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15:57:14
序论：在您撰写信用风险的典型案例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在本文的12个典型案例中，有2个案例属于中小外贸企业为其他业务往来机构提供担保引发的信用风险，1个案例属于中小企业民间借款集资，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信用风险传染，其余9个案例都属于供应链赊销行为引起的信用风险传染。(具体分类见图1)在供应链赊销行为引起信用风险传染的9个案例中，从金额和经济受害人数量上看，最高是“义乌市萨柔贸易有限公司案”,金额达700余万，经济受害人达105人，最低的是“耀团贸易公司案”,金额达100余万，经济受害人10人。其模式基本相同：外商客户通过赊购方式向贸易公司(市场经营户)采购货物，最终违约，从而导致连锁反应，使相关外贸公司或者市场经营户、个人遭受巨大损失。
2信用风险传染的理论分析
2.1信用风险传染成因
中小外贸企业的信用风险是随着其开展的经营活动和信用行为所必然会产生的，由于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每一个企业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与企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信用风险具有传染特性。在企业微观层面，比如：甲企业与乙企业有商业往来，甲企业将货物赊销给乙企业就产生了商业信用，此外乙企业又为业务伙伴丙企业提供银行贷款担保，在这个由甲、乙、丙构成的系统中，只要其中一方发生信用风险，就可能会传染到任何一方，从而造成各方的损失。在宏观经济层面，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最好的案例，从美国开始，基于经济的全球化风险就传染到各个国家。由于我国沿海省份多年来发展外向型经济，受到的影响最大，许多中小外贸企业在这次危机中面临资金、订单等方面的影响而减产、倒闭。
2.2信用风险传染机理
风险发出企业和风险接受企业是信用风险在企业间传染过程中的两个角色，当风险发生企业的风险发生时，风险通过商业信用和担保信用等关系传递到下一家风险接受企业，如果该企业有能力承受，就不会发生风险，也就不会传染给另外的企业。因此在信用风险传染过程中，风险并不一定会传染，只有当风险发出企业发出的风险高于风险接受企业所能承受的风险值，风险才会继续传染。
2.3信用风险传染渠道
企业间的信用风险主要是基于赊销等商业信用行为和金融借贷担保行为所产生的，因此信用风险也就通过商业供应链、金融担保链等两个渠道进行传播和蔓延。
2.3.1商业供应链下的风险传染在商业供应链中，众多企业通过互相协助，完成原材料到产品的各个环节，把产品送达最终客户。在现实中每个企业都会被纳入到1个甚至多个供应链系统中，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瓶颈，因此，在业务往来时，根据企业竞争力(对客户和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不同，就有赊销和赊购情形的发生，这就产生了商业信用。在一个供应链中，一家企业违约无法偿还商业信用，就会连锁反应，形成坏账链条，最终导致整个供应链资金困境。在义乌的中小外贸企业群中，商业供应链渠道是最普遍的信用风险传染渠道。中小外贸企业的供应链风险传染。
2.3.2担保链下的风险传染在现实中，多数中小外贸企业的资金是紧缺的，很难满足经营所需，在融资方式上，由于没有足够的抵押物(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所以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往往只能采取的是担保或者互保的模式，这就形成了一个金融担保链。在这条担保链中，由于往往都是相互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因此企业之间既有商业信用又有金融担保关系，风险传递模式就显得尤为复杂。一旦某家中小外贸企业无法偿还银行债务，担保企业马上就面临着履行担保责任的压力，一旦担保企业也无法承受这个风险，进而这个风险又继续往下蔓延，严重时会导致大批企业倒闭。担保链下中小外贸企业风险传染。
3防范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的中小外贸企业遭遇着材料和人力成本增加、融资难度加大、汇率风险加剧等多种因素的冲击“。中国制造”和“中国价格”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亟待加速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中小外贸企业的信用风险传染问题制约着中小外贸企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信用风险传染成因、机理和渠道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当前的外贸环境和现状下，除了政府应从政策层面考虑进一步为中小企业减负减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外，中小企业自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有效防范信用风险的传染。
3.1提升自身的运营能力
运营能力是企业运用各项资产以赚取利润的能力，反映了企业对经济资源管理、运用的效率高低。中小外贸企业根据企业的运营特点，在开拓市场的同时，重点应该提高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提高存货的周转速度，企业才能保证有效的现金流，从而避免出现运营资金的困境。此外，在应收账款方面，通过客户企业信用评价，做好应收账款的催收与管理，提高应收账款的周转速度，尽量减少损失。
3.2提高市场议价能力
当前，中小外贸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所经营的商品，影响了其在整个供应链上的议价能力。以义乌为例，义乌是典型的小商品成就了大外贸，根据统计在义乌有180余万种小商品，出口到全世界的219个国家和地区，不过也正是因为其外贸出口产品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义乌中小外贸企业在市场议价能力方面一直处在弱势。要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在同个产品领域的中小外贸企业可以在政府和行业协会组织的统一引导下，做好行业自律，避免打价格战，抵制赊销现象，从而提升整个行业领域在市场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企业自身通过加强研发，提高质量，增强产品附加值，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3.3有效控制担保规模
（一）外生因素
1.市场环境。作为亲周期行业，银行业的信用风险是宏观经济的反映，信贷客户的非系统性信用风险与整个经济系统性风险密不可分,宏观经济形势、区域经济动态、行业经济趋势会持续影响经营行和信贷客户双方的信贷行为和信贷文化。前几年经济过度刺激和信贷大量投放的后遗症在“新常态”时期逐步显现，随着去杠杆、去产能、去泡沫的进一步推进，大量风险客户出现盲目多元投资、加大杠杆、挪用贷款、民间借贷甚至抽逃资产、与银行内外勾结等行为。扭曲的市场环境和信贷客户行为对商业银行产生倒逼，银行信贷文化也因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例如福建、浙江等地滋生出大量的钢贸贷款，其中不乏成批的空壳公司和集团内部融资平台，而银行却对这些客户难以割舍，甚至协助策划“抱团取暖”，直至风险集中爆发。这类典型现象深刻反映了市场环境变化对银行信贷文化和信用风险的影响。
2.信用环境。我国正处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初级阶段，经济基础、法律体系及市场环境都不够成熟，也缺乏高效的失信惩戒机制。薄弱的信用环境主要在两个方面通过信贷文化对信用风险产生影响：一是失真的会计环境。信贷客户能够轻易的虚构财务报表申请贷款，高信用等级客户直接违约案例时有发生，过去的“好客户”金玉其外，到风险暴露时才发现败絮其中。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营行面对失真的会计环境，信贷文化发生了畸变，“假报表真分析”，以财务报表为定量评分基础的信用评级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可靠性。二是低效的资产评估、登记和处置环境。一方面，资产评估公司对抵押物评估的客观性和独立性难以保障，往往配合信贷客户的资金需求高估抵押物，甚至有的抵押登记部门协助企业重复抵押或虚假抵押。另一方面，抵押物作为第二还款来源，用信担保方式往往表面合规，却普遍存在权责明确却追索困难、胜诉容易却执行困难的现象，源于低效的处置环节导致实际风险缓释效果并不理想。
3.同业竞争。近年来，国内金融业逐渐开放的同时，商业银行业务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步伐加快和息差水平的收窄，同业竞争将更加激烈。商业银行同业为了保住和抢占市场份额，纷纷加大竞争力度，甚至采取降低收费标准、放宽贷款审批等恶性竞争手段争抢客户。在同业之间加码式恶性博弈的非理性竞争环境中，信贷文化不可避免的受到负面冲击，并进而作用于信用风险。
4.政府行为。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仍存在行政色彩，信贷决策和信贷文化在特定环境下时常受制于政府行为。劣质的“支柱型企业”在地方政府出手下“大而不倒”的案例比比皆是，如川威集团的司法重整、青海碱业的债务重组等。干扰性的政府行为对银行信贷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部分经营行和信贷人员对于有政府背景的信贷客户从主观上放松了风险的识别和防范，从而在主客观两方面都降低了银行及时化解和防范信用风险的能力，是信用风险滋生、蔓延直至更大程度暴发的成因之一。
（二）内生因素
1.信贷管理机制。近年来，信贷客户刻意制造信息不对称、掩盖风险的动机和能力都越来越强，商业银行用传统方式审贷、管贷已经跟不上形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现有信贷管控机制与担保圈贷款、隐蔽性集团贷款风险的管控需求并不匹配，面对错综复杂的隐性关联互保、连环担保及其更强的隐蔽性和危害性，已普遍呈现管控乏力的现象。例如温州不良担保圈事件、青岛“德正系”骗贷案件、浙江“中江系”集团风险事件等。在信贷管理机制存在缺陷的环境里，信贷人员从思想上怠于积极加强管控力度和风险意识，形成消极的信贷文化氛围。通过近年来新增不良贷款进行分析，信贷客户对风险隐蔽性较强的客户，普遍缺乏积极的管控意识，没有真正做到“了解客户、衡量风险”，更无法及时识别和处置风险。
2.信贷激励机制。在同业竞争白热化的外部条件下，商业银行的考核压力层层加码，“一刀切”的信贷激励机制间接导致部分信贷部门形成“重发展轻风控、重眼前轻长远”的信贷文化。“垒大户”就是一个典型表现，面对低迷的市场环境和风险尚不明确的新增客户，经营行为了完成考核指标，对于存量大户存在“绩效为先、授权规避”的思想。这种“不舍得”的心理导致经营行即使知晓风险隐患，也缺乏主动退出意愿，甚至为了争夺“优质”大客户，忽视企业本身的风险隐患，逐年加大授信额度。同时，银行“垒大户”的行为还可能造成企业负债大幅度增加，加大资金链脆弱程度,是信用风险积聚和爆发的又一诱因。
3.信贷约束机制。信贷约束机制的缺失集中表现为责任追究的范围和力度不足，信贷部门因此形成责任感淡薄的负面信贷文化，从而疏于信用风险管控。一是责任追究范围不足。商业银行在内部监督检查的过程中，对管理层责任追究范围不足，特别是对信贷决策的追究往往局限于任期之内，导致银行各级管理层存在不同程度的任期短视行为。这种普遍的负面信贷文化现象，驱使管理层对风险贷款产生了“击鼓传花”的侥幸心理和前后任期之间的“博弈心态”。部分管理层对高风险贷款反复还旧借新、以贷还贷、以贷收息，意图将风险“顺利交班”。在任期短视行为影响下，信贷部门不但错失防范和处置信用风险的最佳时机，反而坐视风险进一步发酵和质变。二是责任追究力度不足。与明确涉及员工行为的“显性”道德风险不同，信贷经营管理层过大的决策权力与过小的信贷决策风险严重不匹配，产生了权责倾斜的信贷文化。尽管现代商业银行已经建立起贷审会、合议会、行长负责制等一系列形式上完善的管理层信贷决策机制，但通过大量的信贷风险案例可以发现，鲜有决策层因为信贷决策风险受到与其危害对等的惩戒。必须重视的是，信贷决策层的信贷决策风险对银行带来的经济损失和风险隐患往往不亚于“显性”道德风险案件。例如在商贸类风险贷款中较为普遍的“三无”类空壳企业，其造假手段低劣粗暴，银行信贷部门的贷款“三查”却如同摆设，甚至变相协助企业化整为零、大搞制度套利，风险暴露时却仅表现为客户恶意骗贷，相关信贷决策层却未对巨额经济损失承担应有的责任。
二、咨询型审计策略和建议
要把信用风险防范做到“标本兼治”，信贷审计就不能只停留在合规性层面的监督检查，必须向咨询型审计转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部门不但要强化审计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咨询型审计理念，充分发挥监督检查的惩戒教育作用，更要从信贷管理机制、信贷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开展建设性的咨询型审计，方能正确引导经营行建设健康可持续的信贷文化基础，有效防范信用风险。
1.强化审计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咨询型审计理念。审计队伍首先要具备咨询性审计所必需的素质和技能，并强化咨询型审计理念，牢牢把握被审计行信贷文化特点及其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一是要提升科研水平。在宏观经济、行业趋势、财务会计、资产评估、同业竞争、行为金融学等领域具备独立专业的研究能力。二是要加强审计调研。在审计项目实施前开展有针对性的审计调研，凭借充实的信息面压缩与信贷客户、与经营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三是要重视信贷文化。以信贷文化为着力点，对经营行的信贷行为和价值取向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反思信用风险滋生和蔓延的根源，站在咨询型审计的高度，对经营行提供富有建设型的审计意见和建议。
2.充分发挥监督检查的惩戒和沟通作用。一是从严监督，曝光反面典型。通过监督检查，狠抓信贷“防假治假”，对已发生的不良贷款和风险贷款严格认定和追究责任，对违法违纪行为从严处理，曝光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反面典型，强化信贷制度和信贷纪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充分发挥惩戒警示作用。二是加强沟通，引导文化取向。坚持审计服务理念，通过审计沟通传递正确的风险意识，纠正部分经营行管理宽松、思想放松的扭曲信贷文化，促使经营行树立正确的信贷经营思想与合规理念。
3.评价和促进信贷管理机制建设。审计部门要通过信贷审计发现问题和风险，由外及内找问题，持续评价现有信贷管理机制是否能够有效地识别和防范各类信用风险，更关键的在于研究如何对其进行弥补和改进。审计部门应有针对性的评价和促进经营行改善重点风险领域或环节的管控机制，从而引导经营行从信贷文化层面对重点风险领域提高认识、引起重视、加强管理。例如针对财务分析和抵押物估值调查，可从财务报表真实性验证、资产评估内部确认等方面开展咨询型审计；针对集团客户管控机制，可从经营行管理体制、识别认定、信息调查、整体财务风险预警、风险定量分析等方面开展咨询型审计；针对产业链信贷客户管控机制，可从产业链风险研究、被审计行重点行业研究、行业信息调查和跟踪、风险贷款压缩和退出策略等方面开展咨询型审计等等。
层次分析法是美国匹茨堡大学的运筹学专家T.L.Sat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的一种对不同层次中相关因素的权重赋值的分析方法。它本质上是一种决策思维方式，它把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各个组成因素，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两两比较的方式确定层次中诸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综合人的判断以决定决策诸因素相对重要性总的顺序。
二、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首先，对己经建立的层次结构进行简化，用A，B1到B4，C1到C16对层次结构中的各指标进行简化标号，得到以下层次结构图。接下来就对小额信贷信用风险评估模型指标体系建立判断矩阵，判断矩阵的具体数值，采用1~9标度方法，标度方法主观性较强，专家打分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可以将不同专家的评分加权平均，以便获得较为科学合理的判断数值。以下是各层判断矩阵，并根据判断矩阵计算各自权重。对个人信息B1，职业特征B2，经济况B3，社会关系B4构造判断矩阵，如表1所示。因此，该模型的一致性得到检验通过。对文化程度C1，年龄C2，婚姻状况C3，户籍状况C4，信用记录C5，房产情况C6，个人年收入C7，信用卡最高额度C8，详细住址C9，单位性质C10，担任职务C11，从业年限C12，行业风险C13，家庭联系人C14，工作联系人C15，朋友联系人C16，构造判断矩阵过程同上。由此，评分模型的各指标权重及综合权重确定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于小额信贷信用风险影响因素而言，相对较重要的指标有信用记录，占整个综合权重的比例达到18.5%；房产情况和个人年收入，占整个综合权重的比例均达到14.52%。相对重要性较低的指标有从业年限和行业风险，占整个综合权重的比例均只有0.91%；朋友联系人，占整个综合权重的比例仅有1.9%；详细地址和担任职务，在整个综合权重中的占比均未达到3%。
三、建立信用评分表
根据以上评分表，对小额信贷申请者的实际情况进行评分，然后再根据得分情况列出与之相对应的贷款决定。在此设定，75分以上的客户可直接取得授信资格，具体授信金额按照客户提交的资料予以确定；55~75分的客户，由风险管理人员进行资料核实，通过电话调查、实地征信等方式进行进一步分析，由此来确定是否授信以及授信额度；55分以下的客户直接评分拒贷。由于客户资料的保密性，所获得数据相对不多，不便于用大数据量进行统计分析，故而抽取几个典型的现实案例，来验证该评分模型的有效性。
四、实际案例分析
案例：王女士，个体，法人，下面对她进行评分，具体结果见表4。实际情况：王女士因购买原材料需要申请贷款15万元，最终因其提供的联系人均与其为同一工作单位，风险管理人员以风险过于集中为由，批下实际额度为6万元。这个案例从一定程度上证明该模型有效。
五、结论
渠道上的信用风险是指渠道中任一成员的货款由于渠道上另外成员的原因不能及时收回或不能收回而给该成员造成的可能损失。
一、渠道上的信用风险是渠道冲突的集中体现
根据现代渠道冲突理论，渠道冲突是指下述这样一种状态：一个渠道成员意识到另外一个渠道成员正在阻挠或干扰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有效运作；或一个渠道成员意识到另外一个渠道成员正从事某种会伤害、威胁其利益、或以损害其利益为代价获取稀缺资源的活动。渠道冲突分成为垂直冲突、水平冲突和多渠道冲突。垂直冲突是指同一渠道中不同层次的渠道成员之间的冲突，比如中间商不执行制造商规定的价格、服务和广告等策略；水平冲突是指同一层次渠道成员之间的冲突；例如，广东佛山一些陶瓷产品的特许经销商太多，距离又太近，以至相互竞价，压低了它们的利润。多渠道冲突则是指同一生产商的多条渠道之间的冲突。例如，IBM直到1981年还只用自己的销售部门推销其所有的产品，但当其产品中增加微机后，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它增加了18条营销渠道，包括经销商、邮购、电话市场营销等。由于增加了销售渠道，使各销售渠道之间为争夺客户而产生矛盾，当一条渠道的成员销售额较大，而利润较少时，多渠道冲突将变得更加激烈。
以上三种类型的渠道冲突都有可能成为渠道上信用风险的成因，垂直冲突则是形成渠道信用风险的直接原因。
渠道上的垂直冲突主要表现为价格冲突、服务冲突、促销冲突和交易方式冲突。
1、价格冲突与渠道上的信用风险。价格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制造商与中间商目标的不一致。制造商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中间商是以销售最大为根本目标的（当然，它追求销售最大也是为了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因为制造商和中间商之间的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中间商多卖出产品，这是制造商业对中间商进行奖励的根本依据。）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得到正常的利润，制造商会要求中间商严格执行相关的价格政策，但是，中间商为了多销售产品，他有动力以低的价格促进销售。价格冲突比较著名的案例有：2000年7月国美电器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以超低价格出售厦华、长虹和熊猫等品牌的彩电，引起上述企业的激烈反应；2001年4月，苏宁电器省内直营企业全面降价，最高降低幅度彩电为40%，音响为50%、空调为35%、洗衣机为25%、冰箱为20%.在苏宁降价之后，长虹、TCL、厦华彩电的价格也纷纷下调，海尔高层急飞南京扑火，但海尔产品仍然还是被列入降价名单。多方努力未果，海尔立即以断货为威胁，但商家并不理睬。价格冲突带来的信用风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造商可能会因为中间商不严格执行价格政策而减少中间商的返利，这会引起中间商的不满从而导致中间商不及时还款；二是接受现实，中间商仍获得同样的返利，制造商承担低价销售的损失，形成隐性的风险损失。
2、促销冲突与渠道上的信用风险。中间商只对那些单位利润较高的产品的促销感兴趣，而对制造商要求促销的产品则视其单利润的多少决定是否促销，对制造商业通过降价手段进行促销的产品，由于降价导致单位利润锐减，特别是对于自己买进产品所权的中间商，有可能由于降价而导致中间商的利润为零，因而中间商对这类产品的降价促销不感兴趣，从而出现了促销冲突。促销冲突容易形成相对滞销产品货款的信用风险。如果是中间商业买进所有权的情况，生产商的降价行为会令中间商利润大大减少，起中间商的不满，他可能会在其他的商业上采取措施，弥补损失，从而导致制造商的可能损失。如果是中间商没有买进所有权的情况，由于促销冲突，相对滞销的产品的销售仍难有起色，这部分商品的货款就处于风险之中。
3、服务冲突与渠道上的信用风险。服务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制造商与中间商关于服务的界限没有明确的分工，导致消费者在费过程中对服务不满意而转向其他品牌的产品。服务冲突对整个渠道上的成员都会产生影响，客户的转移意味着利润来源的转移，销售受到影响，渠道上的所有成员的货款回收都会收到影响。
4、交易方式冲突与渠道上的信用风险。交易方式冲突是指制造商与中间商出于自身利益与风险的考虑希望采用不同的交易方式而形成的冲突。如曾经发生的济南七大商场罢售长虹彩电的风波就是交易方式冲突的典型案例，中间商希望长虹彩电，先拿一批货做铺底销售，而长虹实行的是台阶式返利，推行现款现货的经销制，这样，市场风险、降价的压力全部由中间商承担，中间商感到风险大、利润薄，因此采取了罢售的措施。交易方式的选择是控制渠道信用风险的直接方法，但是交易方式过于宽松会导致信用风险发生可能性的增加；交易方式过于紧张又会导致上面情况的发生，最终仍可能带来较大的损失。
以上简单讨论了渠道垂直冲突对渠道信用风险形成的影响。当然，渠道上的信用风险不能完全归结于渠道冲突，其他的一些外部原因、产品本身的原因也是导致渠道上信用风险的重要原因。
二、渠道信用风险具有传染性的特点
渠道上信用风险的传染性是指某渠道成员的违约会导致其所有上游成员都会受到影响的情形。渠道上信用风险传染性的特点是由当今市场的买方特点决定了的。如果渠道成员之间有相互的资金流“隔离”，则传染性的特点将难以形成，然而市场的买方特点决定了上游企业要向下游企业提供商业信用融通，资金流上的相互依赖性就不可避免了。
制造企业作为渠道的起点，将承担着最大的信用风险，只有渠道上任一成员出现违约的情况，它所导致的信用风险和损失都会沿着渠道的链条传递到制造商那里。
处于渠道末端的零售商，它是直接面对客户的企业，它所承担的信用风险是客户的信用风险，可以说是整个渠道链条中面临的信用风险最小的企业。
从整个渠道的链条来看，越是远离渠道的末端，面临的信用风险就越大；同样地，如果渠道的结构越是层次多、长度长、宽度大，整个渠道链条上的信用风险也就会越大，处于多重渠道扭结中心的制造企业所承担的信用风险也就越大。
三、我国渠道失信的典型形式：(以IT产业为例)
1、恶意欺诈
如果单从数量上来说，诈骗案所占的比例并高，但这类案件的涉案金额相对比较高，而且现在IT渠道的毛利率普遍很低，一旦发生恶意欺诈的案件，对渠道的打击会很大。神州数码外联法务部法务经理曾经办过一个案子，一个商案发逃跑后公安人员去公司搜察，发现一份纸面文件，记录了包括神码、英迈、佳杰、威达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总代的联系方式，这个骗子公司的操作方法是一家一家打电话，看谁给的条件最好，谁的条件好就骗谁。
当然也有拿了假的本票来骗的，这就属于比较专业的诈骗了，这类情况比较少，只要有相关的制度，预防起来并不困难。
2、恶性拖欠
神州数码外联法务部法务经理曾坦言，IT渠道发生的失信案例，纯粹意义上的诈骗案实并不多，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恶意拖欠。一些商的资质本来比较虚，不具备经营的实力，但由于一些制度在监察和执行上存在较大的可操作性，导致了一些“猫腻”的产生。有“立升”的经销商往往花几千块钱就能注册一个资金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公司，和这样的公司做生意比较危险，有了纠纷追讨债务时，才发现公司根本就一无所有，尤其让人头疼的是公司的经营者一不跑，二不赖，但就是不还钱。由于这类公司根本不具备清偿能力，你拿他毫无办法。
3、金蝉脱壳
[关键词] 灰关联法 信用风险 上市公司
信用风险是指借款人或其他合约义务人的信用质量发生变化并导致其在贷款或其他合约到期时不能还本付息,或不能履行合约的义务而带来的损失。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信用风险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等主体所面临或承担的主要风险之一。利用信用风险管理模型科学、系统地测定评价信用风险,可以更好促进资本的优化配置.
对于新兴的资本市场,信用体系不完善,上市公司信用制度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完善和法规建设不到位。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先天缺陷等原因很容易造成上市公司数据失信和缺失,从而给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上的相关参与主体带来潜在的风险。如何采用合适的模型或方法来有效评价上市公司信用风险是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相关利益主体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也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积极举措。
目前信用风险评价的方法很多,如JLT模型，CM模型，风险值法，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近邻法，Z评分模型及其改进形式ZETA信用风险模型，KMV模型等，不难看出这些模型在分析上市公司信用风险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它们具有的局限性，以JTL模型为例，其以无风险利率与违约不相关，违约时清偿的资金将在债券到期时支付，所有具有相同信用等级的证券具有相同的期限等假设为前提，这些假设因与现实不完全吻合而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上述缘由，并考虑到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价比较系统具有的信息不完全的灰色特征，即证券市场上影响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因素非常复杂，对相关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价比较时，只能选取主要的指标进行分析，在选取的指标中，有的不能定量描述。正是考虑到资本市场是一个非本征性的大系统，其间变量样本的分布也不一定是典型的，本文采用灰关联法来建立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价体系，将信用风险量化处理，为相关证券市场主体评价上市公司信用风险提供比较准确评判依据，从而使其做出正确的决策。
一、灰关联评价法理论
灰关联法是通过对系统统计数列几何关系的比较来分析系统中多因素间的关联程度，其实质就是比较若干数列所构成的曲线到理想数列所构成曲线几何形状的贴近度，列出关联序列，评价标准是灰关联度越大，评价结果越好。从空间视角来看，可以将关联分析中的参考曲线和比较曲线看作是某一特定空间中的两个点，即参考点和比较点，分析参考点和比较点之间的灰关联情况实际上就是分析它们之间的距离态势,距离越近，关联度越大。
灰关联评价法具备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对数据分布类型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无特殊要求，通常适用于信息不完全确知的小样本系统。
1.灰关联分析指标
灰关联分析的核心为灰关联系数和灰关联度计算，不妨假设存在两个数列,在t=k时，两个数列间的灰关联度为：
公式中的max、min和分别代表各个时刻绝对差中的最大值、最小值及分辨率，一般而言，取值0.5。
2.灰关联分析综合评价步骤
灰关联分析的计算步骤为：
(1）确定比较数列和参考数列。
(2）无量纲化，计算关联系数。
(3）计算指标相对权重系数。
(4）计算灰关联度并排序。
二、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价指标建立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在适当的时间季度和年度财务报表。通过报表财务分析，可以获取公司的成长性、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指标。企业公司通常使用的财务指标变量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权益比率、存货周转率、应收帐款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营运资本周转率、总资产报酬率、每股收益率等。在现实生活中，银行系统正是通过一系列财务指标来评估贷款企业信用风险。
我们在结合相关信用评估指标系统的基础上，将衡量企业还款意愿考虑进去，假定被评价企业或公司当期或近期没有进行大规模投资，如果一个企业的利润增长是负的，而同时它的债务增长也是负的，说明它的还款意愿是好的，反之如果企业的利润增长为正，而它的债务增长也是正的，这说明了企业的还款遗愿很差，甚至有意拖延不还。基于此，建立一套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到，本文采用利润增长率与债务增长率之和来评测借款企业还款意愿的程度，其中利润增长率选取财务报表中的税前利润增长率。不同信用风险评价指标对评价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实际应用中，可以采用专家评判法量化各指标的影响力，其测度公式为：
图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其中N为参与专家人数，XTt代表第T个专家对第t个指标的评判值。
三、案例研究
本文选取了A股市场上公路桥梁行业板块中的粤高速A（000429）、海南高速（000886）、华北高速（000916）、S东北高（600003）、皖通高速（600012）、中原高速（600020）、S楚高速（600035）、赣粤高速（600269）、山东高速（600350）、宁沪高速（600377）、深高速（600548）作为实证研究的样本，根据其2005年度财务指标值，应用灰关联法对这些公司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价。
1.确定评测指标参考列
记参考列X0=(X1,X2,X3,X4,X5,X6,X7,X8）,各因素取样本公司最优值，结合财务指标的经验最佳值，在本实证分析中，取值X0=(1.18,1.86,0.3753,222,0.30,0.7351,0.1459,0.30）.
2.计算关联系数
以参考列为基准将样本无量纲化，利用灰关联系数计算公式可求出灰关联系数矩阵如表：
表 灰关联系数矩阵
3.确定指标相对权重系数
指标相对权重系数的选取，参考了相关文献[2][3][7]，选择各指标权重值为：
W（k）=(0.13,0.16,0.20,0.07,0.07,0.12,0.12,0.13)
4.计算灰关联度
依据前面步骤计算取得的值，求得灰关联度如下：
r=(0.9533,0.8382,0.8013,0.8704,0.9330,0.9517,0.8394,0.9361,0.9634,0.8956,0.9144)
r9>r1>r6>r8>r5>r11>r10>r4>r7>r2>r3
从指标的综合反映结果看，样本公司的信用风险从小到大的排序如下：
(1)山东高速，(2)粤高速A，(3)中原高速，(4)赣粤高速，(5)皖通高速，(6)深高速，(7)宁沪高速，(8)S东北高，(9)S楚高速，(10)海南高速，(11)华北高速。
从2005年财务报表看，信用风险较低的山东高速、粤高速A、中原高速在资源配置和资本结构上处于较好的部位，资金利用率比较高，从相关的机构给出的评级也能得到增持和买入的推荐。
四、结论
本文采用灰关联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建立财务指标分析模型，克服了资本市场上变量分布不一定典型的现实难点和较多统计模型对样本数量的严格限定要求。同时还从偿债能力、赢利能力、经营能力、偿债意愿多方面视角全面评价了上市公司可能发生的信用风险，为银行监控防范信贷风险及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发现企业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了依据。更为投资者在股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作出正确投资给出了判断依据。
本文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有:
第一，在确立评价指标时，忽略了企业较大投资对还款意愿指标的影响，本文是以假定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之类大的投资是平缓的，没有剧烈起伏为前提。
第二，灰关联分析法采用的是一年年报数据，在选取赢利能力和偿债能力这些指标权重时，较多考虑了短期偿债的能力，在以后的进一步研究中可以考虑如何把短期和长期偿债能力与公司的负债结构综合起来考虑。
第三，评价指标中缺乏某些无法量化但对上市公司发展非常重要的指标，如公司管理层的能力，员工素质，企业创新能力等动态因素指标，将这些指标和财务评价指标结合起来评价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结果会更精确和具备较长期预测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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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书编写组.财务会计报告分析实务.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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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兵超杨文泽:金融风险管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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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两种方法相比，信用评分法是一个量化法最著名的模型就是Z计分模型（Z-score）：它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数理统计中的辨别方法分析银行的贷款情况，建立一个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区分信贷风险度的模型，得到最能够反映借款人的财务状况的好坏，具有预测和分析价值的比率，从而对企业进行信用风险状况评估。模型如下：X1=流动资本/总资产；X2=留存收益/总资产；X3=息税前收益/总资产；X4=优先股和普通股市值/总负债；X5=销售额/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净额/总资产。Z<1.8，财务状况较差，信用风险高，拒绝贷款；1.8≤Z≤2.99，为灰色区，误判的概率较大；2.99<Z，财务状况良好，信用风险低，可以贷款。Z-score模型主要是利用财务指标进行加权平均，该模型有2大缺陷：①企业财务数据反映的是过去的信息，利用这些数据进行风险度量的结果也只是对过去风险水平的测量；②中小企业多半不是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原始数据获得困难。
二、现代判别法
（一）统计模型法。统计模型法是典型的定量评级法，根据中小企业信用数据，统计模型，计算其违约风险的大小常见的有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1、Logit模型。Logit模型是通过一个取值为0和1之间的Logistic函数来进行二类模式分类。不要求数据满足正态分布，这是其最大优点；另外，自变量、因变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模型如下：xk（k=1，2，…m）为信用风险影响变量（多为企业财务指标），ck（k=0，1，2，…，m）为技术系数，通过回归估计获得。回归值p∈（0，1）为中小企业信用风险分析的判别结果。如果p接近于0，则被判定为“差类”企业；若p接近于1，则被判定为“好类”企业。即p值离0越远，企业违约风险越小；反之，违约风险越大。2、Probit模型。Probit模型假定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样本企业的债信质量得分也服从标准正态分布。Xi与B分别为解释变量与回归系数构成的向量；Yi*为样本公司有财务危机的倾向。当Yi*>0时，表示样本企业有债务危机倾向；当Yi*<0时，表示无债务危机倾向。统计模型确实可以凭借统计分析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依据，比较容易在评级效果上取得一致性。但存在两点缺陷：①缺乏有力的理论基础支持区别函数中的权重及自变量。在信用评分模型中的权重及自变量通常只能维持短期的稳定状态，特别是当金融市场发生变化时，其他的财务比率也许在解释违约风险概率上容易造成预测模型的不稳定。②模型忽略了难以计量但又重要的因素，如借款人声誉。
（二）人工智能法。人工智能法主要包含专家系统和神经网络。1、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其实是模拟专家运用知识进行推理的计算机程序，将专家解决问题的推理过程再现从而成为专家的决策工具或为非专业决策者提供专业性建议。专家系统一般采用归纳推理法，分析一系列案例，发现其规律。归纳推理有两种途径：一是利用大量案例信息来发现规律的信息驱动型；二是利用先验模型指导来发现规律的意识模型驱动型。利用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法大大降低了风险评估的难度，但是专家系统中知识的获取始终是瓶颈，极大地影响着专家系统在信用分析领域的应用前景。2、神经网络（PNN）。神经网络是一种具有模式识别能力、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特点的计算机制，该方法主要将知识编码用于整个权值网络，具有包容错误的能力，同时对数据的分布没有严格要求，也不必要详细表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该模型原理是通过神经网络的分类功能进行信用风险分析的。首先找出影响分类的因素，作为PNN的输入量，然后通过有导师的或无导师的训练形成神经网络的信用风险分析模型，用于新样本的判别。
三、结论
【关键词】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路径；管控策略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债券违约是信用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2018年以来，受金融去杠杆、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债券集中兑付等多方面影响，我国债券市场累计违约债券金额达1176.51亿元，这使得企业信用风险持续上升。集团企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联合体，其存在规模大、产业链长、多元化经营、金字塔结构等特征（纳鹏杰等，2017）。集团内部股权关系复杂，通过资产转让、关联担保、关联交易等形成了内部资本市场，其信用风险表现出明显的“传染性”（李丽、周宗放，2015），产生了信用风险传染现象（周利国等，2019）。因此，本文基于传染病模型，结合我国肺炎疫情防控经验，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路径及管控策略。
一、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集中考察信用风险传染的原因、路径及其效应。国外文献中，Davis&Lo（2001）率先研究信用风险传染，发现某一债务人违约将导致其他债务人违约的概率增加；Jarrow&Yu（2001）在企业违约强度模型中引入信用风险传染；Khanna&Yafeh（2005）指出集团内风险传染由管理控制产生；Brune&Liu（2011）认为违约事件不仅会影响投资者的信用风险感知，而且会增强信用风险的传染性；Hatchett&Kuehn（2009）发现信用风险传染效应与宏观环境负相关，外部宏观经济环境越不景气，信用传染效应越强；Jorion&Zhang（2009）实证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经济主体间信用风险传染；Li&Sui（2016）研究发现集团成员企业间互相担保是信用风险传染的主要渠道；Chakrabarty&Zhang（2012）利用交易数量、交易规模和流动性条件等微观市场结构变量，考察风险传染效应的负面后果；Thumer&Poledna（2013）发现某一债务人发生实际债务违约后，与之存在关联的债务人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也会提高。国内文献中，陈林和周宗放（2010）发现关联企业违约相关性与母公司持有股权比例正相关；肖珉等（2011）发现不恰当的关联交易会直接或间接提高集团内部信用风险；黄贤环和吴秋生（2017）认为集团内关联企业发生风险传染最主要原因是存在各种内部交易；钱茜等（2019）发现风险信息传播对信用风险传染有重要影响；徐凯等（2020）发现存在关联的风险信息对信用风险传染影响较大；李丽和周宗放（2015）研究表明信用风险传染强度与母公司债务优先偿还次序无关，而与子公司债务优先偿还次序有关；李光荣等（2020）分析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特征，提出信用风险管控对策；纳鹏杰等（2017）发现当集团内某一上市公司风险增加时，次年集团成员上市公司风险会上升，关联交易、担保、债务是集团内风险传染的重要路径；张春强等（2019）研究表明信用风险经行业传染后在一级市场具有定价效应，劳动密集与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传染效应更强；宁博等（2020）则发现市场出现信用债违约后，同城市非违约民营企业会进行更多向上真实盈余管理；周利国等（2019）指出信用风险在企业集团成员企业间存在传染效应，这种效应呈现出动态特征；张金林和李健（2020）发现异质性个体信用风险具有较强传染性，高密度、低中心型企业集团网络结构放大风险传染效应。与已有文献一样，本文聚焦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路径，探讨风险传染管控策略。然而，已有文献集中于管理科学领域，大多运用结构模型、数值仿真、演化博弈等方法。纳鹏杰等（2017）率先运用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风险传染效应，使研究范围拓展到会计领域。此后，关于信用风险传染的实证研究逐步增加，但仍然鲜有案例研究。因此，本文首要贡献在于丰富了研究方法。其次，已有文献虽然认识到信用风险具有传染性，但鲜有研究将信用风险传染和疾病传染联系起来。进一步的，我国成功的肺炎疫情防控经验对企业经营管理是否具有启示价值，仍未得到足够关注。因此，本文的贡献还在于运用传染病模型并结合肺炎疫情防控经验拓展信用风险传染的研究视角。
二、理论分析
（一）信用风险传染路径
传染病模型的基本原理是：病原体从传染源排出并侵入新的易感宿主，突破其免疫机能并在一定部位生长繁殖，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感染，具体包括病原体产生、传播、蔓延三个阶段。其中，传播途径又可分为直接接触传播、非直接接触传播及垂直传播。直接接触传播指传染源与易感者直接接触，未经任何外界因素造成的传播；非直接接触传播指易感者并未与感染源直接接触，病原体通过其它媒介侵入易感者，如飞沫传播；垂直接触传播指孕妇与胎儿之间传播。集团企业内部信用风险传染路径（见图1）与传染病模型高度吻合。致险因素类似病原体，其不断积累导致施险企业产生信用风险，通过直接接触、非直接接触、垂直接触传播，最终将信用风险蔓延至受险企业。“疫情”加剧施险企业信用风险，导致其传染性增强，扩大集团内部企业信用风险暴露范围。
（二）信用风险传染管控策略
我国的疫情防控经验有“三项原则”：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控制传染源，就是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切断传播途径，就是要实施联防联控，做好消毒通风、体温检测，倡导“戴口罩、勤洗手、少聚焦”；保护易感人群，就是要鼓励加强体育锻炼，针对重点人群与重点场所升级防控措施。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管控策略（见图2）与疫情防控机制逻辑相似，具体包括控制施险企业、切断传染路径、保护受险企业，结合信用风险传染特点，确定具体的风险管控措施。
三、案例背景
（一）海航集团简介
海航集团于1989年成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海航集团已从单一的航空运输企业发展为跨国集团企业。2017年6月，国家推动海外投资限制政策实施，海航集团海外投资陷入中断，其开始依靠变卖资产、债务重组等手段填补债务。2020年2月29日，海南省政府牵头的联合工作组进驻海航集团，全面协助、全力推进集团整体风险处置。2021年1月29日，海航集团破产公告，正式宣布进行破产重整。至此，历时1年的风险处置工作宣告结束，海航集团踏上拯救与重生的道路。海航集团自创立至今，通过大规模并购扩张并购，成为了一家以航空旅游、现代物流和现代金融服务为三大支柱的服务产业综合运营商，覆盖航空、物流、金融、旅游、置业、商业、机场管理和其他相关产业。“肺炎疫情”对海航集团造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航空产业损失惨重。2020年上半年，海航集团旗下海航控股公司营业收入117.12亿元，同比下降66.57%，实现净利润-125.41亿元，同比下降2214.81%，预计全年净利润预亏580亿至650亿元，海南航空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同时，海航集团内部庞大的资本市场，如资产转让、关联交易、关联担保等，为信用风险的蔓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集团整体的信用风险处于上升趋势。
（二）信用风险的产生与蔓延
巨额的短期债务是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产生的“导火索”。2017年，海航集团的短期债务高达1852亿元，长期债务高达3828亿元。仅2017年上半年，海航集团支付的利息就高达15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00%。尽管大规模剥离其他板块业务，处置相关非主业资产，海航集团的流动性危机仍未得到有效缓解。2019年7月，高达164亿元的“16海航02”债券构成实质性违约，这表明短期债务造成的流动性风险是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主要来源。航空产业是海航集团重要的“造血”板块，然而海南航空背负巨额债务，资金链岌岌可危，“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其信用风险。2020年，海南航空若干借款、融资租赁款和资产证券化项目均未按照协议约定按时偿还，累计未偿本息共计约268.4亿元。各类借款逾期行为触发违约条款，银行、债权人等有权要求公司偿还的借款、融资租赁款、债券本息等共计971.89亿元。事实表明，信用风险在海航集团内部不断蔓延。2017-2018年，海航集团到了“千亿债务集中到期，流动性困难利剑高悬”的地步，董事长陈峰直言“偿债压力巨大”。为了衡量信用风险程度，本文借鉴陈庭强和何建敏（2014）的研究，选取平均利息保障倍数指标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显示，海航集团平均利息保障倍数呈显著下降趋势，从2017年6月的2.95下降至2019年12月的1.22，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不断恶化。2020年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加剧了海航集团信用风险的蔓延，使其利息保障倍数平均值甚至降为负值，为-0.16。收入下滑、资金短缺、债务到期，种种因素使得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不断加剧，集团内稳健发展的公司也难免陷入困境，从而凸显出信用风险蔓延的严重性。
四、案例分析
（一）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路径
1.直接接触传播资产转让。如表1所示，海航集团内部的资产转让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海航基础、渤海租赁四家上市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赁与其关联方之间资产转让交易较为频繁。海航控股主要向关联方转让飞机、发动机等资产，渤海租赁主要是向关联方转让租赁资产收益权。由于内部资产转让交易金额较大，关联方承担着较大的现金支付压力，可能诱发其流动性危机。由此可见，内部资产转让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关联交易。如表2所示，海航集团内部关联交易主要是租赁业务，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凯撒旅业、海航科技、渤海租赁五家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赁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交易较为频繁，租赁业务交易金额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海航控股2019年关联租赁交易较2016年增长79.91%；渤海租赁2019年关联租赁较2016年增长160%。渤海租赁的关联出租交易金额非常大，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缓解海航集团整体流动性压力。渤海租赁通过向集团内部关联方提供较宽松的信用政策，减轻其资金周转困难。然而，关联方往往在接受租赁服务后推迟付款，导致渤海租赁现金流陷入困境，资产萎缩，坏账风险不断上升。由此可见，关联租赁交易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关联担保。如表3所示，海航集团的内部关联担保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海航基础、海航科技、渤海租赁五家公司，各公司为关联交易方提供的担保金额普遍低于其接受担保金额。例如，海航控股2018年接受担保金额544.86亿元，是提供担保金额164.31亿元3倍多，可见差距之大。尽管接受担保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被担保单位的授信额度，帮助其获得更多外部借款，增强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但是一旦被担保公司无法按时偿还债务，担保公司必须承担代偿义务，这会导致担保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从而诱发信用风险传染。海航控股作为集团内部核心公司，其接受担保的金额也较大。由于航空业务遭受“肺炎疫情”重创，海航控股的偿债能力不断下降，势必影响为其担保的关联方，导致信用风险传播。由此可见，关联担保也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2.非直接接触传播相较直接接触传播较为明确的传染路径，非直接接触传播则存在较多不确定。由于集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享有共同的声誉，因此负面声誉和恐慌情绪可能是信用风险非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当集团内某一公司陷入信用危机，一方面会直接影响集团内其他公司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会使其利益相关者产生恐慌情绪。这种负面声誉和恐慌情绪积累传播，可能使集团内部公司信用风险不断上升。海航集团面临着声誉危机，特别是受肺炎疫情的冲击，变得更加严峻。2020年1月，海南航空缓发M5级别及以上干部所有工资，一线员工轮休期间不发放薪酬，并解雇了一批外籍飞行员；渤海租赁出售21架飞机，总价51亿元。紧接着2月，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入驻海航集团，目的是彻底摸清海航债务状况，推进更有效的救助和重整方案。海航集团被“接管”“分拆”的传言充斥各类媒体。海航集团债务问题由来已久，2015年其资产负债率便接近80%，此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一方面，海航集团不断加剧的信用风险降低了其整体声誉，不利于内部成员公司市场交易；另一方面，负面声誉不断积累，导致银行降低信用评级、收紧信贷政策，使得部分公司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进而导致流动性危机。此外，随着各类负面舆论在电视、报纸、自媒体、社交网络等的不断扩散，使集团的员工、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巨大恐慌，他们不仅失去信心而且试图撤离，这进一步加速了信用危机的蔓延。3.垂直接触传播垂直接触传播类似于“母婴传播”，其传染路径相对明确，即通过股权控制关系，信用风险由母公司传染给子公司，或者由子公司传染给母公司。其主要原因在于母子公司之间具有相似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模式，两者联系紧密，一方遭遇信用风险，势必传染给另一方。在海航集团中，渤海租赁的控股股东为海航资本，海航集团又是100%控股海航资本。渤海租赁采取与海航集团相似的发展战略，不断实施大规模并购。2012年，渤海租赁收购香港航空租赁68.78%的股权，随后又并购全球第六大集装箱租赁公司SeacoSRL和第集装箱租赁公司Cronos。2016年开始，渤海租赁进入保险和证券领域，向多元金融控股平台方向发展。在持续融资、并购、再融资的模式下，渤海租赁债务不断增加，流动性风险不断上升。2020年，受肺炎疫情的冲击，“19渤海租赁SCP002”债券本息兑付存在不确定。此外，渤海租赁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由-18.9%下降至-69.97%。由此可见，渤海租赁与海航集团类似的发展战略与经营模式，不仅是信用风险传染的基础，也是集团内部信用风险扩散蔓延的重要途径。
（二）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管控
1.控制施险企业第一，优化融资结构。海南航空本身债务比例较高，加上“肺炎疫情”冲击，利润缩减、资金短缺，信用风险急剧上升。针对施险企业海南航空，应该合理安排融资结构，探索不同资金来源组合，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最大程度降低债务融资风险。第二，创新运营模式，主要致力于拓展混合运营模式，采取高密度布局、低营销成本、低管理成本、低票价，减少座位空间、降低座位成本等方式，有效控制运营成本费用，缓解运营压力。同时，通过对现有航空价格、服务流程优化改造，持续匹配旅客消费需求。第三，调整租赁安排。为避免租赁政策改变导致营业成本上升，应当探索新租赁方式，加强对租赁准则的解读，寻找降低公司风险的最优解决方案，如混合租赁、杠杆租赁等方式。此外，在不违背租赁准则的要求下，也可以签署期限短于一年的租赁方式，可以根据现有合同测算新旧租赁政策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选择最有利于公司发展的租赁手段。2.切断传播途径第一，合理控制关联程度。集团最终控制方应当全面梳理内部关联关系，合理把控关联程度，采用合适组织架构，避免集团内部企业由于过度紧密关联交易，导致信用风险加速蔓延。此外，集团还应加强非上市企业融资能力，减少依靠内部关联交易输血来支撑资金运转。第二，加速回归核心产业。集团企业过高的多元化程度，为信用风险传染创造更多途径。应当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从过度多元化到适度“归核化”，聚焦主业，建立集团企业核心竞争力，避免盲目投资行为。此外，适当出售部分难以管理且与航空业不相关的资产回笼现金。第三，有效减轻外界恐慌。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的恐慌情绪可能会使集团企业内部信用风险传播速度加快。要有效控制集团风险产生与蔓延，从根源上减少外部各种负面舆论，改善集团整体外部形象与声誉。3.保护受险企业第一，建立集团信用风险预警机制。第一步是审视内部环境，重点关注其风险阈值，即信用风险防御能力；第二步是识别信用风险，重点关注其可能的来源；第三步是衡量和评估致险因素的传染性，重点关注各类关联交易、负面声誉与恐慌情绪以及相似战略与经营模式造成的不利影响；第四步是制定应对措施，综合考虑成本和效益，采取包括风险回避、风险分担、风险降低以及风险承受等缓解信用风险传染；第五步是监控信用风险传染效应，建立有效的风险传染监控体系，确保各项流程得到落实。第二，发挥产业协同效应。海航集团应当发挥航空、旅游、物流等板块的协同效应。建议将航空机场基础设施整合并入航空板块，将传统旅游与IT及互联网等深入融合，将传统物流与电商等产业有机结合。要注重IT产业发展，将IT产业与航空、物流、旅游等板块有效对接，提供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形成航空板块为核心的产业布局，除实业板块中非机建产业和资本板块外，其余均可与航空板块整合。通过发挥集团不同产业的协同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公司风险抵御能力。
五、结论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