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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传输系统；方案选择
中图分类号 U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72-0123-01
1 课题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地铁通信传输技术是地铁正常运转和运用不可短少的环节，因为地铁传输各专业系统时所占用不同的信道和接口，所以，地铁传输系统的综合业务承载能力是关键，相应地地铁通信传输系统的技术方案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2 地铁通信传输系统的要求
1）地铁通信传输系统的功能要求。石家庄地铁3号线一期首开段要求通信传输系统能够实现的功能有：保障各车站、控制中心、停车场、车辆段之间的信息传输；可以根据需要为各类信息提供主、备用通道；有多种接口种类，信息可灵活分下或插入；有较大的带宽扩展余量，遇到突发事件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设备设计采用独立模块化，方便使用拓展；具有集中告警维护、统一管理的网络管理功能；系统应具有自诊断功能，可进行故障管理、配置管理、系统管理和性能监视；关键设备要备份插板热，发生故障时可自动切换；要给与其他线传输系统的通信预留有接口。
2）地铁通信传输系统的业务需求。石家庄市城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首开段要求通信传输系统能够传输的业务按业务类型的不同可将分为两大类，一是TDM业务，有专用电话音频信息、无线通信系统信息；二是以太网业务，有公务电话音频信息、广播音频信息、视频监控和控制信息、乘客信息系统视音频信息、时钟信息、办公自动化系统数据信息、通信各子系统网管、控制信号、自动售检票系统数据信息及其它信息。显然，以太网业务所占用的带宽较多，其承载能力应该着重考虑。
3 地铁通信传输系统典型方案比选
根据传输系统业务需求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及地铁实际应用情况，石家庄市城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首开段通信传输系统可以选择内嵌RPR的MSTP方案（以下简称MSTP（RPR））、SDH+万兆以太网方案、基于SDH的MSTP方案以及开放式传输系统方案（OTN），根据各种技术方案的特点，对其优缺点进行分析比较，选择更适宜的方案用于地铁通信传输系统建设。
1）内嵌RPR的MSTP。为了优化在环型拓扑上传输数据包，一种全新的IP包承载技术被提出，RPR就随之产生，它是一种新的MAC层协议，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业务带宽颗粒灵活、可以动态共享和分配带宽，二是公平接入各个节点、支持业务级别。RPR以其可靠的技术特点，既兼容了SDH的多个优点，比如对SDH环网50ms快速保护、对延时和抖动性能严格保障等，又兼容了以太网技术经济、灵活和可扩展好的优势。
RPR技术虽然在解决TDM语音业务方面不如SDH技术，但其提供了很好的数据业务承载能力。通过与MSTP的融合，内嵌RPR的MSTP实现方案将能很好的解决多业务承载问题。但内嵌RPR的MSTP目前在地铁领域的应用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技术复杂，导致系统成本居高不下，性价比不够理想；二是无法构建过于复杂的网络结构，对于跨环业务无法提供端对端的保护。
在MSTP环网带宽上划分出独立的通道来支持RPR技术，这就是基于内嵌RPR的MSTP。同传统SDH相比，MSTP通过二层交换技术来共享以太网业务带宽，采用通用成帧处理完成从以太网帧到SDH VC容器的映射，并采用了虚级联和LCAS技术来提高带宽分配的灵活性和可靠性。因为以太网技术应用于环型网时固有的缺点，所以为支持数据业务，在新一代的MSTP中引入RPR技术成为必然。
2）SDH+万兆以太网方案。SDH是光同步数字系列的简称，采用块状的帧结构来承载信息，整个帧结构又由段开销区、STM-N净负荷区和管理单元指针区组成，3个区各司其职，使得不同速率等级数字流的接入得以实现，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主干，其主要特点有全球统一的网络节点接口，在不同设备之间进行传输是相通且兼容的；大量采用软件进行网络配置和管理，简单便捷，对不同方向的数据流进行分下和插入灵活；所有网络单元具有标准的光接口，可以在光路上互通；SDH自愈环技术成熟，网络保护能力强。虽然SDH具有强大的网络管理功能，但也存在其局限性，比如带宽分配固定，不适应大容量突发业务的应用；接口种类较少，一般为基于2M的接口，大部分业务接口（低速数据、话音等）需要增加接入设备实现，但作为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应用经验最为丰富，通过增加相应的设备，可支持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需要的各种业务。
现在随着数据业务的增加，语音、视频等业务的IP化，使用最广泛的计算机网络标准是万兆以太网，应用范围从局域网也扩展到了城域网等领域。其具有如下特点：不像SDH那样分配固定时隙，而是根据用户需求采用统计复用技术来分配带宽，提高了带宽利用率；技术成熟，设备厂家较多，成本较低；系统结构简单，可靠性高，可扩展性、可兼容性、可维护性强。
对于TDM业务的传输，SDH系统依然是最好的选择，而以太网业务直接利用以太网来传输也更适合，因此可以考虑采用SDH+万兆以太网的方案构建地铁传输网。
3）基于SDH的MSTP。MSTP技术是利用SDH技术对传输业务数据流提供保护恢复能力和较小的延时性能，经改造网络业务支撑层可以适应多业务应用，实现对二层、三层的数据智能支持，可以将SDH复用器、数字交叉链接器、WDM终端、网络二层交换机和IP边缘路由器等多个独立的设备集成为一个网络设备。因其特性，MSTP技术对以太网业务的传输存在很多不足，但是它对TDM业务的传输效率较高，比较适合传输TDM业务。
4）开放式传输系统。开放式传输网络简称为OTN，是一种基于物理层的光传输系统，有较高的传输效率。OTN的主要特点有开放性、可多业务承载、系统简化、可靠性高、系统重启和网络恢复快速简单、出色的视频特性、具有视频的内部交换能力、灵活的带宽管理。但是OTN系统采用的是厂家内部标准开发的，不符合国际标准，背板带宽不够、节点箱槽位不多，当单个站点接入较多业务的时候，只能增加节点数量，这样不仅增加了成本，而且给以后扩大容量增加了难度。由此看来，OTN虽然有很多优点，但其局限性较强，难以得到推广。
4 地铁通信传输系统方案选择
根据石家庄地铁3号线一期首开段通信传输业务需求分析可知，地铁通信系统传输网络需要能很好的承载TDM业务和以太网业务，上述方案均能满足该功能需求，但综合分析比较，MSTP更适合TDM业务为主，以太网业务为辅的应用领域。OTN针对性强、接口丰富的优点随着通信IP化的趋势而淡化，而其作为非国际标准、单一厂商特有产品导致的价格高，扩容困难等缺点却日益突出，因此不适合选用OTN。
从应用需求上考虑内嵌RPR的MSTP与SDH+万兆以太网方案均为较适合的方案，但SDH+万兆以太网方案需构建两张网，目前，通信网络正在向简化网络结构、利用单一平台承载全部业务的方向发展。具体到地铁传输网络，单一的传输平台与多传输平台相比，资源利用率更高、维护管理更简单、综合成本更低。因此，适合选用内嵌RPR的MSTP方案构建本工程传输系统，SDH+万兆以太网方案作为备选方案。
关键词：移动支付；技术采纳；结构方程；二阶调节作用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4-0057-12；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09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与格莱珉银行信托基金联合开展格莱珉的中国项目，向中国贫困居民提供小额信贷；2010年6月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复星集团、银泰集团和万向集团在杭州成立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6亿元；2011年6月成立重庆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10亿元；2013年3月，阿里巴巴集团宣布筹建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负责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所有面向小微企业以及消费者个人的金融服务；2014年2月8日，阿里巴巴集团推出余额宝功能，2015年4月，数据余额宝“全球第二”规模逆市增千亿。阿里巴巴的成功，不但使百度、腾讯这些中国互联网公司迅速采取了行动，就连平安集团等传统金融企业也在尝试加入网络金融行业。过去银行是货币的结算中心，掌控着客户的清算记录，但是在网络金融中，第三方支付平台取代了银行的结算中心地位，掌控着人们资金流动的清算记录，据此做出一系列深度的数据挖掘展开的金融业务，成为行业的领导者。而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正遭受着存款较大分流、传统信贷规模增速受阻、利润空间收窄等的巨大影响。当然，传统银行业对此已经充满警惕，因为互联网金融蚕食的正是它们的利益，那么传统银行如何应对互联网金融对其利益的继续瓜分？
从现有的文献看，针对网络金融与传统银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定量分析的文章很少，并且在分析方法的应用上存在很大的不足。本文立足上述问题，指出线下零售的移动支付领域才是传统银行跟互联网金融公司未来真正展开大决战的地方，如果传统银行业在线下零售领域被依托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二维码、NFC手机等移动结算技术打败，等于互联网金融公司把传统银行的线上、线下零售清算业务全部取代，传统银行业就失去了在中国的所有零售领域。而网络金融服务将依托于强大的大数据挖掘功能，通过提供比传统银行更低的利率取得竞争优势，来进一步蚕食传统银行业在生产领域的业务，这样传统银行业的萎缩就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以上观点，本文通过调查人们在购物中对移动支付的选择倾向获得样本数据，以交换理论和效价理论为理论基础，利用结构方程的方法，实证研究了线下购物中人们在传统移动支付方式和依托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新兴移动支付方式之间的选择问题，并进一步探索了影响这两种选择的因素。最终，根据得到的结果，分析依托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新兴移动支付技术在现有的线下零售端被接纳的情况。本研究不仅有助于预测在网络金融的冲击下传统银行业的发展趋势，也可以为第三方支付和传统银行业在移动支付领域的发展策略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
在现有对移动支付技术接纳的文献中，主要应用的理论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以及心理学理论：技术采纳理论模型（TAM）、计划行为理论（TPB）、创新扩散理论（IDT）等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技术采纳理论模型（TAM）
在过去，多数学者针对移动支付技术被接受的研究所使用的是技术采纳理论模型（TAM）及其扩展模型。Davis（1989）借助理理论，针对于信息系统的接受意愿最早提出与应用技术采纳理论模型（TAM）。该模型中Davis提出顾客对新技术的接受意愿受五个因素影响：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使用意愿、使用态度和实际使用。[1]我国对技术采纳模型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近年来被学术界重视成为热点研究问题。徐博艺、高平等，总结出技术采纳模型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历程并将其发展划为3个阶段：基础阶段、提高阶段和发展阶段；然后对技术采纳模型进行了4个方面的总结：针对不同研究对象的技术采纳模型、对技术采纳模型具有外部影响的研究、对于技术采纳模型内部影响的研究和技术采纳模型的跨文化研究；最终，建立了TTF和TMA的整合模型分析我国企业中的ERP的影响因素。[2][3]汪雪芬、徐博艺等提出了企业接受行为受到隐私权保护、信息产权保护和信息的准确性的影响。这一成果使技术采纳模型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出有关于信息道德因素的B2B电子商务系统的技术采纳模型。[4]
扩展技术采纳模型（TAM2）是Venkatesh&Davis（2000）在传统的技术采纳模型的基础上将效价理论、主观规范等纳入其中。对于移动支付技术的研究是在扩展的技术接纳模型的基础上根据移动支付的特性加入了成本、移动性和方便性等因素。[5][6][7][8][9][10][11][12]香港理工大学的王玮对技术采纳模型、理和计划行为理论这三个模型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论述并阐述了对此类问题研究的方向。KIM（2007）[13]认为传统的技术采纳模型对那些新的信息技术的解释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在过去，信息技术的接纳大多是组织情景下的强制使用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是由组织承担的。但是在现在这种新的信息技术接纳情形中，产生的费用和风险都是由个人承担的，因为这是一种个人自愿的技术采纳行为。特别是在移动支付的过程中，用户在此过程中在接纳了移动支付技术和享受移动技术的同时，还要承担其风险和费用。[14]基于此种观点，KIM（2009）在消费者的即时网上购物的电子商务行为中引入了效价理论。由此，客户在对移动支付采纳的过程中会受到效价理论中正向和负向因素的影响。[15]Schierz等（2010）在传统技术采纳模型的基础上拓展出用于移动支付技术的接受理论模型，并指出，用户态度在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移动性等因素影响用户接受移动技术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16]Lin（2011）把技术准备这一因素加入技术采纳模型中，最终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准备对电子技术服务的使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7]
（二）其他理论
Ajzen（1991）引入计划行为理论（TPB）研究用户的技术采纳行为，他认为主观信念和行为信念通过行为意愿来决定人们的行为。[18]创新扩散理论（IDT）中所包括的影响客户接受新技术的因素有：相对优势、自我形象、可试用性等多个因素。[19]而这一理论中的自我形象与相对优势这两个因素分别测量了移动支付使用过程中的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是由Homans提出的，他在这一理论中指出，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可视为一种交换行为，人们在交换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甚至也是一种交换关系。Blau在Homans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最终得出，人们会对某项活动或是个人那里得到的潜在利益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并与其他的一些活动和人进行比较，最终会选择能够获得利益最大化的那项活动或者个人。清华大学的张楠、陈国清等从行为建模的角度对信息技术采纳模型进行了研究，指出应用研究方向、动态研究方向、组织研究方向和跨文化研究方向是未来对技术采纳模型研究的新型研究方向。[20]
从目前国内外的现有研究结果看，对技术采纳理论的研究利用技术采纳模型最为普遍，而对其他的各种理论的应用相对少一些，但无论以何种理论为依据，都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以交换理论为基础理论对移动支付技术的接纳的研究更少，而且在模型的利用上存在很大缺陷。本文在以往利用交换理论对移动支付技术采纳的研究的基础上，将第三方线上支付经历和使用经验这两个变量分别设为一阶调节变量和二阶调节变量建立模型，研究在以交换理论和效价理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的模型中，对移动支付技术接纳的影响因素。最后，根据得出的结果，分析移动支付技术被接纳的可能性。
三、理论假设及模型设计
本文以社会学以及心理学中的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和效价理论作为研究移动支付发生的理论基础。交换理论认为这是一个人与移动支付系统的交互过程，所以在此过程中对移动支付方式接受的影响因素来自于人、社会环境以及系统这三个方面，通过这三个方面的作用共同影响着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两个因素。这里将效价理论引入模型之中。效价理论是根据理性认知的消费者决策理论，从正、负两个方面研究消费者的消费决策行为。因此，用效价理论来对交易模型理论中的得失的变量进行设定是非常合适的。Peter等（1975）利用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来测量感知的正效用和感知的负效用。[21]这是由于具备正、负两个方面的考虑，效价理论非常适合用于交换理论中对得失变量的解释和设定。最终，根据交换理论通过衡量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对移动支付手段的选择进行决策。
（一）个性特征
根据已有的研究理论，我们设定个体特征这一影响因素由个体创新和知识两个构念所构成[22][23]，这两个构念在过去对信息系统的研究中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构念。
Yi等（2006）指出高个体创新性的个体更加喜欢接纳和尝试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更积极地利用新的技术来应对高的不确定情况；同时发现，网上购物行为与个体创新存在着正向的相关性。[24]所以，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1：个人创新与线下零售消费过程中使用第三方平台支付的感知收益正相关。
H2：个人创新与线下零售消费过程中使用第三方平台支付的感知风险负相关。
Wortman（1975）提出，知识是感知控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25]Klobas（2000）通过研究得出，使用互联网的额外知识可能会影响用户对网络的使用。[26]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用户所掌握的第三方平台移动支付的知识越多，对其感知控制和获得利益的评估就越高，就会增加用户的感知收益、降低用户的感知风险，所以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用户的第三方平台支付的知识与线下零售消费过程中使用第三方平台支付的感知收益正相关。
H4：用户的第三方平台支付的知识与线下零售消费过程中使用第三方平台支付的感知风险负相关。
（二）系统因素
在过去对信息技术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是基于技术采纳理论（TAM）还是基于创新扩散理论（IDT）系统因素都作为外在的因素被引入各模型之中，其中Xu等（2006）最先提出技术的方便性是移动商务是否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27]兼容性是指现有的行为方式、以往的经验以及价值观三者与使用新技术的一致程度。移动性是指在移动网络的覆盖区域内，手机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手机进行支付或交易。易操作性是指移动支付的过程步骤、订单修改等都简单方便。Lei-da Chen（2008）[28]认为感知易用性、移动性和兼容性等因素都对移动支付方式的接受起到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将兼容性、移动性和易操作性归结为已给变量――方便性，并提出以下假设。
H5：第三方平台支付的方便性与线下零售消费过程中使用第三方平台支付的感知收益正相关。
H6：第三方平台支付的方便性与线下零售消费过程中使用第三方平台支付的感知风险负相关。
移动支付的安全性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安全性必然变为移动支付手段被人们接受的重要阻碍因素。移动支付系统的安全性是指数据安全、商品安全、协议安全以及法律安全等。Lim（2008）认为安全阐述对用户的感知风险起着显著的影响作用，所以客户在不了解所做交易是否安全的情况下是很难接受移动支付技术的。[29]因此我们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建立了包括：交易程序、技术保护和安全阐述三方面的安全性因素，并提出以下假设。
H7：第三方平台支付的安全性与线下零售消费过程中使用第三方平台支付的感知收益正相关。
H8：第三方平台支付的安全性与线下零售消费过程中使用第三方平台支付的感知风险负相关。
关键词：通信电源 监控系统 实时监控 传输方式
1 通信电源监控系统结构
在通信行业中，人们通常把电源设备比喻为通信系统的“心脏”，通信电源系统运行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通信网的运行质量和通信安全。根据原邮电部1996年颁布的《通信电源和空调集中监控系统技术要求（暂行规定）》（YDN023-1996），以及1997年原邮电部电信总局电网综[1997]472号文《通信电源、机房空调集中监控管理系统（暂行规定）》的规定。监控系统的建立和实施应以电信局（站）为基本单位，通过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逐步建成区/县监控系统和本地网（城市级）监控系统。由图1可以看到，一般来说，整个监控系统是由多个监控级自下而上逐级汇接的方式组成的一个分布式计算机控制系统网络，对应通信局（站）、区县、地市三级电信管理体制。从网络结构角度出发，监控系统采用逐级汇接的拓扑结构，由监控中心SC、监控站SS、监控单元SU和监控模块SM构成。每个上级监控级均呈辐射状与若干下级监控级形成一点对多点的网络连接，最后通过监控模块与被监控的若干设备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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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监控系统结构
在通信局（站）内，电源和空调设备分散安装在不同机房，这些设备运行参数和告警信息需要由SM采集后实时传送至SU，所以局（站）监控系统的网络拓扑可以采用星形结构或总线结构。在区/县监控系统中，SU将SM传送来的监控数据加以处理后向SS传送，SS向SU下达控制命令，SU之间不需要相互传送数据。所以，区/县监控系统网络结构也应为星形结构。同样，区/县监控系统至本地网络监控中心这一层的网络拓扑结构也应为星形结构。
1.1 监控中心SC 监控中心SC是整个本地动力及环境集中监控系统的监控和管理中心，主要完成全网的监控信息的统计处理及分析。监控中心SC一般由数据库服务器、监控业务台、打印机及相关附属设备所组成。
1.2 监控站SS 监控站SS是联接监控端局和监控中心的桥梁，是整个监控系统数据处理的核心，其主要功能是对端局采集器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发送给监控业务台和数据服务器，同时接受业务台的控制命令对端局设备实施控制。
1.3 监控单元SU 监控单元SU是各通信局（站）监控数据采集处理中心，配置有工业控制PC机，SU通过RS485总线与各种监控模块SM相连。
1.4 监控模块SM 监控模块SM用于完成各种数据的采集和上传工作，与上述三级不同的是，SC，SS，SU均为管理级，而监控模块SM是数据采集级。对于智能设备，监控模块就是智能设备自备的监控模块，完成各种参数的采集和上传工作，对于非智能设备，通过监控模块完成对各种电量或非电量的采集和上传工作。
1.5 监控系统的网络连接 监控单元（SU）与监控站（SS）之间以及监控站（SS）与监控中心（SC）之间的连接目前可采用的传输手段较多，有El线路等。使用TCP/IP协议进行通信，可根据实际的通信条件和要求来具体选择，但为了保证安全，应采用主、备用两种传输方式，并能自动切换。
电源监控系统是一个集底端采集、远程传输、中心处理为一体的一个综合管理平台，因此传输方式直接关系到监控的稳定可靠。随着各种监控系统的运用发展，其传输通道及方式随着电信业的发展而随之变化。
电源监控系统以监控主机为界限，监控主机以下为计算机间的直接通信，或专用总线方式通信；而监控主机以上部分，含SU、SS、SC各部分是基于TCP/IP协议的广域网，兼容和扩展能力较强，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网络，做到多网合一。在SS、SC内部为局域网形式。
2 常用通信资源的比较分析
2.1 电话线（PSTN） 电话线是PSTN（公用电话网）中的一部分，指从程控交换机用户框经DDF配线架至电话用户的电缆，一根电话线承载一路电话，电话线中传输的是模拟信号（语音信号）。
监控系统中的设备均采用数字通信，因此不能直接通过电话线传输数据，而需要使用Modem（调制解调器）。Modem能实现数字/模拟（A/D）信号转换功能，通过Modem，电话线能提供不大于64kbps的通信速率。
为了监控此种方案的可行性，选择了3个局点安装了SM，并在每个局点与SU之间建立了一条PSTN电话线路，经过试验，得到平均测试数据如表1所示。
试验结果表明：PSTN传输方案简便易行，在简单系统中投入较低，但稳定性差，存在较严重的时延，系统复杂时维护成本急剧上升。而且传输线路的实时连通和数据的传输质量都得不到保证，告警的动态响应时间更是无从谈起。但是根据西安电信网络的实际情况，在2M资源有限的局点，仍然采用此种传输方案。
2.2 DDN传输方式（指
为了监测此种方案的可行性，选择了3个局点安装了SM，并在每个局点与SU之间开通一条DDN传输线路，经过试验，得到平均测试数据如表2所示。
试验结果表明：DDN传输方式优点是稳定性高，实时性强，技术成熟，缺点是系统成本较高，而且DDN传输网络在西安市的总体传输网络中已处于逐渐退网的阶段，若采取此种传输方式，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电源监控系统所采用的传输线路将面临着全部更换的局面，鉴于此种考虑，本系统没有大面积采用此种传输方式。
2.3 2M/El传输方式 2M/E1是电信行业一个非常通用的传输资源，基本所有局站都具备该传输资源，无论是采用SDH，还是PDH，或是接入网内置SDH方式，均具备2M/E1端口。监控系统采用了2M抽取时隙方式提供透明通道给监控用。
2.3.1 “一对一”传输方式：该传输方式主要用于有图像监控的端局，由于视频信号数据量较大，因此在局端与中心提供一条2M链路，两端采用相同或相似的2M抽时隙设备抽取一个时隙提供一条透明串口通道给电源监控用，其它时隙则用于机房图像监控。中心的2M抽时隙设备将电源监控数据通道提取出来送往监控主机、同时将视频数据经解码器解码后送监视器显示。为了监测此种方案的可行性，选择了3个局点安装了SM，并在每个局点与SU之间开通一条E1传输线路，经过试验，得到平均测试数据如表3所示。
试验结果表明：利用E1传输方式进行传输，稳定性和实时性都很高，且传输速率很高（2Mbit/s），对于本监控系统所需的数据传输量而言绰绰有余。每一条E1只能在局站SM与SU之间传输数据，一条E1线路无法在几个局站间公用，于是每一个局站的交换设备到监控中心的传输都需要1条E1线路，而监控系统的数据传输量其实只需E1中的一个时隙即64Kbit/s就可以满足，这就造成了传输资源和传输设备的大量浪费，故此方案虽然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实现起来有一定困难。
2.3.2 “一对多”传输方式：对于2M资源很丰富的局站，提供一条独立2M给监控系统用，监控系统仍只需要一个时隙而采用2M抽隙方式，在传输汇接点可采用成熟的DXC时隙收敛设备，将各个局站送来的2M进行时隙分插复用将多个独立2M中时隙收敛到1条2M中来达到节省主干2M传输和节省监控中心的传输投资成本。再通过数据上网器，将监控数据从2M中分离出来直接送到监控中心的监控主机进行处理。
为了监测此种方案的可行性，选择了部分局点与母局，设置了交叉连接与时隙提取，经过试验，得到平均测试数据如表4所示。
试验结果表明：利用E1抽取时隙的传输方式进行传输，具有稳定性好，实时性好，合理地使用传输资源和使用少量传输设备的优点，为本监控系统从理论到实现都可以采用的最佳方式。
3 传输组网方案的设计
端局与监控中心的连接方式称为组网方案。
3.1 路由器方案 如果端局有监控主机，采用基于路由器的组网方案，端局需要安装一台路由器，该路由器的广域网口与中心的路由器相连。通信资源采用E1或DDN，传输速率为64kbps。在端局内监控主机与路由器构成局域网，而与中心一起构成广域网。路由器方案如图2所示。
3.2 多端局监控主机方案 当端局采用采集器直连上报的方案时，采用多端局监控主机组网方案。端局的采集器和智能设备连接至串行总线后，通过异步通信线路远程连接到多端局监控主机的串口上；或使用数据上网器，将各端局送来的采集数据打包上网，多端局监控主机通过网络采集局端数据。多端局监控主机方案如图3所示。监控中心与监控站的连接均采用路由器方案。由于位于监控站的本地端局设备和测点较多，多采用监控主机采集方案。利用专网进行监控数据传输时，是基于路由器的组网方案。目前西安电信电源监控系统使用的传输方式有：DCN，2M/E1，DDN等几种。在西安本地监控中心（SC）与龙首等6个二级监控站（SS）之间采用DCN网进行数据传输，如图4所示，在二级监控站（SS）与各局点（SU）之间，根据实际情况采用2M/E1，DDN 或PSTN方式进行数据传输，如图5所示。
4 结论
本论文以西安电信电源监控系统工程为背景，通过对几种数据传输方式的测试比较，确定了监控系统采用的数据传输方式，并依据现有的通信与组网设备，对路由器方案与多端局监控主机方案进行分析，设计并实现了本地监控中心与二级监控站、二级监控站与监控单元之间的传输组网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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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arlos A.Alegria.Current Trends in Access and Transport
Architectures for Business Customers[M].Bell Labs Technical Journal，1996.
关键词：中国传统声乐；曲线性；声调；西方声乐；同音反复；启示
中图分类号：J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107-02
中国传统声乐的旋律变化十分丰富，同音反复现象极少出现，在中国传统的演唱理论中有“一字数转”、“一字多音”等概念，也显示了中国传统声乐的曲线性思维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是基于何种原因，演唱中国传统声乐曲时，曲线性特点如何展现，而西方声乐的旋律又有哪些特点，中国的传统声乐审美要求对西方声乐的演唱有何启示，这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声乐曲线性的成因
中国传统声乐曲线性特点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语言对声乐旋律的影响。在世界语系中属于汉藏语系的中国语言，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有语调的起伏变化，还有声调的变化。如果以普通话为例，分有四个声调，每个字的读音都有声调变化，所以如果串联成句子朗读，声调起伏性强，带有旋律感。如果是地方方言，声调变化更为丰富，以广东粤语为例，声调变化有九个之多，这就使粤语在朗读起来声调起伏变化更为丰富，旋律性更强。正是因为中国语言的这种特点，使得中国的声乐音乐在发展的初级阶段都显示出一种旋律的起伏变化性。这种旋律的起伏受地方语言声调起伏的影响，所以这样的声乐音乐一开始就没有遇到太多旋律发展的问题，语言的基础已经给了音乐很好的旋律发展模式，而且这种声乐音乐的旋律最忌讳平直，因为这不符合中国语言的声调规律，所以极少出现同音反复的现象，而是以一种倾吐诉说的方式，自然而然中创作出声乐音乐。所以，中国传统声乐的曲线性特点，很重要的因素是受中国语言的影响。
二、演唱中国传统声乐曲时的曲线性表现
由于中国语言声调性的影响，导致中国传统声乐曲特别注重旋律线条的变化，这也给演唱带来了相应的要求，即注重旋律的流动性和曲线性，这一要求在演唱时的咬字和装饰音的运用可以体现出来。
中国传统声乐的演唱对咬字的要求有“字正腔圆”、“依字行腔”、“腔随字转”等概念。这些概念都包含了在演唱每一个字的时候，都有一个从“字头”到“字腹”再到“字尾”的行进过程，这个过程是连贯的，同时又是变化的，从起音到收尾，根据字的声母韵母发音变化，来决定腔体的变化，而每一个字的读音不同，声母韵母也在随时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过程也是声音的曲线性变化过程，以“表”字为例，声母韵母组合为“biao”，发音由闭口到开口最后再到闭口的过程，再加上声调的“上”声，这个字本身的读音就带有曲线性，加上音乐的走向，曲线性就更加明显了。
而装饰音的运用在中国传统声乐中也十分常见，几乎每首作品中都会出现滑音现象，这种滑音的表现也是对曲线性的追求。以陕西民歌《三十里铺》为例（见谱例1），全曲除了在乐句尾有波音的装饰，其他每一个乐句在演唱时都带有滑音，尤其是在跳进的音程过度上一般都采用滑音的形式，这种滑音的使用本身也体现着对曲线性的追求，就是为了避免旋律进行中有棱角，或者较平直的情况。这种对滑音或者波音的装饰音运用，适用于中国绝大多数传统声乐的要求，所以对曲线性的追求，也都是共通的。
三、西方声乐曲旋律的同音反复现象
西方声乐曲的同音反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无论是从声乐创作的早期还是中晚期，都会出现同音反复的现象，这也是由于西方语言对声乐旋律的影响导致的。在世界语系中属于印欧语系的欧洲各国语言，在发音上整体都有一个特点，即声调变化少，比较平直，只有在语境中时，才会有一些语调的起伏变化。而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声乐音乐，也受到了欧洲语言的影响。以意大利语、德语、英语为例，它们在单个单词的朗读中是没有声调变化的，如果串联起来读成句子，声音的走向也趋于平直，所以西方声乐音乐在发展的过程中，旋律的走向都趋于平直，旋律中同音反复现象比较普遍，例如从西方音乐史上被认为诞生的第一部歌剧《尤丽狄茜》中（见谱例2），可以见到声乐的谱例中有大量的同音反复。还有同时期出现的一些声乐作品如蒙特威尔第的《让我死亡》（见谱例3）；A·斯卡拉蒂的《我多么痛苦》（见谱例4）等，都可以看出由于语言的声调限制，导致作品中会有较多同音反复的现象。也正是因为如此，随着作曲技术的不断发展，创作者开始发现应该从“音乐本身”去考虑音乐旋律的变化与发展，而不是受语言的限制，所以不断产生出了旋律更为丰富的声乐作品。可以说，创作者一直想打破语言所带来的限制，尽量使旋律有所变化，而达到一种音乐性的提升。但是即使到浪漫乐派时期，在被誉为“歌曲之王”的舒伯特艺术歌曲创作中，也能够看到同音反复的影子，比如《菩提树》（见谱例5）、《鳟鱼》（见谱例6）等，这些都说明了西方的语言对声乐旋律的影响，具有同音反复的平直性。
四、中国传统声乐演唱的曲线性追求对西方声乐演唱的启示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举例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声乐由于受语言多声调影响而十分注重旋律的流动性，从而形成曲线美的要求，这也要求了在演唱中国传统声乐曲时，对曲线性的追求，从而有了注重咬字、滑音装饰音的要求。而西方声乐曲也受西方语言影响，由于声调相对平直，所以旋律走向也趋向平直，只有在音乐发展需要时才开始起伏变化，这也要求在演唱西方声乐曲时，要音准到位，注重音乐旋律的准确而非曲线性的变化，所以在演唱时极少出现滑音现象，同中国传统声乐曲演唱比起来，使得旋律缺少相对的圆润感。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声乐曲对西方声乐曲演唱的启示，即通过中国声乐曲注重曲线美的审美要求演绎西方声乐曲，使西方声乐曲演唱时的旋律更具流动感、曲线美，从而达到更高的艺术魅力。
那是不是通过中国声乐曲注重曲线美的审美要求演绎西方声乐曲就一定可以成功呢？这里还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中国和西方毕竟是不相同的两个地域，无论是在文化的起源和文化的发展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并且风格迥异，我们在欣赏和演奏（唱）中西方音乐作品的时候，都要站在作品的文化背景下，我们不能用自己地域、民族的审美眼光去评价其他民族、地域的音乐作品，这样只会造成审美的冲突和不理解。但是双方可以有互相借鉴的地方吗？还是有的，互相吸取对方的长处为我所用，这也是一种进步，我们不能自我中心论，开放学习的态度和尝试都是艺术进步的动力。但是这种借鉴和学习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一种融合与渗入，就比如中国传统声乐曲演唱时注重曲线美所表现的咬字、滑音装饰音等，在演唱西方声乐曲时，虽然不要求像唱中国曲目那样咬字，但是基本的语言发音还是要标准。还有在演唱西方声乐曲时，当旋律遇到较大幅度的跳进，可以尝试采用稍小幅度的滑音，但这个幅度一定要控制好，不要过于夸大，以免造成曲目风格的改变，这样借鉴以后也许可以显得旋律进行更具圆润感和流动感，从而使西方声乐曲的艺术魅力更加得以展现。
中西方的审美差异是巨大的，差异存在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借鉴空间，只要取长补短，艺术的发展空间才有提升的可能。中国传统声乐旋律的曲线美追求对西方的声乐曲演唱是有一定启示的，当然，这种启示还需要表演者们去实践、总结才有可能更好的运用到演唱中去，从而真正做到对声乐作品艺术魅力的提升。
注释：
①这里的西方主要是指欧洲地区，以下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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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小平.音乐与文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3]尚家骧.欧洲声乐发展史[M].北京：华乐出版社，2003.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是国家为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刺激国内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认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近一时期，一些单位未经批准擅自使用“经济适用住房”名称进行广告、宣传和展销活动，干扰了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工作的正常秩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为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广告、宣传和销售管理，促进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工作的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就有关问题紧急通知如下：
一、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是指经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签定了《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建设承诺书》，取得了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批复的建设项目。只有此类项目可以使用“经济适用住房”名称进行广告、宣传和展销。其他项目不得谎称经济适用住房。
二、经济适用住房预（销）售广告中应载明经济适用住房预（销）售许可证明的文号。
【关键词】 乳腺单发病灶；微创旋切术；传统开放手术
DOI：10.14163/ki.11-5547/r.2016.19.060
乳腺疾病是女性人群常见的一种疾病， 该病对女性身心健康有严重的影响， 尤其是乳腺癌[1]。乳腺疾病大多数由微小病变开始， 故患者对疾病均有恐惧心理， 要求手术切除[2]。可见， 手术方式的选择对患者术后恢复极其重要， 本研究对乳腺单发病灶患者分别采用微创旋切术和传统开放手术治疗， 观察两种术式的疗效，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4月～2015年2月在本院外科住院治疗的乳腺病患者200例， 均为乳腺单发良性结节病灶患者。随机分为微创旋切组和传统组， 每组100例。传统组年龄35～50岁， 平均年龄（45.2±5.3）岁；结节直径0.6～2.5 cm， 平均直径（1.6±0.3）cm。微创旋切组年龄35～53岁， 平均年龄（45.4±5.5）岁；结节直径 0.5～2.8 cm， 平均直径（1.7±0.8）cm。两组患者均符合乳腺切除术指征， 且排除合并有其他器质性疾病患者。两组年龄、结节直径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手术方法 传统组采用传统开放手术治疗。微创旋切组采用微创旋切术治疗， 患者术前进行彩超检查明确病变部位、结节大小和数量， 确定手术入路后， 在穿刺点进行常规消毒， 用0.5%利多卡因+盐酸肾上腺素进行局部麻醉后， 用尖刀片切开一个小切口（长度0.3～0.5 cm）， 在超声引导下将旋切刀头从切口置入病灶底部， 调整旋切刀头、刀槽， 通过超声观察明确穿刺针凹槽处于肿块正后方后， 对病灶行旋切、抽吸， 旋切过程中持续用超声观察， 当超声提示无病灶组织残留后终止旋切， 将手术腔内积血抽吸净后拔出穿刺针， 用塔形纱布压迫病灶和穿刺针道， 并用弹力绷带包扎。
1. 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皮肤切口长度、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并发症发生情况。并发症主要包括血肿、切口感染、切口开裂、皮下瘀斑、瘢痕形成、乳腺塌陷。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手术情况比较 微创旋切组皮肤切口长度明显短于传统组， 手术时间短于传统组， 术中出血量少于传统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2. 2 两组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 微创旋切组共有5例出现并发症， 总并发症发生率为5.00%， 传统组共有24例出现并发症， 总并发症发生率为24.00%， 微创旋切组总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传统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近10年来， 我国女性人群中乳腺疾病患病率逐年升高， 已成为威胁女性身心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 目前已引起广大临床工作者的重视。手术是乳腺疾病常用的治疗手段， 但其术式选择仍存在较大分歧[3]。本研究对 200例乳腺单发病灶患者进行随机分组， 分别采用微创旋切术和传统开放手术治疗， 结果显示微创旋切术治疗的患者在皮肤切口长度、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方面明显优于传统开放手术， 尤其是直径
综上所述， 对于乳腺单发的微小病灶， 采用微创旋切术治疗具有切口小、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点， 值得临床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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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选精法"，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在建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时，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
在以前宋代江南亩产量研究中，使用"选精法"颇不少见。有关宋代江南亩产量的记录为数不少，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史研究》中所收集者即达180余例之多（如果把各例中所包含的亩产量数字都列出来，总数还更多得多）（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其中的一例（1237年常熟县学田籍）就包含了114个产量数字。）。这些数字彼此相差甚大，且有显著的时空分布差异（注：如斯波氏所列出者中，低者仅0.13石，高者则达5石，相差竟达37倍之多。又，斯波氏收集的185例亩产量记载，从时间分布来看，北宋仅有5例，其余都是南宋的（其中又特别集中于南宋后期）；从地域分布来看，秀州（嘉兴）只有2例，湖州有15例，常州有58例，而苏州则多达110例。）。一些学者在研究亩产量时，通常是从这些记载中挑选出一两条，以此为据来推导出其结论。例如前引余也非对两宋江南亩产量的估计和顾吉辰对北宋江南亩产量进行估计时，都只列出了一条证据。漆侠估计南宋太湖流域亩产量为六七石，因其未注明史料依据，兹可不论（注：漆侠在论文《宋代生产力的及其在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专著《宋代经济史》（第2、26、175页）中，多次说到太湖流域亩产六七石，但均未注明史料来源。查该论文的"中国封建各时期亩产量数字表"及该专著第135-137页的"宋代各地亩产量数字表"，亩产六七石的记录均只有一条（即政和7年明州亩产量的记载）。此条史料原文为"讯之老农，以谓湖（明州广德湖--引者）未废时，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石，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但这已明说是谷。在前一表中，漆氏未注明此条史料说的是米还是谷；但在后一表中已注明是谷而非米。因此漆氏关于南宋江南亩产六七石的估计依据的肯定不是这条史料。但究竟依据什么史料，因漆氏未加注明，因此不知据何而得。）。他又认为南宋江浙亩产五六石，而闵宗殿已明确指出漆氏此说所凭只有一条史料，即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中说到的"浙人治田，……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亩产五六石的记录在宋代史籍中仅此一见，也是宋代史料中可见到的最高产量记录（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160页。）。因此漆氏实际上是选取宋代水稻最高亩产量的惟一例子，以此作为江南的普遍亩产量。余氏、顾氏等对史料的掌握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从漆氏《宋代经济史》中对田?租（特别是官田、学田田租）进行时所引用的史料来源看，斯波氏所收集的史料，漆氏也都掌握。从这么多的史料中挑选出一条，当然是使用"选精法"了。
"选精法"也被常常用于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中。如前引伊懋可、斯波义信、大泽正昭等人所作的所示，宋代江南农业技术有多方面的进步。许多学者就是从这些进步中挑选出一两种，作为导致"农业革命"的主导因素的。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占城稻的引进。何炳棣、张德慈(T.T.Chang)、加藤繁、天野元之助、周藤吉之等都认为占城稻的引进引起了宋代农业革命（注：参阅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其中又以何炳棣的表述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占城稻早熟而且耐旱，而这些正是传统中国水稻品种的不足。因此占城稻引进后，导致了稻作向供水较紧的高田地区扩展，并引起农民致力于培育早熟品种。早熟品种的进一步发展，又大大保证了一年二熟制的成功，从而成为过去一千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的第一次长期的革命。何氏并指出：南宋时期的苏南、浙江、福建和江西，是古城稻传播的主要地区；在这些地区，占城稻对粮食生产和人口的已经明显（注：何炳棣(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年版，第8章第1节。）。因此，尽管何氏并未特别加以强调，但是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占城稻的引进，乃是引起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关键因素（注：如前所述，在大泽正昭对以往学界宋代江南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所作的总结中，"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也被许多学者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与此相类的是漆侠对江东犁所起作用的评价。他认为"曲辕犁的发明，对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两浙路所使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曲辕犁"（即唐代陆龟蒙《耒耜经》所记述的江东犁）；"从北宋仁宗时候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志》到南宋孝宗初年范成大的《吴郡志》都原封不动地照抄了《耒耜经》，称吴地的'农器甚备'，为全国之最，无怪乎两浙路农业生产居全国首位了"。同时他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劳动力，因此"精耕细作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产量既高且稳，成为宋代著名的粮产区（注：漆侠：《宋代经济史》第110、178页。）。由此可见，江东犁在宋代江南农业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假如真有的话）这样一个重大现象的出现，原因当然极其复杂。从众多的原因中选出一两个来对这个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当然是因为有关学者认为这一两个原因是关键，因此他们使用的也是"选精法"。
尽管以上学者在有关研究中投入了很大精力，而且也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看法（例如新作物品种引入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但是如果对他们使用"选精法"所得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面所列举的结论都十分脆弱。例如在亩产量研究中，我们并不否认宋代江南某些地方、某些时候曾有过高产的情况。然而在于：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个别的高产记录都不难找到；但对于一个地区的一般亩产量的研究而言，这种个别的高产记录并没有多大意义（注：游修龄指出：一般而言，最高产量的记录往往是平均产量的3-5倍。见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的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原刊于1985年，后收于游氏《稻作史论文集》，中国农业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如果只凭一两个高产记录就能断言一个地区亩产量普遍很高，那么就会得出该地区的亩产量在几百年、上千年中都没有变化可言的结论来。就江南来说，早在孙吴时代就已有亩产3石的例子（折为宋制相当于亩产1.3石）（注：据《三国志》卷六《钟离牧传》，会稽钟离牧在永兴种稻田20余亩，以稻与县人，县人"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以还牧。换算为宋制，相当于亩）产1.3石米（换算标准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10-13页。），比上述南宋常熟、嘉定、平江府的学田、职田和官田上的绝大多数亩产记录都要高出很多。但是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孙吴时江南的亩产量就已超过一千年后常熟、嘉定、平江府的亩产量水平了吗？可见，选取一两个例子作为代表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平均亩产量是十分不妥的。
在关于技术进步对农业变化的影响方面，使用"选精法"所得出的结论也都同样经不起推敲。例如就受到大多数学者肯定的占城稻引入这一重要技术进步而言，姑假定这种稻种确实优秀（这种稻种自身的问题在下面还要讨论）而且被引种到了江南，也不一定能够对宋代江南农业发生重大影响。从斯波义信收集的宋代江南关于占城稻的记载来看，当时占城稻主要是种在苏、湖两州某些地方的"高田"上，种植非常有限（注：见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主编《中国江南の稻作文化--その学际的研究》，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版，第120、122-124页。）。如果占城稻种植并未在大范围内得到普及，就说有一个以占城稻引进为中心的农业革命，当然很难有说服力。同样地，姑假定江东犁确实是一种最好的或最先进的耕犁（该耕犁的缺陷在下面还要讨论），它要在宋代江南农业发展中起重大作用，也必须以得到普遍运用为前提。但是在宋代史料中，我们并未发现使用这种耕犁的证据（注：漆侠认为这种耕犁得到普遍使用，其证据是：《吴郡图经续志》和《吴郡志》都原封不动照抄了《耒耜经》，并称吴中"农器甚备"。但是《耒耜经》的有关文字在明清江南方志中经常被抄录，而据《天工开物》等史籍，我们知道至少自明代后期以来江南就很少用牛犁。因此抄录前人著作并不能作为江东犁使用的证据。）。宋代两浙地区所使用的耕犁，今天惟一可以看到具体形状者是楼璹《耕织图》中的耕犁，但这种耕犁在构造、大小以及牵挽方式上均与江东犁有很大不同（注：楼璹：《耕织图》中的耕犁不仅比江东犁小得多（只需一牛牵挽），而且在结构上也有所不同（没有策额、压镵）。参阅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74页。）。因此宋代两浙耕犁显然与江东犁不是同一物（前者是否为后者的改进形式也尚难断定）。更何况楼璹《耕织图》中所反映的浙西山区的生产情况，与江南平原有颇大的差别（注：参阅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究》，第40-44页；同氏《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239、242、248页；足立启二：《宋代两浙におけゐ水稻作の生产力水准》。），因此这种耕犁是否曾使用于江南平原也还有待研究。由于宋代江南到底使用什么样的耕犁至今还不清楚，因此说江东犁的运用对宋代江南农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是缺乏根据的。
由于"选精法"将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因而本身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成分：倘若它所选出的那一两个例证经不住推敲，那么由此推导出来的整个结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就亩产量而言，顾吉辰赖以得出"北宋苏州一带亩产米4石"的估数的惟一根据，是郏dǎn亶《水利书》中的一段话（注：此段文字为："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则十八万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矣。"）。而闵宗殿已指出顾氏因未读懂此段文字而对其义作了错误的理解，所以根据这种误解而得出的结论也就失去了根据（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漆氏说南宋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亩产高达5-6石，所依据的只是高斯得所言。但天野元之助早已指出高斯得所说的产量是谷而不是米；如果折为米，就只有一半（即2.5-3石）（注：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增补版，御茶の水书房1979年版，第256页。）。而闵宗殿更已明确指出漆氏在此问题上是弄错了（注：闵宗殿《宋明表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令人不解的是，闵氏已于1984年指出漆氏的错误，但漆氏在1986、1987年刊出的著作中，却依旧坚持上述错误。）。这个错误对亩产量评估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因为是米还是谷，二者相差大约一倍之多。况且这条史料已明说这是上田的产量而非一般产量。至于漆氏所说这一地区南宋时亩产达到6-7石米，如果依据的是关于政和七年明州广德湖周围七乡的记载的话，那么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更何况这条材料是否可靠，也还成问题（注：首先，该条史料已明说这是"讯之老农"，而老农又是回忆多年以前的情况。因此所说的亩产六七石谷不是当时可以查考的情况，而只是一种关于过去的传言。其次，南宋初期该地（广德湖周围）营田的田租，上田为4斗米，中田3.6斗，下田3斗（漆侠对上田田租作过校正，见漆氏《宋代经济史》第312页）。换言之，当时该地上田亩产量只有0.8石。北宋后期亩产量可能高些，但是要说一般亩产量（六七石谷，折米约3-3.5石）要比南宋初年的上田亩产量高出3倍，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在技术进步的问题上情况亦然。关于占城稻，游修龄已指出：首先，古人关于占城稻的记述颇多紊乱不清之处，而近代学者在使用这些记述时并未从农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甄别，因此他们关于占城稻问题所做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很成问题了。其次，关于占城稻所起的作用，以往学者所论也有错误之处。占城稻的基本优占是耐旱和对土地肥力要求不高，而这两个优点对于低湿多水、土壤肥沃的江南平原农田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意义。第三，一般认为占城稻还有一个重要优点--生产期短，并认为这个优点使得稻麦两作成为可能。但是把占城稻都说成是早熟稻，是不正确的（注：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姑不论此，即使占城稻真的都是早熟稻，它也不可能引起稻麦二作制在江南的普及（注：早稻的栽插时间早于夏麦的成熟时间，因此在同一块土地上，在麦未收割以前，决不可能整地、插秧（参阅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此外，大泽正昭也指出：凭南宋江南的水稻和麦的品种（除传统的黄绿谷外），要进行稻麦一年二作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之故，《陈旉农书》并未积极提倡稻麦复种（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究》，第75-76页）。）。关于江东犁，情况也一样。这种耕犁一向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但其实用性究竟如何，则讨论不多。事实上，这种耕犁显然不很适合江南水田生产条件。首先，其规制十分庞大，必须双牛才能牵挽（注：按照《耒耜经》中所说的尺寸，该犁长达2.3丈，比近代宁波一带使用的曲辕犁长出三分之一，超过今日河西走廊还在使用的二牛抬杠长直辕犁，与唐代南诏地区使用的二牛抬杠长直辕犁相近。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94页。）。在田块狭小的江南水田中作业，显然并不很实用（注：贾思勰说：若犁身长大，则转弯幅度必大，"回转至难、费力"（《齐民要术耕田第一》）。王祯则说："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一犁用一牛挽之，作业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势之异宜也"（《王祯农书》卷二《垦种篇第四》）。）。其次，它在结构上也还有缺陷，需要加以改进（例如精简策额、压镵）（注：参阅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74页。）。而且，陈恒力和游修龄都已指出：江南（特别是太湖地区）的水田土壤粘重，一般牛耕既浅而又不匀。如用铁搭，虽然功效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犁的效果明显不如铁搭（注：陈恒力：《补农书研究》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页：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因此，既然占城稻、江东犁并不具有以往所认为的那些优点，建立于其上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集粹法"：导致"虚像"的另一主要
为了避免"选精法"这种弊病，许多学者力求使用更多的证据，以便对现象进行更全面的。而这里所说的"集粹法"，就是一种常用来替代"选精法"的研究方法。
所谓"集粹法"，就是在对发生于一个较长的时期或／和一个较大的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将与此现象有关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出来，加以取舍，从中挑选出若干最重要（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集中到一起，合成一个全面性的证据，然后以此为根据，勾画出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全貌。
在宋代江南农业史研究中，"集粹法"在亩产量研究中运用最为普遍。典型的做法是：从大量的亩产量记录中，选出几个具有代表性者，由此而推导出关于该地区平均亩产量的一般性结论。例如闵宗殿对宋代太湖地区的亩产量记载进行了筛选，摒弃了最高和最低的极端例子，从比较"中间"的记录中挑选出了范仲淹、方回、陈傅良、高斯德以及王炎等人对江南水稻亩产量的估计（这些估计都在2-3石之间），以此作为依据，得出宋代江南太湖地区亩产米2.5石的结论（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闵氏之所以挑选这几个例子，当然是由于他认为它们是较好的证据。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所用的就是"集粹法"。
在农业技术研究中运用"集粹法"的典型例子，可见于梁庚尧对南宋稻作技术的研究。梁氏将周藤吉之、天野元之助、赵雅书、陈良佐等所指出的南宋农业技术各方面的进步作了综合，认为在南宋"江、浙、闽、蜀等人口稠密地区"的稻作技术，大致包括以下：(1)整地除用犁外，又使用耙、耖多次打、压田土；(2)经过浸种、催芽、育苗等过程，然后才移植秧苗于田间；(3)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处理，重视施肥；(4)增加除草的次数；(5)中期排水，然后再车水入田；(6)重视灌溉，如水车的使用、灌溉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注：梁庚尧：《南宋的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5-156页。）。梁氏所列出的这些技术，确实代表了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水稻栽培技术中最优秀者，由这些进步所构成的总体图像，是"精耕稻作技术已达于纯熟"。在另一著作中，梁氏又明确指出：南宋苏州农民，必须和江、浙、闽、蜀等地狭人稠地区的农民一样，投入大量劳力于整地、育苗、施肥、插秧、除草、灌溉等工作，甚或尤有过之，因此到南宋晚期，苏州在精耕细作方面，已具有超出其他地狭人稠地区的特殊地位（注：梁庚尧：《宋元苏州的农业》。）。因此他前面归纳出来的那种已达于纯熟的精耕稻作技术，自然主要是江南（特别是苏州）所普遍使用的技术了。然而这里要指出的是，梁氏所列出的这些技术，若逐一来看，却是出自不同地区。因此，梁氏实际上是将南宋各地出现的各种最佳单项技术集中到一起，作为南宋江、浙、闽、蜀等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农民所普遍使用的技术。由此可见，他所使用的方法，属于"集粹法"无疑。
从表面看，"集粹法"克服了"选精法"看过分简单化的弊端。但是对这种方法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尽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力图选取具有较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例证作为分析的基础，但事实上他们却往往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在亩产量研究中最为明显。例如闵宗殿在对宋代江南亩产量作估计时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极端性例子，但是对他所选取的例证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这些例证仍然存在问题。首先，陈傅良、高斯德所言，并不一定是本文所说的江南（或闵氏所说的太湖地区）的情况，兹可不考虑（注：陈、高二人所言，均出自其所作劝农文。而大泽正昭指出：宋代（主要是劝农文），说"浙间"、"闽、浙"，并不能说就是"浙西"（特别是江南平原），而更可能是指"浙东"。见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史研究》，第242页。）。其次，余下的范仲淹、方回、王炎所言，分别是北宋中期苏州、南宋后期湖州以及嘉兴魏塘一带的情况。其中，魏塘是一很小地域，其情况在较大范围内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兹可从略。就苏、湖二州两个较大地域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同时、同地记载亩产量的史料中，也不难发现与闵氏所用例证大相异趣的证据。例如北宋中期苏州的亩产量，范仲淹本人也说过中田亩产量为1石，乐全的说法也与此相同，而且还得到稍后熙宁八年记载的支持（注：《范文正公集》卷八《上资政晏侍郎书》；《乐全集》卷一四《刍尧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八月戊午记事。参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南宋后期湖州的亩产量，据比较具体而准确的13个寺田的地租量推算，也仅在0.6-1.9石之间（注：《两浙金石志》卷一五《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参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也就是说，更多的史料中所记载的亩产量，都明显低于闵氏所选取的例子中所记载的亩产量。对于这些差异以及为何要采用高数而非低数，闵氏未作出解释。因此，尽管他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亩产量数字，但是他所选取的例证实际上仍然属于偏高的一类，因此其结论也难免会偏高。
其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在例证的使用上，还常常忽视所选例证的时空局限性。这在技术进步问题上尤其明显。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代的农民，都只能使用一种具体的方法耕作，而这种方法常常也只适用于某一具体的地区。因此，梁氏所描绘的那种精耕稻作技术，如果真存在的话，那么还需要举出证据，说明它到底运用于哪个确切的地方。他说苏州在精耕稻作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因此含蓄地认为这种技术的运用以苏州最为典型，不过对此却未提供具体的证据。事实上，如果仔细分析梁氏所说的各项进步，可以发现有许多实际上与苏州以及江南并无关系。例如，使用耖的记载虽然出现于南宋初年，但仅见于楼璹在于潜县令任上写的《耕织图说》，尚未有证据表明其运用范围已超出了于潜县所在的浙西山区。在肥料的使用与收集方面，虽然从《陈旉农书》所记来看，南宋江浙肥料种类颇不少，肥料加工技术也颇有进步，但是《陈旉农书》所反映的是江南平原以西"高田地带"的生产情况，而与江南平原的生产情况有明显不同。在江南，大田基本上不施基肥，而追肥也只是耘田时将所耘杂草按入田泥中，使之腐烂作肥而已（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至于农民收集肥料，宋代江南文献中也仅有一条记载，说的是南宋苏州农民捞取河泥（注：即毛栩的《吾竹小咏吴门田家十咏》中一首诗。）。而在北宋，甚至连这样的记载也未发现。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后面引用到《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段记述来看，当时苏州农民常常采用"易田"之法进行休耕，并让洪水淹没田地，从而从沉淀下来的泥土中获得肥力。这些都表明了宋代肥料生产与使用技术的落后。据此，宋代江南农民并未"使用耙、耖多次打、压田土"和"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处理，重视施肥"，其精耕稻作技术也尚未纯熟。足立启二、大泽正昭等的研究也证实：在江南"低田地带"，稻作技术仍然颇为粗放，与江南以西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高田地带"所使用的、以《陈旉农书》和《耕织图诗》为代表精细稻作技术，恰成鲜明对比。因此，梁氏所描绘的那种技术，在江南平原上并未得到运用。如前所述，构成梁氏所描述的南宋稻作技术的各项具体进步，大多分见于不同的地方；而在所涉及的地方中，很少有一个地方拥有一项以上的上述进步。由此推论，就一个地区而言，稻作技术的进步实际上也是由一两项具体的进步所导致的。这又回到了"选精法"的老路上去了。
五、"选精法"和"集粹法"为何会导致"虚像"？
由上分析可见，"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个与事实不符的"虚像"，很大程度上是"选精"与"集粹"两种方法的产物。那么，为什么这两种方法会导致"虚像"呢？
"集粹法"与"选精法"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大异，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现。二者的差别只不过在于前者比较简单，而后者则使用史料较多而已。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从史料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来推导出结论。因此取证是否得当，对结论的正确与否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取证是否得当，又决定于所选取的例证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普遍情况。
每位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的学者都相信其所选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但对于什么是"代表性"和什么样的例子才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却未见有人作出明确的说明。由于这种含混不清，所以在选取例证时并没有一种真正的方法。这一点在亩产量研究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大体而言，以往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亩产量例证的方法，不外乎以下两种：(1)根据某种成说（如"宋代农业革命"）来选取，(2)采取"中庸"的办法，或者舍弃最高和最低的极端例子，或将所收集到的全部数字作算术平均，然后采取中间的数字。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说是很科学的。例如，如果是根据某种成说来取证，所选出的例证不免有先验性。结论在先，论证在后，自然很难做到客观。如果采取中间性的数字，则由于现存的古代亩产量记录存在的问题（如现存有关记录在地域分布与时间分布方面的不均衡、记录本身的质量问题、今日对这些记录理解的问题等），所得结果也不一定能真正反映真实情况。正是因为上述方法难以选取到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所以在研究宋代江南亩产量时，往往也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客观的取舍标准。尽管大家使用的都是同一范围内的史料，而且主观上也都力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但事实上各人根据所选例证得出来的宋代江南亩产量却千差万别，从斯波义信的1石（北宋初）-2石（南宋后期）到漆侠的2-3石（北宋中期）、5-6石或6-7石（南宋晚期），彼此相差竟达两三倍。在对宋代江南亩产量增长幅度的评估方面情况也一样：闵宗殿认为两宋时期江南亩产量并无增长，而漆侠则认为增加了120%。对同一对象的数量评估如此悬殊，很难令人相信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存在。由此可见，要用上述两种方法得出正确的结果，确实十分困难。
那么，什么样的例证才具有代表性呢？我们知道，任何现象都是具体的，因而都有其特定的局限性。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各种具体条件，这个现象就丧失了真实性，不再具有意义。当然，确有一些现象在各自的特定条件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中某一个现象能够表现出这些现象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换言之，对于这些现象而言，这个现象具有代表性。反之，如果这些现象之间并不具有这种相似性，那么用一个现象去"代表"其他现象，实际上就是取消这个现象的特定局限性，从而也就没有意义了，正如吴承明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的那样："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注：吴承明：《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在将某一现象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去概括其他现象之前，必须首先对所涉及的各个现象作认真的分析，看看它们各自的具体情况是否确实具有相似性。使用"选精法"与"集粹法"之所以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就是在选取例证时忽视了这一点，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现象普遍化。由于该现象被普遍化后即丧失了真实性，所以得出来的结果自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例如，据《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个注，"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这表明北宋苏州佃农使用让洪水淹没田地的"易田"法，可以获得倍于"常稔"的产量。但我们要注意到这种高产量的特定的局限性：首先，它不是每年性的，而是每二年或三年才能获得一次的；其次，这种高产量是靠粗放耕作获得的，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者所说的那种精耕细作毫不相干。如果拿走这些局限性，将这种产量当做每年性的并认为这是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那么就要导致错误的结论。
将某一具体的历史现象普遍化，还意味着将此现象从其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环境中剥离出来，使之脱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有关现象。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包含并涉及众多的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又彼此相关，互相，互相制约，情况极为复杂。如果忽视其他的相关现象以及各现象之间的关联性而对某现象加以过分的渲染，实际上是割裂了事物内部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破坏了事物的整体性。以此为基础作出的结论，当然也难成立。而使用"选精法"与"集粹法"来处理有关例证，往往正是将这些例证作为超然的例子，从而使之脱离了其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环境（或脱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具体条件）。因此之故，游修龄强调不宜过分渲染占城稻的引进对江南农业发展的作用，因为"农业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兼受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制约"（注：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同样地，某种先进农具（如江东犁）的作用也不宜孤立地强调。新农具的发明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新农具要能够普遍运用并对经济发生重大影响，还取决于它们本身是否已经完善、是否能够适应某一特定地区的生产条件、必须和其他哪些进步相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即使选到了某种重要的技术进步的例证，也会因为孤立地看待或过分夸大这种技术进步而割裂了事物内部的和有关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不能够正确地评价这种技术进步的真正作用。
"选精法"与"集粹法"这两种错误的方法为什么会在经济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呢？
经济史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是史学方法。吴承明指出：史学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法，即从分散的、零星的史料入手，从个别的、具体的事例中寻找带有普遍性或性的东西。但是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显著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之故，尽管我们在治史中常用"举例子"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是危险的。他并引用列宁的话说："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同氏《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选精法"与"集粹法"都依靠传统的史学方法，通过从史料中收集和选取例证，以"举例子"的方法来推导结论，因此要避免归纳法的缺陷是很困难的。
为了克服归纳法本身的缺陷，我们必须从其他学科中借用合理的方法。吴承明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区域经济史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乃至系统论的方法等等，都在选择之列。由于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史无定法"（注：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我们在研究经济史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抛弃"选精法"和"集粹法"等方法，使得我们的经济史研究避免可能的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