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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熵值法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在省级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已是广泛共识，学术界对这一事项的发展状况及其区域间的差异展开了积极地探索。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一个涵盖多项指标范畴的综合性概念。在测度区域间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差异情况时，我们需要设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根据现有关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本文秉着对“创新能力”涵义的界定，兼顾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设计了如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参见表1。这套指标体系包括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创新实施能力、创新产出能力以及创新环境利用能力共五个方面的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按其涵盖内容设置二级指标，并利用熵值法计算出了相应指标的权重。
2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2.1研究方法众多经济统计分析方法中综合评价法是较为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而对研究对象指标值的差异评价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熵值法能够充分获取原始数据信息，克服主观选取指标的随意性，因此这种方法是一种科学客观地赋权的处理办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统计学等各个领域。其主要原理是：利用熵值大小来测度已知指标数据的有效信息量并进一步计算出权重，也就是通过评价对象的指标差异程度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如果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说明各评价对象的某项指标值差异较大，熵值较小，则表明该项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较大，所提供的有效信息量较多，其权重也相应较大；相反地，当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小，说明各评价对象的某项指标值差别较小，此时熵值较大，则反映了该项指标所提供的有效信息量较少，在整个指标体系中，作用很小，该指标权重也相应较小。如果各评价指标的某项指标值完全一致时，此时熵值达到最大，这意味着该项指标可以从评价指标体系中剔除。该方法的具体核算过程为。
2.2数据说明在考虑符合国家战略和便于企业理解的前提下，创新指标体系的设计应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政府、相关中介机构等可以比较方便地开展客观评价工作。选取的指标主要考虑便于收集、可量化、易于比较，通常采用国家统计局指标以及企业财务科目可产生的指标数据，较多采用比例指标等。本文以2012年我国31个省区为研究对象，数据信息来源于2013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等资料收集和整理我国省市自治区的2012年各项指标相关数据。本文所考察的变量指标是2012年的截面指标，所以未对相关指标进行价格平减处理，所涉及的价值量指标均采用现价计算方法。为了更为深入地研究我国省级区域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揭示其在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根据综合评价体系中一级指标进行排名，并对省市自治区指标分布的结构性特征详细分析。
3企业创新技术能力及其区域差异
根据上述熵值法的具体过程计算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企业创新能力各项指标权重（表1）以及各省市自治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排名得分（表2）。由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各领域的权重可知，创新产出能力的权重最大，其次是创新环境利用能力，其余的创新能力按权重由大到小依次为：创新投入能力、创新基础、创新实施能力。相比较而言，一些指标所体现的创新能力权重较多，说明指标在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相应地对该创新领域的贡献也越大。比如，在创新基础条件指标体系中，贡献较大的指标是“有研发能力的企业数”和“有R&D活动的企业数”，而创新实施能力中，各项指标贡献度较为平均。通过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区域综合得分与一级指标排名情况，可以看出，2012年东部沿海地区中的广东、江苏、、山东、上海等排名靠前，而西部地区的青海、排名靠后；从一级指标排名变化来看，四川和青海五项指标变化最大，陕西和指标变化最小；宁夏和安徽在创新础方面上升较大，吉林在创新投入能力方面排名下降9位，福建省创新实施能力下降较大，贵州在创新产出方面进步较大，贵州和天津创新环境利用能力变化幅度较大。通过熵值法测算的指标权重，明晰了创新领域在综合评价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客观地证明了各项指标数据在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贡献比例，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点领域仍在创新的产出与环境利用方面，相比之下创新实施活动能力仍显不足。2006年，我国首次提出了以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和建设创新型的国家目标。同年，国务院国资委、科技部以及全国总工会决定开展评选国家创新型企业的活动，用以体现企业是自主创新、创新性国家主体的核心思想。我国政府制定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了“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重点支持和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加大政府科技资源扶植力度”。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区域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状态，创新之路依然任务艰巨。
4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呕吐既是一个病名，又是一个症状，在《伤寒论》中则多指一种症状而言，其表现有微呕、干呕、喜呕、呕逆、呕不止、呕渴、吐利等。对于呕吐一症，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就记载有数十条经文，并且针对不同病因辅以相应的方药，足见该症在临床治疗上的普遍性及指导意义。
从病机角度来讲，无论是外感或内伤，呕吐的根本病机在于胃失和降，胃气上逆。引起呕吐的病因，则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外感表证、里热、虚寒、寒热夹杂以及水饮。针对这5个病因，仲景采用了不同的治法，分述如下：
1解表
《伤寒论》条文3“太阳病——呕逆——名为伤寒”，条文12“太阳中风——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条文33“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此三条文中所出现的呕逆皆因风寒之邪侵胃腑，胃失和降而上逆所致，因此治疗关键当以解表为主，表邪即去，其呕自止。总的治则当以解表为主，但解表之法又有所不同。如条文12“鼻鸣干呕”是因风邪袭表，表邪不解，影响胃腑所致，同时还会出现发热、恶寒、自汗出，脉浮缓的太阳中风证的表现，因此治疗以桂枝汤调和营卫，解即祛风，使邪去正安，其呕自止。条文33“但呕”则起因于风寒表实证，风寒之邪影响胃腑，胃气上逆使然，同时也会出现发热恶寒，头项强痛，无汗，脉浮紧的太阳伤寒证表现，此治法不同于条文12，与葛根加半夏汤来发汗解表，降逆止呕。
2清热
《伤寒论》条文76“——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发汗吐下后，实邪已去，余热留扰胸膈，影响胃腑，胃气上逆故呕，用栀子生姜豉汤清解余热，降逆止呕。条文96“伤寒五六日中风，——心烦喜呕——小柴胡汤主之，”条文103“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先与小柴胡，呕不止，心下急——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此二条均有少阳病小柴胡汤证，胆热循经影响及胃，则喜呕。若少阳邪热郁滞日久，影响及胃腑，则呕不止，治均以清热少阳邪热为主，所不同的是条文96是典型的小柴胡汤证，而条文103则为少阳证未解的少阳阳明合并证，由“心烦喜呕”变成“呕不止，心不急，郁郁微烦”治以和解少阳，轻下实热，轻下实热的大柴胡汤。条文172“太阳与少阳合病——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在表之邪入里化热，热郁胃腑，胃失和降，胃气上逆故呕。在病初起，有头痛发热等太阳表证，继而会出现心烦、呕吐、腹痛等里郁热证表现，故宜用清里热为主，降逆止呕为辅的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3调和寒热
《伤寒论》149条“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宜半夏泻心汤”，条文157“伤寒汗出解后，——干噫，食臭——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条文158“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干呕心烦不得安——甘草泻心汤主之。”以上三个汤证中均有呕吐症状，其致呕的原因则是由于误治伤中，升降失职，清气不升则寒，浊气不降则热，寒热错杂，胃气上逆所致，在治疗上应当以调和寒热为主，气机运行畅达，清气得升，浊气得降，病症可除。用药上，根据病症侧重点不同而选用不同的处方，半夏泻心汤适用于寒热错杂，气机痞塞的病症，其表现有心下痞满而不痛，干呕，发热等，若心下痞硬感，干噫，食臭，肠鸣下利症状突出者，则为食滞水停所致，当予生姜泻心汤，散水消痞，表证用下法，损伤中气，表邪内陷，见心下痞满硬，干呕，心烦，下利不止的脾胃气虚表现，治当以甘草泻心汤益气和中。条文359“伤寒本自寒下，——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主之。”本证原是寒胜下利，经误治后，胃有郁热，寒热错杂，胃热重则吐尤甚，故治宜辛开苦降，寒温并用，热除则吐自止，当予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
4温阳利水
《伤寒论》条文40“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小青龙汤主之。”条文74“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条文152“太阳中风下利呕逆——引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十枣汤主之。”上述三个汤证中的呕吐表现是因太阳在表邪影响膀胱气化，水气内停，留滞胃腑，胃失和降所致。水饮之邪为致呕的根本原因，所以在治疗上以温阳利水为主。小青龙汤证中的干呕表现乃为外寒引动里饮，水饮干犯胃脏所致，除了有太阳伤寒证的表现外，还兼有如下利、噎塞、小便不利、少腹胀满等或然证，用药上选用小青龙汤来辛温解表，温化水饮。与小青龙汤所不同的如十枣汤，其也有干呕表现，是因为水饮阻碍，胃气不降所致，此时已无表证，宜悬饮里证为主，表现有心下痞硬，胁下痛，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因此治疗以攻逐水饮为主。若水停下焦，影响中焦气化失司，胃失和降，故随饮随吐，此为太阳蓄水重证，太阳表邪尚未全解，仍有脉浮，微热表现，但以小便不利，饮水则吐之里证为主，予五苓散温阳化水，使下焦水气得化，水液得通，重在通阳利水。
5温补
2005年，网上支付市场的快速发展无疑是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的立法者、业者和用户关注的最大焦点之一。我国网上支付用户占使用互联网用户数的比例从2004年前的17％增长到26％，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市场2001年是1.6亿元，2004年该规模增长为23亿元，预测2007年中国第三方支付平台网上支付平台市场规模将达215亿元左右。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出现，体现了支付方式的变革。作为首都电子商务工程的核心成果--首信“易支付”具有网上支付、电话支付、手机支付、短信支付、wap支付和自助终端，采用二次结算模式，可做到日清日结。2005年2月，由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联合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国内多家金融机构共同打造出了“支付宝”交易服务工具。4月7日，从事多元化电子支付应用及服务的通融通公司推出yeepay电子支付平台，进军国内电子商务支付市场。5月12日，云网正式推出企业级在线支付系统“支付＠网”。5月20日，网银在线携手visa国际组织共同宣布在中国电子商务在线支付市场推广“visa验证服务”信用卡安全支付标准，期望提高在线支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7月11日，全球最大的在线支付商paypal宣布落地中国，虽然舍弃了paypal赖以成名的信用卡划账和多币种跨国交易，但这个起名“贝宝”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仍然引起了同行的注视和商家的关注。10月，腾讯公司推出“财付通”，进军网上支付领域。而据有关人士粗略估计，目前我国提供网上第三方支付服务的机构已不下50家！
可以说，2005年已经成为网上支付年。而相应的网上支付的法律问题也得到了人们更多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支付安全的法律保障、风险责任的承担、网上支付服务的规范、电子货币的合法性、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法性等多个方面。而中国人民银行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中国人民银行10月26日公告[2005]第23号,以下简称“《指引》”的出台无疑使人们的关注点又一次聚焦。那么，该《指引》将怎样影响我国电子支付的发展，网上支付所面临的一系列法律与安全问题能否通过该《指引》得到解决，第三方支付服务平台该如何得到规范和发展，电子支付法律环境的建设从该《指引》开始又将怎样陆续得到完善？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简要的分析来探索这一进程。
一、对《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的总体印象
我国的电子支付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新兴电子支付工具不断出现，电子支付交易量也不断提高，已逐步成为我国零售支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迫切要求我们就电子支付活动的业务规则、操作规范、交易认证方式、风险控制、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等进行规范。从而防范支付风险，维护电子支付交易参与者的合法权益，确保银行和客户资金的安全。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电子支付的法律环境基本处于空白阶段，电子支付的发展又呈现发展快、涉及范围广、环节多、形式多样等趋势，伴随着这些新特点的是更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通过电子支付的法制化建设逐步予以解决。
《指引》的对银行从事电子支付业务提出指导性要求，对规范和引导电子支付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指引》以银行与客户关系为主线，以规范电子支付、强化电子支付安全性为主要内容，将“以规范促发展、在规范中发展”作为基本原则，以指引相对灵活的形式全面规范电子支付行为；涉及电子支付各方权利义务、责任、安全保障、信息披露、差错处理等多个关键环节。《指引》的出台和实施，无疑有利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电子银行业务和电子商务的健康、有序发展；明确电子支付活动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防范支付风险；推动支付工具创新，提升支付服务质量；防范和打击洗钱及其它金融违法犯罪活动。此外，《指引》是人民银行通过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来引导和规范电子支付的，在未来有可能再上升至相应的规章或法律法规。2可以说，《指引》开启了我国电子支付法制化建设的大门！
二、《指引》的适用范围
《指引》所称的电子支付是指单位、个人直接或授权他人通过电子终端发出支付指令，实现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的行为。电子支付的类型按电子支付指令发起方式分为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销售点终端交易、自动柜员机交易和其他电子支付。
《指引》的规范主体主要是银行及接受其电子支付服务的客户。根据参与主体的不同，电子支付至少可以区分为几类：银行之间、银行与其客户之间以及其他支付服务组织与其客户之间的电子支付。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作为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新型金融服务产品，大量的电子支付服务面对的是个人消费者和商业企业在经济交往中产生的一般性支付需求——服务对象数量众多、支付需求千差万别，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社会影响广泛。故此，保证这类电子支付系统的独立性和效率非常重要。这类电子支付参与主体众多，涉及银行、客户、商家、系统开发商、网络运营服务商、认证服务提供机构等，其中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是这类电子支付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指引》以调整银行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为主线，引导和规范境内发生的银行为客户提供的电子支
付业务。在商业银行、第三方电子支付公司、安全认证机构、商户以及用户等组成的电子支付产业生态圈中，《指引》解决的是银行与支付公司这一核心纽带。而对于更多的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而言，“是技术公司还是金融公司”的争议将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与支付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在经历悄然调整的过程，过去的合作伙伴也许就是明日强劲的竞争对手，谁能在市场角逐中成为最大赢家，尚待在第二号和第三号指引出台后方能一窥端倪。
三、《指引》所体现的七个基本原则
第一，循序渐进原则：由于电子支付活动中支付工具和支付方式的复杂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以及其不断而快速的创新，通过一个《指引》进行全面规范的难度较大。因此，针对电子支付业务的特点、模式和参与主体的不同，综合不同发展阶段的管理要求，陆续出台相应的“指引”，以对电子支付进行更为全面的规范，这就是循序渐进的原则。目前，人民银行已经着手研究电子支付过程中涉及到的虚拟电子货币、非银行支付服务组织的电子支付业务规范等问题。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即将看到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二号、第三号。从远期的立法计划而言，我们还需要与电子支票、电子发票的合法性直至电子资金划拨法有关的规定。
第二，安全第一原则：有鉴于电子支付的高技术性、虚拟性、无国界性和网络世界种种黑客纵横、病毒频出、欺诈肆虐的现实，高度的安全风险无疑是我们开展电子支付最大的敌人。《指引》通篇突显了一个焦点问题，那就是电子支付的安全性。从《指引》要求银行采用符合有关规定的信息安全标准、技术标准、业务标准；建立针对电子支付业务的管理制度，采取适当的内部制约机制；保证电子支付业务处理系统的安全性，以及数据信息资料的完整性、可靠性、安全性、不可否认性；提倡使用第三方认证，并应妥善保管密码、密钥等认证数据等一系列规定和制度设计来看，都是围绕着安全性出发的。
第三，以规范促发展原则：目前,我国电子支付业务处于创新发展时期,涉及电子支付业务的许多法律问题仍处于研究和探索阶段。尤其令人关注的是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法性问题，究竟应按照金融机构的要求来规范它们，抑或按照一种第三方中介服务的模式对其进行管理？这不但直接关系着第三方支付业的生存和发展，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电子支付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为了给电子支付业务的创新和发展创造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以促进电子支付效率的提高，保障电子支付安全，我国监管部门通过先以“指引”这种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引导和规范电子支付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上升至相应的部门规章或法律法规，体现了监管部门审慎负责的态度和“在发展中规范，以规范促进发展”的指导思想。
第四，重点突破原则：如前所述，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交往中产生的一般性支付需求数量众多且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社会影响广泛。电子支付参与主体众多，涉及银行、客户、商家、第三方支付平台、系统开发商、网络运营服务商、认证服务提供机构等，而各个参与者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欲全面理顺这些关系、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绝非易事，若不能针对其中的主要矛盾解决问题，就很可能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局面。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是这类电子支付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相关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系统开发商、网络运营服务商、认证服务提供机构等都是为他们服务的。所以，《指引》以调整银行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为主线，进而逐步达到明确规范各方关系的目的。
第五，用户至上原则：由于电子支付本身的高技术性、多样性和多环节性，在调整以银行--用户关系为主线的各类关系中，最大的难点无疑就在于如何平衡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平衡一方面必须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合理、权利与义务一致的原则，另一方面应具有可操作性。绝对的平衡一般是不可能的，相对的平衡就在于发生利益冲突时以何者之利益为先，纵观《指引》，得出的答案应该是用户。所以《指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银行自身系统、内控制度或为其提供服务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原因，造成电子支付指令无法按约定时间传递、传递不完整或被篡改，并造成客户损失的，银行应按约定予以赔偿。因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原因造成客户损失的，银行应予赔偿，再根据与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协议进行追偿。”第四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造成电子支付指令未执行、未适当执行、延迟执行的，银行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第二十七条规定：“银行使用客户资料、交易记录等，不得超出法律法规许可和客户授权的范围。银行应依法对客户的资料信息、交易记录等保密。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银行应当拒绝除客户本人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的查询。”
第六，规范技术应用关键环节的原则：在《指引》中，电子支付包括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销售点终端交易、自动柜员机交易等各种形式；涉及计算机、电话、销售点终端、自动柜员机、移动通讯工具等多种终端设备，可以说，技术性极强；而不同技
术应用模式的具体应用环境、安全性要求等也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别。如果我们把规范的落脚点放在一些技术细节上，就可能导致我们疲于应付的局面，所以唯有抓住各类应用模式普遍具备的一些关键环节进行约束，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因此在该《指引》中，明确了诸多要求，譬如要求银行应与客户签订协议，客户终止电子支付协议应提出电子或书面申请；银行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电子支付业务处理系统中的职责分离，应确保对电子支付业务处理系统的操作人员、管理人员以及系统服务商有合理的授权控制；应与开展电子支付业务相关的专业化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并确立一套综合性、持续性的程序，以管理其外包关系等，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确保了对这些环节的有效控制，才能基本上解决支付中的各种主要问题。
第七，贯彻落实电子签名法原则：作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电子签名法》）实施半年后出台的规定，《指引》在数据电文的有效性、电子签名的应用、电子认证的推广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贯彻《电子签名法》最为全面、彻底的一部规定，这尤其体现在《指引》第五条3、第九条4、第十条5、第二十五条6和第三十四条7。
四、《指引》的主要内容——五大基本制度的设计
1、电子支付活动中客户和银行权利义务的基本规定
《指引》明确要求，客户申请电子支付业务，必须与银行签订相关协议，并对协议的必要事项进行了列举。银行有权要求客户提供其身份证明资料，有义务向客户披露有关电子支付业务的初始信息并妥善保管客户资料。
《指引》要求客户应按照其与发起行的协议规定，发起电子支付指令；要求发起行建立必要的安全程序，对客户身份和电子支付指令进行确认，并形成日志文件等记录；要求银行按照协议规定及时发送、接收和执行电子支付指令，并回复确认。同时还明确了电子支付差错处理中，银行和客户应尽的责任。
2、信息披露的制度设计
为维护客户权益，《指引》要求办理电子支付的银行必须公开、充分披露其电子支付业务活动中的基本信息，尤其强调对电子支付业务风险的披露，并对银行作出如下要求：
明示特定电子支付交易品种可能存在的全部风险，包括该品种的操作风险、未采取的安全措施、无法采取安全措施的安全漏洞；
明示客户使用特定电子支付交易品种可能产生的风险；
提醒客户妥善保管、妥善使用、妥善授权他人使用电子支付交易存取工具。
建立电子支付业务运作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按有关法律法规披露电子支付交易信息，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电子支付业务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危及安全的事项。
3、电子支付安全性的制度设计
安全性是电子支付的重中之重。《指引》要求银行采用符合有关规定的信息安全标准、技术标准、业务标准；建立针对电子支付业务的管理制度，采取适当的内部制约机制；保证电子支付业务处理系统的安全性，以及数据信息资料的完整性、可靠性、安全性、不可否认性；提倡使用第三方认证，并应妥善保管密码、密钥等认证数据；明确银行对客户的责任不因相关业务的外包关系而转移，并应与开展电子支付业务相关的专业化服务机构签订协议，确立综合性、持续性的程序，以管理其外包关系；同时还要求银行具有一定的业务容量、业务连续性和应急计划等。
《指引》还要求银行根据审慎性原则，针对不同客户，在电子支付类型、单笔支付金额和每日累计支付金额等方面作出合理限制。同时，明确提出了在三种情况下的具体金额限制：“银行通过互联网为个人客户办理电子支付业务，除采用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等安全认证方式外，单笔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人民币，每日累计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人民币。”、“银行为客户办理电子支付业务，单位客户从其银行结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款项，其单笔金额不得超过5万元人民币，但银行与客户通过协议约定，能够事先提供有效付款依据的除外。”、“银行应在客户的信用卡授信额度内，设定用于网上支付交易的额度供客户选择，但该额度不得超过信用卡的预借现金额度”等。这些措施对防范电子支付风险，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将发挥积极作用。
5、电子证据合法性的制度设计
《指引》以《电子签名法》为法律依据，进一步确认了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和实际可采性。如《指引》第五条规定：“电子支付指令与纸质支付凭证可以相互转换，二者具有同等效力。”从原则上确定了电子证据的证据效力。第九条规定：“银行应认真审核客户申请办理电子支付业务的基本资料，并以书面或电子方式与客户签订协议。银行应按会计档案的管理要求妥善保存客户的申请资料，保存期限至该客户撤销电子支付业务后5年。”这又从制度上保证了诉讼期间相关证据的可采纳性。此外，《指引》第十条规定：“银行为客户办理电子支付业务，应根据客户性质、电子支付类型、支付金额等，与客户约定适当的认证方式，如密码、密钥、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等。认证方式的约定和使用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这又进一
步从操作的层面保证了电子证据的可采纳性。
另一方面，《指引》还从交易和管理的角度鼓励合理保存、采用电子证据。例如第十八条规定“发起行应采取有效措施，在客户发出电子支付指令前，提示客户对指令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确认”；第十九条规定“发起行应确保正确执行客户的电子支付指令，对电子支付指令进行确认后，应能够向客户提供纸质或电子交易回单”；第二十条规定“发起行、接收行应确保电子支付指令传递的可跟踪稽核和不可篡改”；第二十一条规定“发起行、接收行之间应按照协议规定及时发送、接收和执行电子支付指令，并回复确认”；第三十条规定：“银行应采取必要措施为电子支付交易数据保密：（一）对电子支付交易数据的访问须经合理授权和确认；（二）电子支付交易数据须以安全方式保存，并防止其在公共、私人或内部网络上传输时被擅自查看或非法截取；（三）第三方获取电子支付交易数据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银行关于数据使用和保护的标准与控制制度；（四）对电子支付交易数据的访问均须登记，并确保该登记不被篡改。”所有这些规定都是围绕电子支付指令与签名的合法、有效性的，如果能够按照这样的程序去操作，再结合电子签名法的相关法律要求，理论上应该可以做到电子支付过程中相关电子证据的合法有效性。
6、防止欺诈的制度设计
目前，在电子支付领域，种种欺诈、“钓鱼”、冒充身份、非法侵入、篡改信息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欺诈侵权行为一旦得手，往往会给用户带来很大的损失8。
电子支付是通过开放的网络来实现的，支付信息很容易受到来自各种途径的攻击和破坏，信息的泄露和受损直接威胁到企业和用户的切身利益，所以信息安全是树立和维护客户对电子交易信心的关键。《指引》要求银行在物理上保证电子支付业务处理系统的设计和运行能够避免电子支付交易数据在传送、处理、存储、使用和修改过程中被泄露和篡改；采取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为交易数据保密；在法律法规许可和客户授权的范围内妥善保管和使用各种信息和交易资料；明确规定按会计档案的要求保管电子支付交易数据；提倡由合法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提供认证服务，以保证认证的公正性；此外，亦要求在境内完成境内发生的人民币电子支付交易信息处理及资金清算。还有，《指引》对于应用电子签名、签署书面协议、交易限额、日志记录、指令确认、回单确认、信息披露和及时通知都作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这些制度的设计都是围绕防止欺诈的。如果我们能够严格贯彻这些要求，应该可以对那些看似无孔不入的欺诈起到一定的防止作用。
7、差错处理的制度设计
在《指引》的四十九条规定中，关于差错处理的规定就占了十条，应该说是规定得比较全面的；不仅明确了电子支付差错处理应遵守的据实、准确和及时的原则，还充分考虑了用户资料被泄露或篡改，非资金所有人盗取他人存取工具发出电子支付指令，客户自身未按规定操作或由于自身其他原因造成电子支付指令未执行、未适当执行、延迟执行，接收行由于自身系统或内控制度等原因对电子支付指令未执行、未适当执行或迟延执行致使客户款项未准确入账，因银行自身系统、内控制度或为其提供服务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原因造成电子支付指令无法按约定时间传递、传递不完整或被篡改等多种实际情况。明确了处理差错的原则和相应的补救措施。
以上信息披露制度、安全保障制度、证据保存制度、防止欺诈制度、差错处理制度可以并称为《指引》的五大基本制度。
五、《指引》的三点不足
作为一部从体例到内容都很具探索意义的规定，《指引》在某些细节处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或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肯定是在所难免的，毕竟其中涉及了太多的法律问题、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
第一，电子支付指令的效力等同问题不够细化。
《指引》第五条规定：“电子支付指令与纸质支付凭证可以相互转换，二者具有同等效力”。可以说，这样的规定十分必要，和《电子签名法》9的规定相呼应，赋予电子凭证以法律效力。但在实践中，该条款能产生多大的效力，却可能需要我们划一个问号，并且值得我们深思如何能切实地让这个条款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将电子签名与数字证书不宜并列。
《指引》第十条规定：“银行为客户办理电子支付业务，应根据客户性质、电子支付类型、支付金额等，与客户约定适当的认证方式，如密码、密钥、数字证书、电子签名等”，该规定将电子签名与数字证书、密码、密钥等相并列，这一表述同样出现在《指引》第二十五条中。
但是，电子签名与数字证书并非同一层次上的概念。根据《电子签名法》第2条的规定“本法所称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这里的电子签名的范围是很广的，包括符合条件的密码、口令、密钥乃至眼虹膜透视识别等，当然也包括数字签名，而数字证书实际上就是用认证机构的私钥对证书申请签名，并形成特定格式的证书；证书以认证机构的私钥签名以后，发送到目录服务器供用户
下载和查询。认证机构通过向其用户提供可靠的目录，保证证书上用户名称与公钥是正确的，从而解决可能被欺骗的问题10。证书之内容包括用户姓名、公钥密码、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其他信息的数位化文件。
在该有效期内的证书可以藉以推定以下事项：
1、公钥系依据其被指定之目的而有效使用；
2、公钥与其他载于证书内之信息之约束力是有效的11。
而就认证机构所签发之证书，申请人必须对任何信赖该证书内所记载之资料之人士承担应负之责任。
因此，数字证书是验证数字签名的工具。也就是说，密码、密钥、数字证书、电子签名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它们之间并不是并列的概念。既便于将他们并列，那么也应理解，出现在此的也应是数字签名而不是数字证书。再者，根据国际上普遍确立的技术中立原则，任何一种达到签名功能的签名技术都不应受到任何限制或任何偏袒，12也就是说，数字签名只是目前电子签名技术中相对成熟的手段，并不是唯一或永远最科学的电子签名方式13。
第三，银行责任承担问题规定不清。
《指引》第四十一条规定：“由于银行保管、使用不当，导致客户资料信息被泄露或篡改的，银行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因此造成客户损失，并及时通知和协助客户补救。”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其中回避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银行是否应作出相应赔偿的问题。
宋朝形成的商税网络遍及全国各地，并设立了中央与地方两大层级管理商税的机构。实际上，地方只有操作的权利，不论大小事务均由中央决定。为了更好地控制税收，地方税官通常由中央直接派遣。宋朝制定了包括令、敕、格、式、申明、则例在内的各类商税法令，严格规定了各类商税执法程序，全面规范了各类商税征收行为。
1.征商机构的设置。（1）征收商税的体系。宋朝重视经济的发展，也十分重视商税的课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完整的商税征收网络，覆盖了从京师到墟市的广大范围。（2）征商的管理机构。宋朝商税事务管理机构有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基于统治者中央集权的考虑，宋朝商税征收大权由中央直接掌控，地方只起到执行作用，事无巨细均需由中央主管机构直接统筹安排、核准批复。中央的主管机构是三司，统筹管理全国商税，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商税管理部门太府寺，负责京城一带的商税。地方的征商机构分为路、州、县三级，形成层层相扣的隶属关系。路一级的管理长官是转运使，州一级的管理长官是司户参军，县一级的管理长官是县令。（3）买扑制度。五代后唐时期，买扑制度就已经出现。在宋朝，买扑广泛用于各类经营活动中。买扑就是将一个地方的商税划定出一个官府应当征收的税额，然后交由合适的人承包，每年上缴这种固定的数额，多余的部分归承包人所有。
2.征商法制体系。商税征收之于国家财政的影响不容轻视，由此衍生了大量的专门性法律。宋朝商税法律的形式多种多样。（1）商税则例。例本来是弥补法之不足而存在的，但在宋朝的实际法律程度中，例起到的作用相当大，甚至超过了法令起到的作用，商税事务也不例外。据史料记载，宋朝初期就已存在商税则例。虽然商税则例的具体内容已不能详考，但仍可知其在宋朝商税法律体系中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商税则例不仅及时核查梳理、因时编排管理，而且公布于天下，适用于全国。该办法能够有效杜绝地主阶层设置壁垒阻止财富外流，使国家使用统一的标准征收商税，有益于商品的流通，从而形成更广泛的市场。（2）商税行为规范。纳征商税有法定的程式。征税种类与操作程序都需通告民众，税钱则例因时调整，转运司依据市场变化每半年重新审定标准，做到增损适中，新创的标准需要先通过户部的申报准核。商税务设商税监官与相关职守公人，监官需要躬亲检视，即时进行点检，相关职守公人则按序及时检察批引。经各税场时，每种税物按品类数量出具税引，进行批验。场务管理规定，每件簿历都须层报印押，不可擅自增置，相关部门要严格查验，确保施行。（3）征商特别法。尽管宋朝统治者反对官员涉足商场，但是众多的官员或贵族还是借助掌握的特权从事经商，而且渐成风气，朝廷虽禁难止。达官贵族借助职权，竞相从商，与法令本不相容，但是鉴于风气已成，法难责众，统治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这边说不可以，那边照章征税，成为了一项既定的制度。针对商业活动的商税，不能随意加以扩大，需要充分考虑普通百姓生活的需要与正常的社会生产行为。同时，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包括士大夫阶层、军队以及外国人等特殊阶层的人，提供特别的保护与便利。（4）商税务官吏违规处罚规定。为了实现遍布全国的商税网层层相扣，帮助中央控制财权，宋朝对地方税务既进行了操作性规范，也制定了详备的处罚准则，不仅可以督促税吏行使职权，而且能够管束税吏行为，营造秩序井然的征收环境。（5）偷漏税处罚规定及相关奖赏制度。偷漏税的行为影响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消减了财政收入，关涉财赋大计，国家明令禁止，并辅之以经济制裁与刑事处罚。北宋以经济处罚为主，南宋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加，处罚偷漏税更加严厉。采用重刑与赏告结合的方式结成细密的法网，拦截企图偷漏税的商贩，同时，为避免诬告，对举报者制定了限制性规定与处罚规定，其目的就是既维护商税征收秩序，杜绝偷漏税行为，又保护商贩的合法权益。
二、宋朝商税法律制度利弊分析
作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较为繁荣的一个时期，宋朝各项制度的构建具有其完备性的一面，但同时也不乏其腐朽性一面。宋朝商税法律制度亦不例外，在取得的成就背后，也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弊病。
1.取得的成就。宋朝各种制度的设计与建立均是以前朝作为蓝本的，但同时也存在独创之处，尤其是商税则例的出台。尽管商税则例设计尽可能全面而细致，作为封建集权制下的产物，依然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但从整个宋朝商税法律制度来说，还是比较完备的。（1）形成严密的商税征收网。两宋在京都设置都商税院，在繁华的州府设置商税院、都税务或商税务。对于地处偏远、不必差官置务的区域，实行买扑商税的办法。（2）商税征收制度的完善。对于商税征收，宋朝统治者历来非常重视。宋太祖首定的商税则例，只是非常笼统地将应税物品的名称与税率列出。之后，宋太宗曾两次进行修订，加以补充，形成全国通用的征商则例，为两宋的商税法律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商税立法的完善。在宋代，商税有住税与过税之分，前者属于买卖交易税，后者属于商品流通税。宋朝统治者注意随时势的变化修改完善商税的立法，以避免加重商人的税收负担。在征税数额上，贯彻法定原则；在征税任务上，根据税收制度的修改变化，及时调整税收任务。（4）禁止非法增收商税。宋朝禁止非法增收商税，对违反商税法律制度的规定、擅自增加商人负担的行为严加惩处，决不姑息养奸。宋朝相当重视商业与商人，把商人受到的不合理待遇提高到“残民损国”的高度，必须加以肃清。由此可知，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绝非偶然。
2.带来的弊病。虽然宋朝商税法律制度已经比较完备，不仅首创商税则例，而且整个商税法律体系远远比前代较为完善，但是宋朝商税法律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仍然存在诸多弊病。（1）从征税方式来看，没有依照应征商品的总量与价值征收，而是依照装载工具的容量征收，加重了商人的税负，不利于商品的流通，影响了边远地区人们的生产与生活。（2）从商品征税来说，定制规定，过税与住税之和是百分之五，抽税是百分之十，表面上看不算重，但实际上，过税存在重复计征现象，而且买扑市场不计其数，官府法令又规定商人必须走官道，对于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而言，商税成为无法承担的重负。此外，部分税务机构的非法征收也导致了商人税负的加重。（3）从纳税主体偷漏税行为来讲，偷漏税会造成商税收入减少，也有损征税官吏的政绩，理论上应该依法处罚，但是实践中，地方官员与商税征收人员休戚相关，期望地方官员能够对商税征收人员的不法征收行为进行制裁是不太现实的。（4）从商税减免来说，减免的诏令反复无常，昨日颁布减免之诏，今日可能又将减免的赋税收回，甚至加倍征收。（5）从商税征收的法律监督来讲，细密的考课奖惩条法有助于进行财政管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央财政集权制度的重要保证，但是过于细密的条法，又给全面贯彻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有些条法的漏洞与不当加剧了商税征收管理的混乱。
在民商法的体系上来看，我国在民商法上的缺陷就是没有制定相应的民商法典，我国的民商法目前实行的是“零售制”，并不是先制定相应的法典，然后按照法典的部门实行。我国的民商法存在单行法了并且具有自己的法律格局，这对于我国的民商法来说既是其本身的特点又是它的缺点。我国现行民事立法缺陷有几下几点：
第一，对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人权事业没有发展的很完善，有些东西还不能够适应。这是因为在进行民商法的制定时，才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没有从根本上对旧体制和旧行政制度进行解决，所以说，在法律上还学要有较多的要求和对旧体制的特征，也就是说，对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不能够完全的适应。
第二，立法体系散乱，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法律规定中有些粗疏的事宜，同时在内容上也不够健全，国家的行政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便不得不一些条例、细则、办法、意见等相关的规定，来澄清和弥补在法律上的空白。这些规定一般缺乏统一的规划，而且这些法都是出自多家，这就在对民事关系的确立上出现多次立法的现象。
第三，原则性和简单性还存在空白。一部民事法在确立的时候，都是通过相关部门经过详细的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其作出司法解释的。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的时候，可以简略的民事法律的具体化，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就不得不对其进行相应的司法立法解释，过多的司法解释对现行的法律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失去一定的价值，除此之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都会弥补在法律上的空白弥补。
第四，行政化越来越严重。我国民商法的行政化倾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民商法的立法中，都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民商法立法进行立法的，现行的民商法立法机关，在进行立法的时候其中包含了很多的行政法律法规，这种情形现在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却没有从根本问题上进行解决。民商法的行政化目前的对民商法的确立有了越来越浅显的谈话，所以对正确的实型民商法规章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同时也像为民商事权利的行驶套上了行政枷锁。
二、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三者的关系
经过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出，民商法在本质上属于市民社会的法，它是在私法的范畴上，总体上来说是以主体平等为基础的，保护商品关系的利益，就是对民事人身财产进行维护。行政法也是为了进一步的保护国家的利益，所以它本身属于公法，维护国家的权利，经济法是对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进行保护，就是为了对民商法和行政法二者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为了完善国家管理的经济法，平衡经济法的运行，最终使以社会为本位，公私兼顾，并且以公为主。
关键词：商事登记；不实登记；登记豁免
1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
何谓商事登记，目前各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认为是一种法律行为，有的认为是商事管理制度，有的认为仅仅是一种活动，但这些表述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差异也仅在于以不同的角度作为出发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商事登记是指商事筹办人或商人为设立、变更、终止商人资格，而依商法典或商事登记法及其他特别法的规定，向商事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公告的法律行为。
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中古时代，意大利及地中海沿岸商事繁荣，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行会组织，他们自己订立法律，保护自身的利益，商事登记规则便也逐步健全。若欲取得商人资格，除其身份取得商人行为的承认和接纳外，还必须把商人名称、营业牌照、商业经营人及学徒等事项登记于行会成员的清册中，事实上，这就是早期的商事登记制度。
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从其本质方面考察，早在汉代就存在。汉朝设市令长，主管市场事务，其职责之一就是掌管市籍。在南北朝和清初都有类似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仅仅是有名无实的，与西方商事登记制度的历史演进具有天壤之别。中国古代的商事登记制度根植于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显然不同与西欧商事登记制度。可见古代中西方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在原动力、社会功能和价值等方面均是不同的。
2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价值分析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都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的内在道德性，即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价值观念保持一致。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亦然。
2.1效率价值
在法律上，效率被解释为通过对某些行为的规制，限制一些自由，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使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流转快速化，以实现最大价值的目标追求。我们知道，营利性是商法的核心理念，商法的终极性价值是实现商主体的营利，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对于商主体来说，只有在较短的交易周期内，实现交易次数的增多、交易成本的降低，即只有在交易迅捷的情况下，商主体才能实现自身的营利。
商事登记作为交易的前置程序，必然在制度设计上体现效率这一商法的价值。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商事登记并没有增大商主体的交易成本。商事主体设定、出资履行、组织变更合并、增资减资以及解散等方面信息的登记和公告，是有助于相关交易主体便利地获取交易信息，从而大大降低交易主体获取信息的成本支出，也为商事主体迅速作出交易决策、降低交易风险创造了条件。各国的商事登记制度无不体现出效率这一价值取向。例如法国《关于商事及登记的法令》中规定：法院书记官在收到申请的5个工作日内应进行登记。这种具有确定性的时间标准无疑是有利于保护商事交易的效率。瑞士、比利时等国的形式审查主义，也完全符合商事效率原则。因此，商事登记法律制度通过公权力强制性的限制，有效防止在“自由竟争”中由于商人的逐利本性而可能引致的信息披露的缺失性与虚假性，从而不仅在局部上保证了市场秩序的稳定，也为整个社会商事交易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基础保障。
2.2安全价值
安全是人类所需要的社会性状，当然也是法律所追求的一种价值。“商事交易，固贵敏捷，尤须注意安全，如果只图敏捷，而不求安全，则今日所为的交易，明日即可能发生问题，甚至于遭受意外的损害。”商事登记法律制度中的登记、公示、外观主义、严格责任主义等都是确认交易顺利、安全、可靠的基本原则之一。各国商事登记制度通常以强行法规范规定商事登记为一种要式法律行为，要求商事主体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和法定的格式将商事经营的内容和事项登记注册，使交易相对人对商事主体的情况有所了解，提高交易的安全性。
效率与安全都是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价值，但这两者常常发生矛盾，但正如前述，法律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还必须按照一定的理想模式来塑造社会生活，反映立法者、执法者及守法者期望追求的价值目标，当法律所追求的多个价值目标出现矛盾时必须作出最终的选择。但从效率与安全这两个价值目标来说，在兼顾安全价值的前提下，安全因服从于效率，以实现商主体商事交易营利性的终极目标。
3商事登记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3.1商事登记中主体资格与营业资格分合问题
关于商事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的分合问题，如今主要有两种立法例：“统一主义”和“分离主义”。前者是指商事主体资格的证明和营业能力的证明合二为一的立法模型，而后者是指将核准登记视为商主体取得主体资格的程序，而营业执照的签发作为取得营业资格的程序，同时建立两个相对独立的证明体系。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均规定，“经登记主管机关审核，准予登记注册的，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可见，营业执照的颁布被赋予了双重功能：即证明企业主体资格的取得和营业资格的取得。但这种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
（1）按照现代商法理念，核准是登记机关依法对商事主体资格合法性予以确认的程序，营业登记是企业在获得商事主体资格后，要进入特定领域从事经营活动时必须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获取营业上的许可的程序。对于商主体资格的取得问题，虽然各国对取得的标准不同，但都认为商主体必须经过登记才能具备主体资格，在取得主体资格之后尚不具备经营资格之前，商主体已经是合格的民事主体，而在取得了营业资格之后，商主体除了能够享受普通民事主体所能够享有的权利，还能够从事那些只有商主体才能够从事的活动。因此，如按我国的规定，商主体在核准登记之后，没有领取营业执照就将被视为没有取得民事主体资格，那么登记的意义将不复存在。
（2）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时，由于主体资格依附于营业执照，主体资格也就随之消灭，那么处于清算阶段的企业就不能再认为是法人了，也就不能以企业财产对外承担责任，民事诉讼资格也相应地消灭，相对人也只能对企业的开办者或者股东提讼。按我国的相关规定理应做这一理解，但这却恰恰与我国实践做法相矛盾。
从本质上说，核准登记与注销登记都旨在解决某一私法组织的主体资格问题，属于私法范畴较为适宜。而营业执照在法律意义上是一种准入制度，是国家通过实施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对商市场开放程度的一种宏观的掌握和控制，体现出很强的公法性。因此，商事登记的立法指导思想应该从商事登记由统一主义走向分离主义。任何商事主体都具有营业资格和主体资格，有主体资格并不必然具备营业资格，丧失营业资格并不必然丧失主体资格。
3.2不实登记效力问题
不实登记是指商事登记中登记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登记事项是否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普遍效力。日本《商法典》第十四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而登记不实事项者，不得以该事项的不实对抗善意第三人。德国《商法典》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应登记的事实已经进行不正确公告的，第三人可以对在其事务上应对此种事实进行登记的人援用已经公告的事实，但第三人明知不正确的，不在此限。从德日等国商法典可以看出，对于不实登记，原则上不实部分不能对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但对善意第三人也作了例外规定。事实上，这是商事交易外观主义的立法反映。依外观主义，一个法律行为一旦作出以后，为了交易的安全原则上不允许撤销。在商事登记中，商主体进行了商事登记并作了相应公告之后，对于登记和公告反映出来的事项和内容是否存在，相对方很难知晓，而往往仅根据公告内容作出选择。但正如前文所述，这里又涉及到商法对安全和效率价值的取舍问题。如果商法一味追求行为外观主义而不注重行为人的真实意思，就很有可能极大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对第三人而言，各国都区分了善意和恶意，规定不实登记对善意第三人有利时，不作对第三人不利的解释，但恶意第三人并不能享有这一优待。
3.3商事登记豁免问题
何谓商事登记豁免，学界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主要是指对哪些主体，哪些行为要进行商事登记，这就涉及到对商事主体的确认标准。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商业习惯等的不同，采取的标准也不相同，但行为标准和职业标准则时各国都承认的。所谓行为标准，也即营利标准，主要包括目的的营利性、行为的有偿性、受益和盈利的分配性三方面；所谓职业标准是指商事主体持续的或反复的从事营利，并以从事该行为为业，偶尔的经营行为，不是商法上的经营行为。因此，很多国家对必须履行登记的商人做了一些限定。日本《商法典》第八条规定：本法中有关商业登记、商号及商业账簿的规定，不适用于小商人。德国《商法典》也同样规定了一些豁免登记的对象，主要包括：任意商人（从事农业、林业及其从属业的经营者，以及小商人）以及自由登记商人（包括律师、会计师等）。我国台湾地区则对沿门沿街叫卖者、于市场外设摊营业者、农林、渔、牧业者、家庭手工业者、由主管机关所定的小规模营业者免于商事登记。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005年颁发的《个体工商户分层分类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指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对农村流动小商小贩免予工商登记，对农民在集贸市场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区域内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免予工商登记。”这样的规定在现阶段具有合理性。对流动小商小贩以及指定区域内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的农民强制规定履行登记程序、同时进行实质审查，显然不符合实际。
参考文献
［1］张民安，龚赛红.商法总则［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诺，中国将会在“十五”时期加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其中如金融保险、批发零售商业、对外贸易、电信、运输和技术服务等领域，中国现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远远低于国外同行业企业，将会有大量企业通过与外国跨国公司建立战略同盟提高自身竞争力，不同行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以及消费者对相关服务的质量、多样性和广泛性也会产生新的要求，与这些要求相适应，对外商服务业投资的需求必然会大量增加。其次，服务业与制造业有所不同，投资是直接进入对方国内市场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国服务市场的巨大规模对于外国服务业企业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服务业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服务业规模有利于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减轻中国长期存在的巨大就业压力，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未来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这种政策导向及其相应的鼓励性措施也将产生对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从国际背景来看，目前服务业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之一，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趋势有所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也会明显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十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将有望实现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由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电信服务、商业、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陆续取消，这些行业的外资增长速度将明显快于包括工业部门在内的其他行业。
初步估计，同时期外商服务业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产业外商投资占全部外商投资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这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有利于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目前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对产业结构变化的预期是什么呢？一项针对136家欧盟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调查(2001年6～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136家欧盟国家在华投资企业，通过访问、座谈和问卷方式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国厦门召开的“第五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参见《欧盟中小企业对华投资发展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后欧盟企业的对华投资产业结构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一，接受调查的企业认为，欧盟企业最有可能选择的行业首先是制造业，这一结果与迄今为止的投资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重最高的特点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考虑到目前已经投资的企业中制造业占80.7％、而回答今后将选择制造业的企业比重仅有66.2％这一因素，可以认为未来时期欧盟企业对华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比重将会明显下降。第二，现有企业中，邮电通讯、交通运输业的比重仅有3%，但是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将会选择该行业进行投资的企业高达57.4％，排在第二位，可见与电信服务和交通运输有关的服务业投资将出现快速增长，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也会明显提高。第三，金融保险业目前的外商投资在地域、经营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为止对该行业投资的欧盟企业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调查企业中47.1％的企业认为，今后欧盟企业的金融保险业投资将成为优先选择的领域之一，仅次于制造业、邮电通讯运输业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业之外，电力、煤气生产供应、商业批发零售等行业的投资也可能出现较快增长，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项调查涉及企业数量比较多，涉及国家范围广泛，接受调查企业的产业分布、投资方式、地区构成等均与外资总体结构相接近，因此可以认为样本具有比较强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反映了发达国家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未来趋向的一般性特点。
表2欧盟企业今后增加对华投资可能选择的行业
注：问卷问题：您认为今后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将会选择那些行业？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课题组《欧盟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报告》2001年9月。
利用投入产出表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第三产业中，商业饮食、邮电运输、金融业、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的后关联性最强，也就是说，对这些产业的需求增长受总需求增长的拉动效果较为明显。因此，“十五”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对这些服务业的需求增长会超过其他服务业的平均水平。通过吸收外资，提高这些行业的总体规模和服务水平，有利于适应经济增长和和市场消费增长的要求、并产生良性循环效果，带动社会需求进一步增长。因此，应当成为重点发展的领域。
二、劳动密集型工业行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有望加快
根据行业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与劳动密集型程度、资产产出效率、行业平均税负水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假定在未来投资决策中，对行业投资的预期，以目前各制造业行业的全部企业平均水平为主要依据，那么根据外商投资不同的利益目标，选择投资领域的趋向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主要注重利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外商，对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制品业、服装加工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非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投资趋向较强，向这些领域投资的可能性比较大。以提高资产产出效率为投资指向的外商，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制品业、服装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电气机械、办公机械、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的投资趋向很强，向这些领域投资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税负为主要目标的外商，对税负水平比较低的行业具有比较高的投资趋向，这些行业包括皮革毛皮制品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资预期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如果对上述因素综合评价，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结果。
表3按照外商投资趋向分类的工业行业
注：分类是对资产产出效率、劳动密集型和平均税负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得到的，其中在计算3个因素平均评价指标时，按照各自与外资行业偏向指数的等级相关系数确定了不同权数。
第一，服装、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业、其他制造业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外资投资预期和偏向程度较高的领域。
第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办公机械、电气机械等虽然资本装备程度比较高，但是由于资本产出规模明显、税负水平较低等原因，有可能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实际上，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资相对较少的行业主要由三类构成：一是电力供应、蒸汽与热水、煤气生产与供应、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将长期由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自然垄断行业；二是非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采选业等资本产出效率较低、税负水平比较高的行业；三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饮料制造业等市场相对饱和、资本产出效率不够明显或者税负水平比较高的行业。
应当注意到，近几年来，跨国公司的投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含量有所提高。这对于中国吸收外资的技术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够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扶持，这种趋势有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扩大。
三、发达国家制造业今后产业转移的可能趋势——来自日本大型企业的调查结果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日本的经济结构调整将对面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对792家在国外设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来源：日本国际合作银行“2001年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71.6％的企业提出今后3年将继续加强和扩大海外业务(海外业务除了包括在当地投资企业的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等活动之外，还包括委托生产、收购等)，而提出“维持现”或者“缩小、撤退”的企业仅分别占28.0％和0.4％。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比重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7.1个百分点之多，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产业转移今后将以较快的增长速度继续扩大。其中82％的企业认为中国是最有前途的产业转移对象国（可重复选择），比2000年调查结果提高1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4年居各国（地区）之首，此外，今后3年计划扩大海外业务的企业中76.3的企业回答将扩大在中国的业务，比2000年度调查结果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参见表4）。因此，今后中国将成为日本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
从不同产业的投资趋向来看，在日本的主要行业中，汽车工业生产企业计划3年内扩大和加强海外业务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