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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证监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于2002年12月1日施行，QFII作为一种资本市场渐进开放的制度安排正式进入中国。本文对QFII出台的经济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QFII对我国资本市场将产生改善效应、引导效应、纠错效应、学习效应和介入效应。最后，对QFII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以及风险控制措施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QFII资本市场金融自由化风险控制
一、QFII的经济背景：渐进式金融自由化的必然产物
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是中国渐进式金融改革或金融自由化战略的一个必然产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推行渐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经过20年的努力，我国金融体制在产权结构、市场结构以及金融产业规模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金融体系逐步完善，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明显。在金融业的改革逐步推进的同时，我国也在努力推进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我国的业务规模和业务范围逐步扩大。但是我国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是相当谨慎的。我国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之所以未受较大冲击，其主要因素在于我国资本市场是基本封闭的，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实现自由兑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国资本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就象有些学者形象地指出的，“我没有输球，因为我没参加比赛”，但是这种幸运并不是永久性的。封闭不是长久之策，中国的金融体系终究要面对世界竞争。资本市场的开放和资本账户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是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成长的必然趋势。QFII的出现，正是这种要求的产物，是我国走向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和资本账户下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这个目标的一个中间目标，一种渐进策略。
从国内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发展态势来看的话，我们认为，QFII的出台与近年来我国股市的低迷有一定关系。从1999年到现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1年9月之前，这个阶段整个证券市场的发展态势良好，市场交易非常活跃，给经济发展注入了不少活力；但在2001年9月之后，我国证券市场逐渐走向低迷，人们对股票市场的消极预期增强，2002年全年的低迷态势更是十分明显，股票投资收益率也有很大下滑。资本市场的低迷态势与我国持续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趋势十分不协调。因此，引入QFII，对于激发资本市场活力，遏止资本市场低迷态势是有一定作用的，尽管我们不应将其估计过高。
QFII出台的第三个重要的背景是中国加入WTO。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所作的有关金融业开放的各项承诺近期要逐步兑现，其中包括银行业的开放（最终允许外国银行业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证券业的开放（允许外国证券公司从事中国股票的承销和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交易以及基金的发起）以及保险业的开放（最终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开展保险和再保险业务）。QFII的引入，是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步骤，通过引入QFII，我们有选择、有控制、有目的地引入一定规模的外国资本，实现资本市场的部分开放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局部可自由兑换，这是WTO在金融业开放方面的基本要求。中国历来是以开放促改革，在内部改革压力和阻力增大、各方利益主体矛盾难以消弭、改革推行成本加剧的时候，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改革，是我们一贯的秘诀。QFII的引入和金融业的逐步开放，也必将发挥同样的作用。
二、QFII对资本市场将产生五大效应
可以说，作为我国金融自由化（包括国内金融体系放松管制、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的自由化）的一个过渡性的步骤，QFII制度对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未来影响必定是深远的。具体而言，我认为QFII制度会产生以下的效应：
第一是资本市场结构的“改善效应”。我国资本市场中以散户投资为主，机构投资者的比例仅仅占10%，这种资本市场结构非常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容量的扩大和市场稳定性的提高。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机构投资者占整个证券市场的股权比例来看，英国约占75%以上，日本是50%左右。引入QFII，可以大大增大机构投资者在整个证券市场中的比重，这不但可以较快地扩大资本市场容量，而且机构投资者的长远投资和理性投资会增加市场的稳健性，减少资本市场的波动性。美国股票的年波动率在20%左右，而我国股票的年波动率在60%以上。机构投资者增多，对减少波动率有好处。
第二是资源配置中的“引导效应”。QFII都是在全球有影响的、投资实战经验丰富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来到我国之后，其投资倾向必然会对我国的投资者产生相当大的引导作用，从而影响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资源配置。从首批获得QFII资格的瑞银华宝和野村证券的投资倾向看，它们的投资选择基本集中于蓝筹股。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境外机构投资者选择的并非一定是大盘股，但肯定都是行业龙头，可见在初期阶段QFII感兴趣的投资方向是蓝筹股。蓝筹股的普遍特性是具有行业代表性、流通量高、财务状况良好、盈利稳定、派息固定。但是蓝筹股作为证券市场的基石，却在资本市场中长期受到冷落，在沪深股市的价值长期被低估，这可能与蓝筹股大多属于传统行业的骨干企业、盘子大、缺乏想象力有关，而境外机构投资者对蓝筹股的青睐，必将使蓝筹股在股市中的遭遇有所改观。
第三是金融监管中的“纠错效应”。QFII的引入对东道国金融监管提出了崭新的要求。境外投资者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本供应者的预期投资回报，因此从利益驱动的角度来说，境外机构投资者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寻求投资利润的机会。当东道国的政府金融监管、外汇管理机制、证券市场游戏规则、托管银行管理制度等方面出现漏洞的时候，境外机构投资者就有可能利用这些漏洞进行投机性活动，获取投机利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QFII的投机活动虽然有可能带来一定风险，但同时也建立了一种有效的“纠错”机制。它逼使金融监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和证券市场管理者及时修补“漏洞”，逐步将相关监管制度严密化、监管规则规范化，同时不断提高监管行为的有效性。在QFII的投机性投资活动和监管者的监管行为之间，永远存在着这样一种动态的博弈过程，俗语说“水涨船高”，随着QFII纠错功能的实现，我国的资本市场规范性和金融监管水平也必将得到提升。
第四是金融运作和证券投资中的“学习效应”。实际上，一个国家金融业开放的过程，就是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向国外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学习过程，外国金融机构给东道国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资金，而是理念。国内投资者从学习国外金融机构的投资理念中，逐渐学会如何判断金融市场的趋势，学会如何从经营业绩、财务状况、未来发展趋势和公司内部机制等方面遴选和甄别不同成长前景的公司，学会如何进行资产组合和资产管理以提高投资回报率，学会如何进行金融创新以提高客户服务质量和投资收益。获得我国QFII资格的都是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它们在资本运作方面具备长期的全面的全球性经验，国内金融机构必将从中汲取宝贵的营养，学习到有价值的投资理念。
第五是公司制度变迁中的“介入效应”。国际经验表明，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参与上市公司治理，从而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在美国，机构投资者一般通过“关系投资”和“过程投资”两种形式参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关系投资”是指投资者作“耐心股东”，从财务评价和公司治理两方面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以获得长期回报。机构投资者积极介入企业管理，参与到企业的财务、人事和发展战略等重大决策当中。“过程投资”指机构投资者一般不干预企业的管理决策，而是着眼于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改善、实施反映股东价值取向的治理活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可以达到双方福利的同时增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降低了“内部人控制”的可能性，上市公司的管理机制和运作模式根本改变，从而提高自身盈利能力；而同时，机构投资者也通过介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改善而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从而在弥补监控成本之余获得更多回报。我国引入QFII之后，国外机构投资者必将对所投资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对我国企业改革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然，这些正面效应的显现并不是没有条件的。我们一方面将QFII看作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助推器，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对QFII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估计，尤其是要加强监管力度，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同时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QFII并不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救命稻草”，在引入QFII促进金融业开放的同时，我们应该加快金融业内部改革的步伐，尤其是进一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改革，同时为国内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和国内民营资本平等参与金融业竞争创造制度条件。[NextPage]
三、QFII制度的国际经验与资本市场风险控制
新兴市场经济中，有许多国家在90年代以来开始实行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其中包括拉美的巴西等国，东亚的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南亚国家印度等，我国台湾地区也于1990年12月28日公布开放外国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台湾股市。应该说，QFII的引入，对于促进东道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对于东道国投资者投资理念的提升与改变、对于东道国资本市场游戏规则和金融监管的国际化与规范化、以及对于东道国金融人才的培育等等，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引入QFII的经验表明，我们千万不要将QFII当作本国资本市场的“救命稻草”。这基于三个理由：第一，在引入QFII初期，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大量系统性风险，境外机构投资者会持观望犹疑姿态，因此所引入的QFII规模必然是有限的，对其作用不应作过高预期。第二，尽管大部分国家引入QFII之后引起相当规模的外资流入，从而对本国资本市场产生积极效应，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表明，QFII进入初期由于各种市场因素的作用，QFII介入股票有可能产生不盈反亏的情形。1991年4月QFII正式进入台湾地区股市，但是QFII介入的股票跌幅超过投资者预期，可谓亏损惨重，截止到1993年10月进场外国资金累计亏损36%。但到1994年8月，由于基本面利好的刺激，外资概念的股票才恢复涨势，QFII平均获利率达到42.12%。第三，外国机构投资者的目标与东道国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并非一致，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对于外国机构投资者，它们所关心的是满足资金来源国投资者的收益回报要求，这种强利益约束和利益驱动导致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国外机构投资者有可能利用东道国在资本市场监管和游戏规则方面的漏洞和缺陷进行投机性的投资行为，这些行为会对本国资本市场带来比较大的负面作用。
但有些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持一种过分的担忧态度。他们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这种观点虽然并非没有道理，但无疑是非常片面的。新兴市场资本项目的开放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次序和路径选择、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行为的规范化改革、自由化过程中的政府监管和宏观经济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次序和路径选择来讲，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之所以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出现较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是因为其激进式的自由化策略导致国内经济政策衔接不力。资本账户自由化必须遵循一定的次序，不能一蹴而就。许多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国家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国内金融自由化、经常账户开放、资本账户开放的次序不应一概而论。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资本项目本身的自由化应该是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先长期证券投资，后短期证券投资；先放开资本流出，后放开资本流入。我国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正是遵循了这样的路径。南锥体国家中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都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但因其采取激进的自由化策略，导致国内宏观经济政策难以与金融自由化进程匹配，从而屡次引发金融危机。
从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讲，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弊端，这些弊端是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之一。东亚金融体制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强调政府在金融体制中的主导作用；金融体系的产业工具性质；广泛的信贷配给现象；不透明不明确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扭曲的银行——企业关系。这些特征增加了东亚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有人把东亚金融危机仅仅归结为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这是有失公允和全面的。
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控制的角度来说，实现资本
关键词：有效市场假说周末效应收益率波动性
周末效应，又周日效应，顾名思义，就是指股票的收益与风险在周内各交易日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国外的研究比较早，Cross(1973年)、French(1980年)、Gibbons和Hess(1981年)对美国纽约股票市场研究发现，周一股票的平均收益率显著为负值，且比同周内其他交易日都低；周五的收益率比其他交易日都高，且风险相对较小，即存在周末效应。随后Jaffe和Westerfield等又对欧洲和亚洲新兴的股票市场进行研究分析，同样发现澳大利亚、瑞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显著表现出周末效应，只是最低的平均收益率不是发生在周一而是周二。关于我国上海和深圳股市是否存在周末效应，国内不少学者也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沪深两市和其他新兴市场一样，存在显著的周末效应：周五的平均收益率大于周内其他交易日，而风险最小；周二的平均收益率小于周内其他交易日，风险却是最大。但是，1998年12月29日《证券法》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国股票市场结束试点，正式进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对规范上市公司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证券市场制度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是一个长期性的信息。《证券法》的颁布是我国证券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出台的前后市场特征是明显有差别的，因此本文着重研究《证券法》出台后我国股市的周末效应现象，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是否还存在周末效应？如果存在的话，是否仍表现为显著为负的“周二效应”和显著为正的“周五效应”？
周末效应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考虑到《证券法》的颁布时间，本文所选取的数据是1999年1月4日——2004年8月27日的每日收盘价，上海股市以上证A股指数（股票代码000002）为考察对象，深圳股市以成份A股指数（股票代码399002）为考察对象，所有的历史数据都来源于“证券之星”网站（）的历史数据库。收益率采用指数法计算，即股票收益率
pt
Rt=100*LN(——)，
Pt-1
因为当Rt很小时，指数收益率与百分比收益率相差很小，几乎相等，且指数收益率具有简单相加性，只要将各期的收益率相加就可计算连续几期的收益率。
对表1的描述统计量初步分析显示：
两市从总体上比较，沪市的平均收益率较大，风险较小；沪市收益率的平均值小于中值，有点向左偏斜；而深市收益率的平均值大于中值，有点向右偏斜。
沪市中，负收益率出现在周一、四、五，正收益率出现在周二、三。其中周一收益率的均值是一周内最低的，标准偏差是最大的；周二的平均收益率是周内各交易日中最高的，标准偏差相对较小，低于收益率同样为正的周三；有趣的是，周五的平均收益率为负值，且是负收益率中最大的，标准偏差却是周内各交易日中最小的。因此，沪市周一的收益率比较符合周末效应的特征“收益率最小，风险最大”，初步说明负的“周一效应”较显著；不能说明存在明显的“周二效应”和“周五效应”，但表明存在一定程度正的“周二效应”和负的“周五效应”，这与以往的学者研究结果正好相反。
深市周内各交易日的收益率与风险分布，与沪市的特征差不多，只是显著性稍微差一点。周一、四、五的收益率也为负值，周二、三的收益率为正值；周一的平均收益率最低，波动性最大；而周三的平均收益率最高，周五的波动性最小。因此，深市也可以初步认为存在较显著的负的“周一效应”，一定程度上存在正的“周二效应”和负的“周五效应”(收益与风险的对比见图1和图2)。
以上分析表明：上海股市和深圳股市在一定程度上都缺乏对信息反映的有效性，且上海的有效程度低于深圳。
周末效应的标准偏差分析
建立检验假设H0:σi=σ0（i=1,2,3,4,5，其中0表示总体），即检验周内各交易日的标准偏差与整体收益率的标准偏差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检验各交易日与市场整体的风险是否一致。
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交易日的风险与市场整体的风险一致性检验时，沪深两市的周一、五均拒绝原假设，其他三个交易日均接受原假设。这说明周一、五的风险与市场风险整体上并不一致，周一的风险偏大，周五的风险偏小；而周二、三、四的风险与市场整体风险的一致性表现显著。
进一步检验各交易日之间的标准偏差是否显著相等H0:σi=σj(i，j＝1,2,3,4,5)，从检验结果的P值(见表2)可以看出，在显著水平α=5%下，沪市的周一、五的波动性显著不同于其它各交易日，周四的波动性与其他各交易日也存在差异，但显著性没有周一、五明显；深市的周五的波动性明显不同于其他交易日，周一的波动性与周二、三、五存在显著差异，而与周四差异性不显著。
因此，F方差检验的结论是：周内的各交易日中，周一的风险最大，周五的风险最小。
周末效应的均值分析
提出待检假设H0:μi=μ0（i=1,2,3,4,5），即检验周内各交易日的收益率均值是否与整体收益率的均值相等，也就是检验各交易日的平均收益率与整体收益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t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下，沪深两市中各交易日都接受原假设，即各交易日的平均收益率都与整体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进一步检验各交易日之间的平均收益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H0:σi=σj（i，j＝1,2.,3,4,5），从均值t检验的P值（见表3）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都接受各交易日收益率均值显著相等的假设。因此t检验认为：沪深两市中，周内每日的期望收益率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是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提高的表现。
以上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股市中，周内各交易日的平均收益率与市场整体收益率一致性显著，各日之间的平均收益率也没有表现出差异性；而周一的波动性偏大，周五的波动性偏小，其他各交易日的风险与市场风险整体上一致。因此本文的结论是：1998年底《证券法》出台以来，我国股市周内各交易日的收益率大致相等，并没有表现出“周末收益率效应”，却存在“周末波动性效应”，即周一波动性大，周五波动性小，且上海股市的“周末波动性效应”比深圳股市的显著。研究中没有发现以上学者所说的负“周二效应”，可能在于：投资者素质提高，投资理性化成份增加，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尤其是互联网在中国的飞速发展；《证券法》颁布后，证券市场监管力度增强，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量增多、及时性提高、虚假性有所减少等。从而，我国股市周一波动性最大，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而不是滞后到周二才发生较大的波动。本人认为这是我国证券市场成熟化的表现，虽然这种周末效应仍有悖于Roberts的市场有效假说。
参考文献：
1.郑振农，汪孔亮，陈蓉，李建斌.中国证券发展简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戴国强，陆蓉.中国股票市场的周末效应[J].金融研究，1999(4)
关键词：FDI市场集中零售业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零售商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呈现日益加速的趋势。究其原因，除了大型国际零售商的国内市场饱和，急于寻找海外市场之外，零售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渗透性的加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零售业对外投资的推动力。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各国政府对经济和贸易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各国对包括零售业在内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有所降低或减少。2004年12月11日起，我国零售业取消对外国商业资本在区域、数量和股权等方面的限制，对外资实行全面开放。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随着中国零售市场的逐步开放，世界50家最大零售企业中的70％已进入我国。2005年全国商业连锁企业前30强中，7家外商投资连锁企业合计销售额为967.9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21.2%，占30家连锁企业销售总额的19.7%。
FDI与产业市场集中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认为：在竞争性产业市场中，只要有进入的发生，不管进入是国内的还是来自国外的，就必然会对这一产业的市场结构产生影响。Dunning（1975）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结构效应提出了“二阶段”效应模型，认为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的进入，将使东道国产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当地厂商被大量淘汰、并购，市场集中程度将随着厂商数量的减少而上升。普遍的实证研究表明：FDI与东道国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而言，在同样的直接投资进入下，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集中效应要强于发达国家。
跨国公司的进入导致发展中东道国市场集中提高的结论还是相对明确和被学者认同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较早的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秘鲁、智利等国，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在巴西和墨西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Connor（1977）康纳发现外商企业在当地投资企业中的股权比例与市场集中和另两项衡量市场不完全程度的指标（产品差异和相对市场份额）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譬如1970年，在四厂商集中率（CR4）达50%及以上的高集中产业中，跨国公司在墨西哥的投资企业的销售份额占到总量的61%。与此同时，在低集中产业（CR4<25%），外商投资企业在这些产业销售总额的比例却只有10%左右。Fajnzlber（1976)对智利的研究发现，由跨国公司占支配地位的产业中，有2/3的产业最大四家厂商（也包括当地企业）控制着整个产业95%—100%的经济活动。一些经济学家通过计量分析方法也证明了发展中东道国的一些开放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与外商投资（独资或控股）企业间的正相关关系。
FDI与我国零售产业市场集中的实证分析
由于零售企业单店的规模经济会受到某一地域市场规模的限制，因此零售业长期被认为是规模经济不明显、进入壁垒低、竞争充分的原子型产业。但跨国零售企业大规模扩张的现实和最新的理论研究表明：相对于生产企业，零售企业的规模经济更为明显。Cioni和Milleri(1989)、Thurik和Koets（1984）的研究认为，零售企业和生产企业在规模经济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零售企业除了可以通过采购成本的节约、固定成本的分摊、风险抵御能力的提高、单位面积交易量的增大等多方面降低其成本之外，还可以通过高度统一的连锁经营模式，低成本的“复制”扩张来实现较强的规模经济。Mcclelland（1962）等采用统计成本方法的实证研究支持零售企业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2004年沃尔玛销售额为2852亿美元，家乐福为726亿欧元，中国零售业排名第一的上海百联为676.27亿元。由此可见，跨国零售商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资本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根据资料显示，目前外资零售商以资本优势、成熟市场的赢利为基础，利用中国企业规模小、负债高、利润低的不利现状进行“零售倾销”的战略。譬如沃尔玛美国公司与国外公司在净销货额中的比例分别为77.38%和16.29%，而息税前净利的比重却分别为88.58%和11.42%，即77.38%的销货创造了88.58%息税前净利，本土市场对海外市场是有明显的补贴的；家乐福为进入外国市场，对国外市场也有不同程度的补贴，对美国市场的补贴尤其明显，12%的净销货，2%的息税前净利。跨国零售商成本优势和“零售倾销”战略的相互配合，必将扩大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促使我国零售产业市场集中程度提高。下面本文通过实证检验跨国零售商大规模进入下我国零售市场的集中效应。
产业组织通常用来衡量市场集中程度的指标是CR4、CR8，即产业内最大的4家或8家厂商的销售额占产业总销售额的比例。由于零售产业同一区域市场内的企业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而在不同区域市场的企业并不一定存在竞争关系。如果忽略零售业地区市场独立性特征，简单地以全国零售产业内最大的前4家或前8家零售商的年销售额之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来计算CR4、CR8，则会把并无明显竞争关系的各个地区市场的零售企业划归到竞争关系中，必然会使零售产业集中度的计算结果偏小，从而夸大了零售产业的竞争程度。因此，本文选取GDP超过千亿的10个城市的相关资料计算各个城市的市场集中度CR4，在此基础上，以各个城市的市场集中度CR4为基数，以该城市实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十个城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和的比率为权数，来计算我国零售产业的地区市场集中度（见表1）。
从表1可以发现，除个别情况外（广州2001年，天津2002年，沈阳2002年和杭州2003年的CR4略有下降，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均在1％之内），各个城市的市场集中度持续上升，跨国零售商进入时间较早、投资规模较大的上海、北京、深圳的市场集中效应尤为明显。从十个城市的加权集中度来看，我国零售业的整体集中趋势非常明显，产业集中度每年以超过20％的增速增加。
目前，跨国零售商在我国零售市场仍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其市场势力并不明显，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零售商市场势力的特殊性。由于零售商是介于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专业化交易商，这使得零售商可能既有买主势力又有卖主势力。赵玻静态地分析了零售商买主势力的福利效应，认为零售商的市场控制程度越高，其实施买主势力将价格定在低于竞争性水平的能力越强。制造商供给曲线的弹性越低，零售商实施买主势力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越大。除此之外，可能的动态效应也应该引起关注，特别是零售商实施买主势力，可能导致生产商长期生产能力的破坏，从而最终恶化全社会的福利。譬如，零售商实施买主势力降低制造商的价格，由此减少他们的收入，使得制造商难以进行必要的再投资，最终不得不退出市场。相似地，当制造商预期拥有市场势力的零售商可能使用制造商的承诺进行机会主义行为时，制造商就不愿意从事新的投资。更为重要的是，零售商的市场势力可能导致政府对流通渠道控制力的丧失，进而影响政府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沃尔玛建立起来的国际供应系统使它自己成为洪都拉斯和孟加拉国等国工业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沃尔玛的影响力不仅存在于整个工业链中，并且在农牧业部门也有影响。联合国棉农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拉美国家如果不考虑沃尔玛和家乐福的采购与销售计划，他们就无法制定本国的农牧业政策。如果零售商还具有卖主势力，可能使零售价格高于完全竞争水平的社会最优价格，社会福利将进一步恶化。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了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跨国零售企业进入可能使东道国产业市场集中程度提高，跨国公司可能会滥用其市场势力，对东道国的社会福利造成负面效应。通过分析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普惠税收政策
商务部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大致是内资企业的40％。税收优惠强化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也相应地加剧了内资企业的技术、成本劣势。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不仅不利于形成跨国公司和内资企业的有效竞争，而且对我国产业发展、社会福利都有消极影响。威勒和莫迪对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5个中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后发现，税收优惠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目前，我国投资环境、产业配套能力已经比较完善，跨国公司的关注点已从享受优惠政策转到占有中国市场上来。因此，取消外资企业的普惠税收政策，营造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环境，总体而言不会改变外资进入中国的决策，而且会优化外资结构，促进产业发展。
制定规范和统一的反垄断法律，规制跨国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
对我国利用FDI的计量研究表明，吸引FDI对于促进中国国内竞争有较强的制度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规模经济的必然要求和跨国公司的技术优势可能导致跨国公司从事反竞争行为。因此，应通过反垄断法规，防止企业滥用市场势力实施的垄断性协议行为和反竞争的兼并行为，形成市场的有效竞争。
消除地方保护障碍，鼓励国内企业重组和优化产业资源配置
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颁布的《产业振兴法》的核心部分，就是推动产业内企业间的合并和兼并，促进规模经济的利用。进入90年代，来自国外竞争压力的增大，日本政府进一步放松对电子、信息通讯、金融业企业兼并的管制，促进资产重组。我国应消除企业兼并的地区障碍，鼓励产业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优势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摘要]品牌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们有记忆的能力。对于品牌及其核心价值的重要性，当前的研究多从其效用上来论述。而本文运用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研究品牌传播长期效果的成因，探索消费者记忆与品牌传播的联系，绘制了具有长期有效性的品牌传播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和长期时效柱状图，以深刻认识品牌核心价值的重要性，论述了必须具有核心价值的品牌才能够在消费者心中留下长期的深刻印象，并提出两个保持品牌传播长期有效性的原则。
[关键词]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记忆；品牌传播；品牌核心价值；长期有效性
一、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
1.有效品牌传播。对于所有产生过市场效果的品牌传播活动，我们称之为有效品牌传播。本文以这类企业品牌传播为研究对象，不考虑具体的产品差异、营销技巧、美誉度等影响记忆的其他因素。
2.“某期”的有效品牌传播。若企业进行一次品牌传播主要体现在一个具体的广告宣传活动上，连续投放若干日为一个传播期，形成“某期”有效的品牌传播。
3.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rmannEbbinghaus，1850～1909)在研究人的记忆时经过反复实验，绘出了一条记忆的遗忘曲线，其横坐标表示回忆的时间间隔，纵坐标表示记忆保持程度。人们在记忆一个材料后间隔一段时间，对内容的记忆程度就越来越低，其遗忘规律是先快后慢，是一个具有共性的群体规律。这个规律主要表明人们的一个记忆痕的衰退过程。在其痕迹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如果及时地重复，巩固这个痕迹，加深印象，那么高程度记忆的保持就会更长久。如果间隔时间长了，再次记忆就几乎等于完全重新学习。
图1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另外，实验通过对比记忆不同的材料，证明了比较容易记忆的是那些有意义的内容。人们对具有深刻含义的内容的记忆速度和保持程度远远高于对普通、单一名词的记忆。
4.“某期”的有效品牌传播遗忘曲线。现代经济社会市场竞争激烈，每个企业都将大量信息不断传送到消费者头脑中去。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假设某期品牌传播活动给消费者留下的记忆痕得到及时重复，且每次有效记忆都从同一高度开始消退，一段时间以后，总体上叠加形成这一段时期的记忆遗忘曲线，我们称之为“某期”的有效品牌传播遗忘曲线。
实际生活中，消费者的记忆产生于品牌有效传播过程中，品牌一旦开始传播就会逐渐产生消费者记忆并诱发其市场效应。本文假定消费者记忆在某期有效品牌传播完成之后才总体形成并开始遗忘，且不考虑消费者个体记忆差异。这样得到一个基本的有效记忆曲线。
二、品牌传播的长期有效性分析
1.有效品牌传播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如图2所示
图2有效品牌传播的遗忘曲线
(1)曲线(组)I，表示消费者每一次记忆该品牌时的遗忘曲线。假定每次记忆都从最高点A点开始衰退下降。
一次传播在消费者头脑中留下的记忆痕是极浅的。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及时重复效应，一个记忆痕在还没有完全消退的时候，如果及时地加以重复刺激，这个记忆将越来越深。经过一段时期的连续传播(一组遗忘曲线I)，每及时重复一次，遗忘曲线的纵轴水平位置就越高，即消费者记忆程度越深。
(2)“某期”有效品牌传播的遗忘曲线(ABC)——曲线组I最终总体叠加形成了这一个时期的遗忘曲线Ⅱ，表示这段时期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一个完整的记忆保持过程。根据艾宾浩斯遗忘规律，消费者对该品牌的记忆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快后慢地越来越少。
(3)水平线MN为市场遗忘警戒线。表示当记忆保持度在MN水平线以下时，消费者在主动选择商品或服务时已经遗忘了该品牌。当这期遗忘曲线Ⅱ逐渐下降，在B点穿过市场遗忘警戒线时，其对应的时间t1即为本期品牌传播的市场有效时限。
(4)一段时期以后，企业都会适时更新品牌和产品宣传。由于新的传播活动在内容、形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将留给人们新的记忆，开始新一期有效品牌传播中的消费者遗忘曲线。
2.品牌传播的长期有效性
很多文章论述如何运用USP理论、名人效应等各种技巧来提高消费者的记忆保持，延长t1时间段，以使每一期的品牌传播生命期更长久和累计成本更低。这些技巧都有其实用性。然而，正是因为在采用了这种种充满效率的技巧之后，众多企业仍然要经常同样大力地重复建设一期期品牌，不断地付出高额或更高的传播费用，令企业更加感到迷惑却又难以自拔。
人们一般认为，按照记忆特点，即使曲线Ⅱ下穿市场遗忘警戒线，但是总应该在下一期的品牌传播中留下一部分记忆基础，下一次品牌传播就应该很容易。然而，很多情况下这些记忆基础很薄甚至好像根本就不存在，而下一期有效的品牌传播几乎仍是从零开始，更大量的广告费用投入到市场上，去维护不断下跌的销量和品牌影响力。其每一期有效品牌传播的遗忘曲线是完全独立的，即其品牌传播虽然有效，但却是短期的，不具备长期有效性。
虽然市场上多数企业都遇到上述的情况，但是却又存在少数另一种情况的企业。这部分企业在随后一期又一期有效的品牌传播中，有着很好的品牌基础，用较少的费用就能再次赢得消费者，或者用同样的传播费用能获得消费者更多更长久的记忆和认同。特别是一些国际著名品牌，在一期期的传播之后，渐渐有效地积累起了品牌资产，并利用这种品牌效应获取高附加值的销售收入。这说明其每期有效品牌传播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其中包含的某一部分记忆能够延续下去，累积叠加在一起，产生另一个特别的长期有效的遗忘曲线，该遗忘曲线能够每次都兼容地叠加在下一期的品牌传播遗忘曲线上，即该品牌传播的效果具有长期有效性。
研究发现，这部分品牌传播具有长期有效性的原因，在于每一时期的有效品牌传播内容中，含有能够在下一期传播活动中仍然存在并起作用的因素，即每一期品牌传播的内容都有一个不容易被消费者遗忘的共同要素。不论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只要这个共同要素始终存在，那么在每一期每一次的品牌传播中它就能够及时、反复地刺激消费者记忆。这样经过长期积累，逐渐形成一个极深的甚至永久的记忆。那些经过实践证明具有长期有效性的品牌传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共同要素。很明显，根据艾宾浩斯的实验结果可知，这个要素并不是品牌名称这个单一的名词，而是该品牌所代表的深刻意义。
三、品牌核心价值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1.包含核心价值的某期品牌传播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
图3包含品牌核心价值的某期品牌传播的遗忘曲线
图3中，遗忘曲线I和Ⅱ如前所述，各为消费者对某一次和这一期品牌传播活动的记忆。
遗忘曲线I′，为某一次关于品牌核心价值的记忆曲线部分，包含在曲线I中。它是曲线I的一部分，即消费者对该品牌核心价值的记忆只是这次对整个品牌记忆的一部分。缺乏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则不会包含曲线I′。
同理，遗忘曲线Ⅱ′，即这一期关于品牌核心价值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包含在曲线Ⅱ中，是由每一次品牌核心价值的遗忘曲线I′总体叠加而成。它是这一期有效品牌传播遗忘曲线Ⅱ的一部分，表示其中消费者对该品牌核心价值部分的记忆。缺乏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是不会形成曲线Ⅱ′的。
2.不具有长期有效性的品牌传播
该类品牌传播是指缺乏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其每次、每期的品牌传播也是有效的，所以遗忘曲线I和Ⅱ仍然不变，但是没有品牌核心价值部分的遗忘曲线I′和Ⅱ′。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品牌核心价值，其每一期的品牌传播都相对独立，前后之间没有共同因素作为连续的记忆。所以，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多期)的品牌传播之后的某时刻，其总的消费者遗忘曲线Ⅲ，仍然只与最近某期的遗忘曲线Ⅱ基本一致。
图4在较长时期(多期)品牌传播后的某时刻，缺乏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遗忘曲线
图5在较长时期(多期)品牌传播后的某时刻，具有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遗忘曲线
3.具有长期有效性的品牌传播活动
意指具有核心价值的品牌的传播。在每次、每期的品牌传播中，品牌核心价值始终保持不变，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地刺激消费者的记忆，长期积累下来的记忆保持越来越高，逐渐形成如图5所示的遗忘曲线Ⅲ′，即品牌核心价值自身的长期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所以，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多期)的品牌传播之后的某时刻，由于曲线Ⅲ′的存在，大大提高了这一时刻该品牌在消费者头脑中留下的总的遗忘曲线Ⅲ的水平位置。消费者对该品牌记忆的衰退程度减缓，其对应的品牌传播的市场有效时限t1也得到极大地延长。
比较图4和图5的遗忘曲线Ⅲ可知，具有长期有效性与否的企业品牌传播，在经过多个时期的有效传播之后，在消费者头脑中的记忆差别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对其品牌的记忆保持程度和有效记忆时限的差距。
品牌传播遗忘曲线的市场有效时限t1，也标志着企业保持品牌的市场影响力的时间长短。如果能延长这个有效时限，则企业每单位时间的传播费用就能降低；纵轴所表示的消费者对该品牌的记忆保持，如果能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记忆水平上，加上足够的美誉度的支撑，该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就很高。其产品不但能够长期稳定地拥有一个较高的销售量，而且还能利用这种地位提高产品价格，带来高附加值的收入。显然，就长期而言，只有具有品牌核心价值的企业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益处。
因此，对于已经产生了市场效应的所有品牌传播中，还应考察其是否具有长期有效性，即品牌是否具有核心价值。确保其品牌传播的长期有效性，对于企业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甚至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命。
4.品牌传播的长期时效柱状图
以上结果也可以用品牌传播的长期时效柱状图来表示，如图6所示：
AB——坚持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记忆曲线
AC——缺乏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记忆曲线
图6品牌传播的长期时效柱状图
各柱状的数字1、2、3…表示第几期的品牌传播；AB表示坚持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记忆曲线；AC表示缺乏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记忆曲线。本文假设每期传播达到的记忆程度相同以简化图形，即各个柱状图的高度相同。逐渐放大的区域ABC，表示在消费者心中逐渐积累的关于品牌核心价值部分的记忆，即企业品牌传播的长期有效性存在与否的差别，亦即图5和图4中遗忘曲线Ⅲ的差别。
例如，经过一个较长时期(n期传播)之后，在投入相同广告费用的情况下，某时刻得到消费者的记忆程度BCD，即：缺乏品牌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记忆程度为CD高度；始终坚持品牌核心价值的品牌传播记忆程度为BD高度，其中的BC段为品牌核心价值部分的记忆程度。
四、如何坚持品牌的核心价值
由此可见，要使企业的品牌传播具有长期有效性，得到更高的回报，就必须坚持品牌的核心价值。很多企业没有认识到品牌核心价值的巨大作用，对于设定品牌核心价值毫无概念或观念模糊。部分企业开始建立自己的品牌核心价值，却常常不能保持，其品牌规划未经深思熟虑，在传播实践中经常偏离品牌核心价值，大量浪费企业的资金。因此，很多企业尽管时常推出一些费用高昂、制作精美、创意十足的传播广告，仍然只能维持一个时期的效用。
由于品牌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人们有记忆的能力，所以应当将品牌核心价值和影响长期记忆的事物紧密联系起来。一般来说，最能长期深刻影响人们记忆的是社会文明和文化价值等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集萃。当企业的品牌核心价值符合了人类社会的文化价值，再经过长期的传播，必然会在人们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不同国家民族的文明和文化价值既有共通之处，也各有不同之处。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品牌就要使其核心价值符合整个人类文明和文化价值，不同国家的国内品牌其核心价值就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保障企业品牌核心价值的方法，就是准确确定符合相应社会文化价值的品牌核心价值，并在长期传播中不发生偏移。这需要做好以下两点：
第一，必须准确地确定品牌的核心价值。迈克·莫泽认为，可以采用一个简易可行的好方法来确定企业的品牌核心价值，即在清单上写下足够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如敬业、快乐、真诚、质量、家庭、健康等等，再与企业一一对应，寻找出其中最恰当的一两项。需要注意的是，不能错误地将某种文化或精神的载体当作核心价值。例如，酒文化只是作为表达个人或者民族的某些精神与追求的载体之一，作为企业品牌的核心价值，应该选用酒文化所表达或传颂的这种具体的精神和追求，而不是酒文化本身。
第二，品牌的核心价值一经确定就要长期坚持下去。时代在发展，市场在变化，产品要创新，品牌要防止老化，则品牌宣传诉求的主题和方式可以变化，但是品牌核心价值不可变。即使在因时而生的短期广告宣传中，也应尽力融合品牌的核心价值，一定要确保它们提高品牌知名度的努力都与它们的品牌核心价值定位密不可分。否则即使投入再多的传播费用，也只能产生短期的市场效用，甚至还可能引导企业品牌传播走上歧路。很多企业就曾因此不得不连续大幅度增加广告投入而导致企业利润不断下滑甚至亏损。只有长期一致地保持品牌核心价值，才能保证品牌传播的长期有效性，产生和积累起真正的品牌资产。
参考文献：
[1]杨志良.记忆心理学(第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美味公司（Fresh Taste）是美国一家制造牛奶消毒设备的企业。该公司打算将其产品引进日本市场，但遇到了许多问题。消毒牛奶是最近的一项发明，与鲜牛奶相比，它有两大优点：一是在室内温度下可储存三个月；二是打开包装后，它可比冷藏的一般牛奶多保存一倍的时间。美味公司推出优质的牛奶消毒设备，用这种设备消毒后的牛奶没有一般消毒牛奶的副作用——指一种煮过的牛奶往往有烧焦的味道，有的喝下后口腔内不保留一层奶渍等副作用。
为了给这种设备寻找新市场，该公司把日本视为一个很好的销售目标。日本人口众多，牛奶的人均消费虽低但正在增长，而且鲜牛奶的来源不多。当美味公司开始向日本大牛奶场出售这种设备时，遇到了下述障碍：
（1）公司必须开展一场广告宣传运动，改变日本人的牛奶消费习惯，使日本消费者相信购买和喝消毒牛奶是有好处的。
（2）日本消费者联盟反对这种产品，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消毒牛奶的安全问题。
（3）靠近大城市的牛奶场主反对消毒牛奶的分销。他们害怕来自远方牛奶场的竞争，因为消毒牛奶有较长的储存寿命，并经得起长途运输。
（4）几家大零售商表示不愿意经营消毒牛奶，因为利益集团已施加了压力。那些靠国内送货而兴旺起来的牛奶专业商店也反对消毒牛奶的引进。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油产量同比增长18.5%。长城、昆仑、壳牌、美孚等国内外油厂商也一致看好中国油市场的前景，纷纷加快占领市场的步伐。不过，油与汽车行业两者密切相关，汽车产销下滑，也直接牵动油市场的神经。对油企业来说，面对宏观经济和相关行业增长回稳，需求回落的形势，需要重新审视市场，解决技术升级、产品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的挑战。笔者认为：“加减乘除是解数学题的基本方法，油企业要想破解即将面临的难题，也需要这样的思维和手段。”
二、加法：跨界合作赢先机
1+1＞2，这是所有企业开展合作、倡导共赢所希望实现的目标。油市场的加法不仅限于两个企业的合作，而是基于汽车和油两个行业的密切关系，实现油和汽车行业的深层合作。2010年9月，中国石化与中国汽车研究中心在天津签订了全方位合作的战略协议，双方将在品牌合作、技术创新和标准制定等方面开展合作，这在业界被誉为促进石化和汽车行业融合、推动两个行业技术创新的破题之举，揭开了中国汽车和石化两个行业合作的新篇章。中国石化与中汽研进行合作的落地单位是中国石化汽车行业技术合作中心，而技术合作中心的常务机构就设在中国石化油公司。鉴于长城油在汽车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拥有很高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在中国石化与中汽研的合作构想中，双方将以长城油为突破口，拉动橡胶、高分子材料等石化产品的全面合作。对中国石化油公司而言，这是莫大的发展良机，也是继续发挥跨界合作加法效能的一次策略升华。无论是助力中国航天事业，还是服务各行各业，进行跨界合作，以客户的需求为需求，为客户开发量身定做的油产品与应用一直是中国石化油公司长年坚守的铁律，这也是中国石化油公司“加法”的策略注解。
在与中汽研合作之前，中国石化油公司就已经开始依托中国石化于2009年成立的国内首家跨界合作的汽车行业技术合作中心，进行加深和扩大与汽车行业的合作，通过与国内外汽车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等形式，推动科研前置，敏锐把握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客户的最新需求，提升中国石化油公司服务汽车行业的专业化和系统化水平。中国石化汽车行业技术合作中心副主任李亮耀表示：“通过跨越两个行业的技术合作，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客户的需求，研发量身定做的油产品，抢占市场先机，最大化和保护汽车引擎，而且与客户深度的技术合作，要求不断提高我们服务水平，更好的服务大众汽车生活。”中国石化汽车行业技术合作中心成立一年多以来，与中国重汽、北汽集团、时风集团、奇瑞汽车、长安集团等国内外车企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石化面向汽车行业的沟通窗口、技术平台和战略推进桥梁，在行业标准制定、专用油开发、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同时通过“节能环保驾驶要领”等公益活动的举办，长城油在汽车行业的影响力日益扩大。2009年，在合作中心的助力下，中国石化油OEM销量同比增长了19%，高于整体市场的增长。目前，消费者对车的品牌忠诚正延续到售后品牌，消费者活动也从回站刺激升至品牌教育与专属价值体验，这必然导致未来市场对车用油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与汽车行业的跨界合作为中国石化赢得了不少市场加分，特别是目前油市场受汽车销量影响，部分企业势必走弱，通过产业间的合作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减法：技术升级与产品结构调整
中国汽车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历史时期，围绕新能源和低碳进行技术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主旋律。作为汽车产业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油行业也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挑战。特别是在中国的车况、路况、设备水平和燃油状况难以快速实现质的提升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合理、开发节能环保型的技术和产品，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最快速、最有效的途径。这是创造性破坏的减法过程。中国石化油公司对此的解读是，做好创造性破坏的减法是油技术升级推动产业升级的开始，也是中国石化油公司永续经营和良性发展的不二选择。在实际的企业经营和市场营销活动中，主要表现为技术升级与产品结构的调整，这为长城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供了可靠的竞争力保障，而且也是汽车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毫无疑问，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的整体趋势是高开低走，但并非是所有的汽车企业遭受市场重创。在过去几个月，在节能减排成为经济发展的趋势下，采用涡轮增压技术的汽车深受消费者欢迎，而且像在低油耗方面出色的日系企业的整体表现也好过其他车企。这意味着面临市场的竞争压力，汽车企业必须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满足用户新的需求。油行业与汽车行业密切相关，以汽机油为例，从上个世纪90年代SH、SJ到2001年的SL，再到当前开始普遍应用的SM，油一直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以满足汽车的需求，为汽车行业服务。在新能源和低碳方兴未艾的今天，对发动机排放要求愈来愈严格，特别是汽车生产商不断要求延长换油周期，这对油的性能越来越苛刻，需要更高更新的技术。在这样的市场形势下，顺应市场的趋势变化，站在业界前沿，与世界保持同步，做好技术升级与产品结构调整的减法将直接关系油企业的竞争力。中国石化油公司再次走到了市场前面，在其为上海通用五菱提供的油中，已用SM级别替代了SJ油，完成了升级换代，以适应更为严格的环保节能要求和产业的发展趋势，同时借上海世博会推动了其服务新能源汽车的油正式商用化。油的升级换代已经成为市场的共识，随着高于SM和CI油品的出现，如何取舍进行产品结构的重新布局，将成为油企业确立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四、乘法：聚焦品牌价值战
成功的品牌几乎无一例外地赢在品牌战略上。2004年，中国石化油公司进行品牌梳理，进行资源整合，确立“长城”作为公司唯一的品牌，并且提出了“专业化、高品质、国际化”的品牌定位。得益于中国石化油公司清晰的品牌战略，六年来，“长城”在中国油行业的影响力日渐提升，在品牌实验室的中国品牌500强中，长城油的品牌价值从2004年的69.33亿到2010年的143.76亿，连续六年行业第一，而且以每年超过10亿的增幅成为中国油行业最具成长的品牌。品牌的领先和高成长性，是中国石化油公司乘法公式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所发挥的倍增效益为中国石化油公司赢得了客户的认可与信赖，也为长城与国际品牌开展价值战提供了可能。截至目前，长城油已经成为国内装车及服务用油市场的最大占有者，包括上海通用、北京现代、东风日产、北方奔驰在内的90%以上的车企选择了长城油，市场占有率达到了65%。在过去，这块市场几乎为国际品牌所统治，同样在国际品牌拥有绝对统治力的高端油市场，长城等本土品牌也改写了市场格局，在高端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40%。高端市场几乎对价格战免疫，而且汽车厂商选择装车及服务用油也非常的严谨和苛刻，价格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长城油能够在高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获得大多数主流车企的认可，所依仗的不是价格，而是品牌的价值。品牌价值所带来的益处是连锁式的反应，就像前文所述，消费者对车的忠诚度有向后市场转移的趋势，长城油与汽车企业的广泛合作以及在高端市场占有率的稳步抬升，对拉动整体销售起到了巨大作用。笔者认为：“与国际油厂商进行价值战，在产品和技术层面上追平国际厂商的同时，逐步缩小与国际厂商的品牌差距，这是国产油品牌实现替代的关键。”随着竞争日趋激烈，中国油市场已经从野蛮成长时代步入精耕细作的阶段，特别是在市场走低的趋势下，品牌的作用和价值将被无限放大，它所产生的倍增效应是油企业在危机中扩大领先优势的基础。
当市场达到成熟阶段时，它要有一批固定的供应者、竞争者、经销商和顾客。，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这批人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力图使市场形成一个封闭系统，实行保护，防止他人进入。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可以得到政府立法部门、劳工组织、银行及其他组织机构的支持。他们会设立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壁垒来阻止他人进入，如课税、关税、规定进口限额和其他限制性条件等。
这种封闭型市场的例子是很多的。日本的大部分市场都是受到保护的。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怨声载道。外国公司在进入日本市场时，不仅会遇到高关税，而且在聘用良好的日本经销人和商人也难以签约。甚至当外国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和优惠价格时也是如此。例如，摩托罗拉公司为向日本销售电讯设备作了多年的努力，最后终于获得成功，其方法是通过华盛顿当局对日本施加压力，并且对电讯设备进行了重新设计，以适应日本方面的严格要求。
英法联合研制了“协和”飞机，研制者们打算向一些城市提供服务。然而，在取得在这些城市的着陆权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阻力。最主要的阻力来自顽固的航空公司和一些反对噪音的人。“协和”集团需要出售64架飞机才能不亏本。但只卖掉16架；结果使该集团有史以来成本最高的新产品遭到夭折。
当然，打进新市场方面遇到困难的公司并非就是封闭型市场的受害者。问题可能是公司的产品质量低劣、定价过高、财务上的困难、不愿意支付其他公司都缴纳的税款或关税，也可能是碰到了一个受到合法专利保护的市场。所谓封闭型市场是指：在这种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参与者和批准者设置种种障碍，而使得那些能够提供类似产品的、甚至能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公司难以进入，无法经营业务。阻止进入的壁垒包括歧视性法律规定、政治上的偏袒、卡特尔的垄断协定、社会偏见或文化偏见、不友好的分销渠道，以及拒绝合作的态度。这些壁垒造成了种种困难，这是大市场营销必须加以克服的。
公司怎样打入封闭型市场呢？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容易的，一种是困难的。采取容易的方法时要作出许多让步。以至使公司在进入市场后几乎无利可图。最近日本在土耳其赢得一份令人垂涎的建桥合同：建设一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长达3576英尺的吊桥。日本的投标叫价非常低，使得竞争对手和土耳其人都大吃一惊；竞争对手们都抱怨这种竞争不公平。克利夫兰桥梁工程公司经理抱怨说：“如果日本对土士耳其人说‘我们将送给你们这座桥梁’，可能（对日本人来说）会更便宜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