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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额保险；法律监管；相机型监管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4－0056－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4.13
近年来，小额保险在我国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6月17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下发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山西、河南等9个省区农村推行小额保险试点，2009年又在此基础上将范围扩大至河北、安徽、山东、重庆等11个省、市、自治区，已基本覆盖我国的广大农村。从近几年实践来看，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发展所需的法律法规方面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亟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究，尝试对我国农村小额保险监管法律法规改进提供一些有益的对策与建议。
一、小额保险的产生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小额保险是指由不同实体以营利或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依据保险原则管理其风险并在所保风险发生时支付基本生活保障，以帮助其抵御特定风险（如大病、天灾、生存资料损失等）的一种保险形式，兼具福利性和商业性之功效[1]。而农村小额保险是指专门为农村地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提供的，以与其生产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之风险为标的的一种小额保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额保险在世界范围内日渐兴起，并受到许多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扶贫协商组织（CGAP）等国际组织组建了小额保险专项工作组。同时，如小额保险中心（Microinsurance Center）等民间机构也纷纷成立并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小额保险业务，视其为一个新的商业契机和扶贫手段。据CGAP统计，截至2006年12月有超过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20余种小额保险产品，累积受众已经超过8亿人次，成为小额信贷发展最为迅速的农村金融产品[2]。截至2007年4月，小额保险在中南美洲的秘鲁和哥伦比亚、非洲的南非和乌干达、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国和菲律宾等国都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从人数上看，中南美洲有780万人，非洲有350万人，亚洲有6720万人被小额保险所覆盖[3]。
我国自2008年农村小额保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以山西为例，截至 2009年7月，该省晋中市农村小额保险承保人数达到40.02万人，承担风险保额52.03亿元，统保行政村683个①。2009年扩大试点以后，福建省龙岩市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抓住机遇积极响应号召，在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创办了“三农”综合保险示范区，开展了全方位综合性保险保障体系的试点工作。至2010年7月，“三农”综合保险覆盖全镇21个村，其中18个村人人参保。古田全镇4334户全部参加了农房统保；全镇18298人全部参加了自然灾害公众责任险、新农合大病补充保险；农村小额家庭财产保险承保面达90%，小额人身意外险的承保面达87%；全镇9800亩水稻以及10654亩森林全部参保。“三农”保险保费收入170.9万元，赔款支出71.4万元，人均保障金额超过30万元，领先于全国、全省的平均保障水平①。保险公司方面，2009年6月30日截止，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农村小额保险已累计保障604万低收入农民，保单件数超过309万件，为农村300多万个家庭提供了总额为805亿元的风险保障，有效缓解了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因伤残或死亡带来的冲击，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②。
二、我国农村小额保险监管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
两年多来，我国小额保险业务发展迅速，成绩不凡，但小额保险运营发展中仍潜藏着一些亟待突破的瓶颈问题，特别是在风险防范与监管法律规则方面的欠缺，这些问题在保监会上述的《方案》中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监管目标有失偏颇
虽然《方案》下发后各地方保监局和各试点县所在地政府都纷纷响应，积极出台各种配套性的规范文件，但由于《方案》将小额保险作为一种“金融扶贫”与“解决农村人口保障”的一种有效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将此次试点工作的意义定性为：“统筹城乡人身保险业务发展，缓解我国农村地区保险供给不足问题，扩大农村地区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险业服务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能力”③，从而给人以小额保险是一种单纯“扶贫工具”的错误解读，导致现实中各地的保险公司和县、乡基层政府为追求保险覆盖面而盲目推进、扩大农村小额保险试点工作。以山西省左权县为例，该县2008年的《关于在全县农村进行小额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④明确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县政府决定先把经济条件较好的粟城乡作为第一批试点进行统保,其余各乡镇要结合各自新农村建设情况，至少统保1至2个村”。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⑤甚至制定了提高覆盖面的奖励措施。首先，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弊端在于简单的统保方式虽然能快速提高覆盖范围，但同时也造成一些受保农户并不了解自己拥有的保险，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保险。其次，对统保目标的直接规定和奖励政策很可能导致小额保险的盲目扩张和“运动化”发展，使得试点工作背离其推行的初衷。这些问题都集中反应了我国县、乡层面的基层地方政府对我国推广农村小额保险价值理解上的偏差。
（二）试点操作规则过于简单
《方案》中规定了农村小额保险试点的产品业务模式、鼓励支持政策以及保险监管要求，但是纲领性较强，原则性规定较多，具体的可执行措施却寥寥无几。产品和业务模式上《方案》虽规定：“多种形式的意外伤害保险，兼顾适量的定期寿险，择机推出可承保多个生命的联生保险”⑥，但是由于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实际没有给地方小额保险发展以合适的指导，导致现实中的保险产品十分的局限。以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为例，该县将试行的小额保险产品规定为两种：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小额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山西省左权县只有农村小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一种，试点产品单一。在试点公司的确定上，《方案》规定的条件只侧重于考察保险公司对于农村小额保险的发展意向，而保险公司开展农村小额保险业务的准入退出机制，偿付能力等标准尚处于缺位状态，亟待进一步的完善。
（三）相关监管内容不完整
《方案》对农村小额保险提出了一些创新建议，例如倡导小额保险公司与农村团体的合作，利用他们原有的网络优势增加覆盖率，但却没有对这些团体能否作为农村小额保险的提供者做出进一步规定。我国农民合作社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前在农村仍有较强的影响力，农民在用合作社的方式统筹规划其生产的同时，同样可以为其成员提供互助保险产品。且互助组织作为保险提供者，相对于商业保险机构有着低成本，风险敏感度高的特点，通过合理的制度以发挥这一主体的优势能够帮助完善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村小额保险在运作上有着和传统保险不同的特质。一是农村小额保险针对大病、巨灾等特定风险，与商业保险相比风险结构差异较大，在风险准备金的额度上应该有所区别；二是农村小额保险只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赔付额度虽低但从重要性看无疑需要更多的保证；三是农村小额保险在保费的缴纳、保险的赔付程序上要简便易行，高效便民。这些要求应该在农村小额保险的监管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以充实小额保险监管内容。
三、完善我国小额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建议
针对我国农村小额保险的上述监管法律法规缺陷，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改进现有的保险业监管法律法规，以适应农村小额保险的特殊监管要求，从而为小额保险的监管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
（一）科学定位农村小额保险的监管目标
农村小额保险是集商业性与福利性于一身的特殊保险形式，《方案》中对于农村小额保险的描述有忽视小额保险商业性的嫌疑。虽然福利性和商业性虽很好概括了小额保险的特质，但不能作为监管目标，因此要对小额保险的双重属性进行再抽象，从中萃取出符合我国农村发展实际的小额保险特有的监管目标。
商业性的首要特征是以盈利为目的，短期的盈利无法让农村小额保险获得足够的市场推动力。因此，让农村小额保险获得持续的盈利能力是商业性的首要要求。同时，保险是一种风险分散工具，这一特点要求参保人员具有一定的规模，具体到农村小额保险。由于其针对的对象为农民这一中低收入阶层，使得农村小额保险若要遵循商业保险的一般原则，并获得持续性盈利则必然要求更大的覆盖范围，利用规模效应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另一方面，福利性也对农村小额保险提出了两个相同的要求。第一，我国发展农村小额保险的目标就是将其制度化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员，因而也要求小额保险能够提供稳定持续的服务，否则就不能融入社会福利体系之中。第二，作为社会福利体系成员，农村小额保险的作用就是为广大农民分散特定风险，不但要求覆盖更多不同种类的风险，在广度上也要覆盖为数更多的农民。因此，商业性和福利性虽然存在诸多矛盾，但是在“覆盖性”和“可持续性”这两点上的要求是共同的。笔者认为，将以上两点结合就组成小额保险的监管目标，推进小额保险可持续性发展并能够最大程度覆盖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小额保险要兼顾盈利能力和风险分担功能，单是依靠市场自身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政府和法律法规对其发展的同时也要严格监督管理。
（二）推进农村小额保险的相机型监管
所谓相机型监管，就是监管机构针对被监管对象的不同特质及发展状况采用切合其实际的监管方式与手段。小额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必须考虑到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如下几个特质，适时推进相机型监管。
1.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农村小额保险的经营主体有商业保险公司、互助组织、其他非政府组织（NGOs）以及小额金融机构等。这些主体之间不但组织结构差异大，而且在运行机制和目标上更是相去甚远。
2.微薄的盈利空间。农村小额保险是针对农民群体所设计的保险产品，过于集中的风险和较低的保费收入加上精算和风险控制的要求，结果是巨大的成本和微薄的收益。
3.地区差异性大。农村小额保险运行的地区条件差异大（自然条件、人口组成、贫困程度、信用程度），不同农民群体面对的风险组成也不同，各地区对于风险的理解和关注顺序千差万别，农村小额保险的运作必须注重这些差异。
4.补贴依赖。由于农村小额保险在发展初期极端脆弱，必须有政府补贴才能发展壮大，许多国家政府甚至在其发展成熟之后依然给予财政上的鼓励和优惠。
上述特点决定了农村小额保险监管措施必须更具有针对性。首先，应放宽小额保险的准入范围，为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等主体经营农村小额保险扫清障碍。准入规则方面应针对小额保险多主体经营的特点，摒弃传统的机构准入而采用单独的业务准入。其次，在小额保险补贴政策上应该设置适当的标准，可以尝试实行补贴规模与群众满意度挂钩。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准能引导农村小额保险机构正确认识小额保险，反应了小额保险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为监管机构控制农村小额保险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依据。再次，注重中介市场的完善，放宽农村小额保险中介的准入条件。这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降低保险公司成本。二是能利用农村现有的关系网络来对农村小额保险进行深入宣传。最后，保险业应重视与乡镇企业网络、农村家族网络体系的沟通与联系，探索中国特色的小额保险销售平台与服务平台[4]。
鉴此，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可引入相机型的监管方式，即保监会在创设监管规则时应在准入条件、补贴额度、中介培训等方面设置自由裁量空间，授权各保监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农村小额保险进行相机型监管。如将准入的原始资本金条件规定在一个区间之内，各地方保监局可根据本地实际针对不同的准入主体确定不同的标准。这种相机型监管方法在贯穿监管理念的同时兼顾了地区差异，并在各地保监局之间形成了监管竞争，能有效避免监管套利，提高监管实效。
（三）完善相关监管制度
1.开放互助组织的准入制度，创新其危机救济机制。互助组织在农村小额保险发展中是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方案》中却没有设置相关的制度。我国互助组织可以参照适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中对于合作社的制度和机构的规定，但是应在其基础上修改相关内容，如加入设立组织的最低资本要求。鉴于小额保险需要较大的基数，修改成员人数五人以上至五十人以上等。在危机处理上，互助组织具有人合性，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且保障性较强，因此要求监管机构能够调整危机处理制度，以适应其上述特点。笔者认为，保单接管是一个适宜的选择。小额保险额度小，保障基本需求的特点使其在面对危机时更需要保护投保人的利益，而互助组织的建立多是基于成员互信，单纯接管其运作较困难，因而将危机互助组织的保单统一转移或分配给其他保险人能更好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由于小额保险本身较为简单且运行成本较低，保单接管的可操作性较强，与单纯接管或整顿相比更为科学，同时也为其他主体提供了扩大业务范围的有利条件。
2.注重偿付能力监管，完善再保险制度。在偿付能力监管上，针对农村小额保险不同保险人之间对于资本运行方式的不同，可以设置依照资本能力分级收取的准备金制度。资本运用的风险来自于投资，互助组织的资本总额一般较低且不倾向投资，因而低准备金能优先用于偿付保险索赔，保证了偿付能力。对于高投资倾向的商业保险公司设立高准备金也能帮助缓解投资风险。影响偿付能力的不安定因素可以用针对性的政策补贴解决，例如在利率影响较大时的利率补贴，针对巨灾的补贴等，且对于地方监管机构来说补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满足地区差异性的需求。同时，国家监管机构能够通过补贴额度的调整来控制补贴带来的道德风险等负面效应。另外，需完善再保险制度。我国目前的再保险制度并没有覆盖到提供小额保险的互助组织、非政府机构和小额信贷公司等主体，而这些组织却急需再保险制度。将这些机构纳入再保险体系中能够增加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帮助其获得更多的可运行资金，同时也扩大了其与商业保险机构合作的空间，有利于小额保险不同主体间的交流合作，更合理地分散总体风险。
参考文献：
[1]Craig Churchill. Protecting the Poor, A Microinsurance Compendium.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6.
[2]孙健，申曙光.国外小额保险的理论及实践分析[J].南方金融，2007(7).
【关键词】法律法规 合同化 说明义务
案例回顾
2010年6月，范某将自有皮卡汽车在重庆某财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9月，范某驾驶保险车辆与宋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相撞，造成摩托车受损、宋某受伤、摩托车乘车人巫某、程某二人受伤。后巫某、程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范某驾驶肇事车逃逸，后经反思主动投案。交通部门认定范某承担主要责任，为此范某向死者家属支付474500元赔偿金，扣除重庆某财保公司已经赔付的交强险保险金120000元，范某实际支付354500元。其后，范某向保险公司索赔商业险。2010年12月，保险公司以范某肇事后逃逸，违反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第四条第八款为由，判定该事故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范某对拒赔理由不予认可，诉请法院称该保险公司未履行说明义务。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认为，责任免除第四条第八款具有效力，理由如下：第一，该条款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的，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具有广泛性和强制性，该免责条款应属有效。第二，法律规定保险人的说明及提示义务，其目的是为了让投保人充分了解保险条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确认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驾驶员应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且该规定应为驾驶员理应遵守的普遍准则及道德底线，保险车辆驾驶员理应知晓。第三，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驾车逃逸后仍能从保险公司处获得赔偿，则客观上将放任这种行为发生，为违法规避法律提供了方便之门。结合本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范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产生法律效力。①
理论争鸣
本案争议的一个焦点在于：类似“交通肇事逃逸不赔”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保险条款，能否免除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目前，对于法律法规合同化能否免除保险人告知义务，理论界存在着不同声音。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首先，从司法运用上来说，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0]5号的批复，关于保险人“说明义务”并未将肇事逃逸、酒后驾车等情形区别对待，因此肇事逃逸、酒后驾车等免责条款保险人也必须履行说明义务。其次，不履行说明义务不利于遏制肇事逃逸、酒驾等违法现象。保险人在缔约时告知投保者如果酒驾则不能获得赔偿，至少能起到警示作用。如果完全免除这种说明义务，则更不利于遏制此类违法现象的发生。最后，知晓酒驾违法不一定知晓酒驾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酒后驾车虽说是每个公民都知晓的违法行为，但并非每个公民都必然知道酒后驾车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有义务对投保人进行口头告知。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法规合同化可以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其理由是：第一，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明确说明义务设置的目的在于矫正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果保险免责条款只是重申了保险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对于该类免责条款，可以推定为人人皆知，因此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故保险人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必要。第二，肇事逃逸禁止不但是公知规定，也是规章性免责条款在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延续，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它的强制性规定必须遵守。第三，人不能以不知道法律而获益。作为公民，尤其是在醉驾已然成罪的今天，当然不能以不知道法律作为自己抗辩的理由。同理，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交强险条例》，任何人不能以不知道其内容从而获得利益。
各地司法实践中的指导意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认为，法律法规内容合同化不能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出现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免责条款，如无证驾驶、酒后驾车、肇事后逃逸等情形，也可以适当减轻保险人的说明义务。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合同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条款不应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④。故保险人对此类条款未履行说明义务也并不直接导致条款无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如果免责条款是相关法律规定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⑤
法律法规合同化免除说明义务的条件
法院对于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应注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出于弥补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考虑，保险人针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说明义务能够起到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另一方面，保险条款针对某些行为的免责规范是基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同时也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即使保险人未告知投保人肇事逃逸不赔，投保人也应该清楚其内容。有观点认为，通过比较肇事逃逸、醉酒、无驾驶资格这三种行为的违法程度及其主观恶性，肇事逃逸行为的违法程度及其主观恶性都远比另外两种情况严重得多。醉酒和无驾驶资格充其量只是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而肇事逃逸则触犯了刑法。因此，根据举轻以明重原则，既然醉酒和无驾驶资格都不能获得保险赔偿，那么性质更为恶劣的肇事逃逸行为当然更不应该获得保险赔偿。⑥这种观点是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思考肇事逃逸行为的后果，对于判断肇事逃逸不予赔偿是否应该由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亦有启发。
笔者认为，法律法规合同化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是此类条款具有公开性和普遍性，为公众所熟知，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发生。二是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此种情形保险人免于赔偿。满足上述条件的条款，法院可以适当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法院不应支持。
回到开篇所列案例，免责条款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的，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具有广泛性和强制性。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肇事逃逸保险公司不赔”，但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原本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民事赔偿的内容在肇事逃逸后则由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可以说，“肇事逃逸不赔”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已经达到了“公开和普遍”的程度。虽然范某在诉状中主张保险公司没有履行说明义务，但是正如本案判决所言，该条款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的，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作为一名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应该在第一时间抢救伤员，而不是逃逸。如果肇事逃逸后仍能获得赔偿，无异于鼓励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范某明知肇事逃逸行为后果恶劣仍从事该行为，法院对于此类情形可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故范某提出保险人未履行说明义务的主张不成立。
但是正如反对者所担心的那样，我们也应该防范保险人利用法律法规合同化而忽略说明义务的情形。即条款公开性和普遍性的判断标准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其免责条款必须是法律法规规定免责的内容。如果保险人滥用缔约优势将一些法律法规断章取义地引入保险合同之中，再借此免除自己的说明义务对于投保人来说极不公平。
综上所述，法律法规合同化并不必然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因为保险条款可能存在断章取义、曲解法条等情形，同时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也是对缔约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弥补。但是，对于那些法律法规明确免除保险人责任且为社会大众所熟知的免责条款，法院可以适当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本案例详见《重庆渝中区法院判决书（2011）中区民初字第05498号》。
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5]67号）第五条。
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6号，2009年9月8日）第十一条。
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通知》（2011年3月2日由审判委员会第1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九条。
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2011年1月7日由审判委员会全委会第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六条。
［关键词］ 金融法；保险赔付；原则；制度创新
［作者简介］ 林滟丰，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510275
［中图分类号］ D912.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4-0027-0003 金融业是市场经济产业的新结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金融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内外市场的共同竞争给经营者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法律”是稳定市场秩序的重要措施，不仅制裁了金融企业的非法行为，对产业发展期间遇到的纠纷问题也能客观地引导处理。现以2012年1～3月份保险行业的实际数据，分析金融法中保险赔偿法律的相关问题，根据各个保险企业的赔付支出情况，研究金融法律制度创新策略。
一、金融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保险行业作为金融经济组成的核心之一，面对持续震荡的国际市场背景，各国保险企业的资金收支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根据财经报告显示，我国保险业收入水平相对客观，与去年同期增长比例相比提升约9.06%，标志着保险行业经济收入的持续增长，具体数据如表1。从表1来看，财产险、人身险依旧是保险业的两大核心业务，其所创造的保险费用收入占据总费用70%以上的比例，也是保险企业实现盈利收益增加的重点项目。
尽管2012年前3月以来，保险业经济收益水平有所增加，总保险费用收入突破4800亿元大关。但同时，保险费用支出金额也显著地增加，对比去年同期上升12.84%，高额的赔付支出给保险企业的经营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资料显示，赔付支出中存在许多不明确的协议纠纷，各种事件的赔付标准、方法、金额等普遍混乱，这些都给保险企业处理赔付事件带来许多麻烦，也从侧面反映了金融法中保险赔付法的缺陷。金融法是维护金融产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法律，未来金融产业经济改革必须重视法律制度的创新调整，对保险业的赔付措施给予明确的指导，从而营造更加稳定的市场秩序。
二、法律制度残缺制约了金融经济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为本国金融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企业面临的竞争与挑战也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保险业是金融产业链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每年为金融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法律制度缺失也限制了保险产业的持续发展，从局部上约束了整个金融业绩的增长。金融法制度的缺陷表现：
（一）残缺性
金融经济法的完整性是其发挥法律作用的基本条件，一旦法律文件内限定的条款不够全面，势必影响执行期间管理职能的体现。保监会2 月份数据显示，寿险行业实现保费共2430 亿元，其中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新华保险和中国太保分别实现保费收入794 亿、360 亿、240 亿和220 亿，同比增长分别为-6.2%、12.2%、17.5 和0.7%。对于保费增速大幅下滑的原因，经济分析师认为，主要是由于：首先，个险人成本上升而产能提升放缓；其次，尚未找到保险业完整的法律监管策略，最终导致保险收入水平增速出现停滞或下滑。这从侧面反映出金融法律的残缺性，阻碍了保险业务收益水平的增长。
（二）滞后性
就本次研究的保险赔付法而言，现有的金融律法在内容编制上不够先进，许多与保险费直接关联的条款不明确，导致企业处理赔付事件“无法可依、无法可循”的局面。以表1的“人身险”为例，其中寿险、健康险、意外险的赔付金额接近600万元，在总险赔付支出里的比例达50%以上。行业人士指出，部分赔付事件由于处理方法不当，特别是各个险种的赔付金额缺少法律的规定，造成购买者“肆意要价”，预算赔付金额与应赔付金额存在较大的差距。相比金融业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出台的法律政策十分明确，在保险业赔付金额规定上均有明确的标准，中国的金融法律相对落后。
（三）单一性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我国保险行业的法律法规，立法部门每年均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制定或修改了一些新的金融法律条款，引导保险企业在市场经营竞争中坚持合法运营。“2012年1～3月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与支出”表中，保险行业1～3月份的总赔付资金达1172亿元，由保险赔付法律直接参与指导的案件数量超过80%，涉及的赔付金额为586.2亿元。尽管如此，“单一性”依旧是金融经济法存在的主要缺陷，保险赔付的操作流程过于传统守旧，对待新的险种赔付问题难以高效处理。除了财产险、人身险两种主要业务外，其他新的险种如：产权险、少儿险、分红险、投资险等，赔付法律规定相对较少。
三、基于四大原则的金融法制度创新
《保险赔付法律法规》是保险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用性法律，在处理赔付案件或纠纷时能够为保险人员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金融法是约束本行业经济行为的规范。立法机关应结合国内保险行业的经营现状，编制全新的保险赔付法律文件，更加科学地指导保险行业的经营发展。值得强调的一点，面对市场上销售推广的新险种，立法机构应重点参与调查监督，以实时数据为依据修改赔付法的条款。赔付法制度创新的四大原则：发展原则、稳定原则、国际原则、利益原则。
（一）发展原则
金融法不仅是规范行业运营的依据，也是推动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有利因素。新法律制度的编排需坚持发展原则，立足于金融保险业的长期性经营。未来保险赔付法改革创新是金融经济法的必然趋势，发展原则的重点：从保险业发展角度出发，颁布有助于保险业持续运营的新制度，建立综合性的法律体系，完善管辖范围。无论是保险企业或者购买者，处理赔付事件需坚持公平意识，立法机关编制的法律条款均要维护双方的利益，以推动行业经济的发展。
（二）稳定原则
由于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尚未全面，保险业务在运营阶段还存在着许多市场隐患。市场风险是保险业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如：信用不足、政策变动、市场危机、资金流通、法律缺陷等，阻碍了保险产业链的安全稳定性。由此，保险赔付事件处理将面临更多的未知变化，赔付金额支出额度过大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压力。立法机关对赔付法进行改革调整，必须在维持保险行业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出台可行的法律和政策以稳定市场运营。
（三）国际原则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内产业与国际相接轨，保险行业的业务范围也开始走向国际市场，跨国公司参与投保活动也变得日趋频繁。鉴于这种经营局面，我国立法机关在保险赔付法的限定中需考虑国际性原则，以免涉外金融经济活动中与国外企业或客户发生利益冲突，阻碍了两国金融产业的合作经营。如：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新华人寿保险公司等主要的保险业巨头企业，逐渐启动了中外合资的保险业务，总涉及金额超过50亿。高投资意味着高风险，完善保险赔付法律可维护本国产业在国外承受的风险。
（四）利益原则
创造预期的经济收益是投资者参与保险业务的根本目的，购买者定期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额，也是为了在意外情况下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维护广大客户的切身利益是金融法改革的重点内容，也是带动保险业费用集资额增长的有效动力，体现了保险赔付法的公平、公正原则。如：云南汕昆高速公路特大交通事故后，太平洋保险很快查明遇险车辆投保了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承运人责任险、意外险等投保信息，仅用两个工作日就将62万元赔款支付到位，根据赔付法律的规定维护了投保人的利益。
四、保险赔付法律制度改革中需注意的经营风险
从金融产业角度考虑，对保险赔付法律制度的改革也需注意潜在的经营风险，特别是市场变动给企业经营造成的冲击。保险企业处理赔付事件承受的最大风险是“资金支出”，因赔付事件的信息筹集不充分，保险人员所制定的赔付方案存在缺陷，支出的赔付金额高低与标准不一致。此外，不乏金融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调用赔付资金，损坏了投保人的个人利益，也危害了企业在市场中建立的信誉形象。为了解决这些风险，保险企业须加强市场调查、经营调整、人员编排等方面的工作。作为立法机关，须坚持“双方利益并存”的理念，从客观的角度制定保险赔付法律法规，督导保险业持久地发展，保持金融产业链稳定。
五、结 论
总之，从本文的数据资料分析结果判断，保险业作为金融经济的重要构成之一，其在创造高额费用收入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赔付支出”问题。合理降低保险赔付费用支出既减少了企业经营的成本投资，也积累了更多的经营资金用于其他项目支出。保险业是金融产业最具发展潜力的项目之一，及时处理保险赔付中面临的问题是保障行业持续经营的基础。面对传统金融法的不足，彻底解决赔付事件的关键在于法律创新。立法机关应结合金融市场的具体情况调整保险赔付法，改革措施中要全面贯彻发展、稳定、国际、利益等核心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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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玲,张岳.金融法中保险赔付法律研究的进展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
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
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 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起诉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制度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据展投资领域，控制投资比例，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完善有关保险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加快保险精算报告、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及保险机构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法律体系。
参考书目：
[1]曾求凡、朱丽蕴：“入世后我国现行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法律运用》2002年。
关键词：物流；物流保险；法律法规
物流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但也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在物流的每一个环节：运输、仓储、包装、配送、装卸、流通加工、信息提供等无一不充满了给客户或他人带来财产毁损和人身伤害的风险，而由此造成的损失往往使物流企业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由此可见，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保险业的支持。不过，我国目前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物流责任保险发展比较缓慢，这对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一、物流责任风险与保险保障
由于物流涉及到非常多的环节，而每个环节又都充满了意外和风险，因此物流服务中的责任风险也非常复杂。一般说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从损害的性质上来看，物流责任保险是物流保险中的一种类型，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
物流企业在提供物流服务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以下几方面的损失，一是自己的财产损失；二是由于自己的过错给客户或他人造成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即责任风险；再就是商业风险。通常情况下，第一种属于物流财产保险的承保范围；第二种则由物流责任保险予以承保；而对于物流企业的商业风险，一般无法通过保险的方式得到补偿。由此可见，物流责任保险是对物流责任风险的保险保障，是物流保险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
（二）从物流服务的阶段来看，物流公司的责任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过程
（1）运输过程。物流公司由于自身工作的失误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等是运输中最主要的责任风险。如果物流公司交由其他的承运人进行运输，那么由于其他承运人的过失造成货物的毁损丢失或者错发错运、错误交货，物流公司同样要承担责任。此外，如果物流公司在自行运输过程中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害或人身伤亡的，还要承担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装卸搬运过程。装卸搬运活动往往是造成客户货物毁损丢失的重要原因。此外，在装卸搬运过程中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物流公司也要承担责任。
（3）仓储过程。由于仓库损坏、进水、通风不良、没有定期整理和维护等过失，都可能使物流公司对客户承担责任。
（4）流通加工、包装配送过程。此过程中发生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物流公司要承担责任。
（5）信息服务过程。由于信息错误或者延误，造成货物发货、配送、运输等出现差错的，物流公司便可能会承担责任。
二、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一）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的现状
与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的物流保险尤其是物流责任保险要滞后得多。由于缺乏统一的保险险种，物流企业和客户只能在各个物流环节里面分别投保责任险，致使有的环节重复投保，而有的环节则得不到保险的保障。这一境况在2004年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物流责任基本险及附加险的出现，为广大物流企业通过保险方式分散、转嫁责任风险创造了条件。
（二）我国目前物流责任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推出为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物流责任保险市场并没有因此突飞猛进。相对于物流企业的责任风险而言，物流责任保险条款的范围显得过小，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根据该保险条款，物流责任保险只承保物流企业提供运输、储存、装卸、搬运、配送服务过程中造成物流货物损失的五种情形，提供包装、流通加工、信息处理服务过程中造成的货物损失只有在投保相应附加险种的情况下才予以承保。此外，该条款还对发生在我国境外的财产或费用损失不负责赔偿，这更无法满足物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
三、解决对策
（一）物流企业方面
物流企业必须端正思想、认清形势，认识到物流责任保险的重要性，各级物流主管部门、物流企业自治组织等也要加强对物流企业的指导协调工作，通过传授知识、交流经验、业务培训等手段，指导物流企业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投保适合的保险险种，在遭受保险事故时，指导物流企业正确索赔，以减少损失，同时获得应有的赔偿。
（二）保险公司方面
首先，保险公司应当加大对物流责任保险的推广宣传工作。其次，保险公司应适当扩大物流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以满足市场需求。最后，保险公司应合理确定物流责任保险的费率。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制订，应根据保险业务的风险大小及损失率的高低来确定。这应当包括：①发生意外损害赔偿责任可能性的大小，这是制订物流责任保险费率的基础；②现行法律制度对损害赔偿范围及数额的规定，法律规定的范围越宽、数额越高，表明风险愈大，费率也应愈高，反之亦然。
（三）法制完善方面
物流责任保险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持，现阶段，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物流责任保险的法制环境，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物流法或物流保险法。而现行物流责任保险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现行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不能满足物流保险活动的需要；物流保险法律法规的发展参差不齐，阻碍了物流保险活动的开展等。
关于我国物流责任保险的立法完善，本文认为，可以制定一部单独的物流法，并在物流法中明确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有关问题。理由如下：首先，我国已有一部《保险法》，物流保险及物流责任保险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在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规则方面与其他保险没有实质区别，所以没有必要制定单独的物流保险法规；其次，物流责任保险是以物流为基础的，在物流法中规定物流保险以及物流责任保险的相关法律问题，更有利于两者的协调。
参考文献：
[1]杜朝运.第三方物流保险问题现状及对策思考[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5（9）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