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6 04:11:17
序论：在您撰写影视传播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科技的开发演进，影视作品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区。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打破了人们的日常思维。影视艺术的表现和作者的意图能够在科技的帮助下实现超越。难以置信的画面、奇思妙想的场景、古怪奇异的造型都会出现在作品中，由此创造的高额票房及其相关附加值诸如音乐作品、纪念品、拍摄地旅游经济的带动等将其作为文化产业的作用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泰坦尼克号》除了让人惊心动破的覆船画面，其感人至深，或充满浪漫色彩或悲伤如诉的主题曲和插曲深入人心，其音乐制品曾风靡世界并一度炙手可热；《变形金刚》的放映吸引无数年轻观众购买收集主角模型；《超人》、《美国队长》、《蝙蝠侠》使主人公的服装和道具成了一度令人追捧的收藏品；《阿凡达》给观众带到了令人无限遐想的潘多拉星球，见识了形形的外星球物种，湖南张家界这一取景地也因此迎来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游客纷纷摄影留念并购买纪念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影视作品作为商品，它的利益来源可以大大超出票房收入的范围，影响力也可以扩散到世界各地，体现出影视艺术跨文化传播的趋势。
2影视作品
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呈现出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文化特征除了商业利润，作品中反映出爱与自由、勇敢担当的精神内核，具有鲜明时代和民族气息。最终引向我们对影视艺术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思考。《影视鉴赏》一书中提到：“影视艺术的民族性主要是指各民族的影视作品都以反映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民族精神为主，因而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影视艺术的国际性是指影视语言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影视艺术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影视艺术必须置身于世界文化氛围中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影视艺术的表现手法、修辞特色、题材历史性社会性、审美心理等深深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影视作品都饱含了所处历史阶段的政治、社会、文化元素，不同的历史背景需要不同的精神导向，揭示不同的社会矛盾，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中人物的精神风貌以及当下人物特有的性格塑造。我国的电影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特点，《》、《红高粱》、《黄土地》是著名的名族电影代表，“中国影视艺术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首先表现在对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把握上，并且成为影视作品弘扬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其次表现在影视作品形象的传达出了民族的情感和意愿，更在于它进一步追溯到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更加富有思想深度和哲理意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影视艺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媒介，在向不同国家传递自己的文化价值。面对多元异质文化，我们需要借鉴和发扬。通过电影所处文化背景下的视听语言要素（光线、色彩、构图、音响、画外音、蒙太奇等）、创作思维、方式以及其运用的修辞（象征、隐喻等）在跨文化传播中体现民族影像价值和获得“他者”认同，达到观者情感与作品内在情感的共鸣，最终实现作品潜在价值的认同。当代影视艺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的载体，在向不同国家展示着自己的文化价值，其中包括艺术、传统、习惯、社会风俗、道德伦理、法的观念和社会关系等。著名美国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在《跨文化空间：作为世界电影的中国电影》中说到：“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土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观众所接受。”作为老一辈电影工作者也谈到：“实现电影本体与中国本土的完美结合，是中国电影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结语
影视传播首先是一种文化传播，天然地承载着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影视作为利用影像来完成叙事的艺术形式，通过各种故事的讲述反映社会生活，传达大众的思想情感，通过画面造型、镜头运动、音乐音响等各种艺术手段创造着美轮美奂的艺术世界，传递着现代的审美需求。这一艺术创作的过程必然需要从既有的思想文化中汲取营养，起到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另一方面，影视自身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又包含制作方式、运营模式、发行放映等一系列生产实践活动，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制度和市场因素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了电影产业的文化。不管是电影文本所传承的文化、还是电影自身所创造的产业文化，都直接反映或间接折射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思想文化特征。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影视都必然地要参与到国家文化的建构当中。任何影视创作也都不可能脱离国家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影视传播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传达着国家所积极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途径。影视传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影视作品作为影像艺术受众的接受度更高，不受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可以说是老少皆宜。与小说、报纸等传统艺术形式和媒介相比，影视作为一种用具体的形象来叙事的艺术接受起来更容易，因为影视是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听觉等感官系统，可以直接转化为一种心灵的感受，而不需要经过“大脑对文字的理解”这一中转过程。因此，影视对观众的影响更直接、更深刻。恰如瑞典著名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所说，“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能够像电影那样，超越一般感觉，直接触及我们的情感，深入我们的灵魂”。影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培育更容易深入人心。影视传播的受众面更广。影视可以说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大众娱乐形式。据称，目前的娱乐新闻中90%－95%都与电影相关。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影院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国覆盖。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的影院建设和银幕数量都在极速增长，中国的电影市场已经进入了一种持续的繁荣阶段，一部影片的观影人数动辄以千万计。而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的收视观众数量则更多。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影视更是以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时刻不停地传送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除去传统的影视传播方式之外，网络、MP4、MP5、手机电视、微信等等都成为了影视传播的载体。众多的影视剧网站、各大门户网站的视频版块也都日益风行，为中国观众提供了最为快捷方便的观影平台。影视传播的地理范围之广，人群数量之多其他传播方式难以企及的。借助影视媒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以超出想象的速度传播到各地。影视传播还是目前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影视传播不仅可以增强本国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接受，而且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输到国外，塑造我们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近年我国的影视产业也开始进行“走出去”的改革和努力，将中国的影视剧作品推向国际市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的问题。这必然需要我们的影视创作主动承担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也只有承载着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影视作品才更有力量。
二、影视艺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性
作为艺术娱乐形式，影视作品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必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而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说教或思想政治教育。影视作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具有隐喻性，而不是简单的政治图解。影视作品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和反映来传达思想的，题材来源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某种抽象的思想或概念。现在我们概括精确、表述清晰的“24字核心价值观”恰恰只是几个抽象的概念，倘若真正将其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其表现出来的样貌将会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不同的工作环境、不同的城市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而影视作品正是通过对这多种多样的生活的表现来承载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的影视作品绝不会将自己的思想主旨像喊口号一样地喊出来，而是将其隐藏在故事当中，隐藏在叙事手段和艺术形式当中，让观众自己去感受和领会。影视作品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还具有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影视剧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大异其趣的。单就我国的电影来说，长期以来区分为三种艺术形态：商业影片、主旋律影片和艺术影片。不同形态的电影在话语体系、艺术追求上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这些不同电影的话语体系中除了在制作方式、盈利模式、表述策略上各说各话之外，在价值观念上也在自说自话”。这便使得三种形态的影片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上也大相径庭。主旋律影片在这方面无疑是最具有自觉意识的，许多影片因为急于突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和传达，甚至不惜损害影片的艺术性，而对主题思想进行简单的图解或进行口号式的呼喊，反而显得“假大空”，实际的宣传效果并不理想。商业影片因为更注重娱乐性，无论是在题材选择、叙事方式，还是影像风格等方面都有意地远离“政治性”，努力消解影片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许多影片看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毫无关系。而艺术影片则因其过重的反思性常常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批判色彩，对社会问题或人性阴暗面的表现反而使其有一种对立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嫌疑。事实上，“任何电影创作都不可能超出意识形态的阈限，电影的生产和接受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根本不可能存在‘真空’式的生产环境”。不管是哪种形态的影片，都必然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其中自然包含着或隐或显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和传达。影视跨文化传播的特点使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和传播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目前世界影视产业形成的是一种“全球化”格局，各国的影视产业面对的是一种大交流、大融合的局面。中国影视产业也不例外，摆在中国观众面前的也是包括本国影视作品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视资源。鉴于影视与意识形态难以分割的关系，来自其他国家的影视作品必然会带有原产国的意识形态色彩，承载着他国的价值观念，其中必然会存在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思想和文化。一旦观众在接受的时候缺少足够的辨别力，就可能会产生思想混淆的结果。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将会起到消极的甚至负面的作用，反而增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难度。影视艺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隐喻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观众对影视作品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不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一个从具象的故事到抽象的思想的转化过程，还需要有一定的理解力和辨别力。
三、加强“影视作品赏析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
第一，以城市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作为意象符号，为影视剧铺排空间背景。符号是信息的载体，是信息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影视剧以其独具魅力的声、光、色、影以及画面的转换、镜头的组接等元素来传播信息。一座城市富有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可以直接作为意象符号来传递信息，因此影视剧中频频出现的景观可以使观众勾勒出对城市外貌的大体印象，极易成为城市的标识。成排高挂的红灯笼、古朴厚重的灰砖墙、层层叠叠的斗拱飞檐、深邃幽长的甬道巷落，这就是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晋昌源票号》《乔家大院》让观众了解的不仅是山西各大票号的沉浮、晋商“汇通天下”的人生宏愿，更记住了乔家大院这座气势宏伟、威严高大的宅院，这一“中国北方民居建筑史上的一颗罕见明珠”，无疑使得山西以大量传统民居建筑艺术而令世人瞩目。《驼道》《龙票》《白银谷》等剧虽然不刻意宣传城市，城市形象却无形中以影视剧的成功而生动。一代代家族的跌宕历史，一个个晋商的传奇故事，在经历了几世繁华几世落寞之后，“晋商”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第二，以多元文化主题凸显城市形象。一座真正有魅力、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必然是一座能承载得起多种文化、包容万象的城市。山西省在树立“文化强省”目标时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从挖煤到“挖文化”，通过影视剧中的多元文化主题来打造“文化山西”。山西太行山区、吕梁山区曾经是时期华北地区抗日的战略支点，曾出过、左权等抗日名将和许多无名的抗日英雄，于是就有了《吕梁英雄传》《上党战役》《八路军》等表现山西人民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山西革命老区的形象深入人心。山西又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史书上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传说中的女娲氏炼石补天、神农氏尝百草、黄帝战蚩尤、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舜耕历山，五千年文化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从未间断！于是就有了《晋文公传奇》《杨家将》等表现前仆后继、忠心报国伟大精神的历史影视剧，厚重的沧桑感尽现人间。独一无二的晋商文化作为区域性的商业文化，更是悠久的三晋历史文化中最辉煌的篇章，一部部优秀晋商题材剧把人们对晋商的关注推向了新的。山西大学教授、山西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刘建生认为，当年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让山西的大院走上银幕，《乔家大院》《走西口》则令大院里的晋商名扬四海。《乔家大院》中“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创新理念，“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商之道，以商济世、以商救国的恢弘气度；《走西口》中从家族振兴到民族昌盛，从家园兴衰到国家兴亡，苍凉豪迈的片头无字吼声中，透过西口那扇古老而深邃的窗口，掀开了一段血泪咏唱而就的岁月章回和厚重历史。《驼道》《龙票《》白银帝国《》杀虎口》等在描绘出义薄云天、天有多大心就有多大的精神风貌，使更多人认识山西、了解山西、仰慕晋商精神的同时，愈发提升了山西人的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
二、晋商影视剧对城市形象传播的作用
晋商影视剧对山西本土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共同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证明影视传播的社会功能不容小觑。首先，提升城市形象知名度，增强城市文化内涵。作为现代科技和多种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一部影视剧的创作，不仅执行着阐释主题、讲述故事的功能，它的拍摄、剪辑、合成，特别是景物选取和场景再现都体现着制作者的情感愿望和美学追求。一组组镜头下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观、神秘奇特的人文景观、风格迥异的特色建筑，种种略去了城市喧嚣和瑕疵的闲适大院生活，极大地美化了城市形象，增强了城市文化内涵。乔家大院宏伟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乔致庸兴修的悬山顶露明柱结构的主楼，让观众们对这些宏伟壮观的名门宅院充满了向往。闻名于世的晋商宅院不仅有规模宏大的房屋建筑群，更主要的是因为其建筑的砖雕、木刻、彩绘的精湛技艺以及所体现的深刻寓意。这些通过影视作品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场视觉盛宴，令观众恨不得身临其境，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白银帝国》的工艺极为考究，拍摄时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真实，影片中所用道具大多从平遥当地收藏家手中“借”用而来，可谓货真价实。《走西口》中与狼群搏斗的特效做了一年零八个月，再次提高了观众对于CG技术和拍摄用光等方面的审视水平及要求。今天人们对山西气宇轩昂、排场紧固的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的津津乐道，不得不归功于《大红灯笼高高挂》《白银谷》《走西口》中“大院文化”及“大院意象群”的展示。其次，打造城市文化软实力，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并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城市的核心和灵魂，一座缺少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的城市是没有感召力和竞争力的。当今，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传媒本身就是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肩负着传播优势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任。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关键就在于以文“化”人、以文“化”城，要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文化品牌。晋商文化蕴晋商之美、凝民族之魂，作为山西的特色文化所传扬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集群发展的团体意识、以德治企的管理策略、义利诚信的经营理念、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远远超越了地域性，化入了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吹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心田，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共鸣。山西大打“晋商剧”之牌，以培育地方文化软实力、昭显城市发展硬道理，不仅抢占了城市发展制高点，而且使得“晋商文化”漂洋过海，誉满全球。《白银帝国》中的康三爷时刻把百姓福祉放在心上，用九窖的银子惠及万民，履行着“大义参天，至诚至信”的票规。《乔家大院》里乔致庸倾家荡产，为十万饥民开设粥场。朝廷出兵北伐，借银助军。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京城，乔致庸更是不顾众人反对，为朝廷捐银逃难。当利益与责任发生冲突时，康三爷与乔致庸“先义后利”的选择在维护五百余年的晋商王国的尊严、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同时，也引爆了全国“晋商文化”的火热。再次，开发当地旅游资源，带动经济发展。晋商剧的热播直接引爆了乔家大院乃至整个晋商大院的旅游市场，独具地域特色的祁县乔家大院、榆次常家庄园、灵石王家大院等纷纷成为全国旅游的重点。从此山西这一老牌的旅游地也紧跟时代步伐，“大院旅游”搭上了影视旅游的快车。祁县乔家大院仅2006年3月份接待游客3.8万人次，门票收入同期增长了近三倍！“五一”黄金周更是人群攒动，迎来了该地历史上的旅游高峰。（3）乔家大院地处祁县乔家堡村正中，与祁县著名的中华周易宫、延寿寺、明清街巷、渠家大院、九沟风景区等景点形成了一日游格局。大院之火也拉动了周边景区诸如平遥古城、绵山等地的旅游发展，甚至整个晋中市都从中受益匪浅。旅游景点为影视剧增添了亮点，影视剧也为旅游景点提高了知名度，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实现了双赢。影视业还拉动了餐饮业的迅速发展：刀削面、拉面、河捞面、抿豆面、揪片儿、剔尖儿、拨鱼儿、猫耳朵、莜面拷栳栳等各式面食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人们体验着《走西口》里山西人吸面大似雷声、吃面从不咬断的豪放吃法，感受到吃到嘴里的不仅仅是美味，更是沉淀已久的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最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形成文化产业链。晋商剧首先激活了人们对晋商文化的崇尚与缅怀，“仁义”“诚信”的晋商精神再度从人们心中唤起。挖掘晋商文化的同时，山西的大院文化得以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与熟知。无论是祁县乔家、祁县渠家、灵石王家、太谷曹家还是榆次常家庄园，这些正偏结构、上高下低的深宅大院，继承弘扬着尊卑有序的传统以及儒商的博爱仁义、中庸之道，体现着中国固有的道德和礼俗文化。与影视剧相关的报刊书籍、CD、影视插曲、文化宣传活动更是数不胜数。近年来，一系列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文化活动更是把山西推上了世界大舞台：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华夏文明看山西”活动、“云冈国际旅游节”、“关公国际文化节”、“太原国际面食节”、“吕梁红枣节”、“晋商社火节”等有声有色、如火如荼，进一步夯实了山西文化产业的发展。（4）社会因有文化更加和谐，经济因有文化更具活力，城市因有文化更富魅力。山西正展开转型跨越的腾飞翅膀，以晋商影视剧发展为载体，以晋商精神走向世界文化大市场为目标，不断输出优秀文化产品，全面实现“从两手挖煤——一手挖煤一手挖文化”的战略转变。
三、关于影视剧传播城市形象的几点思考
城市形象的传播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影视作为最生动立体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将多种富含审美意蕴的传播符号完美融合在对城市形象的传播中，于无声处胜有声、于无形处胜有形，发挥了强大优势效应，全面而深刻地践行着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推动经济、教育观众、传承文化、提供娱乐。那么，影视剧如何进一步挖掘城市形象精神内涵、充分地发挥其传播功效呢？
1.要积极主动地调动大众传媒宣传与城市形象相契合的影视剧。《白银帝国》作为我国第一部反映晋商文化的电影巨制，是晋商文化从电视剧走向电影的开山之作，刚刚完成制作就在第1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可见晋商题材值得肯定。该片除了依靠剧组辗转全国四省13县市的46个场景进行拍摄、奔波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后期制作以及由郭富城、张铁林这样的巨星担纲主演来吸引票房之外，对于山西人来说，影片的“山西缘”更是让人觉得亲近。首先影片是晋商题材；其次，该片改编自小说《白银谷》，其作者成一是山西籍作家；再次，影片的导演姚树华和投资方郭台铭的祖籍都是山西。这种“自己人”的接近性，使得《白银帝国》成了山西人必看的影片。这部晋商题材电影尤其得到了整个山西省的高度重视：《白银帝国》于9月1日作为“2009中国•太原晋商文化艺术周”的开幕献礼，隆重上映。就在活动开幕的前一天下午，太原影都还安排了《白银帝国》的观摩会，之后针对影片的上映，举办了一场与导演姚树华及主创人员的对话专题活动。如此大力的宣传之下，《白银帝国》在山西省内各大影城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拉动了山西影视业的发展。电视剧《走西口》尚未上映前，山西省委宣传部借鉴《乔家大院》热播带来的一系列成功，意识到把影视剧转化为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性，由山西卫视联合央视开展了大力度的宣传活动，开办相关论坛、博客、网站，策划一些专题访问；再结合传统的报纸、杂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宣传手段进行集中式宣传，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为《走西口》的热播预热造势。
2.影视剧应尽量以生活化、平民化的视角展现城市精神风貌，构建城市形象。影视剧的镜头不应仅仅聚焦在高楼林立、华美绚丽的大都市，而应该把镜头伸向当地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去，注重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尤其是以小人物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来展示一座城市的风貌，只有这样才能使观众真正地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气息，过于修饰和美化，只会适得其反。《乔家大院》的导演胡玫在成功驾驭了《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帝王戏后，一向以大制作见长的她却表示《乔家大院》力求在精神理念上做大，但在真正拍摄时又要尽力将“乔家”做小、做细，通过细节来生动再现晋商的传奇故事，在秉承以往创作风格的同时又“治大国若烹小鲜”，力求有所突破、创新，打造山西版《大宅门》。
新闻传播自古有之，从坊间邻里口耳相传到现代化多媒体新闻推送都属于新闻传播的范畴。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行业的兴起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网页新闻，窗口推送新闻等新兴的新闻传播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传统以“纸媒”为主的新闻行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如何在日益残酷的新闻传播行业站稳脚跟，不被时代淘汰，是每一个新闻传播人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市场营销理论就是市场运作规律的综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发展，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市场营销理论也会不断的扩充，但其基本规律是不变的。因此，推销新闻这种特殊的商品同样要使用市场营销理论。对新闻的包装，推送，接受等各个环节都要推陈出新，不可一程不变。只有充分的发挥市场营销的作用，才能在竞争日益严峻的新闻传播行业占有一席之地。新闻商品的特殊性在于没有固定的形式，它可以是看的见、摸得着的实物，也可以是一个信息。市场营销理论在推销新闻时的难点就是如何针对新闻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情况推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新闻传播行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早期我们熟悉的很多媒体已经不复存在。而如湖南电视台，《广州日报》等新闻媒体却在极短的时间能声名鹊起，究其根本就是市场营销做得好。大量的信息推送，换来了巨大的知名度和商家广告，巨额广告费用又使得这些媒体可以推出更好的新闻内容为百姓服务，这同样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因此，合理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带给新闻传播的是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2利用市场营销具体方法实现新闻传播
在第一节中，我们重点讲了作为商品，如何利用市场营销策略推销新闻商品。本节中我们主要介绍将市场营销的具体策略应用到新闻传播当中。众所周知，新闻传播的目的就是将新闻传达给受众，并使受众接受新闻。这与市场营销策略将商品推销给客户有相似之处。所以，市场营销过程中用到的方法可以被运用到新闻传播之中，并达到良好的效果。目前，公认的市场营销方法主要有市场调查，市场分析预测，市场策划等。
2.1新闻受众调查
正如商品销售之前要做市场调查一样，新闻在制作、之前同样要进行市场调查。其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受众需要，进而将新闻制作的重点放在受众关注的方向。这样新闻媒体人制作新闻时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合理利用资源，并使新闻达到最大化的效果。新闻受众调查在国外许多大型媒体早已被成熟运用，但在国内并不常见。新闻媒体可以针对不同受众的兴趣爱好，生活经历，年龄性别等特点制作不同的新闻，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
2.2新闻分析预测
市场调查完毕后，要对得到的信息进行汇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预测，根据预测结果判断应该生产什么样的商品。新闻传播同样如此。在新闻受众调查完成后，对各年龄段、社会阶层不同受众的新闻需求有了基本的了解。特别是在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对人们的新闻趋向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除了受众之外，新闻传播途径，新闻传播过程、新闻传播者等因素都在新闻分析预测范围之列。
2.3新闻策划
在得出新闻受众的新闻需求之后，就要进行合理的新闻策划。新闻策划是新闻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化解。新闻受众调查和新闻市场分析预测都是为新闻策划收集资料的过程。新闻策划和市场策划相同，同样具有创新性、周密行、可行性等特性。新闻策划的具体过程就是将已知新闻事件包装的过程。如何将新闻事件有效策划，使其能过被受众所接受，达到新闻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是新闻策划过程需要考虑的问题。目前主流的媒体都会采用设置品牌标志，宣传语，促销等方式提高自己的新闻知名度。但是这些传统的方式大部分媒体都能掌握，无法体现优势。所以在新闻策划过程中，创新性至关重要。哪个媒体能够在日益激烈的新闻行业竞争中，创新的提出自己的新闻策划方案，就会立即走在市场的前列。当下，亲身经历报道，新闻游记，故事连载等一系列新颖的新闻传播方式最吸引人的眼球。
3结语
（一）微电影的兴起
微电影在我国的发展还不算长久，另外由于起步比较晚，发展相对缓慢，所以微电影还有许多需要提升的空间。2010年以吴彦祖的《一触即发》正式上映，标志着我国微电影发展真正的实现了高度的发展。微电影的最佳时间应该为30分钟左右，从9分钟到90分钟之间没有明确界定，都可以从属为微电影的范畴。所以微电影实际上在我国有着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在我国电影行业日益进步的今天，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有了一定的特色发展方向。
（二）微电影的发展
微电影的发展在未来还有很多的方向，由于它只是占用人们碎片化的时间，因此这样比较符合当前的社会形势，也比较符合人们对于快餐文化的需求。微电影之所以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潮流，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认可，必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特点，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并不富足的闲暇时光，要求人们不得不选择这种相对简短的叙事表现方式形成的影视作品，而另一个方面则是美学价值在微电影发展中的意义就是不可忽略的，这其中也包括了微电影独特的一种叙事方式。因此对微电影的叙事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究，有利于更好的明确微电影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从而有效的实现微电影在我国的更好发展。
二、传播视野下的微电影
传播视野下的微电影，非常具有代表性。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微电影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微电影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亟待解决。利用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来分析微电影，可以很好的实现对为电影叙事功能的理解，同时也可以针对微电影的叙事流行原因进行分析，最主要的是微电影用时短、情节紧凑的叙事方式可以更好的提升微电影在未来的发展空间。
三、传播视野下微电影的叙事
（一）叙事语言分析
微电影与传统的电影有所区别，主要就是叙事语言简明扼要，不像传统电影讲求一定的表现感以及语言的完整性。大多数的微电影，都是非常朴实的对话，讲述的内容也都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影片当中主人公之间的交流也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所以这些语言都很平实，没有太多的色彩添加，却给人一种亲切之感。
（二）叙事特征分析
微电影由于时间比较短，所以叙事都相对紧凑。对于一些事物的展现也比较直接，很少会有传统电影当中一些略带隐喻的方式出现。同时作为微电影，也比较注重故事情节的安排，不会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主要是通过一些紧凑的故事安排，完成基本的叙事。另外在微电影的叙事方法选择上，也没有太多的花样，主要就是传统的正叙，倒叙和插叙，基本上正叙选择的机会比较多，也比较普遍，是一种比较常见也比较符合微电影叙述要求的叙述方式，对于影片内容的呈现和把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叙事主题分析
微电影的选材以及叙事的主题不难看出，主要都是一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或者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话题，所以在微电影当中，很少会看到一些比较大的主题，比如爱国，民族，战争，和平等，主要都是和人们切身相关的，也都是一些相对范围较小的话题。比如说微电影《老男孩》在国内就曾掀起了一种热潮，这部电影并没有多么宏大的主体更没有多么宏伟的场景，只是叙述了一种成长中的情怀，这样的主题并不会让人们厌恶，相反看多了院线电影的宏大，更需要这样一种贴心的主题来迎合自己的内心，让每个人都可以在电影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四、结束语
论文摘要:谬误译文对读者产生的误导显而易见。对英语的理解有误，对汉语知识和表达方法的掌握不足，都是可能产生谬误的原因.为了提高外国语言的学习效率，努力做到正确理解外国文化并认真传承本土文化，我们有必要对跨国文化传播中存在的误译现象进行分析，进而增强使用规范语言的意识。
当今流行的数字化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和各色各样的网络，将整个世界连成了一个“地球村”，通过英特网、卫星、有线电视等在全球传播的共享文化使国界失去了原有的含意。你可以在中国通过电脑阅读《纽约时报》或《时代杂志》，也可以在美国通过卫星电视观看我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但是，在文化传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利用实际可支配的更多资源和处于更有利的区域位置，使西方媒介强国与发展中国家文化在全球范围的相互输出不成比例。例如，2002年最强大的15个具有控制全球能力的媒介网络中，有14个公司的总部都设在美国。
媒介理论家杰姆斯w.凯利(3ames w. carey)对文化传播的概括在传播学界中的影响很大，他肯定了传播和现实之间的直接关系。凯利认为，传播是一个符号交互的程序，现实在这个程序中被创造、被维持、被修复、被改变。跨国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现实的相互传送，通过传播来促进各个不同文化之间的彼此理解和共存共荣。不同民族与国家的历史文明各有不同，风土人情与社会习俗也因地而异。但是，在网络传播迅猛发展而形成的“地球村”里，美国特别是好莱坞电影事业的高度发展、流行音乐的极大普及以及以商业为主导的电视节目的四处扩散，导致美国式大众或通俗文化影响无处不在。
大众媒介使人们可以坐在家里就知道天下大事，文化因此而打破民族和国界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传播，人们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随之发生着变化。在受众影响力最大的大众媒介中，影视片首屈一指。影视片的译制成为一种大众媒介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改革开放以来，译制片不仅活跃了国内影视文化市场，观众通过它们对异域风情和丰富多彩的外国文化也有所了解。麦克卢汉“媒介即是信息”的名言虽然有人认为是带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影视文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影视媒介以其特有的图像方式发射出的信息对受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的影响，是其它以文字为主的媒介所不能达到的。正因为如此，对引进影视片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由于译制力量不足导致质量低劣，特别是目前尚不能完全停止的盗版活动更加重了影片翻译中出现不少荒谬可笑之处。有的影片中甚至连最基本的常识和常用语都没有搞懂。例如，最近从影视网络上看到的《我的妈妈是间谍》这部影片，几乎每一句对话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错误，这里只举几个具有过分错误的例子—
单词方面的有:
“犹太法师，，(rabbi)译为“瑞派，，;
“恶心”(gross)译为“盖瑞斯，，;
“职业”(career)译为“韩国”;
“求婚”(propose)译为“故意，，;
“间谍小说”(spy novel)译为“西班牙小说”;
“怀疑”(suspicious)译为“敏感，，;
“打扰”(disturbing)译为“怀疑”;
“就是这样/仅此而已”(period)译为“经期”。
词句方面的有:
“他在谈论中用了‘我们，这个词，说的是复数形式，，("he used the word `our’, talking in plural")被译为“他用了几个小时在谈别的事情”;
“我的女儿在编审他的书，，(my daughter is editing his book)被译为“我的女儿喜欢看小人书”;
“我妈连碟片播放机/录像机都不会使用”(my mother can’ t program her vcr)被译为“我妈不是特工”;
“你收到我的佛像了吗”(did you get my buddha?)被译为“你来做强盗的吗”;
“子弹不是个好东西”(bullet is bad)被译为“你是个混蛋”等等。
再如在《矮子当道》这部影片中，把“开车”(behind the wheel)译为“在车轮后面”，把“美国国税局”(irs)译为“航空公司”，把“不要误解我”(don’ t get me wrong)译为“别把我搞混了”，把电话地区号码((zip code)译为“链子的密码”等。
从传播学角度来说，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映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映;译文质量的检验是建立在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理解的比较之上。只有在译文被译文读者理解的情况下，传播的目的才能达到。因此，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做到向译文读者正确介绍他国文化，译者对译文的正确翻译与解释是举足轻重的。遗憾的是，除了众多译制影视片中出现的严重错误之外，不少书籍的翻译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其中包括一些专业书籍的翻译，造成汉译书籍也会使入“看不懂”的局面。下面以《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一书为例，试将其中的一些译个比较:
原译文:“一则高度组织的消息没有高度的随机性、不确定性或选择性。”(第53页)(原文:a highlyorganized message does not have a high degree of randomness, uncertainty, or choice.)
比较:在一则组织高度严谨的消息中，任意的、不确定的或可选性的成分不会很多。
原译文:“香农和韦弗的另外一个主要贡献就是消息中包括了嫡和冗余的概念。为达到有效的传播，两者之间就应保持平衡，以抵消传播渠道中的噪音。”(第47页)(原文:other m句or contributions areshannon and weaver’ s concepts of a message composed of entropy and redundancy and the necessary balancebetween them for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while offsetting noise in a channel.)
比较:香农和韦弗另外的主要贡献，是他们提出的有关消息中包含了嫡和冗余的概念，以及这两者之间需保持必要的平衡并消除传播渠道中的噪音以获得有效传播效果的说法。
再来看李普曼的《公众舆论》“，经典著作中的两个例子:
(a)原译文:“大人物—即使终其一生照例都是通过一种虚构的个性而广为人知。由此，一个老生常谈也不无道理:仆人眼里无英雄。在仆人和私人秘书看来，他们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常常沉溺于自我虚构”(第6页)(原文:great men, even during their lifetimes, are usually known to the public onlythrough a fictional personality. hence the modicum of truth in the old saying that no man is a hero to his valet.there is only a modicum of truth, for the valet and the private secretary are often immersed in the fiction them-selves.)
比较:(关于)大人物，甚至是当他们尚在人世之时，他们为人所知的一面通常是经过虚构化了的人物个性，这说明了“仆人眼里无英雄”这句老话中含有的真实性的成分很小，因为他们的仆人和私人秘书自己也往往被置于虚构化之中了。
（b)原译文:“我们不得不从政治上去应付的这个世界，即产生于想像，也产生于见解，又产生于思想”(第23页)(原文:the world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politically is out of reach,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
比较:我们必须以政治手段对付的这个世界，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
不难看出，谬误译文对读者产生的误导显而易见。对英语的理解有误，对汉语知识和表达方法的掌握不足，都是可能产生谬误的原因。
【关键词】《非诚勿扰》 传媒文化 媒介传播 影响
《非诚勿扰》的走红
电视相亲类节目是在媒介激烈竞争压力下的新型产物,虽然它并非由中国媒体原创,但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却让该类节目的原产地美国的媒体《今日美国报》等都大为惊叹。“根据索福瑞71城市收视率最新统计,包括所有频道在内的所有节目,《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一套新闻联播,牢牢霸占着全国卫视所有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非诚勿扰》的收视率领先当周收视第二名将近180%。”①
《非诚勿扰》节目符合当下社会关于“剩男”“剩女”的话题,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并且成功运用了“视觉传播”效果,无论是节目内容的包装还是女嘉宾的形象上,都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度。《非诚勿扰》的游戏规则使得全场节目充满变数、伏笔重重,更增加了其收视率。此外,精准的“时尚、婚恋的真人秀”节目定位也让《非诚勿扰》高居收视榜首。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到的“话题”因素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电视台频频制造的各种噱头正是这类节目火爆的最大理由。“拜金女”“富二代”等互相攻击的出位语言,在《非诚勿扰》里不止一次出现,而且甚至保持着较高的频率,这使得“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大型网络讨论区内有大量针对该节目褒贬不一的发言,而且言辞同样犀利。即便如此,该节目依然能够“夺冠”,由此使得同行竞相羡慕、效仿。“从已播出的节目来看,一些处于弱势、低收入和长相一般的男嘉宾,其经济能力、容貌、职业和社会地位等无不成为女嘉宾的调侃对象。一些节目中明显表现出嫌贫爱富、轻视普通劳动阶层的不良现象。”很多话语“体现出了80后青年对感情处理的直接而粗暴,甚至是不负责任。”②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阐述了这样的两个观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会使一切文化变成附庸甚至消失,而这种消失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 。③如今,在由“看图时代”向“读图时代”演变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是对电视可以将任何文化都具象、直观、浅显地呈现的一种肯定。”④当代电视传媒作为一种文化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视觉文化的转向使得传媒文化形成了视觉霸权,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尼尔・波兹曼的理论。“尽管传媒文化方式多样,但从当展来看,有一个明显的‘视觉文化转向’―― 视觉性成为传媒最为有力的手段,以至于视觉性压倒了其他因素或形态成为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主因’(dorninam)。”⑤
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指因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出现与大众传播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大众传播影响着传媒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传媒文化也深刻地影响大众传播思想与传播方式等。尼克・斯蒂文森说,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传播本身就属于文化范畴,媒介就是文化的产物。有了文化,就需要传播;文化越繁荣,传媒越发达,传媒文化越繁盛。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s)这个概念最能反映传媒与文化的关系,体现大众媒介对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表明传媒自身也构成一种文化系统。⑥
传媒文化对电视媒介的影响
传媒文化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形式及传播内容的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视觉文化突出,电视媒介注重“形象包装”。现在,无论是图书、杂志和报纸等传统的印刷传媒,还是电视传播媒介,甚至是新兴的网络媒体,都正在遭遇着“视觉的征服”。当“读图时代”到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图像侵入了传统上以文字为主的印刷物世界,也正因为“视觉至上”原则,电视和网络等传播媒介以超凡的色彩和夸张的布局来争取更多的受众。《非诚勿扰》节目中的“形象包装”充分体现了视觉文化的转向对电视媒介的巨大影响。节目的包装非常精心细致,不论是现场整体的环境氛围、灯光服装、化妆以及道具,还是节目的背景音乐、节奏控制等等,都尽量与节目的目标受众“时尚的年轻群体”贴近。同时节目参与者的装束也十分靓丽养眼、打扮时髦前卫、表现大胆奔放,多位平面模特的加盟更在无形中为节目创造了较多的看点与卖点。
我们甚至可以亳不夸张地说,电视传媒如果缺少视觉冲击力,同时又面临互动式新兴网络媒体的竞争压力,将会立即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电视传媒越来越追求视觉奇观的效果。今日电视传媒的视觉性高低可以说是传媒影响力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当代传媒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这种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视觉性或视觉资源的竞争。将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核心竞争称之为“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上的竞争,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较之于其他媒体,当今的传媒奇观,一方面体现为视觉性压倒其他要素,视觉的诱惑和追求上升到首位,因而很容易压制受众自觉的理性批判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吸引眼球的视觉效果,因此传媒内容本身也日益碎片化和平面化,难免会挤压了传媒内容生产的文化意蕴和思想深度。⑦
第二,传媒文化促使电视媒介商业化与娱乐化。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传媒文化的繁荣程度。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传媒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得不把评判权完全交给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至此,为了讨得广大消费者的欢心,传媒文化不得不将电视媒介推向商业化和娱乐化的道路。
《非诚勿扰》以夺得收视排名第一为目标,娱乐自己、娱乐大众为手段,全然不顾由节目内容而引发的各类争议。看过几期节目的观众都会发现,每一期节目几乎都会“精心”设计一个话题,或与金钱有关,或与道德有关。比如,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宝马女”,牵一下手要20万的“拜金女”,甚至是因出言不逊、不可一世,招致所有女嘉宾及现场调解员乐嘉“攻击”的“富二代”,明明条件很好,却迟迟不肯速配下台的女嘉宾,这些都会成为受众攻击的看点。诚然,为讨好消费者,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于是,受众想要什么,《非诚勿扰》就做出来什么,美女,金钱等社会上热议的话题毫不加回避直接讨论,虽然收视率提高了,但是对广大受众的误导与错误的价值观的宣传,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也是传媒文化娱乐化的巨大弊端,它削弱了传媒文化的深刻性,导致其日益趋向浅显低俗的娱乐化,并颠覆了现存的主流文化价值观。
第三,传媒文化激发了受众“偷窥欲”。《非诚勿扰》节目在激发受众“偷窥欲”上做了很好的处理,甚至可以说,该节目的火爆也归功于敢于暴露男女嘉宾的隐私。将功利主义裸地摆放在公众面前,对自己交过女友的数目坦然暴露给公众,得益于受众对隐私的好奇,由此《非诚勿扰》超越了多数电视传媒节目,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南京师范大学新传院副教授于德山认为,真人秀改变了大众对隐私和自我表达的态度。事实上观众和真人秀节目的关系远比一般节目复杂,他们收看并不是因为某个角色是行为模范,而是因为彻头彻尾的娱乐性,这种娱乐性的深层含义是:真人秀节目迎合了人性中坏的成分,尖锐丑陋,喜欢看人出丑。”⑧《非诚勿扰》的制作人王刚也承认,其实只是借着婚恋交友的名义,节目的实质还是真人秀。
如今为了提高自身的商业价值,报纸和杂志等传统纸质媒介,将各种花边新闻和明星轶事作为“卖点”;在电视节目中,更是毫无限制地暴露被采访者的私生活,以吸引受众;在互联网中,个人日记更是被搬上博客以曝光个人隐私作为增加点击率的筹码,等等。当代传媒高度娱乐化,越是奇异、刺激和耸人听闻的私人素材,就越有传媒的商业价值。然而却因为中国的传媒立法尚不健全,以至于导致了传媒对私人生活的窥探,进而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传媒伦理问题。
在这个“快餐化”与“物质化”高度盛行的时代,相亲类节目只是顺应浮躁的环境而滋生的产物。传媒文化对电视传播节目的影响也绝非仅限于以上三点,更多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作者单位分别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经济学院)
注释
①《非诚勿扰》baike.省略/view/1664023.htm?fr=ala0_1。
②王彩平:“‘热相亲’的冷思考――兼论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实践》,2010年第6期。
③[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110页。
④江月英,贺莉娅:“真人秀节目的‘怪胎’:电视相亲类节目――以《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为例”,《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10年第4期。
⑤⑦周宪:“传媒文化:做什么与怎么做”,《学术月刊》,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