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5:46:37
序论：在您撰写创业投资需求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了毕业之后进行创业，大学生在职业选择上更加多元化。为了规范大学生创业行为，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有力支持，在大学生创业实践过程中，做好理论支持和方法与手段的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在进行投资评估时，一般需要确认和分解评估指标，依据项目和投资公司的具体情况，就各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并进而给出定性或定量的描述，最后按一定的模型、方法进行综合决策。
二、创业投资评估为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一）缺乏创业投资评估手段将严重危害大学生创业的实效性
在大学生创业投资过程中，由于大学生对投资评估缺乏深入的了解，不会运用投资评估手段提高资金运用效果，导致了大学生创业在资金管理环节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缺乏创业投资评估手段，将会大学生创业的实效性产生严重危害。
（二）创业投资评估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
创业投资评估，主要是对创业过程中所需资金的数量以及规模进行有效评估，其主要目的是核算创业整体成本，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资金需求量，为投资者的决策提供有力支持，是一种科学的量化的投资理论。应用了创业投资评估理论之后，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能够对投资资金进行准确把握，并学会合理利用投资资金，进而达到提高投资效果的目的。
（三）创业投资评估对大学生创业实践具有显著的影响
在大学生创业实践中，由于多数大学生都缺乏一定的创业经验，因此在创业资金需求量上存在资金预估不足或估计不准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创业活动的开展。创业投资评估理论的出现，弥补了大学创业实践理论知识的空白。
（四）创业投资评估推动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有效开展
鉴于创业投资评估的专业性，大学生在创业实践中应对创业投资评估理论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将其作为有益的理论支持，认识到其对大学创业实践的促进作用，学会正确使用创业投资评估手段。
三、创业投资评估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创业投资评估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科学性
在大学生创业实践过程中，创业投资评估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支撑，对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支持作用比较明显，创业投资评估手段的运用，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过程满足科学性要求。
（二）创业投资评估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有效性
从当前大学生创业实践来看，创业投资评估理论的运用，使大学创业实践获得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在整体效果上满足实际需要。因此，创业投资评估对保证大学生创业实践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创业投资评估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合理性
对于大学生创业实践而言，科学性合理的投资计划是创业成功的一半。基于这一认识，创业投资评估理论的出现，为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了完善的理论支持，保证了大学创业实践更加合理。
四、创业投资评估为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了投资管理手段
（一）创业投资评估实现了对大学生创业实践资金规模的评估
在大学生创业实践过程中，创业投资评估手段的运用，不但解决了投资资金规模计算问题，同时也提高了资金规划评估的准确性，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获得了有力支持。
（二）创业投资评估正确了解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资金需求
利用创业投资评估手段，大学生创业实践中的资金需求得到了量化处理，对满足大学生创业实践需要和资金需求计算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创业投资评估手段作用十分突出。
（三）创业投资评估为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了先进的资金管理手段
从创业投资评估手段来看，该手段作为一种专业的资金管理手段，对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支持作用非常明显，只有正确了解创业投资评估手段的特点，并保证创业投资评估手段的有效运用，才能为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有力支持。
在大学生创业实践中，由于多数大学生都缺乏一定的创业经验，因此在创业资金需求量上存在资金预估不足或估计不准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创业活动的开展。创业投资评估理论的出现，弥补了大学创业实践理论知识的空白。
二、创业投资评估推动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有效开展
鉴于创业投资评估的专业性，大学生在创业实践中应对创业投资评估理论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将其作为有益的理论支持，认识到其对大学创业实践的促进作用，学会正确使用创业投资评估手段。
三、创业投资评估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一)创业投资评估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科学性
在大学生创业实践过程中，创业投资评估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支撑，对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支持作用比较明显，创业投资评估手段的运用，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过程满足科学性要求。
(二)创业投资评估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有效性
从当前大学生创业实践来看，创业投资评估理论的运用，使大学创业实践获得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在整体效果上满足实际需要。因此，创业投资评估对保证大学生创业实践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创业投资评估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合理性
对于大学生创业实践而言，科学性合理的投资计划是创业成功的一半。基于这一认识，创业投资评估理论的出现，为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了完善的理论支持，保证了大学创业实践更加合理。
四、创业投资评估为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了投资管理手段
(一)创业投资评估实现了对大学生创业实践资金规模的评估
在大学生创业实践过程中，创业投资评估手段的运用，不但解决了投资资金规模计算问题，同时也提高了资金规划评估的准确性，保证了大学生创业实践获得了有力支持。
(二)创业投资评估正确了解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资金需求
利用创业投资评估手段，大学生创业实践中的资金需求得到了量化处理，对满足大学生创业实践需要和资金需求计算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创业投资评估手段作用十分突出。
(三)创业投资评估为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了先进的资金管理手段
从创业投资评估手段来看，该手段作为一种专业的资金管理手段，对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支持作用非常明显，只有正确了解创业投资评估手段的特点，并保证创业投资评估手段的有效运用，才能为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有力支持。
五、结束语
目前关于联合创业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以下问题:什么影响了联合创业投资的形成、规模以及构成?通过整理已有文献，我们发现，可以将这方面的研究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大的层面。
(一)宏观层面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涉及法律制度、创业资本市场成熟程度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多个方面。Cumming和Dai(2010)比较了39个国家的法律环境(包括法律渊源、会计准则等)，并对这些国家1971－2003年间的创业投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良好的法律环境会对联合创业投资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Meuleman和Wright(2011)则分析了创业资本市场成熟度对联合创业投资形成的影响。投资公司和投行的数量均对跨境联合创业投资的形成存在显著影响。具体地，本地创业投资公司数量与参与跨境联合创业投资呈现倒U型关系，而投资银行的数量与参与跨境联合创业投资显著正相关。此外，Cumming等(2005)发现，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越充分(IPO规模越大)，创业投资机构参与联合创业投资的动机就越低。Vries和Block(2011)则分析了2000－2001年互联网泡沫危机期间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创业投资表现，发现经济危机中退出机会和创业投资资金供应的减少，直接导致创业投资公司参与联合创业投资的倾向减弱以及联合创业投资规模的缩小。
(二)微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具体可以分为创业投资机构特征和投资项目特征两个方面:1．创业投资机构特征。关于创业投资机构自身特征对其构建或参与联合创业投资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基于机会和需求两个视角。首先，从机会视角出发，学者们发现创业投资机构自身的声誉、地位和投资记录可以起到向其他投资机构传递信号的作用，因此直接影响了其构建或参与联合创业投资的机会。Lockett和Wright(1999)利用英国数据发现，声誉塑造了未来伙伴对将来收益的信心，并提升了未来伙伴对其的信任程度，因此具备良好声誉的创业投资机构通常拥有更多的构建或参与联合创业投资的机会。Dimov和Milanov(2010)利用1980－2004年间美国2498家创业投资机构35757个创业投资项目的数据发现，当面对新颖的投资项目时，创业投资机构的地位对联合创业投资的形成有积极影响，原因在于联合创业投资中网络地位较高的创业投资机构通常在获取关键性资源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因此拥有更多机会吸引其他合作伙伴。与地位和声誉类似，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记录同样是影响其参与联合创业投资的重要因素，Hopp和Lu-kas(2013)利用德国创业投资数据发现，与联合创业投资领投者合作频繁的创业投资机构更容易被邀请参与联合创业投资。其次，从需求视角出发，学者们发现创业投资机构自身能力和参与联合投资所需承担的交易成本直接影响了其构建或参与联合创业投资的意愿。Meuleman和Wright(2011)认为，当创业投资机构的组织学习能力较高时，其所面临的经营风险、经验壁垒等问题就会降低，因此通过参与联合创业投资来提高增值服务能力和降低进入壁垒等需求也会减弱，他们利用1990－2006年间英国私募股权对欧洲大陆跨境投资数据证实了这一观点。Verwaal等(2010)则分析了创业投资机构自身规模对其参与构建联合创业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创业投资机构的规模与联合创业投资形成的概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并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在联合创业投资关系网络中，规模较大的创业投资机构往往处于联合投资网络的中心位置，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和协调成本，从而降低了他们构建或参与联合创业投资的需求。然而，Gu和Lu(2013)从机会和需求两个视角同时进行分析发现，创业投资机构的声誉与联合创业投资形成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倒U形关系。原因在于声誉的提升虽然增加了创业投资机构构建或参与联合创业投资的机会，但也同时降低构建或参与联合创业投资的需求，这是由于声誉较高的创业投资机构完全可能凭借自身知识和能力获取高额投资收益。2．投资项目特征。投资项目(即创业企业)特征对联合创业投资形成的影响主要是基于投资项目的不确定程度，并主要表现为创业企业生命周期(企业成熟度)和创业项目新颖性两个方面。首先是创业企业生命周期对联合创业投资的影响。一般而言，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内，创业企业对各类资源的需求程度以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均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创业企业，创业投资机构通常会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Ferrary(2010)认为，参与创业企业种子期投资的投资机构多为纯粹性的创业投资机构，而且此时不需要很多的资金投入，由于创业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之间形成稳定的社会网络关系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因此在种子期只有少数创业投资机构会参与到创业投资过程中。到了成熟期，创业投资机构为了尽早实现退出，会通过邀请非纯粹性的创业投资机构(如，投资银行、大型企业、私募股权等)参与联合创业投资，由此导致联合创业投资的规模增大。与之相反，Lockett和Wright(2001)认为，种子期的创业企业风险比较大，对创业投资机构参与管理能力的要求更高，所以无论是出于分散风险还是增强管理能力的动机，创业投资机构在早期通过联合创业投资形式参与投资的概率都要高于后期。Deli等(2010)调和了上述两种观点。他们认为，创业投资机构在创业公司成立早期进入要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在晚期又急于实现退出，因此在创业企业发展的种子期和成熟期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显然，通过构建和参与联合创业投资可以克服单个创业投资机构面临的人力资源约束问题，因此联合创业投资的投资规模与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应是U型关系。①其次，同样是从机会和需求两个视角同时进行分析，Dimov和Milanov(2010)还研究了投资项目的新颖性对联合创业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对于创业投资机构而言，当投资之前很少或者是尚未涉及的行业时，其通常会面临两种不确定性，即自我中心不确定性和他人中心不确定性。前者表现为创业投资机构由于缺乏相应投资经验，而在投资活动中存在的困难和疑虑，它增加了联合创业投资的需求;后者表现为潜在合作伙伴在理性评价创业投资机构能力方面存在的困难和疑虑，它减少了联合创业投资产生的机会。而且，投资项目的新颖程度越高，联合创业投资出现的可能性越大，而创业投资机构自身声誉和地位又显著影响了二者的关系强度。
二、联合创业投资的经济结果
联合创业投资究竟产生了何种经济结果?对于这一问题，已有研究主要基于互补增值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理论，考察了联合创业投资对创业企业成长和创业投资机构整体投资绩效等方面的影响。根据其所依据理论和研究结论，相关研究可细分为积极观、消极观和整合观三类。
(一)积极观研究基于互补增值理论，联合创业投资可以实现合作成员间资源、信息和管理技能的互补，增强创业投资对创业企业的增值服务能力，促进创业企业的快速成长。大量实证研究显示，相较于单个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项目，联合创业投资所投资的项目具有更高的财务回报水平、经营能力、IPO绩效。Hochberg等(2007)在对1980－1999年美国3469家创业投资基金数据分析后发现，联合创业投资有助于缩短退出时间，并可以提高获取下一轮融资和通过IPO、M＆A退出的概率。Giot和Schwienbacher(2007)还发现联合创业投资的规模越大，创业投资机构的退出速度越快，特别是成功通过IPO退出的速度。也有学者发现，联合创业投资有利于培育创业企业的创新精神，并能在IPO之后取得更好的绩效，还有助于降低创业企业的IPO抑价，提高其市场价值。Smolarski和Kut(2011)对瑞典186家创业投资支持的中小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相比单个创业投资支持的企业，联合创业投资支持的企业除了表现出更好的经营绩效外，还表现出更高的国际化水平。Guo和Jiang(2013)利用中国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发现，相比非联合创业投资支持的创业企业，联合创业投资支持的创业企业拥有更高的销售利润率、劳动生产率、销售增长率和R＆D投入。①除了影响创业企业成长和项目投资绩效，有学者还发现联合创业投资还可以显著提升创业投资机构的经营能力，如在退出时机的把握方面，提高了创业投资机构的判断能力;在投资范围方面减少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本地偏见;在谈判力方面提升了创业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的谈判能力，等等。
(二)消极观研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委托理论，学者们发现，联合创业投资内部各成员在行业知识经验、成立年限、创建地点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性虽然可以达到提升创业投资机构增值服务能力和分析投资风险的目的，但也增加了创业投资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和冲突，尤其是随着创业投资机构的增多，协调多个投资机构达到同一目标所花费的协调成本也随之增加，甚至还会出现领投机构的“道德风险”和跟投机构“搭便车”行为等问题。因此，他们认为联合创业投资中各成员间的差异性会显著降低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和上市表现。Chahine等(2012)发现创业投资机构间差异会加剧创业企业IPO之前的盈余管理，而创业投资机构间差异和创业企业盈余管理的共同作用则会提高创业企业的IPO抑价，并降低其上市后的绩效表现。②Dimov和Clercq(2006)发现，联合创业投资规模与投资项目的违约比例呈正相关关系，认为在创业企业的预期表现不佳时，联合创业投资的规模越大，创业投资机构间的“搭便车”现象越普遍，从而导致投资项目绩效的进一步恶化。刘伟等(2013)比较了不同联合创业投资合作模式的投资绩效，发现中国情境下，“混合型”联合创业投资项目的投资回报水平要显著低于“纯粹型”联合创业投资项目的投资回报水平。
(三)整合观研究通过对以上两类研究的整合可以发现，联合创业投资作为创业投资机构间的战略联盟形式，一方面带来资源互补的收益，另一方面也会产生成员间的交易成本，这两种效应的共存使得联合创业投资与创业企业成长、投资收益等之间可能不是简单的正向或负向关系，有时甚至存在非线性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会受到外部环境的调节。因为，企业战略本身就是一个整合企业治理与市场竞争等相关要素的行为。③总体而言，如果某一轮联合创业投资中各成员间资源互补和信息共享所产生的收益大于其沟通协调成本时，则联合创业投资将使得成员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并促进创业企业更快成长。反之，当沟通协调成本超过合作成员间资源、信息和管理技能的互补收益时，联合创业投资将产生消极影响，阻碍创业企业成长，降低项目的投资回报水平。此外，同样是关于联合创业投资与盈余管理关系，胡志颖等(2012)的研究结果与Chahine完全相反。他们发现中国创业投资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其参与影响了IPO公司的盈余管理，但是联合创业投资并没有恶化风险投资的盈余管理，相反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其原因在于我国新兴市场的制度背景下，联合创业投资中差异性产生的各成员间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业投资的会计行为道德风险问题。①由此可见，不同制度背景下，联合创业投资所发挥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异。
三、未来研究展望
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是影响创业企业投资的重要瓶颈。发达国家将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养老基金等拥有雄厚资金的机构引入到投资活动中，很好地解决了创业企业投资的资金问题。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都未被允许参与创业投资。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针对某些行业或领域，如新能源、绿色农业等迫切需要优先发展的领域，在政策上允许这些机构适当地进入，并设立第三方机构进行严格监管。继而通过逐步开放的方式摸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创业企业投资模式，这既能解决投资资金来源问题，还能拓展证券或保险等机构的业务范围，促进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
二、创业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投资模式选择
在创业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在资金需求、风险水平和投资回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创业企业的投资模式也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对于创业投资企业较热衷的高技术行业，在不同阶段的特征更明显。
(一)种子期
种子期主要是产品的概念开发阶段，包括对产品的实验、样品制作和市场化的可行性分析过程。种子期的特征表现为资金需求量不大，但风险较高。这一阶段创业资金主要来自创业者的自有资金或亲戚朋友资助。由于此阶段产品和市场尚不明确，风险高，创业投资企业一般不愿意介入。因此，在种子期需要政府的直接支持，设立相关的投资引导基金，帮助创业者度过难关。此阶段采用的具体模式是由政府主导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构成的投资模式。
(二)创建期
创建期是创业企业的产品、技术或服务已进入市场阶段，组织各职能部门实现从无到有的过程。创建期的特征表现为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同时该阶段的市场和产品的前景已经开始显现，能够带来高回报，但同时风险也很大。由于创建期的创业企业本身刚刚进入市场、交易记录缺乏，获得银行信贷的困难极大，而此时对资金的需求却持续加大。因此，这一阶段的投资应当继续由政府引导。政府应注重利用有限的引导来调动其他可利用的资金，并给予创业企业政策支持。同时，对那些市场前景广阔的高技术企业则应重点关注。此阶段可以采用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构成的投资模式或者由“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大学、科研院所———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构成的投资模式。
(三)成长期
此阶段的创业企业进入稳定的高速成长期，企业市场前景明朗，销售额持续增长，组织结构逐步完善，企业潜能很容易被挖掘，风险相对较小，回报高，但资金需求量进一步加大。因此，该阶段也是创业投资企业最愿意参与的时期。由于成长期的巨大资金需求。政府的作用在这一阶段可以弱化，但需为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提供政策支持。在这一阶段可以综合采用由“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大学、科研院所———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构成的投资模式或由“中央政府———商业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构成的投资模式。
(四)成熟期
成熟期的创业企业能够获得稳定的市场占有率，技术和产品较为成熟，并且具有稳定的利润，具备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但还需进一步提高声誉。此阶段的创业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和方式较多，风险较低，且获得银行信贷相对容易。引入创业企业投资并不必需，而应注重提升企业知名度、完善公司治理和为上市做准备。因此，该阶段可完全利用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资金较为容易地完成投资。该阶段可采用由“中央政府———商业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构成的投资模式。
三、结论
我国创业企业投资主体包含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政府、大学和科研院所、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本文提出发展我国创业企业投资的具体模式，即努力构建和发展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构成的投资模式、由“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大学、科研院所———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构成的投资模式以及由“中央政府———商业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构成的投资模式。更重要的是，在创业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采取不同类型的投资模式以更好地引导各参与主体的加入和促进创业投资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创业投资；波动；影响因素；IPO；劳动力市场刚性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8－0004－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8.01
一、引言
创业投资（Venture Capital）是向具有高成长性的创业企业投入资本以期获得高回报的一种股权投资[1]。创业投资最早出现在美国，而后逐步得到其它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推广，为各国的经济进步做出了较大的贡献[2-3]。我国的创业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根据统计，我国创业投资年度投资总额在1994年仅有2.3亿元，而2010年总量已达到343.8亿元，增长趋势明显。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波动较为剧烈。研究表明，1994—2010年间，我国创业投资行业共经历了3个较为完整的波动周期[4]。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关于创业投资波动的原因，研究者们多是从创业资本需求和供给的变化方面来考察的。一般认为，当某些影响因素发生剧烈变化时，创业资本需求或供给曲线具有粘滞性，从而引起创业投资的波动[5-6]。考虑到我国创业投资行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新兴行业，在很多方面有独特的国情，例如还未开征资本利得税、养老基金也未被允许进入创业投资行业等，因此，下文将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创业投资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设。
（一）IPO
投资者最关心的是投资回报，在创业投资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无法回收投资的风险。因此，一个可行的退出机制对于创业投资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创业资本实现退出变现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具吸引力的一种方式是通过IPO退出。Jeng、Wells（2000）认为IPO可以直接体现出创业投资的收益率，所以它是创业投资首要的推动力[7]。Black、Gilson（1998）的观点与此相似，他们认为IPO是一个影响创业投资非常重要的因素[8]。但Gom-pers、Lerner（1998b）却得出不同的结论，经过研究，他们并未发现IPO对创业投资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我国的企业IPO地点有美国、内地、香港、新加坡等市场可供选择，而近年来我国企业越来越多的选择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因此本文主要关注香港股票市场IPO情况对创业资本量的影响。
假设1： 香港股票市场上中国企业IPO的规模与创业资本量密切相关，IPO规模越大，则创业资本量越大。
（二）GDP
关于GDP对创业投资的影响，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认为GDP增长率对创业资本筹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有Gompers、Lerner（1998）和Astrid、Bruno（2004），后者的研究表明，创业投资强度是与经济周期正向相关的[9]。而Jeng、Wells（2000）却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们把GDP增长率作为宏观经济波动的替代变量，把股票市场总市值的增长作为创业投资的解释变量，结果发现GDP对创业资本的影响并不显著。考虑我国的情况，虽然创业资本通常会通过美国、香港以及其它海外股票市场实现退出，但其投资地点在我国，目标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我国宏观经济条件的影响。我国GDP增长率会影响创业投资的需求和回报，本文预期我国GDP增长率和创业资本量之间存在一种正向的相关关系。
假设2：中国GDP增长率与创业资本量密切相关， GDP增长率越大，则创业资本量越大。
（三）利率
利率也是一个对创业投资波动有重要影响的因素。Gompers、Lerner （1998）主要考察了利率对创业资本募集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利率与创业资本募集的需求正相关。Astrid、Bruno（2004）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只有短期利率才与创业资本额正相关，这意味着利率对创业投资需求的影响要大于供给的影响。Jeng、Wells（2000）在研究中则并未考虑这个变量。考虑我国的情况，长期利率的变化对创业资本的变化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预期利率对创业资本量有正向影响。
假设3：利率与创业资本量密切相关，利率越高，则创业资本量越大。
（四）劳动力市场刚性
一般认为，劳动力市场刚性是创业投资发展的障碍。Sahlman（1990）通过对德国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考察，认为劳动力市场刚性是阻碍创业投资成功的一个因素[10]。Ramón、Marti（2001）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欧洲，劳动性市场刚性可能会成为创业投资募集的障碍[11]。Jeng、Wells（2000）的研究考虑了创业投资的不同阶段，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刚性对整体创业投资不具有显著影响，而只对早期阶段的创业投资有负面影响。Shertler （2003）对不同刚性的劳动力市场细分，发现在高技术公司里劳动力市场刚性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是显著的正向作用。本文选取了私营企业雇主数量占全部劳动力数量的比例来衡量劳动力市场刚性。私营企业雇主数量可以描述创业者的数量，其与全部劳动力数量的比例越小，表示劳动力市场刚性越大。本文预期劳动力市场刚性与创业资本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4：中国劳动力市场刚性与创业资本量密切相关，劳动力市场刚性越大，则创业资本量越小。
国外学者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研究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财政补贴等。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税收政策的讨论相对较早，内容丰富，也相对成熟（Abbott&Zuckert，1941；Poterba，1989；Cumming，2005），多数研究表明，税收政策调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因具体税种不同而有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创业投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论焦点转移到制度层面，学者们对于补贴政策的关注比较少，只见Keuschnigg&Nielsen（2002）构建起一个包含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研究了投资补贴以及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作用，发现投资补贴与产出补贴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这与此前Keuschnigg&Nielsen（2001）的研究结论相似。之后，Keuschnigg&Nielsen（2004）转向创业投资机制的微观研究，构建了一个双重道德风险模型，在该模型中创业资本家与创业投资人的努力都不可观测，此时无法用财政补贴方式量化纠正资源的无效配置。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在于直接扶持手段，但关于财政补贴研究基本停留于宏观分析，甚至直接纳入在笼统的政策扶持定性讨论中（王关义、陈裕，2000；申金升等，2001），很少有单独的定量分析。王彦等（2001）在分析我国创业投资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发展创业投资除了拓展风险资金来源、培育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主体以及完善退出机制外，还应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为创业投资者和创业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建立政府担保机制等。最近，李吉栋（2011）基于配置决策模型的定量研究指出，政策扶持不仅能够增加创业资本供给，还能提高创业投资人的努力程度。但上述分析是在完全信息情形下进行的，缺乏对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的考虑。此外，模型直接假定政策扶持会提高创业投资项目的期望收益率并降低收益率的标准差，这就默认了政府扶持的有效性，否定了可能的“政府失灵”问题。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我国在其量化分析方面基本空白。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定性分析结论比较明确和成熟，难以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我国目前理论研究的模型数量分析技术还不够成熟，加之国外政策扶持领域的研究也不够充分，使得定量分析的开展受到一定局限。
2财政补贴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机制研究
2.1经济学分析：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分析通常把政府对创业投资的参与和支持看作是对“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纠正（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戴志敏，2002；李万寿，2006；Rinetal.，2006）。“市场失灵”是指，指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在其自身的运行中自发产生的缺陷或弊病。“市场失灵”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在几百年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和私有经济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几乎是“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它具有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强大能力，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到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再到马歇尔“市场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设”，使西方社会对市场效率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无比“有效”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个“失灵”面前终于失去了它“万能的光环”。市场失效的出现使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更深刻了。广义的“市场失灵”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无效率，二是宏观经济不稳定，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其中，创业资本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归结到微观经济无效率下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理论是市场失效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所揭示的矫正外部效应方法与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外部性（Externality）也被称为外部效应、外在性等，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他人，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或者说，外部性就是指未被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额外经济交易成本或收益。当市场交易导致了对第三方的影响，而价格机制又不能为之提供正确信号时，就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在这里价格机制的失灵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灵。正外部性的产品或劳务，由于其价格只反映了其私人边际收益，而不能充分反映其社会边际收益，导致产出供给不足，从而给生产或消费者带来了额外的效益损失，根据“黄金规则”MC=MB=P，存在外部性下的资源配置亦是无效率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正外部效应的产品或劳务的生产与消费将呈现不足状态，而提高它，增加其供给，社会将因此而获得净效益。正外部效应产品或劳务的私人标准均衡和社会标准均衡对比情况可见下图。在图1中，当不考虑额外收益的补偿时，自由竞争市场会使正外部性产品按照私人边际成本（MarginalPri-vateCost，MPC）和私人边际收益（MarginalPrivateBenefit，MPB）决定的均衡价格（P0）和均衡产量（Q0），来配置资源，它反映了私人的最佳资源配置，但却偏离了社会的最佳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过少，价格偏低。在图2中，当政府对额外收益进行补偿时，正外部性产品将会按照社会边际收益（MarginalSocialBenefit，MSB）和社会边际成本（MarginalSocialCost，MSC）决定的均衡价格（PS）和均衡（QS）产量进行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较Q0增加，价格提高。由于政府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强制力，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交易费用优势等，因而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这也是由政府来纠正创业投资“市场失灵”的理论依据所在。
2.2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不对称信息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前提是：首先，必要条件。市场存在失灵，而政府又是为追求公共利益去弥补市场缺陷。其次，充分条件。政府的活动的确比私人的活动更成功、更优越。即政府的经济活动在取代私人活动后，能经受市场考验，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最后，优势条件。政府拥有政治强制力。这使得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命令权等。政府通常利用政治权力监管私人经济活动，并利用税收和补贴来影响资源使用的动机。对政府行为来说，“市场失灵”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构成政府部门干预创业投资市场的理由。因为政府干预本身也有可能造成扭曲从而缺乏效率，即政府行为不能增进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那些不应当获得这种收入的人，由此导致政府失灵。事实上，政府机构确实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和成本就能运转的。低效率、决策失误、腐败等等，都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财政补贴能够促进创业投资的观点不能仅立足于创业投资“市场失灵”本身，而应该进一步深入分析财政补贴能否确实提高创业投资活动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也正因为如此，下文基于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EquilibriumMode）l对政府扶持的微观效率展开数理分析，特别地，该模型在不对称信息情形下论证了创业投资市场上的政府干预是否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2.2.1模型设定基于前人的研究框架，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简化的局部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设备投资补贴和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假定在时间总量为1的情况下，创业企业家最基本工作时间为0＜δ＜1，δ是可观测的，而其余私人时间1-δ无法被创业投资人观测。如果创业企业家积极努力工作，则意味着他会私人时间1-δ里也从事于创业投资工作；如果创业企业家消极怠工，即意味着他在私人时间里会另寻私活。我们已经知道创业企业家的努力对创业投资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假定创业企业家付出的努力程度为e，如果创业企业家全身心投入，即e=1-δ，创业企业的工作才有可能以P＞0的概率实现创业投资最终成功（退出）；如果创业企业家把私人时间用于兼职其他工作，即e=0，则创业企业成功的概率P=0。假定创业投资人通过提供内部增值服务a，如管理咨询、行业经验等可以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p，而一些政府也会免费为创业项目提供外部增值服务g，如培训、信息服务以及行政管制解除等，从而也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体现在函数性质上即为。假定：①创业投资人接私活，即e=0时，则创业投资人提供的增值服务也无益于提供创业投资成功率，p=0；②政府对创业企业的产出补贴率为σ，设备投资补贴率为z，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为b，初创时的固定设备投资为K，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价格为Q，则创业企业的总收入为(1+σ)Q，净利润为(1+σ)Q-b-(1-z)K。但若创业失败，则血本无归。因此，创业企业的期望净利润为：pQ(1+σ)Q-b-(1-z)K。由于创业企业家只有创业项目，故创业资本需由创业投资人提供，其注入的成本投资为I=b+(1-z)K。作为对价，则创业企业总收入(1+σ)Q中固定比例1-s的部分必须归创业投资人所有。假定创业投资人提供内部增值服务需要花费a个劳动单位。其中，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c应为机会工资加上风险溢价补偿。
2.2.2不对称信息下的契约激励假定创业企业家面临收益风险时为风险规避型，而创业投资人由于拥有许多的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可以完全规避非系统性风险①，基本工资加产出提成模式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吕朝晖，2005）。在给定了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及外生的政府外部增值服务支出g后，创业企业家选择努力程度e。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创业成功的概率。则创业投资人的最优化问题分为两步：第一步，在给定内部增值服务水平a和相应的创业投资成功率p时，确定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最小化其支付c。由模型设定部分知，如果创业成功，则创业企业家总收入为sQ(1+σ)+b；而如果创业失败，则其创业工资仅为b，但可能从私活中获得其他收入(1-δ)w，这种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总收入为b+(1-δ)w。其中，参与约束(PC)表示，创业企业家从事创业投资工作产生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机会工资，而激励约束(IC)表示，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带来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接私活产生的效用。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努力是可观测的，激励约束就可以剔除。成本最小化的解为：b=w，θ=0。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参与约束(PC)和激励约束(IC)束紧，故In(b+(1-δ)w)=In(w)，求解得b=δw，代入参与约束(PC)得。第二步，创业投资人最优化选择要求先确定创业投资成功率p如何影响激励相容契约的成本。创业失败时，创业企业家有固定工资b，这并不依赖于创业投资成功率p，但p的提高会改变创业企业家在项目收入中的收入份额。给定市场需求价格Q与产出补贴比例σ，（8）式的解决定了创业企业家的收益在项目收入中的占比，s=θ/[(1+σ)Q]。由（9）式可以看到，鄣θ/鄣p＜0，即更高的创业投资成功率会降低其收入占比s，这是因为创业投资人通过降低来维持激励支付θ不变。对于创业企业家而言，创业投资成功率p提高可以降低收入风险，故可以接受s下降。此时，激励契约成本c=pθ+b所受创业投资成功率p的影响取决于。上述①式和②式可以看出，p对c有两种相反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更高的p会提高相应的支付成本θ；另一方面，项目风险降低会使创业投资人以更低的风险溢价来保证参与约束。而当弹性μ＞1时，后一种效应大于前一种效应，从而边际成本降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基本工作时间比重δ的上升导致道德风险空间缩小，相应的风险溢价支付也会随之减少。
2.2.3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补贴设备投资与产出，降低了创业投资成本，促进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创业企业的发展。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可以分别从对创业投资人和创业企业家的影响来分析。本文把m称为统计意义上的“创业成功成本”，下面本文要论述的是，政策扶持会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来促进创业投资人进行创业投资，从而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由（7）式与（8）式可知，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影响创业投资成功率提高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而没有直接的影响效应。在支付最小化问题中，由包络定理可得。财政补贴在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后，创业投资产业发展使得需求价格不断降低，直至市场利润为零。最后，尽管产出补贴不影响“创业成功成本”，但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从而激励创业投资活动，这符合Sobe（l2006）的研究结论。②财政补贴对创业企业家的影响假定创业投资市场上有E个创业企业家，给定创业投资成功率为p，则市场上成功的创业企业数为pE。在每个创业企业产出为1的情况下，pE即为行业产出总量。给定需求函数D(•)，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市场出清。由上式可以看到，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创业企业家的供给，特别是在市场需求影响下，通过增加创业企业家来增加市场供给。而产出补贴由于市场价格降低，只通过需求面效应激励创业企业家的供给。财政政策目的在于降低创业投资风险，鼓励创业企业发展。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一定的情况下，若创业投资成功率上升，则所需创业企业家减少。而（16）式最后一项是通过改变创业投资人增值服务而产生的间接供给效应。如果鄣p′/鄣g＜0，政府扶持会“挤出”内部增值服务，而降低创业投资成功率。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不变的情况下，所需创业企业家增多。通过对（16）式提取公因式鄣p′/鄣g≤0可知，当需求弹性大于临界值，即η≥η*m/(m-c′)时，η*＜1，净效应为正。如果进一步假定鄣p′/鄣g≤0，那么财政补贴对内部增值服务的效应为负，由上述分析知，财政补贴会促使创业企业家的供给数量增加，由此市场对创业企业家的需求价格降低。综上所述，本模型在考虑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激励后指出，财政补贴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并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励创业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挤出”创业投资人的内部增值服务，从而增加提高创业企业家数量。在两种渠道共同作用下，财政扶持将推动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乃至创业投资市场的深化。
3总体评价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中影响与作用机制的文献，发现多数研究停留于定性讨论，缺乏量化分析，并且基本局限于完全信息情形。基于此，本文先就创业投资的外部性分析了财政补贴的必要性，进而基于局部均衡模型论证了财政补贴政策在扶持作用上的充分性及其作用渠道。本文认为，设备补贴能够降低“创业成功成本”，而产出补贴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发创业投资积极性，同时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了创业企业家的供给。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创业投资的财政补贴政策可以采取如下一些具体措施：①加大扶持力度，借鉴美国1982年制定的《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政府可以建立类似技术创新基金的机构，专门负责按较高比例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提供各种资助和发展经费，补偿创业投资可能的风险损失，从而最大程度地吸引风险资本进入高技术领域。特别地，考虑建立反向的补贴申请与审核制度，由创业投资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发展需要和政策规定自行申请补贴，再由相关执行单位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评估、审核；②加强有关财政补贴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的普适性，并采取措施监督落实我国当前有关税费减免、小额贷款、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和资金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执行度。此外，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惩罚制度，对财政补贴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记录和处罚；③尽快完善创业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等支撑条件的建设。鉴于创业投资主要是以股权投资形式开展，为防止资本市场的投机与欺诈操纵行为，政府需制定有关法规以规范市场交易，保证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
创业投资（Venture Capital）对社会的贡献不仅是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企业自身的效益，也包括对国家的创新能力、竞争能力以及国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促进和带动作用。创业投资企业的存在目的与作用，绝非仅为买卖创业企业的股权以赚取资本利得而已，证券交易只是创业投资活动的形式，参与并培育创业企业才是其宗旨和目的。只有创业企业不断茁壮发展，产业经济、就业市场及资本金融市场才有源源不绝的发展活力。由于国家间的竞争已逐渐演变为以高新技术与经济实力为主要标准的综合国力竞争，创业投资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催化剂功能也越发受到重视，因而许多国家将创业投资视为重要的产业发展的工具（Kortum & Lerner，2000）。
创业投资的特殊性在于它对所在国家的资本、人才、法律法规、市场机制等环境都有相当高的要求，而政府在满足这些条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因为作为经济组织的政府和其他经济组织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尤其是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政治强制力或市场仲裁权，能够通过颁布各种扶持政策干预市场。因此，政策扶持研究对创业投资行业发展促进机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政府扶持在不同阶段的目标和作用不同，所采用的扶持手段也存在差异。政府扶持大体可以划分为政策扶持与制度供给两种，前者多为直接的、临时性的非市场化干预，而后者一般为间接的、长期的市场化手段。直接性扶持多见于创业投资发展起步阶段以及快速发展阶段，该阶段一般是政府主导行业的发展，各种直接性的政策优惠不断吸引私人资本进入该领域，政府的作用在于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间接性扶持一般是在稳步发展阶段，该阶段私人资本是创业资本的主力军，而且创业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也相对完善，政府的作用在于维持创业投资市场规范、有序的发展。本文所研究的财政补贴即属于政策扶持范畴。
一般来说，在创业投资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理论研究重点侧重于间接扶持手段，如创业投资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完善、创业投资组织形式以及双重委托问题的克服等。而创业投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重心在直接扶持手段的作用机制和效率等方面，而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就表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结合我国创业投资发展现状的需要，对间接政府扶持政策，特别是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但遗憾的是，我国学术界对此研究较少，文献主要集中在了税收政策以及其他间接扶持手段上。特别地，关于政策扶持的分析也多数局限于完全信息情形。但在不对称信息下政府采取直接补贴方式是否仍然有效，此时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又是如何，这些问题还鲜有人涉及。鉴于此，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以期填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同时加强对现实政策的理解并提高政府扶持，特别是财政补贴政策的定位精度。
2 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研究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财政补贴等。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税收政策的讨论相对较早，内容丰富，也相对成熟（Abbott & Zuckert，1941；Poterba，1989；Cumming，2005），多数研究表明，税收政策调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因具体税种不同而有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创业投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论焦点转移到制度层面，学者们对于补贴政策的关注比较少，只见Keuschnigg & Nielsen（2002）构建起一个包含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研究了投资补贴以及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作用，发现投资补贴与产出补贴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这与此前Keuschnigg & Nielsen（2001）的研究结论相似。之后，Keuschnigg & Nielsen（2004）转向创业投资机制的微观研究，构建了一个双重道德风险模型，在该模型中创业资本家与创业投资人的努力都不可观测，此时无法用财政补贴方式量化纠正资源的无效配置。
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在于直接扶持手段，但关于财政补贴研究基本停留于宏观分析，甚至直接纳入在笼统的政策扶持定性讨论中（王关义、陈裕，2000；申金升等，2001），很少有单独的定量分析。王彦等（2001）在分析我国创业投资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发展创业投资除了拓展风险资金来源、培育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主体以及完善退出机制外，还应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为创业投资者和创业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建立政府担保机制等。最近，李吉栋（2011）基于配置决策模型的定量研究指出，政策扶持不仅能够增加创业资本供给，还能提高创业投资人的努力程度。但上述分析是在完全信息情形下进行的，缺乏对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的考虑。此外，模型直接假定政策扶持会提高创业投资项目的期望收益率并降低收益率的标准差，这就默认了政府扶持的有效性，否定了可能的“政府失灵”问题。
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我国在其量化分析方面基本空白。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定性分析结论比较明确和成熟，难以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我国目前理论研究的模型数量分析技术还不够成熟，加之国外政策扶持领域的研究也不够充分，使得定量分析的开展受到一定局限。
3 财政补贴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机制研究
3.1 经济学分析：外部性
传统经济理论分析通常把政府对创业投资的参与和支持看作是对“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纠正（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戴志敏，2002；李万寿，2006；Rin et al.，2006）。“市场失灵”是指，指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在其自身的运行中自发产生的缺陷或弊病。“市场失灵”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在几百年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和私有经济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几乎是“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它具有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强大能力，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到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再到马歇尔“市场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设”，使西方社会对市场效率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无比“有效”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个“失灵”面前终于失去了它“万能的光环”。市场失效的出现使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更深刻了。
广义的“市场失灵”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无效率，二是宏观经济不稳定，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其中，创业资本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归结到微观经济无效率下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理论是市场失效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所揭示的矫正外部效应方法与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外部性（Externality）也被称为外部效应、外在性等，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他人，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或者说，外部性就是指未被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额外经济交易成本或收益。当市场交易导致了对第三方的影响，而价格机制又不能为之提供正确信号时，就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在这里价格机制的失灵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灵。
正外部性的产品或劳务，由于其价格只反映了其私人边际收益，而不能充分反映其社会边际收益，导致产出供给不足，从而给生产或消费者带来了额外的效益损失，根据“黄金规则”MC=MB=P，存在外部性下的资源配置亦是无效率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正外部效应的产品或劳务的生产与消费将呈现不足状态，而提高它，增加其供给，社会将因此而获得净效益。正外部效应产品或劳务的私人标准均衡和社会标准均衡对比情况可见下图：
■
在图1中，当不考虑额外收益的补偿时，自由竞争市场会使正外部性产品按照私人边际成本（Marginal Private Cost，MPC）和私人边际收益（Marginal Private Benefit，MPB）决定的均衡价格（P0）和均衡产量（Q0），来配置资源，它反映了私人的最佳资源配置，但却偏离了社会的最佳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过少，价格偏低。
在图2中，当政府对额外收益进行补偿时，正外部性产品将会按照社会边际收益（Marginal Social Benefit，MSB）和社会边际成本（Marginal Social Cost，MSC）决定的均衡价格（PS）和均衡（QS）产量进行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较Q0增加，价格提高。
由于政府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强制力，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交易费用优势等，因而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这也是由政府来纠正创业投资“市场失灵”的理论依据所在。
3.2 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不对称信息
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前提是：首先，必要条件。市场存在失灵，而政府又是为追求公共利益去弥补市场缺陷。其次，充分条件。政府的活动的确比私人的活动更成功、更优越。即政府的经济活动在取代私人活动后，能经受市场考验，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最后，优势条件。政府拥有政治强制力。这使得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命令权等。政府通常利用政治权力监管私人经济活动，并利用税收和补贴来影响资源使用的动机。对政府行为来说，“市场失灵”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构成政府部门干预创业投资市场的理由。因为政府干预本身也有可能造成扭曲从而缺乏效率，即政府行为不能增进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那些不应当获得这种收入的人，由此导致政府失灵。事实上，政府机构确实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和成本就能运转的。低效率、决策失误、腐败等等，都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财政补贴能够促进创业投资的观点不能仅立足于创业投资“市场失灵”本身，而应该进一步深入分析财政补贴能否确实提高创业投资活动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也正因为如此，下文基于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对政府扶持的微观效率展开数理分析，特别地，该模型在不对称信息情形下论证了创业投资市场上的政府干预是否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3.2.1 模型设定
基于前人的研究框架，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简化的局部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设备投资补贴和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假定在时间总量为1的情况下，创业企业家最基本工作时间为0＜δ＜1，δ是可观测的，而其余私人时间1-δ无法被创业投资人观测。如果创业企业家积极努力工作，则意味着他会私人时间1-δ里也从事于创业投资工作；如果创业企业家消极怠工，即意味着他在私人时间里会另寻私活。我们已经知道创业企业家的努力对创业投资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假定创业企业家付出的努力程度为e，如果创业企业家全身心投入，即e=1-δ，创业企业的工作才有可能以P＞0的概率实现创业投资最终成功（退出）；如果创业企业家把私人时间用于兼职其他工作，即e=0，则创业企业成功的概率P=0。假定创业投资人通过提供内部增值服务a，如管理咨询、行业经验等可以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p，而一些政府也会免费为创业项目提供外部增值服务g，如培训、信息服务以及行政管制解除等，从而也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体现在函数性质上即为：
p=p(a，g)，■＞0＞■，■＞0，p(0，0)=p0＞0，■p(a，g)＜1
据定义，记p′■，p″■。
假定：①创业投资人接私活，即e=0时，则创业投资人提供的增值服务也无益于提供创业投资成功率，p=0；②政府对创业企业的产出补贴率为?滓，设备投资补贴率为z，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为b，初创时的固定设备投资为K，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价格为Q，则创业企业的总收入为(1+?滓)Q，净利润为(1+?滓)Q-b-(1-z)K。但若创业失败，则血本无归。因此，创业企业的期望净利润为：pQ(1+?滓)Q-b-(1-z)K。
由于创业企业家只有创业项目，故创业资本需由创业投资人提供，其注入的成本投资为I=b+(1-z)K。作为对价，则创业企业总收入(1+?滓)Q中固定比例1-s的部分必须归创业投资人所有。假定创业投资人提供内部增值服务需要花费a个劳动单位，则机会工资成本为aw，因此创业投资人的期望收益为(1-s)pQ(1+?滓)-aw-I，即：
∏=(1-s)pQ(1+?滓)-aw-b-(1-z)K（1）
对应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为：
c=spQ(1+?滓)+b（2）
把上式代入（1）式，记得创业投资人的期望收益的另一种表达式：
∏=pQ(1+?滓)-aw-(1-z)K-c（3）
而政府提供的产出补贴、设备投资补贴以及外部增值服务支出g，则政府在每个创业投资项目上的期望支出为：
G?滓pQ+zK+g（4）
综上所述，一个创业投资项目产生的净收益流出为：
∏+c+aw-?滓pQ-zK-g=pQ-K-g（5）
其中，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c应为机会工资加上风险溢价补偿。
3.2.2 不对称信息下的契约激励
假定创业企业家面临收益风险时为风险规避型，而创业投资人由于拥有许多的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可以完全规避非系统性风险①，基本工资加产出提成模式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吕朝晖，2005）。在给定了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及外生的政府外部增值服务支出g后，创业企业家选择努力程度e。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创业成功的概率。则创业投资人的最优化问题分为两步：
第一步，在给定内部增值服务水平a和相应的创业投资成功率p时，确定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最小化其支付c。由模型设定部分知，如果创业成功，则创业企业家总收入为sQ(1+?滓)+b；而如果创业失败，则其创业工资仅为b，但可能从私活中获得其他收入(1-δ)w，这种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总收入为b+(1-δ)w。
令?兹=sQ(1+?滓)，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后的期望收入为c=p?兹+b。为了简化分析，假定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为1，即创业企业家的效用函数为对数形式：
u(y)=In(y)（6）
由此，创业投资人面临的最优化问题为：
■c=pθ+b（7）
s.t.(PC):pIn(θ+b)+(1-p)In(b)≥In(w)
(IC):pIn(θ+b)+(1-p)In(b)≥In(b+(1-δ)w)
其中，参与约束(PC)表示，创业企业家从事创业投资工作产生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机会工资，而激励约束(IC)表示，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带来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接私活产生的效用。
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努力是可观测的，激励约束就可以剔除。成本最小化的解为：b=w，?兹=0。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参与约束(PC)和激励约束(IC)束紧，故 In(b+(1-δ)w)=In(w)，求解得b=δw，代入参与约束(PC)得：
?兹=b(δ-1/p-1)（8）
第二步，创业投资人最优化选择要求先确定创业投资成功率p如何影响激励相容契约的成本。创业失败时，创业企业家有固定工资b，这并不依赖于创业投资成功率p，但p的提高会改变创业企业家在项目收入中的收入份额：
■=-μ■＜0，■=μ■（2+■）＞0 （9）
其中，弹性μ=-■■，满足：
μ=■In(■)＞1，■=■-■=■(■-1) （10）
给定市场需求价格Q与产出补贴比例?滓，（8）式的解决定了创业企业家的收益在项目收入中的占比，s=θ/[(1+?滓)Q]。由（9）式可以看到，?鄣?兹/?鄣p＜0，即更高的创业投资成功率会降低其收入占比s，这是因为创业投资人通过降低来维持激励支付θ不变。对于创业企业家而言，创业投资成功率p提高可以降低收入风险，故可以接受s下降。此时，激励契约成本c=pθ+b所受创业投资成功率p的影响取决于：
①c′=θ+p■=θ(1-μ)（11）
②c″=(1-μ)■-?兹■=■（12）
上述①式和②式可以看出，p对c有两种相反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更高的p会提高相应的支付成本?兹；另一方面，项目风险降低会使创业投资人以更低的风险溢价来保证参与约束。而当弹性μ＞1时，后一种效应大于前一种效应，从而边际成本降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基本工作时间比重δ的上升导致道德风险空间缩小，相应的风险溢价支付也会随之减少。
3.2.3 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
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补贴设备投资与产出，降低了创业投资成本，促进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创业企业的发展。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可以分别从对创业投资人和创业企业家的影响来分析。
①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人的影响
已由（3）式知，创业投资人的期望收益为：
∏=pQ(1+?滓)-aw-(1-z)K-c
即创业投资人在一个成功概率为p的创业投资项目上的先行投资成本c(p)+aw+(1-z)K。假定每个创业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均为p，从统计平均意义上说，创业投资人要保证至少有一家创业企业取得成功，至少必须付出的先行投资总成本为：
m=■（13）
本文把m称为统计意义上的“创业成功成本”，下面本文要论述的是，政策扶持会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来促进创业投资人进行创业投资，从而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
由（7）式与（8）式可知，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影响创业投资成功率提高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而没有直接的影响效应。在支付最小化问题中，由包络定理可得：
■=-■■＜0，■=-■＜0，■=0（14）
上式表明，由于优惠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扶持创业企业发展，提高创业投资成功率，政府外部增值服务和设备投资补贴会降低“创业成功成本”，而在市场均衡（零利润）下，产出补贴不影响“创业成功成本”，而只反映在需求价格Q上。结合（14）式，由市场均衡下的零利润条件可得：
dQ=-■■dg-■dz-■d?滓（15）
财政补贴在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后，创业投资产业发展使得需求价格不断降低，直至市场利润为零。最后，尽管产出补贴不影响“创业成功成本”，但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从而激励创业投资活动，这符合Sobel（2006）的研究结论。
②财政补贴对创业企业家的影响
假定创业投资市场上有E个创业企业家，给定创业投资成功率为p，则市场上成功的创业企业数为pE。在每个创业企业产出为1的情况下，pE即为行业产出总量。
给定需求函数D(?)，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市场出清：
D(Q)=p(a，g)E时，D(Q)＞0（16）
由此，创业投资市场均衡要求的d（pE）=DdQ。需求弹性为η-QD′/D，结合（15）式，对（16）式求微分得：
■=(η■-■■)dz+η■+(η■■-■■-■■)dg（17）
由上式可以看到，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创业企业家的供给，特别是在市场需求影响下，通过增加创业企业家来增加市场供给。而产出补贴由于市场价格降低，只通过需求面效应激励创业企业家的供给。
财政政策目的在于降低创业投资风险，鼓励创业企业发展。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一定的情况下，若创业投资成功率上升，则所需创业企业家减少。而（16）式最后一项是通过改变创业投资人增值服务而产生的间接供给效应。如果?鄣p′/?鄣g＜0，政府扶持会“挤出”内部增值服务，而降低创业投资成功率。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不变的情况下，所需创业企业家增多。通过对（16）式提取公因式?鄣p′/?鄣g≤0可知，当需求弹性大于临界值，即η≥η*m/(m-c′)时，η*＜1，净效应为正。如果进一步假定?鄣p′/?鄣g≤0，那么财政补贴对内部增值服务的效应为负，由上述分析知，财政补贴会促使创业企业家的供给数量增加，由此市场对创业企业家的需求价格降低。
综上所述，本模型在考虑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激励后指出，财政补贴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并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励创业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挤出”创业投资人的内部增值服务，从而增加提高创业企业家数量。在两种渠道共同作用下，财政扶持将推动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乃至创业投资市场的深化。
4 总体评价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中影响与作用机制的文献，发现多数研究停留于定性讨论，缺乏量化分析，并且基本局限于完全信息情形。基于此，本文先就创业投资的外部性分析了财政补贴的必要性，进而基于局部均衡模型论证了财政补贴政策在扶持作用上的充分性及其作用渠道。本文认为，设备补贴能够降低“创业成功成本”，而产出补贴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发创业投资积极性，同时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了创业企业家的供给。
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创业投资的财政补贴政策可以采取如下一些具体措施：①加大扶持力度，借鉴美国1982年制定的《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政府可以建立类似技术创新基金的机构，专门负责按较高比例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提供各种资助和发展经费，补偿创业投资可能的风险损失，从而最大程度地吸引风险资本进入高技术领域。特别地，考虑建立反向的补贴申请与审核制度，由创业投资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发展需要和政策规定自行申请补贴，再由相关执行单位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评估、审核；②加强有关财政补贴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的普适性，并采取措施监督落实我国当前有关税费减免、小额贷款、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和资金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执行度。此外，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惩罚制度，对财政补贴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记录和处罚；③尽快完善创业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等支撑条件的建设。鉴于创业投资主要是以股权投资形式开展，为防止资本市场的投机与欺诈操纵行为，政府需制定有关法规以规范市场交易，保证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
考虑到我国正处于创业投资发展初期，财政补贴是重要的政策扶持手段，本文认为在具体执行财政补贴政策的实务操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如下三个问题：首先，重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影响，加大创业企业的认定资格审查，把财政补贴分配给最需要资金的、有发展潜力的创业企业，特别要避免某些企业伪装创业企业套取政策优惠，进而提高综合资源配置效率。其次，注意采取恰当的财政补贴方式对创业企业进行激励。与定额补贴相比，与产量等市场绩效指标挂钩的比例补贴可能激励效果会更明显，尤其是这个补贴比例是累进的。最后，建议进行定期的补贴效果审计以考核财政补贴绩效，并及时抽撤不良项目的补贴资金并转移到其他更有优势的投资项目上。
从本质上看，财政补贴政策是针对创业投资市场资本供给不足的非市场化纠正手段，正如Keuschnigg & Nielsen（2002）指出的，由于创业投资企业中的道德风险与成本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等，并无法促进创业资本的有效配置，因为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尽管如此，财政补贴仍是创业投资发展初期在创业投资市场制度还不完善情况下的最优选择，这有利于直接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创业投资的发展不断规范和成熟，财政补贴等政策扶持将逐渐淡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也会转向创业投资的制度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