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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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海航运；宝山烽堠碑；文化价值；多元性
浦东高桥宝山烽堠碑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变迁的一个历史见证。明永乐十年（1412年）五月，永乐皇帝朱棣为在沿江修筑的土山烽堠立碑撰文，并赐名“宝山”。这是目前国内仅见的皇帝为航运而撰写的御碑，至今已整整600年了。本文从城市文化管理的角度，考察该碑的历史，探讨它在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多元文化价值。
一、宝山烽堠碑的历史
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高桥镇高桥中学校园内的明代宝山烽堠碑，又称“永乐碑”或“御制碑”，是明政府为了保障长江口航运安全，在长江口航线南岸修筑的导航标志。
历史上高桥地区襟江临海，至少在唐朝已经成陆。最初这里是一个自然渔村，以捕鱼为主。宋朝时期外地移民陆续落户，开垦农耕，有清浦盐场，航运渐兴。这里是吴淞江水系重要港口青龙港、华亭港和上海港必经航路，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设立临江乡，属华亭县，明朝时期高桥行政区划隶属嘉定县。高桥沿江水域是元明时期重要港口太仓刘家港北运漕粮必经航道，也是郑和下西洋船队必经的入海口，航运频繁。由于长江口附近地区没有高山作为辨别方向的导航标志，遇到天晦夜暗，常给来往的船舶航行带来严重危险，海难时有发生。明朝负责漕运的总兵陈瑄（1365-1433年）奏请朝廷在清浦（今高桥）镇旱寨（驻军兵营）沿江平地垒筑土山，上建烽堠，作为长江口来往船舶的航标。朱棣准奏。陈瑄调派官兵在旱寨东北10里处垒土建山，仅十天就建成了东西、南北各长百丈、高30多丈的土山，上筑烽堠，白天焚烟，夜间燃火。由于海洋空阔，很远就能望见烽堠标识，极大地改善了长江口航行安全。朱棣亲自撰文，赐名“宝山”，并勒石立碑。《明史》中记载了这段历史，“瑄言：‘嘉定濒海地，江流冲会。海舟停泊于此，无高山大陵可依。请于青浦筑土山，方百丈，高三十余丈，立堠表识。’既成，赐名宝山，帝亲为文记之。”①宝山烽堠建成后，上海以沙船为主的航运业得到长足发展，高桥地区成为沙船之乡，沙船海运业成为明清之际上海三大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到明万历十年（1582年）七月十三日夜，高桥地区沿岸遭遇风暴袭击，海潮冲垮清浦镇东部李家浜段海塘堤坝，大片田地坍塌，宝山全部坍入海中，宝山城东北角也被冲坍。海潮退后，御碑被人运到东桥街清浦旧镇桥北，即现海滨村五队李家宅，建立碑亭。民国十七年（1928年）碑亭倒坍，高桥乡董钟玉良把御碑移入高桥公园（今高桥中学）内。1984年，高桥中学根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意见，重建御碑亭，把宝山烽堠碑立于亭内。
二、宝山烽堠碑的全文记述
宝山烽堠碑石质是青石，高160厘米，宽97厘米，厚30厘米。碑座高50厘米，宽116厘米，厚50厘米。碑额中部书小篆“御制”两字，两侧各有一条腾空的飞龙。碑文楷书17行，每行23字，共350字，字迹略有残损。
御制
宝山之
嘉定濒海之墟，当江流之会。外即沧溟，浩渺无际。凡海舶往来最为冲要。然无大山高屿，以为之表识，遇昼晴风静，舟徐而入，则安坐无虞。若或暮夜，烟云晦冥，长风巨浪，帆樯迅疾，倏忽千里；舟师弗戒，瞬息卷失，触坚胶浅，遄取颠踬，朕恒虑之。今年春，乃命海运将士，相地之宜，筑土山焉，以为往来之望。其址东西各广百丈，南北如之，高三十余丈。上建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海洋空阔，遥见千里。于是咸乐其便，不旬日而成。周围树以嘉木，间以花竹，巍然奇观。先是未筑山之前，居民恒见其地有山影，及是筑成，适在其处，如民之所见者。众曰：是盖有神明以相之，故其兆先见，皆称之曰宝山。因民之言，仍其名而不易，遂刻石以志之，并系以诗曰：
沧溟巨浸渺无垠，混合天地相吐吞。洪涛架山[山集]嶫奔，巨灵赑屃声嘘歕。挥霍变化朝为昏，骇神褫魄目黯眢。苍黄拊髀孰为援，乃起兹山当海门。孤高靓秀犹昆仑，千里示表欎[火孛]燉。永令迅济无忧烦，宝山之名万古存，勒石悠久同乾坤。
永乐十年五月
宝山烽堠碑对于研究上海历史、航运史、灯标史以及长江口水系的变迁等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于现在上海城市发展也具有多元的文化价值。
三、宝山烽堠碑的多元价值
宝山烽堠碑已经传承600年，对上海城市文化建设来说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城市文化资源视角观察，它身上蕴涵着文化的多元价值，值得我们探讨如何有效地保护、开发和利用好这笔文化资产，挖掘更多的文化价值以繁荣我们的城市文化，彰显历史与现实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笔者围绕这些提出几点思考。
第一，宝山烽堠碑是上海航运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对上海航运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御碑记载了与上海航运历史的相关重要事件。首先，碑文记述了当时上海这一地区水运地理环境和航运的状况。高桥沿江是元至明太仓刘家港出海必经之水域。文献记载，明朝初期每年从刘家港起航海运粮船1000多艘，都航经上海水域再循海路北上天津。由于长江口两岸是冲积平原，缺乏自然航行标识，据《宝山县志》、《浏河镇记略》等记载，陈瑄到刘家河督办海运，“于是奏请将刘家海口东南涨沙之上筑一土山，建烽火台，以为洋舶海运船表识”。②宝山烽堠的修建，极大改善了进出长江口船舶的安全。宝山烽堠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人工航标，见证上海航运历史的变化。其次，御碑是上海与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物。太仓刘家港是郑和下西洋船队集结和出海处，自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开始，宝山烽堠是郑和船队进出长江口的重要标志。明代王世贞在《宝山堡记》中记述“其嘉定之南，百里而遥，其海多沮洳，不利漕艘，宜裒土若山者，以识之”，“中贵人和（郑和）等海舶之收启亦取标焉。”③《郑和航海图》中在“吴淞江”附近注有“招宝山”，图上并有针路注记：（往程）“太仓港口开船，用丹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用乙卯针一更船到南汇嘴平招宝……”，（返程）“……见茶山，用辛酉针三更，船取南汇嘴收洪，平宝山，用辛酉针三更船过吴淞江，到太仓港口系船”。④所记“招宝山”、“招宝”、“宝山”，均指高桥宝山。⑤从文献记载考察，宝山烽堠碑是上海地区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重要文物。它的历史价值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而且对于我们构建现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文化时，将成为上海国际航运文化的重要标志，从悠久的航运历史中展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文化积淀。
第二，宝山烽堠碑对于上海行政区划历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历史上上海行政区划变迁复杂。高桥（旧称清浦）居长江口要冲。自元末年开始，海寇侵扰沿海地区，到明朝定都南京，高桥成为扼守长江口的第一道关口。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镇海卫指挥朱永奏请在清浦建旱寨，一处设在清浦寨口，一处位于宝山旁。洪武三十年（1397年），太仓卫指挥刘源为加强对长江的镇守，把清浦旱寨建成高一丈六尺，广二丈五尺，周一百八十步的土城堡。明永乐十年（1412年）“宝山”垒筑后改称宝山寨。明人王世贞有言：“宝山何？海堠也。其称宝者何？志海防也。”⑥到明正统九年（1444年），都指挥翁绍宗奏请城堡向海前移，筑砖城。清浦寨与宝山寨相距十里，无法及时传递消息。从海防地位看，“宝山之瞭指掌于数百里外，于形势最便”。⑦万历四年（1576年）兵备右参政王叔杲与副帅都督黄应甲以“旧城去山较远，且城隘不足资控御”为由，联名奏请朝廷在宝山改建其城，所谓“山为堡。广其隍，崇其墉，坚其甓。既以北控川沙而南控吴淞”。⑧宝山堡，是古高桥的第四座兼水陆二路的军事要塞，周长九十五丈，高二丈六尺二寸，四门建楼，敌台十二个，为门四。万历六年（1578年），王叔杲奏准改名“宝山守御千户所”，隶太仓卫。明代宝山所管辖清水洼、铁猫港、沈家洼、沈家浜、界浜5个汛地。城中建制完整，有中丞署、兵务署、副师署、海防丞厅、练兵厅、千户所厅等机构及相应建筑物，并建有城隍庙、关帝庙，成为高桥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城堡。后由于长江口北港航道逐渐淤寒，南港道又逐渐出现了长兴岛、横沙等沙岛，加速了长江水流对高桥岸线的冲刷，以至万历十年（1582年）的一次特大海潮冲毁了高桥的外护塘，使宝山城堡及宝山失去了保护屏障，宝山不久被冲没。宝山城在时现时淹中挣扎了几十年，最终各类建筑陆续坍废，士军流徙改业，海水日进，终于在康熙八年（1669年）全部没入海中。在清代康熙中期后，国力强盛达到一个新的顶峰。为了实行严格的海禁，也需要在要冲海边建立军事要塞。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原宝山城西北二里处又建起一座新宝山城，此宝山城由苏州府海防同知李继勋督工，方广六十四亩，有内外护城濠，城门洞五座，为海防驻兵之所，至今尚存残迹保存于高桥镇北海滨村。清雍正二年（1724年），以嘉定东境置宝山县，1958年宝山县由江苏省归上海市。后来宝山的行政区划几经变更，成为上海市一个行政区，辖区不包括高桥地区。所以，宝山烽堠碑成为研究上海市行政区划沿革的重要文物之一。
第三、该碑是上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唯一由皇帝撰写碑文的御碑，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对于传承文化和再现历史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56-1962年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中，文博工作者在上海区县发现众多宋元以来的碑刻，包括政府颁发的各种禁令、告示，还有关于上海历史沿革、职官、航运业、商业、手工业、习俗等资料。1980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将其整理出版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书中收录碑文245份，⑨其中仅有“宝山烽堠碑”碑文是皇帝撰写的，在上海碑刻文物中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它具有鲜明的航运属性，对于研究中国灯标史、航运史以及上海航运地理变化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其次，它具有典型的航运文化特色。世界不少国际航运中心都拥有悠久的航运传统，如英国伦敦高度重视航运历史的保护，展示航运文化的影响力，该碑不仅能直接展现上海航运历史的繁荣，而且对于构建现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文化建设也具有标志性的作用；再次，该碑应该作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提升上海文物的中航运文化特色。1983年，原川沙县人民政府将宝山烽堠碑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9月上海行政区划调整时，御碑定为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1月，浦东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御碑前立“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碑。
同时代其他省相关碑刻，如永乐十四年（1416年）撰写的南京“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1957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等所立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1961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从宝山御碑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看，建议上海市相关部门应该考虑把该碑列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该碑可塑造地标性文化品牌，具有优化高桥地区文化旅游的价值。
浦东高桥地区历史上依江临海，历史底蕴深厚，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据2009年上海郑和研究中心完成的《高桥航运文化资源调查与评价》课题研究，高桥地区航运文化资源丰富，拥有物质航运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海洋文化资源40多项，其中宝山烽堠御制碑、沙船、老宝山城遗址、东炮台、古海塘、张月英船宅，以及张瑄、朱其昂等航运名人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知名度。保存较好的宝山烽堠御制碑，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更加突出，可以塑造地标性文化品牌，与其它航运文化资源整合优化，形成具有航运特色的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文化旅游线路，体现浦东地区航运文化特色，构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软实力，挖掘宝山烽堠御制碑的文化旅游价值。
宝山烽堠御制碑的价值是多元的，还有对社会公众的科普教育、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文化塑造、对文化产品的开发等都值得关注。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它也会产生新的价值，如上海市选择宝山烽堠碑作为参加2012年韩国丽水世博会上海海洋文化的代表之一，体现了该碑在上海城市建设中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和创新性，启迪我们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应该关注和探讨文化价值的多元性问题，从而丰富并不断创新我们的城市文化。
说明：本文参阅了朱鉴秋教授《宝山烽堠碑历史价值研究》，对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明史》卷86，《陈瑄传》。
②转引自袁俊卿、黄慧珍主编《郑和史迹文物选》，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③⑥⑦⑧王世贞：《宝山堡记》，载清康熙《嘉定县志》。
④朱鉴秋、李万权：《新编郑和航海图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一、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是少数民族教育简称，是对少数民族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它是中国教育的组成部分。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在继承本民族文化基础上，吸收和引进外来民族先进文化的过程;狭义的民族教育则是对少数民族进行文化知识教育。民族教育的目的是让少数民族人民进入主流社会，培养大批民族知识分子，同时将先进文化知识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保持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1]
二、多元文化对民族教育的影响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社会文化更新日益加快，各种文化发展面临不同机遇和挑战。在我国现代复杂社会结构下，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求各种文化都要服务于社会发展，因此造成了文化的多元化。
多元文化具有时代特点，多元文化传播方式、文化内容反映鲜明的时代信息和历史信息。多元文化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客观上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教育，多元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改变了民族教育内容和理念，民族教育受到多元文化影响下，教育价值取向发生转变。为了促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跟上发达地区文化发展形式，民族教育不得不把多元文化作为教育出发点。多元文化内容丰富，扩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内容，使少数民族教育吸收优秀的先进文化知识，从而更好地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2]
三、民族教育情况
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处在阴湿、高寒、贫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办学经济条件差，普及教育难度大，普遍存在教学质量差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客观因素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民族教育把重点放在本民族文化传承上，吸收外来文化机会较少，教育内容和方式根不上时代变化，严重影响民族教育发展。
民族教育经费短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大教育资金的投入，但教育经费不足现象仍然存在。中央财政的教育经费大多投入到高等教育当中，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主要是由当农民和地乡政府承担，民族教育经费不足，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办学条件得不到改善。
民族教育的双语教学实施困难。民族教育双语教师师资力量不足，教师水平不高。目前我国缺少专门的双语教师培训机构，少数民族地区使用双语进行教学的教师非常少。由于缺乏双语教师，汉语课程很难开展，学生学习汉语机会少，不能学习汉族文化，不能了解全国文化发展情况，民族教育价值取向没有明确的方向。
四、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民族教育价值取向
1、以全国主导性文化为价值取向
民族教育长期以民族特色为主，民族教育的原则是发展本民族特色文化，这个原则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必须坚持的。目前随着多元文化发展，现代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随之改变，教育价值取向走向重新建构的过程。全国文化是先进的多元文化主流代表方向。民族教育要想跟上主流文化步伐，就要以全国文化为价值取向，使民族教育逐步过渡到现代化教育进程当中[3]。
2、以现代化城市教育为价值取向
民族教育是为人的全面发展而服务的，主要目的是发展人的知识文化水平。现代化城市人们素质较好，这是由于现代化城市教育方式比较先进，教育内容上吸收多元文化内容。少数民族地区与现代化城市地区相比，民族教育比较落后。确立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与现代化城市教育为共同价值取向，可以摆脱民族教育长期以来在民族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徘徊不定的状态。把民族地区和现代化城市地区教育的发展方向、目标融合在一起，能够消除两者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平衡状态和分离状态，从长远意义来看，有助于打破民族地区和现代化城市地区二元文化对立状态，实现文化一体化。这种价值取向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进入主流社会，而且还能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的现代化发展，甚至对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都具有深远意义。[4]
3、以现代社会发展为价值取向
多元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教育本身的未来性和超前性决定民族教育要超越现实，以现代社会发展为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是对多元文化的认同，是对现代教育的追求，它集中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对民族教育发展的诉求和价值期待，构成现代社会对民族教育发展的一种价值规范，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新的文化知识。民族教育实践推动者和理论研究者要认同这种价值取向，坚决地朝着社会发展方向努力。只有清楚地理解和把握民族教育目的、价值取向、内容，并坚持民族教育以社会发展为最终目的，民族教育才会真正走上现代社会发展之路。
4、以民族地区特色为价值取向
我国少数民族需求不足，主要原因是民族教学方式和教育内容没有充分考虑到民族地区文化的特殊性，没有体现民族地区特色生活状况。民族教育一方面要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另一方面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这是民族教育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民族教育要以民族地区特色为价值取向。在多元文化影响下，把少数民族的文化精髓融入到民族教育当中。民族教育内容除了现有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外，还要把民族文化、民族活动、民族工艺融入到民族教育当中，让学生在民族文化和多元文化中，寻找它们之间的共性，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文化素质，促进少数民族学生思想发展。这样不仅能让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到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能够通过良好教育继承本民族语言、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促进民族教育的发展。
少数民族教育在吸收多元文化同时，要保持本民族特色文化。在继承本民族文化基础上才能吸收、引进外来先进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具体体现在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上，因此民族教育要以民族地区特色为价值取向，教育上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根据实际生活情况吸收外来先进文化。[4]
【关键词】 多元文化教育；价值诉求
1.多元文化教育的定义
关于何谓“多元文化教育”，历来就有争议。
美国著名的民族教育家詹姆斯•A•班克斯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学校工作必须做出重大改革，使多种群体的每个学生获得在学业上成功的平等机会，提高不同性别、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以及一些特殊学生的教育素质。这些改革涉及全部学校或教育环境的体制改革过程，而不仅仅局限于课程的改革，班克斯把这一过程 称为“多元文化教育”。他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是一个意义广泛的概念，它包括民族研究、多民族教育、反种族教育、妇女教育、残疾人教育等。〔1〕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认为传统教育对非主流文化的排斥必须得到修正，学校必须帮助学生消除对其他文化的误解和歧视以及对文化冲突的恐惧，学会了解、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2〕
2.多元文化教育的价值诉求
2.1 追求教育的平等。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的价值诉求之一即是改变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追求全社会的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平等。
在具体教育实践中，考虑到教育结果会因学习者原来的生活际遇、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各级学校中人文课程的改革也朝着教育平等的方向发展。在课程内容和比例上除考虑主流文化外，同时也顾及了非主流文化的需求。这种为不同的个体提供有选择性教育内容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差别性对待原则，保证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获得最大的利益，使非主流文化的学习者能自信地、有尊严地、从容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同时，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指导下的多元的评价方法则充分考虑到学习者起点和学习方式的差别，保证了学习者最终平等地会的成功的可能性。
另外，多元文化教育所倡导的反偏见和歧视的思想，除了帮助学生走出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形成平等、宽容、接纳而非歧视的态度对待处境不利的弱势群体价值观外，还致力于培养学生解决偏见的行动能力，使他们也能成为消除教育差异，维护社会公正的力量。对教师而言，多元文化教育不只是向学生传授有关多元文化的知识和价值观，它对教师本身的教育行为也提出了要求――在教育过程对每一个学习者有相同的期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把对学生的主观偏见和好恶悬置起来，不因学习者的民族、信仰、语言、家庭和经济条件、外贸、性别等的差异而区别对待，从而保证了每个学习者在教育过程中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2.2 强调对学习者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尊重。以往的教育在处理文化传承与学习者发展的关系上，倾向于从社会的需要出发选择“有文化价值的文化”，而这种社会需要的文化反映的往往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教育是被看作用精心选择的、反映社会需要的文化去塑造人性，忽视了学习者自主选择文化的权利，忽视了文化本身也是人的本性的外化特制。而多元文化教育不剥夺非主流文化的存在价值，尊重学习者的文化选择和认同，这也就是把学习者看作是由选择权力和批判能力的个体。《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指出：“应该使每个人有其截住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由他自己确定在人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多元文化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习者在面对不同文化时的抉择能力、批判能力和反思能力，这正是这一教育理想的体现。
有些批评者认为，虽然多元文化教育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学校采取的创新仅仅是象征性的或者说形式上的，而且无论他们的意图是多么美好，他们都不可能认真地处理现行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和结构变革中存在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对于这些批评家来说，虽然多元文化主义提升了人们对少数民族的认识， 但在实际过程中，不少教育机构和人员还是把少数民族视为异类。因此，就事实而言，文化分歧以及少数群体的自卑还将长期存在。这些批评家认为，这些在学校里不能够捕捉到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现象被作为文化认同的标记，但是因为将其文化琐碎化了，因而无法探索少数民族校园经历的更为深刻的现实，致使少数民族文化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是停留在肤浅的表面。针对此种批评，有些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家回应道，在学校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仅是拒斥无知，而且还要真正帮助一些少数民族群体摆脱劣势状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并使更多的家长投身到教育当中去；同时，还要通过更多的教师理解少数民族的经历，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而是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行为去完成，如通过语言传媒给家庭提供一些教育，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加强对当前教育体系的运作系统的严格审查和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 哈经雄，腾星.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2001.
[关键词]师德培育 路径 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1-0001-02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完善，文化上也形成了以文化价值为主导，资本主义极端功利主义文化价值、竞争文化价值等多元文化价值并存的“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价值格局。在这种大背景下，新时期的师德培育应该有新探索、新思路。本文就新形势下的师德培育拟提出如下新路径，以供学界商榷。
一、推进师德问题认知的“哥白尼式革命”，走师德建设与培育的辩证思维路径
受到初级阶段文化格局中的封建官文化遗毒的影响，长期以来在师德认知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单极思维定式的倾向性，其片面地认为师德问题是教师一方引起，所谓师德就是教师的职业道德，与社会无关。师德下滑应该由一线教师负全部责任，解决师德问题的对象应单极定位于一线教师身上，所采取的措施也只是针对一线任课教师。师德实践是教师在自己教书育人的过程中，与学生、教育管理者、社会之间的多维度互动性活动。师德实践的结果与师德培育的成效是以教师为主体，以学生、教育管理者、社会各界人士为客体，主、客体双方互动作用的结果，并非教师单方面所致。可见，师德的好坏，不单独取决于教师一方。在师德建设与培育的路径选择上，只针对教师尤其是一线任课教师的做法，只会导致师德培育走向歧途。
消除师德认知的单极思维定式，必须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为方法论，正确认识师德实践的主客体结构与互动关系。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师德问题，就是要求我们以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魄力，转变师德认知观念，这是我们进行师德培育的认识论前提。在康德之前，欧洲哲学界关于认识论的研究，存在两大阵营：唯理论与经验论。经验论认为一切认识都来自于感觉经验，经验之外不存在认识的客观必然性。唯理论则认为感觉经验不可靠，一切正确认识都来自于人的理性思维。经验论、唯理论各执一端，争论不休。面对这种窘境，康德另辟新径，抛弃了将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对立起来的单极思维方法，将感性与理性、经验与思维在“先验统觉”和“综合思维判断”中统一起来，在先验论基础上消除了经验论与唯理论对峙的局面，实现了认识论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为马克思创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架起了桥梁。康德先验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开辟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先河，为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创立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诞生创造了认识论方法的前提，在哲学的诞生中起到了先导作用。新时期我们也应该让康德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在师德认知问题上发挥其桥梁和先导作用，启发和引导学术界以康德认识论“哥白尼式革命”和马克思的实践主客体辩证法思想，重新建构师德认知体系，“彻底摒弃师德认知的单极思维，确立师德认知的辩证思维，用的矛盾分析方法和两点论的认识方法指导师德建设实践”，[1]揭开师德建设与培育困境背后的多元文化价值的面纱，走师德建设与培育的辩证思维路径。
二、重视和发挥规范价值的等位效应，营造师德培育公正、公平的规范环境
重视和发挥规范价值的等位效应，是新时期师德培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学术界之所以提出规范价值的命题，是因为价值作为一种主体性现象，是实践主体个体对于实践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关系。“价值的个体主体性与人类主体性之间，当下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感性确定性与社会、文化规定的超越性之间，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紧张，这是价值问题本质复杂性的一种表现，也是主体性复杂性的一种表现。”[2]由于实践主体既可以是不同的个人，也可以是不同的利益群体、阶级和阶层，又由于不同的实践主体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必然导致不同价值主体之间在谋求价值和价值评价标准的矛盾冲突。价值的主体间性凸显，规范价值担当着协调主体间价值冲突的重要角色。规范价值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标准，也是一种评价标准。同样，师德作为一种职业道德，也有自己的道德规范与规范价值。师德的规范价值既是师德评价的标准，也是一定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价值的标准。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各自都有自己的师德评价标准，由此而形成的价值规范也各不相同，这就需要一种普遍适用的师德价值规范。这种师德价值规范不能只有一线教师遵循，还要有教育教学管理者、学生、党政机构、社会团体共同遵守。师德规范作为一种价值规范，对师德实践的主客体，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师德的规范价值就在于它的等位性，在师德规范的制定与遵循面前人人平等。为此，在师德规范、师德评价过程中，要力戒官本位和学生本位，要力争做到管理者、教师与学生的等位。这种师德规范的等位性要体现在师德建设的各个环节，师德规范的制定修改权、解释权、执行权、评价权均应在师德实践的各个相关方一律平等。完善教育教学法规，使教师的权利与义务不被变通，并明确教育教学管理者的师德责任与学生的学德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师德的规范价值，为师德培育营造一个公正、公平的规范环境。
三、克服多元文化价值的负面影响，加强主导文化价值对师德培育的引导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还存在着多种文化价值，新时期是一个“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文化价值格局。“一元”就是的主导文化价值，“多元”主要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文化价值、功利主义文化价值、竞争文化价值、封建主义等级文化价值、封建官文化价值”。[3]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观念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历史推进作用，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它们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些文化价值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属性。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化，价值规律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竞争现象已经随处可见。但是，竞争在政治生活和上层建筑的层面，一旦产生不正当竞争，则危害巨大。教师岗位聘任、职称评定、业绩绩效考核等方面，如有不正当竞争产生，将直接影响到师德建设的成效。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功利主义颇有微词，其实极端功利主义不可取，适当的功利追求则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教师是人而不是神，追求物质利益应当予以肯定。不应该把正当的功利追求与师德高低联系起来，但是，个别教师把教育教学当作自己利欲熏心的工具，极端功利主义思想膨胀，这是我们应该加以抵制的。多元文化价值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对当今师德建设造成了冲击。克服多元文化价值的负面影响，就需要加强的先进文化价值的主导性，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指导当今师德建设，使之成为师德实践的主客体各方都遵守的道德价值标准。
四、确立“以师为本”理念，以经济等位实现政治等位，消除师德下滑的经济土壤
由于官本位和官文化的影响，各级学校管理高度行政化，利益分配行政化不断加强，使个别教师只好以“钱数”与“分数”做交易，加重了师德建设的难度。确立以师为本的理念，就是把教师看成是生活在现实的“分工”与“分配”关系中的人，消除物质利益分配行政化、身份化的倾向，以经济等位实现政治等位，铲除师德下滑的经济根源。
教师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不是离群索居的人。马克思把这种社会关系最终归结为物质关系，教师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的高低受到分工的制约，也受到由分工不同而引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指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4]分工包含着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等所有这些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在分工还不能被消除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争取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以及产品分配上的平等，就是要做到按劳分配，而不是以政治地位、官方身份的高低论分配。前者是以经济等位来实现政治地位的等位和社会地位的等位，后者则是以政治地位的不等，导致经济地位的不等，进而巩固特殊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确立以师为本的理念，就是要努力争取做到按劳分配，消除按身份地位分配。
确立以师为本的理念，以经济等位实现政治等位，就可以为师德培育提供物质保障，使师德养成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使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师德，建立在厚实的、坚固的经济基础之上，这就是的唯物主义师德建设观。否则，一切师德培育与师德建设的做法，都是唯心主义的口号，不可能解决师德问题，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师德培育路径。
[ 参 考 文 献 ]
[1] 张晓宇，李世忠.师德建设困境的单极认知思维与对策[J].现代教育管理，2010（4）：86.
[2] 马俊峰. 重视规范价值的研究[J].哲学动态，2007（1）：15.
关键词：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多元文化
作者简介：苏丽萍（1970-），女，山东省兖州市人，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科研管理。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4-0060－02
目前，高职教育受到各个国家的普遍认同，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其三大职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的提高比物质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这更加凸显了高职教育事业的重要性。
我国高校教育的主要目标和责任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特别是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然而，（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改革，处于“转型期”背景下的高校教育面临巨大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尤甚。在当前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语境下，充斥着各种文化和价值观，传统的单一主流文化和权威社会影响渐微，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要在这种多元信息、多元价值竞争中取得胜利，无疑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难度。
一、多元文化与全球化—无法回避的教育背景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愈来愈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了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势必意味着主导价值观念的号召力下降。这是目前各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无法回避的背景条件。
所谓“文化多元主义”，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将其定义为一种历史观和公共政策，也定义为一种文化观和教育观。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核心是承认文化多样性及其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作为教育观，则要求学校帮助学生了解、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消除对其他文化的误解和歧视，正视文化冲突。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的评价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是经济全球化和后现代话语背景的产物，并依托此背景不断强化。
“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常规意义上的定义大多基于外在物质层面的表现，即认为全球化就是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在政治和经济上相互依存，形成全球意识。全球化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通过全球化，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实在的利益，中国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然而，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全球化的意义不单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上，而且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此框架下，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化就是国外各种领域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商品、传媒的裹挟中渗入并扩展的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全世界的产品和信息带来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并随着传播和运输手段的现代化而充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迈克·费瑟斯通在其所著的《消费文化》中，对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形象进行了分类，认为一种形象是某一种文化向外扩展至它的极限，并不断吸纳和整合其他文化，最终这种文化遍及全球，成为主导文化；另一种文化形象则是不同文化的浓缩，以前相互远离的事物现在彼此接触并共存一处。不同的文化不经过整理融合，一味叠加，导致文化变得过于繁杂庞乱，没有清晰的组织原则和处置模式，无法形成统一的信仰原则、指引方向和实践知识。”可见，第一种文化形象带有霸权意味，第二种文化形象更加贴近现实。
促成上述第二种文化形象形成的原因，除了全球化背景之外，还有所谓的“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相当复杂，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不同侧重的表现；但表现在不同研究对象和领域中的“反叛”特征却是相似的，具体表现为对权威、传统和一致的反叛。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失序、破裂、消解成为一种常态，而通过一种主流价值与传统实现社会的团结成为奢望。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话语似有超越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书中“玛格丽特·米德将特征概括为“全体社会成员以目今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这种流行却绝不会是传统和固有的约定俗成。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人生中思维最活跃的时期，对新鲜事物的理解甚至认同都相对容易。在上述背景之中，大学生群体面临的不仅只是信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的迷茫，还有在认知、评价态度方面的无所依从。
二、困境分析—迷茫与压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常严峻的；而准确的分析问题的表现形式和把握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寻求解决之道的前提。由此，在多元文化视阈下，理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压力是我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教育过程本质上可以概括为教育主、客体之间以一定教育方法和手段为依托的互动过程。很显然，欲图完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需要“整合”功能的发挥；或者说，单纯某一方面的努力（或某一方面努力的缺失）不足以很好地完成教育任务。由此，我们对当前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困境的分析可以通过以下思路：主体压力—客体困境—互动障碍。
（一）主体压力
一般而言，教育主体方面的压力主要源于传统教育手段和方式相对现代教育观的不适应。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教育背景下，传统的教育模式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即教育的效果大幅降低。因此，我们基本认为，改变传统的教育手段是当前教育主体面临的主要压力。
1.根本压力。教育主体面临的根本压力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待提高，二是高校缺乏将教师与学校各部门、各位教师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进行相互整合的平台。这种压力的存在，主要源于我国高校在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如教师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水平不高，呈现严重的良莠不齐现象；又如，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资源不足，无法形成对主体的协调、整合，发挥整体的优化作用。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源于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导致了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当前社会呈现出更多新思想、新观念，如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不仅对思想尚未成熟的学生观念造成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位居神圣职位的教师，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体制走向，使得社会教育体制下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变得趋于形式化和功利化。因此，教师思想政治素质水平和教育观念，以及学校的整合能力将是教育主体面临的最根本压力。
2.表层压力。我们在前面提到，教育主体面临的表层压力就是教育手段和方法的更新。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需要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及学校开展的各种活动中转变传统的教育手段和方式，以便高效地完成教育任务。如何转变教育手段和方法是教育主体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伴随当前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教育客体进行学习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传统的教育方法明显落后于当前教育理念的发展速度，教育主体很难通过一些传统的校园宣讲、社团活动等方式来高效率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如何和互联网等新媒体进行互相融合，创造出新的、富有吸引力的、便于被接受的教育方法，将是每一位教育主体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客体困境
换一个角度，我们站在受教育者，即大学生角度来分析其面临的困境。很多极端的评论都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表现得忧心忡忡。对“80后”、“90后”的种种表现给予了“垮掉的”“物质主义的”等标签，对“90后”甚至有“脑残”的蔑称。但是，面对着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采取悲观的态度。毕竟，我们在2008年的雪灾、地震和奥运等事件中，看到了他们积极的表现和工作中的责任。我们姑且脱离这种简单评价的困境，站在青年大学生成长这个更高的层次。在这里，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就变成了：在思想政治学习和塑造过程中，大学生群体遇到了哪些问题？然后涉及到是该如何破解的问题。由此，我们暂且将大学生思想政治优势和积极因素放在一边，采取“问题取向”；再结合本文对相关教育背景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这种“客体困境”概括为：
1.信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的迷茫。在当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校的主流价值观念受到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以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落后三方面的综合影响，出现了多元化的学校价值观。因此，学校的价值观取向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取向，使得当前大学生群体中的价值观取向呈现多元化形式。大体表现为三种，即坚定支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坚决反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保持中立的模糊态度。其中，前两种价值取向在学生群体中占少数，多数学生的价值取向处于模糊状态。这种现象是学生在多元化的价值观念面前感到迷茫的表现，不利于他们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取向。
2.认知、评价标准方面的无所依从（认知、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带来的无所依从）。与价值观多元化对应的，是价值观选取标准的多元化。根本上，诸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是由其本身的说服力决定的。随着改革尤其是开放地不断深入，长时间相对封闭环境中才会有的主流价值观念独领的场景已然较难回归了。而主体面临上述“压力”却没能很好地找到解决之道。面对着思维活跃、对新思想和观念抱有极大热情的青年大学生群体，相关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没能体现出足够的吸引力。传统教育方式在传统相对封闭环境中能很好地扮演其应当的角色，而新环境中，影响力的式微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造成了大学生群体在面对纷繁复杂地价值观冲击中的无所依归，混乱而迷茫。从而，出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的互动障碍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互动障碍
教育过程以及预期的教育效果应通过教育主客体的良性互动来实现。互动出现问题，教育初衷就不可能沿着预期的路径实现。在我们这里的研究主题中，由于教育主体现有的教育方式和手段不能满足客体在内容和吸引力、说服力方面的要求，从而会出现整个教育过程流于形式的危险。即使完整地甚或超值地完成了教育过程，效果却很难保证。可想而知，没有“成就感”的努力是不会持久的，如此“恶性互动”会一点点侵蚀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处在客置的大学生群体求知而不得，只能压抑其对价值观方面求知的渴望，在混乱和迷茫中无所适从。
教育的本质要求教育的过程只有通过主客体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成功完成教育的任务。如果教育的主客体中的任何一方表现出互动的消极怠慢性，将会导致教育的实现不再具有其真实意义，变得更加富于形式化。通过上述对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存在的困境分析，我们认为当前的教育背景下，教育主客体之间存在教育主体的教育手段落后于教育客体对教育内容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方面的要求，出现比较严重的互动困境问题。这样的教育形式如果长期存在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会侵蚀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会压制大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得他们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体制下，变得更加迷茫和无所适从。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时代的变迁已经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带来地严重冲击。寻求解决之道，刻不容缓。
三、脱离困境—如何引导大学生取“正确”的一瓢饮
面对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念的时代背景，及其带来的大学生思想政治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应何去何从？如果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势必遭到更大地冲击。采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是毋庸置疑的。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欲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缓解主、客体之间互动的障碍，保证教育效果的实现，工作更多地应该交给教育主体来完成；而具体的方向选择，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
（一）教育主体的再教育
教育主体作为学生政治教育中的主要传授者，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是教育主体面临的主要困境。对于如何提高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在高校教师的准入门槛标准中，将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的比重提高；第二，对高校教师进行再教育，让他们通过不断地学习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第三，在教师的绩效考核中，将思想政治素质作为其中的一项评价指标。
（二）教育方式的革新
作为教师主体面临的表面困境问题，教育方式的改革也变得刻不容缓，因为它作为一种教学途径，对教育方式的有效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教育方式的革新方面，我们认为可以采用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和集体活动教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并在教学中融入当前的时事或者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将教育做到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只有这种新鲜的、有吸引力的教育方式才能被当代大学生所接受，让大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教学环境中获得更多新知识的同时，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主体联合
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除了作为教育主体—老师的努力之外，还需要与教育相关的其他组织和部门的通力合作，实现多元环境下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之所以会提出以上观点，是因为当前的大学生教育背景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应仅限于学校内的老师教育，还应拓宽到父母、相关网络媒体和社会等方面的教育。多元化的文化背景，拓宽了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常规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唯一方式。因此，来自相关网络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教育能否正确有效，离不开与之相关的社会各组织和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以上的观点只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对当前存在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出了解决策略，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然而，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具体方式的落实来实现的，因此还需要其他学者在后续的研究中，结合具体现实，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之路。同时，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将会促进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向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英）C·W·沃特森.叶兴艺译.多元文化主义[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价值观引导；多元文化
目前，高职教育受到各个国家的普遍认同，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其三大职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源的提高比物质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这更加凸显了高职教育事业的重要性。
我国高校教育的主要目标和责任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特别是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高素质人才。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然而，（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改革，处于“转型期”背景下的高校教育面临巨大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尤甚。在当前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语境下，充斥着各种文化和价值观，传统的单一主流文化和权威社会影响渐微，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要在这种多元信息、多元价值竞争中取得胜利，无疑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难度。
一、多元文化与全球化—无法回避的教育背景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愈来愈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了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势必意味着主导价值观念的号召力下降。这是目前各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无法回避的背景条件。
所谓“文化多元主义”，C·W·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将其定义为一种历史观和公共政策，也定义为一种文化观和教育观。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核心是承认文化多样性及其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作为教育观，则要求学校帮助学生了解、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消除对其他文化的误解和歧视，正视文化冲突。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的评价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是经济全球化和后现代话语背景的产物，并依托此背景不断强化。
“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常规意义上的定义大多基于外在物质层面的表现，即认为全球化就是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在政治和经济上相互依存，形成全球意识。全球化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通过全球化，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实在的利益，中国也在全球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然而，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全球化的意义不单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上，而且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此框架下，我们可以认为全球化就是国外各种领域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商品、传媒的裹挟中渗入并扩展的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全世界的产品和信息带来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并随着传播和运输手段的现代化而充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迈克·费瑟斯通在其所著的《消费文化》中，对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化形象进行了分类，认为一种形象是某一种文化向外扩展至它的极限，并不断吸纳和整合其他文化，最终这种文化遍及全球，成为主导文化；另一种文化形象则是不同文化的浓缩，以前相互远离的事物现在彼此接触并共存一处。不同的文化不经过整理融合，一味叠加，导致文化变得过于繁杂庞乱，没有清晰的组织原则和处置模式，无法形成统一的信仰原则、指引方向和实践知识。”可见，第一种文化形象带有霸权意味，第二种文化形象更加贴近现实。
促成上述第二种文化形象形成的原因，除了全球化背景之外，还有所谓的“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相当复杂，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不同侧重的表现；但表现在不同研究对象和领域中的“反叛”特征却是相似的，具体表现为对权威、传统和一致的反叛。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失序、破裂、消解成为一种常态，而通过一种主流价值与传统实现社会的团结成为奢望。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话语似有超越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书中“玛格丽特·米德将特征概括为“全体社会成员以目今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这种流行却绝不会是传统和固有的约定俗成。
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人生中思维最活跃的时期，对新鲜事物的理解甚至认同都相对容易。在上述背景之中，大学生群体面临的不仅只是信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的迷茫，还有在认知、评价态度方面的无所依从。
二、困境分析—迷茫与压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常严峻的；而准确的分析问题的表现形式和把握问题的本质是我们寻求解决之道的前提。由此，在多元文化视阈下，理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压力是我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教育过程本质上可以概括为教育主、客体之间以一定教育方法和手段为依托的互动过程。很显然，欲图完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需要“整合”功能的发挥；或者说，单纯某一方面的努力（或某一方面努力的缺失）不足以很好地完成教育任务。由此，我们对当前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困境的分析可以通过以下思路：主体压力—客体困境—互动障碍。
（一）主体压力
一般而言，教育主体方面的压力主要源于传统教育手段和方式相对现代教育观的不适应。在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教育背景下，传统的教育模式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即教育的效果大幅降低。因此，我们基本认为，改变传统的教育手段是当前教育主体面临的主要压力。
1.根本压力。教育主体面临的根本压力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有待提高，二是高校缺乏将教师与学校各部门、各位教师的教育手段和方法进行相互整合的平台。这种压力的存在，主要源于我国高校在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如教师的整体思想政治素质水平不高，呈现严重的良莠不齐现象；又如，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资源不足，无法形成对主体的协调、整合，发挥整体的优化作用。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源于多元化和全球化的文化背景。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导致了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当前社会呈现出更多新思想、新观念，如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不仅对思想尚未成熟的学生观念造成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位居神圣职位的教师，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政治体制走向，使得社会教育体制下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变得趋于形式化和功利化。因此，教师思想政治素质水平和教育观念，以及学校的整合能力将是教育主体面临的最根本压力。
2.表层压力。我们在前面提到，教育主体面临的表层压力就是教育手段和方法的更新。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需要在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及学校开展的各种活动中转变传统的教育手段和方式，以便高效地完成教育任务。如何转变教育手段和方法是教育主体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伴随当前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教育客体进行学习的方式更加多样化，传统的教育方法明显落后于当前教育理念的发展速度，教育主体很难通过一些传统的校园宣讲、社团活动等方式来高效率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如何和互联网等新媒体进行互相融合，创造出新的、富有吸引力的、便于被接受的教育方法，将是每一位教育主体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客体困境
换一个角度，我们站在受教育者，即大学生角度来分析其面临的困境。很多极端的评论都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表现得忧心忡忡。对“80后”、“90后”的种种表现给予了“垮掉的”“物质主义的”等标签，对“90后”甚至有“脑残”的蔑称。但是，面对着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采取悲观的态度。毕竟，我们在2008年的雪灾、地震和奥运等事件中，看到了他们积极的表现和工作中的责任。我们姑且脱离这种简单评价的困境，站在青年大学生成长这个更高的层次。在这里，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就变成了：在思想政治学习和塑造过程中，大学生群体遇到了哪些问题？然后涉及到是该如何破解的问题。由此，我们暂且将大学生思想政治优势和积极因素放在一边，采取“问题取向”；再结合本文对相关教育背景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这种“客体困境”概括为： 转贴于 1.信息、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带来的迷茫。在当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校的主流价值观念受到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以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落后三方面的综合影响，出现了多元化的学校价值观。因此，学校的价值观取向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取向，使得当前大学生群体中的价值观取向呈现多元化形式。大体表现为三种，即坚定支持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坚决反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保持中立的模糊态度。其中，前两种价值取向在学生群体中占少数，多数学生的价值取向处于模糊状态。这种现象是学生在多元化的价值观念面前感到迷茫的表现，不利于他们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取向。
2.认知、评价标准方面的无所依从（认知、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带来的无所依从）。与价值观多元化对应的，是价值观选取标准的多元化。根本上，诸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是由其本身的说服力决定的。随着改革尤其是开放地不断深入，长时间相对封闭环境中才会有的主流价值观念独领的场景已然较难回归了。而主体面临上述“压力”却没能很好地找到解决之道。面对着思维活跃、对新思想和观念抱有极大热情的青年大学生群体，相关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没能体现出足够的吸引力。传统教育方式在传统相对封闭环境中能很好地扮演其应当的角色，而新环境中，影响力的式微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造成了大学生群体在面对纷繁复杂地价值观冲击中的无所依归，混乱而迷茫。从而，出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客体的互动障碍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互动障碍
教育过程以及预期的教育效果应通过教育主客体的良性互动来实现。互动出现问题，教育初衷就不可能沿着预期的路径实现。在我们这里的研究主题中，由于教育主体现有的教育方式和手段不能满足客体在内容和吸引力、说服力方面的要求，从而会出现整个教育过程流于形式的危险。即使完整地甚或超值地完成了教育过程，效果却很难保证。可想而知，没有“成就感”的努力是不会持久的，如此“恶性互动”会一点点侵蚀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处在客置的大学生群体求知而不得，只能压抑其对价值观方面求知的渴望，在混乱和迷茫中无所适从。
教育的本质要求教育的过程只有通过主客体之间的积极互动才能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成功完成教育的任务。如果教育的主客体中的任何一方表现出互动的消极怠慢性，将会导致教育的实现不再具有其真实意义，变得更加富于形式化。通过上述对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存在的困境分析，我们认为当前的教育背景下，教育主客体之间存在教育主体的教育手段落后于教育客体对教育内容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方面的要求，出现比较严重的互动困境问题。这样的教育形式如果长期存在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会侵蚀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会压制大学生的求知欲望，使得他们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体制下，变得更加迷茫和无所适从。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时代的变迁已经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带来地严重冲击。寻求解决之道，刻不容缓。
三、脱离困境—如何引导大学生取“正确”的一瓢饮
面对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念的时代背景，及其带来的大学生思想政治过程中的问题，我们应何去何从？如果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势必遭到更大地冲击。采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应对，是毋庸置疑的。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欲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缓解主、客体之间互动的障碍，保证教育效果的实现，工作更多地应该交给教育主体来完成；而具体的方向选择，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
（一）教育主体的再教育
教育主体作为学生政治教育中的主要传授者，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是教育主体面临的主要困境。对于如何提高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在高校教师的准入门槛标准中，将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的比重提高；第二，对高校教师进行再教育，让他们通过不断地学习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第三，在教师的绩效考核中，将思想政治素质作为其中的一项评价指标。
（二）教育方式的革新
作为教师主体面临的表面困境问题，教育方式的改革也变得刻不容缓，因为它作为一种教学途径，对教育方式的有效实施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教育方式的革新方面，我们认为可以采用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和集体活动教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并在教学中融入当前的时事或者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将教育做到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只有这种新鲜的、有吸引力的教育方式才能被当代大学生所接受，让大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教学环境中获得更多新知识的同时，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主体联合
【关键词】多元；城市青少年；价值观；客观因素
中学阶段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价值观问题也是中学生发展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传统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主要采取的是“灌输式”的教育，灌输社会要求的主导的价值观，因为主导的价值观无处不在，而其他价值观很少有自己的传播渠道，难以与主导的价值观相抗衡。并且它以知识灌输为主要特征，强调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它对于我们人类文化的传承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这种教育方式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是教育能否有效的前提。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青少年原来所处的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外来的价值理念也随之以空前的规模涌人，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冲突与融合的机会增多,电脑网络和各种媒体逐渐普及，文化的多元化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尤其在人口密集城市中影响更大。同时由于青少年还未成年，思想不成熟，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还不能很好地处理通过各种渠道得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因而容易受到不良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尤其对城市中的青少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是最直接的。
一、青少年价值观存在问题的表现
（一）追求物质享受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文化的流入，现在很多青少年追求名牌与个性，尤其是在城市中生活，最先受到潮流文化的影响，前卫消费急剧攀升，超前消费的苗头日渐凸显，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学业，消解着他们的优良品质，销蚀着他们的进取精神，使他们极易走进“追求物质享受，忽视精神文化汲取”的误区，甚至诱发攀比、跟风、盲目从众、浮躁等不健康心理，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浮躁化消费心理。
（二）精神信仰危机
西方的商业性文化、功利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冲击着传统的民族国家观，淡化着人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部分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使他们的政治意识、民族意识淡化，甚至对民族的前途命运失去信心，给当前的价值观教育带来很大挑战。
（三）道德素质滑坡
大部分家庭都是一个孩子，导致了一些青少年强调自我，追求功利，拜金主义。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在心理上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有严重的主张唯利是图，为一己私利不惜毁损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二、影响城市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客观因素
（一）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对于多元文化对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响，应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只有自上而下的重视，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对于青少年来说,学校教师传授的信息已经不是信息的唯一来源,课堂的教育也不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价值观教育,它不同于智力教育,智力教育主要引导受教育者认识世界、掌握知识、发展能力，致力于分清问题的真假。教师只要进行一定的理论“灌输”，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价值观教育，它是思想教育的核心范畴，它是要在事实认知的基础上，引导受教育者认识、判断和选择价值理念、价值规范和价值取向的标准和方法。因此，最重要的是熏陶式的教育。对于学校，应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作为体现青少年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文化形态，能显现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知识普及作用，对生活在其中的学生起着不可估量的隐性教育功能，使学生无论走在校园的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校园文化的熏陶，例如一些文化名人像、文化讨论角的设立、宣传栏、板报的设计等等，使这些文化建设体现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在多元的价值观中进行正确选择。
（二）强化教师本身人文素质的培养
教师作为学生最直接的接触者，教师单纯的“灌输式”的说教已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还容易引起青少年的逆反心理。首先从态度上实现双方平等对话。师生之间不能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应是一种平等关系，师生双方必须学会倾听对方的价值观。教学语言要尽可能地活泼幽默、提问和发言要尽可能地亲和宽容等，这样才会使青少年在兴趣激发、情感升华和心灵体悟中将必要价值观内容内化于自己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体系中。其次，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而应该结合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时事，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和疑点问题进行引导教育，及时准确地更正他们在思想和认识上的偏差与误解。因此，作为教师应积极引导青少年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时展要求的先进的价值观念，与我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融合，帮助他们确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需要的价值观念，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课程安排教育只有与课外生活情境教育相统一，课堂内的价值观知识才不是由一系列单调抽象的文字堆砌起来的枯燥符号世界，例如新加坡学校组织了譬如升降旗仪式、文体活动、尊老敬贤活动、植树活动、清洁活动、文明礼貌月活动等等丰富的课外辅导活动，其目的是通过营造良好的价值观教育氛围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积极的价值体验。价值观教育与青少年日常的生活密不可分。我们要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价值观教育必须走进生活，因为现实生活是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也是人的一切科学知识和实践行动的基础。让价值观教育成为一种包含着对学生生活、生命、人性等的关爱、呵护和现实化的活动，重视内容的选择，使其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精神和生命。对于城市的青少年来说，更应该多开展乡村游走活动，多到农村体验生活。
（四）发挥家庭教育的榜样作用
由学校通过安排课程教学来完成价值观教育的责任也是容易产生实效的。但是如果青少年价值观教育仍然靠学校孤军奋战，我们就不难发现，即使学生在学校准确理解了应该掌握的价值观内容，但倘若他回到家庭或进入社会后看到家长和他人坚守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而且还发现自己在学校所掌握的价值观内容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用不上，践行那些价值观时甚至还会受到家长和他人的讥讽或羞辱，这就容易使学生怀疑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正确性，时间一久，缺少了家庭的配合和支持的学校价值观教育无法实行。家庭是青少年从小长大的地方，家庭环境对青少年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形成有深远影响。在家庭中，父母的行为是最直接的榜样，著名的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父母想要孩子具有什么行为，首先应该自己起到表率作用。所以家长作为孩子价值观的引导者，应发挥榜样的作用，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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