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4 16: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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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法律;保护
可以说，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然而，在社会群体中，未成年人又是弱势群体，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都尚未完全成熟，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给予了未成年人更多的关注和关爱。法律保护是国家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最为有效和直接的方式，更是最主要的方式。本文主要分析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必要性，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现状以及完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策略。
一、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必要性
未成年人，在我国法律中，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则是指通过法律手段保护未成年人。笔者认为，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是人权保护的一部分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人权的保护也就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自然也十分重视人权保护，而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也正是人权保护的一部分。所谓人权保护，就是保护人作为社会组成中的个体，即人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所以说，在人权保护的过程中，对于老弱病残、妇女、小孩的保护是基本的要求，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未成年人本身就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因此其基本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而法律作为保护权利的基本途径，自然需要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的保护。总之，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是人权保护的一部分，这是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必要性的重要体现。
（二）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是依法治国推进的重要方式
依法治国是目前我国的基本国策，所谓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简单的说，就是国家的各项活动，都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从人权的角度，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我们社会都应该保护未成年人，而在依法治国的推进过程中，这种保护除了基本的道德上的保护之外，更多的还是需要依靠法律途径保护，而从另一个角度讲，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是践行依法治国的体现。所以说，未成年人法律保护是依法治国推进的重要方式，这也是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体现。
二、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现状
对于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方式，国际上有《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这是以国际法的形式保护未成年人，除此之外，各国在立法中，以单独立法或者立法中明确保护未成年人的形式实现了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而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现状则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未成年人保护法》专门保护未成年人
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于1991年公布，在此之后，以社会发展和实践需求为基础，不断的完善和修改，2012年第二次修订之后，已经基本能够满足社会保护未成年人的需求。《未成年人保护法》包括总则和分则以及附则三个部分，其中总则部分规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以及保护范围等，而分则部分则从家庭、社会、学校以及司法四个角度列明了各个社会主体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过程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以及基本的责任。可以说，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比较详细的规定了社会主体的义务以及未成年人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了侵害未成年人权利的责任，这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明确的法律指导。
（二）各个部门法中都有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条文或原则
除了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之外，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现状还体现在各个部门法中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规定中。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些部门法以专门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有些部门法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但是在总则中以原则的形式，或者在整个立法中提出保护未成年人的精神的形式，实现了保护未成年的目的。我国《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比较多的，不管是从定罪方面，还是在量刑中，以及刑法的执行环节，都有关于未成年人的特殊规定，而《民法》中，也有专门关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比如对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实际上就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一种形式。
三、完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策略
虽然目前我国有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同时各个部门法中也都体现除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目前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保护就是非常完善的，事实上，未成年人法律保护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过于统一化，一些专门的规定或者针对特殊情况的规定还不足等，因此，完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本文认为，完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首先应该完善当前的立法，只有具备明确的法律规定，才能更好的指导保护未成年人的实践活动，在立法中，应该更多考虑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特殊情况，要更全面的保护未成年人;其次是保证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顺利进行，有些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的运行却还有偏差或不足，这也影响到了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所以说，对于法律实际履行过程的完善也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马新文.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建设研究[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5（03）.
关键词 刑诉法 未成年人 刑事检察
作者简介：刘琳玲，松阳县人民检察院。
据相关调查研究发现，在所有刑事案件中未成年犯罪案件的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与、环境污染并列成为“世界三大公害”。在所有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呈现出以下特点：低龄化、犯罪类型多元化以及团伙化等。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现状相当严峻，迫切需要加强对未成年监督管理工作。目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旋律，而未成年犯罪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并对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威胁。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其健康成长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当前我国未成年犯罪问题，全社会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我国在法律和政策方面伴随着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二十年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样因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已经不足以满足时代的需求，暴露出的不足逐渐增多。最近几年伴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给国家司法部门和相关司法工作者带来了严峻的任务和挑战。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成为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课题。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查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多年实践探索中，近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下称“新诉讼法”），内容条例中用特殊章11个条文形式，对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规定，这对未成年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来说是一项空前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新时代赋予了新的历史人物，对我们日后的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特点
（一）犯罪年龄低龄化
因为未成年人因为心理状态不够稳定，各方面的是非判断能力不够成熟，缺少足够的自我控制能力，过于偏激，而且当代的未成年又大多数为独生子女，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种种原因使得近年我国未成年犯罪的年龄不断提前。调查结果显示：在年满14周岁且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在实施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数量逐年递增趋势，同时在未成年人犯罪所占刑事案件的比例也在不断的增大。
（二）犯罪的团伙化、多为共同犯罪
未成年人伴随其年龄的不断增长，独立性意识日益增强，未成年人更容易接受和同龄人之间的交往，容易被煽动和利用，存在不信任长辈和家长的叛逆心理。由于个人单独行动会存在恐惧的心理，加之自身缺少足够的智力和经验等因素，所以在实施犯罪活动过程中，往往会以团伙的形式进行。多人行动，会弥补个人智力经验上的欠缺，同时也不会有过多的恐惧感，减少了犯罪过程中的阻力，增大了作案的成功率。目前查处的一些未成年犯罪团体当中，很大部分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的雏形，如果不注意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三）犯罪主体文化程度偏低
在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犯罪主体中，绝大部分未成年人都是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受教育程度是偏低的，大部分仅仅只是初中文化或者小学文化，还有一部分甚至是文盲，受教育程度的偏低导致其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没有清楚的认识，同时未成年人又缺乏足够的是非辨别能力和诱惑的抵制能力，从而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激情犯罪、无复杂原因
未成年时期是处在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也是最严重的一个阶段，不服管教，逞强好胜，哥们义气，做事只图一时刺激不考虑后果，通常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导致其情绪激化，致使犯罪的发生。
（五）犯罪种类多元化与罪名集中化并存
未成年人处在一个身体、心理、生理发展的特殊时期，各方面都极不稳定，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计后果，具有一定的疯狂性。近年，因为受到大量不良刊物书籍和影视作品的影响，造成青少年性生理趋于早熟，而其心理成长却相对滞后，在这种矛盾在在且外界又存在诱惑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青少年犯罪。
二、新刑诉法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 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设计缺陷
1. 立法缺乏系统化。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尽管十分重视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建设，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相关的一些内容及规定只能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内容比较分散，规定内容也不够具体，这对司法检察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在新《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对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一定的弥补作用，但规定内容都是比较原则而不具体，导致法律条文间缺少联系，依然未能形成系统、专门、独立的法律体系。
2. 缺乏配套工作机制。新《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确定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同时还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一系列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但是这些规定程序都严重缺乏与之相对应的细则规定和具体的工作流程，操作起来也极难统一。检查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执法工作中涉及到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对其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求很高，完善司法监察工作制度，细化部门工作流程，这样才能保证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3. 未形成制度化的未成年人保护网络。要实现对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控制及帮扶教育，是需要公、检、法、司各部门之间密切合作的。但目前，检查工作缺乏系统化制度的支持，导致现在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呈现责任主体不明、执行主题不清等一系列不明确的问题，也造成了对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工作的重重困难，也使得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成效不佳。
三、新《刑事诉论法》下对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加强和改进措施
目前，我国未成年犯罪预防工作不容乐观，在未成年犯罪预防工作中，要充分利用社会上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形成一股合力，弥补单一方力量的不足，针对未成年犯罪的具体原因，深入分析，充分依靠各界力量，进行综合治理，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的犯罪的发生。
（一）完善立法
完善我国预防未成年犯罪的相关法律是预防并减少未成年犯罪的根本措施。目前我国存在的一系列针对未成年法律法规，都是比较笼统的，实际操作难度较大。而且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未成年犯罪活动又逐渐呈现新的特点：低龄化，团伙化，诱因简单，类型多元化及罪名集中化等，原有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满足新的需求，预防和控制未成年犯罪活动又面临了新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到这个新《刑事诉讼法》颁行的这个机遇，进一步展开完善立法工作，制定及实施相关的防范未成年犯罪的政策和措施，真正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做到有法可依。
（二）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工作要大力度加强
未成年的司法保护就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依据相关未成年法律法规进行司法活动，彻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并切实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的一种法律行为。对未成年人传统的司法保护制度是分散式的司法保护模式，这种保护模式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结构上具有分散性，保护方向又缺少重点，具体时间的处理手段又过于单一，显然这种司法保护模式已经不足以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所以在新《刑事诉论法》体系下，我们构建出了一种全新的保护模式――即司法保护一站式机制。一站式模式就是指检察机关在处理未成年犯罪案件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审查批捕、起诉和出庭公诉等各环节，进行特殊审理的标准样式。在此模式中，明确了检察机关在整个未成年刑事案件处理工作中的主导机关地位，以及在未成年刑事案件诉讼各个环节的审理的内容和方式。
（三）改革教育体制，使我国未成年文化程度普遍提高
（四）重视家庭预防作用
（五）铲除社会不良诱因，精华社会风气
【关键词】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监护失职刑事责任
从我国刑法规定中发现，监护人除犯遗弃罪、教唆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外缺乏对于滥用监护权致使被监护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本文就此展开讨论，以期监护失职纳入刑法追责，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概率。
一、监护制度是国家对于未成年人实现特殊保护的重要制度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设立监护制度，强化监护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对于保护人口资源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尚未发育完全，辨别能力弱，染上陋习甚至违法犯罪具有无辜性，所以以国家法律规定来体现对于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源保护意志。从这个层面上说，完善对于监护人滥用监护权致使被监护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制度更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再者，如果监护人能够忠实的履行监护人法律义务，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反之，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监护制度的履行具有重大社会意义。
二、监护失职责任追究在刑事法律规范中存缺陷
（一）《刑法》缺乏追究监护人失职刑事责任的制度
《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刑法》仅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出现对监护人完全免刑责的漏洞。虽然《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有“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第三百四十七条第六款规定有“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制造，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的，从重处罚”。但《刑法》却没有提及监护人也可能实施的这类犯罪，更是没有设定对监护人教唆应从重处罚的条款。显然《刑法》缺乏追究监护人失职刑事责任的制度。
（二）专门法律对监护人处罚的力度明显较轻
在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十五条对于教唆、胁迫、引诱未成年人实施不良行为或者品行不良，影响恶劣，……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法第七章法律责任第四十九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显然，当未成年人有不良、违法行为或者构成犯罪后，该法律对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设定的刑事责任，比较学校、公安机关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处罚要轻。监护失职致使未成年人犯罪与上述法律漏洞难以撇清关系。
三、监护失职造成被监护人犯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依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负有直接责任。监护制度中的监护人的职责是法定职责，监护人只能忠实地履行而不能滥用。亲权的本质基于血缘这种自然属性，而监护权的公法属性更加鲜明。基于未成年人的本质和国家的特殊保护，使得这种法定职责具有无过错属性，其中的义务是法定义务只能忠实履行，其中的权利更加不能滥用。因此，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后果，具有社会危害性，监护人失职的刑事责任理应追究。
民事法律规定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承担的是无过错的法律责任。从有利于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出发，过失理应成为监护失职追究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这是由于监护权其实是法律规定的对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全部义务，如果滥用严重的必然导致未成年人犯罪。所以，有过错的并且造成《刑法》层面上的社会危害性结果的更加应当刑事追究。
作为监护人，父母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具有天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其监护职责是法定义务，必须履行。如果失职造成犯罪，显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四、未成年人监护制度需要刑法维护。
（一）监护制度是公法应当纳入刑法保障。监护制度作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必须得到贯彻落实，尤其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刑法应当责无旁贷。由于监护人不作为、乱作为和监护不到位致使未成年人犯罪的滥用监护权行为却不能刑事追究。所以应当设置监护失职罪，使监护失职责任追究扩大到刑事问责。实质上是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他们健康成长的防线前移，既巩固了监护制度，又保护了包括监护人在内的家庭。
（二）追究监护失职刑事责任的标准。由于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的无辜性决定了监护责任必然存在失责。因此，监护人对其监护的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的无辜性必须付出代价。这些代价应当是由于监护人对于监护职责不作为、乱作为而突破了防止未成年人犯罪这个监护责任的底线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果民事问责，则应当追究其所监护的未成年人由于犯罪造成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刑事问责，则应当追究其所监护的未成年人由于犯罪造成社会危害的刑事责任。这些是法定监护责任的要求。
（三）监护人失职致使未成年人犯罪的刑责设置。在当前我国的刑事法律忽略了对于父母这种在监护人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并且具有刑事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机制。由于这个机制的缺乏，使得父母作为监护人，其监护责任仅到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便嘎然而止。在客观上疏于、甚至放弃了对于其未成年子女预防犯罪教育的重要因素。建议刑法可如此表述监护失职罪状：监护人不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实行特殊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义务，滥用监护权致使被监护人犯罪的，根据被监护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处以罚金、六个月以下的拘役。在法律体系的设置上切实地落实我国社会对未成年人实现专门保护原则的目的。
总之，未成年人犯罪是特殊的犯罪形式，理论上证明不但可以减少和预防，而且应当杜绝。而在《刑法》上设置监护失职的罪状并对监护人刑事追究，则是实践中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条件。否则监护制度如同虚设，无辜的是未成年人，损害的是祖国健康安全的人口资源。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3]《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一、与法学基本理论之“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行为能力”之规定相冲突。法理学认为：十四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无刑事行为能力，不具备辨别和控制自已刑事行为的能力，不能独立行使自己的刑事权利。而新规则从刑法上对无刑事行为能力而“自愿”把刑事、民事权利竟合的妇女基本权利-性权利拱手与人的十四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幼女的行为做出肯定，岂非自相矛盾？
二、因与立法本意上“保护弱群体”指导思想相违导致刑法体系内部掣肘。保护“弱势群体”是宪法、法律、法规的基本指导思想，并体现在其法律条文之中，如刑法第236条、237条、240条、360条等均对此明确规定，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的“奸幼女罪”的取消和被告人的无罪处理，必然使得罪名设置上有“厚此薄彼”之嫌，使得被告人定罪量刑上“显失公平”。况且奸幼女罪主观恶性之深、社会危害之大，亦非其它诸罪可比，舍重留轻亦是情理难容！
三、与党的十六大基本精神相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左。“两个文明”建设是党的十六大肯定的十条经验之一，女性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份，并为古今中外所重、所称赞。但曾几何时，中华民族这些精华却被“弃如敝履”，而西方之性“解放”、“”反倒登上“大雅之堂”。须知改革开放也好，入世也罢，舍此中华民族精华，中华民族将不成其为中华民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要再拿我们未成年的姊妹、女儿去“作秀”了！！！
[论文摘要]未成年犯罪的刑罚在我国尚欠缺体系性的法律，法律规范主要见于刑法、新刑诉法、最高法院关于审判未成年犯罪的解释中。将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引申至刑事领域，体现了两种不同刑罚目的，侧重公平抑或效率的价值取向。结合相关法律文本的分析，未成年犯罪刑罚需要综合两种主义的考量，才能使其最大化受到保护，也更利于良性社会秩序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报应主义；功利主义
一、问题的引出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犯罪主体，其处于心智发展的特殊年龄阶段，从而犯罪行为具有目的性，随意性、突发性等特点，更易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同时，考虑到未成年人对于社会未来秩序构建的意义，有必要对其采取不同于成年犯的司法规则与措施，以预防再犯罪、教育感化为价值导向。
刑罚是根植于犯罪的，当前未成年犯罪在我国从数量上呈现出逐渐严峻的势态。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理念，前者更加强调公正，后者则更加追求效率。然而，公正与效率作为两种价值取向，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其中的平衡点又是很难找到的。未成年在未来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其犯罪采用怎样价值选择下的刑罚必然将会对整个未来社会的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笔者在此就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两种观念，结合未成年的自身特点对其刑罚观进行浅要讨论。
二、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理论基础
1.报应主义，又称报应刑主义，其义在于“以为犯罪乃至违反正义之行为，对犯罪科以刑罚，即所谓恶有恶报，乃理所当然。”报应主义的刑罚关系是纯粹的，即犯罪是刑罚的绝对原因，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同时，刑罚要与已然的客观犯罪行为相均衡，使受侵害的法律秩序乃至道德秩序得到恢复，利于社会主义正义理念的实现。影响最大的三种观念：（1）康德的道德报应论。康德认为，“任何一个行为，如果它本身是正确的，或者它依据的准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行为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在行为上和每一个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并存。”由此，如果在自由并存环境下，他人行为妨碍了自己行为的完成，那么这便是不道德的。（2）黑格尔的法律报应论。黑格尔认为，“刑罚不过是否定的否定。”即犯罪是对法的否定，而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通过两次否定，扬弃了犯罪，让刑罚恢复正义得以实现。与康德不同的是，这种刑罚并非以物易物般的等量事实侵害的交换，而是一种等价的交换。（3）规范学派的报应论。规范学派又称后期古典学派，所指规范是“国家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命令其国民及其国家机关为实现目的而进行必要的行为，禁止实行被认为是有害的行为，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因此，此处的规范并非一般意义的规范，而是法律法规外的一种价值上的规范。规范报应论者认为，犯罪的实质是违反规范，而不是违反刑罚法规，刑罚则是国家基于对犯罪人要求服从规范的权利，而对否定规范的犯罪行为的否定。规范报应论把刑罚视为在犯罪违反法规背后的规范下受侵害法律秩序恢复的手段，带着黑格尔法律报应的色彩；同时，其所追求的规范违反程度又是与康德的等量交换相互映衬。
2.功利主义的刑罚观认为，刑罚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预防社会上一般人犯罪的发生或者已经犯罪的人将来再犯罪。按照习惯将其分为行为功利主义和准则功利主义：（1）行为功利主义。行为功利主义根据行为本身所产生结果的善与恶来评判行为的正确或错误。以追求特殊预防的目的，针对具体的犯罪人的具体行为，考量行为人特殊的生理、心理、人格、客观环境等因素，旨在预防犯罪的效果最大化，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色彩。（2）准则功利主义。准则功利主义根据相同环境下行为遵循准则产生的善或恶的效果来评判行为的正确或错误。边沁认为人都是受功利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幸福，而对于社会或政府及其措施来说就是应该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最大幸福原则）。对犯罪的惩罚无疑会给犯罪者带来不幸和痛苦，这本身是违反功利主义原则。但是从整个社会利益、从“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量的幸福”考虑，对犯罪进行惩罚又是十分必要的。故刑罚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预防社会上一般人犯罪的发生，或者在于预防已经犯罪的人将来再犯罪。刑罚的目的在于将犯罪的“快乐”与一定的“痛苦”结合起来，需使刑罚的“苦值”大于或至少等于犯罪的“乐值”，才能达到追求效率的意义，二者之间的差值在一定范围内越大，即使得刑罚的效率更大化。费尔巴哈则强调将刑罚的威吓由肉体威吓转向了心理强制，“用法律进行威吓”使得惩罚更加节制、隐秘和影响久远。
三、两种主义观念下未成年犯罪刑罚的审视
我国关于未成年刑事立法以《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主。
（一）报应主义的审视
在我国，对应报应主义刑罚观的当是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该规定具体体现在定罪、量刑和行刑方面。首先，在定罪上任何人犯罪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适用相同的定罪标准；其次，在量刑上，相同犯罪情节应做到同罪同罚；再者，在执行刑罚上对于所有的受刑人平等对待，凡罪行相同、主观恶性相同的，刑罚处境也应相同而不能搞特殊化。道德报应论来看，刑罚的启动就是就道德秩序的违反的已然行为，通过考量已发生的侵害，给予等量或均等事实如以物易物的惩罚而不能有其他任何的目的，要体现出正义与公正。法律报应论来看的犯罪行为首先触碰了定义的正义，正义是通过法来得以实现，即是说对法进行了否定。而法通过刑罚对之前未成年的否定行为展开二次否定，整个过程包含了等价交换。从该条规范来看，无论是成年人抑或未成年犯罪，虽然其身份存在不同，但在同等犯罪情境下都应当适用同样的刑罚。
（二）功利主义的审视
《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解释》第6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该法第7条“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在接下来的第9条中，对于未成年盗窃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且未超过三次，如实供述事实并积极退赃也不认为是犯罪。从上述的几个法律条文规定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未成年可定罪的事实而不进行定罪，是非犯罪化的处理，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精神。
除了非犯罪化的处理，我国对未成年犯罪还采取有非刑罚化思想。比如《解释》第17条规定：“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1.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2.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3.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4.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5.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6.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从行为功利主义来看，未成年自身的生理心理不成熟，具有特殊性，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也较小，因此我们需要对其刑罚作特别处理。
再者，我国在处理未成年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刑种的使用中，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死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同时，还要体现非监禁化，达到矫正其行为的目的。在我国，管制、拘役、有期刑、罚金是适用未成年犯罪的。
与此，在新刑诉法中，也专设一章对未成年犯罪刑事诉讼程序作了特别规定，为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提供了统一的程序保障，设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审判时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附条件不起诉是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蕴含了预防思想、刑罚个别化、非刑罚化思想，是一种从功利主义出发的视角。《刑事诉讼法》第274条：“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是，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第275条第1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与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目的在于充分保障未成年的权利为出发点。由于未成年在诉讼程序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成年人的参与更加能趋于理性化处理。另外，犯罪记录的存在一方面再犯罪会因此得到从重处罚；另一方面代表着一种标签，会给未成年了带来羞耻感，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这是新刑诉法构建这些制度的一些出发点。
河北省乐亭县人民法院实习报告 实习人：史晓涵 专业：法学 实习地点：河北省乐亭县人民法院 时间：2007年4月6日—2007年5月13日 本次实习时大学阶段最后一次实习了，大家很是激动、又很是期盼。因为这次实习既可以完整检验我们在大学阶段所学到的知识，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社交的平台，为我们正式走入社会，做好充足的准备。此次毕业实习给我的感觉就是：层次更深、内容更广、意义更大。所谓层次更深，是知我们对法律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认知的层次上，而是要深入挖掘法律条款的应用背后的理论进出和理论根据。从这一点来说，对我们的专业要求更加苛刻，需要我们对法律条文十分熟悉，对法律条文所指向的现实应用也要能够从容把握。
所谓内容更广，是知我们实践的内容包括了案件的旁听、庭审后卷宗的整理、包括了对每一个所参与案件的预评以及对处理结果的分析。因此我们体会到，此次实习对我们专业素养的提高，一定大有裨益。 所谓意义更大，在外延上是指实习过后，我们即将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实习的效果对自己的从业能力极有影响；而在内涵上，此次实习是对我们大学四年的知识掌握的一次总的考察，从正面直接反映了本科四年的学习效果。 我的实习单位是河北省乐亭县人民法院。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离家比较近，而且这的司法环境比较好，一些抓主要案件的法官也都愿意带我。来到法院，我立即同入到实习工作中，虽然说不上驾轻就熟，但也不想第一次实习那样对一切都很陌生。 刑庭的工作很忙。我到这之后，先是和另外几个实习生把以前积压的卷宗整理下来，这之间有什么典型的案子，法官都会叫我们过去旁听。整理卷宗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案件已经审结，很多书面材料又放得很零散，有的找不到的还需要临时补充，跑上跑下很是累人。这个工作有一点好，就是不需要懂什么脑筋，按部就班把材料找齐，装订一下就行了。从这份工作中我可以看出，法院的一些工作还是很不到位的。因为卷宗的整理原则上是案件审结后就必须完成的，但是从日期上看，这些工作被拖延了数月至久。分析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法院的人手不够，导致本应按时完成的工作一拖再拖；二是有些法官的责任意识不强，没有及时完成自己的分内工作。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实习生来了，这种不需要大脑思维的活计就只好由我们来做了。旁听庭审看似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事情，但如果想从中领悟到一些东西，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就需要大动一番思考。这之间对我触动最深的，是这样一个案子： 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某地方初中的学生，平日里游手好闲，基本上属于学校、老师、家长“三不管”的类型。因为痴迷网络，手上又没有很多钱，他们就长期在校园敲诈勒索学生，直到案发，他们竟然在校园为祸半年之久。 案发原因也值得一提：某日他们故技重施，勒索一名学生，并且扬言“不给钱就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但是那名学生身上实在没钱，他们于是叫他回家去取，而且声称取不到钱，就不让他进校门。这名学生回家要钱，言语吞吞吐吐，编的理由也不符常理，这才引起了家长的怀疑。在家长的追问之下，这名学生吐露了实情。于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找到了学校。 学校有关部门对待此事的态度十分暧昧。一再强调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学生打架斗殴的事件，并说学校会尽快处理，让家长放心回家。 家长走后，学校有关老师只是安慰了一下这名学生，而没有深究此事。当日放学三名犯罪嫌疑人再次找到这名学生，在得知他仍然没钱而且还把家长带来告到学校后，三名犯罪嫌疑人怒不可遏，将这名学生痛打一顿，之后扬长而去。后来经法医鉴定，该学生的伤情已构成重伤。 三名犯罪嫌疑人归案后，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且交待了近半年间他们敲诈勒索、抢劫、抢夺学生的多起犯罪事实。据说，三名被告人交待的事实，让办案的民警很是震惊。而他们三个还在天真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因为案件涉及的被害人众多，而且很多都是连犯罪嫌疑人都不认识的人，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民警着实费了一番功夫。据办理此案的民警透露，有部分学生，慑于他们三人的，迟迟不敢出来作证。经过警察和家长的共同教导，才肯出面指正。 这件案子的情况并不复杂，只是涉及的关系非常微妙，对整个县的教育系统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在旁听席中，坐了犯罪嫌疑人的亲属，还作了该所学校和县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些领导。 因为证据充分，三名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也较好，所以庭审十分顺利。三名被告人都请了律师，但律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并没有太多反驳，只是强调被告人属于未成年人，适用法定的从轻处理的情结。庭审结束后，法官当庭宣判：三名被告人属于共同犯罪，且触犯刑法所规定之数罪，但鉴于被告人是未成年人，在法律上应当从轻处罚，最后判决三人三到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由于被害人的委托人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法官又判决三名被告人家长向被害人共同支付人民币5万元整。判决书宣读以后，三名被告人的家长失声痛哭，整个法庭一片悲景。 庭审结束后，我找到负责此案的法官，我问他为什么没有适用缓刑，给三名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法官说如果他们的罪行能再轻一点，对被害人的赔偿能够主动、及时一点，判处缓刑不是没有可能。但事实否定了他说的两个假设，所以只能严格按照法律来宣判。他说自己办这个案子的压力很大，三名被告人的家属找了层层关系，想把自己的孩子“弄出去”。 虽然案件已经审结，但我心中的问题并没有完。首先我想到的是，三名犯罪嫌疑人在学校危害这么长时间，为何无人知晓、无人报案？其次，对于一部分画像堕落的未成年人，我们的学校、老师、家长是继续教育他们，还是抛弃他们、把他们推向社会？最后，在本案中，家长是不是可以对学校提起民事赔偿，要求学校承担管理者的责任。这三个问题，在我咨询了我得带队老师后，基本上就得出了答案。 第一，学校不仅仅是教育者的角色，他要扮演的，还有很大一部分管理者的角色。在学校有人对学生侵害长达半年之久，而且又是群体性的受害，学校是真的不知情，还是根本就不想管？从学生的角度讲，因为他们年龄小，独立的个体对于群体来说又处于绝对的弱势，所以很容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所以在平时，既需要学校加强教育，又需要家长关心孩子。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知道：他们该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受到侵害后该怎样去做。 第二，很大一部分未成年人，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他们哼了老师的“眼中钉、肉中刺”，家长也不愿过多的约束他们。其实，未成年人的可塑性是很强的。首先作为家长来说，要重视自己的孩子，不但要懂得教育他们，而且要懂得和他们交流感情。孩子做错事时，不能一味打骂，否则极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家长还要加强孩子的日常看管，不能只顾着挣钱。一些不适合未成年人去的地方，诸如网吧、歌厅之类地方，绝对不能让孩子去，因为这些地方的诱惑力太大，很容易让不能完全辨别是非的孩子走上犯罪道路，也很容易让孩子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等到孩子出了事之后再去找关系、忙赔偿已经为时已晚。我始终信奉这句话：没有教不会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和家长。 第三，在这个案件中，被害人完全可以向学校提出索赔。因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学生在学校受到侵害的案件，被害人的家长在孩子受到威胁后，及时找到学校，但并没有引起学校的重视。学校作为管理者，却疏于管理，理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至于诉讼的性质该是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我认为应当是民事诉讼。应为学校毕竟不是行政机关，以“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事实上，这件案子不仅涉及到了一系列法律问题，而且涉及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法律所能纠正或者惩办的只是公民的不法行为，而在这些不法行为的背后，隐藏的几乎都是相关的社会问题。如果社会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地解决，相信这三名未成年的学生也不会走上自己的不归路。现如今我们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对未成年人的培养和教育的重要性，而且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障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他们的合法权益，但是很多政策或者法律一到地方马上就变了味道，因此我认为，地方各级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以及教育机构，对自己的执行能力应当进行一番反思和整改。 实习一段时间后，我根据自身体会，想谈一下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思考。这里说的司法制度，主要是指审判制度和检察制度。 在我国，有相当数量的法官、检察官并没有达到法律要求的执业能力，但司法制度对于司法公正来说，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司法制度药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社会公德。因此我们应该通过一些政策或者法律规定，建立或者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的制度或理念。注重培养法官、检察官的专业素质和个人能力。 对于在职的法官和检察官，国家应该有专门的机构建立相应的标准，定期考核其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不能过完司法考试就算完事。对于考核不合格的法官和检察官应该及时让其加强学习，之后仍然不能胜任的要及时让其转换岗位。对检察官和法官的要求，理应比普通的公务员要严格一些。 在国家监督的同时，应该建立晚上的群众监督机制，让普通百姓行使一定的监督职能。法官和检察官接触最多的就是百姓，他们的工作性质，使他们和普通百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让老百姓评价他们心目中法官、检察官的好坏，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依据。这不仅是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的是因为百姓的心中有那杆衡量“官员”的称，这杆秤就是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 这里我主要提出的是：转业军人不宜直接加入法官、检察官队伍。目前我国对于转业军人的分配、安置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律规定，一些部队上的“首长”、“长官”直接转业到了法检机关。这些人几乎没有经过法学教育的培养，虽然临时背背法律条文也能办事，但所办之事着实体现不了当代的法学精神，对我国司法实践的长久发展实无益处。
一个多月的实习结束的很快。回顾这段日子，我感觉收获很多。首先我和很多同事、领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他们在一起，可以讨论专业知识、可以讨论社会热点，在闲暇的时候，可以拉拉家常。这种友谊是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友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法律。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对此会倍加珍惜。其次是我更加深入地接触了社会。学校是一个象牙塔，在里面的时间久了，虽然可以安心于学术，但是总会有一种脱离社会的感觉。而实习是把我们和学校、社会相互联系在了一起，在实践中检验了所学的理论，从实践和理论这两方面来说都得到了升华。
关键词：司法制度；少年；社会化
近年来关于少年司法领域的议题不再仅仅停留在法理的层面，而向分支领域不断发展延伸。其中社会最关注的议题就是少年司法社会化相关问题的争论。
关于少年司法社会化的定义，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对少年司法社会化的理解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以法学为出发点，对少年司法社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什么样的少年司法制度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少年司法制度是如何融入社会体系中并发挥作用的，少年司法制度是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少年司法制度如何从公权力主导转化成社会参与模式的等。另外一类的定义则是从社会学出发，关注的是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社会司法的，社会因素在法律条文和司法过程有哪些具体的体现，来自非国家公权力的理念是如何参与少年司法的等。
一、历史：少年司法社会化的理论与变革
英美国家少年司法制度是以少年审判制度为中心的少年司法制度。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少年法庭法》，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少年司法制度早期的司法干预大于惩罚主要在于查清犯罪事实和依据法律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对少年儿童进行司法干预。基于一般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少年儿童不能预谋犯罪”这一古罗马法的古典理论和英美法系关于“国家对于少年不是惩罚的官吏而是最高监护人”这一衡平法原则，如果父母不能履行抚养义务和管教责任，则由最高监护人国家依法干预，承担保护少年儿童的职责。一是保护未成年人，使其免受父母或监护人的侵害。二是设法消除促使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种种因素，预防和减少犯罪。三是救助和矫治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1984年上海长宁区设立中国第一个少年合议庭，直至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通过，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为少年法庭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依据。现今，少年司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大都出自《未成年人保护法》，以教育、感化、挽救为方针，采用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综合治理原则。我国目前的制度主要有少年矫正机构（工读学校、收容教养、管教机构）社会帮教制度和社区矫治工作。截至2003年，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开始了社区矫正的阶段。
二、现状：少年司法社会化的现实与困境
（一）在押少年人数多年负增长率
在押少年人数多年负增长率，困境是由于案件积压滞后、政策硬性规定等，使部分少年案件审理程序迟延。
统计局公开的在押未成年人数的数据对比显示，2010年我国开始有计划的控制在押青少年人数，以社区服务、社区管制、拘役来代替少管所服刑。除2009至2010年这一阶段下降幅度较大之外，基本上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2004至2010年，少年领域的司法改革大幅推进，在押人数波动较大，但是增长率维持在零点以下。统计局公布的关于未成年犯罪越轨人数比例总体呈现出案件少、起诉少、服刑少、在押少以及刑期短等特征。
（二）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罪犯数据波动较大
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罪犯数据波动较大，困境在于进入审判程序的未成年人的数量受法律政策的變动影响较大。
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不同的年份会有所变动，但是未成年人在押比率持平。这其中反映了司法程序从侦查、起诉、审判到司法社会工作领域，整个司法程序中有计划的调控。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青少年犯罪人数在总刑事罪犯总数中所占比例呈现下降趋势，青少年犯罪人数中，占较大比例的年龄大致在18～25岁。二是我国少年司法社会化的过程中，由于法律条文的限制，加之满18岁即承担较重的刑事处罚的条文，使18～25岁青少年的司法制度社会化不足。这部分越轨青少年的司法制度社会化远远不足，仅仅依靠法律职能无法发挥出社会在矫治偏差青少年的有效职能，使18～25岁青少年犯罪比例逐年增加。三是2003年之后，总犯罪人数增加，青少年犯罪人数基本持平，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如社会组织接轨少年司法的试点已经初见成效。
（三）四分之三的少年罪犯由社会转接，其中大部分流向了社会组织
四分之三的少年罪犯由社会转接，其中大部分流向了社会组织。困境在于，司法社工组织现实需求方面存在巨大的压力，现有条件不足以应对问题。
少年犯罪在案件流程中存在多个出口可以转接到社会，只有少部分的特殊案件才与普通司法程序对接。在我国社会组织机构发展不成熟，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现状带来了极大地分流压力。一方面是公检法系统出于未成年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考量而选择社会组织矫治代替司法惩戒，另一方面是司法社工组织供求关系失衡无力承担人数巨大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1.社工组织经验不足，实践案例相对较少
我国的社会组织理念方法从西方引入发展的近20年时间里，不足以完善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程度，在少年司法案件逐渐向社会转接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不适应的问题。社工组织大部分创建时间较短，司法实务又与现实脱节，使社会矫治服务陷入困境。
2.无强大的本土理论支撑
西方关于少年司法领域的著名观点伴随着司法领域的改革深入人心，但在中国整体重视家庭人伦的传统框架下，很难接受国家作为未成年人最高监护人的理念。将孩子视为家庭所有物的传统文化与国家赋权父母为监护人，保护未成人的观点产生冲突，由此带来了整个少年司法系统的理论基础与社会实际现实相脱节。
3.法律法规不完善
关于少年司法领域法规的建设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一是存在亟待补足的空白领域，如司法社工组织在少年法庭的介入规制。二是相关法条过于抽象，社会组织自由裁量权过大，除此之外还存在很多法规多地不统一的地域性差异。案件发生地的不同导致最后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大相径庭，监督机制不完善。少年司法领域需要引入完善的监督机制才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不能因为少年司法的保密性因噎废食。除此之外，社会组织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力度远远大于强制力，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过于放纵和自由而没有起到作用。部分学者对此持有的观点存在争议，一部分认为社会组织本身的功能就是采用非暴力的手段达到社会化的目的，另一部分观点认为即使在社会组织中，对未成年犯罪者也要存在一定的强制力，一方面辅助矫治效果，另一方面强制力也能保障未成年人的安全如限制自由等。
三、路径：少年司法社会化的措施与建议
（一）加强多方联动合作
在押未成年人数量的稳步下降的趋势有赖于司法系统和社会组织的密切合作。罪错青少年的社区矫治来代替一部分的监狱服役，在我国少年法庭是最常用的合作模式之一。在理论上来看主要的优点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将罪错青少年隔离开，防止犯罪方法和手段的传授；二是可以运用家庭、学校和社区等社会关系对罪错青少年进行再社会化，不断加强青少年社会关系的联结；三是在社区环境下更方便对青少年进行心理疏导和矫治，处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在不搁置课业和正常生活之下进行心理疏导等。但是这些前景的实现需要司法系统（主要是公检法等）和社会组织的密切配合。在司法系统将青少年矫治的过程中的职能让渡给社会组织，同时利用社会组织的优势加入心理疏导等要素，这其中的每一个变革都有赖于社会组织和司法系统之间的有效沟通。
（二）控制在押未成年人数增长率政策与司法改革相配合
控制在押未成年人的增长率大部分出于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少年司法的社会化一定要自始至终围绕“青少年社会化（人的社会化）”这一个不变的主题。青少年在监狱（少管所）的环境之下，与整体正常社会隔离的环境下，社会脱节的反应会进一步加深。在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群体中，监狱的环境更多发群体暴力欺凌和上对下的意志压制以及剥削。这些作为在押的不可取之处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减少在押青少年比例这种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施行，其中的尺度和平衡点非常难以把握。这是法律和社会相互配合的问题，法律是公民的权利法，公民的普遍价值观会推动立法，社会需要不断地向法律传达需求。同时，法律要进行对社会矛盾的及时有效调控。因此，在押青少年比率的稳步下降绝非简单的社会呼吁和法律规定这么简单的事情，其背后涉及多方的平衡点考量，一方面要出于保护青少年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减轻青少年的量刑，另一方面恶性的犯罪事件如果在与公众期待差距较大的情形下，尤其是在中国重刑主义呼声高涨的阶段，有可能产生对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的损伤。
在押比例的减少，还要依靠司法系统早期的矫治。在强制措施控制犯罪未成年人开始到检察院起诉为止，这段犯罪嫌疑人的矫治工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决定了案件是否进入诉讼程序，还关系到犯罪之后的应激反应。在当事人心理最脆弱的时候，司法社会工作者应当及时的介入。一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初步的干预治疗，二是积极取得和被害人（如果存在的话）的沟通以期取得谅解，还有在当事人对诉讼流程不了解的情况下，作为当事人的人去和司法系统对接沟通等，辅助出具相关的再犯率鉴定报告。在押比例的减少要想稳步下降就必须依靠社会（尤其是非政府组织）以及司法系统的配合推进。两者必须保持同一个步调，同心同德才能将整个改革损失减到最小。
（三）促进多方监督制度建设和完善
结合新形势，加大监察委监督力度，伴随着司法改革的稳步推进，尤其是监察委的独立机构设置能否将审判监督少年司法的职能过渡一部分到监察委等途径，以加强案件审理评估监督。
引入第三方的监督力量以及加强审监程序的独立。引入第三方的监督力量具有必要性、困难性。必要性體现在整个过程中各级法官以及检察官等司法工作者的自由裁量权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案件来说要大的多，因此司法的审查监督中引入社会组织的监督机制尤为重要。除了原有的审查体制之外，由于少年司法系统社会化的特性，其中就需要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以及群众对少年司法程序的监督，但是实务中的问题是对平衡点的把握。监督的广泛性前提是公开，然而出于对青少年个人隐私的保护，未成年的案件卷宗一律不公开审理，相关案卷一概不允许公开，这其中的第三方监督就举步维艰。
制度上涉及的漏洞包括两点，一是少年司法案件绝对的保密，非案卷参与者、相关者不允许获取相关的信息，并有完善的追责系统。二是审监程序混杂在其他程序中，当前存在低效长周期的特点。即使是司法系统内部的人员尚且不能获知卷宗，更不要说外部的社会组织。第三方的监督几乎在少年司法领域呈现持续空白状态，整个案件的审理监督很薄弱，已经到了亟待改革的危险边缘。
对于其中的困难性则是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更难寻找。对其少年的隐私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案件的监督（合理性和适当性的审查）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双方都必须把握的问题。因此，这条路径是解决少年司法社会化的关键路径之一。以何种方式平衡这两种利益诉求是社会化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