养能力，对农村和农民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能自觉的将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技术手段吸收并应用到新型家庭经济的自主经营中，从而有效提升新型家庭经济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只有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才能增强遵纪守法和保护农村生态的自觉性，从而有力推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四）建立、健全发展新型家庭经济的配套制度与法规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立公平、公正、规范的长效救助制度为目标，积极开展全县居民家庭收入和财产信息核对工作，全面真实准确掌握申请救助家庭经济状况，客观公正的实施城乡低保、城乡医疗救助、临时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司法救助等社会救助，将党和政府的利民惠民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困难群众身上，真正维护好困难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政府主导、民政主管、部门协作、社会监督、信息共享的原则。
2、坚持授权查询、信息保密和严格信息使用范围的原则。
3、坚持诚信申报、逐项核对、如实反馈、促进公平的原则。
4、坚持信息核对、反馈、收集、审核时效性的原则。
三、目标任务
通过居民家庭经济信息核对工作，确保社会救助政策公平、公正实施，社会救助工作规范、高效运行，社会救助资金准确、合理使用，使有限的政府财政救助资源真正用于困难群众。
四、核对的范围内容及方式
（一）核对范围
1、申请农村五保、城市“三无”人员、城乡低保、城乡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享受社会救助的困难群众家庭及个人。
2、享受城乡低保、社会救助的困难家庭中有群众举报或有不诚信记录的。
3、乡镇（社区）及县民政部门认为有必要进行收入及资产核对的救助居民及家庭。
（二）核对内容
掌握申请救助家庭成员户籍和机动车辆信息；家庭成员的工资性收入信息；家庭成员的参保参险、缴费和享受待遇及成员失业登记信息；家庭成员的住房、银行存贷款信息；从事生产经营纳税信息；工商注册登记和生产经营信息；家庭成员有价证券信息；住房公积金缴存和领取及贷款信息等。
（三）核对方式
申请人在申请社会救助时将家庭收入和财产情况授权民政部门查询，民政部门将申请人信息发送公安、税务、工商、房产、金融、住房公积金中心等部门按要求进行信息核对，各相关部门将核对结果反馈民政部门居民家庭经济信息核对中心，核对中心负责收集审核并及时利用网络反馈经办机构。
五、核对工作流程
（一）申报。凡申请享受农村五保、城市“三无”人员、城乡低保、城乡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及住房保障的城乡低收入家庭，在乡镇（社区）诚实申报本人及家庭实际生活和经济收入状况，并与受理机构自愿签订《同意核查家庭经济状况授权书》，提供受理所需要的相关证明材料。乡镇（社区）受理审核后，对于需请县居民家庭信息核对中心进行有关信息核对的报送县民政局复审核对。县民政局每季度第一月将需请市核对中心协助核对家庭的信息上传到市信息核对中心进行核对。
（二）核对。县信息核对中心将需要核对的信息汇总后，通过核对管理系统将数据资料传输到本级相关部门进行信息核对。
（三）反馈。各相关部门应在一星期内将核对数据反馈到本级信息核对中心，市县信息核对中心根据相关部门核对结论进行汇总和分类，及时反馈各经办机构，作为是否享受社会救助的依据。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居民家庭经济信息核对工作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困难群体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工作。各乡镇（社区）及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落实工作经费，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县政府决定成立“县居民家庭经济信息核对工作领导小组”，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县政府办、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经发局、国税局、地税局、房产办、工商局、人民银行支行等15个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民政局，由县民政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全县城乡低保、社会救助及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管理、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居民家庭经济信息核对工作遇到的问题。各乡镇（社区）负责受理困难家庭救助申请，要开展入户调查工作，入户率需达到100%，指导申请救助家庭填写《城乡低保和社会救助家庭经济信息核对承诺书》，按时将调查审核结果报县民政部门，负责申请对象的信息录入和汇总，建立信息核对和入户调查档案。
（二）加强协调配合。居民家庭信息核对涉及经发、公安、财政、人社、住建、税务、工商、金融等相关部门，各成员单位要密切配合，认真履行职责。民政部门要做好全县城乡低保及城乡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的管理、组织与实施工作；经发部门要将城乡低保等社会救助工作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公安部门要负责提供申请家庭成员户籍信息和拥有机动车辆情况；财政部门要负责本级民政部门开展信息核对工作和网络信息系统建设及维护所需的经费保障，负责提供申请家庭成员在财政部门领取工资情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负责提供申请家庭成员参保参险、缴费和享受待遇情况；住建部门要负责提供申请家庭成员住房情况；人民银行支行要负责协调全县各金融机构提供申请人家庭成员银行存贷款情况；税务部门要负责提供申请家庭成员从事生产经营纳税情况；工商部门要负责提供申请家庭成员工商注册登记和生产经营情况；统计部门要负责提供上年度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配合民政部门计算当年城乡低保及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负责提供申请家庭成员公积金缴存和领取、贷款情况；县法制办负责核对工作过程中涉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工作。各成员单位要各负其责，及时准确地完成本部门受理的信息核对工作，并按要求将结果按时反馈县信息核对中心。
（三）精心组织实施。居民家庭经济信息核对工作坚持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监督。由县居民家庭经济信息核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总协调，县民政局具体组织实施。县民政部门要按照上级要求，尽快建立居民家庭经济信息核对网络平台，抽调人员，组建相关工作机构，实现市、县、相关部门网络互通。
贝克尔认为，家庭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消费活动,还是一种生产活动,它生产某种“满足”，而任何最终物品或劳务的生产和消费都可以看成是为获取一种产出而需要耗费的各种投入的组合。为了获得最大的满足,家庭既大量使用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各种消费性商品和家庭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性商品,还同时使用时间资源。对于家庭成员而言,任何一种家庭活动（包括消费活动）都可以视为在家庭货币收支和家庭时间收支这两种限制条件下进行的经济行动。在这里，货币收入与时间收入相加，便构成了家庭成员为获得效用的满足目的所拥有的收入总额。如何在家庭的各种活动之间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达到投入最小而产出的效用最大,便是现代经济学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本文研究家庭经济行为合理化的客观依据。家庭这个生产者跟其他理性的经济人一样，每天都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相比较的生产决策，对相关资源进行合理地分配以试图达到最佳组合，对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和不同活动的时间价值进行综合考虑，求得家庭成员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获取最大的满足，实现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引入时间机会成本概念解释家庭消费行为
把时间作为一个限制条件引入经济分析是贝克尔在上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的，在贝克尔的模型中，时间是一种机会成本，家庭活动在消耗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同时，还要使用十分稀缺的时间资源，在对家庭活动的分析中加进时间资源因素，对研究家庭经济行为的合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微观经济理论把消费看作是家庭生产，他曾说，“家庭综合运用时间及市场产品，生产出更为基本的产品‘满足’”，即认为消费某种商品或资源，实际上也是在进行“家庭生产”即生产某种满足的活动。比如把“健康的体魄”看作是人们在家庭生产中所获得的最终产品，那么购买体育器材、各种健康食品、医疗服务以及花费在锻炼上的时间就是生产这种最终物品的所有投入。个人或家庭把这些投入转化为产出（包括孩子的成长、舒适的家庭生活、健康的身体、精神的愉悦等等），即为家庭的生产或消费过程，时间既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又作为一项约束条件，决定了它必须同其它市场物品一样具有经济价值，那么，家庭的时间价值如何计算呢？在贝克尔看来，家庭的时间价值就是家庭的工资价值，等于家庭把这段时间用于其它工作时能为之带来的额外货币收入。也就是说，时间这种稀缺资源的价值，就是它的“机会成本”，即耗费单位时间所放弃的货币收入。
像一般生产企业实现生产的最优化要考虑生产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一样，实现家庭生产的最优化也要考虑各种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例如，看一场戏、读一本书、或者吃一顿美食，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所以这些行为的完全价格必须包括用于这些行为的时间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可以根据个人的市场工资来计量。个人最终选择的决定因素将是每顿饭中花费的每一块钱（完全成本）所带来的效用量（亦即家庭生产的产品价值）。
这种新消费行为的理论的另一方面是解释消费模式的，它还可以分析人们消费方式的变化。在这里，家庭成员的需求结构也许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方法。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就会出现物品密集型商品和活动逐渐被时间密集型的商品和活动代替的趋势。事实上，这是由于经济增长而产生的一种在家庭内部反对时间密集型生产和消费的偏向，省时器具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可以部分地根据这种现象来解释，因为省时设备和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时间密集型商品，这是时间机会成本增加的反映。再一方面就是，在家庭消费过程中市场购买消费与家庭自制消费的直接均衡问题，如果市场购买消费的价格高(这里的价格包括时间价值的机会成本在内)，那么家庭就会扩大自制消费；反之，则会增加市场购买消费，直到市场购买消费和家庭自制消费的增量成本达到等同状态为止。
解释出生率或家庭生育问题
我们还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分析其他家庭行为，比如说家庭生育问题。生育行为可以看成是对人的生命生产的行为，把孩子抚育成人需要耗费人力资源、资本和时间等投入，即需要使用稀缺的家庭资源；而且，孩子是可以为父母带来满足的；父母也能够对生育孩子的问题进行选择（生多少，何时生等）。
下面我们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部分地解释发达国家的低出生率和发展中国家的高出生率问题。在发达国家，随着较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收入的增加，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出生率在下降。贝克尔的分析超越了简单的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理论，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决定人口增长的因素不仅仅是收入水平，还决定于孩子的相对“价格”。抚育孩子的完全成本不但取决于所承担的直接花费，还取决于家长们所蒙受的机会成本，这些机会成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特别是随着母亲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结果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中，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了反对生育孩子的趋向。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特别是在那些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贫穷国家里，孩子却代表了直接的劳动投入，他们的父母把他们看成是相当有价值的劳动力来源，而且这些国家的劳动工资普遍很低，也使得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因此导致了人口的过度增长。这一点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政策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是减少人口数量的一种可能的途径，同时计划生育部门应加强对父母们的教育，大力宣传对儿童人力投资的好处和方法，这也有利于广大的家庭选择少生优生。
家庭组织经济理论解释婚姻问题
加里・贝克尔的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是家庭组织经济理论的先锋，是用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学范围内的问题。虽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都把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关系看成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集合，但是贝克尔把它看成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并把婚前约会看作是一种对未来配偶信息搜集的投资，还认为大多数成功的婚姻除了夫妻双方具有互相关心的感情之外，他们的偏好和价值也是基本一致的。用贝克尔的话来说，“婚姻是双方当事人执行直接和隐含责任的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
当我们把婚姻看成是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时，在成本方面，结婚意味着伴侣中的每个人都要牺牲某些独立性、作出许多关于个人习惯、交友方式和支出方向等方面的妥协；在收益方面，结婚提供伙伴关系、互相关心和爱情，而且为养育孩子提供便利条件。婚姻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与结婚和离婚直接相关的费用，机会成本是指为追求一种状态而放弃另一种状态所损失的福利，即结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单身所获得的福利，离婚的机会成本是保持婚姻所获得的福利。贝克尔认为，两个人只有在结婚的共同所得大于单身时的分别所得之和的情况下才会结婚。
除此之外，婚姻还提供了一种机会来让双方能从劳动和分工的专业化中享受所得到的经济挣得。传统的家庭中，分工使得已婚男子通过家庭外的市场工作而成为市场收入的主要挣得者，已婚女子或多或少地专事家庭生产和生儿育女。直到最近几十年，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里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是重要的是，只要配偶之间的技能存在差异性，丈夫和妻子从专业化分工和交易中能获得的收益就会是潜在巨大的。
因此，经济学家建议人们在寻找伴侣时，最好在生产方面负向搭配在生活方面正向搭配。例如，具有市场生产相对优势的人最好找具有家庭生产相对优势的人结婚，这样将促进家庭的专业分工，达到较大的家庭产出；相反在消费方面，夫妻双方具有相同的志趣爱好才有利于增加家庭的快乐，进而增加婚姻的所得，最大化婚姻的正效用。但是与婚姻相关的还有一个“搜寻成本”的问题，由于在婚姻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掌握信息不充分等问题，使得一部分人在寻找合意伴侣的过程中感到搜寻成本过高，而对婚姻失去信心甚至望而止步，于是选择保持单身；同样也是由于搜寻成本过高，导致更多的人们可能更容易与在生产方面正向搭配（具有同样生产特征）在生活方面负向搭配（具有不同消费情趣）的人结婚，结果降低了婚姻的质量，这也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见到的最普遍的现象。
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与劳务分工
家庭既是消费单位，也是生产单位，还是投资单位，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主体。我们把时间成本与市场物品的成本同等看待的时候，便对传统的在工作和闲暇之间选择的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现在家庭经济学研究的是在市场工作、家庭生产和闲暇之间的选择。
家庭生产是指家庭内部的物质产品生产，市场工作是指家庭外部的市场产品生产，这些生产活动都需要家庭付出可支配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产生的收益主要是货币收入；闲暇是另一种家庭生产活动，它直接使家庭欲望得到满足，是一种直接生产满足的方式，它能满足家庭成员享受的需要和一部分发展的需要。工作与闲暇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单纯性的闲暇必定是对工作收入的放弃。家庭同厂商一样是一个决策单位，以时间价值作为标准来进行生产行为的选择。如果工作时间的价值高，家庭则会增加对工作时间的分配；反之，则会增加对闲暇时间的分配，直至边际工作与边际闲暇的时间价值相等时为止。当工资率上升时，意味着每一小时的工作会换来更多的商品，家庭就会倾向于增加市场工作时间，减少家务工作时间。同时闲暇相对来说也变得更昂贵，于是家庭倾向于消费较少的闲暇，从事更多时间的工作来获得更多收入。在工作时间的分配上也是一样，如果面向市场工作的时间价值高，家庭就会向市场增加劳动力要素的提供；反之，则会增加家庭内部工作的时间分配、增加家庭内为自己生产的消费品或服务。随着从市场工作中挣得收入的增加，导致家庭内部生产的机会成本相应增加，我们就会看到人们会把更少的时间投入到家庭生产中，而把更多的时间献给市场工作。另一方面，工资率的增加引起家庭实际收入的增加，会产生“收入”效应，使得家庭会增加对物品包括闲暇的消费需求，因而当工资增加到一定程度上，由于收入效应会减少市场工作时间。在整个时期内，这些组合之间的的分配比例会随着市场工资率和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再就是家务内部劳动如何分工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家务劳动的分工应本着相对优势的原则：市场生产率高的一方应把工作时间全部用于市场工作；而家庭生产率高的就把时间全部用于家务劳动。这样，家庭可以得到最大量的物品和闲暇，从而获得效用的最大满足，增加家庭福利。
总之,家庭作为一个综合经济行为主体，根据时间价值的波动，可以对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家庭决策作出理性的安排，达到家庭经济行为的均衡状态，以实现家庭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尽管以贝克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应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方法把其研究领域扩展到经济学以外的领域，但是没有一位经济学家会（包括贝克尔本人）认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经济学是惟一的或中心的要素，当代微观经济学只是从某些侧面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洞察力，补充了其他社会科学的不足，它最终也不过是一种分析问题时可利用的方法，给后来的经济研究者们打开了一扇特别的窗户，开启了一种新思路。
参考资料：
1.（美）加里・贝克尔著,彭松建译，《家庭经济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肖经建，《现代家庭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