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5 15:34:45
序论：在您撰写投资规模分析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
众所周知，投资增加促使经济增长，同时又引起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度投资规模从理论上应服从于整体宏观经济目标。即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长期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在经济实践中，这些客观经济目标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协调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矛盾的宏观政策是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通过对需求的调整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在我国长期的经济实践中，上述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与投资增加有限之间的矛盾;(2)现实资源未实现优化配置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3)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解决.以上矛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达到协调的目的，这就不得不从理论上对适度投资规模的标准加以限定。励以宁教授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合理投资的理论描述可作为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具体描述如下:“就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防止物价剧烈波动，提供较多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作用而言，投资之后，至少其中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好转，而没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恶化，那么这样的投资就是合理投资”。
这一描述更多的是侧重于某项投资目标的合理性。要把这个合理性作为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还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即用什么来衡量“至少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好转，而没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恶化”呢?这就涉及到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问题。
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
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具体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
一一国民经济生产能力有所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比上年有所提高或实际经济增长率略有降低(在l个百分点左右)，而不出现负增长
衡量实际经济增长的标志主要是GNP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产值的实际增长率。从长期趋势来看，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是稳步上升的，而投资规模也大致保持同样的增长趋势。
一一国民经济不出现剧烈波动
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危害甚大，而引起这一剧烈波动的首要因素，是投资规模的剧烈波动。
建国以来，我国曾有几个时期投资规模出现过很大的波动，相应地国民经济增长也大致呈现相同的波动趋势。实践已反复证明投资规模的急剧膨胀和大幅度压缩，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一一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协调，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源于国民收入中的积累，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国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已大体上决定了投资的规模，因此，积累率的高低是衡量投资规模是否适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笔者认为，合理积累率的确定，要把保证原有人口和新增人口当前消费水平不降低作为积累的最高限，把新增人口的就业所需平均资金装备作为积累的最低限。要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在上述积累的最高限和最低限之间确定一个适度的积累率，以保证从长期累计来看的最优速度和人民的最大消费。
一一经济结构合理化
投资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的表现是，一国现存的产业结构不但从总量上决定着投资率的高低，还从流量上决定着投资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即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是:一国的经济结构对其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起决定作用，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反过来强有力地影响着产业结构。因此，适度的投资规模不仅是总量概念，更重要的是结构概念。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就成了衡量适度投资规模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一财政、信贷、外汇和物资基本平衡
财政信贷政策强有力地影响着投资规模。在其他方面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过大，必然造成财政赤字，信贷逆差，物资也难以平衡，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过多的引进外资和扩大国际信贷规模，也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因此，_L述四大平衡是衡量投资规模是否适度的又一重要标志。理论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赤字无害、通胀有益，因而主张扩大投资，刺激需求.引导经济增长。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从国力论的理论出发，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平衡出发，四大平衡仍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最终体现，因此也是适度投资规模的一个标志。
一一投资效果不断提高
一、Excel分析投资时机
投资时机问题实质就是寻求生产要素组合在什么时候最为合适的问题。投资项目决策的一般法则是净现值最大的方案即为最佳方案。
[例1]某公司计划一次性投资某项目，要么是现在就投资进行开发，要么只能在3年后再投资开发。建设周期均需一年，一年后即可正式营运，营运期都为3年。若现在进行投资，则固定资产折旧按平均年限法计提；若3年后进行投资，则固定资产折旧可享受加速折旧(按年数总和法)的税收待遇。投资时间不同，相应设备价值及其生产效能不同，年付现运行成本不同，同时市场销售价格和销售量也有所不同，具体资料见表1。
在表1所示的Excel工作表中，定义并录入相应计算公式。
(1)定义现在进行投资的计算公式如下：
销售收入计算公式：F4＝$B$7*$B$8，拖动F4单元格右下角的填充柄至H4单元格，得到G4、H4单元格公式，即：G4＝$B$7・$B$8，H4＝$B$7*$B$8。使用绝对地址符$是为了公式复制的需要。在下面列出的公式中，G列、H列中的有关公式可通过自动填充技术快速实现公式的定义。定义付现成本取数公式：F5＝$B$9，G5＝$B$9，H5＝$B$9。如果存在销售收入逐年增长或付现成本逐年下降的变化，可以相应设计公式，实现快速计算。如销售收入逐年环比增长10％，则G4＝F4*(1＋10％)，H4＝G4*(1＋10％)。
折旧计算公式：F6＝SLN($B$3，$B$5，$B$4)，G6＝SLN($B$3，$B$5，$B$4)．H6＝SLN($B$3，$B$5，$B$4)
税前利润计算公式：FT＝F4-F5-F6,GT＝G4-G5-G6,H7＝H4-H5-H6
所得税计算公式：F8＝FT*$B$10，G8＝G7*$B$10，H8＝H7*$B$10
净利润计算公式：F9＝F7-F8，G9＝G7-G8，H9＝H7-H8
净现金流量计算公式：F10＝F9＋F6，G10＝-G9＋G6，H10＝H9＋H6
现在进行投资方案的净现值计算公式：F11＝NPV(B6,E10H10)＋D10
(2)定义3年后进行投资的计算公式如下：
销售收入计算公式：F14＝$B$17*$B$18，G14＝$B$17*$B$18，H14＝$B$17*$B$18
付现成本取数公式：F15＝$B$19，G15＝$B$19，H15＝$B$19
折旧公式：F16＝SYD($B$13,$B$15,$B$14,1)，G16＝SYD($B$13,$B$15,$B$14,2)，H16＝SYD($B$13,$B$15,$B$14,3)
税前利润计算公式：F17＝F14-F15-F16，G17＝G14-G15-G16，H17＝H14-H15-H16
所得税计算公式：F18＝F17*$B$20，G18＝G17*$B$20，H18＝H17*$13520
净利润计算公式：F19＝F17-F18，G19＝-G17-G18，H19＝-H17-H18
净现金流量计算公式：F20＝F19＋F16，G20＝G19＋G16，H20＝H19＋H16
3年后进行投资方案的净现值计算公式：F21＝NPV(B16,E20：H20)＋D20
(3)自动显示决策分析结果的公式。F22＝IF(AND(F11>0，F21>0)，IF(F11>F21，“现在投资有利”，“3年后投资有利”)，IF(F11＞0，“现在投资有利”，IF(F21＞O，“3年后投资有利”，“现在投资和3年后投资都不利”)))，其执行过程为：如果两个方案的净现值都为正值，那么净现值最大的方案为最优方案；如果两个方案的净现值为一正一负，那么净现值为正的方案为最优方案；如果两个方案的净现值都为负值，那么两个方案都不可行。表1计算结果表明“3年后投资有利”。利用本模型的设计思路，结合相应实际情况进行改造，可以进一步对不同条件下的投资项目进行分析。
二、Excel确定最佳投资规模
如果企业经济规模扩大后导致单位产品成本下降，则投资规模是经济的，反之就不经济。在销售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透过成本与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利用成本分析法可以选择合适的经济规模。
[例2]谋企业计划建设年产量300万吨的化工厂，具体可采用的投资方案如下：方案l：分散布点，建设6个年产量50万吨的工厂；方案2：分散布点，建设3个年产量100万吨的工厂；方案3：分散布点，建设2个年产量150万吨的工厂；方案4：集中建厂，建设1个年产量为300万吨的工厂。各方案的有关资料见表2，假设不同方案下的产品销售收入水平一致，根据资料确定最佳投资经济规模方案。
由于投资规模不同，成本费用会产生差异，有的原材料运输成本高，有的销售运输费用高，有的生产间接费用高，因此仅凭某一项指标数据，还无法直接判断哪一种投资模式较好。在产品销售收入水平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对不同的投资模式(工厂布点方案)下的总成本进行权衡分析，以总成本最低的方案为最佳。
【关键词】投资 投资率 投资贡献率 投资效果系数
河南省投资规模、结构以及效益的现状和特点
纵向分析考量，成绩斐然。首先，投资增长保持强劲势头，总量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河南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保持强劲、总量规模不断扩大。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先后跨过千亿元台阶，2012年达到21761.54亿元，增速快于同时期全国平均水平。其次，投资增长的自主性及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明显增强。近年来，河南省投资增长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比逐年下降，民间投资比重逐年上升，港澳台及外商投资规模稳步扩大。据资料显示，到2011年，在河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达到79.6%，民间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例达到四分之三强，这也说明近年来全省投资增长的自主性有了明显增强。最后，投资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随着投资总量规模不断增长，投资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能源、水利、交通等得到了长足发展，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大改善，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积累了坚实的基础。资料显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5年的68.3%逐年上升，到2011年达到82.0%。
横向对比研究，问题仍然很多。首先，人均投资规模与河南省经济大省地位不相称。截至2012年，河南省常住人口居全国第3位，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经济总量居全国第5位，占全国总量的5.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居全国第3位，占全国总量的6.0%，从总量规模上看，河南省投资规模与其人口总量、经济总量等指标基本相当。但是，从人均水平上看，2011年，河南省人均投资额为14816元，比全国平均投资额18004元少3188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2.3%。以上数字表明，从人均投资规模角度来衡量，河南不但与部分东部沿海省份有相当的差距，而且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其他省份亦有不小的距离。其次，投资效益整体不高。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由于轻效益重投入现象的存在，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利用，致使河南投资效益整体水平受到严重影响。投资效益可用投资弹性系数来进行衡量，投资弹性系数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投资需求增长速度之比，河南投资弹性系数从2005年开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上呈下滑趋势。最后，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从产业结构来看，近年来，伴随着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河南省第一产业投资快速增长，但是，从不同产业投资的比重来看，2011年河南第一产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仅为5.0%，比例明显偏低。而自2005年以来，河南第二产业投资呈现快速增长，第二产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2005年的45.0%提高到2011年的49.7%，但是，第二产业投资快速扩张主要还是依赖能源、原材料工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食品加工和食品制造、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加工工业投资的快速增长。
河南省投资适度规模的判定和测算
河南投资增长的适度投资优先率判断。根据投资优先原则，投资增长必须优先于经济增长才能够促进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河南投资增长优先经济增长最高点出现在2007年，投资增长优先经济增长21.0个百分点，最低点出现在2010年，投资增长优先经济增长8.5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十一五”时期，全国投资增长优先经济增长年均为15.1百分点，河南较之高2.6个百分点。考虑到2007年河南人均GDP突破2500美元，河南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居民消费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这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对投资的需求仍然较强，因此，未来几年河南投资增长领先经济增长以13～20个百分点左右为宜，即这一阶段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大约在22%～29%的区间运行较为合理。
河南投资增长的适度投资率判断。根据投资适度性原则：投资率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一个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近年来，河南在消费、投资、净出口上均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增长并不均衡，整体上看，近年来河南投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投资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就投资增长来看，近年来河南投资率的变化与全国大体一致，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2006年河南投资率为48.5%，以后逐年提高，2011年河南投资率达到68.0%。投资率的上升反映了河南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对投资的巨大需求，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结合当前河南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实际，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河南的投资率在近几年不断上升，并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运行，考虑到河南消费率有整体下降的趋势，并且在短时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动，借鉴国内外经济体发展经验，基本上确定未来几年河南的投资率保持在50%～60%左右比较符合河南实际。
河南省投资效益的测算和评价
投资率、投资贡献率的比较和评价。近年来全国平均投资率缓慢上升，而同期河南投资率则出现“快速上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2009年～2011年，河南投资率出现快速攀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明显偏高。偏高的投资率或许下一步会对河南经济快速健康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制约。
伴随着河南投资率的快速攀升，近年来，河南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2005年，河南投资贡献率为68.3%，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39.0%，2009年达到90.6%，2010年则回落到80.4%。剔除2009年的异常值，近年来，河南投资贡献率均位于80.0%之上，与此同时，全国投资增长贡献率在2008年之前，均位于50.0%之内。综合比较河南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的动态变化趋势，以及投资率与投资贡献率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目前河南经济发展仍然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快速的经济增长仍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本投入；第二，从动态上看，河南经济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已经出现苗头。
不同产业投资效果系数的比较与评析。分三次产业来看各个产业的投资效果，可以明显看出：第一产业投资运行效益最好，“十一五”期间河南第一产业平均投资效果系数为52.0%，均高于其他产业。但是，深入分析河南第一产业平均投资效果系数的变动趋势，可以发现作为政策重点保护的弱势产业，其变动受政策等因素影响较大。第二产业投资效果系数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据资料显示，河南第二产业的投资效果系数由2005年的67.6%下降至2011年的26.9%。第三产业投资效果系数整体上波动不大，在10%～20%之间浮动，变化相对较为平稳。但是与各产业对比，河南第三产业投资效果系数相对偏低，2011年河南第三产业投资占GDP的比重为45.3%，但是第三产业投资效果系数只有12.1%，这说明河南大规模的第三产业投资产出效果并不是很高。
保持河南省投资适度、合理、均衡增长的对策和建议
切实加强项目储备，依靠科学管理，保持投资的稳步持续增长。未来一个时期，在确保在建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建立健全项目前期工作推进联动机制，关注国家宏观政策走向，确定一批关乎河南经济长期发展的重大项目，做好项目储备。深入研究目前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的形势，利用我国启动内需的机遇，立足于为全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提供重要的投资支撑点，做好产业转移工作。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项目建设管理机制，提高项目管理水平，规范项目审批程序，为项目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建立投产一批、续建一批、新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项目接续机制。
保持适度投资率，注重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处理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为保持河南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增长，应注意保持河南投资增长的适度投资率和增长率。目前河南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进入投资率越高越好的误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注重保持投资规模不断加大，更注重投资质量和投资效益，避免因为投资率过高而引起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
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注意投资的产业、区域和城乡结构协调发展。依据当前河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要确定投资重点，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在产业结构上，要巩固提高第一产业、优化升级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要抓好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建设，适度提高第一产业投资比重。对于第二产业，在现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继续实施重点投入，重点培养。同时，要限制低水平加工工业投资，压缩资源类投资，加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对于第三产业，要加大对其投资扶持力度，通过加大服务业投资力度，促进河南服务业水平的提高，尽快培育河南第三产业新的投资增长点。在区域结构上，应针对当前河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逐步使区域投资增长均衡化发展。首先，要继续强化对中原城市群的投资力度；其次，要进一步落实黄淮经济区的投资优惠政策；最后，对于豫北、豫西豫西南经济区，也要出台相应的投资优惠政策和措施，促进其稳步发展，以避免其成为河南经济发展新的塌陷带。
房地产开发投资是指用于城市土地与房屋开发建设的投资，它包括土地开发投资与房屋开发投资。20世纪90年代以来武汉市的房地产投资发展非常迅猛，见表1
表11990―2001年武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基本建设投资GDP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武汉年鉴》1989年～2002年各版
从表可以看山，武汉市房地产投资呈现山如下一些特点：
（1）年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快。1990年武汉市房地产投资总额仅为3.35亿元，而到2001年则猛增到115.34亿元，增长34倍多。12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51.74%。但同期武汉市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的平均增幅只为27.12%。同期的GDP平均增幅为21.6%。特别在1992年～1995年最为明显。由此可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大大高于后两者，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很快。
（2）投资周期性波动大。图1为1990―2001年间武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基本建设投资及GDP增长率的散点折线图。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山，1990～2001年间武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明显呈现山一个周期波动。1993年以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很快，1990年的增幅只为-2.4%，1991年为2.1%，而到199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迅速上升，增幅上升到63.2%，到1993年增长率达到极点，为341.4%。短短4年时间就上升了7.4倍。而在1994年以后，投资增长率渐渐回落。1994年、1995年分别为131.4%、60.6%。在1996年回落得最快，只有6.2%，增幅下跌了将近10倍。到1999年房地产投资首次山现了负增长。1999年之后，房地产投资增幅又有增加趋势。
二、武汉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趋于合理
适当和合理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水平，可以拉动一国或一地区的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房地产投资过度将会带来空置房增多，银行贷款难以收回，严重时，有可能引起金融风波，具有强烈的副作用。而如果房地产投资不足，房地产市场上将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人们将无法（或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住房，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同样也会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影响。
房地产投资规模是否合理，我们可以从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以及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分析。表2表明了武汉市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及GDP的比重的变化。
表2武汉市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及GDP
从表2可知，1992年以前，武汉市年度房地产投资占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足10%，市场感觉该市房地产投资不足。而此后该比值一直大于20%。而年度房地产投资与年度GDP的比值，先升后降，1992年以前均在9%以下，市场感觉房地产投资不足，房地产产品将供不应求，而1993～1998年，该比值在8.4%-24.2%之间。在这段时间，整体上来说，几乎又是递减的，但一般都小于18%。此阶段由于投资放大，房地产产品将供过于求。由此本人初步估计，武汉市房地产投资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20%-25%之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8%-15%可能是武汉市房地产投资比例的合理区间。由表2判断，从年度房地产投资分别占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及占GDP比重的角度上来说，1993年以后，武汉市房地产投资规模处于投资合理区。
为了验证上述推断的正确性，下面我从武汉市房屋的空置率情况的变化进一步加以证明。
空置率用公式表示为：
房屋空置率=报告期末房屋空置面积/近三年房屋可供应量*100%
年度房地产产品的供给即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年内可供销售面积。房地产产品的实际需求可以认为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年内实际销售面积，房屋空置面积就等于年内可供销售面积减去年内实际销售面积。由于房地产市场供需不均衡，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分析，房地产空置存在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用途的房地产，其空置率的变化规律是不相同的。
一个经济社会，房地产产品存在一定的空置面积对房地产市场是必要的。国外研究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当房屋空置率在3%以下时，买房人几乎找不到符合自己需要的房屋，房地产产品供不应求，此时市场上空置房屋少，市场呈现出卖方市场。而当房屋空置率在3%～10%时，市场较为平稳。整个市场供应不显得过剩，买方对房地产产品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当空置率大于10%时，则房地产产品逐渐显得过剩。达到15%以上时，存在严重过剩。当然，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不够发达，其空置率标准与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一般认为空置率在4%～6%之间是合理的。发展中国家的空置率标准可归纳为如下：
表5列出了1990年～2001年武汉市房屋空置率情况，
表4显示，在1995年以前，武汉市房屋空置率处于空置不足区，空置率均在4%以下，各年的房屋竣工面积（小于1000万平方米）、房地产销售量（小于100万平方米）都不是很大，房屋空置的绝对量有限。此时，房地产市场处于买方市场。在这一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很少关注房地产产品的功能、配套服务、小区环境等。而在1996年以后，武汉市房屋空置的绝对量逐渐扩大，空置率也由处于不足区转变到处于合理区间（在4～6%之间），在国家决定取消实物福利分房采取货币分房以来，武汉市房地产市场供需两旺，房屋竣工面积、销售面积量放大。总之，从空置率角度来说，武汉市房地产投资规模在1996年以后达到合理区间。
这里我们会看出，从年度房地产投资分别占年度资产投资比重与占GDP比重的角度与从空置率角度推断的武汉市房地产投资规模合理区间所处的年份不一致，存在时差。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从房地产投资到形成房地产产品的空置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大约是2-3年。由此得出，我们前面关于武汉市投资规模的推断是正确的。
［关键词] 河南 投资规模 投资结构
从短期来看，在拉动河南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净出口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可能有较大幅度提高。因此投资就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河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就目前来看，河南投资不论从规模还是结构上看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投资规模问题――总量偏低与增速过快同时并存
1.总量偏低
十五时期是河南投资快速增长的时期，特别是2004年以来，河南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全国，但是从总量上来看，投资规模依然偏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2004年以前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长期慢于全国。2004年以前，河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除了在个别年份（如1999年、2000年等）略高于全国水平外，其余年份均低于全国水平。长期投资增速上不去是河南投资总量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河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较低。投资率是衡量投资规模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指一个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河南“八五”、“九五”时期投资率分别为26.7%、28.5%，全国分别为34.1%、36.0%;而浙江分别为39.5%、37.1%;广东分别为48.2%、33.6%;可见，河南投资率低于全国水平，和东部一些省份相比，河南的差距就更大。进入“十五”时期以后，由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带动了西部地区投资的发展，西部省份的投资率均达到35%以上，而河南2002年投资率为29.6%，这一投资率已经是河南的历史最高水平，但与全国相比，仍相差12.55个百分点。2003年河南投资增势强劲，投资率又创新高，达到32.9%，但和全国的47.2%相比，仍相差14.3个百分点。2004年，河南投资增速远高于全国水平，但河南投资率是35.2%，全国是51.5%；2005年河南投资增速为41.3%，全国为25.8%，但就投资率来看，河南和全国仍相差7.1个百分点；2006年河南投资依然是飞速增长，增速达到37%，远高于全国24%的增长速度，但就投资率来看，河南仍低于全国5.1个百分点。
(3)河南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低。2004年河南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3189元，是全国人均投资量的59.2%，分别是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的24.6%、36.5%、42%和45.9%。2005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飞速增长，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4483元，比2004年增长了近1300元，但与全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6776元相比，差距依然很大。而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东部省份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量分别是13581元、11693元、11399元、7567元，更是远远超过河南。河南与中部六省中的其他省份相比，也只是处于中游。
(4)河南投资与GDP的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不相称。近几年，由于河南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河南GDP占全国的比重也不断上升，由1998年的5.48%上升到2004年的6.46%。但与此同时，河南的投资增长速度却慢于全国平均增速，河南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也呈不断下降趋势，由1998年的4.67%下降为2003年的4.19%。2004年以后，由于河南投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国，从而投资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有所上升，使河南投资与GDP占全国比重背道而驰的局面有所改变，即便如此，两者依然是不相称的。如果从人口、经济总量和投资这三者的对比来看，这种不相称就更明显，2006年，河南人口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的7.5%左右，GDP居全国第五位，占全国总量的5.95%。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占全国的5.38%。
2.2003年以来投资增速过快
但是在注意到河南投资总量偏低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近几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的问题。2003年以来，河南每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2003年河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02年的11.8%一跃达26.9%。2004年以来河南投资增速更是远远超过全国水平，2004至200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是25.8%、25.7%和24%，而河南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34.1%、41.3%和37%，远远高于全国水平。投资之所以能够拉动经济增长，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设期内表现为一种单纯的需求，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一种拉动。但是一旦固定资产投资建成投产以后，它就由单纯的需求变为单纯的供给，这时如果没有有效需求来吸纳这一增量供给，必然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失衡状况，从而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目前之所以还没有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增加的产能被下一轮更大规模的投资所吸纳，但是受到社会资源等因素的限制，这样一种投资增长速度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因此，就目前来看决不能以投资总量偏低来掩盖目前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的问题。
二、投资结构问题分析
1.“十五”期间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河南目前投资产业结构问题也比较突出，总的来说是第二产业投资过热，增速过快,而第一、三次产业投资增长缓慢,特别是第一产业投资力度与河南农业大省的地位不相符合。同时第二产业内部不平衡问题有所突现，传统产业投资力度过大，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力度过小。
(1)河南第一产业投资比重较低，且下降趋势明显。2000年在河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占到6.97%，之后这一比重连年下降，到2005年这一比重下降到3.8%，五年间整整下降了3.17个百分点。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在绝对或相对的下降。从投资主体的角度分析，第一产业投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户（农村居民个人）。就投资能力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论是政府还是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户，其投资能力在不断地提高，这主要反映在这三类投资主体对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量不断增长上，如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资金由2000年的7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17亿元，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由2000年的225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400亿元，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由2000年的255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450亿元。但是从投资积极性来看，由于第一产业的投入产出率较低，无论是政府、农村集体组织还是农村居民个人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极性都在不断下降，这一点可以从各投资主体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这一指标看出。首先，政府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财政资金总额在不断增长，但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由2000年的1.60%下降到2005到的1.52%。其次，就农村集体组织来看，虽然其固定资产投资额的绝对值在不断地增长，但是从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看，却是不断下降的，由2000年的15.2%下降到2005年的9.1%。再次，就农村居民个人来看，其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值也是在不断地增长，但是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却也是不断下降的，由2000年的17.3%下降到2005年的10.3%，五年下降了7个百分点。
(2)2003年以后第二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增长过快。2003年以前，第二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但2003年以后第二产业投资却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2003年，在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648.16亿元，增长63.4%;所占比重由2002年的34.6%迅速上升为2003年的41.0%。特别是随着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基础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如2003年河南省能源工业投资增长58.1%，原材料工业投资更是增长140%。2004、2005年依然保持着这种增长趋势，如2005年河南煤炭、化工、机械、食品、纺织工业投资增长速度都在50%以上。但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主要是高能耗行业增长偏快,一般加工工业产能扩张过快,而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升级类投资比重偏低等。
(3)第三产业投资比重过低。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像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70%以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土耳其、印度的服务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都超过或接近GDP的50%。而我国200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39.5%，河南只有29.3%。河南第三产业的这种发展现状与近几年对第三产业的投资量是相关的。2003年以前第三产业投资比重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但2003年由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速度，从而使第三产业投资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由2002年的64.4%下降为2003年的57.3%，下降了7.1个百分点。2003年以后，由于第二产业投资的过快增长，第三产业投资比重连年下降，到2005年第三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下降到51.2%，这与2002年的最高水平相比相差10多个百分点。
2.不同城市间三产投资很不均衡
河南省不同城市间三产发展很不均衡，从而导致不同城市间三产的投资很不均衡。有的城市服务业相对发达，投资量相对较大,如郑州,其三产投资占其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87%、32.47%、65.66%;有的城市工业很发达，第二产业投资相对较大，而一三产业投资相对较小，比较典型的城市是洛阳，其三产投资比重分别是2.42%、51.3%、46.22%;有的城市工业不发达，投资量很小，因此一三产业投资量相对较大，比较典型的城市是信阳，其三产投资比重分别是7.48%、22.38%、70.14%;还有的是典型的农业城市，第一产业投资相对较大，二三产业投资量相对较小，如驻马店三产投资比重分别为12.7%、32.95%、54.35%。当然并不是说城市产业发展要整齐划一，各城市应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形成自己的产业结构，但是还是应注意三产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发展，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地区的最优规模经济。
3.投资分布不合理，投资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工业城市圈内
从投资的地域结构来看，投资过于集中，如2005年河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以郑州为中心的工业城市圈内。其中郑州、洛阳、新乡、焦作四个市集中了河南投资总量的43.41%。而其他14个城市投资总量只占河南投资总量的56.59%。有些市投资总量明显偏小，几百万人口的市每年才几十个亿的投资。有的市连续几年增幅上不去。有些市投资增幅虽然不低，达到百分之四五十，但由于基数很小，总量并不大。有些市的投资基本上是高速公路形成的，其他投资比较少，工业投资更少，仅占城镇投资的20%左右。
4.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比较薄弱
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偏低，“十五”时期，河南省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完成4325.16亿元，年均增长18.2%，低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7.5个百分点。具体来说，基础设施投资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路。河南省十五时期公路投资总量虽然居全国第一位，但主要是高速公路投资完成的，而国省干线公路改造、农村公路，以及场站建设任务还很重，与建设全国公路交通枢纽中心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二是城市的道路、供水、供热、供气特别是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欠账较多，必须加大投入、加快建设。三是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还需要大量增加住宅建设。四是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投资仅占全社会投资的4.7%，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财务报告；现金股利水平；投资规模；相关性
一、引言
现金股利与投资政策是上市公司按照其当年所实现的净利润所选择的分配方式。我国经济市场正处于上升发展的周期，为了有效规范我国资本市场，证监会自从2000年起就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制定并颁布了相应规章制度。证监会曾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规定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新的实施办法对我国的经济市场和相关企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能够从根本上保护上市公司中中小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权益，有利于中小股东及时共享企业的现金收益与固定分红，让中小股东在享受企业利益的同时向市场传递公司利好信息。新的实施办法不仅关注中小股东权益，也规范了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具体机制，它一方面制约了企业的外部融资，另一方面也能促使企业不断专注自身的发展，进一步规范企业日常财务决策运作的程序。证监会为了规范经济资本市场秩序和保护企业中小投资者的相关权益，要求上市公司严格遵守规定，披露相关信息。本文重点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对现金股利与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所得研究结论可为上市公司的投资管理提供更为丰富的路径，有助于上市公司内部财务制度与政策发展的专业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从而促进上市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Francis等（2005）研究发现，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至少可以表明企业管理者产生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的可能性较小，能够保障企业盈利目标的实现。企业再投资是企业增值并获得长远发展价值的具体表现方式。因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包含着企业经营效益中最真实的数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会为企业在重大战略目标上的投资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Deangelo和Stulz（2006）以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认为处于不同成长周期的企业对于现金股利与投资要进行不同类别处理方式的具体选择。比如处于成长周期的企业通常会减少现金股利分红，而把目光放在效益更高的投资项目上；而处于成熟周期的企业，则会支付股利，避免无效投资。Han和Qiu（2006）通过具体数据的分析对财务报告与现金股利和投资问题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美国上市公司进行了融资约束和无融资约束的分组，通过对比分析多组不同数据，发现在美国融资领域存在限制和约束条件的上市公司中，对于现金流的敏感度较高，这类公司在融资约束条件下通常会持有高额的现金来保障其日常的发展运营，同时也会减少投资机会；在美国无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中，由于外部融资成本较低，其对于现金流的敏感度也较低，此类公司持有高额现金的动机较小，因此会发放现金股利。Duch?in（2010）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在融资方面所承受的限制和约束条件会对其现金持有决策构成较大影响。Altamuro和Beatty（2010）发现，与纳入《美国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促进法》管理范畴的上市公司相比，未纳入的上市公司由于缺乏必要的内控审计，其财务报告质量明显低于前者。
（二）国内研究郭琦（2013）认为，不同程度融资约束下的公司的投资效率和资金运作的方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其对融资约束和非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建立了随机边界模型来计算投资效率，并依据财务报告质量划分为等级不同的两个小组，通过对比分析来验证财务报告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效率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相关关系。在企业发展的上升阶段，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会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随着企业发展阶段的不断推进和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其程度也会达到一个临界值，超过这一临界值，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会越来越弱。魏清明和石龙华（2007）以我国上市企业相关财务报告信息为样本展开分析时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往往会留存高额的利润满足其投资欲望，国有企业现金股利的高额发放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国有企业过度的投资需求。刘本富（2010）选取我国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1999~2008年期间的财务报告为研究对象，经过对比分析发现，发放高比例现金股利的企业更容易控制自身的现金流，此时企业会因为资金不足而减少其他方面的投资。金海红和李玲（2015）借助中介效应程序检验法进行验证和分析，发现现金股利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所承担的股权成本，相应地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成绩。徐寿福和邓鸣茂（2015）以2004~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现金股利政策能够抑制融资约束公司中自由现金流产生的过度投资需求。
（三）文献评述本文主要阐述了以下内容：①财务报告质量对投资行为关系的影响，包括会计信息质量与冲动投资、保守投资及投资效率间的作用关系。②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对投资行为的作用关系，包含具备融资约束条件的企业内部现金流与投资行为的作用关系、股权改革对两者间作用关系的影响等。由此来阐释企业的融资约束较少时，企业会发放现金股利；有较强融资约束的企业则会寻求较高的投资项目来创造企业价值。通过以上回顾发现，目前的文献主要是对财务报告质量和投资效率间的作用关系展开研究，但尚未有学者在二者间的影响关系中引入现金股利这一变量，通过研究三者间的作用关系验证之前的结论。鉴于此，本文引入了现金股利这一变量，同时又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投资与现金股利政策间存在的不同之处。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现金股利与投资行为依据MM理论可知，在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中，股利政策与投资决策间不存在任何制约和影响关系，但在具体的经济社会中并不存在完美的资本市场。通过不完美资本市场的信号理论可知，现金股利的分配不只是公司维护股东权益的一种外在表现，更是公司向股东传递一种优势的发展信号的表现，公司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有效地提升了公司的形象。股东分配高额的现金股利可以增强投资者信心，但是在分配高额现金股利的同时企业也流失了一部分内部可流通的现金。在信息流通并不及时的资本市场中，企业对于投资信息的了解程度不同，就会使得公司在进行融资和投资时要充分考虑企业现有的现金流量。通过对比内部和外部融资成本，流动现金不足的企业通常会放弃外部更高价值的投资项目，转而寻求股东的投资。可见，分配高额的现金股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公司具有更高价值的外部投资行为，导致企业错失发展良机。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政府主导、经济市场进行调节的方式下，国家的政策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国有企业由国家控股，其生产经营活动和投资决策都受政府政策的深刻影响，国有企业以外的上市公司也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由于国有企业有着政府的强大支持，在融资的过程中一般会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而非国有企业资金的积累和融资主要来自企业自身的经营成果及股东直接投资，与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的便捷优势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就要高得多，因此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要明显高于国有企业。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非国有企业中现金股利发放政策对投资决策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二）财务报告质量、现金股利政策与投资决策当企业面临较高的外部融资成本时，就会转向使用企业内部投资。在现金股利的重要分配中，公司也会对内部资金运用的具体方向进行讨论，并在现金股利是发放还是参与企业的其他项目投资之间进行权衡。Jensen（1986）在其提出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中指出，当企业持有较多流动现金时，管理者控制和利用这些现金的欲望和动机将会增强，也就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此时就会损害企业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他提出企业的资源应在合适环境下进行充分利用，只有极大程度地减少管理层持有的盈余现金，企业的管理者才能将有限的盈余资金进行更优化的配置与合理的利用。Bhattachaya（1979）在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全新的股利信号模型理论。在这种理论价值的影响下他们认为，与企业内部管理层相比，外部投资者因为获取信息的渠道不畅构成了信息障碍。外部投资者与内部管理者存在极其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外部投资者仅仅通过股价等信息来预测公司的发展情况，而内部管理层掌握和控制着公司的更多信息。在信息渠道不通畅的情况下，只有内部管理层发放现金股利才能传递利好信号，从而吸引外部投资者的目光。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不仅能够体现出企业各个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外部投资者的信息渠道。拥有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企业会将公司发展情况积极地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使公司更有可能获得外部融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高质量财务报告能够稀释或降低现金股利政策对企业投资决策构成的消极影响。公司的发展周期与公司分配现金股利存在着一定关系。处于成长期的具有上升发展趋势的公司更倾向于将用于发放股利的现金投入到有利于企业规模扩大等的项目中，助力企业的良性发展，此阶段的企业管理层往往会制定较低比例的现金股利发放政策。当公司处于成熟期且不再有任何上升发展需求时，管理层往往将企业实现的利润以现金股利的形式发放给股东，以稳定投资者，进而寻求更佳的投资时机。公司不同的成长阶段是影响其现金股利发放政策的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实证来研究处于成长期的上市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对现金股利政策与投资决策间关系构成的影响。现阶段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结论都较为一致，学者们认为处于成长上升期的公司运用现金股利进行投资会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因为处于上升期的公司发展空间大、发展动力足。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蕴含着企业未来投资项目可获得的现金流、有效执行的合同关系等信息，能够进一步提升管理者进行科学投资决策的能力，由此来缩小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在信息掌握方面的差距。因此，本文认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在促进外部投资者和内部管理者的信息平衡与对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3：在处于成长期并表现出强烈发展诉求的企业中，高质量财务报告能够有效降低现金股利政策对投资决策的负面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本文实证研究部分所选数据来自我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由于评价财务报告质量需要采用滞后一年的财务数据，因此本文所选数据均为股份改革后的企业报告信息。本文所选的数据来自2010~2014在沪深上市的公司，所研究的各项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对所收集的全部数据进行汇总，依据研究需要剔除不合理数据：不考虑金融行业；同时考虑到不同时期上市的企业在实证分析中会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也剔除了2009年1月1日以后上市的公司；剔除ST公司。
（二）变量选取1.被解释变量。Investment即公司投资。国内外不同文献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公司投资的定义，本文所研究的公司投资是指公司在第n年研发支出加上购置无形资产、固定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去处置以上资产获得的相应现金差。新增公司投资是指本年度公司投资总量减去上年投资总量，但该差值有可能是负数，此处为了避免出现负数，以其绝对值进行稳定性检验。2.解释变量。（1）现金股利（Dividend）。国内外表示现金股利的方法多种多样，普遍采用的形式有企业每年发放的现金股利以及每年发放的现金股利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冯兴武、章庆（2013）采用变量0和1来定义不同的现金股利政策，0意味着企业当年没有发放现金股利，而1则意味着企业当年发放了现金股利。本文则采用第n年发放的现金股利与前一年度企业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表示。（2）财务报告质量（RQ）。本文在收集和整理国内外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并对其质量进行分析和研究后发现，大多数学者善于利用DD模型来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因此本文也借鉴该模型，将应计质量作为财务报告质量的衡量标准。依据该模型对RQ进行评价，并且从每个行业中（金融业除外）至少选取20家上市企业的报告数据，所选行业依据我国现行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的具体标准，其计算方法如下：Accrualsi,t=α+β1CashFlowi,t-1+β2CashFlowi,t+β3CashFlowi,t+1+εi,t（1）上式中，Accrualsi,t=（ΔCA-ΔCash）-（ΔCL-ΔSTD）-Dep。ΔCA代表流动资产的增减变动，ΔCash代表货币资金的增减变动，ΔCL代表流动负债的增减变动，ΔSTD代表短期借款的增减变动，Dep为累计折旧与累计摊销额，CashFlow等于非经常性项目产生的净收入与Accruals的差值。然后计算所有参数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利用该模型计算出残差，企业第n年的RQ被界定为n-5年到n-1年这五年间依据该模型计算出的残差的标准差，用-1与所得标准离差相乘，最终结果越大意味着财务报告质量越高。3.控制变量。在有效筛选以及总体分析以上特征变量与治理变量的基础上，笔者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有形资产占比、资产负债率、现金流、是否盈利、公司绩效、现金、行业、公司上市年限。在笔者选取的控制变量中，公司成长性这一变量的计算主要受到两项因素的影响：一项是账面价值，而另一项则是市场价值。前者与变量之间是一种反比例关系，而后者则与变量成正比，其表达式为：控制变量=市场价值/账面价值。通常情况下，此处的临界点为数值“1”。在大于1的情况下，表明公司有着较高的市场价值，此时的股票价格较高，公司可对当前的发展规模做适当调整。在此过程中，其成长性高的特征也会逐渐显现出来。而这种变化，会给公司投资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模型选择为了验证H1，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2）进行分析：Investmenti,t=α0+β1Dividendi,t+β2Dividendi,t×SOE+β3Tangibility+β4Lev+β5Cfop+β6Loss+β7Roa+β8Cash+β9Size+β10Age+∑Ind+εi,t（2）企业的性质不同，在模型中SOE（产权性质）的取值也会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国有企业的代表值为1，而非国有企业的代表值为-1。为了取得更好的评估效果，本文最终选择了以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Investmenti,t=α0+β1Dividendi,t+β2Dividendi,t×RQi,t-1+β3RQi,t-1+β3Tangibility+β4Lev+β5Cfop+β6Loss+β7Roa+β8Cash+β9Size+β10Age+∑Ind+εi,t（3）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对于财务报告质量的评估，本文是借助DD模型来完成的。根据上面的模型，我们可以求得残差的值。同时，结合相关的计算公式，分别计算t-5~t-1年时间段的残差及其标准差。表2就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根据表2，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整体投资水平处于一种较低的层次。而且，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目前还处于一种非均衡发展的状态。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上市公司也应根据经济市场发展的规律把握投资的时机与方向，从而增加企业经济效益。在现实中，各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水平是有差异的。此种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两项指标，一项是公司当前的现金股利值，另一项则是公司上年的总资产。两者之间的比值，即为发放现金股利水平。从Dividend来看，其均值、极大值、极小值分别为0.0021571、1.081882、0，说明该水平普遍较低，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成反比例关系，更说明某些上市公司存在着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针对这种现象，证监会必须出台相关的政策来规范上市公司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在为中小股东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中小股东对企业的再投资。在RQ方面，通过计算得到均值、极大值、极小值分别为-0.03219099、-0.0000967、-2.390098，这直接反映了当前我国RQ即财务报告质量的个体差异较大。低质量的财务报告会给投资者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在收集和整理信息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将很难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上市公司应该让财务报告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财务报告机制，使各类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除这两大控制变量以外，还可通过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做出正确的判断，明确当前的发展状况。
（二）相关性分析模型（2）和模型（3）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别用PartA和PartB来表示，具体见表3。从最终结果看，各个变量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表4为对现金股利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由表4可见，现金股利的水平是较高的。投资程度是影响现金股利水平的一项重要因素，而且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在公司融资约束程度比较高且外部资金有限时，企业外部资金的不足会促使企业转向有限的内部资金。为切实保障每位股东的合法权益，国家加大了政策调整力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面对好的投资机会，投资者却往往变得犹豫不决，既不想丧失投资机会，又怕资金被套住，从而影响现金股利水平。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影响投资程度的正向因素，如资产负债率、有形资产占比、公司规模等。对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假设其当前的现金流是充足的，那么公司更愿意把现金股利进行更有价值的项目投资。本文采用一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以此来验证H1。在此过程中，本文重点是分析和判断β2的系数情况。因为此项系数的大小将直接反映出企业的性质，以及当前企业现金股利水平的高低。表5即为模型（2）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见，R2在调整前后，其值分别为0.31752、0.31523。与此同时，交叉项Dividend×SOE的系数为0.02723。依据此项数值判断，其水平并未达到我们的预期。这项数值说明非国有企业中现金股利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比国有企业中现金股利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强，H1得到验证。但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的环境和我国特殊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等因素都在积极地对其产生影响，导致其结果并不显著。因此，在理论上预测非国有企业中现金股利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比在国有企业的情况会更加突出和明显。然而，现实情况却存在诸多的变数。
相比于非国有企业的股东，国有企业的股东更加注重稳定的回报，担心各种形式的冒险。再者，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国家在近期也调整了相应的政策，以预防国有企业浪费资源和过度投资的现象。对于H2的验证，则在模型（3）中新加入了RQ，即财务报告质量这项指标。经过大量的数据验证我们发现，现金股利对投资的负向作用会因RQ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减弱。基于这样的关系，本文对H2做了进一步的验证。对于此项验证，要想获得准确的结果，需要有一个基本前提，即Dividend×RQ的系数为正。然而，基于上文的分析，除非RQ这项新指标能够抑制现金股利负向作用的发挥，否则这个前提条件根本无法满足。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系数果真为正，则说明RQ对现金股利的抑制作用是客观存在的。表6即为模型（3）的回归结果。由表6可见，R2在调整前后，其值分别为0.35052、0.34853。与此同时，交叉项Dividend×RQ的系数为0.02577。此项数值说明其对投资具有正向的影响。RQ值，即财务报告质量越高，则信息反馈得越及时、越全面，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将越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信心会显著提升，拓宽外部投资者的信息渠道也促使管理层和投资者之间信息均衡，逆向选择程度和道德风险得以降低。综合这些变化，说明RQ对公司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对于发放现金股利，其也会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可见，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各上市公司应以更加规范、真实、完整、高效等方面的要求来约束自身，全面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发挥财务报告的正向作用。本文提出的H2得到了表6中相关数据的有效印证。由表6数据可知，控制变量中公司绩效与其投资表现出明显的正向作用关系，意味着当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较强时，其投资也相应提高；当企业实现的盈利较高时，预示着企业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此时企业管理者往往倾向于将当期实现的盈利更多地用于扩大投资规模而减少现金股利发放金额。
公司投资规模、有形资产占比、现金、资产负债率等与投资之间表现出明显的正向作用关系。当企业不断扩大其规模时，该企业往往具备较大的发展潜能，此时融资的途径逐步增多，因此管理者往往加大投资力度。企业自身资金充沛时进行投资显然是最佳的情形，但也要关注资产负债率，保持这一比率的稳定和平衡是企业获得长足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企业当前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就会不断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的现象，这对于企业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是非常不利的，也会影响到企业在实现关键战略目标中的投资决策。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公司成长性的不同，对它们进行分组研究以及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7、表8。由表7、表8我们不难发现，高成长性公司与低成长性公司的系数差别很大，前者的水平是显著的，而后者则是不显著的。在现实中，公司的成长性不易判断，而且经常发生变化，这无疑会削弱投资者的信心。面对这种情况，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可以有效缓解这种局面，增强投资者信心，抑制现金股利政策对投资的负向影响，从而验证了H3。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增强本文论证结果的权威性，最终对验证结果展开稳健性测试，所选数据期间为2009~2014年，各参数选用的是该研究区间各年投资额。采用因变量替换法进行稳健性测试，而因变量则是每年企业实际投资额，其他参数值不变。由此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检验，验证结果仍然支持原有结论，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以财务报告质量、现金股利与投资行为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0~2014年上市公司的具体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分析并总结出了“现金股利对投资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国有企业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结论。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固有特点以及现代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密切相关。现金股利与投资的负相关作用不利于上市公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笔者根据实证分析得出了现金股利与投资的负相关作用能够在公司的高质量财务报告分析下被改变这一结论。与此同时，笔者将上市公司的成长周期和规模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进行了分组研究，发现处于不同时期的上市企业的财务报告对其现金股利和投资的影响作用也有着较大差异。财务报告对处于成长上升周期的上市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此时企业的财务报告更能有效地抑制现金股利与投资的负相关作用。本文针对财务报告质量对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投资决策间的关系展开了分析和验证，极大地丰富了企业投资决策领域相关处理的理论方法，也有助于企业规范其财务方面的相关制度与政策，使其更加专业化、标准化，从而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政策建议1.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不断建立和完善会计信息披露机制。我国经济市场的起步较晚，与国外的经济市场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国目前会计信息披露的程度还不够深入，这直接导致企业外部投资者与内部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给利益相关者的科学决策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时，投资者中间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倾向。这种情况下，即使摆在企业面前的是利好投资政策，但苦于投资者资金投入不足，也只能放弃这一有价值的发展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企业的发展。因此，我国政府和证监会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不断建立和完善会计信息披露机制，在不损害企业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加大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力度，缩小企业内外部在掌握信息方面的差异，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以保障企业拥有较强的外部融资能力。2.企业内部应建立健全有关财务报告质量的监管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较高的财务报告质量，从而避免上市企业管理者产生道德风险。应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提出更为严苛的规范性、可靠性和科学性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严格监管会计信息的披露过程，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作用，以保障企业内部财务报告的可信度与可靠性。此外，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与执法力度，从源头上遏制类似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可能性，以此保障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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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形成的总量变动特征
从1869年到1955年，美国国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1946―1955年与1869―18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9倍以上。同期，美国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增长。1946―1955年资本形成总额年均水平与1869―1888年期间相比，增长了8倍(即增长了约900%)。
从年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看，1869―1898年间，美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额（包括基建投资与生产设备投资两部分）为9.6亿美元（1929年不变价），1946―1955年达到113.6亿美元（1929年不变价），增长了近11倍。将美国GNP的长期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增速相比较，可以看出：从长期趋势来看，美国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了与国民经济总量增速大体相当的增长速度。
从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加净存货)来看，1869年是450亿美元（1929年价格），1955年达到11910亿美元（1929年价格），增长了25倍多。由于美国总人口出现的大量增加，因此，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幅度要小得多，但也增长5.4倍多。特别是从1869年到1929年，60年间人均资本存量翻了两番多。
从资本形成率的变动情况看，从1869年到1928年，美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NP的比重基本在20―26%之间波动，其中，1894年达到最高值（26.2%）。而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由于正遇经济大萧条，美国资本形成率水平也跌至低谷（1934年仅有13.9%）。进入40年代，特别是二战结束后，美国资本形成率水平又逐渐回升，1950年间达到18.8%
20世纪上半叶除去战争时期和大萧条时期外，美国储蓄率的水平大体在12―13%之间，私人储蓄贡献了其中的8.5―9.1个百分点，企业储蓄贡献了约3个百分点，而政府储蓄贡献了不到1个百分点。
我们将美国经济增长与投资增长各自波动周期中的波峰年份与波谷年份相比较，可以发现，在20世纪年代以前，美国投资增长的周期对经济增长的周期的影响在时间上有长达数年的时滞，投资增长的波动往往“先行”于经济增长的波动，有时甚至像是逆经济周期而波动，如1870年代中期在投资达到波峰时，经济增长却正处于周期的低谷，而在1880年代初期，经济增长达到高点时，投资增长却正陷于波谷。但在1920年代以后，两者之间的波动则逐步趋于一致。
二、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比例结构
1900―1919年其间，美国私营部门投资、地方政府投资、联邦政府投资（不包括军用固定资产）各自所占的份额变化不大，大体在92.5∶6.2∶1.3左右。从1920年开始直到二战前这段时间，私人投资所占份额则持续下降，政府投资所占份额不断上升。在此之后，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所占份额又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调整，逐步恢复到1920年代的比例关系。
从政府投资内部结构看，联邦政府投资在1930年代之前所占份额一直很小，但在1930年代出现明显的增长，所占份额从20年代的0.6%上升到7.5%。二战时期更是增长迅猛，其资本形成份额（不包括军用固定资产）达到13.2%，超过了地方政府。但在战后的1945―1955年时期，联邦政府投资又回落到约3%的水平。因此，从和平年份看，美国政府投资主要是由州及州以下地方政府承担的。
三、固定资产投资的行业结构
（一）按四大产业部门划分的投资结构变动
1、农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稳定
尽管美国农业产出量占四大部门总产出量的份额从1880年的35.8%下降到1948年的10%，同一时期美国农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其资本形成额占四大部门的比重从1880―1890年的12%上升到1990―1922年的约17%，而后又下降到1922―1948年的12%。
2、采掘业投资先升后降，出现大起大落的趋势
1880―1890年，采掘业净资产形成额占四大部门资本形成总量的份额是6.5%，而后上升到1890―1922年的9.4%。因此，可以说，这两段时期是美国采掘业投资高增长的时期，其结果是采掘业资产存量份额（占四大部门总的资本存量）从1880年的2%左右，上升到1922年的7%。但在1922―1948年期间，采掘业投资增长过于缓慢，净资本形成额仅有0.6亿美元，使得其资产存量份额又下降到5%左右。
3、制造业投资持续高增长
自188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保持了高增长，其净资产形成额占四大部门总量的份额不断上升，结果是制造业建筑与设备的存量占四大部门总资产的份额从1880年的9.1%上升到1948年的33.5%。制造业投资与产出增长之间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在从1880到1948年近70年间，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长了近14倍，而制造业的总资产增长了约17倍。
4、公用事业投资份额稳步下降
1880年公用事业资产存量所占份额曾高达60%，但此后其资本形成额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1890―1922年期间，降幅较大，使其资产存量份额持续下降，至1848年下降到43.6%。而公用事业产出份额则从1880年的4.9%增加到1948年的15.4%，增加了2倍多。与其他三大部门资本―产出比率下降或上升的幅度较小的情况不同的是，公用事业的资本―产出比率出现了大幅的下降，从1880年的23.6下降到1948年的2.5。
（二）采掘业与制造业内部各分支行业的投资变动
1、采掘业各分支行业
在采掘业各分支行业中，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保持高增长，其资本存量占采掘业资本总存量的份额从1870年的10%左右上升到1890年的26.8%，到1940年进一步上升到69.3%，其后基本保持不变（1953年为68.2%）。非金属矿产开采业的资本存量自1890年之后，也是持续稳步增长，但增幅远小于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金属、无烟煤、烟煤开采业的资本存量在1919之前均保持持续增长之势，但在1919―1940年之间都出现了负增长。金属和烟煤开采业的资本存量在1940年之后出现了小幅的回升，而无烟煤开采业的资本存量在1940―1953年间仍继续负增长。
2、制造业各分支行业
1953年金属及金属制品业资本存量是其1880年的36倍（增长35倍）。其中，钢铁与有色金属增长22倍多，机械制造业（除交通设备外）增长32倍多，交通设备制造业则增长了数百倍。但在1920年代及30年代上半期这段期间，除交通设备外，金属及金属制品业投资增长相对低迷。化工业资本存量从1880年到1919年，增长了12倍多，此后到1953年，又增长了349.6%。炼油业资本存量从1880年到1919年，增长了36倍多，此后至1953年期间，又增长了近8倍。
在其他行业中，建材业、橡胶制品业、造纸业的资本存量在整个时期内，也一直保持着长期平稳增长的势头。印刷业资本存量在1937年前一直稳定增长，但在37年后，增长停滞。皮革制品业资本存量在1919年增长平稳，但在此之后则长期增长迟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纺织业和木材加工业在1919年前，一直保持较快的投资增长，但在此之后经历了一定的下滑，但在1937年后，其资本存量又开始平稳上升。
从1953年各行业资本存量占制造业总资本存量的份额来看，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存量规模最大的几个行业依次为：钢铁和有色金属（占14%）、机械制造（13.9%）、食品饮料业（13.1%）、炼油业（12.5%）、化工（9.8%）、交通设备（9.4%）、纺织业（7.9%）。
四、住宅投资的发展趋势
20世纪20年代及战后经济恢复时期（1946―1955年）是美国住宅投资高速增长的时期。美国新建城镇住宅投资总额1921―1930年比1911―1920年增长了339%。但30年代大萧条时期及二战时期，美国住宅投资大幅回落，1931―1940年新建城镇住宅投资总额仅是前一个10年的30%多点。与同时期美国资本形成总额相比，可以看出，美国住宅投资在经济繁荣时期及经济萧条时期，其“涨幅”和“跌幅”都要明显超过固定资产投资整体的涨跌幅。
同一时期，美国住宅建设与投资的发展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如：单位住宅的建设成本明显下降：从1889―1908年的5679美元（1929年不变价格）下降到1946―1955年的3894美元；固定资产折旧率明显提高：从1889―1909年的37%上升到1941―1955年的44%；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自有住宅比例从1900年37%提高到1950年的53%；一家一户住宅比例从1930年代之前的不足2/3上升到1946年的87%。
从住宅投资的融资结构看，自20世纪初以来，以抵押贷款和预售款为主的企业外部资金渠道来源所占比例呈不断提高之势，从1911―1920年的48.5%逐步上升到1946―1955年的73.0%，而自有资金占比成不断下降之势，同期从51.5%下降到27.0%。
五、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
（一）企业投资的内部融资结构变动
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企业资本折旧费与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比率、总自留资金与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比率呈长期上升的趋势，但公司储蓄在净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并未出现长期上升的趋势。如果只考察没有受到战争与经济大萧条影响的年代，即1987―1914年、1920―1929年和1946―1956年这三个时期，可以看到，美国企业资本折旧费与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比率从第一个时期的0.39上升到第二时期的0.56，而后又上到第三个时期的大约0.60。而同时期，美国企业总自留资金与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比率分别为0.72、0.84、0.81，也显示了长期向上升的趋势，虽然，这种向上的趋势略有波动。但这三个时期，企业利润留成(未分配净利润）占资本形成的比率分别是0.33、0.28、0.21，呈略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可以判断，内部资金来源渠道在美国企业资本形成中的比重上升主要是由资本折旧比率的上升造成的。
（二）企业投资的外部融资结构变动
1、股权融资比重
20世纪初以来，股票发行在美国企业外部融资中所占的份额并不稳定。如果只考察没有受战争与大萧条影响的几个时期，可以看到，在20世纪初期（1900―1912年），股票融资的份额是0.31，而后在20年代上升到0.43，但在二战后的十年中，下降到0.21。股票融资份额的变化，主要是有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长期外部资金来源在企业所有外部资金来源中的比重发生变化，二是股票在长期外部资金来源（还包括债券、抵押贷款等）中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
根据相关数据测算，我们可以看到：该时期美国企业长期外部融资占所有外部融资份额的变动从与上述股票融资份额的变动趋势，走向大体一致：在20世纪初期（1900―1912年）是0.82，20年代上升到0.93，二战后又下降到0.63。其次，股票融资在企业长期外部融资中的比重呈长期向下波动之势；同期，债券融资比重相对上升。
2、中长期借贷与短期借贷的比例
从几个正常年代看,短期借贷占全部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额的比重：在1901―1912年期间是0.18，而后1923―1929年上升到0.09，而在1946―1955年升到0.37，可以看出有长期上升的趋势。采掘业与制造业企业短期借贷的份额表现出了十分相似的变动轨迹：在1901―1912年期间是0.43，而后1923―1929年上升到0.02，而在1946―1955年升到0.66，因此，可以说，所有非金融企业短期借贷所占份额的这种上升趋势，主要是由采掘与制造业企业引领的。
再比较中长期借贷与短期借贷在全部企业借贷融资中各自所占的比例：在1901―1912年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是0.73比0.27；在1923―1929年是0.84比0.16，而在战后十年，则是0.53比0.47。可以看出：相对于短期借贷比重在波动中有所上升，中长期借贷比重则呈现波动中向下降的趋势。
3、金融机构融资份额及金融市场内部结构的变动趋势
从金融机构融资份额来看：金融机构在商业企业外部融资及其全部融资中所占的份额在30年代前，基本比较稳定，而在二战后，有明显的上升势头。通过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在全部企业资金来源中的份额在1913―1922年间和1923―1929年间，均为16%，而在二战后（1946―1955）上升到22%，上升了6个百分点。
根据不同金融机构资产份额的变化来考察美国同时期金融市场内部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个人信托部门的资产份额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由于商业银行、储蓄银行份额的下降而导致了整个银行业份额从20世纪头20年的超过60%下降到二战后的不到40%。
二是人寿保险公司、养老金基金、政府退休和社保基金的份额显著上升，从而使整个保险业的份额从30年代前的15%左右上升到二战后的接近40%。
三是各类政府金融机构的份额呈明显上升之势。联邦储备银行、政府养老及社保基金和政府借贷机构加起来的份额从1901―1922年的7%，上升到1946―1955年的22%，增长了2倍多。政府金融机构份额的上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同时期美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美国大企业的长足发展及其财力的显著增强，累进收入税使得高收入阶层更倾向于将新增财富用于直接的股权投资，或许是造成银行业重要性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而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阶段的提高、收入分配格局更趋公平，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对个人储蓄“蓄水池”的贡献度不断提高，而这部分群体的特定储蓄理财倾向，是人寿保险、养老和退休保险、储蓄和贷款合作社等金融机构蓬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六、几点结论
从对美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与结构变化趋势的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简要结论：
一是从美国经验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国民经济总量增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投资增长的波动周期可能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周期不一致，因此，通过实证研究，找出我国投资增长波动与经济增长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未来投资调控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农业部门的投资应长期保持稳定的增长。制造业投资在几大产业部门中，是属于持续高增长的部门。其中，重化工业部门（包括冶金、石油化工、设备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又是引领制造业投资增长的主要引擎。
三是公用事业的资本―产出率随着其产业规模及资本存量规模的不断增大，下降幅度明显，其变动轨迹明显不同于其他产业部门；公用事业部门在发展的早期，资本密集型的特点更为明显，更依赖于外部融资的支持。
四是住宅投资波动与经济增长波动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经济繁荣期，住宅投资往往出现明显快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高增长，而经济萧条时期，住宅投资的回落幅度又要大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落幅度。
五是从美国这一时期企业投资资金来源结构看，内部资金来源的比重有逐步上升的势头。而在企业外部融资中，短期外部融资比重有逐步上升之势，而在长期外部融资中，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渠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银行信贷。在直接融资中，股票融资与债券融资相比，从长期看，其重要性则有所下降。这一特点，与我国企业外部融资过于依赖间接融资、直接融资过于依赖股票融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窄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或许预示着我国资本市场要实现多层次、多元化的健康发展，仍有相当大的改革空间。
